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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貿易志? I 廣州是中國南方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對外貿易自秦漢迄今2100多年長盛不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分裂時期較長，而廣州仍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商港，與交州齊名。唐宋時期，廣州對外貿易十分繁榮，已成為世界著名的國際貿易港口。元代，由於政治歷史原因，廣州外貿港口的首要地位由泉州取代，但仍是重要商港之一。明清時期，廣州又迅速恢復了外貿第一港市的地位，市場繁榮，外貿空前興旺。鴉片戰爭以後，廣州的對外貿易的地位和作用雖不如前，但憑藉其優越的地理經濟位置，仍不失為中國一大外貿城市。
廣州位於珠江口，以珠江水系為骨幹的內河航運網，流經省內廣大城鄉，還可通省外的廣西大部和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的部分地區，為廣州形成商業城市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更有秦始皇、漢武帝修築的五嶺山脈的道路，開鑿了廣西興安縣的靈渠，使長江水系同珠江水系接連起來，中原物產從陸路通過五嶺隘口、從水路通過西江運抵廣州；東邊潮汕平原和福建、浙江物產也可沿東江而到達廣州。廣州還面臨大海，是海外貿易的咽喉。在對外貿易方面比其它省市的外貿口岸都具有地理優勢。
早在秦漢時期，廣州就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個港口。秦始皇統一中國時，番禺（廣州）就以“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①（①引自《史記?貨殖列傳》。）聞名於世。廣州的海外貿易，對秦王朝的財政收入起著重要作用。漢朝，由於統一的封建王朝國力強盛，對外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外國政府經常派遣貿易使團到中國朝貢，而東南亞諸國來中國朝貢多是由水路至廣州登陸。漢朝政府也派出龐大的商業使團到各國交往。東漢政權崩潰後，中國出現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嶺南屬吳國勢力範圍，又是它的大後方。因此，孫吳政權非常重視開發東南沿海地區。這時國際航海業也發展起來，越南、緬甸都是航海貿易發達的國家。那時航行在南海上的船舶很多，“大者長二十余丈，高去水面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②（②引自《太平御覽》。）。航運業的發展促進了南海貿易的繁榮，而孫吳政權與南海諸國商務交通亦隨之發展。由此廣州逐步成為一個造船基地、軍事基地和外貿基地。
進入兩晉南北朝，廣州外貿又出現新的變化。主要表示在新航路的出現、朝貢貿易大幅度增長、貨物品種大量增加、往來南海僧人大幅度增加等。唐代，中國在長期分裂之後又重新出現了大統一的局面，封建王朝的國力空前強盛，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中外友好交往也空前活躍，中國的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廣州是從南海進入中國的第一個登陸點，是大食人③（③大食人，唐宋時期中國對阿拉伯人的專稱與對伊朗語地區穆斯林的泛稱。）由海道到中國的第一個停泊港口。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賈耽所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詳細敍述了從廣州到大食各地的航程。這是一條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航線，亞非各國海船經常沿此線航行，從廣州至波斯灣共達一萬多公里。沿著這條航線，中國和亞洲各國的商船往返不絕，顯示出廣州對外貿易盛況空前。由於與海外各國貿易往來頻繁，來華朝貢的外國使者或做生意的商人越來越多，這引起了唐朝政府對對外貿易的重視。唐朝政府實行獎勵對外貿易政策，積極發展外貿，並在廣州創立了第一個市舶使，制定管理市舶的初級條例。
宋朝政府沿襲唐朝的舊制，於開寶四年（971）在廣州設立市舶司，這是宋代設置的第一個管理外貿的機構。在唐宋的基礎上，元代廣州仍是一個國際性大港口，其表現為對海外交通航線的延伸及貿易地區的擴大，主要航線有6條：廣州至占城（今越南中部地區）、廣州至真臘（今柬埔寨）、廣州至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廣州至爪哇、廣州至印度半島、廣州至波斯灣。造船業的發展亦是廣州海外貿易繁盛的一種表現。當時，中國造船技術先進，船隻牢固，乘坐舒適。外國使節和商人都樂意乘坐中國製造的海船。那時，東西方之間的航海大權實際上由中國人掌握，從而使閩、廣兩地對外貿易特別繁榮。
到了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就設置海關來代替歷代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等事務。這是對外貿易管理制度上的進步，也是中國海關制度的正式開始。當時，中國在廣州、明州（今寧波）、泉州、上海設四個海關，管理這幾個通商口岸。由於廣州的地理優勢，各國商人多來廣州貿易，廣州外貿有所發展。以後，英國商人嫌廣州貿易限制太嚴，索費太重，逐步移往浙閩貿易。後來，清政府感到外國人向東北方向進行貿易活動對國防不利。為了加強防範，鞏固海防，乾隆二十年（1755）冬，撤銷明州、泉州、上海三處的通商口岸，限定廣州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規定所有蕃商歸併廣東一港，每年夏秋，由虎門入口總匯廣州一地。這種廣州一口貿易體制，一直實行到鴉片戰爭。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1856年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均以中國失敗告終。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簽訂了《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廣州外貿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自主貿易變為外國列強主宰。鴉片戰爭前，英商來廣州貿易，被規定在十三行進行，鴉片戰爭之後，英商可以在廣州自由貿易，英商“赴該各口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從此，隨著鴉片之後大量洋貨充斥中國市場，白銀大量外流。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被迫與英、法、俄、美等列強簽訂了《天津條約》、《北平條約》，以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同時規定了由外國人主宰稅率，規定了增開貿易口岸，等等。廣州的外貿地位一落千丈，此間雖有短暫回升，但外貿性質日益半殖民地化。這種局面，一直延續至中華民國尚不能改變。
中華民國時期，中國處於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化，廣州對外貿易仍被帝國主義列強控制。帝國主義列強支配著對外貿易的行政管理權，從而使對外貿易的半殖民地性質更為深化。其中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中華民國初至抗日戰爭前（1912～1936），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英、法、德、俄等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廣州地區民族工業乘機得以振興，廣州出口貿易增長，進口貿易下降；同時，還引致日、美對廣州貿易迅速增長，而英國卻急劇下降。這一時期，廣州進口商品中的棉紡織品進口量下降，糧食進口增長；出口商品中具有戰略意義的原料、食品出口增加，沒有戰略意義的商品大為縮減。大戰結束後，歐洲列強捲土重來，尤以美、日、英勢力為最強，形成三國鼎立局面，此時廣州進口貿易迅速增加。為了抵制英國，從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省港兩地的碼頭工人進行大罷工。罷工初期，罷工委員會採取了全面封鎖的策略，致使廣州1925年下半年的對外貿易下降。之後，罷工委員會制定了單獨對英策略，使廣州對外貿易迅速回升。1927年解除封鎖，對外貿易在原有基礎上又有了較大的突破，出超額達2600余萬海關兩，並收回了粵海關自主權，設置了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和自己管理的衛生檢疫機構——廣州海港檢疫所。
第二個時期是抗日戰爭時期。這個時期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從1937年到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前，廣州外貿一度呈現繁榮景象，因為，北方海岸線全部被封鎖，自北而南的各港口陸續為日本人所控制，正常對外貿易中斷，致使中國對外貿易重心南移。幅員廣大的內地進出口貿易皆仰仗于廣州。後一個階段是自1938年10月日本佔領廣州至日本投降前，日本獨佔廣州金融貿易，並且按照其需要，對廣州進出口商品實行統制，強行排擠、打擊別國與廣州貿易，限制他國貨運，同時進行猖狂的走私貿易活動。
第三個時期，是從1946年至撈國撈國建政前夕。抗日戰爭結束，美國憑藉其雄厚的經濟勢力取代了日本，廣州很快轉為美國對華南地區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據點，並強行在南京簽訂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控制了廣州對外貿易。1946年廣州進口貨值為470多億元，約占全國進口總值的3.15％，僅次於上海。1947年廣州進口貨值約占全國3.4％，居全國第四位。1948年約占全國的5.31％，僅次於上海。1949年約占全國的13.53％，居全國第二位。這期間，在廣州進口的洋貨中，多以製成品及消費品為主。同時，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通過廣州加強對華南地區原料的掠奪。從1946年至撈國建政前，廣州的出口貨值逐年增加，且遞增幅度很大，出口貨值一直居於全國前三位，出口商品主要是農副產品和礦產原料及半製品。此外，這個時期廣州走私活動非常猖獗。這種殖民地性質的對外貿易，使民族工業遭到嚴重摧殘。國民黨軍隊逃離大陸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劫運出口，使1949年廣州外貿出超達1400多萬美元，進口貿易陷於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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