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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澳關係志 廣州（穗）、香港（港）、澳門（澳）三地同屬一個自然地理區域，三地水陸相連。在歷史上，三地人口交流頻密，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有大批居民遷徙到香港、澳門，參與兩地的開埠建設；這些遷移港澳的居民，又始終與內地同胞保持密切的親緣關係和民間往來。由於地緣和親緣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穗港澳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人文關係，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三地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休戚相關。
明清時期，由於葡萄牙、英國殖民統治先後入占澳門、香港，致使穗港澳三地處於不同政府管治下，形成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模式。但是，三地的緊密聯繫一直沒有中斷過。三地人民互相支持，共同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發展城市經濟、拓展國內外貿易，促進三地繁榮；開展中外文化交流，為培育和發揚嶺南文化作出卓越的貢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平正式簽署《撈國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首腦在北平簽署《撈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這兩個聲明分別確定，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將先後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這得到港澳同胞的熱烈擁護。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後，三地關係的發展將進入一個嶄新時期。
（一）
廣州、香港和澳門三個城市是中國南方面臨浩瀚太平洋、背靠廣袤大陸的一大片沃土--珠江三角洲的三個港口城市。廣州歷史上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是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交通樞紐。香港、澳門分別位於珠江口東西兩側，都具有河口海港性質，是南中國的兩個門戶，都是自由港。由於香港具有面向太平洋優良深水港的最大優勢，使它成為中國轉口貿易港，是世界各國進入中國的重要門戶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照顧有關方面的利益，從政治上穩定香港，從經濟上支持香港，使香港憑藉其地理優勢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幾次機遇，發展成為國際貿易、航運、旅遊、金融、信息中心。澳門是珠江三角洲的另一個港口城市，是通向海外門戶之一，是著名的國際博彩旅遊城市。
穗港澳三地的經緯度相差1度左右；地質、地貌、氣候大致相似。
從古至今，隨著經濟發展、交往增加，穗港澳三地交通日益發展，特別是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後，發展速度更快，發展規模更大，正逐漸形成現代化、立體化的交通網絡。
（二）
據1988年廣州市8區4縣統計，祖籍廣州的港澳同胞有610886人，約占港澳華人總人口的10.4％（1988年港澳人口總數為6055880人、按97％為華人推算出1988年港澳華人總人口為5874204人（資料來源見香港政府年報《香港1989年》及澳門1991年人口普查材料）。），他們在廣州的親屬則有483530人。
早年的澳門、香港屬漁村性質，居民不多，在行政上分屬廣州府（或廣東省城）屬下香山、新安等縣管轄。葡萄牙侵佔澳門、英國侵佔香港之後，開埠之初，廣州四鄉群眾陸續前往澳門、香港參與開埠工程和各項市政建設。之後，在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廣州市，歷史上有過多次的人口大流動、遷徙，造成港澳人口、勞動力的大量增加或減少。其中由於內地、廣州遭到戰亂、動亂等原因，廣州居民出現多次赴港澳的高潮，數以萬計的廣州人湧入港澳。因此形成廣州市民普遍存在港澳親屬關係。“港澳關係”成為珠江三角洲和廣州人民與港澳同胞親屬關係的代名詞。
穗港澳三地人民常年不斷往來，探親、求學、就業、開拓工商業，進行文化、教育、學術、藝術交流。儘管三地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給互相交往帶來阻隔，但經過三地人民長期不懈的努力，穗港澳之間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
在經濟方面，歷史上三地是結成一體的。交通運輸直接相連，工商業互設機構（分支機搆）進行活動，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行“省港澳”這一地域特定名詞概念。“省”指廣東省城（省會），當時稱廣州為“省城”，又稱三地為“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此可見當時三地的關係密切。
澳門和香港曾是廣州外港，長期承擔轉口港的任務，共同開拓進出口與轉口業務。40年代末與50年代初，香港吸收了內地、廣州大量勞動力、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六七十年代，香港借著世界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之機，大力發展輕工製造業，從而帶動了其他產業的蓬勃發展，迅速發展成為多功能的國際中心城市，這是與廣州旅港同胞的努力分不開的。許多廣州旅港澳同胞在港澳各個行業經營中卓有成效，享有盛譽，對港澳的成功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
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穗港澳經濟合作關係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大量港澳資本引進廣州，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國際信息和營銷渠道，與廣州相對低廉的眾多勞動力和較充裕的廉價土地、廠房相結合，舉辦“三來一補企業”、“三資企業”。這使廣州經濟和城市現代化建設有很大的發展，也使港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繼續保持低成本競爭優勢，並且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和銷售市場，使廣大港澳工商業投資者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珠江三角洲、廣州已成為港澳工業生產基地和直接腹地，香港則是珠江三角洲、廣州最大的外資投資者、貿易夥伴和海外融資基地。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經濟合作（含穗港澳經濟合作）已發展到唇齒相依、互利互補、榮衰與共、休戚相關的程度。
進入80年代末，港澳與珠江三角洲、廣州的經貿關係，從相同產業的垂直互補關係發展到不同產業的水平互補關係。香港主要以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商業、產業信息與珠江三角洲、廣州的高新科技產業、原材料、零部件工業、科技力量、“三高”（高產、高質、高效）農業和國內商業相結合，促進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江三角洲經濟的騰飛。
在政治方面，穗港澳三地人民在歷史上長期共同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作鬥爭，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一致，互相支援，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從而鍛煉了三地人民富有革命傳統、深明民族大義、愛國愛鄉、頑強拼搏、刻苦耐勞的精神。和平統一、繁榮昌盛是三地人民的共同信念和冀求。
在文化方面，兩地長期相互交流。穗港澳三地近在咫尺，同根同源，語言文字相通，風俗習慣相同，交流密切。從澳門與香港向廣州傳入了西方的貨物，也傳入了西方的文字、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宗教等，使三地形成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對嶺南文化的開放性產生重大的影響。由於廣州素來是華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原文化深厚，因而中西文化兼容的特徵雖不似港澳直接，但其層次較高。三地在交往過程中，共同將西方文化的精粹與特點吸收進來，與原有的優秀文化精華結合，構成穗港澳文化的一個特色，表現在語言、戲劇、繪畫、音樂、曲藝、電影、建築、飲食、服飾、教育等方面，成為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穗港澳關係的發展在不同歷史時期各有特點。
中華民國前，穗港澳關係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三地人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團結一致，同仇敵愾，互相支援，共同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說，穗港澳關係是以共同反帝反殖開始的。同時，三地成了清末改良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活動基地。康有為及其追隨者，孫中山等革命者都得到三地人民有力的支持。
另一個特點是在對外貿易上唇齒相依。在鴉片戰爭前，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幾乎全是經澳門港口岸轉運到東南亞、日本、非洲、歐洲和美洲各國；外國與中國的海上貿易也是經澳門輸入廣州，然後轉運全國各地；澳門因此成了中國著名的轉口貿易港。鴉片戰爭後，香港逐步取代澳門港的地位。在香港興起初期，其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轉口貿易，而穗港間的貿易在香港的轉口貿易中占了很大份額。這對廣州和香港各自的發展，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這個時期，穗港澳關係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上，廣州影響著港澳；在引進西方新式教育上，港澳影響著廣州。在西方文化精粹與中國傳統文化匯合的過程中，三地互相交流，互相促進，共同提高。西方文化科技通過澳門和香港消化後傳到廣州，為廣州和內地樂意接受；中國文化藝術也通過澳門、香港吸收後，傳到西方，也易為西方人士接受。
中華民國時期，穗港澳三地人民在反帝反殖鬥爭中的相互聯繫更為密切，並且在某些時候，有中國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作為後盾，聲勢和作用都比較大。經濟關係也有較大發展。即便是在抗日戰爭年代，廣州、香港相繼淪陷，兩地處在日軍黑暗統治下，經濟上的聯繫也未中斷。抗戰勝利後，穗港澳經濟合作關係迅速恢復與發展。交通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也陸續得到發展。這個時期文化藝術交流較密切。廣州被日軍佔領造成文化教育界人士大量流入港澳，而共同的抗日救亡活動，更促進了港澳教育事業、文化事業的發展。
撈國建政以來的穗港澳關係，在內地改革開放以前，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正常發展，但三地的經濟交往仍具有一定的規模。除作為主要內容的對外貿易關係（中國長期以來有1／3外匯通過香港取得）外，廣州還定期向港澳供應價格低廉的鮮活農副產品和一些必要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70年代末，中國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後，穗港澳經濟關係迅速發展。廣州大力發展與港澳的經濟關係，引進港澳資本，從“三來一補”、“三資企業”逐步向多元化發展，近幾年又集中轉向交通、能源、通訊、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上，而且通過港澳引進大財團和跨國公司。廣州企業還積極開拓和擴大國際市場，建立起外向型經濟體系。進入90年代，廣州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科技和第三產業，大規模改善投資環境，朝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宏偉目標前進。香港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線外遷之後，經濟正在轉型，逐步向服務性經濟和增加高新技術、高增值產品轉移。澳門花大氣力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加快經濟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國際經濟中心城市香港和華南經濟中心城市廣州兩個城市為軸心，在更高層次上逐步融合和發展，將會帶動珠江三角洲的大小城市群和包括港澳在內的大珠江三角洲的迅速發展，加快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現代化進程，進一步保持港澳的繁榮和穩定。因此，今天三地人民發展經濟關係，已經超越個人謀生、開拓業務、發展本地經濟的意義，而是一種資源優勢的互補，其在經濟上的逐步融合，必然創造出新的整體優勢，形成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提高中華民族的經濟實力。
改革開放以來，三地關係的另一個特點是官員、民間往來大大超過以前，並產生深遠影響。內地改革開放以前，官員接觸甚少，民間往來也受到一些影響。在改革開放以後，官員接觸增加，民間交往包括商務、探親、旅遊、訪問等，其人次之多和規模之大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而且有不斷增加之勢。
文化科技雙向交流大量增加，也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地文化科技交流的主要內容是文藝和體育交流，而且多是港澳流向廣州。其中富有廣東地方特色的粵劇、廣東音樂和曲藝，以及作為地方體育競技強項的足球、乒乓球、象棋等活動的交流，最引人注目。這種特色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得到進一步發揚，使三地文化交流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隨著廣州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建設的蓬勃發展，三地文化科技的交流合作迅速發展，擴展到科技、學術、娛樂、傳媒等領域。而且，這種交流合作使得廣州通過港澳走向世界，成為一種國際的交流和合作。穗港澳文化交流的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三地文化關係，而且擔負起發揚嶺南文化、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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