《廣州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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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建設志

廣州城建綜述

　　自秦漢以來，廣州就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前２１４年，秦始皇統一嶺南，任囂、趙佗建築番禺（廣州）城垣開始，至１９９０年，廣州的城市建設已有２２００多年歷史。
　　在古代，城垣的建築，擴建、修建是廣州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宮殿建築、寺廟建築、房屋建築以及園林綠化亦有相當規模；此外，還建有六脈渠等防洪排水設施。
　　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廣州作為我國南方最早的對外開放城市，城市建設也受西方影響，開始拆城牆築馬路，建設市內道路橋樑；建設了制糖、機器、電力、水泥、紡織、自來水等工廠；還建設了一批糅合東西方建築藝術風格的建築物，如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市府大樓、中山大學校舍等。
　　撈國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廣州城市建設貫徹為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服務的宗旨，實行“統一規劃、合理佈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方針，在城市規劃、城建勘測、市政建設、建築工程、房地產開發、公用設施建設、園林綠化、環境保護和環境衛生等各方面，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向前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湧現出一大批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的建設項目；如：大北立交橋——全國第一座立交橋；人民南路人行天橋——全國第一座人行天橋；區莊立交橋——全國第一座四層環型立交橋；人民路、六二三路高架路——全國第一條市內高架路；環城高速公路——全國第一條環城高速公路；海印大橋——全國城市中橋面最寬的單索面雙塔斜拉橋；天河體育中心——全國第一座建築與設備最先進的體育中心；江南大酒店——全國第一座由農民集資興建的現代化高層大酒店；太陽島水上樂園——當前亞洲最大的水上遊樂場；東方樂園——中國第一家跨進世界遊樂園組織的綜合性大型遊樂園；白雲索道——全國載客量最大的旅遊觀光纜車；番禺洛溪大橋——全國第一次建造主孔180米跨度預應力混凝土連續鋼構橋；獵德糞便無害化處理廠——全國第一間糞便無害化處理廠；大坦沙汙水處理廠——中國南方規模最大的汙水處理廠；全國第一個引進城市出租小汽車及公共小巴等。
　　廣州的城市建設，在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為廣州建設現代化中心城市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條件，並且可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資金，是國民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部門。

廣州建城２２００多年，市政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的興起同時開始。古代南越、南漢建都於此，城垣幾經變化，逐步展拓。由於城區濠湧遍佈，南漢時已建有橋樑；歷代建木橋和石橋上百座。宋代，廣州排水系統已有六脈渠。明代時，廣州是全國對外開放的主要口岸，明成祖永樂三年(１４０５)，在十七甫設懷遠驛安頓外商，其時街道眾多，市政基礎設施已初具規模，可通行牛車和馬車。據《廣州城坊志》所載，清同治年間(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廣州的街道已達５００多條。清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兩廣總督張之洞築堤岸馬路天字碼頭段長３６.６米，為廣州馬路之始。
　　中華民國初，廣州開始拆城築路。中華民國１０年(１９２１)，市政府設工務局專管市政建設，在大舉拆城築路時著手開闢道路網絡，改良路面。當年用三合土首築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中華民國１５年計劃全市道路盡鋪瀝青，並實施第一批１０條街道鋪築瀝青路。中華民國１９年制訂《廣州市工務之實施計劃》，分道路建設與分區計劃、內港建設、公共建築物之建築、園林及公共娛樂設備四大類。在道路建設與分區計劃中，基本確定了廣州市道路系統架構。內街整理作為道路建設的組成部分，制訂了辟寬內街的原則和計劃，調高路面標高，以利排水、交通。
　　日軍侵佔廣州期間(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市政設施失修失養，損壞嚴重。抗日戰爭勝利後，財政拮据，市民出資協助政府搶修破路，幾年間無新建樹。至１９４９年撈國建政前夕，全市的道路長２２８公里，面積１８５萬平方米，橋樑１０１座，下水道長３０９公里。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政建設貫徹“確定機構，整理人事，逐漸建立新的管理秩序，初步整理市容，著手維修重要道路、橋樑、渠道”的方針。在財政困難、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市政部門辦了幾件大事：一是耗鉅資修復被炸毀的海珠橋，迅速恢復市區南北兩岸交通，為恢復和發展生產創造條件；二是撥專款由各區組織群眾歷時５０天清理了淤塞的３０４６條內街下水道；三是根治了橫貫市中心的臭湧玉帶濠，改善了沿湧地區居民的環境衛生；四是興修水利，恢復農業生產。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廣州市著手完善路網，擴寬改造道路，修築了通向工業區、倉庫區和工人新村的道路，開通了東西向的東風路、環市路和南北向的江南大道等３條道路幹線，新建、擴建一批道路，新建珠江大橋、人民大橋，改善了城鄉交通；興建大北立交橋、德坭立交橋，突破平面交通的傳統，開始發展立體交通；改造馬路渠系統的低窪內街區下水道，根治西關、西濠兩湧及整治其他濠湧。１９５８年，廣州市政府發動市民“除四害”(蚊、蠅、鼠、麻雀)講衛生，省市領導人帶頭，群眾出錢出力，僅３個月時間建成瓦管、混凝土管道等２１９.５７公里，改善了廣州舊城區內街排水系統。在市民的積極參與下，開挖出４個人工湖，既蓄洪、防潮，又調節生態環境，美化綠化了城區。
　　“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發展緩慢，市政建設也受到影響。路橋方面僅擴寬了海珠橋和沙河頂跨鐵路立交橋，新建了鴨墩水橋，開闢了一些主幹道，並擴寬了一些幹道為“三塊板”。等。其餘無甚建樹。排水建設所受影響最嚴重，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新建、改建排水幹渠僅４.７５公里，為廣州撈國建政以來最低水平。當時在“深挖洞，廣積糧”的號召下，市政建設的資金及施工力量基本投放在挖防空洞及修築下水道平戰結合工程，但收效甚微。
　　改革開放後，為適應經濟迅猛發展的需要，廣州市政建設部門對機構、業務進行調整，把原分屬道路工程公司和排水工程公司的兩個維修工區合併成立市政維修管理處，加強了對市政設施的養護和管理。同時，舉辦企業管理幹部輪訓班，對２６８名中層領導幹部進行企業管理知識的培訓。１９８３年６月，進行機構改革，調整業務，實行政企分開，成立市政管理局，主管市政設施的“管、修、建”。道路工程公司和排水工程公司等單位合併成立市政工程公司(後改稱市政工程總公司)，承擔市政工程施工任務。
　　在管理運作上，提出“道路平整，橋樑牢固，排水暢通，路容整潔”作為市政設施管理的目標。市政管理、維護養護配合市容整頓，迎接了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廣州的召開，並得到好評。其後又開展了改善廣州的路容、路況活動，開展市政管養行業的年度“多穗杯”勞動競賽，促進管理。
　　與此同時，建立和健全市政管理法規，先後修訂了《廣州市市政工程設施管理辦法》(上報待批)、《關於佔用渠箱及維護地帶的規定》、《關於加強開挖道路管理工作的規定》、《關於在市政設施上設置各類牌、杆的管理暫行辦法》和《關於辦理特種超重、超高車輛通行證手續須知》等１０項法規，使市政管理走上法治的軌道。針對長期以來群眾意見較大的路面開挖問題，實施嚴格的計劃管理，使交通、市容狀況明顯改善；並清理雜亂路標牌子，實現了全市統一街道路標，做到標誌鮮明。
　　根據國務院批准的《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市政建設實行配套開發，市政管理局先後制訂了《廣州市發展道路橋樑的五年規劃》(即“七五”規劃)、《廣州市十七條主幹道改建規劃》、《廣州建成區濠湧改造規劃》和《廣州市市區污水治理總體規劃》，並著手制訂《廣州市防洪排澇規劃》。總的計劃是：建設外環，打通內環，擴寬主幹道和建設配套的橋樑、立交工程；濠湧改建的重點是將市區污染嚴重、對環境影響較大的濠湧逐步改建治理；建成第一座大型(１５萬噸／日)汙水處理廠。
　　在管理體制上，打破長期以來市政工程獨家經營的局面，繼深圳、珠海之後在全國大城市市政行業中率先推行招標投標承包制，對侖頭公路、天河路、大坦沙汙水處理廠沉澱池等６項工程進行招標，加快了建設速度，提高了工程質量，降低了工程造價。招標投標競爭激烈，使施工企業優化了勞動組織，改善了經營管理，增強了適應能力。同時對市政設施試行有償使用和多方面籌集資金搞市政建設的嘗試。如以銀行貸款建成廣州大橋，用收取過橋費償還，開創了新的籌資渠道。並且通過徵收排水設施使用費、徵集污水集中處理建設資金、集資建人行天橋、天橋廣告以及由受益單位投資修築市政設施等渠道籌集市政建設資金，增加建設資金投入。根據“統一規劃，合理佈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方針，市政府還明確規定小區範圍內的市政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排水等由開發單位負責投資興建，使市政建設速度加快。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廣州新增道路１２２公里，面積２４８萬平方米，橋樑６９座(包括跨江大橋、立交橋、人行天橋)和人行隧道５座，下水道２８５.３９公里，建成日處理量１５萬噸、選用Ａ2／０工藝的大坦沙汙水處理廠，全國第一條環城高速公路——廣州環城高速公路已建成７.３公里。到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市擁有市政設施數量為：道路長９４５公里，面積１０８５萬平方米，橋樑２６５座(其中大型跨江橋６座、立交橋２４座、人行天橋４１座)，下水道１２５１公里。分別為１９４９年的４.１４倍、５.８６倍、２.６２倍和４.０４倍。過江隧道正在施工，預計１９９３年底通車。地鐵也在籌建中。
　　在廣州市政建設的發展歷程中，科技佔有重要地位。二三十年代建造海珠橋，從方案、選型到施工都得依賴外商；到６０年代建設人民大橋和大北立交橋時，已能自行設計和施工；海印大橋的建成，更顯示廣州建橋技術跨上了新臺階。通過人才培養、引進技術和設備，市政建設的總體水平不斷提高，機械設備迅速增加，１９９０年末職工人均擁有動力設備９.４千瓦／人。計算機已應用於設計、管理、監控和檢測及施工等方面。市政設施基礎技術水平也顯著提高，１９９０年國家建設部組織市政設施基礎技術狀況檢查，廣州市的道路綜合完好率７９.６７％，居中南地區受檢城市前列。
　　撈國建政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廣州市政建設成績很大，但還遠未能適應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以道路建設為例，撈國建政後，機動車每年增長２５％，而道路每年僅增長３～４％；加上各種形式的占道，使道路無法順暢。又如汙水處理，大坦沙汙水處理廠日處理量１５萬噸，僅為全市日污水量的１／９。隨著廣州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大都市的建設，城市基礎設施不配套的矛盾將更加突出，廣州的市政建設任重而道遠。也完全可以期待，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支持下，廣州的市政建設必將有更快、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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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志

廣州市城市規劃編制始於中華民國時期。中華民國前，歷代城市建設佈局均由地方長官決定，按照某種城市規劃思想進行城市建設。自秦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建番禺城，至中華民國９年（１９２０）大規模拆城垣築馬路止，歷代城垣均在原城址的基礎上逐步擴展。城市由城垣內、外兩大部分組成，佈局緊湊。城內部分主要用以保護官衙，為封閉式，城外多為商業區，呈敞開式。中華民國１７年，廣州市城市設計委員會成立，這是廣州有史以來第一個負責城市規劃工作的機構。中華民國２１年，市政府公佈了廣州市第一個由政府組織編制的規劃方案——《廣州市城市設計概要草案》，但未能全面實施。
　　撈國建政後，廣州市城市規劃成為城市建設的龍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規劃工作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三年經濟恢復及“一五”時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是廣州市城市規劃工作的起步階段。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市人民政府先後成立市政建設計劃委員會和工人福利建設委員會，曾提出兩個都市總體規劃方案，組織編制工人住宅區詳細規劃與規劃實施，並按規劃修復海珠橋和在橋北興建交通綠化廣場。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間，在蘇聯城市規劃思想的影響下，先後編制了９個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其中第一～四方案，採用蘇聯規劃指標，城市規模定得較大。第五～八方案以壓縮城市規模為指導思想進行編制。在第九方案中，大城市思想又占主導，擴大了城市規模，在規劃佈局方面，打破了歷次方案強調的幾何中心的局限，以原市中心為規劃區的中心，並確定在三元里以南的走馬崗新建鐵路客運站。“一五”時期，按照總體規劃確定新辟工業區的位置，開始興建工廠，並配合工廠的建設及舊城改造，編制了工廠生活區、華僑新村及海珠廣場、劉王殿等重點建設地區的詳細規劃，城市性質開始由商業城市向生產城市過渡。１９５６年制定了《廣州市城市建設管理暫行條例》，成為城市規劃管理的依據。
　　“大躍進”及調整時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城市規劃在曲折中前進。在“大躍進”影響下，以“把廣州市建設成為華南的工業基地”為指導思想，編制了城市總體規劃第十方案，開始提出組團式的城市空間佈局結構，建立員村、黃埔（包括吉山）、廟頭３個新區，在第九方案的基礎上，繼續擴大城市規模，增加了工業和港區生產用地的指標。其時正提出建設城市人民公社，故編制了南區、東區、北區、西區、蘿崗、黃埔等６個地區的分區規劃及員村、流花、白雲山等重點地區和１３個點（５個公社中心，３條主幹線，５個居民點）的詳細規劃。１９６０年，在廣州、佛山２市及花縣、從化等１２個縣範圍內首次開展區域規劃的編制工作。“大躍進”時期，按規劃開闢了員村、鶴洞、車陂、吉山、 廟頭等工業區，奠定了工業佈局的基本輪廓；流花、海珠廣場地區按規劃開始全面開發建設，在舊城區內改造永漢北路、農林下路等沿街建築。１９６１年，按照撈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編制城市總體規劃第十一方案，壓縮了城市規模，城市性質由“華南工業基地”改為“具有一定重工業基礎，以輕工業為主的生產城市”，確定城市空間佈局結構為“四團二線”。同年，為加快各組團的形成和發展，將各分散的工廠生活區連片進行統一規劃，確定居住區規劃結構為居住區——小區——住宅組群三級。調整時期，先後在濱江東、南園、素社、二沙頭等１５處興建水上居民住宅區；與此同時，市政府採取“自建公助”的辦法進行木屋改造。１９６４年，為配合白雲國際機場的建設，建成全國首座道路跨道路立體交叉橋——大北立交橋。
　　“文化大革命”期間（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城市規劃工作一度停頓，後於１９７１年恢復。同年，在前１１個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基礎上，編制第十二方案。通過全面分析研究城市現況及撈國建政後歷次方案的發展變化情況，進一步加深對城市的認識，較為合理地確定了城市性質、規模及佈局。１９７４年，在流花地區按規劃建成廣州鐵路新客運站，取代原位於舊城區內的鐵路東站，由此帶動整個地區的開發建設，使之逐步發展成為廣州對外交通的樞紐和對外貿易的中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城市規劃工作進入飛躍發展的時期。１９８４年４月，經國務院批准，在黃埔區東緣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隨後制定《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規劃大綱》及首期開發片的詳細規劃。同年９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就城市性質、規模、環境保護、交通、城市管理等問題作了重要批復，從此廣州進入按照國家批准的城市總體規劃進行城市建設的新時期。
　　按照總體規劃要求，首先調整城市佈局。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經市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將市中心區範圍由５４.４平方公里擴大至９２.７平方公里，隨後成立天河、芳村、白雲３個新區，調整確定市屬８個行政區的界線，使城市行政分區與城市總體規劃設想趨向一致。“七五”期間（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重點開發建設天河、芳村兩個新區，將為第六屆全國運動會興建的體育中心三大主體工程——體育場、體育館、游泳館及廣州鐵路第二客運站（即東站）等大型建設項目安排在天河區，同時劃出５.２平方公里範圍同步進行綜合開發。１９８７年，體育中心及鐵路客運站相繼建成投入使用，以此為中心，開發建設居住區，使之逐步發展成為以體育、交通、旅遊、貿易為中心的綜合新城區。為了加快芳村區的建設，１９８８年，市人民政府公開招標開發建設用地為１０２公頃的花地灣居住區，同年動工興建黃沙至芳村過江隧道。同時，加快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及市橋、新華等衛星城鎮的建設。其次，按照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性質，部署經濟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結構，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企業，重點發展金融、商業、貿易、旅遊服務和交通運輸等第三產業。第三，按照總體規劃要求，努力實施各專項規劃，加快城市建設的步伐。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在實施總體規劃的過程中，不斷調整、深化規劃，使之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使總體規劃能具體指導城市建設，１９８４年，市人民政府決定在市中心區全面開展街區規劃編制工作，從中摸索新的規劃手法——控制性規劃。同年組織了廣州首次居民出行調查，為廣州市道路交通規劃建設和管理提供系統的決策依據。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撈國城市規劃法》，廣州市城市規劃局據此對總體規劃進行全面調整、充實和深化，增加城市公共交通、快速軌道交通、旅遊發展、污水治理、城市防護等專項規劃，重點深化城市道路交通和綠化生態環境規劃。
　　在規劃管理方面，把歷年來依靠單純行政手段管理變為行政、經濟、法律相結合的管理。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市政府於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間，先後頒佈了《關於違章建築處理的暫行規定》、《廣州市城市規劃管理辦法》、《廣州市城市規劃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簡稱實施細則）等２０多個城市規劃管理方面的規章和規定。城市規劃局還聘請了常年法律顧問，于１９８９年開始對規劃、用地、建築報建和處理違法建設等業務實行公證手段。１９９０年，根據《城市規劃法》及有關的法規，開始對《廣州市城市規劃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修改，制定《廣州城市規劃條例》，使規劃管理逐步走上法治軌道。與此同時，改革建設用地的劃撥制度，對住宅建設實行綜合開發，配套建設，即統一規劃、設計、征地、配套、施工和管理，停止零星劃撥住宅建設用地，變零星分散、無計劃撥地為成片成線、有計劃撥地。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市人民政府先後頒佈《廣州市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和轉讓試行辦法》、《廣州利用外資經營房地產管理辦法》和《廣州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使城市土地使用向有償、有期、有流動過渡。並且，通過恢復建築管理竣工驗收制度、健全建築報建審批專業管理制度、建立建築報建特許人制度等改革措施，簡化報建手續，增加辦事透明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為了建立科學的城市規劃管理體系，市規劃局一方面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吸收和培養科技人才。１９８７年，從美國引進國內第一套城市規劃地圖信息系統，隨後，聘請美國有證規劃師協會前副主席卡羅爾?托馬斯夫人為技術顧問。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間，從全國１０多所高等院校吸收了１１３名大學畢業生，其中碩士研究生有３５名，使規劃人員的專業從單一的建築專業變為由建築、經濟、環境、數學、計算機、法律等２０多種專業組成，優化了規劃隊伍的知識結構。另一方面，健全規劃管理機構。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先後成立城市建設技術檔案館、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城市交通規劃研究所和城市規劃自動化中心（均為城市規劃局直屬單位），市規劃局內增設規劃勘測管理處、監督檢查處、綜合處、政策法規處，在市屬８個區成立規劃土地管理處。還專門成立了廣州城市環境藝術委員會，作為市政府關於環境藝術決策的參謀機構。
　　至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市城市規劃局共有幹部５３７人，其中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有３０６人，占幹部總數的５７％。在全國城建系統中，廣州市城市規劃局是最早在計算機上建立“城市總體規劃地圖信息庫”的單位之一，城市規劃自動化中心設計的地圖數據庫及繪製的地圖作品在美國辛納科公司舉行的用戶地圖競賽中，獲得特別大獎；正在開發的項目還有“１∶５００城市建設地圖信息系統”、“居住區詳細規劃計算機輔助設計系統”及“城市規劃業務辦公自動化管理系統”。廣州市城市規劃局曾被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評為城市規劃先進單位。１９９０年３月，全國百萬以上人口城市規劃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與會代表對廣州市城市規劃局的機構設置、管理手段及工作成果給予了充分肯定。
　　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深化，廣州城市規劃的觀念、方法和手段還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規劃的引導和控制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有關城市規劃管理的法規還不夠完備，城市規劃設計、管理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甚大。為使城市規劃工作更好地適應經濟和社會的變革，必須深化和完善城市規劃的理論和方法，充分運用控制性規劃，使之能更好地為土地有償使用及招標、投標服務；必須強化規劃管理，完善城市規劃的立法工作；努力提高城市規劃的理論水平、科學水平和管理水平。到２０１０年，廣州市將按規劃建設成為空間佈局較為合理、生態環境較為良好、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工作和生活條件較為方便舒適、城市風貌體現嶺南特色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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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勘測志

清同治年間（１８６２），為修編《大清一統輿圖》，廣東設立輿圖局，以後陸續在廣州地區進行過一些平面和高程控制測設及地圖編繪工作。至晚清時期，省測繪人員僅１００余人。中華民國元年（１９１２）成立廣東陸軍測量局，在北橫街設立廣州的水準原點，一直沿用至今。中華民國２６年在廣州嘉禾測設一等基線和天文點作為當時廣東佈設一、二、三等三角網的起算數據，這是廣州市早期的大地測量成果。直接為城市建設服務的測量工作始於中華民國７年，其時，廣州市政公所成立，開始施測１∶４０００地形圖及進行道路放線測量。中華民國１５年廣州土地局成立，後改為地政局，其中第三課負責辦理關於地籍經界測量及地質探驗事項和測量圖冊之繪製。在這個時期，廣州的工業與民用建築基本沒有地質勘察，一般採用人力開挖作為地基勘察手段，地基處理採用打樁方法。唯中華民國１８年興建海珠橋、西南橋工程時，對橋位進行過鑽探，以獲得橋位地質情況。
　　撈國建政後，為發展城市規劃建設，市政建設計劃委員會於１９５２年提出廣州市計劃總圖，這是撈國建政初期廣州市城市規劃建設的設想。１９５３年成立測量隊，著手建立廣州市測量控制網，該網採用中華民國２６年測設的三等三角點數據，以槎頭作原點起算，控制面積４００平方公里，並在該範圍內建立二等水準網。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將全市分為１４個測區，進行了１∶２０００地形測量和市區主幹道中線樁測設。同時為配合房地產登記及農村土地改革，對市區房地產進行全面登記，在５６個鄉鎮完成了房屋及查田定產，但地籍圖仍沿用４０年代舊圖資料。１９５９年，以中華民國早期測繪的１∶６００經界圖為基礎，測繪１∶５００地形圖約２０平方公里，並應城市總體規劃，急需至１９６０年完成約１７６８平方公里的１∶５０００測圖。由於不遵循技術規範和有關規定作業，在國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時期，上述１∶５００及１∶５０００地形圖經鑒定認為成圖質量差，均定為“簡易測圖”。１９５３年建立的控制網，其圖形結構、觀測精度也都未達到要求。１９５８年以後重建Ⅰ、Ⅱ三級網和Ⅲ級加密網，控制面積約１７００平方公里，以經過位於測區中部一個國家一等天文點的子午線為中央子午線的任意帶高斯正形投影平面直角坐標系為廣州市的獨立坐標系統，一直沿用至今。１９５３年網坐標系統同時作廢，並對舊網成果進行了坐標換算，對舊圖進行了圖廓轉換，同時佈設了控制面積約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廣州市二、三等水準網。至此初步形成了廣州市的基本測繪基礎。房產地籍測量在１９５４年房地產管理局測繪科與產權科合併後基本停頓。
　　５０年代，廣州市設計院、城建委勘測處的勘察隊伍進行了工程測量及地質勘察，僅市設計院自然總進尺就達７.３萬多米，勘察手段主要採用人力絞車組合手搖縲紋鑽或手搖水沖鑽。勘測處在市區７００平方公里範圍為提供總體規劃及場址選擇工程地質資料進行勘察普查，總進尺３萬多米。
　　６０年代初期，城建委勘測處根據廣州市第十個總體規劃方案，先後在新華、街口、新塘、陳村、南崗及郊區等進行衛星城鎮的基本測量工作，同時恢復“大躍進”時期曾一度停止的撥地測量，對廣州市原有的二、三等水準網進行了全面查勘，嚴格按規範要求重新整體布網複測，以國家二等水準廣汕線為依據，分兩期作業，至１９６７年結束。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間，還開展城市規劃工程地質勘察，主要在花縣新華鎮、從化太平場及市區和近郊範圍規劃區進行地質勘探普查工作，並在省地礦局協助下，在廣州市近郊進行了水文地質普查，同時為開闢廣州新水源做了大量供水勘察工作。如江村水源地勘探就是在１９６６年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基建項目下馬，大量勘測人員下放，機構合併或解體，城市勘測受到嚴重影響。１９７１年後，大部分幹部陸續歸隊，逐步恢復正常工作，著手建成區的等級導線網改造及開始採用聚脂薄膜圖更新１∶５００測圖，完成了花縣、番禺、從化等城鎮７個測區共２２２平方公里的１∶２０００地形測量。７０年代後期，大型工業與超高層建築開始出現，對施工測量和地基處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廣州石油化工總廠、白天鵝賓館等均佈設了建築方格網控制和進行變形觀測。工程地質勘察採用３０型、５０型或１００型機鑽，取樣岩土試驗，提出地質評價報告，對大口徑鑽孔灌注樁進行單樁載荷試驗等。但規劃工程地質勘察在這個時期基本停頓。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勘測作為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科學化所必需的前期工程和首要基礎，進入了一個飛躍發展的時期。
　　１９７８年底，廣州市首次進行大比例尺航空攝影，市勘測大隊在廣東省測繪局協作下，組織航測成圖試驗與生產，歷時４年多，完成了１７３６平方公里的１∶２０００地形測量，為城市總體規劃及時提供了現勢資料。１９８４年國務院批准廣州市第十四個總體規劃方案，同年，廣州市勘測大隊與規劃局設計室合併，成立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隨後廣州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也相繼成立。１９８４年底廣州市繼北平之後開展以規劃區８２０平方公里為主的航空遙感綜合調查，包括地質地貌、水土植被、土地利用、城市建設現狀和環境質量評價、遙感製圖等３１個課題研究。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東省地礦局等２０個單位近１５０名科技人員參加了該項目的研究，歷時兩年半，編制了２８種新一代專題圖件，其中有２０項填補了廣州市基礎資料的空白。這次調查研究結合我國南方大城市特點，在遙感技術應用上有新的進展，在應用深度和廣度方面躍居國內先進行列，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為保證新的總體規劃實施，１９８５年由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對１９５８年平面控制網進行了全面改建，控制網分兩級佈設，首級網為二等全面測邊網，控制面積４０００平方公里；加密網為四等導線網，控制面積７００平方公里，採用了電子計算機優化設計與平差和紅外測距技術，突破了傳統的三角網布網施測方法。該工程歷時４年完成，成果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和國際同類工程水平，為廣州市城市規劃建設與規劃現代化管理提供了堅強的測量控制基礎。
　　１９８５年勘測設計單位實行技術經濟責任制，根據國家確認的資格等級承擔相應的任務，實行按承擔任務數量、質量和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收取勘測費，內部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盈餘分成，有些單位還實行企業化管理，改變過去由國家撥給事業費的做法。為了保證城市建設嚴格按照規劃要求正確實施，同年開始統一由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進行建築定線及驗線測量，並推行坐標解析法撥地。１９８６年房管局房地產測繪所成立。１９８８年底為滿足城市規劃地區擴大的需要和配合開展全市房地產登記，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採用基本地形圖與地籍工作底圖二圖並出的方法，開始組織對廣州市３２０平方公里範圍進行１∶５００平板測圖，計劃３年半完成，至１９９０年末完成１４０平方公里的測圖。房地產測繪所在開展房地產登記工作的同時，採用工作底圖重新編制新地籍圖以取代舊圖。
　　城市道、橋、立交工程和高層及超高層建築日益增多，要求市政工程測量和工程地質勘察不斷提高技術水平，靜力觸探、原位測試與樁動測試驗等開始應用，岩土試驗分析設備與技術有了很大提高。１９８８年以後，微機已應用於勘測（主要是測繪專業）的數據處理，設置了專題數據庫和部分機助成圖，編制了各種應用軟件。
　　實行技術經濟責任制，推行全面質量管理，健全質量保證體系，使勘測人員的技術素質、管理水平及勘測工作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都有顯著提高，城建勘測項目有３０多項獲得部、省級科技進步獎和優秀工程勘察獎；至１９９０年末，已基本形成了堅強的測量控制和比較完整的城市基本地圖系列與專題圖件；貫徹《城市規劃法》後，曾在７０年代停頓的規劃工程地質勘察開始恢復；城建系統勘測隊伍達６００餘人，其中具有中級以上職稱的科技人員占１５.６％，部、省屬在穗其他系統的勘測機構２０個，勘測人員３０００余人，他們為廣州市的建設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城市勘測的發展與現代化城市規劃管理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城市地下管網長期以來缺乏準確完整的資料和管理；城市勘測基礎資料還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城市信息系統，它在規劃和建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城市勘測管理法規和體制尚待建立與完善。

粵嚟粵掂

建築志

廣州築城始於公元前２１４年。秦始皇統一嶺南後，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命任囂為南海郡尉。任囂在今倉邊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築番禺城，俗稱“任囂城”。任囂死後，趙佗統治南海郡，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城。趙把城擴大到周長１０裏，俗稱“趙城”或“趙佗城”。五代十國時期，公元９１７年，劉龑稱帝，廣州為興王府，國號大越，第二年改為漢，史稱“南漢”。以廣州為首都，大加建設，鑿平番山、禺山，擴建南城，稱“新南城”。新南城門稱魚藻門，建于江邊，在今大南路、文明路一帶。兩宋時期，廣州的城垣擴建和修繕１０多次，修築了中城、東城及西城。明代，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前後，把三城合一，向北跨到今越秀山，並建有五層樓，城周長２１裏，稱“老城”。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在城南築外城（亦稱新城），周長６裏多。老城南界為今大德路、文明路；新城南界為今一德路、泰康路和萬福路。新老城東界為今越秀路，西界為今人民中路和人民南路。清順治四年（１６４７）在新城南增築東西兩翼，直至江邊，稱“雞翼城”。
　　古代對建築業採用工官制度進行管理，各個朝代都因襲這種制度，在中央政權機構內設將作監、少府或工部管理工程的設計、施工。
　　古代建築結構以木材為基本材料，其中以柱上架梁、梁上疊梁、梁端架檁的抬梁式木構架為主要方式。這種木結構體系，被應用於不同使用要求和藝術要求的建築物，大至宮殿、寺廟，小至民居、園林，以至高塔峻閣、橋樑、作坊皆可靈活運用。木構架加上青磚牆壁、青瓦屋面，形成優良的傳統建築風格。
　　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廣州建築業有了重要的發展。１８５８年《天津條約》簽定後，英法殖民主義者“租借”廣州沙面，將西面４／５的地劃為英租界，東面１／５為法租界。現存沙面的建築都是１９世紀末以後建設的，有領事館、學校、洋行、銀行、俱樂部、旅館、住宅等。建築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以及所謂殖民式。
　　中華民國初期，廣州市政府設工務局對建築業進行管理。城市的營造廠、建築師事務所興起。留學回國的工程師、建築師日益增多，建築水平有了較大提高，開始出現高層建築。
　　營造廠實行專業分工，使建築工匠的個體活動，走向多工種的、較大規模的專業協作；建築設計與建築施工分離；建築設計中建築師與工程師（結構設計）有了分工；建築施工中現場管理與施工操作分家；工種更加專業化，並增添了紮鐵、混凝土、磨汰石子、打樁、冷作、起重吊裝等新工種，在生產方式上有了重大變革。
　　１９２４年從美國留學回國的青年建築師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堂，八角形大廳跨度約３０米，大屋頂以八排鋼桁架結合為一個整體，樓座用懸臂鋼桁架和組合鋼鈑梁，樓板全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成為中國近代跨度最大的會堂。１９３７年建成的愛群大廈，高１５層，６４米，當時被譽為“開廣州高層建築之新紀元”。
　　２０世紀初，廣州開闢馬路，西方古典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的傳統形式相結合，演變成廣州特有的“騎樓”建築，體現了中外文化的交融。“騎樓”是在樓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建築物之間相互連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長廊，可以避風雨，防日曬，特別適合嶺南亞熱帶氣候。人行道以內的商店也得以蔭蔽，便於敞開門面，陳列商品以廣招顧客。一時風靡全城，成為廣州街景的主格調。在第十甫路、上下九路、中山路、人民南路、西濠口等商業集中地帶，“騎樓”的氣魄最大。
　　住宅建築貧富懸殊。外國殖民者和少數大官僚、買辦、富商，競相修築花園洋房、高級公寓和別墅，建築設備豪華，如陳濟棠在東山梅花村的公館，占地５６１０平方米，有樓房４幢，建築面積約２０００平方米，內有大片草地，置假山、六角亭，環境幽美。另一方面，勞動人民的住宅，建築密度大，構造簡陋，光照通風極差。
　　撈國建政後，撈共廣州市政府於１９５０年６月批准建立全市第一間國營建築工程公司。那時絕大部分工程分包或轉包給營造商和包工頭承建，公司派人監理；企業管理制度不健全，施工技術較落後，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和傳統經驗。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基建任務增加，急需組建建築施工、設計隊伍。１９５２年９月，在國營建築工程公司的基礎上，成立廣州市建築工程局，屬下先後設有建築設計、土建施工、機電安裝、機械施工、搭棚、材料供應等公司，成為廣州市建築業的骨幹企業。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全市４３家私營營造廠組成公私合營建築公司；９９家私營搭棚廠組成公私合營搭棚公司，為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創造了條件。當時的施工任務，根據廣州市計劃委員會確定的基建任務進行安排，由施工單位到建設單位聯繫和承接。１９５５年國家頒發《建築安裝單位包工暫行辦法》，以包工合同的形式明確建設單位（稱甲方）與施工單位（稱乙方）之間的發包、承包關係。１９５７年，執行國家基建管理審批程序，基建施工任務統一由市計劃委員會下達，指定施工單位，由施工企業與興建、設計單位聯繫，建立甲乙方關係。
　　在施工技術方面，開展技術革新活動，著重改進操作方法，減輕笨重的體力勞動，逐步提高半機械化、機械化水平。１９５２年夏，市建築工程局派了１５名代表去北平、天津及東北等地學習蘇長有雙手擠漿法、謝萬福木工流水作業法，加以推廣，並在此基礎上改良和創新工具，如林強的鋪灰器和石米抹面器，孔心新的卡合模板器。木工創造了一套機械化製作門窗的新工具，提高工效兩倍多，並參加了中南區建設工程先進經驗觀摩推廣大會的交流和表演。在設計工作中推廣標準化，對工業廠房和民用建築都積極進行標準設計，加快了設計的速度。這一時期完成的房屋竣工面積２９０多萬平方米，主要工程有華僑大廈、南方大廈修復工程、廣州體育館、蘇聯展覽館以及全國最大的麻紡織廠之一——廣東苧麻紡織廠等。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受“大躍進”的影響，用人海戰術進行“快速施工”，造成人力、物力的嚴重浪費。市建築工程局系統企業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虧損５９２萬元，企業管理混亂，各項制度鬆弛，生產計劃失去綜合平衡，工程質量下降。然而，在“大躍進”中，廣大職工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高漲，幹勁十足，完成竣工面積達４１４.５２萬平方米，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主要工程有廣州鋼鐵廠、廣州重型機器廠水壓機車間、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海珠廣場）等。
　　國民經濟調整期間（１９６３～１９６５），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壓縮基本建設，廣州市建築工程局系統精簡職工１０２６４人，占職工總數的３３％。全市建築業面臨困境。經發動職工找任務、找出路，千方百計維持了生產和企業的生存。
　　這一時期，廣州建築行業通過貫徹撈共中央頒佈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簡稱工業七十條），國家建築工程部提出的《恢復包工包料和設計預算定額管理體制方案》，以及《設計工程條例》、《建築安裝企業工作條例》、《建築安裝施工技術管理的若干規定》、《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的若干規定》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全面加強生產和企業的管理。３年調整時期，廣州建築竣工面積１６４萬多平方米，主要工程有廣州氮肥廠、農業展覽館、羊城賓館、友誼劇院等。
　　“文化大革命”１０年，建築業經過調整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又遭到破壞。在“左”的錯誤影響下，批判計劃管理、設計管理，把各項管理制度視為“管、卡、壓”而一律砍掉。由於破壞了正常的生產、工作秩序，全市建築勞動生產率急劇下降，企業嚴重虧損，市建築工程局系統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連續３年共虧損１９５３萬元。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職工堅守生產崗位，排除各種干擾，努力工作，使建築生產仍有一定的發展。特別是１９７２年後，大抓“外貿工程”，取得較好的成績。這時期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廣州石油化工總廠、流花賓館、廣州火車站、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等。
　　從１９７９年開始，貫徹執行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解放思想，轉變經營觀念，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逐步深入，全面進行改革，從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廣州建築行業創造了多種形式的以責、權、利相結合為主要內容的承包經營責任制。１９７９年，市第二建築工程公司２０５施工隊率先試行超額利潤三一分成的經濟承包責任制，施工隊在保證全面完成各項經濟指標的前提下，每年上繳利潤１０萬元，以後每年遞增２０％，超額部分為隊所有，所留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職工集體福利和獎勵基金，各占１／３。承包後，生產和利潤大幅度上升，職工收入增加，積極性提高，在全國引起反響，不少單位來學習取經。市建築工程局在總結該隊經驗的基礎上，於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經批准以上繳利潤８８萬元為基數，向國家進行財政包乾，超盈利部分實行二八分成，即國家占二成，企業留八成，一定３年不變。３年實現利潤７３１８萬元，上繳國家１２９３萬元。
　　開展工程任務招標投標。根據國家建設部頒發的《建築安裝工程招標投標試行辦法》，廣州建築行業改變過去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分配任務的體制，實行招標投標，以提高投資效益。市建築總公司積極貫徹這項改革，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通過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和加強管理，提高企業素質，改善經營作風，縮短工期，提高工程質量，降低成本等途徑，提高了企業信譽，加強總公司系統內部的協作、配合，發揮整體優勢，增強了競爭能力。
　　實行產值工資含量包乾，改革分配制度。１９８４年４月按建設部頒發的《建設安裝企業百元產值工資含量包乾實施辦法》，把建築業長期以來按職工人數核定工資總額的辦法，改為根據企業完成產值的多少、效益的好壞，按一定的比例提取工資總額，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狀況，推動了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市建築總公司系統１９８３年全員勞動生產率７６５７元，１９９０年達１８１８６元，提高１.４倍；１９８３年職工每人全年平均收入１７０７元，１９９０年收入３８１７元，增長１.２倍。
　　改革用工制度。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勞動人事部、建設部聯合頒發《國營建築企業招用農民合同工人和使用農村建築隊暫行辦法》，改革建築業能進不能出的單一固定用工制度，實行固定工與臨時工、合同工相結合的用工制度。企業根據生產實際需要，招用農民合同工和使用農村建築隊，以保持施工任務與隊伍的相對平衡；工人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消除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弊端。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市建築總公司系統每年使用農村勞動力約２萬人，高峰時增至２.４萬人，任務不足時仍保持１.４萬人，形成了以固定工為骨幹，以農民合同工為基本力量，以農村建築隊為調劑力量的彈性用工制度，使企業的負擔大大減少，隊伍結構比較合理，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積極拓展海外業務，進入國際建築市場。１９８５年，廣州市建築總公司獲批准在澳門成立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廣州分公司澳門經理部，接著又成立廣仁建築置業發展有限公司，經營建築工程、房地產、建築材料等。經過幾年努力，打開了局面。獨資或合資經營的地產項目有１０多項，土地面積超過１０７萬平方英尺（８.３萬平方米），建成的商品房１３０萬平方英尺（１２萬平方米），業務發展到馬來西亞、加納、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並向港澳地區及新加坡、日本、利比亞等國輸出勞務，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廣州設計院為我國駐外使館建築及援外項目進行設計，為其設計工程的國家計有挪威、聯邦德國、希臘、塞浦路斯、澳大利亞、加蓬等，其中為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的設計，創造性地把中國與德國建築風格相結合，獲得一致好評。
　　推行集團化經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經廣州市城鄉建設委員會批准，以廣州市建築總公司、廣州市市政工程總公司、廣州市設計院、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市分行為主體，聯合駐穗部屬、省屬５０家企事業單位組成廣州建築集團。該集團發揮工程建設集團化管理優勢，以建設工程總承包、房地產開發、市政道路橋樑、建安施工為主要業務，發展多元化、多層次、全方位的經營，立足廣州，面向全國，拓展國際市場。廣州市政府把該集團列為八大重點扶持集團之一，使之發展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能力的大型企業集團。
　　堅持綜合改革的方向。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廣州市建築總公司經國家批准成為全國施工管理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５０家企業之一。通過綜合改革，該公司實行多元開拓，多角經營，突破傳統的單一施工的局限，把企業內部的人、財、物資源充分利用，投入到效益大、創效快的生產經營中去。建立綜合性的大規模的經濟架構，廣開門路，進行工程總承包、建安施工、房地產開發、技術咨詢、設備租賃、房屋裝修、海外工程、提供勞務等。發揮企業各方面的潛在優勢，力求以合理的投入，爭取較高的效益，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建築業有了巨大的發展，設計開始採用電腦計算和電腦繪圖，設計速度和水平都有新的提高。施工技術出現了飛躍的進步，不論是基礎、結構、裝飾，各種施工工藝和機械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引進了大批先進的施工設備。混凝土的攪拌、運載、輸送大部分實現了機械化。建築材料和施工工藝更趨多樣化、現代化。１９９０年，廣州有市屬建築設計單位６８個，職工４３６１人，全年完成初步設計項目投資總額１０.８４億元，施工圖設計投資總額２３.２９億元。在廣州註冊的施工企業有５１３家，職工人數１８.３萬人，其中廣州市建築總公司系統有職工３.４萬人（有高級職稱８５人，中級職稱５４８人，初級職稱３２５６人）。由廣州市建築行業設計、施工的建築工程質量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其中白天鵝賓館獲國家金質獎，花園酒店、天河體育中心、廣東省人民銀行、廣州市建設銀行營業大樓、江南大酒店、南方日報採編樓等連續５屆獲國家建築工程最高質量魯班獎。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廣州市建築行業完成房屋面積１０３３１.５萬平方米，為撈國建政前夕廣州房屋面積１２３１萬平方米的８.４倍，為把廣州市建設成為繁榮、美麗、現代化的中心城市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粵嚟粵掂

房地產志

廣州的房地產業出現於清末民初。其時，由華僑資本組織的置業公司從事土地開發經營，開始形成房地產行業。民初，廣州社會環境一度相對穩定，工商業發展較快，為海外華僑投資房地產業創造了條件，加快了房地產業的發展。１９１２年前後，以林一民為首創辦的合益公司，在黃沙一帶填河灘地，修築碼頭、公路和建房出售，成為當時廣州最大的房地產公司。１９１５年，美洲歸僑黃葵石等人組織大業堂，集資向政府買得龜崗一帶的土地，將其平整後分段賣出和建房屋出售，更帶旺了這一地段的房地產開發。３０年代，廣州市政當局對華僑開發房地產實行優惠政策，吸引了不少海外華僑前來投資。至４０年代，華僑在廣州投資房地產業，占同期華僑在廣州投資總額的７４.４１％，對發展廣州房地產業和繁榮城市經濟起了促進作用。
　　抗日戰爭前夕，廣州市有人口１２０萬，房屋１２萬多幢。抗戰期間，１／３以上的房屋被毀壞。抗戰勝利後，被毀壞的房屋大部分未加修復，新建房屋極少，城市房屋建設進展緩慢。戰後，廣州市政當局曾制訂重建災區規劃，一些國民政府官員乘重劃災區土地投標之機，互相勾結，營私舞弊，炒賣地皮，壟斷土地買賣，使地價暴漲，租金昂貴，市民居住條件甚差。１９４５年，國民政府雖然收回沙面租界，但仍允許外國人進行房地產產權登記，繼續佔有土地所有權。
　　中華民國時期，廣州的房地產以中、小資產者佔有為主，私房約占全市房屋總數７０％。在房地產所有權中，有一部分屬於共有權關係，還有一種“鋪底權”存在。房地產管理是以土地管理為主。在房屋租賃方面，除一般定期租賃外，還有鋪底頂手、包租、轉租、分租、共租等形式。房地產租賃關係，一般通過經紀介紹租賃，經紀人從中收取較高的介紹費。撈國建政前，廣州居住狀況貧富懸殊，國民政府高級官員和富商擁有洋樓別墅，勞動人民居住條件很差，有１２萬多人住在破爛木屋和窩棚裏，有６萬多水上居民祖祖輩輩居住在珠江河畔的“浮家泛宅”之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廣州淪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軍事代表接管了前國民政府的廣州市地政局，成立撈共廣州市政府地政局。１９４９年末，全市土地面積２４８.６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３２.５９平方公里。房屋面積１２３１.１９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４.５平方米。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市地政局（１９５１年２月改名為房地產管理局，簡稱房地局，下同）對前政府管理的產業和公逆產進行接管和清理，並在全市開展私人房地產登記，對無主的房地產實行代管，明確宣佈保護私人房屋所有權，允許房地產合法經營。１９５２年初，成立廣州市房地產信託公司，配備專業房管人員及維修隊伍，專職經營管理公有房地產和接受華僑委託管理，建立依靠群眾民主管房的新制度，同時發動私房業主、租房住戶和用房單位搶修危破舊房。在市政府提出的“自建公助、修建家園”的號召下，兩年多時間修復危破房屋近３萬幢，改善了市民的居住條件。這一時期，住宅建設以磚木結構和簡易平房為主，內部設施比較簡陋。由於住宅建設資金短缺，而住房制度是福利型的低租金制，不能實現以租養房和擴大再生產，住宅建設供不應求。
　　第一個五年計劃（１９５３～１９５７）期間，根據城市建設的佈局，開始有計劃地進行住宅建設。政府平均每年投入資金１２００多萬元，先後在市區、邊緣地區和工業區周圍興建了一批居民住宅區和新村，房屋結構以混合結構為主，住宅的層數也由低層向多層發展，重點解決產業工人的住房困難。
　　１９５８年，按照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政策，採取國家經租的形式和類似贖買的辦法，對市內私有出租面積超過一定數量的住宅和全部出租的非住宅房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由房管部門統一管理、統一修繕和統一調撥使用，稱為國家經租房。完成私房改造後，擴大了房管部門直管房屋面積。為加強管理，逐步建立依靠群眾管房的管、修、用三結合的管理體制。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是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和調整階段，由於壓縮基建投資，住房建設發展緩慢，新建住宅平均每年不到１０萬平方米，加上人口增加，１９６０年人均居住面積下降到只有２.７６平方米。這個時期，市政府為解決群眾住房問題，集中力量辦了三件大事：一是將大量木屋改建為磚瓦房和混合結構樓房；二是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中央撥專款在濱江東等１５個地段建設水上居民住宅區，安置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三是改造祠堂書院。與此同時，還興建了一批質量較好的住宅區，如華僑新村、盤福新村、南崗新村、員村新村，並在環市東路、河南中路及其他一些主要馬路沿線興建房屋，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條件。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房地產政策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受到干擾破壞，行之有效的管、修、用三結合與依靠群眾管房的制度被搞亂；私房業主的權益受到侵犯，一些公房和私房被強佔；亂搭亂建現象嚴重，房租收入率下降，房屋修繕不及時，租賃產權糾紛增加，房管工作處於混亂狀態。１９６９年９月，全市出租私房統一由房管部門接管，實行代收租、代修繕（簡稱“雙代”）。１９７３年房管工作的正常秩序逐漸恢復，初步落實房屋政策，分期分批發還“雙代”房、宗教房產及其他錯改房產。這一時期，新建住宅平均每年２３萬平方米，到１９７８年全市人均居住面積３.８２平方米。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市房地產行業貫徹改革、開放、搞活的政策，解放思想，不斷探索，使房地產業走上振興的道路，住宅建設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
　　１９７９年開始試點引進外資建房。當年１０月，東山區引進外資指揮部（東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率先引進外資，與港商合作建設東湖新村。隨後，廣州市城建開發總公司、穗華房產開發公司、珠江實業總公司相繼與外商合作經營開發員村昌樂園、曉園新村、江南新村、五羊邨等住宅區。合作方式主要是我方提供建房地皮（包括拆遷及三通一平），對方出全部建房資金，房子建成後按一定比例分成，部分房屋在香港出售。同時逐步改革管理體制，改變按行政隸屬關係管理房地產業的做法。１９８３年住宅建設實行“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方針；在建房方式上，由千家萬戶分散建房、自建自用變為由開發公司成片、成線綜合開發建設，主體建築與配套建設同步進行，新區開發與舊城改造相結合，使城市建設有計劃、有步驟地拓展，住宅建設速度大大加快。
　　１９８４年以後，房地產開發企業大量增加。在對市區土地全面普查的基礎上，首先對新建項目、中外合營企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徵收土地使用費，平均每年徵收約２０００萬元。此外，還通過綜合開發，以實物或現金形式有償使用土地。１９８６年８月，廣州市首次採用招標投標方式成片改造舊城區，先在東風街小區用地面積２５.７萬平方米進行試點，中標企業除負責興建小區內的市政基礎設施外，還要無償向政府提供２.３萬平方米樓宇，作為舊城區改造的周轉房屋。１９８８年公開招標開發花地灣１０７萬平方米住宅用地，廣東省信託房產開發公司以２.８億元中標，獲得該地的開發權。實施土地有償使用，在保證土地『社會主義』國有的條件下，讓土地進入流通領域，實行土地使用權商品化，加速了舊城改造和住宅建設的發展。１９８９年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在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的形勢下，廣州市的住宅建設仍保持高速發展，全年建成住宅２９９.１３萬平方米，創歷史最高紀錄。同年１０月，廣州市在全國省會城市中率先實行以“賣房起步，分步提租，相應發貼，新住房實行新制度”，並開始實施與住房解困緊密結合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逐步改變長期以來低租金、高補貼的住房制度，合理調整居民的消費結構，使人們按自己的經濟能力選擇購、建、租用住房，開始克服住房分配的不合理現象，使住房資金投入產出進入良性循環，加快了住房解困的步伐。１９９０年，全市房地產開發公司發展到８３家，出現多家經營、相互競爭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的房地產開發行業。通過綜合開發，全市已建成和在建的５萬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區有４１個。這些住宅區佈局合理，服務齊全，環境舒適，配套設施完善，反映了廣州住宅建設的新水平。房地產市場日益擴大，從住宅單一產品發展到各種非住宅樓宇，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化。到１９９０年，全市累計出售商品房５１７.８萬平方米，經營收入４８.２７億元，個人購房占２１.８２％，商品房銷售量和個人購房居全國大城市之首。房地產商品化經營，促進了房屋管理社會化，部分新建住宅區按地段統一綜合管理，有的做到小區規劃、建設、管理一條龍，為住戶提供多層次服務，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在綜合開發中，廣州市各房地產開發公司以“實物地價”形式，興建道路、公共綠地、下水道、供水、供電、通訊、學校、托兒所、幼兒園等一批市政基礎設施，總價值達８.９２億元，使市政設施配套日益完善，促進了城市建設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為實現“以地建城”和“以地養城”的目標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改革開放１２年（１９７９～１９９０）中，廣州市新建房屋建築面積４１７０.３８萬平方米，為改革開放前２９年建成的１８９０.６４萬平方米的２.２倍。其中新建住宅面積２３７６.９１萬平方米，為前２９年建成的６７１.８５萬平方米的３.５２倍。平均每年增加住宅面積１９８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提高到７.９９平方米，超過全國城鎮平均居住水平，在全國大城市中居第二位。房地產管理工作日趨規範化，加強了以產權產籍為核心的行政管理，產權檔案已初步建立起計算機網絡系統，加快了房地產登記發證的速度，房地產法規逐步完善，各類房屋政策得到落實，管理水平顯著提高。
　　廣州市的房地產業在全市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成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業的改革，有力地推動了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和房屋建設，特別是住宅建設的迅速發展，為城市經濟發展創造了基本條件和良好的環境，促進了城市經濟和建設的發展。然而，無論房地產開發、住宅建設或管理工作，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廣州還有１２萬住房困難戶，住房解困任務還相當艱巨。又如１９９０年全市房地產開發企業完成的開發工作量僅有１１.９３億元，占全市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７％，這與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地位很不相稱。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廣州將進一步加強房地產立法，不斷完善管理工作，改善投資環境，為房地產開發和住宅建設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從而使廣州市的房地產業保持高速發展的勢頭。

粵嚟粵掂

醫藥志

廣州醫藥事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１９８３年在廣州淪陷北路象崗發現的第二代南越王趙眛（卒於公元前１２２年）墓的出土文物中，就有藥丸、藥餅、生草藥和五色藥物等。
　　晉代，有葛洪（２８３～３４３年）與妻（南海太守之女鮑潛光）在粵制煉膏丹丸散的記載。
　　唐宋時期，廣州是南藥的主要集散地。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回國路經廣州時，曾經記下了他目睹的情景：“江中有婆羅、婆斯、昆侖等舶，不計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北宋畢仲衍所著的《中華備對》稱：熙寧十年（１０７７），全國有３個口岸向外商收購乳香，廣州一處就購得３４．８７萬斤，占全國乳香總入口量的９８％。
　　亞熱帶的氣候環境適合細菌的滋生與傳播，廣州歷史上經常有時疫流行，在同疾病鬥爭的長期實踐中，廣州人比較早地認識和重視藥物。根據《大德南海志》的記載，宋代廣州有診病和制售藥品的官辦機構--惠濟軍民藥局和惠民藥局，也有以施醫贈藥為善舉的玄妙觀。
　　元代，廣州出現民營藥店，從一些元曲反映，那時的人病了，有不少是自己按照固有成方去藥店配藥的。由於買藥的人漸漸多了，較大的藥店就按一些頗為通行的固有成方製備配藥以待客。
　　明代，醫和藥逐漸分離，廣州出現醫藥商品生產。一些商人開設藥鋪制售熟藥，多數是前面設坐堂醫生問病售藥的店鋪，後面是製作熟藥的工場。這種既制藥又賣藥的較大企業一般被稱之為“堂”，比較著名的有陳李濟杏和堂、何弘仁堂、佐壽堂、何明性堂、陳李昌藥肆等，其中字號沿襲至今的只有陳體全、李升佐所創的陳李濟杏和堂（即現今的廣州陳李濟藥廠），成為全國現有制藥企業的最老字號。
　　清代，廣州醫藥發展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行業。從康熙開元至鴉片戰爭前，廣州藥業形成“南北”、“西土”、“參茸”、“熟藥”、“藥片”、“樽頭”、“草藥”、“生藥”８個自然行業。他們各有不同的集散地和行會，中藥製造歸入熟藥行。這些行會中，最早的張大昌堂成立於乾隆年間，初時設在清水濠，後遷濠畔街，嘉慶年重建於打銅街，俗稱壽世會館。行會既是一種聯絡溝通同業的民間組織，又是徵收商業稅（舊稱“厘金”）的官方代理機構。會員每年都有幾次聚會，特別是藥王誕（農曆四月二十八日），要在會館拜祭藥王孫思邈，有時還在百靈路的藥王廟組織盛大的酬神演戲活動，借此宣示行業昌盛。行會的作用還在於調解糾紛和“做會”。所謂“做會”是集體借貸，幫助在經營上陷入困境的會員。入會者要繳納５０兩銀會費和其他一些雜費作為行會的基金。杏泉堂運用這些基金購置產業增加收入，開辦了廣州醫藥學校（現為廣州中醫學院）。這個時期醫藥商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當時有相當規模的合藥行在開業時也只有本銀８００兩。制藥業方面，新興起的企業有公功堂、集蘭堂、萬春堂、梁財信醫館、敬修堂、馮了性老號、馬伯良、廣芝館、存仁堂、王老吉、瑞草堂、劉貽齋、橘花仙館等。同時，西藥開始傳入廣州。清嘉慶十至十一年間（１８０５～１８０６），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醫比爾遜（Ａ．Ｐｅａｒｓｏｎ）在澳門和廣州為人種牛痘防治天花。嘉慶二十五年，懂醫術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Ｒ．Ｍｏｒｒｉｓｏｎ）與東印度公司船醫利溫斯（Ｔ．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在澳門開設醫所，經常來廣州，借醫傳教。清道光七年（１８２７），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哥利支（Ｃａｌｌｅｃｔｇｅ）來廣州與一位美國醫生合作開設醫所。道光十五年，受美國海外傳道部派遣來華的彼得?伯駕（Ｐ．ＰａｒＫｅｒ）傳教士到達廣州，在新豆欄街開設一眼科醫局，得洋商資助，擴展為醫所，取名仁濟醫院。後來在長堤穀埠（今仁濟路）建新院舍，易名博濟醫院（現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
　　鴉片戰爭以後，西藥逐漸流行，西藥房也相繼開設起來。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英商率先在廣州沙面開設屈臣氏藥房，除在英國採辦些酊劑、片劑及原料供應醫院之外，還自製成疳積餅（稱花塔餅）、風濕水、花柳水、咳糖漿等１０多種成藥。這些成藥攜帶、服用都簡便，也有一定療效，受到群眾歡迎，廣為行銷。當時僅此一家西藥房，而兩廣地區有１０多家外籍人士開設的醫院，西藥供不應求。當時交通不發達，從外國定貨往往半年以上才能運達。博濟醫院有６位醫生每人出資１００元，委託旅美歸僑羅開泰於清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在仁濟西路怡和街開設藥房，經銷西藥和製造癬藥水、疳積餅、“羅氏”補血汁等成藥，並在油欄門（現一德路轉入海珠南路入口處）、雙門底（現北平路）、十七甫等地設支店。在油欄門支店掛出“華人首創泰安大藥房”招牌。繼泰安藥房之後，先後有“中興”、“仁信”、“積臣”、“祥安”、“仁安”、“永華”、“活倫”、“中美”、“萬國”、“仁壽”、“大興”、“上地”、“上海”等藥房開業，至１９世紀末，增至百餘家。
　　西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化學藥製劑工業的形成和發展。當時廣州的化學藥製劑工業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以化學藥為原料，借用中藥劑型制藥的，當時稱為西成藥業，已形成比較大的規模，先後開業的有廣安西藥房、利濟軒、梁培基藥行、必得勝藥房、唐拾義藥廠、和平制藥公司、靈芝藥廠、陳六奇成藥社、雷天一成藥工業社、黃寶善藥廠、二天堂藥廠、鄭安之成藥社、何家庵藥社、普濟藥廠、何濟公藥廠、鳳凰草藥社、虎標永安堂廣州制藥廠等３０戶；二是以針、片等傳統西藥劑型制藥的新藥業也開始萌芽。中華民國８～１０年間（１９１９～１９２１），黎啟康、彭利二家藥房首先製成天花疫苗。同一時期，盧沖、林祿、顏漢３人從上海攜帶單頭製片機２部、糖衣機１部來廣州開設了華英藥廠，製造阿斯匹林、蘇打片等，由於財力不足，開業後僅幾個月就維持不下去，後由中興藥房投資合作，改名為華美德藥廠，業務得到發展，增加設備生產注射針劑以及酊劑，年產值７萬餘元。而比較有影響的是當時由留美攻讀制藥化學的黃藻棠、黃准和鄺國珍３學子發起而得到美洲華僑支持，籌得鉅資興辦的安亞制藥廠。該廠在河南石湧口開設廠房，在一德西路建成６層辦公大樓兼作門市部，還在盤福路開設與藥廠生產配套的合群玻璃廠，產品以環球牌商標註冊，規模、設備、人才當時都為中外人士矚目。
　　中藥業在這個時期的發展更是突飛猛進。新開業的有梁和昌藥社、保滋堂、盧暢修堂、黃貞庵、濟春堂、康壽堂、岐生堂、遷善堂、善德堂、陳燃氏、鄧可安堂、潘高夀、潘人和堂、長春洞、盧薛昌堂、岐壽堂、橘香齋、李眾勝堂、兩儀軒、羅廣濟、梁廣濟、萬春園、百昌堂、吳一堂、楊同竹林、馬百行、何天福、奇和堂、張安昌、高伯薌、何世昌、鄔福至、太和洞、崇佛氏、唐人、廣恒芳、杏林堂、百成、黃體超、梁天民、潤生氏、江伯超、梁濟時、梁永馨、杏芳園、壽和堂、蛇王福、燮和堂、萬壽堂等。這個時期，中藥製造業雖然未有與熟藥和醫療完全分離，但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另立以杏泉堂為會館的膏丹丸散行會，標誌著廣州制藥工業已經形成。在商業方面，當時熟藥（包括膏丹丸散）店鋪有１２６０間，生藥鋪９２間，參茸店６８間，藥油店３１間，藥酒店６間，戒煙藥料店４２間。
　　１９世紀末，一些中藥廠為了推銷其產品，每在科舉考試時派人站在考場門外，把成藥封包作為禮品贈送，有的編成快板現場宣傳，以此向來自各地的儒生廣為傳播。
　　２０世紀初，一些老字號企業迅速壯大，並憑藉實力和信譽向外發展。例如，當時的陳李濟藥廠已擁有３００多員工，７０多個產品，先後在香港、上海、潮安開設支店，中華民國２４年（１９３５）徵稅時，陳李濟自報本銀６０萬元；馬伯良藥房先後在汕頭、江門、香港、澳門等地以及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國設粵東馬百良藥房；梁財信醫館在佛山、順德、香港、上海等地也設有分店；潘高夀、李眾勝、遷善堂、王老吉等老企業在海外都有分支機搆；保滋堂的產品遠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這些企業為中藥進入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當時東南亞各國都有中醫中藥聯合會等民間組織。
　　中華民國２０年（１９３１），國民黨中央政府衛生會議通過餘雲裏等人提出的“關於廢止中醫藥提案”，激起全國和海外華僑義憤，廣州中醫藥界於３月１９日集會，發出通電抗議，並立３月１７日為中醫藥界大團結紀念日，迫使國民政府撤銷此提案。
　　醫療器械業最早是東莞人在２０世紀初開辦的中英、中美兩家專營牙科材料的商店。後有洋行職工許煌創辦的恒利號，為醫院修理或加工製造簡單的醫療器械。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抵制日貨，一直佔據華南市場的日產衛生材料銳減，留日學子陸順天於中華民國１２年創辦新民敷料廠，生產醫用棉花、繃帶、紗布等。後因北伐戰爭需要大量敷料，陸順天又購買機器擴大生產，以適應市場需要，並且出口外銷到港澳及東南亞地區，尤以泰國為多。稍後，有中華制棉廠、中國衛生用品製造廠相繼開業。中華民國１７～２２年，又有呂耀記、劉濤、義聯等戶先後開業，加工炮碼鉗、Ｘ光架、針盒、牙科用鉗等器械，大店的從業人員有三五十人。至３０年代初，經營中西醫器的商店發展到２７間，廣州醫療器械業初露端倪。
　　在２０世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背景下，廣州醫藥工業呈空前盛況，產品遠銷海外，年出口總值達３００余萬美元。
　　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０月，日本侵略軍進攻廣州，地處永漢路（今北平路）的陳李濟藥廠、橘香齋和保滋堂分店的廠房、貨棧、鋪面被敵機炸塌，王老吉藥廠在靖遠路的鋪面和貨棧、盧薛昌店十三行鋪面和十八甫貨棧被燒毀。廣州被日軍佔領後，安亞大樓和廣貞祥的廠房被日軍霸佔，永泰藥廠、和平制藥廠和安亞倉庫被劫一空，營業員黃恒慘遭殺害。在日偽政權的掠奪和摧殘下，業主紛紛關門停業，四散另謀出路，廣州醫藥工業一落千丈。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一些藥商囤積藥品待價而沽，牟取暴利。神農制藥廠、農林藥局、常炯堂、源吉林制藥廠等為數不多的幾間字號利用這個時機，獨家生產經營一些緊缺俏銷藥品而獲得了較大發展。在這段時間開業的有李英泉藥局、梁紹基藥行、華南藥廠、必安藥行、陳萬年藥社等幾家西成藥企業。
　　日軍侵佔廣州後，日商乘機而入，直接投資辦企業。中華民國２８年，先後在廣州開設了鹽野義、岳陽堂和武田 ３家制藥廠。鹽野義設於海味街及文德路，製造老篤牌眼藥水。岳陽堂設于光復南路，主要製造癬藥水、賽金膏等。規模較大的是武田株式會社廣州分廠，其廠部設在沙面（廣州市醫藥管理局現址），第一工場在解放北路，第二工場在德政路，第三工場在太平路，全廠共８００多人。該廠用機器生產，面市的產品有米太寶靈、仁丹、山杜年、蘇打片、健皮膏、九一四針、賽金膏等。日商在廣州還開設有１５間藥店，大量的日產成藥充斥廣州市場。
　　隨著京漢鐵路的開通和北方戰事日緊，各地不少商客來廣州採購藥品，刺激了廣州醫藥市場的發展。至中華民國３４年８月，全市有１５３間西藥房和３００多間藥材鋪，購銷兩旺。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州醫藥工業恢復緩慢。但在當時制藥“三分成本七分利（舊時喻之‘種銀樹’）”的吸引下，也有不少人孤注一擲，投入較大資本建廠房、買機器進行生產，其生產規模和產品種類，都非戰前可比。中華民國３７年９月７日成立的廣州市成藥出口工業同業會登記的會員有１３９戶，該會稱還有七八十戶未入會。但由於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影響，社會經濟不穩定，保滋堂一次售出１０萬元（關金券）藥品，轉眼間只能當１萬元投入營運。通貨膨脹加上貨運不暢，因此很多企業回天乏力，即便曾經一度興旺過的新民敷料廠在這時也不得不用機器製造棉胎出售，以求生存。全行業僥倖能維持到廣州淪陷的只有１０５家工業企業，然而大戶俱挾資去了香港，留下的企業只是一個空殼。根據１９５１年１月填報的《廣州市制藥工業同業會入會申請書》，敬修堂當時的資本額為人民幣１．８１億元（舊幣，折合新幣１．８１萬元），職工１４人；岐生堂的資本額為人民幣６６５０萬元（舊幣，折合新幣６６５０元），職工２２人。
　　１９５０年之後，政府採取的一系列保護人民健康的衛生措施，使廣州醫藥有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從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成藥工業總產值在全市的比重由３．４％增加到７．１％，居全國各大城市首位，新藥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在商業方面：１９５１年６月成立中國醫藥公司廣東省分公司（廣州市醫藥公司的前身），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成立中國醫藥公司廣州採購供應站，１９５５年４月成立廣州市藥材公司，國家開始對廣州醫藥的生產和流通實施計劃管理，並逐步建立起一批國營醫藥、藥材商店，控制了批發業務。
　　５０年代中期，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廣州２１１家藥業戶按照產品劑型相近，業戶條件優劣搭配、長短互補的原則，組合成１１間公私合營中藥廠和１６間公私合營化學制藥廠；７家衛生材料業戶組成３間公私合營敷料廠；１８家醫療器械業戶組成３間公私合營醫療器械廠；１７家輔助材料業戶組成４間玻璃、藥粉廠；３６５戶藥材鋪組成４個批發部和３５６家公私合營藥材零售店；２４２戶西藥房中的批發商轉入國營的藥品、器械、成藥等３個批發部，其餘零售戶改為公私合營醫藥店。
　　在此後的２５年中，廣州醫藥工業經過調整、改組，陸續撤銷、合併一些重複生產的企業，更改企業名稱，至１９８０年形成一批以老字號為主體的較大規模骨幹企業，中藥系列有一至九廠，西藥系列有第一至第七制藥廠，商業系列有兩個公司一個站。在調整合併的同時，組建了一批新的企業和事業單位，例如：廣州中藥飲片廠、珠江制藥廠、廣州制藥廠、廣州醫藥機械廠、廣州中藥總廠、廣州市醫藥工業研究所、白雲山制藥廠、興華制藥廠、廣州市醫藥中等專業學校、廣州醫藥印刷廠、廣州醫療器械工業公司、廣州市醫療器械研究所等。
　　在此期間，廣州的化學藥工業上了一個大的臺階，不但擁有多家化學藥原料生產企業，而且化學藥製劑生產亦得到較大的發展。
　　１９５７年，廣東制藥廠的葡萄糖車間和明興制藥廠的異煙肼車間先後建成投產。１９５８年５月，廣州金黴素廠籌建處成立，同年８月，廣東制藥廠成立磺胺藥原料車間。１９５９年，僑光制藥廠的原料車間也建成投產。１９６１年，星群制藥廠研製的延胡索乙素正式投產。１９７０年，廣州制藥廠２０噸四環素發酵罐及其配套設備一次試車成功投產。接著廣州抗菌素廠、第八制藥廠、第九制藥廠和第十制藥廠先後成立，廣州市的化學原料藥工業已初具規模。化學藥製劑方面，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全國化學藥工業實行統一核算、分級管理的新體制（工業托拉斯），這對現代製劑生產基礎較薄弱的廣州醫藥來說，不但得到國家從資金、技術、設備上的新投入，而且注入了新的管理制度，從而使產品的質量和品種都有大的發展，產值每年遞增１３％。而從整個行業來看，在當時統購統銷、統收統支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全市醫藥商品奇缺，藥店的可配方率不足７０％。中成藥工業到１９８０年的固定資產淨值只有４３４萬元，所有中藥廠呈現廠房設備老、人員老、產品老的狀況。全行業工業總產值（按１９８０年不變價計算）２．５３億元。
　　８０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企業長期以來實行財政統收統支、產品統購統銷的局面。１９８０年，廣州市藥材公司成立購銷服務部，恢復藥材議購議銷服務，扭轉了中藥方劑長期配伍不全的局面。同年，光華制藥廠、明興制藥廠、敬修堂藥廠、衛生材料廠４家企業被批准實行利潤留成和基建小項目不用報批的改革試點，第二年在全行業推開，使一批面臨虧損的企業有了轉機。這時，一些企業恢復原來的老字號。
　　１９８４年，政府主管部門把人、財、物、產、供、銷６個方面的３０多項權力下放給企業。醫藥工業從僑光制藥廠、敬修堂藥廠自辦產品展銷會，醫藥商業從海珠藥材批發部自找貨源開始，紛紛走向市場。從此，工業企業的產品以自銷為主，市場競爭也日益激烈起來，迫使企業改變數十年一貫制的產品結構，而開始自辦科研所，實行橫向聯合，開發新產品，引進國外先進設備，改造生產環境。改革開放１０年，廣州醫藥系統引進了總額為１９４５．１１萬美元的１４條生產線和１５８台單機，有１２家老廠易地或原地改建，大部分的商店也都重新高標準裝修。在市場的導向下，中西藥企業生產經營的界限逐漸被打破。
　　醫藥市場實行開放政策後，醫藥總公司系統外的醫藥企業發展較快。１９８０年，系統內外工業總產值的比例為１∶０．１，１９９０年的比例則為１∶０．８４。全國八大藥材市場之一的清平市場，個體攤檔購銷藥材的總量與國營的廣州市藥材公司不相上下，而個別工業企業的發展更引人矚目。例如：建於１９７３年的白雲山制藥廠，這個時期同省內外１０多個地區和單位在原料供應、中間體生產方面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聯合或聯營，１９８５年在深圳市與香港東偉投資公司、深圳東方貿易公司合資成立了東方白雲藥業有限公司，邁出了利用外資發展生產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他們總結經驗，實行多元化、主體化經營發展戰略，成立“廣州白雲山制藥總廠”，並分設２８個分廠和公司，形成了有特色的集約化企業，一躍成為全國第三大制藥企業。同時，隨著系統外醫藥企業的不斷發展，醫藥 的生產和市場都逐漸向縣鎮轉移。１９８０年廣州醫藥工業總產值占全省醫藥工業總產值的６７％，而１９９０年則占４７．６％；廣州醫藥商業銷售額１９８０年占全省醫藥銷售總額的６８．７％，１９９０年僅占４２％。
　　這個時期廣州醫藥行業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廣州醫藥管理局，實行工商貿合一的體制。局直屬企業有８家中成藥工業企業：廣州中藥一廠、陳李濟藥廠、奇星藥廠、敬修堂藥廠、潘高夀藥廠、羊城藥廠、眾勝藥廠、中富公司（中外合資）；６家化學藥製劑廠：僑光制藥廠、明興制藥廠、星群制藥廠、天心制藥廠、何濟公制藥廠、光華制藥廠；３家化學藥原料廠：廣東制藥廠、廣州制藥廠、第十制藥廠；７家生產器械等用品的企業：廣州衛生材料廠、廣州醫療器械廠、廣州醫療設備廠、廣州醫藥機械廠、廣州藥用包裝材料廠、廣州藥用玻璃廠、裕發器械公司（中外合資）；９家商貿公司：廣州市醫藥公司、廣州市藥材公司、廣州市醫藥物資供應公司、廣州市醫藥進出口公司、廣州醫藥貿易中心、廣州醫療器械公司、保聯拓展有限公司（駐香港）、廣州醫藥實業公司（中外合資）、廣州醫藥建設開發公司；３個事業單位：廣州市醫藥工業研究所、廣州市醫療器械研究所、廣州市醫藥中等專業學校。
　　歸口行業管理的非直屬企業有：白雲山制藥總廠、興華制藥廠、華樂制藥廠、白雲東平制藥廠、珠江制藥廠、粵華制藥廠、越秀制藥廠、市橋制藥廠、花山制藥廠、花城制藥廠、蘿崗制藥廠、廣東省中藥研究所實驗藥廠、廣東醫學院附屬藥廠、廣東省藥物研究所附屬藥廠、星城制藥廠、遠東藥業有限公司、羊城醫療器械廠。
　　１９８８年，廣州醫藥工業總產值在全市３７個行業大類中占６．１％，排第四位。１９９０年廣州醫藥行業工業總產值２１．７０億元，銷售收入１８．２４億元，利潤１．５２億元，稅利２．４０億元，商業總購進９．８４億元，總銷售１１．８９億元，四項指標均居全國１４個計劃單列市之首。工業總產值和商業總銷售分別比１９８０年增長７倍和４倍，有８家工商企業進入國家二級企業行列，１２家工業企業成為省級先進企業。
　　改革開放後，廣州醫藥面臨兩大挑戰：一是省內外崛起一批大型醫藥集團公司和眾多投資大、起點高的中外合資醫藥企業；二是國外大企業的藥品進入中國市場，各地出現一批代理商家。原先那種以仿製產品為主、原料輸入為主、國內外市場為主、中小企業為主、傳統劑型和製作工藝為主的生產經營方式已不適應現代市場競爭。１９９０年，廣州市醫藥總公司向市人民政府提交了改組的要求和實施方案，市政府選擇醫藥總公司設立集團公司，授權該公司經營管理所屬企、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作為國有資產投資（運營）主體的改革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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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志

廣州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開始使用電能，是國內最早使用電能的城市之一。
　　廣州電力工業起源於清光緒十六年。美國華僑黃秉常當年集資開辦了廣州電燈公司，這是國內民族資本經營的第一家電燈公司。該公司開辦初期，裝機容量只有2000千瓦，發電量約供1500盞電燈照明用，有職工100人。
　　自清光緒二十六年英商旗昌洋行在長堤五仙門開辦粵垣電燈公司（即五仙門電廠）起，到中華民國4年（1915）五仙門電廠的裝機容量只有1900千瓦。中華民國18年陳濟棠主粵後，廣州電力工業有所發展。中華民國22～26年，河南電廠和西村發電所先後建成發電。中華民國24年，廣州市電力管理處全年收入躍居全國第二位。日軍侵華後，廣州電力工業受毀嚴重，日漸衰落，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仍不能恢復，西村發電所只有1台機組發電，實發電能力最低時只有5000千瓦，加上煤炭缺乏，只好改燒木柴發電；其時全市只有3座變電站，主變壓器7台，總容量為1.63萬千伏安，供電範圍只限于市中心區，面積僅50平方公里～60平方公里，東面最遠不超過石牌，西南面的芳村、白鶴洞只有小部分地段供電。由於供電設備殘舊失修，管理非常混亂，線路質量差，導致經常停電，線路損失率高達51.5％。
　　撈國建政後，電業職工著手對發供電設備、線路等進行大修改造工作，為廣州電力工業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1950～1966年，廣州電力工業從恢復走向全面發展。在發電方面，廣州西村電廠組織工人修復了1號汽輪機和2號發電機，使兩台1.5萬千瓦發電機組恢復正常發電，並先後進行兩期擴建工程，裝機容量從撈國建政初期的3萬千瓦增至1960年的6.45萬千瓦。1958年，廣東省第一座中型水電廠--流溪河水電廠建成發電。在供電方面，先後建成了35千伏、110千伏、220千伏送變電工程，使廣州電網在全省電網建設中處於領先地位，供電最高負荷和供電量也分別保持著每年7％和14％的發展速度。與此同時，在發、供電企業內部，管理機構、體制及各項規章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
　　1967～1976年期間，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電力工業的生產規章制度受到衝擊，導致事故增多，設備損壞，經濟效益下降。1967年和1968年，廣州發電廠的發電量比1966年分別下降18％和41％；廣州供電公司的供電量比1966年分別下降19.8％和37％。期間國家經濟建設著眼于戰備，廣州的不少工廠遷到花縣、從化等地，因而電網建設投資的重點放在“山（邊遠山區）、散（分散在農村、郊區）、洞（山洞）”，對電力工業的投資不足，造成發電容量和供電設備不足，廣州缺電情況嚴重，經常出現主變和線路超負荷威脅安全而被迫停電，不得不採取了一些限制用電的措施。如工廠用電每週“開四停三”或“開三停四”；嚴禁使用非生產用的電熱設備；路燈實行隔支亮燈；對配電變壓器在320千伏安以上的用戶實行定電量指標和高峰時間負荷指標；不准使用霓虹燈；廁所和廚房用15瓦以下的燈泡。廣州用電緊張的情況持續到80年代中後期才開始逐步得到緩和。
　　從1977年開始，由於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實行，廣州電力工業發展迅速，成績顯著。在發電方面，1978年7月黃埔發電廠建成，兩台裝機容量為12.5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同時投產。1980年6月，該廠裝機容量增至50萬千瓦。1990年11月，該廠裝機容量又增至110萬千瓦，成為當時廣東省最大的火力發電廠。廣州發電廠的裝機容量從1977年的6.45萬千瓦增至1990年的18萬千瓦。1986年，該廠還興建了熱電並供工程，供熱管網伸展到西村、南岸、流花湖、西關一帶。
　　在供電方面，廣州供電局大搞電網建設和更新改造，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堅持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35千伏～220千伏變電站，從1976年的45座增至1990年的74座；主變壓器從1976年的76台增至1990年的145台；最高供電負荷從1976年的37.74萬千瓦增至1990年的112萬千瓦；年供電量從1976年的25.67億千瓦時增至1990年的65.19億千瓦時；年售電量從1976年的23.78億千瓦時增至1990年的62.45億千瓦時。1990年，在全國十大城市（北平、上海、天津、武漢、瀋陽、廣州、重慶、哈爾濱、西安、南京）中，廣州的供電量和售電量以及最高供電負荷均名列第六位；主變總容量名列第四位；送電線路總長度（2194.9公里）名列第八位；配電變壓器總容量（70.26萬千伏安）和配電線路總長度（5998.58公里）均名列第七位；用戶個數（452869戶）名列第三位。
　　1990年，廣州供電局、黃埔發電廠、廣州發電廠均被國務院中國企業評價中心、國家統計局工交司評為中國500家最大規模和最佳經濟效益企業之一，在全國電力行業分別排列第26位、第37位、第3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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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志

廣州市郊蘊藏著少量的煤炭資源。廣州作為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給煤炭工業和燃料(煤炭、焦炭、燃料油、木柴、燃氣，下同)的購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清道光二十年(1840)前，廣州市已開始少量開採和使用煤炭。清咸豐十一年(1861)，始見一定數量的外國和內地煤運銷廣州。清光緒十八年(1892)前，廣州工業和民用燃料以木柴、木炭。禾草為主，柴業購銷兩旺。清光緒十九年後，隨著煤炭在航運、絲織、機械、鑄造等行業的使用，煤炭市場日趨興旺，煤炭年輸入量最高的達70多萬噸。至中華民國26年(1937)的44年間，雖然社會對燃料的需求量逐年增加，但由於燃料市場對外對內開放，故國內外燃料來源十分充裕，能滿足各業的需求。但此間廣州市場煤炭貨源絕大部分操縱在日本和法、英等國煤商及其代理人手中，廣州市私營煤商完全處於從屬受支配的地位。抗日戰爭期間，因日軍侵粵，交通受阻，燃料受政府管制，煤商業同業公會停止一切活動，煤店被迫關閉，致使國內外煤炭輸入大幅度下降，各業用煤無法保障，多數因缺煤而改用木柴、木炭、油渣、穀糠為燃料。此間，因外地來煤減少，而促成了廣州煤炭開採業的發展。全盛時期，廣州全業有30餘家公、私營煤礦公司。市郊煤炭的開發利用，對當時各業急需用煤起到緩解作用。抗日戰爭勝利後，工商業紛紛複業，社會對煤炭的需求猛增，但因政府繼續實行燃料統制，煤商業務無從發展，加之煤炭開採業日趨衰落，進口煤價格暴漲，煤炭來源更少。與抗戰前對比，煤炭輸入量相差90％強，不及當時各業需煤量的1／3，致使廣州地區多次發生燃料恐慌。
　　撈國建政後，燃料為國家統配物資，逐步由國家統一分配和調撥。50年代初，為穩定燃料市場供應，市場燃料由國營公司和私營柴、煤商經營。1954年後，隨著對私營柴、煤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完成，燃料貨源全部由省、市國營專業公司統一調配。此間，因燃料貨源供大於求，市場平穩。1958年後，因工業和生活用燃用量迅速增長，而國家調配的貨源量增長不大，燃料市場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燃料供求的緊張，又促使煤炭工業大發展。是年11月，廣州煤炭工業上馬。在當時全國開展的“大躍進”運動的影響下，大規模群眾性採煤運動一時熱火朝天，但由於採掘失調，技術設備落後，事故頻繁，煤質低劣，虧損嚴重，僅維持了3年多，便隨著廣州國民經濟的調整而被撤銷下馬。1963年後，國家分配的燃料資源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市場趨於平穩。1970年開始，因國家分配的煤炭資源與實際需求出現缺口，工業用煤供應又趨緊張。工業用煤供求緊張的狀況，再次促進煤炭工業的發展。是年，廣州煤炭工業再度上馬。此後，廣州煤炭工業逐步進入一個穩定、協調、健康發展的新時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州煤炭市場供求緊張的狀況。1980年前，廣州煤炭裝卸設備簡陋，主要靠人力裝卸。1981年後，煤炭裝卸逐步實現機械化和半機械化作業。20世紀80年代初期，廣州市民用煤銷售曾出現過供不應求的現象。1984年，廣州計劃外燃料市場全面放開，打破了國營專業公司獨家經營的局面，出現了多層次、多渠道經營燃料的新格局，改變了多年來廣州燃料市場供求緊張的狀況，滿足了社會對燃料的需求，但這種好勢頭僅維持了兩年半。從1986年下半年起，因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社會對燃料的需求增加，加上受到運輸的制約和影響，市場供求再度出現緊張。
　　新中國成立以後，雖然燃料供應出現過緊張狀況，但由於党和人民政府加強了市場管理，積極扶持和發展煤炭生產，強化燃料的組織調運，實行計劃分配和計劃供應，採取先生活、後生產，先保證重點、後照顧一般的供應原則及“開源”、“節流”等措施，從而基本保證了工業和生活用燃料的計劃供應，對廣州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87年後，廣州地區燃料行業先後推行經濟承包和經理任期目標責任制，積極參與市場競爭，發展橫向經濟聯繫，實現了從單純生產管理型向生產經營型的轉變，企業逐步扭虧為盈。1989年下半年，工業基本建設速度放慢，燃料供大於求，廣州燃料市場再次趨向緩和。1990年，廣州燃料生產經營系統生產原煤20.26萬噸；購進煤炭525.34萬噸，燃料油(以下簡稱重油)134.81萬噸，焦炭3.49萬噸；銷售煤炭536.21萬噸，重油134.43萬噸，焦炭3.56萬噸。工業總產值1.38億元，物資購進總額6.62億元，物資銷售總額9.75億元，政策性補貼後實現利潤4956萬元。
　　廣州煤炭生產和燃料流通，經過150年的曲折發展，逐步形成了以下一些特點：
　　燃料結構多樣化　廣州工業和民用燃料消費結構，經歷了從以燃用木柴、禾草為主，到以燃用煤炭為主，再到以煤、油、氣並舉的變化過程。清道光十九年(1839)前後，工業和民用燃料為木柴、木炭、禾草。清道光二十年起，工業和飲食行業開始少量使用煤炭。清光緒十九年(1893)後，煤炭已成為廣州工業的主要燃料之一。抗日戰爭開始至解放前夕，廣州因缺煤，除個別大廠和火車以及外籍大輪船為用煤大戶外，其他各業大多使用柴炭、油渣、穀糠作燃料。撈國建政後，工業燃料一直以煤為主。1957年起，市民生活用燃料從以柴為主迅速轉變為以煤為主。1971年，在部分工廠和部分旅遊飲食企業開始批量使用重油。1975年，廣州市生活用燃料開始從煤向石油液化氣和人工煤氣發展。1978年，廣州率先在全國十大城市中實現居民、農民生活普及燒用蜂窩煤。1979年後，重油和煤氣、石油液化氣在工業和生活用燃料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1990年末，廣州重油消耗189萬噸，占當年工業用煤指標445萬噸的42.47％；全市使用石油液化氣和人工煤氣的家庭共33.01萬戶，氣化率已達40.9％，已形成了以煤、油、氣並舉的燃料消費格局。
　　燃料資源缺乏　廣州是全國燃料緊缺的大城市。一方面，自身資源貧乏，自給能力低，歷年主要靠外地調入。不論撈國建政前或撈國建政後，廣州的煤炭自給率僅約占4％～7％，其餘90％以上靠國內、國外購進；重油，在1977年前全部從國內外購進，1978年後自給率年平均才略超過40％，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另方面，實際需要與國家分配的數量相差較大，尤以工業用燃料為甚。1979年前，工業用煤年缺口達30萬噸以上；1980年後，年缺煤和重油都在50％以上。多年來，因燃料短缺，已嚴重制約廣州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廣州燃料緊缺的重要原因是資金投入不足，能源建設速度遠遠不能適應國民經濟增長的需要。以1980～1988年為例，廣州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3.39％，而能源年增長率只有5.32％。再就是廣州地處祖國南疆，遠離煤炭產地，運輸線長，中轉環節多，調運組織工作難度大，費用高。長期以來，廣州燃料市場在資源、運輸、價格上均受到全國燃料供求形勢的制約和影響。
　　能源利用率低　由於設備陳舊、工藝落後等原因，在不少企業中能耗高的情況還相當突出。據1988年統計和測算，廣州每萬元國民生產總值能耗為2.23噸標煤，每萬元工業產值能耗為2.14噸標煤。一次能源利用率只有26.52％，低於全國平均水平30％，與國際先進水平65％相比差距更大。產值能耗過高的狀況，更加劇了廣州燃料供應的緊張。
　　生產、供求波動性大　由於受到全省、全國國民經濟建設及資源、運輸、價格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廣州煤炭工業和燃料流通，長期存在著一個週期性波動起伏變化的規律。煤炭生產方面，往往是當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或燃料市場供求緊張時，煤炭工業就上馬；國家扶持，經營得法就穩定持續發展，相反，就會下馬或萎縮。而燃料購銷方面，則往往是當全國燃料供求緩和時，廣州燃料市場就平穩；全國供求偏緊，廣州就出現緊缺；全國緊缺，廣州就更加緊張，尤其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國國民經濟建設發展速度時高時低或大起大落時期，這種波動性更加明顯。此外，每年還有小的波動，一季度到貨較少，市場緊一點；二季度到貨好，市場松一點；三季度後，燃料消費增加，到貨也較好，燃料市場供需平穩。
　　發展廣州燃料市場，有其明顯的地區優勢　其一，廣州是國內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擁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籌集資金的優勢，且有眾多輕紡工業名優產品和農副土特產品，可以用這些經濟優勢源源不斷地從燃料產地獲取所需的燃料。其二，廣州歷來為國際通商口岸，同世界各國，特別是與東南亞、環太平洋地區有著廣泛的經濟聯繫，而這些地區的燃料資源比較豐富，因此，廣州可以從運距短的鄰近國家和地區輸入燃料，以彌補國內燃料資源調入的不足。其三，廣州市場經濟機制發育較早，從1980年計劃外煤炭市場初步建立至1984年燃料市場逐步放開，廣州燃料市場日趨活躍，可以通過多方位、多層次。多渠道取得燃料資源。其四，廣州的燃料消費結構逐步趨於合理。
　　未來廣州工業和民用燃料消費的發展趨勢是：一次能源將逐步縮小，二次能源將逐步擴大。今後，隨著南海油田的大力開發，省、市電力和石油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電和煤氣、石油液化氣等在工業和民用燃料消費中的比重將越大，尤其是民用燃料，在不久的將來將被電和煤、油等液化氣所取代，這是歷史的一大進步。燃料的逐步解決、燃料結構的優化，將有利於廣州經濟社會實現新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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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工業志? I

秦漢時期，廣州的釀酒、制糖、造紙業已經十分興旺；唐宋年間，又有發展。明清期間，制琺瑯、制鐘技術飲譽全國。至鴉片戰爭前，廣州輕工業生產以農產品為主要原材料，以手工作坊的方式緩慢發展。
　　鴉片戰爭後，愛國華僑和民族資本陸續在廣州辦起一批近代輕工業生產企業，最早是火柴廠，隨後是電池、牙膏、化妝品、肥皂、玻璃、罐頭、電筒、餅乾等企業。２０世紀初，廣州生產的舞龍牌火柴、虎頭牌電池、雙刀牌肥皂、先施牌雪蕊、雙妹牌花露水、廣式糕點等輕工產品已成為馳名全國的“廣貨”。廣奇香牌豆鼓鯪魚、鮮炸鯪魚罐頭出口東南亞，頗負盛名。
　　中華民國１８～２３年間（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廣東省政府為了增強經濟實力，先後在廣州建起當時全國最大的機制紙廠－－廣東省營制紙廠（現廣州造紙廠前身），以及全國第一家飲料廠－－廣東飲料廠，全國第一家機制糖廠－－市頭糖廠等大型企業。民族資本也創辦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廣州分公司等頗具規模的企業。輕工業逐步成為廣州市的重要經濟支柱。但此時的廣州輕工業從整體上看，企業規模不大，技術水平不高，部分原材料依賴進口，基本處於簡單加工和仿製的階段。
　　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０月日本軍隊侵佔廣州後，廣州輕工業備受打擊。用５年時間建立起來的全國首家集制漿、造紙於一體的大型企業廣東省營制紙廠，僅試產１００多噸新聞紙，所有設備就被日本侵略者全部劫掠回國。發展中的電池行業，有實力的企業被迫遷往內地，實力不足的企業陷於半停產狀態。肥皂、火柴行業在日商壟斷市場的情況下，只能生產低質產品維持生存。罐頭行業全部倒閉，僅剩日偽開設的工廠在生產。
　　抗日戰爭勝利後，伴隨著市場復蘇，廣州輕工業生產廠家陸續複業。中華民國３６年下半年起，蔣介石發動內戰，為了支撐局面，對人民強征暴斂，濫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市場蕭條；為乞求外援，置民族工業不顧，放任外國產品在國內市場傾銷，嚴重打擊了廣州輕工業。廣州淪陷前夕，輕工企業絕大部分處於停工歇業或半停工境地。
　　撈國建政後，撈共廣州市政府為保證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採取降低稅收、統購包銷、國家貨款等措施，扶持廣州輕工業恢復生產。１９５２年，廣州輕工業企業的生產全部恢復並得到發展，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４９年增長６５％。１９５３年開始的國民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陸續擴建了廣州造紙廠、人民造紙廠（原名江東造紙廠）、益豐搪瓷廠、衡力玻璃廠，並開辦了華僑糖廠、廣東罐頭廠、廣東玻璃廠、百花香料廠等一批骨幹企業。到１９５４年，全市輕工業企業發展到１７０６家。當年，撈共廣州市政府根據國家關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等“三大改造”政策，在縫紉機製造業中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試點，把多家私營企業合併為公私合營華南縫紉機製造廠，並統一產品商標為華南牌。由於將技術、資源、財力集中使用，推動了縫紉機製造業生產的發展。這一年，家用縫紉機產量２．６５萬架，比合營前提高了１．３３倍。１９５６年，廣州輕工業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私營企業全部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並將一部分規模小的企業合併到規模較大的企業中去，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組織生產。當年，廣州輕工業的工業總產值為２．４０億元，提前１年完成國家下達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產值指標，其中食品加工、製造、制紙、捲煙等成為廣州市工業發展的支柱行業；縫紉機、金筆、皮革等輕工產品成為廣州市主要出口產品。到１９５７年，完成了對私營工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州輕工企業重組為２０５家，職工人數４．６１萬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２２％，全民所有制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創稅利７３．６３元。
　　由於輕工業在廣州市國民經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撈共廣州市政府提出要把廣州建設為輕紡工業城市。為此，１９５８年起到７０年代初，撈共廣州市政府先後投資興建了燈泡廠、保溫瓶廠、油脂化工廠、糖廠、玻璃廠、造紙廠、鐘錶廠等一批地方國營輕工企業。廣州輕工業利用地方財政支持，對一批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擴大生產規模，使廣州輕工業的生產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不僅企業規模增大，而且新建企業設備技術達到當時國內先進水平，成為日後廣州輕工生產的骨幹企業。１９６０年，廣州輕工業積極發展自行車生產，從而使廣州成為全國第四個有生產機械手表、鬧鐘、自行車能力的城市。但是，由於受“大躍進”急於求成指導思想的影響，加上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及農業失收而原材料緊張，造成這一時期廣州輕工業的發展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缺乏，發展速度緩慢，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的工業總產值每年增幅只有５．１％。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工業總產值才得到回升，平均每年增長１４．３％。１９６５年７月，根據國務院的部署，廣州輕工業進行調整，分為輕工業系統、二輕工業系統。輕工業系統以縫紉機、自行車、手錶（俗稱“三大件”）生產為主體，擁有食品加工、制糖、制紙、日用化工用品、玻璃、搪瓷等行業的生產體系。是年，全系統有企業１５９家，職工人數４．１６萬名，工業總產值５．１０億元。
　　廣州輕工業系統經過調整，逐步走上正常發展軌道。但是，１９６６年下半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給生產帶來干擾。１９６８年推行的“政治整編”，大撤、大改、大並，把５個工業公司、４個總廠和研究所全部撤掉，將１５９家企業合併為７９家，在企業實行軍事化建制。由於大並大砍，造成企業規模過大，場地分散，生產秩序混亂，無章可循，不少企業的產品質量、勞動生產率下降，成本升高，不少品種停止生產。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廣州輕工業系統的總產值比１９６６年分別遞減１６．８％和２９．１％。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輕工業系統全民所有制企業創稅利均未能達到１９６５年的平均每百元產值創稅利３９．２８元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廣州輕工業企業逐步恢復正常生產秩序。撈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企業貫徹國家“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使生產有了新的快速發展。１９８１年，輕工業系統開始有重點、有步驟地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使啤酒、汽水、餅乾、燈泡、燈管、化妝品等產品的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當年工業總產值１１．２０億元，居全國同行業的第三位，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１６．５％。１９８３年，廣州市再次提出以發展輕紡工業為重點的工業建設方針，制定了對輕紡工業的“六個優先”政策（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技術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外匯使用和引進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調動了輕工業自身發展和其他行業支持輕工業的積極性。１９８４年，市輕工行業進行管理體制改革，實行廠長負責制，同時在全國同行中率先與外資合作辦企業，創辦了中美合資企業－－廣美食品有限公司。當年全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１６．９０億元，比上年增長１３．５％，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１２．７％，並創出一批新的名牌產品。１９８５年，自行車工業公司、縫紉機工業公司與日本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簽訂了生產摩托車的技術合作協議書，為發展廣州摩托車生產走出重要一步。
　　進入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全行業繼續深化企業內部以管理體制、人事用工、分配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進一步搞活企業；繼續加強企業管理，下功夫抓產品質量。１９８８年，廣州味精食品廠生產的雙橋牌味精獲得了全國食品加工業該年度唯一的國家金獎。當年，連同複評獲獎產品在內，廣州輕工業局系統有８種產品獲國家優質獎，４５種產品獲國家輕工部優質獎，３３種產品獲廣東省優質獎，１８種產品獲廣州市優質獎。同時，繼續大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引進外國設備、技術改造老企業。在建設中、法、比三方合作的珠江啤酒廠以及中、美、港三方合資的廣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兩項重大工程過程中，創造出建設時間短、投產質量好、效益高，連外國同行也為之讚譽的“珠啤速度”、“美特速度”。美特公司在國家組織的全國合資企業綜合評價中，於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兩次榮列全國十大合資企業榜首。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廣州輕工行行業領先全國同行到香港辦起一批境外企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使８４％的企業實現產品出口，初步形成了廣州輕工行業生產面向國內市場，發展海外市場的新格局。這一時期，廣州輕工行業辦起的中外合資企業，占全市該類企業總數的２４．５％，在境外辦的企業占全市總數的４３％，累計引進設備４１０５台（套），使７７％的企業在不同程度上實現技術改造。廣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廣州寶潔有限公司、廣通食品有限公司、珠江啤酒廠、廣州啤酒廠５家企業的設備、技術、產品、效益達到國際同業的標準，４４家企業達到國內先進水平，１７家企業處於國內中等水平。這時期，廣州輕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１３．８３％，是“二五”時期以來的最高發展速度。
　　輕工業的發展，使廣州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電池出口基地和縫紉機、摩托車、自行車、啤酒、汽水的主要生產基地。出現５５５牌電池、雙橋牌味精、浪奇（高富力）牌洗滌用品、飄柔和玉蘭牌洗髮護膚用品、黑妹牌牙膏、鷹金錢牌鯪魚罐頭等馳名全國的新“廣貨”。
　　１９９０年，廣州輕工行業繼續興辦了１０家中外合資企業，至此，輕工業局系統共有合資（合作）企業４５家。這些企業當年完成工業總產值９．３６億元，占全局總產值的２６．０２％；實現稅利總額１．０４億元，占全局稅利總額的２４．２７％；完成出口交貨值３．８５億元，占全局出口總值的３５．１９％，成為輕工發展的生力軍。這一年，輕工行業繼續推進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大力調整產品結構，開發新產品９１項，新花色品種２８６項，其中自動日曆機械手表等１６項新產品填補了國內空白，創產值１０．３０億元，創稅利２．１２億元；４６項產品實現創優，優質品產值１７．６０億元，占全局工業總產值的４９％；乾電池、工業縫紉機、自行車、摩托車、化妝品和合成洗滌劑、味精、啤酒及灌裝設備（消化吸收國產化項目）８項產品，被市確定為重點發展的產品。同時，繼續加強企業管理工作，６０％以上的企業達到國家級或省級先進企業標準。廣州味精食品廠被晉升為國家一級企業，成為全國食品加工業第一家、也是廣州市工業企業第一家國家一級企業。是年，廣州輕工行業有縫紉機、自行車、摩托車、鐘錶、日用化學產品製造、食品加工、日用品玻璃搪瓷、造紙、裝潢印刷、制筆、輕工機械、金屬包裝等１２個行業，１４０家企業，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４３家，集體所有制企業３３家，中外合資企業４５家，境外企業１９家；有職工９．３１萬多人，固定資產淨值１６．５３億元；當年工業總產值５１．６２億元，占廣州市工業總產值４０２．１９億元的１３％，在全國十大城市輕工行業中居第二位（次於上海），出口交貨值１１．６８億元，居全國十大城市輕工行業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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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工業志? II

廣州位於祖國南大門，地處亞熱帶，毗鄰港澳，交通便利，華僑和港澳同胞眾多，得地緣、人緣的優勢，手工業有悠久的歷史。早在秦、漢時期就有了較為精緻的手工業品，如陶器、青銅器、玉石器、絲織品等。至明、清兩代，手工業發展更為鼎盛。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廣州手工業能工巧匠輩出，經過世代相傳，形成行業多、隊伍大、產品豐富多彩的特色，其中傳統名牌產品享有盛譽，銷往國內外。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入侵，有些手工業產品受洋貨衝擊，生產下降。同時受西方經濟技術的影響，產品結構亦起變化，出現了一批仿洋貨的產品。
　　在舊中國，廣州的手工業起落變化較大，除抗日戰爭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６）有過一段發展外，其餘年代因受政局的影響，技術設備落後，生產發展緩慢。
　　撈國建政後，廣州市手工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撈國建政初期，廣州手工業生產為華南地區城鄉人民提供了大量的日用品和小農具，並提供了就業門路，從業人員增加４萬人，工業總產值增長１．３倍，對剛獲得解放、百廢待興的廣州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４年，個體手工業人員占全市工業從業人數的４４．８５％，個體手工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１３．７２％。
　　廣州手工業從１９５０年開始試辦合作社，本著“自願互利”原則和“說服、教育、示範”的方法，積極引導，穩步前進。１９５４年，廣州市手工業管理局成立，加強了對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到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使分散、落後的個體手工業變為集體所有制企業。
　　在１９５８年掀起的“大躍進”運動中，廣州手工業由於調整不當，增加了一些機電產品的生產，如衝床、電動機、發電機等。在工業總產值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重，從１９５７年的１３．２５％上升到２８．３％，１９６０年達３７．３３％，而生活資料的生產比重下降，導致大量日用小商品供應緊張。經過經濟調整，尤其是把在１９５８年不適當“升級過渡”為地方國營工廠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合作工廠，退回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恢復原有的經營特色和管理制度，使被擠掉的小商品生產得到恢復，還增加了為市場需要的各款金屬傢具、人造革衣箱、農用薄膜、印花塑料薄膜、彈子門鎖、皮鞋、皮手袋等產品。手工業的傳統名牌產品亦得到恢復和發展。
　　１９６５年，經過行業調整，按行業歸口，手工業局改稱為第二輕工業局，實行專業管理，生產出現持續增長勢頭。１９６６年起，受長達１０年的“文化大革命”衝擊，生產遭到挫折。但廣大職工堅持生產，並開發了多種新產品，如羽絨服裝、電飯煲、電水壺、球型門鎖、塑料涼鞋、國際比賽用優質乒乓球等。
　　１９７９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廣州市二輕工業局根據市場需要，廣泛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更新改造老企業，開拓新產品，提高產品檔次。新產品主要有：家用電冰箱、洗衣機、燃氣爐具、不銹鋼廚具、新型板式拼裝木傢具、蒸氣噴霧電熨斗、轉頁電風扇、高級小提琴、新型男女高檔時裝、豪華燈飾、高級旅行箱（包）、塑料包裝材料、包裝箱等，產品價格絕大部分已放開。企業普遍加強營銷工作，產品銷往國內外市場，出口增長較快。
　　廣州手工業、二輕工業在撈國建政後的發展進程中，為廣州市國民經濟及地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１９５６～１９９０年間，從二輕系統劃出了機電、化工、食品、包裝等一批企業，歸口廣州市有關行業部門管理。同時，在按行業歸口管理中，二輕工業也劃進了少部分企業。
　　撈國建政後至１９９０年的４１年中，廣州手工業、二輕工業的面貌已發生根本變化。職工隊伍不斷壯大，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間，二輕系統企業職工均超過１０萬人；產品從普通發展到中高檔，從傳統老產品發展到現代產品，門類較多、品種豐富，並擁有一批名優高檔產品，尤其是在全國有名氣的傳統名牌產品，如手電筒、鋼琴、小提琴、雨傘、理髮推子、雙舌門鎖以及塑料鞋、塑料盆桶、鋁高壓鍋、乒乓球、汽槍、電冰箱、電飯煲、服裝、瓦楞紙箱、廣繡、廣彩、牙雕、玉雕等。主要行業有：日用機械製造業，日用矽酸鹽製品業，皮革、皮毛及其製品業，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製品業，傢具製造業，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塑料製品業，金屬製品業，日用電器製造業，照明器具製造業，衡器製造業，日用雜品製造業等；產品３７００多種，花色、規格１萬多個。至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市二輕局系統有工業企業１８４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４３戶，占２３．３７％；集體所有制企業１１１戶，占６０．３３％；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如中外合資、合作）３０戶，占１６．３０％。企業規模以小型為主，有１５９戶，占８０．９％。職工總人數７．５０萬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職工２．２８萬人，占３０．４％；集體所有制職工４．０６萬人，占５４．１％；其他所有制職工１．１６萬人，占１５．５％。市屬從化、花縣、增城、番禺４縣二輕工業共有企業９４戶，職工２萬多人。
　　１９９０年，廣州市二輕局系統和萬寶、包裝、服裝等公司的所屬企業共有２３２戶，職工１０．１０萬人，固定資產原值１７．０８億元、淨值１２．４１億元，工業總產值３４．６１億元（１９８０年不變價），銷售收入４０．６７億元。其中廣州市二輕局所屬企業（以下同）實現工業總產值１７．３７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５．６４％、廣東省二輕工業總產值的２１．５１％，比１９５０年增長７７倍。產品遠銷五大洲１１０個國家和地區。１９９０年出口交貨值９．６６億元，占市屬工業局（總公司）出口交貨值的２１．２３％，出口創匯１．８０億美元。企業實現的利潤和上繳稅金，據１９５９～１９９０年統計，共４９．８９億元，其中稅金為１９．０９億元。企業的經濟實力增強，至１９９０年，二輕集體企業的自有資金達５．６９億元，比１９７９年增長１．８７倍。設備擁有量達３．６０萬台（套），安裝了一批自動生產線、電子計算機、數控機床等先進設備。工廠的廠房大為改觀，僅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新建、擴建的廠房面積就達４０．３９萬平方米。有５戶企業被廣州市評為花園式單位。通過加強職工教育，開辦中專、大專、技工學校和幹校，加上國家每年分配大、中專畢業生，以及向社會招聘專業技術人員，整個職工隊伍的素質有了顯著提高。１９９０年全員勞動生產率２．４０萬元，為１９５５年的１０．９７倍。有２１家企業被評為國家二級和省級企業，１５家企業被評為廣州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還有一批企業被評為國家計量達標單位和質量管理先進企業。經國際認證的產品有２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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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工業志

廣州紡織業源遠流長，相傳在公元前１１世紀的周朝，廣州地區已出現用葛藤纖維編織而成的葛布。
　　漢代（公元前２０６～公元２２０），種桑、養蠶、繅絲、織綢在珠江三角洲興起，手工繅絲、織綢業逐漸形成。
　　南北朝（４２０～５８９）時，廣州生產的麻布細密結實，薄而挺爽，是進獻皇帝的貢品。
　　宋末元初，棉花種植在廣東中、西部地區普遍推廣，用弓弦彈棉、手搖車紡紗，手機織布，這已成為廣大農村的主要家庭副業，珠江三角洲等地棉織業甚為發達。廣州番禺新造一帶有“無男不種棉，無女不織布”的說法。此後，種棉、紡紗、織布，從華南擴向長江、淮河流域。明中葉以後，由於植物生態條件、經濟效益等因素，廣東甘蔗種植蓬勃發展，而棉花種植日漸衰落，後又受大量外國棉花、棉紗傾銷影響，廣州地區用棉不得不依靠進口和外省供應。
　　明代（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廣州絲織品生產技術發展到較高水平，其品質優於金陵和蘇杭，品種有五絲、八絲、雲緞、光緞及牛郎綢等。
　　從清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起的８５年間，廣州是中國對外通商的唯一口岸，進出口商品全經廣州集散。廣州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是國內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得天時地利，廣州紡織業蓬勃發展，產品出口到美、英、法及南洋諸國。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將紡織品進口關稅率降至５．５６％～６．９５％，降幅高達６０％～９０％。從此，洋紗、洋布大量湧入廣州口岸，使廣州乃至廣東省手工棉紡織業遭到致命打擊，手工紡紗基本被淘汰，土布業嚴重萎縮，大量紡織女工失業或被迫轉行。
　　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第一間用手搖襪機生產西式襪子的作坊投產，新興的針織業在廣州誕生。
　　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中國首家現代機器紡紗廠——厚益紗廠在廣州市沙面建成投產，有棉紡錠１２８０錠，可年產１５支（３８．９號）棉紗２４萬磅（１０３噸）。它比１８９０年建成投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早１９年。但投產不到半年，便被美國新任駐廣州領事藉故迫令停工、拆賣機器而夭折。
　　同年，萬昌隆染坊在廣州投產，家庭式的手工印染業從此走上工場生產。
　　受封建體制統治及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影響，１９世紀末，廣州紡織業發展緩慢。２０世紀初葉，辛亥革命成功，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當時全市有手織布機三萬多台，加入廣州織造工會的土布織造企業有１８０多家，未加入織造工會者為數更多。清宣統三年（１９１１），廣州亞通機器織布廠投產，擁有日本豐田電動織布機１００台，是廣東省使用現代機器織布的首家企業。中華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廣州針織業總產值達到２１５．８６萬銀元，居全國同行業之冠；絲綢業產銷兩旺，產品遠銷歐美各國。中華民國１３～１５年，廣州出口生絲９８００噸，平均每年出口３２６６噸。
　　中華民國２２年，廣東省國民政府投資６３４０萬元毫銀，在廣州市河南區芳草圍興建廣東省營紡織廠，並於１９３５年建成投產。該廠占地面積３８．６４萬平方米，有棉紡錠２萬枚，棉線錠１２００枚，棉、毛、絲織機共２１２台，蒸汽鍋爐３台，５００匹柴油發電機組３台，設備大部分從英國進口，年產能力為２０支（２９號）棉紗１．６８萬件（３０４８．１９噸）、絹絲３０噸、絲織品２１８．５２萬米，年產值２２０萬元毫銀，是廣東省紡織工業發展史上第一間最具規模的現代化紡織企業。中華民國２５年，廣州紡織工業企業有６９１戶，手工業７０４戶，共有從業者３．２７萬人，總產值７５０７．３０萬元（按１９５２年不變價計算）。中華民國２７年，廣州被日軍侵佔，廣東省營紡織廠變成侵華日軍的軍械修造廠和軍需庫，其他紡織企業也被迫停產關閉。
　　中華民國３４年３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市場對紡織品的需求量甚大，促使廣州紡織業生產迅速恢復到戰前水平。尤其是針織品和色織布發展更快，黑妹牌、金鹿牌、５５５牌等汗衫背心，國光呢、南方呢、雲鶴呢等色織布，享譽國內，名揚港澳地區及東南亞各國。不久，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西南地區大批商人湧來廣州採購紡織品，廣州紡織業更是產銷兩旺。１９４９年，廣州局勢混亂，市場物價暴漲，紡織業生產處於歇業半歇業狀態。是年，廣州市有紡織企業９５３家，從業人員２．４１萬人，工業總產值７２２４．８０萬元（按１９５７年不變價計算，未包括手工業），主要產品產量棉紗１．５５萬件（２８２０噸），棉布２１９８萬米，印染布７６８．５０萬米，印染絲綢８３．２０萬米，針織衫褲８１５．８８萬件，襪子３１９．２０萬雙，毛巾３７２萬條，線毯１．２５萬條，軸線１３３．２０萬個。紡織企業從業人員占廣州市工業企業職工人數的３２．２１％，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３１．２７％，占廣東省紡織工業總產值的５５．２０％。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撈共廣東省政府依法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廣東省營紡織廠和梅?麻織廠，將其收歸國家所有，迅速組織職工恢復生產。並利用廣東省營紡織廠的部分廠房和毛麻紡織設備，組建成地方國營廣東苧麻紡織廠，將梅?麻織廠從吳川縣遷來廣州市赤崗，更名為廣東麻袋廠，這３家企業成為廣州市全民所有制紡織工業的基礎。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根據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對全市１０００多家私營紡織企業，採取由國營商業部門加工訂貨、供應原材料，由銀行發放貸款等措施，幫助其恢復生產，組織城鄉物資交流會打開產品銷路。並採取措施調整勞資及公私關係，保障資本家有合理的利潤可圖。申請開業的私營紡織企業不斷增加，全市紡織企業總數達到１３００多家。擁有１００多台電動織布機的友光布廠和永泰毛巾廠也從香港遷來廣州開業。１９５２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總產值達到１．０２億元（按１９５７年不變價計算），棉紗２．１０萬件（３８１３噸），棉布３９０３．６０萬米，印染棉布１６７７．６０萬米，針織衫褲１０７７．８４萬件，線毯１．７０萬條，軸線４２８．４０萬個，麻袋１１１．５０萬條，企業職工２．２８萬人，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２８．８４％，占全省紡織工業總產值的４３．２９％。
　　１９５３年，國家在加工訂貨的基礎上實行統購包銷，對紡織品實行憑票定量供應，取消企業自銷紡織品的經營權。１９５４年，廣州紡織廠第二廠、友光布廠、全新針織廠、李裕興針織廠、華南制線廠等５家條件較成熟的私營企業經撈共廣州市政府批准，實行公私合營。
　　為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生產建設高潮的到來，加速紡織工業的發展，１９５５年４月，廣州市第二工業局（１９５７年更名為紡織工業局）正式成立，代表政府對全市紡織工業企業進行管理。同年，公私合營紡織企業增至５８家。１９５６年元月，全市１２８２間私營紡織企業全部按自然行業實現公私合營，並按先進帶落後、大廠帶小廠、鄰近合併的原則，改組合併成１２６家企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勝利完成。通過改組合併，企業的廠房、設備、技術力量等生產要素得到合理配置，生產潛力得到較好發揮。廣州市紡織工業企業規模小、場地狹窄、生產分散的落後面貌初步得到改善。
　　“一五”計劃期間，廣州市紡織工業開始了大規模基本建設，除對廣東麻袋廠、廣東紡織廠、廣州紡織廠第二廠等進行改建擴建外，還動工興建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廣州苧麻紡織廠和全國第一家高支紗專紡廠——廣州第二棉紡廠，與廣州市華僑工業建設股份投資有限公司合資建成華建紡織廠。全行業實際完成基本建設投資額１６５２．７０萬元，占全市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７．６６％。投資的重點是麻紡織業，占７５．４３％；其次是棉紡業，占２０．２４％。新增固定資產１０４７．４６萬元，為廣州紡織工業的發展奠定了較扎實的基礎。１９５７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產值達到２．０３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２１．２９％，占全省紡織工業總產值６１．４７％（按１９５７年不變價計算）。
　　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的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總產值、主要產品產量、勞動生產率、上繳利潤等指標，連續兩年創歷史最高記錄。一大批新產品、新品種開發研製成功並投放市場。其中４２支彩條府絨、６０支雜色府綢，８０支提花府綢、雲鶴呢、堅固呢、雪影呢、染色卡其布、印花苧麻布、染色絲綢和無光紡、印花人絲紡、印花絲綢頭巾、大花綢緞被面、綠線麻袋、汗衫背心（３２支、４２支、６０支）、人造絲汗衫、球衣、提花衛生衣、人造絲花襪、白毛巾、提花線毯、提花浴巾、木紗團、寶塔線等３０多種產品的質量達到或超過國內先進水平。實現大小技術革新項目３２２０項，其中針織台車防脫套裝置、連續式切羅紋布機、電熱熨衫機以及利用甘蔗渣研製成功的粘膠纖維漿粕等均屬國內首創。特別是甘蔗渣粘膠纖維漿粕工業性試產成功，為廣州市化學纖維工業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在“大躍進”期間，廣州市紡織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加大。１９５８年實際完成投資額１０４６．３３萬元，為“一五”計劃期間完成的實際投資額１６５２．７０萬元的６３％，占全市工業基建投資額的６．２８％，除繼續建設廣州苧麻紡織廠和廣州第二棉紡廠兩個骨幹工程項目外，還投資興建廣州第一針織廠、廣州人造纖維廠、廣州紗線漂染廠、廣州紡織機械廠等４個新企業。廣州市紡織工業生產能力和技術後方力量進一步增強，並成為全國化學纖維工業起步較早的地區之一。
　　同期，有４６間紡織生產合作社由集體所有制企業轉變成地方國營企業，並劃歸廣州市紡織工業局管理。紡織企業增至１７２戶，職工在冊人數增至４．２０萬人。
　　由於當時“左”的指導思想影響，經濟工作急於求成，過分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致使廣州市紡織工業設備失修嚴重，必要的原料庫存吃空。加上受嚴重自然災害的影響，全國糧、棉、油、麻等主要農作物全面歉收，市場上商品奇缺，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紡織工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制約。從１９６０年開始，生產任務嚴重不足，企業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有２０００多名職工被下放到農村支援農業生產，廣州市紡織工業生產進入低谷。與１９５９年比較，１９６０年工業總產值下降１７％。１９６１年下降４６．７６％，企業全面減產。
　　根據當時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廣州市紡織工業局採取措施，調整企業及產品結構，先後關、停、並、轉７４家企業。其中關閉１０家，停產２家，合併３８家，退轉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２４家。１９６３年底，廣州市紡織工業企業調整為９４戶，比調整前減少４２％，在冊職工縮減為３．２８萬人，比１９５９年減少１／４。在生產安排上，將有限的原料重點保證織布業需要，壓縮針織品生產。同時，貫徹“以進養出”方針，努力開發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的紡織品。有的放矢地投資１８５５．１６萬元，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紡織工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共開發適銷對路的出口紡織品種１００多個，出口產品產值達到３．４４億元，平均每年８５９６萬元，比１９５９年提高５．０６倍，出口產值比重達到３４．２１％，占全市出口工業總產值的２１．３６％。
　　隨著整個國民經濟形勢的好轉，廣州市紡織工業也在調整中逐步走出困境，生產恢復正常，在調整中得到鞏固、充實和提高。１９６６年，工業總產值為３．６７億元（按１９５７年不變價計算，含郊縣），棉紗６．４８萬件（１．１８萬噸），麻袋７８５．８２萬條，絲織品５３７．３１萬米，全員勞動生產率１．０８萬元，實現利潤４８１８萬元，大部分指標超過歷史較好水平的１９５９年；針織衫褲、毛巾、印染絲綢、軸線和棉布等產品產量，也基本接近１９５９年的水平，化學纖維生產有重大進展，粘膠短纖維產量首次突破千噸大關，達到１１７４．２２噸，為紡織業提供了相當於２．３５萬畝棉田的原料量，廣州棉紡原料供應不足的矛盾得到緩和。
　　此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生產受到嚴重干擾。１９６８年，紡織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６６年下降２８．３３％，棉紗、棉布、印染布、印染絲綢、絹絲、針織衫褲、麻袋、化學纖維等主要產品產量以及利潤等，均全面大幅度下降，倒退到１９６４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間，為搞“戰備疏散”，分別在花縣赤坭、從化縣五臺山各建棉紡廠１間，共有紗錠２．２５萬錠，織布機２０８台。其間，廣州紡織工業廣大幹部職工千方百針排除干擾，克服原料、電力供應不足的困難，挖掘潛力，發展生產。在棉紡行業組織了棉紡會戰，棉紗千錠時產量提高到４０公斤左右，增產棉紗２６％。在化纖行業搞化纖大會戰，建成日產富強纖維８噸的生產車間；還自力更生建成年產滌綸短纖維３００噸的小型合纖試驗廠一間。化纖紡織品生產有較大起色，１９７６年生產滌棉布１１２２萬米，占棉布總產量１１．３６％；針織業開發生產的錦綸絲裝飾頭巾、滌綸蚊帳、低彈滌綸面料及服裝，織帶行業的錦綸荷葉花邊帶等新產品，成為市場的暢銷品。紡織產品結構的改善，帶動了廣州紡織工業的發展。是年總產值達到６．５３億元，比１９６６年增長７７．７３％，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９．６４％（按１９７０年不變價計算，含４縣）。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國家對輕紡工業的發展實行傾斜政策，在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技術改造措施、基本建設、銀行貸款、外匯使用、引進先進技術和交通運輸等６個方面予以優先。同時，廣州市作為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城市，實行計劃單列並享有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得改革風氣之先，全市所有紡織企業分期分批擴大了企業經營自主權，並從１９８０年開始，按行業實行財政包乾，全額利潤留成，核定留成比例為２６．４％，主要用於生產發展、集體福利、職工獎勵和預備基金等４個方面。這是處理國家、企業及職工個人三者利益關係的一項重大改革，企業生產經營積極性明顯提高，擴大再生產的自我發展能力增強。經撈共廣東省政府批准，廣州絹麻紡織廠成為全省紡織工業中第一個有直接對外貿易權的廠家，並成為連年創匯超過千萬美元的企業。經國務院批准，廣州市紡織工業聯合進出口公司成立，實行工貿、技貿、進出口相結合，享有外貿進出口公司的同等待遇，對促進廣州市紡織工業向外向型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１９７９年，根據撈共中央關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全市紡織企業從建立與健全以責、權、利相結合的崗位經濟責任制入手，分期分批進行全面整頓、綜合治理，實行黨政分工，建立以廠長為中心的生產指揮系統，推行廠長任期目標責任制和一整套企業現代化管理制度，在分配制度方面實行勞動成果與經濟效益掛鈎，進而實行以承包為主的經濟責任制，調動了廣大幹部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企業的的活力明顯增強。
　　在國家“６個優先”政策的扶持下，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廣州市紡織工業共完成技術改造和基本建設項目１００多個，總投資額５．３３億元人民幣，利用外資６８２７．５０萬美元，改建新建生產廠房１０多萬平方米，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１５００台（套）。一批老企業得到改造，一批技術起點高的新企業陸續建成投產。主要項目有：國內首條年產１４００萬米的印地科牛仔布生產線１條；年產８０００噸滌綸長絲和年產４５００噸滌綸短纖的現代化合成纖維廠各１間；年產純滌綸紗線２５００噸的中外合資紡紗廠１間，棉紡行業引進先進的氣流紡紗機８０００頭，細紗機紡錠能力增至２３．６６萬錠；織布行業引進具有８０年代先進水平的片梭織機、箭杆織機３２０台，針織行業引進提花龍頭經編機７台，緯編大圓機１３０多台，高速全自動襪機６３台；印染行業引進高溫高壓溢流染色機、高速平網印花機、高溫高壓筒子染色機、高溫高壓定型機、松式呢毯整理機等先進設備１００多台套；棉織行業引進毛巾割絨機２台、八色商標織帶機１台、高速織帶機６８台等等。廣州紡織工業的技術裝備有了明顯進步，產品質量及其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能力得到提高。差別化纖維產量的比例達到３２．８８％，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織布行業生產的滌棉細紡、滌綸中長纖維花呢、印地科堅固呢質量居國內先進水平；針織行業產品從以純棉內衣為主，發展到化纖化、外衣化、時裝化、系列化。針織百褶裙、百褶連衣裙、滌棉Ｔ恤、沙灘裙、針織滌綸喬其紗連衣裙、針織牛仔服系列以及針織真絲綢時裝等產品，暢銷北平、上海、南京、成都、武漢等各大城市，並批量出口，走在國內針織外衣時裝化新潮流的前列，被中國紡織工業部譽為“南國一枝花”。在全國紡織工業產品質量評比中，廣州生產的秋蟬牌汗衫背心、珊瑚牌汗衫背心、黑妹牌汗衫背心、獎盃牌滌棉Ｔ恤、“５５５”牌滌綸針織印花喬其紗、紅圈牌棉毛衫、紅燕牌全棉衛生衣、白蓮牌精梳棉紗、五羊牌印地科堅固呢、握手牌滌棉仿麻呢、天鵝牌色織滌棉細布、金駝牌提花線毯和五一牌木紗團、椰樹牌苧麻紗等１４種產品先後２０次榮獲國家銀獎（包括複評再獲得的６次），占廣東省紡織產品獲國家銀獎總數的８６．９６％。此外，還先後榮獲紡織工業部、廣東省科委和廣東省經委頒發的科技進步獎或技術開發獎共５１項，占全省紡織工業獲獎總數的一半。１９８８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總產值為２１．８４億元，其中出口產值比例達３４．１８％；棉紗總產量３．７４萬噸，化學纖維總產量１．５７萬噸；創利稅２．３１億元，有固定資產原值６．１９億元。與改革開放前的１９７８年比較，工業總產值增長２．０３倍，棉紗增長６６．９６％，化學纖維增長３．４９倍，利稅增長９６．９４％，固定資產原值增長２．３１倍。出口交售值占銷售收入３８％以上，居廣州市工業戰線之首位。年創匯５００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有１３家，其中廣州絹麻紡織廠、廣州第一棉紡織廠超過１０００萬美元。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廣州紡織工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也經受了各種嚴峻的考驗：其一是商業部門對紡織品不再統購包銷，這對於長期習慣於高度計劃經濟體制的紡織工業系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其二是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純棉和化纖紡織品兩次調價以及原材料、燃料、動力先後漲價，使企業經濟效益下降；其三是紡織工業勞動強度大、噪聲高、三班制生產，在勞動力市場開放後，紡織工人外流多，招工難；其四是隨著廣州對外交往的日益擴大、市民生活的日益提高，市場要求紡織工業部門以更快的週期更新產品。此外，８０年代後期，由於全國國民經濟出現過熱，基本建設規模過大，工業生產增長過速，流通領域秩序失控，撈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治理經濟環境。當時市場疲軟，廣州紡織企業普遍資金困難，加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單方面撕毀出口貿易合同，致使出口紡織品生產比重占３０％以上的廣州紡織工業生產開始滑坡，經濟效益大幅度下降。１９８９年利潤比上年下降３２．２９％，１９９０年比１９８８年下降５１．３４％，並出現行業性虧損，廣州市紡織工業處於撈國建政後最困難的時期。
　　為解決上述各種困難和問題，廣州紡織行業在全面整頓企業管理的基礎上堅持改革，逐步樹立了“生產經營一手抓”的新觀念，從過去只抓生產轉變為既抓生產、又抓經營；從過去著重抓速度、產量轉變為著重抓質量、品種開發及經濟效益。企業普遍建立了經營銷售機構和產品設計機構，紡織產品不再坐等商業部門收購而主動開拓市場。同時，積極開展橫向經濟聯合，主要方式有：
　　一、成立集團公司。１９８７年已成立牛仔布服裝集團、針織品集團、永泰毛巾集團。
　　二、跨省聯合。廣州紡織工業總公司與武漢、重慶的紡織工業部門聯合，組成漢穗渝紡織工業經濟技術協作委員會，輪流展銷３地企業的產品。
　　三、加工形式的聯合。市紡織工業總公司屬下各企業都有幾個或幾十個加工點，利用鄰近縣、區、鄉一些企業的廠房、設備、勞動力，擴大生產能力。
　　四、產銷聯合。永泰毛巾集團、第五針織廠、第七針織廠、絹麻紡織廠分別通過投資聯營辦廠，從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陝西等棉麻產地獲得原料。同時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企業到山區、農村招工，在紡織系統內開辦各種職工學校，提高工人的思想、文化、技術素質。此外，還通過補償貿易、來料加工、合資經營等辦法，引進先進的設備、技術，擴大對外貿易，促進生產發展。
　　１９９０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總產值２６．８５億元（按１９９０年不變價計算，含４縣），銷售收入１９．３５億元，出口交售值８．４３億元，固定資產原值為１２．４６億元；主要產品產量棉紗２．２６萬噸，化纖及其混紡紗２．１０萬噸，棉布４６３３．７９萬米，印染布４６３１萬米，印染絲綢１８７０萬米，絲織品１３８萬米，絹絲５４１噸，苧麻布４２５萬米，針織衫褲４８６２萬件，毛巾２６８５萬條，毛巾被２７．２９萬條，珠被２．４２萬條，床單１１．２５萬條；有職工６．４４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２７０６人。全員勞動生產率３．４０萬元。
　　廣州市地處沿海，歷來是中國對外通商的主要口岸，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由於地理交通等方面的有利條件，成為中國針織工業和現代機器紡紗業的發祥地之一。但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誕生前的１個世紀漫長歲月中，因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與摧殘，紡織工業發展緩慢，長期停留在落後的手工業作坊式的生產上，而且原材料、染化料、設備及機配件等均主要依靠進口。撈國建政後，經過７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在廣大幹部職工的努力奮鬥下，廣州紡織工業已建設成一個包括化纖、棉紡、毛紡織、麻紡織、絲織、印染、色織、針織、棉織複製和紡織機械在內的、門類比較齊全的現代機械化的產業，擁有生產企業８９家，其中“三資”企業１７家，大中型骨幹企業２７家，占全市大中型骨幹企業總數的１１．０２％。紡織工業總產值、利稅總額和出口創匯等均居廣州市工業系統的前三位，是廣州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工業總產值和主要產品產量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均居廣東省紡織工業的首位。利稅總額、出口創匯歷來居廣東省紡織工業系統的前茅；在全面加強企業管理的活動中，有２２個企業榮獲廣東省先進企業稱號，占廣東省紡織工業省級先進企業總數的３２．８４％。其中廣州第二棉紡廠、廣州泰盛染織廠、廣州華南制線廠、廣州針織廠、廣州合成纖維廠、廣州風帆毛巾廠等６家企業獲國家二級企業稱號，占廣東省紡織工業系統國家二級企業總數的一半。
　　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廣州市紡織工業累計安排１０多萬人就業，總產值達２４９．３０億元，共為國家提供稅利３９．９２億元，相當於國家同期對廣州紡織工業投資額的４．２４倍；紡織品出口交售值達４２．９３億元，為國家創外匯８．９４億美元。這些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當代廣東不是棉花產區，但是，廣州紡織工業從這裏奇跡般地走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成為國內出口紡織品的主要生產基地之一。在新的發展時期，該行業將繼續深化改革，克服和解決８０年代末出現的各種困難和問題，進一步以先進的技術設備改造和武裝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優化行業結構、產品結構，調整和提高出口產品的品種和檔次，努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使生產得到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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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業志

廣州的食品工業有悠久的歷史。晉朝葛洪著的《西京雜記》提到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漢高帝時就有“南粵產石蜜（甘蔗製成的飴糖）”的記載。同時，廣州地區用甘蔗糖生產的沙飴、冰糖等也見於漢、唐及以後各朝代的古籍記載。唐代劉恂著的《嶺表錄異》中，記述廣州地區有一種用蟹黃、肉作餡的點心，稱為“蟹黃畢羅”。這種帶餡點心的出現距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至明末清初（公元１８世紀），廣州地區的制糖、釀酒以及煙絲、餅餌、幹果品、調味品等手工業生產已頗具規模，其中與北平“六必居”、揚州“三和醬園”、長沙“九如齋”並稱中國四大醬園之一的廣州“致美齋”醬園（現為致美齋食品廠），建於清乾隆中期，至今已有２００多年的歷史，其生產的小磨麻油、天頂抽（醬油）、甜醋、芝麻醬等產品，享有盛名。
　　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大量外國商品湧入，同時也帶來一些工業生產技術，廣州地區出現了採用機械進行生產的食品企業。
　　清光緒十九年（１８９３）國內最早的罐頭食品廠--廣州廣茂香罐頭廠建立，生產果、蔬、魚等罐頭食品。清光緒二十八年，周錦建麥芽糖廠。清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張廣源罐頭廠建成。中華民國３年（１９１４）永利威酒莊（現為永利威酒廠）建立；中華民國８年廣州第一家機械生產糖果餅乾企業馬玉山餅乾糖果廠成立。陳濟棠主粵政後，於中華民國２３年利用外資和國外技術在廣東省建造了６家糖廠，其中建在廣州番禺地區的有市頭和新造兩家糖廠，這是全國最早的機制糖廠。同時期，在廣州西村建成廣東飲料廠，生產汽水、啤酒、白酒。中華民國２５年，廣州食品生產廠家發展到６４７戶（其中手工業４２０戶），從業人員５８７４人，產值６９１６．６０萬元（按１９５２年不變價），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２０％，僅次於當時的紡織工業。產品銷往國內各地，涼果、臘味、麥芽糖、腐竹、米酒、調味品、月餅等食品還銷往港澳及東南亞諸國和地區。
　　１９３８年日本軍隊侵佔廣州後，廣州食品工業和其他工業遭到嚴重打擊，工廠停產或遷往內地，有的被日軍徵用，生產軍需食品。市頭糖廠於是年１０月停產，設備被拆運臺灣。日軍侵佔廣州期間，食品工業一片蕭條。
　　到１９４９年撈國建政前夕，廣州食品行業有６１７戶企業（其中手工業有３７５戶），從業人員９３５９人，產值６１６３．８０萬元（按１９５７年不變價計算）。當年幾種主要產品產量如下：食用植物油５６００噸；碾米１０．４０萬噸；罐頭１００４噸；餅乾９２０噸；白酒１０００噸；汽水２４５萬瓶；捲煙１１．１６萬箱。
　　撈國建政前，廣州食品工業經過漫長的發展道路，形成一批具有嶺南特色的傳統名優食品，如蓮香樓、泮溪酒家、陶陶居、趣香餅家、廣州酒家的廣式月餅，成珠茶樓的小鳳餅（又稱雞仔餅），以及眾多廠家生產的廣式糕點；廣州沙河地區生產的沙河米粉；東昌皇上皇、佳棧、滄州八百載等廠家的廣式臘腸和臘肉製品；廣式燒臘製品以及廣州西關泮塘的馬蹄粉；廣奇香的豆豉鯪魚（鮮炸）罐頭；致美齋醬油、甜醋；大石腐乳和金源腐乳；從化荔枝蜜等產品馳名中外，曆久不衰。
　　撈國建政後，廣州食品工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國民經濟恢復時期（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廣東省、廣州市政府分別接管舊官僚資本企業，當時廣州市政府接管的食品企業有聯和米機廠（現為廣州市糧食加工廠）、東亞煙廠（現為南方煙廠）等，廣東省政府接管的有廣東飲料廠。通過合併改組，建立地方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並組織企業恢復和發展生產。這個時期工業戰線開展增產節約、抗美援朝運動，組織『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全國開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情報）運動，大大激發了廣州工人階級的主人翁責任感，食品工業生產有了較快發展。１９５２年，全市食品工業總產值為１．７５億元（１９８０年不變價），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４２．１４％。
　　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廣州工業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生產關係的變革，推動了食品工業的發展。在此期間，廣州興建了日榨蔗２０００噸的華僑糖廠（１９５６年建成投產）和廣東罐頭廠（１９５８年建成投產），還擴建改造了一些食品企業。至１９５７年，廣州食品工業總產值（１９８０年不變價）達４．２１億元，比１９５２年增長１．４倍，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３４．５６％，年平均遞增速度達１９．４％。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和三年經濟調整時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由於高指標、瞎指揮、 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左”傾思想嚴重氾濫，國民經濟比重失調，生產大受影響，全市食品工業總產值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２１億元降至１９６２年的３．９５億元。爾後，經過３年經濟調整（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貫徹落實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政策，生產有所回升。至１９６５年，廣州地區食品工業總產值達５．９１億元。這３年，廣州食品工業平均增長速度達到１４．１７％。
　　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６８～１９７５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食品工業受到嚴重干擾，生產發展緩慢甚至停滯。１９７０年廣州地區食品工業總產值６．５０億元，僅比１９６５年增９９６８萬元，年平均遞增速度由三年經濟調整時期的１４．１７％降至３．３４％。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廣州食品工業生產雖然仍受到“左”的思想路線種種干擾，但在廣大員工的積極努力下，工業總產值以年平均遞增９．５７％的速度增長。至１９７５年，全市食品工業總產值達１０．８５億元。
　　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廣州市食品工業逐漸恢復了正常的生產秩序，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特別是１９７９年以後，貫徹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和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促進了廣州食品工業的發展。至１９８０年，廣州地區食品工業總產值達１２．５５億元，比１９７５年增長１５．７％。５年間工業總產值年平均遞增３．２％。
　　第六、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食品工業的發展更快。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于１９８１年成立。１９８４年，全國食品工業會議在北平召開，著重研究貫徹全國食品工業至２０００年的發展綱要。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５日，廣州市委、市政府召開了發展食品工業會議，明確提出廣州發展食品工業的目標、任務、要求和措施。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接見了《中國食品報》記者，提出要加強行業管理，健全科研體系和成立食品工業研究開發中心等。在這１０年間，廣州食品工業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一、興建和改造了一批企業。其中新建的大型企業有年產１５萬噸啤酒的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珠江啤酒廠（１９８３年興建，１９８５年７月建成投產）和日處理甘蔗６０００噸的番禺梅山糖廠（１９８５年建成投產，是國內最大的甘蔗糖廠之一）。改造的主要企業有：廣州啤酒廠、亞洲汽水廠、嶺南餅乾廠、廣州糖果廠、白雲米麵製品廠、南方麵粉廠、趣香糕點廠、皇上皇肉食製品廠、永興海鮮水產公司冷凍廠、廣州果子食品廠、東山豆製品廠等。這些廠先後引進具有８０年代先進水平的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少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擴大了生產能力，提高了產品質量。其中，廣州皇上皇肉食製品廠（生產臘味的老字號）在全國首先使用太陽能烘烤技術設備製作臘味，番禺縣魚窩頭糖廠在１９８７年建成年產３０００噸澱粉、馬蹄（荸薺）粉生產線，採用的工藝設備為國內首創，在廣州地區也是首家實現機械化生產馬蹄粉。在這期間，一批中外合資企業相繼建成投產，主要有：生產汽水、雪糕和“卜蔔星”膨化食品的廣美食品有限公司；生產“大大”泡泡糖、“ＯＫ”膠姆糖的番禺糖果有限公司；生產即發乾酵母的梅山-馬利乾酵母有限公司；生產方便肉食製品的國際肉食製品聯合公司；以及香滿樓牛奶公司、達能酸乳酪公司、可口可樂分裝廠、百事可樂分裝廠等一批“三資”企業。
　　在此期間，廣州食品工業廠家注重產品的開發和包裝的改進，推出的新產品有：豆奶、乳酸菌飲料、高能運動飲料、薄型餅乾、字母餅、金幣巧克力、威化巧克力、雞精、母乳化奶粉，以及各種營養保健型的食品、飲料、口服液及礦泉水等，深受群眾歡迎。
　　１９９０年，廣州市食品工業總產值由１９８５年的７．７５億元（１９８０年不變價）上升至３０．８億元，實現十年翻一番的計劃目標；與１９４９年相比，增加３１倍。食品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１０．０％，成為全市的支柱工業之一，在全國大城市中僅次於上海、北平，居第三位。１９９０年廣州市食品工業完成稅利總額１２億元，比１９８５年的５．７８億元翻了一番多。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廣州食品工業總產值以年平均遞增１１．７％的速度增長。
　　二、形成了比較齊全的生產門類。全市共有食品工業企業３８３戶（不含鄉鎮企業和個體戶），其中食品製造業３１０戶、飲料製造業６９戶、煙草業４戶，共有職工５．５７萬人（其中全民所有制４．３０萬人）。主要門類有：糧食加工、食用植物油、制糖、罐頭、屠宰及肉類加工、水產品加工、調味品、餅乾、糖果、麵包糕點、飲料、酒類、涼果、乳製品、代乳品、蛋品加工、植物蛋白、澱粉、茶葉、蜂產品、制鹽、食品添加劑、捲煙等２３個行業。
　　三、加強管理，推進技術進步。先後引進啤酒、餅乾、飲料、多品種麵粉、快食面、麵包、糕點、糖果、肉製品、魚糜製品、乳製品、膨化食品、冰淇淋、咖啡、果凍等生產設備，使一批骨幹企業技術裝備水平和產品水平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企業面貌明顯改觀，同時通過消化、吸收國內外先進技術設備，推動國產化設備的研製。啤酒成套設備、油炸（非油炸）快食面生產線、米粉生產線、豆奶生產線、噴射果汁冷凍機等設備在國內有較高的聲譽，有些產品已可代替進口設備並有出口。
　　四、開發新產品、新資源。加強標準化工作，嚴格食品質量監督，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出現了一批在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名、優產品。如啤酒、飲料、冰淇淋、速溶咖啡、餅乾、乳製品專用麵粉、方便麵、膨化食品、西式肉製品、罐頭、調味品、膠姆糖、活性乾酵母等。部分產品已達到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廣州市政府派出由廣州市食品工業辦公室組織的、有５７家企業（其中３個食品機械製造企業）２６３種名特新產品參展的代表團，參加在北平舉行的首屆中國食品博覽會。在博覽會上，廣州產品深受歡迎，被評價為“參觀人流最多、吸引力最大”的展館。參展產品撈共有１００種獲博覽會的金銀銅獎，其中金獎３９個，銀獎５０個，銅獎１１個。從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全市食品產品獲國家金、銀獎的有１２種，獲部、省優質產品獎４００多種（次）。產品的質量穩定提高，促進了出口。除白糖、臘味、月餅、醬油、米酒、米粉、糕點、乳品等傳統食品繼續出口外，罐頭、啤酒、糖果、餅乾、飲料、涼果、香精香料及營養保健食品、方便食品等也相繼出口，主要銷往港澳、東南亞、日、美、加、英、德等國家和地區。
　　1950～1990年各時期廣州市食品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表（按1980年不變價計算）
　　單位：％
　　時　　期　　　　年　　限　　　食　品　工　業
　　經濟恢復時期　　1950～1952　　18．92
　　“一五”時期　　1953～1957　　19．40
　　“二五”時期　　1958～1962　　1962年比1957年下降6．10
　　三年調整時期　　1963～1965　　14．17
　　“三五”時期　　1966～1970　　3．34
　　“四五”時期　　1971～1975　　9．57
　　“五五”時期　　1976～1980　　3．20
　　“六五”時期　　1981～1985　　7．30
　　“七五”時期　　1986～1990　　11．70
　　其中：前三年　　1986～1988　　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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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業志

廣州市作為華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毗鄰港澳，其電子工業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別于其他城市同行的特點，在技術、信息、人才等方面，具備許多有利的條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當代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廣州電子工業在“引進、消化、吸收、提高”的道路上迅速發展。
　　５０年代初期，廣州僅有少數個體手工業者從事無線電裝配和修理。１９５６年，先後組建了１０多家電子工廠（社），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批量生產電子管收音機、磁石電話機、交換機、電唱機、擴音機、示波器、音頻訊號發生器等整機，以及旋轉式波段開關、電子管座、電容器、線圈等元器件。在１９６０年的“全民大辦無線電工業運動”中，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在市機電局設立無線電儀錶科，對分散在各區的４０多家無線電工廠進行集中統一的管理，並相繼建立無線電專用設備、工模具、無線電材料等專業廠。１９６４年９月，成立無線電儀錶工業公司，至此，廣州電子工業成為一個獨立的工業部門。此後，根據“以整機帶元件、元件促整機”的方針，調整廠點佈局和企業專業分工。１９６５年，行業共有企業２８家，職工４５００人，實現工業總產值為９４８萬元，占廣州市工業總產值的０．３７％。其時，廣州市電子工業已初步形成投資類與消費類、整機與基礎元器件產品綜合發展的格局；電子產品逐步由電子管向晶體管升級換代。同時，相繼開辦了無線電研究所和無線電儀錶工業職業學校，為行業發展建立了科研基地和人才培養機構。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電子工業結構佈局被破壞，整機和基礎元器件產品的比例失調，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全行業發展速度分別下降６．１％和２５．８％，１９６８年還出現行業性虧損。１９６９年實行的“政治整編”中，３０家企業被壓縮為１４家，其中有７家企業被轉到其他行業。１９７１年，又把生產可控矽、集成電路和磁鋼的工廠遷到粵北山區和粵東梅縣，另有２家工廠遷往花縣，嚴重削弱了行業的生產配套和發展能力。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全行業工業總產值徘徊在２３２９萬元～２３９５萬元之間。但是，由於廣大幹部、職工的努力奮鬥，電子工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得到發展：建立了中南地區最早的生產半導體器件、陶瓷電容器及航行雷達的專業廠（點）；珠江牌收音機等產品開始出口；３５釐米混合式黑白電視機通過生產定型鑒定並小批量生產；試製成功中國第一套１６毫米彩色電視電影機並裝備北平電視臺；試製成功ＦＬ１２－１型和ＪＹ１２－１型臺式電子計算器以及各種導航設備、電子測量儀器等較先進的產品。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廣州電子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１６．２％，高出同期廣州市工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１倍多。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電子工業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中取得長足的進步。１９７９年起，以開展“三來一補”業務為突破口，逐步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對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同時，企業進行了由生產型轉為生產經營型的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使電子工業進入撈國建政以來最興旺的時期。
　　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用於行業基建和更新改造資金１．３０億元，外匯３０００多萬美元，技術改造項目３６項，其中較大的有彩色電視機、空調機、收錄機、小型電子計算機、微電腦、組合電臺以及揚聲器、半導體分立器件、電容器等生產線。有７０％企業的生產設備得到改善，其中２０．５％的設備達到國際８０年代的水平，生產、檢測手段向自動化、半自動化邁出一大步。主要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產品升級換代加快，企業自主開發產品能力增強，經濟效益顯著提高。１９８５年，實現工業總產值４．８４億元，稅利總額９０７６萬元，全員勞動生產率為３．２０萬元／人。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電子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３７．２％，高於同期的廣州市工業１２．８５％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而低於同期的廣東省電子工業５６．６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行業深化改革，全面推行廠長（經理）任期目標責任制和經營承包責任制，企業內部實行各種經濟責任制，９２％的企業實行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鈎，企業活力增強。同時，行業堅持技術進步，努力推行採用國際標準生產電子產品；實施技術改造項目３３項，實際投資１．４９億元，其中用匯１３２６萬美元，竣工投產２５項。１９９０年，實現工業總產值８．０９億元，出口創匯１４４３萬美元，全員勞動生產率為３．２０萬元／人。但是，由於企業發展不平衡，一些企業負擔重，應變能力弱，一些企業經營未搞活，故當年全行業盈虧相抵後虧損４１３７萬元。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廣州電子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１０．８％，低於同期的廣州市工業１３．０７％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和廣東省電子工業３７．７５％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經過３０多年的發展，廣州電子工業取得巨大的成就，到８０年代末，已成為一個擁有１００多家大中小型企業（含區、街、縣企業，下同）、３萬多名職工，能生產通訊、廣播電視、計算機等整機以及儀器儀錶、元器件等１３大類、２００多種產品的新興工業體系。行業具有年產彩色電視機３０萬台、黑白電視機８０萬台、收錄機１８０萬台、空調機１０萬台、元器件４億隻的生產能力。採用許多先進技術如頻率合成鎖相環技術、電壓合成技術、環繞立體聲技術、數控技術、計算機應用技術、紅外線技術、光導纖維傳輸技術、衛生地面接收技術等，開發的新產品許多已達到國際８０年代的水平，其中衛星奧米加組合導航儀等產品曾為國家重點工程和國防工程配套。電視機、音響、空調機、計算機、揚聲器等產品在市場有一定知名度，出口產品達３０多個品種，許多產品獲得國家、電子工業部或省、市頒發的優秀產品稱號。一批企業成為國家電子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３０多年來，廣州電子工業為國民經濟建設和國防工程、人民生活作出了貢獻。
　　但是，在８０年代後期，廣州電子工業總產值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趨勢。１９８０年，電子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３．２％，到１９９０年，僅占１．８３％。與之相比，廣東省內其他地區的電子工業在進入８０年代後發展速度較快，在改革開放前電子工業基本空白的深圳、珠海、佛山、惠州等地，以技術、資金高起點，建立了具有一定規模的電子工業。廣州電子工業總產值在１９８０年占廣東省電子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是６６．３５％，到１９９０年下降為８．１８％。從總體看，廣州電子工業的技術、工藝、設備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仍然較大，綜合生產能力不強，產品開發能力弱於生產能力，基礎工藝落後於裝配工藝，關鍵元器件生產缺門多，企業的發展後勁不足。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電子工業沒有被列為廣州重點發展的工業，與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地區相比，資金投入不足，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行業的固定資產原值比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僅增長２．９９倍，而深圳增長３１．３４倍，佛山增長７．１２倍，珠海增長４９．１３倍；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效果不理想；外向型經濟未形成一定規模；企業素質不高，產品開發能力弱；產品結構不盡合理，１９９０年的消費類、投資類、基礎元器件類電子產品工業總產值比例為７０∶１５∶１５，而且適銷對路的產品不多。這些都是廣州電子工業發展的制約因素。
　　由於電子工業能源消耗和污染少，附加值高，在廣州這樣一個交通及能源緊張、自然資源貧乏的大都市發展，不會在能源、材料供應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形成大的壓力，而且電子工業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的產業，大力發展電子工業，並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電子技術設備，用先進的電子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技術，為各行業提供現代化裝備，對於提高廣州地區工業整體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１９９０年，由市政府成立了“廣州市電子工業領導小組”，決定把電子工業作為廣州市第八個五年計劃和第九個五年計劃發展的１０大支柱行業之一，有４種電子產品列入市２５種重點發展的拳頭產品之內，為促進電子工業的新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粵嚟粵掂

工藝美術工業志

廣州的工藝美術品製造業歷史悠久，產品豐富多彩，有著濃郁的嶺南特色和藝術風格，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早在秦漢時代，廣州已相繼出現精緻的銅器、陶器、漆器和象牙、玉石雕刻等工藝美術品。爾後，經過歷代藝人的辛勤勞動，並得到美術家的參與和指導，優秀的傳統技藝得到繼承，能工巧匠輩出。至明、清兩代，工藝美術業發展鼎盛，具有濃厚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的象牙雕刻、玉石雕刻、刺繡、木雕、廣彩瓷器等工藝品暢銷國內外，有些精品還多次在國際展覽會上獲獎。然而，在舊中國，工藝美術業隨著時局和社會經濟的變化也走過曲折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前夕，部分行業生產還陷入困境。
　　撈國建政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扶助下，廣州工藝美術行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挖掘，在繼承、保留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創作了大批新產品，開發了許多新品種，逐步成為地方工業中最具傳統特色的行業。１９５６年，經過手工業合作化，建立了工藝美術工業的專管機構。在生產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雖然遇到過困難或挫折，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但廣大職工仍想方設法，克服困難，維持生產。１９７９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廣州工藝美術行業轉換企業經營機制，調整產品結構，引進先進設備，發展外向型經濟，使生產大步前進，產品出口量增加。但伴隨著改革的深化，生產亦出現了不少新問題。４０多年來，廣州工藝美術業為國民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為促進對外文化藝術交流和滿足國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作出了貢獻。
　　一、撈國建政前的廣州工藝美術業
　　距今約四千年，先民已在廣州地區勞動生息。１９５６年在廣州市飛鵝嶺發現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出土了有印紋的陶器。１９５２年發掘的西村石頭崗秦墓，出土的陶器、漆器、玉器等器具種類多，且相當精美。１９８３年在象崗山發掘的西漢南越王墓，出土有種類繁多的金銀器、陶器、玉石器、象牙器、漆木器等器具，其中玉器的璧、佩、璜等有２００餘件。晉朝，廣州的象牙工藝製作已相當精細。唐朝，工藝美術品製作進一步發展，當時廣州刺繡已有高度藝術造詣。宋朝，廣州西村窯制瓷集各家之所長，製造出高質量的日用瓷和美術瓷供出口，迄今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多次發現該窯產品。明、清時代，廣州工藝美術發展鼎盛。明朝中期，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口岸，隆慶元年（１５６７）酸枝木料進口增加，紅木傢具生產逐步形成行業，成立酸枝花梨行會，從業人員５３００人。此時期，刺繡業不但用絲線，而且用孔雀毛、馬尾等作繡線，使繡品更金翠奪目，並出現了金銀線繡（又稱釘金）。清康熙年間，興起了廣州彩繪瓷器，據《竹園陶說》記載：“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然後售之予西商”。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彩瓷生產已發展成行業，建立行會，產品大量出口。廣州工藝美術行業的歷代能工巧匠創造了精湛的技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製作出大量珍貴的特種手工藝品，僅雕刻類就有象牙雕、玉石雕、木雕、磚雕、雲母雕、骨雕、竹雕、石雕等，產品用途廣泛，有不少成為宮廷的珍品。現北平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象牙球、通花象牙燈、象牙塔、雙頂紫檀六件大櫃、“三羊開泰”繡畫，以及品碗、凸珠琵琶瓶等，都是廣州藝人所作的精品。廣州工藝美術品在國際上還享有較高的聲譽，１９１５年在美國舉辦的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上，牙雕藝人翁昭、梁雄創作的２５層象牙球，廣繡藝人余德製作的刺繡品“孔雀牡丹”全景，畫家劉群興的廣彩箭筒“十二王擊球”等產品均獲獎。在１９２３年倫敦賽會上，廣繡藝人裴蔭、魯炎作現場刺繡表演，他們嫺熟的針法和成功之作，引起各國觀眾的驚歎和讚賞。
　　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入侵，使傳統的廣州工藝美術行業發生新的變化。隨著廣州成為南方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從外國進口的象牙、酸枝、檀香木、原藤、翡翠玉石等名貴原料增加，工藝品的外銷市場擴大，十三行的洋行有不少經營工藝品，促進了民間工藝品生產的發展。此時，大新路的象牙雕刻和珠寶玉器工藝品店鋪，狀元坊的廣州繡品戲服、檀香扇和朱義盛鍍金、銀首飾作坊，帶河路、長壽路的玉器墟，下九路西來初地的紅木雕刻傢具作坊，廣州河南的廣彩瓷器工場等成行成市，十分興旺。不少行業組織起行會，管理行業事務。象牙雕刻行業有“慎玉堂”、“懷遠堂”；玉器行業有“成章堂”、“崇禮堂”、“誠福堂”等；廣彩瓷行業有“靈思堂”；廣繡行業有“綺蘭堂”等。當時從事工藝美術製作的都是個體經營，生產戶有上千個，從業人員達２萬多人。
　　中華民國初期，軍閥割據，政局動盪，各行各業生產極不穩定。中華民國３～７年（１９１４～１９１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亞海運中斷，致使大部分生產原料依賴進口的廣州工藝美術品製造業倍受打擊，出口量銳減。中華民國９年，廣州西郊一帶加工藤器的工人因收入低微，要求增加工資而舉行罷工。此後，時局稍趨穩定，有些自然行業生產好轉。中華民國８～１５年牙雕業日益興旺，從業人員有１３００多人；刺繡業在中華民國１５～２５年間生產發展，從業人員有３０００多人；玉石雕刻業在中華民國８～２５年從業人員有８０００多人；檀香扇業在中華民國２４～２６年為最盛，從業人員有２００多人。中華民國２６～３４年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戰爭影響，交通阻塞，工藝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進口和產品出口中斷，國內民不聊生，市場蕭條，工藝美術業受到嚴重破壞。藝人被迫轉行改業，逃散四鄉或香港、澳門。留在市內的生活顛沛流離，“目訓（睡）石，?（蓋）席，枕木屐”的流行語反映了當時藝人生活的苦況。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工藝美術業曾略見起色，部分藝人陸續返回，刺繡業生產恢復為戰前的三分之一。但因戰後經濟不景氣，貨幣貶值，物價狂漲，又使工藝品的進口原料大為減少，出口下降，加上一些私營戶主在臨近解放前夕，聽信社會傳謠，裁減人員，遷往香港經營，使部分工人失業，企業生產陷入困難境地。
　　二、撈國建政後的廣州工藝美術業
　　撈共和人民政府對傳統的工藝美術業十分重視。撈國建政初期，政府採取“保護、發展、提高”的方針，從多方面支持、幫助工藝美術業的恢復和發展。１９５０年，全市特種手工藝個體戶有５６５戶，從業１３４７人。當時有不少產品停產，工人失業，市政府和有關部門從供銷入手，並在銀行貸款、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幫助恢復生產。如牙雕業通過組織象牙業聯營社擴大進出口業務，又得到外貿部門的大力扶持，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１９５１年的生產已比１９５０年增加１．９倍。還有玉雕、刺繡、木雕等行業也陸續恢復生產。１９５４年，全市特種手工藝個體業戶及從業人數已分別增至１３４１戶，２１３０人；年產值２０５萬元，比１９５０年增長４倍。
　　１９５４年，人民政府為幫助手工業藝人進一步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採取“自願互利”原則，引導他們走合作化道路。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象牙業工人和手工業者４８人，籌備成立第一象牙雕刻生產合作社，次年２月開始生產經營。１９５６年工藝美術全行業實現了合作化，有生產合作社１２戶，社員２５５５人，還有外加工工人１４４０人。１９５６年７月，成立廣州市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特種工藝專業聯社籌備處。１９５７年４月，召開社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專業聯社，加強了對所屬合作社的領導。合作化後，調動了手工業藝人的積極性，改變了歷史上手工藝人技術保守、傳子不傳女的舊習，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互助合作關係。老藝人悉心傳授技藝，新人輩出，技術不斷提高，創作了一批新產品，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第一象牙雕刻生產合作社藝人郭康，創作了一件行業內罕見的大型象牙雕刻“百萬雄師渡長江”，所用象牙長１．３米，重３０多公斤，雕刻人物１４０多個。精美的牙雕、玉雕、刺繡、木雕等產品受到了外賓的讚賞。藝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１９５７年７月，第一次全國工藝美術藝人代表大會召開，廣州就有何榮、黃妹、江釗、歐釗等９人出席。同年１１月，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辦了全市工藝美術新作品展覽，所展作品題材廣泛，出現不少現代題材的作品，表明合作化後的廣州工藝美術生產欣欣向榮。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市手工業管理局為了加強對工藝美術行業的領導，將市特種工藝手工業聯社更名為廣州市工藝美術工業公司。是年，全行業手工業合作社在“大躍進”刮起的“轉廠過渡”中，轉為地方國營工廠。“轉廠過渡”後，企業盲目追求高產值，一度擠掉了部分工藝品的生產，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資財被平調，分配上出現平均主義，挫傷了職工的積極性。１９５９年下半年，為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動員職工創作更多更美的工藝品向國慶十周年獻禮和供應國內外市場，召開了全市工藝美術工作會議。市長朱光到會作了指示，要求各種工藝品有計劃地發展，手工業藝人要與美術家合作，共同提高；要設立專門的研究機構，積極解決原材料和工具問題；要動員老藝人歸隊。經過一系列工作，１９６０年工藝美術生產增加的新品種達９７０種，有反映現代題材的牙雕“廣州起義”、木雕“農村新貌”、廣彩瓷器“南國風光”花瓶等。為發揮藝人的作用，市人民委員會授予工藝美術行業的５５名職工為藝人的稱號，１３名職工為老藝人稱號。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糾正了“轉廠冒進”的錯誤，除廣州金銀製品廠、大新象牙工藝廠保留國營性質外，其餘的１０間企業均退回為集體所有制手工業合作社。並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使廣州市工藝美術行業的生產逐年發展，技藝水平不斷提高，品種增加。在這期間，先後吸收了一些大、中專美術學校畢業生到牙雕、玉雕、刺繡等工藝廠工作，他們承前啟後，為繁榮創作、為工藝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１９６５年，全行業生產總值達２１７８．９８萬元，比１９６２年增長２７．６％。
　　１９６６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藝美術業受到衝擊。很多傳統題材的產品被視為“四舊”受到批判，舉凡龍鳳美女、才子佳人以及反映《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傳統題材的工藝品都不能生產，只能製作現代題材的作品。以出口為主的工藝美術品生產和銷售受到嚴重的影響，全行業生產十分被動。為維持生產，一部分企業被迫盲目轉軌做其它產品，如廣州織金彩瓷工藝廠轉做半導體收音機，新滘刺繡社轉產電子器件，南方玉雕工藝廠試製噴絲頭，大新象牙工藝廠試製手電鑽，廣州藤廠轉產電話機等。但轉產後的企業因技術和質量問題，造成產品積壓、物資浪費，經濟效益下降。１９７３年，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快工藝美術生產和出口》的文件，提出“不黃色、不反動、不醜惡”的工藝美術品都可以組織生產和出口。經過廣大職工的努力，傳統工藝美術品生產才又得到了恢復發展，生產和出口銷售有所增加。１９７７年，全行業工業總產值４９６８萬元，實現了全行業扭虧為盈。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後，國務院還確定在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廣州被批准為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改革開放為廣州市工藝美術生產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使工藝美術藝人的智慧與創造力的發揮有了廣闊的天地。他們創作出不少工藝美術精品。１９８４年，由吳公炎、藍基擔任設計、工藝部門集體製作玉雕“佛塔精雕玉球”被列為國家珍品，由中國工藝美術珍寶館收藏。象牙雕刻藝人不斷改進技術，象牙球從原來最多鏤空２５層發展到５３層。廣州織金彩瓷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造了異型美術瓶凸金彩瓷、仿古彩瓷、織金腐蝕瓷、拼瓷璧畫等４０多個品種，並初步解決彩瓷顏料鉛溶出量過高的難題。廣州木雕工藝廠集體創作的大型精品傢具“九龍十頭床”、“寶薰十頭床”均名噪海內外，引起外商爭購，被譽為最具東方藝術特色的傑作。１９８８年，為慶祝廣州市工藝美術工業公司成立３０周年，在廣州文化公園舉辦廣州市工藝美術精品展覽，展出的作品共２１００件（套），展示出廣州工藝美術工業發展的新面貌。展覽會評選出１５０件（套）優秀獲獎作品，推薦８４件（套）精品參加全國第三次工藝美術展覽，其中大型牙舫“雙鳳朝陽”，玉雕“賜福龍船”被選送國家珍寶館收藏。
　　在改革開放中，廣州工藝美術業根據生產需要，從國外引進先進機械設備共５００多台（套）。金飾行業引進的澆鑄機、批花機、鑲嵌設備都有效地提高了金飾品的加工能力和技藝水平。繡品行業引進的高速車縫機，提高了生產效率。到１９９０年底，全行業擁有機械設備２９２５台（套），其中通用設備３２７台（套），專用設備２５９８台（套）。為使工藝美術的傳統技藝得以更好地繼承和創新，行業還十分注重智力投資，人才開發。舉辦了企業管理、外貿英語、雕塑知識、繡花工藝、財務會計等各種培訓班１１期，培訓技術和管理人員３８６人；參加大、中專和高中文化學習３９０多人。經過培訓考核，全行業獲技術職稱的人員有５０４人，其中獲高中級技術職稱的有６６人。
　　廣州工藝美術行業技術進步和創作水平的提高，使產品質量普遍上了一個新臺階。在全國工藝美術品百花獎評選中，大批產品屢獲好評和獎勵。１９８６年，撈共廣東省政府授予翁榮標（大新象牙廠）、趙國垣（織金彩瓷廠）“廣東省工藝美術大師”稱號；郭康、李定寧（大新象牙廠）、司徒甯（織金彩瓷廠）、連六（廣州木雕廠）、劉景秋（南方藤廠）、陳少芳（廣州繡品廠）、章永桐（市工藝美術工業公司）、馮近、梁紀（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廣東省工藝美術家”稱號。１９８８年４月，在第三次全國工藝美術藝人、創作設計人員代表大會上，翁榮標，趙國垣被授予“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一些技藝人員先後被派往日本、美國等地進行現場工藝操作表演。大新象牙工藝廠工藝師趙福養、陸鴻波，南方玉雕工藝廠工藝師林德才，紅印刻字廠工藝師梁泳麟等，在與國外同行開展技藝交流中深受歡迎。
　　改革開放亦推動該行業外向型經濟進一步發展。工藝美術品歷來以出口銷售居多。從１９８０年起，外貿體制逐步改革，全行業當年外貿收購出口為２８６５萬元，占銷售總值５６％。１９８４年後，改變了出口主要靠外貿部門計劃收購的狀況，企業從生產型轉為生產經營型，國家實施鼓勵出口創匯的政策，企業可根據市場變化多渠道出口銷售，有利於工藝美術企業的發展。南方玉雕工藝廠、大新象牙工藝廠、廣州織金彩瓷工藝廠、廣州金銀首飾總匯等相繼被批准為對外開放接待單位，在接待國外客商、旅遊者選購工藝品的同時，直接聽取意見和要求，及時反饋銷售信息，調整產品花色品種，使生產適應國外市場需要。為擴大出口，廣州市工藝美術行業採取多種形式開展“三來一補”業務，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共有１４個企業簽定執行加工合同３７個，加工品種１１個，５年間加工費收入共２０７．７９萬美元。１９８７年執行加工合同增至４０個，加工費收入６９．５０萬美元。此外，還積極參與世界各地舉辦的博覽展銷會，擴大廣州工藝美術品的宣傳和出口貿易。１９８７年先後派出５０多人參加在美國、西班牙等８個國家和地區舉辦的貿易展銷會，直接成交金額共３８萬美元。是年，全行業出口交貨值為７９３６萬元，出口創匯為１４７１萬美元，出口產值占工業總產值５３．７％。廣州繡品工藝廠、南方玉雕工藝廠、廣州織金彩瓷廠、廣州藤廠、大新象牙工藝廠等６家企業當年創匯１００萬美元以上。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南方玉雕工藝廠和廣州市工藝美術工業公司被批准為自營進出口企業。１９８９年全行業出口銷售達１．１５億元，比１９８４年增長３２４．８％，平均每年遞增３３．５％，出口銷售占全行業工業總產值的５８％。
　　至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市工藝美術業共有企業２７戶，職工６８６９人，其中國有企業２戶，集體所有制企業２５戶，並設有工藝美術服務部、廣州金銀總匯、廣州旅遊工藝品商場、工藝美術研究所、工藝美術學校各１間，生產經營的產品品種有象牙雕刻、玉石雕刻、紅木雕刻傢具、織金彩瓷、廣繡、機繡、珠繡、戲服、旗幟、金銀首飾、藤傢具、藤編織件、紅木宮燈、檀香扇、充氣薄膜玩具、塑料玩具、童車、篆刻印章、金箔、國畫等４０多種。全行業固定資產原值５７０３．４０萬元，淨值３６５３．３０萬元。工業總產值２．８３億元，其中出口交貨值１．１８億元。
　　８０年代中後期，隨著國家用工制度的改革，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政策的實行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工藝美術行業出現了許多複雜而嚴峻的問題。一是由於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經營靈活，生產費用低，產品又能及時適應市場需求，因而經營收益較好，從業人員日益增多；不少工藝技術人員辭職離開工廠，從事個體或私營經營，工藝美術品生產逐步回到民間。二是由於個體和私營經濟的資金、技術、設備力量有限，生產舊題材和小型產品較多；同時，一些經營者粗製濫造，假冒偽劣商品流入市場，對廣州美術工藝品聲譽和市場造成不良影響。三是在鄉鎮和個體、私營企業不斷發展、市場競爭激烈情況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人才流失，產品銷售困難，資金周轉不靈，退休工人日益增加，行業工資水平較低，致使學徒的招收和培訓也存在許多困難，一些工藝行業如刺繡、樟木箱雕刻、貝雕、竹雕等生產每況愈下，有悠久歷史和精湛傳統工藝的象牙雕刻生產原材料供應斷絕，刺繡、欖雕等行業存在人亡藝絕的危險。如何保護、繼承和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的傳統工藝美術行業已成為急須解決的問題。國家、省、市及有關管理部門對此十分關注。國務院多次召開全國會議，研究制定傳統工藝美術的保護條例，對傳統工藝美術品種、技藝、珍品和人員擬實行認定制度和保護措施。市政府除幫助企業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深化企業改革，轉換經營機制，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貿易外，還擬對工藝美術行業的主體企業採取特殊優惠政策，包括有：將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列為市屬科研單位，按全民所有制單位管理，開展傳統工藝研究、人才培養和產品開發；對市工藝美術行業的主體企業在稅收方面給予特殊政策；把現行工藝美術企業的一級分配辦法改為根據生產經營情況由企業提出適合的工資分配方案；提高企業評聘有專業技術職稱的工藝技術人員檔案工資等級線；對工藝美術行業技改貸款給予貼息，扶持工藝美術生產；加強對工藝美術特營行業的管理；對工藝美術行業的自營進出口企業所需的許可證及其交易會展銷攤位給於解決。並要求政府各有關部門對市工藝美術工業主體企業的發展給予大力支持。
　　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有關方面的扶持幫助下，廣州工藝美術行業各種所有制企業將發揮各自的積極性，使這一具有悠久歷史和優秀傳統工藝的行業逐步克服困難，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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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工業志

廣州瀕珠江臨南海，為廣東省會，毗鄰港澳，具有優越的地理和社會經濟環境，給機電工業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距今2000多年前，廣州已有青銅鑄煉和鑄鐵器具生產，在漫長的歲月裏，機器工業一直孕育在手工業之中。鴉片戰爭後，隨著海禁開放，進入廣州的外輪日多，為適應船舶修理的需要，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人約翰?柯拜在廣州黃埔設設柯拜船塢，這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首家機器工廠。繼柯拜船塢開設後的20年間，英美等國先後在黃埔設立船塢及附屬工廠，全盛時期共有12座，引進機器雇用當地民工生產，中國出現了最早一代產業工人。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在廣州文明門外聚賢坊建立廣州機器局，從事製造洋槍及修理內河輪船業務，這是廣州首家官辦機器工廠。隨著洋務運動的擴展，民營機器工廠應運而生。清同治十三年，手工業工匠陳淡浦父子經營的陳聯泰號作坊用舊輪船機器為南海縣簡村繼昌隆繅絲廠改制成蒸汽繅絲機，各地絲廠紛紛向陳聯泰號定購。為擴大生產，1876年陳聯泰機器廠在十八甫正式掛牌，這是廣州首家民營機器廠。?
　　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20多年中，廣州的民族資本在繅絲、紡織、制糖、造紙、榨油、礦冶、航運等部門的發展，為機器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此時期先後建立稍具規模的民營機器廠有協同和、均和安、廣同安等20餘家，還有一批機器修理廠、鍋爐廠、鑄造廠、木樣廠等，全盛時期共有300余戶、工人1萬多人，以修理輪船柴油機及汽車為主，並能小批量生產繅絲機、碾米機、花生磨、榨蔗機、抽水機、採礦鑽、煤氣機、柴油機、蒸汽小火輪船等產品。機器工業在廣州已具雛形。在抗日戰爭8年的艱難歲月中，廣州的機器工廠大部分被日軍破壞，僅剩下40餘戶。抗日戰爭勝利後，機器工業稍有生機。但由於當時政治腐敗，經濟崩潰，加之外國機器大量向國內傾銷，本來基礎十分單薄的機器工業又備受摧殘。至1948年底，廣州經營機器業的廠家只有199戶。?
　　新中國成立後，廣州機電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撈國建政初期，機電工業處境艱難。1950～1952年間，為恢復經濟，人民政府實行了加工定貨、統購統銷、幫助解決原材料、開展城鄉物資交流、優惠貸款、調整稅賦，以及運用獨立自主的關稅政策、限制部分機電產品進口等辦法，扶助工廠恢復生產。在此百廢待舉、技術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協同和機器廠職工克服困難，為海軍搶修好一批登陸艇，支援解放海南島。1952年末，廣州機電行業職工由撈陷初期的2885人增至5917人，生產仍以修配為主。1956年1月，全行業實現了對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經濟改組，把歸口機電行業的各類企業472戶合併為73戶公私合營工廠。1957年3月，廣州市機電工業局成立，下設機械工業公司和電工器材工業公司，產品歸口管理，按國家計劃組織生產。“一五”計劃期間，5年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29.5%，在生產的產品中，屬機械行業的有84種，屬電工行業的有22種，主要有：200馬力船用柴油機，100馬力、150馬力、275馬力、600馬力蒸汽機，礦山用小機車頭，皮帶運輸機，重型打樁機，四卷股絞機，日榨甘蔗350噸及1000噸的制糖成套設備，漁輪，拖輪，貨輪，農用水泵，水力啟閉機，顎式破碎機，320千伏安變壓器，100千瓦以下電動機，低壓配電板等，實現了從修配為主向產品製造為主的轉變。在1958年開展的“大躍進”中，機電工業擔負著為全民大煉鋼鐵提供裝備的任務，所有工廠都推上了製造產品的第一線，全力發展煉鋼鐵所需的各種設備，包括煉鐵高爐、轉爐、電爐、起重設備、軋鋼設備、水泥耐火材料設備、採礦設備、鼓風機等，生產在高指標高速度超負荷中運行。這期間，雖然建設了一批新工廠，發展了一批新產品，提高了職工隊伍的技術水平，但其後果是造成了農輕重的發展比例和正常生產協作關係、製造和修配能力以及行業內各工種之間配置比例的嚴重失調；而且不少產品粗製濫造、質量低劣，浪費甚大，加上廣州遠離原材料生產基地，能源缺乏，發展大、重、粗機械裝備並非廣州的優勢，因而繼續批量生產困難很大。為了解決“大躍進”帶來的問題，從1961～1965年廣州市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前3年大踏步後退，機電工業從原有146家工廠削減至75家，職工由1960年末的5.74萬人減至2.16萬人，產品綜合總重量由1960年的6.20萬噸減至2.4萬噸；後兩年調整重點是把產品結構轉移到支援農業的軌道上，截長線補短線調整佈局，合理配置製造和修配能力，進行產品質量整頓，貫徹《國營工業管理暫行條例》，健全企業管理制度，扭轉虧損，增加盈利，組織專業化生產協作及開展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等。通過一系列措施，機電工業生產逐步走向正常、協調發展，除發展了農業機械和基礎件工業外，還抽出力量支援越南和非洲一些國家的建設。1965年全行業總產值比1964年增長34.69%，1966年又比1965年增長31%。1965～1966年試製成功並投產的新產品達207項，產品質量穩定，全行業出現了喜人的生產形勢。可是，自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後的10年中，“以階級鬥爭為綱”，推行以治軍方法治廠，使多年來建立起來的行之有效的企業管理制度受到了猛烈的衝擊。這些極“左”措施導致生產混亂，廣大職工對此進行抵制，在困難的情況下，千方百計維持生產。這期間，試製成功並投產了一批新產品，如紅衛牌40馬力拖拉機、紅衛牌3.5噸載貨汽車、珠江牌22型聯合收割機、80馬力推土機、12米龍門刨床、400千瓦船用發電機組、C-9220液壓半自動車床等。同時，僅用了5個月時間便生產出國內第一台4米直徑聯合掘進機，支援了國防建設。此外，還生產了一批軍工產品和化肥生產設備、礦山開採設備。在這10年中，機電工業生產起伏跌宕，艱難地緩步發展。
　　1978年以後，貫徹改革開放方針，落實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提出的“上質量上品種上水平，提高經濟效益”(簡稱“三上一提高”)的各項措施，調整產品結構，為輕紡工業、第三產業、城市建設、人民生活、擴大出口等5個方面服務；按照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形成特色的要求，使產品逐步具有輕型結構、高效精密、節約能源、成套服務及外貿出口等特色。為此，重點發展了輕型汽車、電梯和製冷設備等3個支柱產品，對一批傳統產品和新興產品，如離心機、通風設備、起重機械、工業洗滌機械、蓄電池、電力變壓器、高低壓電器、鍋爐、材料試驗機、生物顯微鏡、柴油機、Y系列電機、家用電器、鑄鐵管、電線電纜、模具製造、中小型車床、刃具、絕緣材料、複印機等，進行了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作為重點發展。在1981年全市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廣東拖拉機廠、廣州拖拉機廠等3家農業機械製造廠(社)被劃到輕紡工業部門。
　　自1980年起，機電行業先後實施了頒發生產許可證，採用國際通用標準，實行優質優價，淘汰落後產品等政策措施，促進了機電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使產品質量穩定，合格率歷年都在90%以上。同時，針對國內外市場的需求，研製了一批高水平的新產品。1978～1990年，已通過鑒定並投產的新產品共有1300多項。重點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機電一體化產品，消化吸收仿製引進的先進設備，移植外國先進技術。其中較優秀的有Y系列三相異步電動機、廣日牌載客電梯、SC-550萃取分離機、SHF10-13沸騰爐、數控車床、XEG系列全自動洗衣機、WDK-5型精密萬能材料試驗機、非油炸波紋面生產線、標緻504及505輕型汽車、L系列立櫃式冷風機、L-2000型生物顯微鏡、LWK-250微型電子拉力試驗機、GZ-660東風牌大客車、SF7-40000／110大型低損耗變壓器、WGK微型工業控制機、GZ-50幹衣機、VC-10型金屬封閉式高壓真空開關櫃、中線型對夾式蝶閥、全自動甜筒烘烤機、CPE-500離心風機、JB-80列車冷藏冷風機、XZ-1000(W)味精離心機、大面積矽太陽能電池、燃油鍋爐系列、模塊式數控刀具、3000千瓦抽氣背壓式汽輪機、速凍啤酒售酒器等，這批新產品給機電行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1984年9月，機電局貫徹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對所屬公司企業下放了生產計劃、經營銷售等10個方面共65項自主權；同時，把局屬下的行政性公司改組為企業性公司。自1985年起，機電局推行了廠長(經理)任期目標責任制，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成為權責利相統一的經濟實體。在此期間，各種形式的橫向經濟聯合迅速發展，由單純生產協作關係，發展為城鄉聯合辦工業、組建以名優產品為龍頭的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發展科技協作、聯合開發原材料基地、聯銷聯營、聯合發展外向型經濟等。至1990年止，廣州機電工業行業已實施的聯合項目共147項，成立了汽車、電梯、製冷設備等3個企業集團公司及通用機械聯合公司等經濟聯合體。
　　廣州機電工業自新中國成立後，經過40年發展，到1990年已成為一個擁有116家工廠企業、近7萬名職工、10億元固定資產原值、1萬多台各種機器設備、250萬平方米生產廠房的大行業。1990年底，全系統共有工程技術人員4744名，占職工總人數的7.8%；有研究所22所，成人高等院校3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2所，技工學校1所及分校9所，聯辦職業中學1所，職工文化技術學校19所。廣州機電行業初步建成了出口生產經營體系，擁有外貿專業公司3家、出口基地企業4戶、出口擴權企業5戶、出口自營企業3戶，在香港澳門等地設立企業6家。行業內有機床工具、製冷設備、汽車製造、農業機械、電梯製造、通用機械、重型機械、動力機械、儀器儀錶、電器電材、鑄鍛、標準件、日用電器、食品機械等14個自然行業；生產機電產品91大類、1117個品種；工業總產值22億元，出口交貨值3.4億元，占總產值的15%；實現利潤1.39億元，全員勞動生產率3.58萬元。1990年的統計資料表明，廣州機電工業在廣東省機電工業中占著重要的地位，所完成工業總產值占省機電工業總產值的44.5%，產品銷售收入占45.3%，利潤總額占69.6%。與全國15個大城市同行業比較，廣州機電工業完成主要經濟指標所居的位置是：工業總產值居第六位(次於上海、瀋陽、哈爾濱、天津、大連)，出口產值居第四位(次於上海、哈爾濱、大連)，利潤總額居第二位(次於上海)，全員勞動生產率居首位。?
　　回顧140餘年廣州機電工業的發展歷程，前100多年由於社會制度的局限，發展緩慢；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走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廣州地處沿海，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被認為是國防前線，不宜搞重工業，在國家投資少、技術骨幹缺乏的情況下，廣州機電工業行業職工長期堅持自力更生、土洋並舉的方針，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使生產得到不斷發展，產品質量得到不斷提高，為國民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改革開放以來，行業立足本地、面向國外，轉變企業經營機制，不斷調整和優化產品結構，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機電產品出口，在技術上走引進消化、仿製創新的路子，生產規模和產品技術水平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為廣州國民經濟的重要行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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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業志

廣州面臨南海，扼控三江，是中國南方歷史名城、通商大港和造船基地。
　　廣州造船業始于秦代。1974年冬，在廣州市區中山四路（原廣州市文化局內）發現一處規模很大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該工場可建造長20米～30米，寬6米～8米、載重達25噸～30噸的平底木船（編者注：對該遺址學術界尚存在爭議，有的學者認為可能是古代木結構建築遺址）。到漢代，廣州已有相當發達的造船業，“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南越舟是見於文獻記載的廣州最早的船舶。廣州出土的一件彩畫樓船模和5件木船模，是南越舟的縮影。
　　漢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派遣大軍南下平定呂嘉之亂，中原十幾萬軍民和成千艘樓船紛紛南下番禺，開發珠江流域，溝通中原與嶺南的文化交流。來自中原的造船匠師傳播樓船的建造技藝，就地取材，在木板船的基礎上仿製樓船和內河船。這時，廣州與徐聞、合浦、交趾諸地都有海船往來，最遠到已程不國（即今斯里蘭卡）。廣州出土的東漢陶船模上裝有錨與舵，東吳南海巨舶張掛7張大帆，在廣州和古羅馬的阿杜利港之間航行，運送絲綢、珠寶、香料、礦物等大宗貨物。這期間的木帆船，已有槳、櫓、錨、舵、帆、水密隔壁等設施，可以在海上遠航。
　　唐代廣州是中國對外開放最早的大港，是來自東南亞和西亞的外商雲集之地，“雄藩夷之寶貨，冠吳楚之繁華”。當時的海船以高級木料用鐵釘連接鉚牢，具有很強的抗風浪能力。海船長達20丈（約66.67米），載600餘人，大型木蘭舟可容1000人。
　　宋代廣州海船建造技藝更趨成熟，對船舶縱向強度重視，對舵柱的選材極其嚴格，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榫合釘接法和精工細作的撚縫工藝，保障船體牢固水密。航海運用指南針，並使用升降平衡舵和披水板，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廣州海船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在當時壟斷了廣州到南印度洋的海上交通。
　　明嘉靖四十一年到萬曆十五年（1562～1587）間，戰功卓著的名將俞大猷、湯克寬、郭成、戚繼光先後在廣州任職。他們從肅清倭患的實戰出發，利用浙閩“艚船”圖式，吸取新會“橫江”和東莞“烏艚”船的長處，進一步完善“廣船”的戰術性能，創建了一批富有戰鬥力的軍船。倭船“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舡皆其所畏，而廣舡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廣船”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船型，在肅清倭患的戰鬥中作出了貢獻。
　　清道光十五年（1835）英國第一艘蒸汽機船“渣甸”號駛抵廣州，此後外國商船陸續來粵。道光二十五年，來粵商船達300餘艘，這些船多在黃埔維修。是年英國人柯拜（John　Couper）在黃埔開辦柯拜船塢，在長洲平崗建一花崗石船塢，經一再擴大，該船塢可供5000噸輪船進塢修理，並于清咸豐六年（1856）建造了第一艘輪船“百合花”號。到19世紀60年代，外國資本經營的船舶修造業不斷增多，一方面打擊了廣東原有的木帆船生產，另一方面則培養了掌握近代造修船及機器製造技術的中國工人。清光緒五年（1879），廣東軍裝機器局溫子紹捐銀3.9萬多兩，仿製英國蚊子船成功，命名“海東雄”號，這是近代廣州自製的第一艘淺水炮艇。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開始改裝軍艦，仿造戰船，但仍為二桅或三桅夾板船。咸豐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廣東官家設置廣東機器局軍火廠，收買了原柯拜船塢設備，修造小兵輪，初為木質，繼而改進達到鐵肋鋼殼。到光緒十五年，黃埔船局先後製成8艘軍艦，其中“廣金”、“廣玉”兩艘雙桅鋼殼大洋炮艦，船長150英尺（約45.72米），性能及炮火堪與歐造炮艦相比。
　　在清康熙年間海禁開放後，廣東建造了“米艇”、“撈繕”、“紅單船”等一些較好的民用木帆船。鴉片戰爭前後，廣東建造的遠洋木帆船“琦英”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安全航行777天，性能良好，為當時英美製造的帆船所難匹敵。機動船舶始於人力車渡輪，進而建造機動輪船。中華民國元年（1912）民間引進船用蒸汽機，建造了木質蒸汽明輪船“南越”號，稍後又建造了鋼質明輪船“西南”號和“南寧”號，航行梧州-廣州-香港。此間先後開業的“陳聯泰”、“均和安”兩家機器廠是廣州最早的民營船舶修造企業，“陳聯泰”生產“江”字號蒸汽機小輪船9艘，“均和安”生產淺水明輪船4艘。與此同時，廣州出現了由蒸汽機輪拖帶的“花尾渡”，這是廣州特有的內河客貨船。中華民國3年，協同和機器廠製成30馬力柴油機，安裝在航行于廣州-梧州間的客輪“海馬”號上，成為廣東製造的第一艘內燃機船。同年，僑商譚禮庭于廣州大黃鎅開設廣南船塢，建兩個船塢，建造了4艘千噸以上的沿海貨輪。1921～1928年間，廣州陸續建造了“中安”、“廣大”等蒸汽客貨輪及沿海內燃機客貨輪，並從外國引進蒸汽輪機，建造了長285英尺（約86.87米）的“嶽飛”號蒸汽輪機客貨輪。1925年，廣州最大的造船廠“廣南船塢”為當時革命政府收購，改名海軍船塢，主要從事修船。抗日戰爭爆發後，廣東造船業受到嚴重破壞，直到1949年撈國成立時，廣州造船工業仍處於極其落後的狀況。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16日撈兵接管了黃埔國民黨海軍設施及黃埔海軍造船所。為繼續解放海南島和沿海島嶼，立即組織該所恢復生產，積極搶修船艇，打撈沉船。不到半年時間，為撈兵提供了30餘艘艦艇，為萬山群島的解放立下了殊勳。在3年恢復經濟過程中，廣東省交通廳內河局於1952年徵收了廣南船塢和其附近的合利隆等小廠，成立了“內河船舶修船廠”；接收了中華船排廠，成立了“內河船舶保養場”；同時，將47家私營小廠逐步合併成“新中國機器廠”。廣東省水產局於1952年冬成立國營南海水產公司籌備處，合併廣州市河南6家造船手工業作坊，第二年成立了漁輪修造工場。以上這些合併起來的小船廠，當時均無建造鋼船的能力。鑒於廣州地區地處祖國南大門的特殊地位，國家自1953年起即把造船列為廣州重點優先發展的工業門類。
　　1954年，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和交通部開始分別籌建以建造海軍艦艇為主的廣州造船廠和為南海修造船舶的廣州船舶修造廠。為了滿足海防需要，一機部船舶工業局組織其屬下的3家船廠，自1954年開始多次來廣州設立工地，為廣州地區建造了一些急需的軍用、民用船舶。如：江南造船廠1954年在黃埔設工地，由黃埔修造船廠配合為海軍建造了“53甲”、“54甲”沿海巡邏炮艇一批；武昌造船廠1954年、1955年兩次在廣州市河南廣安工地為海軍建造一批軍輔船，為交通部四航局建造建港用的拖輪及泥駁，為南海水產公司建造第一艘鋼質拖網漁輪“南漁102”號；大連造船廠1955年在黃埔設工地，為海軍建造了04型獵潛護衛艇一批。同時，交通部門也大力建設修造船基地，修理珠江水系和沿海船舶，促進廣州船舶工業的發展。
　　撈國建政後，廣州地區造船工業大致經歷了以下3個發展階段。
　　一、初創階段（50年代）
　　50年代，國家有關部門及省、市航運等系統為發展水運、水產事業和國防建設需要，都抓緊新建和擴建造船廠。1954年，一機部船舶局籌建的廣州造船廠，是由蘇聯援建承造其轉讓的02型木質魚雷快艇的專業造船廠，但裝配12艘02艇後便停產該產品。1956年初，船舶局將武昌造船廠在廣州的廣安工地劃歸該廠，並對該廠進行技術改造，建造鋼質船舶。經過約10個月的籌備，1956年11月即開工建造當時的新型“55甲”高速炮艇，開創了廣州地區批量建造現代鋼質艦船的新局面。1954年，交通部將原屬廣東省交通廳的內河船舶修造廠劃歸珠江航運管理局，由上海抽調技術力量至該廠進行擴建，於1955年初又將廣州港務局修船所併入，取名廣州船舶修造廠，改屬交通部廣州海運管理局領導，主要修理該局海船。1958年，中央各部直屬企業下放地方領導，當年4月18日市政府將以上兩廠合併，定名為廣州造船廠，經過擴建，已可建造先進的05掃雷艦和千噸級的軍輔船及民用船舶。
　　在1955年『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中，廣東省交通廳的內河局船舶保養場先後併入61家小型船舶及機器修理廠，組成公私合營廣州船舶修理廠，職工人數達千餘人，可修理千噸級以下船舶。1959年遷廠至黃埔文沖後，又將湛江港灣機械廠併入，當時主要解決大量船舶失修問題，其生產能力僅能修理3000噸左右的輪船。
　　這時，中南海軍修造部領導的黃埔修造船廠的修船能力在不斷提高，可承修4000噸級艦船，特別是在配合江南造船廠和大連造船廠兩工地建造艦艇過程中，培訓了自己的技術人員和工人；1954年開工建造木質炮艇3艘，1958年開工建造較先進的011高速護衛艇和05型掃雷艦。
　　南海水產公司於1953年建成漁輪修造工場，至1957年建造了木質漁輪35艘。1958年在新洲建新廠，成立了廣州漁輪修造廠，其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有較大提高，1960年開始建造鋼質漁輪。
　　這一發展階段的特點是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取得了北方船廠的支援，通過軍用品生產帶動民用品生產，使廣州地區的船舶工業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二、曲折發展階段（60～70年代）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躍進”和經濟困難時期，廣州的造船企業在生產和管理方面都受到一定影響。1961年貫徹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各船廠開始修訂規章制度，提高產品質量，恢復正常生產秩序並緩解制約造船發展的配套能力問題等；1962年廣州船舶工業開始穩步發展。
　　進入60年代，根據國防建設和航運事業發展的需要，遵照周恩來總理“不要潛艇南下，要在廣州造”的指示，黃埔修造船廠於1960年初由海軍移交給第一機械工業部九局（原船舶工業局）領導，定名黃埔造船廠，並進行大規模擴建，開始建造反潛護衛艇和常規潛艇等。廣州造船廠亦於1961年由三機部九總局（一機部九局此時已劃歸三機部，改稱九總局，1963年又成立第六機械工業部，主管原九總局所屬企業事業單位）收回直接領導，進行擴建，以建造大型艦船。1963年，位於文沖的黃埔船舶修造廠移交給交通部，規劃為大型修造廠，達到可修理5萬噸級船舶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前已建成1.5萬噸船塢1座，1975年又建成2.5萬噸級的船塢1座。廣州漁輪廠在1961年試製成功6300型400馬力船用柴油機，安裝於其建造的96型漁輪和300噸沿海貨輪，加強了建造漁輪的條件，進一步改進後陸續建造600馬力漁輪和400噸沿海貨輪等。新中國船廠1963年在赤崗建新廠，至1966年建成能擔負千噸級以下船舶修理和建造的工廠。南海艦隊在1960年將黃埔造船廠交給一機部後，於1964年建成4801廠，負擔本艦隊艦船修理任務。1964年，廣州市航運管理局將廣州市漁輪修理廠、郊區船廠和珠江船社合併，組成珠江船舶修造廠，承擔廣州內河船舶修造業務。
　　“文化大革命”10年動亂期間，各造船企業都不同程度停產，管理制度被打亂，技術人員受迫害，生產遭受嚴重損失。但廣大造船職工堅持工作，生產仍在曲折中發展。
　　廣州造船廠於1965年開工建造4艘65型護衛艦，隨後於1970年開工小批量建造我國自行設計的051導彈驅逐艦。同時，建造了1.3萬噸的陽字號遠洋貨輪（其中，“揭陽”號安裝了廣州柴油機廠1975年試製成功的一台1.2萬馬力船用低速柴油機），開創了華南地區建造萬噸船舶的局面。黃埔造船廠在邊擴建邊生產的情況下，自1969年開始為海軍建造一批戰鬥艦艇、潛水艇及軍輔船。從1980年起，又開拓了海洋工程，建造了國內最大的自升式鑽井平臺。文沖船廠建成2.5萬噸級船塢後，已成為華南地區最大的修船基地。在此期間，新中國船廠建成1000噸級油輪。同時，為了加強船舶修理力量，菠蘿廟船廠、城安圍船廠、航道局船廠、四航局船廠、遠洋公司船舶修理廠等交通部系統的修船廠相繼建立。
　　為了統籌造船和加強地區船舶配套能力，國家有關部門給予了大力支持，特別是六機部曾在廣州設立華南造船指揮部，投資擴建了廣州柴油機廠、廣州航海儀器廠、廣州建設機器廠、永紅閥門廠等專業配套廠及南洋電器廠、廣州重型機器廠等定點配套廠，使廣州造船工業的生產能力和配套水平都有了較大的發展。
　　三、加速發展階段（80年代）
　　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指引下，廣東船舶工業充分利用中央給廣東的特殊政策及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優勢，結合毗鄰香港的地利條件，積極貫徹“軍民結合，以軍促民”、“立足國內，積極出口”的方針，於1980年1月成立廣東造船公司，管理六機部的兩家直屬廠--廣州造船廠和黃埔造船廠及歸口省屬的24家企業。同年，廣東省成立廣東省船舶工業聯合公司，管理新中國船廠和省屬的4家船廠。1978年，國家成立水產總局，廣州漁輪廠直屬該局領導。1982年5月，六機部撤銷，成立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廣東造船公司亦改組為廣州船舶工業公司，文沖船廠劃歸該公司領導。至此，廣州地區修造船企業分屬以下五大系統：
　　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屬下：廣州造船廠、黃埔造船廠、文沖船舶修造廠。
　　交通部屬下：菠蘿廟船廠、城安圍船廠、航道局修船廠、四航局修船廠、廣遠修船廠。
　　海軍屬下：4801廠。
　　水產總局（後成立水產聯合總公司）屬下：廣州漁輪廠。
　　省、市地方屬下：新中國船廠、珠江船舶修造廠、客輪公司船廠。
　　改革開放10多年來，廣州地區大、中船廠率先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廣州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大力推動造船出口和開發海洋工程，並隨著出口的發展改革經營機制，較早地實行計劃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適應開拓國際船舶市場的需要；同時，發揮造船工業優勢，大搞橫向聯合，多種經營，開發非船產品，把船廠從單純生產型發展成生產經營工貿相結合的企業。造船出口和開發海洋工程，促進了經營管理，表現在生產效率提高、建造週期加快、技術與質量水平有較大的提高，為國家多創匯和開拓海外船舶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贏得了國內外客戶的良好信譽。
　　廣州造船廠是廣州地區生產能力最強的造船廠，經過一再擴建造船台，增添高效焊接等先進設備，大量開展計算機輔助設計及生產管理等，與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株式會社（IHI）進行技術合作，引進其生產設計科學管理制度，10年間建造了1.11萬噸全集裝箱船、1.8萬噸散裝貨輪、2.55萬噸成品油輪、1.65萬噸多用途貨輪及1.5萬噸、2萬噸貨輪等共20餘艘，技術質量均得到國內外船主的好評；1979年引進外資，與美國國際集裝箱運輸公司合作，1980年建成國內最大的集裝箱生產廠，現已達到年產2萬個的水平；同時，該廠多方面搞橫向聯合，開發多種非船產品，至1990年該廠已是中船總公司屬下經濟效益最好的船廠。
　　黃埔造船廠在“軍民結合，軍品優先”的原則下，逐步開拓多種經營，在1982～1985年間，為適應近海油田開發的需要，成功地建造了美國伯利恒公司設計的JU-200MC鑽井平臺，大修了“南海二號”半潛式平臺及承造了北部灣採油用的單點系泊設備。
　　文沖船廠在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面進行了企業整頓，不斷深化改革，生產持續穩步發展，確保國內修船業務，大力開拓國外修船業務，外輪修理產值1989年達到修船總產值的40％；擴建造船台，1981～1985年為廣州海運局和廣州遠洋公司共建造海洋貨輪7艘，1988年為大連海運學院建造了國內自行設計的第一艘1.47萬噸遠洋教學實習船“育龍”號，1990年又為上海海運學院建造其姐妹船“育鋒”號，1988～1991年為德國建造了3艘3600噸多用途貨輪等，並為有關方面建造了數批軍用武裝巡邏艇。此外，該廠還大量開發非船產品，成果顯著。
　　新中國船廠為適應造船產品出口需要，引進了先進的鋼材預處理流水線、玻璃鋼加工設備等，除建造千噸級以下各種類型出口船舶外，與美國、香港多家公司合作建造了玻璃鋼遊艇、洋帆艇及浮碼頭等產品出口，非船產品開發以2000噸糖機聲譽最高。
　　廣州漁輪廠除大量建造8104型漁輪外，還於1980年建造成功水產調查船及8152型雙甲板尾滑道漁輪，1986年建成8106型漁輪，1990年又建造成功國內最大的8166型漁輪，其產品出口也門等國家及參加西非船隊，享有較高聲譽。
　　珠江船舶修造廠10年間建造內河和出口船舶140艘，修船近500艘，為地方水運和出口創匯作出了貢獻。
　　4801廠和交通部系統各船廠除承修本系統艦船外，還充分利用船廠有利條件開展多種經營，修造結合和開發非船產品，創造了良好效益。
　　這一階段，廣州船舶工業通過積極擴大出口，開拓海外市場，改革企業機制，調整產品結構，實現了產品多元化並加快了產品的更新換代。
　　促進廣州船舶工業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人才的培養和技術力量的成長。根據創業需要，中央有關部局為廣州調派來很多高級造船技術專家。自1954年起，國家每年都分配一批大專院校畢業生給廣州造船企業。1959年華南工學院成立造船系，1988年改稱華南理工大學船舶與海洋工程系，32年來為船舶工業培訓了大批技術人才。同時，中專、技校也培訓了大量初級技術人才。據1990年廣東造船工程學會調查統計，廣州船舶科學技術人員已有3668人（教育系統未計入），其中高級技術職稱366人，中級職稱982人，分佈在造船企事業及科研設計等17個單位。
　　廣州船舶科研設計單位有：華南理工大學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中山大學力學系、廣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設計研究院、廣東省航運科學研究所、廣東省船舶設計公司及大、中型船廠的產品設計室等。至1990年，除軍用主要戰鬥艦艇由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第七設計院負責提供設計圖紙外，其他各種類型大小船舶大都由廣州地區設計單位自行設計。
　　廣州地區船舶工業經過40年的建設，從小到大，以軍帶民，已發展為全國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成績顯著。國防方面，為海軍建造戰鬥艦艇9型173艘約9萬噸，軍輔船243艘約6萬噸，保衛了我國南海海防，曾在多次海戰中重創敵艦，樹立了國威。航運方面，在“一五”至“七五”期間，廣東造船近萬艘共194萬多噸，其中75％左右為廣州的船廠建造，為廣東省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此外，還帶動了其他工業的發展。船舶工業是綜合性工業，其原材料及設備的價格約占船舶產品成本的70％～75％。1988年，中船總公司華南物資配套管理處經銷廣東24家船舶配套廠生產的12類船舶配套產品28.64萬套（組、只），2.85萬千瓦船用電機，1687.09噸錨鏈及錨，銷售金額總計4899.97萬元。
　　但是，船舶工業的經濟效益和很多行業相比是不高的。其原因是：船舶產品建造週期長，佔用流動資金多，船廠要支付巨額利息；船舶是綜合性產品，原材料、配套機電設備品種繁多，如有其中一項延誤供貨或質量上產生問題，就會打亂生產計劃，拖長建造週期；船舶工業手工操作約占60.3％，勞動效率低；船舶建造施工工藝要求高，工種多，科學管理難度大；船舶產品多數是單件產品，很難像批量產品一樣提高工效；80年代船價下跌，設備、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船舶建造的成本上升；建造出口船舶，原材料、設備依賴國外進口，船廠常要蒙受外匯匯率變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船廠補充新工人極為困難，只能雇用大量的民工，勞動者素質下降，影響質量和工效；國家將造船撥款改為貸款，航運部門減少向船廠訂購新船，船廠任務不足，須將力量、資金投向開發多種經營等。
　　隨著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持續高速發展，廣州船舶工業將充分利用廣州地區的優勢，面向國外市場和南海石油開發，開創出新的發展局面。

粵嚟粵掂

冶金工業志

2000多年以前的廣州，已具有相當水平的金屬冶鑄技術。明清之際，更曾有過一段鼎盛時期。中華民國期間，廣州產生了鋼和有色金屬機器壓延加工業。新中國的成立使廣州冶金工業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並向工業化、現代化方向邁進。撈國建政40多年來，廣州冶金工業大體上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撈國建政初期和國民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廣州冶金工業建設有了初步發展。第二階段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廣州冶金工業開展大規模建設，全面打下了現代廣州冶金工業的基礎。第三階段是第三至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其間廣州冶金工業在“文化大革命”嚴重干擾下曲折艱難地發展，是經濟效益最低的時期。第四階段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的第六至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廣州冶金工業發生了重大變化，依靠科技進步和加強管理，扭轉了行業長期虧損的狀況，開創了發展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的新局面，走上了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的發展軌道。
　　經過撈國建政後4個階段的建設，廣州冶金工業已經形成包括礦山採掘、鋼鐵冶煉、有色金屬回收冶煉、黑色金屬壓延加工、有色金屬壓延加工以及爐料輔助材料生產的工業體系，並擴展到包括建築裝飾、電熱器具、經營貿易、房產開發的綜合性工技貿體系，成為廣東省冶金工業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廣東省、廣州市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990年，廣州市鋼、生鐵、焦炭、鋼材的產量分別占廣東省的47％、40％、45％和54％，有色金屬合金、有色金屬加工材的產量分別占97％和40％。在全國14個計劃單列城市中，產值、生鐵產量、焦炭產量、有色金屬加工材產量均列首位，利稅、鋼產量、鋼材產量排第二位。工業總產值和利稅總額在廣州市12個工業行業中分別排第六位和第五位，黑色金屬冶煉及其壓延加工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其壓延加工的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14％。廣州市冶金工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為廣州市各行各業和人民生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金屬原材料和日用金屬材料，其中鳳凰牌線材、羊城牌螺紋鋼、穗生牌鍍鋅鋼管、強力牌冷軋鋼帶、珠江牌電解銅、珠江牌黃銅板帶、前進牌鋁合金型材、前進牌鋅合金、廣州牌微晶鋅板、廣州牌電池鋅片等是優質名牌產品，為生產名優“廣貨”和城市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90年，廣州市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企業有22戶，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企業有25戶，工業總產值達22.33億元（1990年不變價）。其中，主要工業企業有17戶，包括廣州鋼鐵廠、廣州帶鋼總廠、廣州鋅片廠、廣州銅材廠、廣州軋鋼廠、廣州合金鋼廠、廣州鋼管廠、廣州異型鋼材廠、廣州耐火材料廠、廣州鋁材廠、廣州銅鋁材廠、廣州冶金機械廠、廣州鍍鋅鐵絲廠、廣州有色金屬冶煉廠、廣州粉末冶金廠、廣州碳素廠、廣州帶鋼總廠彩色帶鋼廠等，有從事經營貿易、進出口、建築裝修、房產開發等業務的專業公司8戶，還有冶金研究所、冶金設計所、廣州鋼鐵廠職工大學、冶金中等專業學校、冶金技工學校各1所。職工總數為3.13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901人，占職工總數的6.08％；四級以上技術工人2.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2.79％；專業職稱人員3520人（其中高級職稱152人，中級職稱574人），占職工總數的11.26％。全行業能夠生產鋼、鐵、焦炭、鋼材、有色金屬及加工材、粉末冶金、鐵合金、耐火材料、電熱器具等11大類171個品種1萬多個規格的產品。主要生產設備有煉鋼電爐10座、頂吹轉爐3座、高爐2座、焦爐2座、燒結機2座、各類軋鋼機和焊管機44套、無縫鋼管機1套、塗層鋼板帶生產線1條、銅精煉反射爐1座、銅電解槽160槽、鋁加工熔煉爐10座、鋅加工熔煉爐8座、有色金屬熔煉電爐及工頻電爐3座、有色金屬軋機80列、擠壓機16台。除廣州市冶金工業總公司所屬單位外，廣州市範圍內較大的冶金企業還有廣州冶煉廠、廣州市礦業公司、從化縣冶金礦產公司、廣州珠江冶煉廠、從化鉭鈮冶煉廠、廣州鋁加工廠、廣州鋁合金型材製品廠、番禺市橋軋鋼聯合總公司、廣州市有色金屬型材廠、花縣新華軋鋼廠、九佛有色金屬加工廠、廣州市珠江有色金屬軋延廠和廣州黃埔銅管材廠等多家企業，分別從事礦業、軋鋼、有色金屬加工、煉錫、煉鉍、稀土、鉭鈮等生產加工。
　　廣州地處沿海，毗鄰港澳，其冶金工業的發展具有良好的經濟地理條件。其優勢是：信息較靈通，對外交往密切，外引內聯吸引力強，利用海外資源、資金、市場方便；消費指向性強，靠近產品流通、消費地區，市場容量大，與手工業、輕工業發展有著緊密聯繫；加工能力強，新產品開發多，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工藝齊全，佈局集中，已形成綜合性生產經營體系。
　　但存在問題也是明顯的：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企業規模偏小，未能形成統一的行業佈局和高度專業化生產；產品結構不夠合理，品種規格少，一般性建築鋼材居多，高檔產品和高附加值產品少，優質鋼占鋼產量的比重僅為1.58％，優質型鋼材比重只有0.01％，鋼材板管帶比重也只有16.66％；冶煉能力不足，煉鋼能力低於軋鋼能力40％；原料缺口大；大部分技術經濟指標水平不高，生產過程物質消耗仍比較高；大部分裝備技術水平低，設備新度係數僅為0.62，屬於國際、國內先進水平的只占5％。
　　廣州冶金工業的現狀與廣州地區的市場需求不相稱，廣州市鋼材自給率僅為35％，市場最緊缺的薄鋼板、矽鋼片、中厚鋼板、不銹鋼薄板、鍍鋅鋼板和鍍錫鋼板長期依賴外省供應和國外進口。廣州冶金工業投資仍然不足。“六五”計劃期間，全行業固定資產總投資占全市工業總投資的5.88％，1988年只占3.38％，1990年也只占4.39％。
　　為加強廣州冶金工業的發展後勁，行業和有關管理部門擬在“七五”時期以後，加大投資力度，著重調整產品結構和提高產品質量，加快發展若干個市場適銷的拳頭產品。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改變片面追求規模擴張、門類齊全、全面配套的做法。轉到合理佈局、突出重點、扶優扶強、發展特色和發揮優勢上來；改變雷同化發展、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做法，轉到生產專業化、產品差異化，提高產品競爭力上來；改變企業散而小、各自為政的狀況，轉到相對集中生產，組織集團化生產經營上來；改變片面追求產值速度和產品數量的做法，轉到注重產品質量和品種、提高經濟效益上來。行業今後的發展重點和投資取向是：以連鑄連軋為主的先進技術裝備和工藝的應用項目；高科技、高效益、短流程、短回收期的技術項目；採用電子自動化技術、先進製造技術、新材料、節能降耗和環保技術的項目；市場急需的高附加值的“板管帶”新產品項目以及相應的部分配套原料冶煉項目。

粵嚟粵掂

建材工業志

廣州地處嶺南，較中原地區開發晚，秦漢時期的建築均是竹籬茅舍，唐朝初期才開始以瓦代茅，宋朝改用磚築牆。那時所用的磚瓦等建築材料，主要來自附近各縣。
　　鴉片戰爭後，廣州開放為商埠，出現了一些用機械生產水泥、灰砂磚的作坊。20世紀30年代初期，廣東政局相對穩定，當局為了擴充勢力，在廣東主要是在廣州興建了一批工廠並進行城市建設，建築材料行業隨之發展起來。中華民國18年（1929），當局引進設備，在西村興建了一家華南規模最大的水泥廠--廣東西村士敏土廠。此時，紅磚生產發展很快，南崗地區的制磚業十分興旺，木材店鋪遍及市內各區，一些建材小五金也開始生產，改變了全靠進口的狀況。中華民國25年，全市生產水泥10萬噸、紅磚553萬塊。
　　抗日戰爭期間，廣州被日軍侵佔，生產遭受嚴重破壞。水泥廠多次被炸，磚瓦廠全部停產，木材店鋪倒閉。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工商業復蘇，被戰爭破壞的民房商店紛紛修復，建築材料需求激增，生產有所恢復。但好景不長，由於國民政府腐敗，經濟崩潰，使本來基礎單薄的建材工業更加脆弱，1949年只生產水泥3.2萬噸、紅磚113萬塊。
　　新中國成立初期，市政府沒收一些官僚資產改為國營、地方國營企業，組織社會閒散人員和失業工人從事制磚、採石活動；同時扶助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促進生產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全市建材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9％；1957年水泥產量達到32萬噸，紅磚產量達8949萬塊，均超過撈國建政前的最高年產量，但基礎仍很薄弱。
　　從1958年開始，廣州市貫徹執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以鋼為綱組織“大躍進”，新擴建工廠紛紛上馬，對水泥和磚瓦灰砂石等建築材料的需求量急劇增加，建材工業無法適應當時的需要。為了加強對建材工業的領導，撈共廣州市委成立了市委建材領導小組，並於1958年11月成立廣州市建築材料工業局，將全市各部門和各區的建材企業歸口該局管理。撈共廣東省委對廣州市發展建材工業也很重視，除撥給800萬元建磚廠外，還決定從廣州市當年基本建設材料費總額中，抽出7‰作為發展地方建築材料生產的投資。
　　在1958～1960年的3年“大躍進”期間，建材工業大力發展立窯水泥（俗稱小水泥），在廣州水泥廠興建了2條立窯，市屬各區和有關局都各辦1家水泥廠。同時發動各部門發展紅磚生產。建材系統擴建南崗磚廠，各區各辦了1家磚廠，有施工任務的部門也大辦磚廠，民政部門建造輪窯燒磚。1960年，全市建材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加2.9倍，水泥產量達到52萬噸（含轉窯、立窯，下同），紅磚產量達到2.06億塊。木材加工、建材小五金、鋪地材料等也迅速發展。但是，由於急於求成，新建工廠倉促上馬，設備不配套或原料短缺，多數不能正常生產。1961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後，水泥廠、磚廠紛紛下馬，大量精簡職工。12家立窯水泥廠只保留3家，36家磚廠只留下10家，市建材局直屬企業的職工從1960年的1.11萬人減至1962年底的6500人，壓縮42％。1962年全市建材工業總產值比1960年降低51.4％。經過調整生產佈局，加強企業管理和開展技術革新，生產逐步回升，保留下來的工廠特別是水泥廠都成為建材企業的骨幹。1965年，全市建材工業總產值比1962年增長39.7％，平均每年增長12％；水泥產量達60.4萬噸，比1962年增加81％。
　　“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損失，廣州市建材工業也受到嚴重衝擊。但由於廣大幹部、工人群眾的共同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發展。主要由地方自籌資金對原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發展立窯水泥和其他建築材料。各水泥廠普遍把土立窯改為機械化立窯，把一些小球磨機更換為大球磨機，以增加水泥生產。市政府從1975年開始擴建槎頭水泥廠，作為立窯水泥的主要生產基地。牆體材料行業除發展原有的以蕉基泥、山泥為原料的紅磚、以河沙為原料的灰砂磚外，還積極利用工業廢渣制磚，如利用電廠的煤灰生產矽酸鹽砌塊，用氮肥廠的煤渣制煤渣磚，用石場的石渣加水泥生產建築砌塊等。但因產品體積大、成本高和施工不便等原因，沒有推廣開來。建材五金行業利用短期外匯貸款，在廣州市水暖器材總廠引進設備增建瑪鋼管件車間，並自籌資金在中南石棉製品廠興建一條單機窯平板玻璃生產線，填補了廣州平板玻璃生產的空白。1967～1976年的10年間，市建材主管部門儘管花了很大氣力抓小水泥和磚石等建築材料的生產，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和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發展緩慢，供需矛盾十分突出。1972年，廣州市屬單位幾種主要建材產品的供應量與需要量相比，水泥缺口達33％，紅磚缺口達63％，建築石缺口達50％。這種狀況，到70年代中後期仍然沒有多大改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建材工業有了生機。但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產品要上調，資金靠分配，束縛了生產積極性，加上產品的價格嚴重背離了價值，制約了生產的發展。從1966～1979年的14年間，廣州市屬建材工業的基建投資只占市屬工業投資的4.5％，而且生產所需電力、煤炭供應緊缺，生產受到很大制約。
　　1979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建材工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對建材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賓館、住宅、商場、廠房和道路橋樑等各項建設規模不斷擴大，裝修標準不斷提高，要求建材行業不僅要保證供應傳統的建築材料，而且要提供大量中高檔的新型建築材料。改革開放亦為建材工業創造了較好的條件，使企業增加了活力。特別是水泥等產品的價格逐步放開，企業自銷產品的比例逐步增加，調動了企業經營的積極性，實現了三個根本性變化：
　　一是生產佈局、產品結構起了很大變化。由主要在市區生產逐步擴充到各縣，由主要生產傳統產品轉向發展新型材料。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5年貫徹國家“大家辦建材”的方針後，各縣的建材工業發展很快，原有的磚瓦灰砂石和一般的立窯水泥生產逐步向郊縣轉移。1990年全市的立窯水泥產量市屬4縣占69.6％，而1980年只占16.4％；條磚也絕大部分由四縣的鄉鎮企業生產。市屬企業則由生產傳統材料轉向以發展中高檔為主的新型材料。水泥著重發展高標號的轉窯水泥，以供應高層建築和橋樑建設的需要。牆體材料向輕質高強度的方向發展，80年代中後期，重點開發了輕質陶粒砌塊、空心灰砂磚和埃特牆板等新產品。鋪地材料不斷更新換代，傳統產品花階磚、防潮磚等逐步被水磨石、彩釉磚等替代。衛生潔具及五金配件，由單件、低檔為主轉為成套生產的中高檔產品，衛生間的“三大件”（面盆、坐廁、浴缸）和全部五金配件均可配套生產。裝飾裝修材料也在80年代中後期發展了一批中高檔材料，如高檔塗料、鎂鋁曲板、保麗板、華麗板、礦棉吸聲板等。
　　二是生產手段起了很大變化，從以手工操作的笨重勞動為主逐步過渡到機械化、自動化生產。在改革開放中，廣州市建材工業部門積極籌集資金發展生產，通過爭取外商投資、運用信貸、租賃等辦法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與上級或有關單位聯營、企業自籌貸款進行配套建設。從改革開放以來到1990年，僅廣州市建材工業總公司所屬企業就先後引進了16條生產線（其中新建工廠3家，中外合資企業2家），總投資達9.6億元，重點開發了轉窯水泥和新型建築材料。引進這些生產線，技術設備一般均達到8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具有效率高、質量好、能耗低、品種多、花式新等優點，改善了建材企業的技術裝備。如1989年2月建成的珠江水泥廠，是引進年產120萬噸高標號水泥設備的大型水泥企業，工藝技術先進，現代化程度高，其熟料煆燒採用新型的幹法窯外分解回轉窯，能耗比較低；原料、燃料和生料的處理均採用先進的預均化技術，為生產提供均衡穩定的配料；生產流程應用電子計算機，從原料進廠到水泥進庫的整條生產線都實現自動控制，技術達到國內同行的先進水平。中外合資企業埃特尼特公司引進的流漿法石棉製品生產線，是國內首次實行全機械半自動化生產，從配方投料到產品養護均採用電腦程序控制。
　　三是生產發展較快，緩解了供需矛盾。1990年，全市建材企業274戶，工業總產值達到16.9億元（含縣，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1.8％提高到3.9％。其中市區建材工業總產值比1980年增長2.25倍，平均每年增長12.5％。水泥產量達到342.6萬噸（含縣），比1980年的102.4萬噸增加2.3倍；按全市人口計，平均每人產量由1980年的0.2噸增至1990年的0.57噸，超過廣東省（0.32噸）和全國（0.17噸）的水平，從長期緊缺變為基本滿足供應。條磚產量，1990年全市達到16億塊（含縣），加上從東莞等地調入，廣州市建設所需的牆體材料在數量上已基本滿足供應，但新型牆體材料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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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業志

廣州市化學工業萌芽於19世紀初期。當時有仁興顏料店等幾家小型作坊生產硫化汞等顏料產品。進入20世紀30年代，國內民族工業有所發展，一些民族資本家先後開設了火柴、肥皂、造紙、紡織等工業企業。輕紡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化學工業的起步。這期間，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先後開設了廣東肥田料廠、廣東硫酸廠、廣東苛性鈉廠（當時稱這類企業為省營企業）。這些企業向外國購進部分設備，開始生產少量硫酸、燒鹼、化肥等產品。一些民族資本家或小業主也相繼開設了大生行漆油製造廠、通用油漆油墨公司、振華油漆公司、西南油漆廠等企業（這類企業為民營企業），主要生產塗料、油墨。這些企業投資少、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產量較低。
　　中華民國27年（1938），廣州幾家省營企業遭日本侵略軍飛機轟炸，廠房設備遭受嚴重破壞，生產停頓。一些民營企業在戰亂中歇業或遷往內地，留在市內的仁興顏料店、通用油漆油墨公司等少數企業也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州市的工業有短暫的復蘇，一些輕工、紡織工業廠家陸續複業或興辦，對化工原料的需求日增，酸堿製造業開始興起，先後開設了民營的那素化學製造廠、大亞化工廠、原能化工廠、嶺南化工廠等化工企業20多家。原在香港經營的宏信化工廠、建業化工廠等企業也遷至廣州複產。這時廣州市化工企業生產的產品主要有硫酸、燒鹼、鹽酸、硝酸、硫化鈉、油漆、顏料等。但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國家民族工業外受資本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打擊，內受官僚資本主義的控制與壓榨，發展步履維艱。至撈國建政前夕，全市化工企業僅有20餘家，皆屬小型企業或工場手工業，品種很少，產量很低。1949年全市化學工業總產值僅147.6萬元（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下同），占廣州市工業總產值的0.35％。
　　撈國建政後，廣州市化學工業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時期。撈國建政初期，人民政府貫徹鞏固治安、穩定金融、恢復生產的方針，採取調整稅收、加強貸款、加工訂貨、統購統銷等措施扶持私營工業。原有的嶺南化工廠、建業化工廠、其安化工廠等私營化工企業在黨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先後複業。1951年後，陸續開辦了“自力”、“源裕隆”、“健康”、“群力”、“工聯”、“萬華”等私營化工企業，生產的品種局限於酸堿、無機鹽、塗料、顏料等產品。這些企業規模較小，資金薄弱，但廣州市化學工業比撈國建政前已有了較大的變化，1952年全市化學工業總產值達1094.04萬元，為1949年的7.4倍。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廣州市化學工業有了初步發展。1954年廣州市企業管理局接收了廣州東方修焊公司，並把廠名改為地方國營東方氧氣廠。這是撈國建政後廣州市化工行業的第一家國有企業。這期間，國家根據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和當時的管理體制，將外貿進出口權收歸國營外貿專業部門。市政府採取調整措施，引導20多家私營化工進出口商業企業及時轉為化工生產企業，生產立德粉、氯化銨、酚醛樹脂等產品，為廣州市化工行業增添了力量。但由於這些企業生產場地及設備簡陋、技術力量不足、產品質量低、成本高，部分企業陷入困境。在國家對私營工業、手工業改造期間，按照以大帶小，以較有基礎的企業帶困難企業的原則，先後對106家私營化工企業進行改造、改組，合併為30家公私合營企業；有293戶手工業企業經改造，分別併入公私合營企業。經過改造和改組，廣州化工行業的生產從分散到比較集中，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1957年全市化學工業總產值達3660.01萬元，比1952年增長了2.3倍。為加強對化工行業的管理，1957年4月成立了廣州市化學工業局。
　　這時期，國家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廣州市根據全國的綜合平衡和本市的特點，在新建、擴建一批較大型的輕紡、機械加工企業的同時，也重視原材料工業和支農工業的建設，先後籌建了廣州化工廠、廣州氮肥廠、廣州農藥廠、廣州塑料廠等企業。這些企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陸續投產，成為廣州市化工行業首批骨幹企業，開發了氯堿、化肥、農藥、合成材料等新產品。這期間還擴建、改建了建業化工廠、東方氧氣廠、源裕隆化工廠、嘉邦化工廠、力生化工廠等企業。經過新建、擴建和技術改造，形成了無機原料、基本有機原料、塗料、化肥、農藥、溶劑、助劑、化學試劑等產品的生產能力。國家在新建、擴建化工生產企業的同時，還建立了廣州市化學工業研究所、廣州市化工中等專業學校，加強了化工科研和新產品開發以及培育化工科技人才的工作。
　　在1958年開展的“大躍進”運動中，一些新建、擴建、技術改造項目邊建設邊試產、投產；不少企業土法上馬生產化工產品。但是，受當時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的影響，化工行業也出現了片面追求產值的現象，企業管理混亂、經濟效益下降，致使1961年工業總產值比1960年下降46.17％，1962年又比1961年下降5.6％。
　　為糾正“大躍進”的“左”傾錯誤，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廣州市化工行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訂了化工企業的調整方案，關、停、並、轉一批企業；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消耗；加強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新產品、短線產品和名牌產品。在調整中，一批在市區內的企業遷至郊區，利用本行業和其他行業下馬的基建項目場地或關、並的企業廠房發展化學工業。廣州立德粉廠、廣州溶劑廠、黃埔化工廠、東風化工廠先後搬遷到南崗、黃埔地區；廣州化學試劑廠、廣州助劑化工廠、遠東化工廠、紅雲化工廠等企業利用搬遷後的場地擴大生產規模。
　　正當廣州市化學工業組織實施第三個五年計劃時，1966年全國開展了“文化大革命”。在此後的10年間，化學工業發展緩慢。尤其在運動初期，一些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遭受迫害，規章制度被廢除，職工勞動紀律渙散，生產和效益下降。1967年和1968年的工業總產值分別比上年下降23.56％和31.37％，利潤總額分別比上年下降58.25％和80.11％。在隨後的幾年中，化工生產仍受干擾、破壞，但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技術人員、職工自覺堅守崗位，絕大多數企業堅持生產，廣州化學工業在曲折中艱難前進。1971～1976年，全市化工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達1.14億元，擴建改造了一批化工企業，廣州化工廠的聚氯乙烯車間分出，建成珠江石油化工廠（後又併入廣州化工廠）；市屬區縣也新建、擴建了一批小化肥廠。1976年工業總產值比1966年增長59.8％，化工產品和化學試劑、助劑品種增加458個，但經濟效益下降，利潤減少2760萬元。
　　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此後，廣州化學工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化工企業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全面開展了整頓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加強了計劃統計、經濟核算、勞動組織、質量、設備、節能降耗、安全環保等專業管理和管理基礎工作；推行目標管理、微機管理等現代管理方法；逐步實行全面計劃管理、全面質量管理、全面經濟核算和全員培訓等綜合管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有了提高，經濟效益有所改善。在整頓企業、加強企業管理的同時，不斷深入推進企業內部各項改革，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任期目標責任制、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鈎，以及實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承包責任制、分廠經濟核算制。通過不斷深化企業內部改革，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成為權、責、利相統一的實體，增強了企業活力，推動企業走向市場，促進了化學工業的發展。
　　根據廣州市經濟發展形勢和發展戰略以及廣州化工生產受城市規劃、環境容量、能源交通、原材料供應等多方制約的實際情況，廣州市化工總公司不斷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確定了“以技術進步為依託，以發展精細化工為主導，以出口化工、支農化工和基本化工為重點，走以內涵為主擴大再生產之路”的指導思想，把投資和開發的重點向能耗低、污染少、附加值高、效益好的精細化工傾斜。陸續淘汰了175個技術水平低、消耗高、效益差、市場銷售不暢的產品；先後開發了聚丙烯醯胺乾粉、磁性記錄材料、感光化學材料、皮革化工材料、紡織印染助劑、高純三氧化鎢、高檔油墨、膠粘劑、清洗劑等產品，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1985年，精細化工產品產值占市化工總公司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到44.04％，1990年又提高到50.69％。
　　廣州市化工企業大多數是中小型老企業，即使是50年代建立的企業，運行了幾十年，也需要進行改造。80年代，市化工總公司所屬企業固定資產投入共5.11億元，為70年代的24倍。尤其是在1985年，集中力量發展磁粉、立德粉、聚丙烯醯胺生產以及廣州制漆廠、堅紅化工廠搬遷擴產改造等16個重點基建項目。通過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新建、擴建了一批企業廠房、車間，改革了工藝設備，挖掘了企業潛力，擴大了生產規模，增強了企業實力。廣州氮肥廠、廣州化工廠、廣州制漆廠、廣州立德粉廠、廣州化學試劑廠、同濟化工廠等企業被列為國內同行業重點骨幹企業。珠江電化廠對過氧化氫的工藝進行了多次的改造，採用了先進的蒽醌法生產工藝，達到節能降耗、挖潛增產的效果，使生產能力連續翻番，從1985年的2000噸／年（含量為27.5％，下同）擴大到1990年的8000噸／年。廣州立德粉廠把遷建同技改結合起來，經過改造，立德粉生產能力達3萬噸／年，為搬遷前的4.6倍。該廠發展成全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優的立德粉專業生產企業。
　　為提高化學工業生產的科學技術水平，市化工總公司廣開資金渠道，建立科技基金，開展科技專項貸款業務，增加科技投入；建立健全各級科研機構，進一步加強廣州市化學工業研究所、廣州塗料研究所的建設，建立企業的科研開發機構，充實科研力量，添置研究和分析測試的儀器設備；加強同大專院校科研部門的聯繫，開展橫向科技合作，先後有33家企業同全國各地40多間大專院校、科研所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關係，其中合作項目共115項；建立企業技術進步的考核體系和激勵機制，調動廣大科技人員、職工從事科研工作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1980～1990年共研製開發新產品、新技術350項，項目的投產率達85％以上。行業依靠技術進步，提高了產品的技術附加值和產品質量，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增強了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立德粉、高錳酸鉀、聚丙烯醯胺、高純三氧化鎢、過氧化氫、熒光增白劑、磁粉、高效塗層複合肥、彩色沖洗套藥等產品的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居全國領先地位。據市化工總公司所屬企事業單位統計，1978～1990年行業共獲各類科技獎勵120項。其中，屬國家級獎勵12項，部（省）級26項，市級32項；榮獲國家金獎產品2個，部優產品獎38個，省優產品獎38個，市優產品獎32個。
　　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廣州化工外經外貿工作發展較快。其中化工總公司系統出口化工交貨值從1978年的1791萬元（現行價，下同）增至1990年的1.42億元，年平均增長18.83％，比同期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高出5.34個百分點。1990年，市化工總公司所屬企業出口化工產品品種有108個，出口產品交貨值占工業總產值的9.95％。其中的高錳酸鉀、立德粉、合成樟腦、合成龍腦、氯化石蠟等產品在國際市場享有良好的聲譽，成為廣州地區重要出口產品的組成部分；液氯、鹽酸、漂水、硫酸、氨水、矽酸鈉等產品已進入國際市場，取代了某些國家同類產品在香港市場的地位。出口創匯企業共21家，其中創匯百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有10家。利用外資工作也取得初步成效。1985～1990年，市化工總公司先後創辦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共7家，總投資達1.02億元，其中利用外資1203萬美元（不包括補償貿易）；引進了12條生產線和24台（套）單機和儀器，改善了部分化工企業技術裝備落後的狀況。
　　撈國建政以來，廣州市化學工業在不斷取得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失誤，主要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對一些基本化工產品的上馬缺乏科學的論證和可行性研究，市場信息不靈，倉促立項、籌建。其中合成苯、丙烯腈、有機玻璃、苯酚、苯酐、氟里昂等有機化工原料產品的基建項目，因工藝路線不過關、原材料短缺、成本高、污染嚴重、產品銷售困難等原因在建設期間或建成後即下馬、停產，造成國家財產的損失；有些化工項目投資規模過小，不能形成規模性生產，化工原料生產也未能適應市場的需要；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個別領導幹部經不起考驗，在財政紀律上出了問題，一度影響了工作；在一些決策規劃方面，未能抓緊機遇，對化工生產的發展帶來影響。此外，廣州地區能源短缺、交通運輸緊張、資金不足以及城市規劃、環境容量等因素也制約了化學工業的發展。經過多年的實踐，行業總結經驗教訓，才確定了要揚長避短，充分利用廣州地區發展化工的優勢制定發展方向和發展戰略。
　　廣州市化學工業經過40年的建設，已形成一個能生產360個產品1496個品種年產量近130萬噸的工業體系；形成了基本化工原料、有機原料、合成樹脂、化學肥料、化學農藥、塗料、試劑、溶劑、助劑等化工行業，主要產品有硫酸、鹽酸、燒鹼、無機鹽、過氧化氫、立德粉、合成氨、化學農藥、油漆、磁粉等以及一批新興精細化工產品。至1990年，全市化學工業企業共有185家，其中市化工總公司屬下企業44家，有職工2.55萬人，固定資產原值達7.61億元，淨值達4.37億元；完成工業總產值13.76億元，占全市化工總產值28.49億元的48.29％，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2.48％；實現利稅1.49億元，實現利潤5528萬元，完成出口交貨值1.4億元，優質產品品種從1985年的28個增至93個。
　　80年代末，廣州地區年產15萬噸的純鹼廠、年產4萬噸的聚丙烯工程、年產11.5萬噸的乙烯工程等基建項目先後立項籌建。這些項目建成投產後，將有力地增強化工基本原料生產的實力，有利於發展石油化工產品，廣州化學工業將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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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業志

清同治六年（1867），“洋油”開始進入中國。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美孚火油公司在廣州設立分公司，其後，又有亞細亞火油有限公司、德士古火油公司先後在廣州設立分公司（俗稱三公司），源源不斷地向中國輸入石油產品。它們從競爭到按一定的份額對廣州石油市場瓜分和壟斷，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直至中華民國27年（1938）日軍侵佔廣州時停業。期間，它們曾聯合抵制國民政府實施煤油附加稅，斷絕對廣州的煤油輸入。此時廣州土制煤油業開始出現並有所發展，最盛時，全業160多家。但土制煤油業的原料柴油全部依賴“三公司”供給，而且資金有限，設備簡陋，工藝落後，難以與“三公司”抗衡。尤其是廣東省國民政府限制柴油進口後，原料來源困難，價格上漲，加上“三公司”的產品傾銷，大小廠家紛紛倒閉或轉業。至中華民國26年，只剩下17家。抗日戰爭時期，廠房大都被日本軍隊或汪精衛偽政權侵佔，大興煤油廠的機器還被遷運日本。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孚、亞細亞、德士古公司相繼恢復營業。
　　1951年，撈共廣州市政府徵用和徵購“三公司”除辦事處和推銷處以外的全部財產和存油，結束了“三公司”對廣州石油市場瓜分和壟斷的歷史。期間，土制煤油廠亦相繼複業，有大小廠20多家，年產量約2.64萬噸。此外還有一些以提煉加工動植物油、礦物油為主的油脂化工廠。
　　50年代中後期，廣州石油化學工業開始起步。從1958年至1978年，先後有廣州氯肥廠、珠江石油化工廠、廣州石油化工總廠建成投產。其中廣州石油化工總廠原油加工能力250萬噸／年、合成氨30萬噸／年、尿素52萬噸／年等裝置及其配套工程是國家第一批引進的重點工程建設項目之一，從動工興建至基本建成，歷時46個月，並以它的建成投產為標誌，揭開了廣州石油化學工業新的一頁。但這些建設項目投產後，由於工藝設計、設備材質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國家原油供應有限，生產處於低負荷運轉狀態。
　　1981年，廣州石油化工總廠經過試生產和技術革新，煉油和化肥生產已達到或接近設計能力，但國家供應的計劃原油僅能使生產裝置維持70％的負荷運轉，產品結構也受到國家計劃的嚴格限制，原料供應、油化平衡矛盾突出。1982年，石油工業部下達了關於鼓勵沿海煉油企業加工高價原油的政策，廣州石油化工總廠開始使用計劃外原油加工生產，解決生產裝置“吃不飽”的問題，並為適應加工進口原油的需要，對生產裝置先後進行了二期技術改造。是年，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成立，承包南海石油勘探、開發、後勤服務工作。1983年，南海東部石油公司成立，開始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勘探、開發。1986年，廣州石油化工總廠經技術改造後，加工原油裝置的能耗顯著下降，在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的41家企業中排列第五名。可以單煉或混煉10多種不同的原油，化肥裝置則達到合成氨生產能力30萬噸／年、尿素52萬噸／年，設備及配件的國產化工作也取得進展。其時，廣州氮肥廠以重油為原料的合成氨生產能力達6萬噸／年，尿素達22萬噸／年。根據“七五”規劃，廣州石油化工總廠的擴建工程也全面展開。擴建11套煉油新裝置，使該廠成為華南地區的現代化特大型石油化工聯合企業。
　　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廣州石油化工總廠、廣州氮肥廠從生產管理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軌，企業開始走向市場。加工進口原油和石油產品的出口並舉，外引內聯，工貿結合，參與市場競爭。企業的職工教育從生產經營的實際需要出發，把提高職工隊伍的整體素質、培養對口專業人才和技術工人作為教育的重點和方向，與企業的發展同步。企業管理在實行廠長負責制後，逐步建立並理順了企業的四級管理體系，計劃、質量和安全管理日趨科學化、標準化。
　　1990年，廣州石油化工總廠擴建工程基本完成，企業的固定資產達18.6億元，石油加工能力提高到520萬噸／年；在17項產品中，有9項被評為廣東省優質產品，4項被評為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優質產品，1項連續9年被評為化學工業部優質產品；實現工業總產值71.34億元，利稅24.34億元，創匯1.1億元。廣州年生產能力11.5萬噸的乙烯工程和年產4萬噸的聚丙烯工程已被國務院批准立項，並開展引進項目的商務談判；投資1.4億元的廣州油制氣廠也在抓緊建設，1991年將建成投產並開始向廣州市民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