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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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志

廣州郵政通信源遠流長。早在元朝期間，中央政府已在番禺（今廣州）設驛館２個，鋪站１０處，專門負責政令軍情公文傳遞。清朝期間，廣州驛站有所發展。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改設五羊驛，遞鋪增至２５處。
　　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英國郵政總局在廣州沙面英國駐中國商務監督駐所開辦“英國郵局”。這是外國人在中國領土設立的第一所郵局。鴉片戰爭後，法、日、德等國也相繼在廣州開設郵務機構，發行郵票，收寄、投遞郵件。此類郵務機構史稱“客郵”。它的設立，侵犯了中國主權。
　　明末清初期間，寧波、上海、廣州沿海一帶，出現民辦專營通信的民信局。鴉片戰爭前後，廣州的民信局行業規模有了發展，業務量在全國居首位。廣東華僑眾多，廣州部分民信局兼營華僑書信、匯款的傳遞。此為廣州國家郵政機構設立之前，民間書信傳遞的主要形式。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廣州海關兼辦郵政，為中國建立近代郵政引進了當時較先進的郵政管理制度。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二月，廣州成立“大清郵政廣州總局”，又稱“廣州郵界”，管轄今廣東省範圍。粵海關稅務司兼任郵政司，在粵海關內辦公，名義上由中國政府主辦，實由外國人管理。宣統三年（１９１１）脫離海關，設“廣州郵政總局”，管轄廣東、廣西兩省郵政。
　　廣州大清郵政雖然外有“客郵”，內有“驛站”、“民信局”，發展仍緩慢。但由於採用當時較先進的管理制度，依靠國家行政力量，建成了覆蓋兩廣大部分地區的郵政通信網，促進郵政逐步統一，形成了獨立的郵政體制。
　　中華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國民政府成立，“大清郵政”改為“中華郵政”，全國按省劃分郵區，“廣州郵政總局”改名為“廣州郵務管理局”。為加強廣州市內郵政管理，中華民國１６年設立本地業務股，專管廣州市內郵政業務。此後，對外增設支局，增加保價、快信、儲蓄等業務，至中華民國２５年全市支局共有２１間；內部則分設投遞、分信、運輸、快遞、掛號、包裹等部門，廣州郵政建設和業務規模有了發展。廣州的“客郵”和“民信局”分別於中華民國１１年和中華民國２３年關閉。
　　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０月，日軍侵佔廣州，交通中斷，廣東郵政管理局局房被焚，郵政業務處於停頓狀態。為維持通信，於是年１２月１５日租用廣州戲院複郵。為維持日占區與大後方的通信，廣東郵政管理局與香港郵局協商在香港成立“廣州郵局香港分信處”，處理內地及國外經由香港往返廣州的郵件，免受日軍的檢查。太平洋事變日軍侵佔香港後，“香港分信處”於中華民國３１年３月結束，從此日占區與大後方通信中斷。
　　中華民國３４年抗日戰爭勝利，廣東郵政管理局曲江辦事處主任黎儀燊到廣州接管郵政，長達４８年由外國人擔任局長職務的歷史宣告結束。廣州郵政逐漸恢復，並略有發展。中華民國３７年後，因時局不穩，經濟崩潰，郵政財政拮据，業務萎縮。
　　撈國建政後，成立“人民郵政”，建立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全省郵政通信網，實行“郵發合一”，開辦報刊發行業務。同時為配合土地改革，建立了鄉郵，增加郊區局所，推廣報紙下鄉。管理實行“迅速、準確、安全、方便”的方針，改善服務，提高通信質量，郵政業務迅速發展。
　　１９５８年間，在“全民辦郵政”方針指導下，廣州市郵局在市區設置“街道郵政服務站”，辦理收寄各類郵件，收訂報刊，並投遞本街郵件報刊。大批投遞員抽調去“大煉鋼鐵”，郵政管理出現混亂。“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副食品奇缺，香港、澳門等地的食物、油類進口小包大量湧進，廣州市郵局小包業務量激增。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４年共處理２５６３．４２萬件小包郵件（１９６１年１月份高達１４０萬件）。在此期間，全國郵政業務收入普遍下降，廣州市郵局反而略有增加。
　　“文化大革命”１０年，郵政規章無法執行，郵件經常積壓，收入增幅不大，資金緊缺，生產場地嚴重不足，局所網點少，“用郵難”矛盾突出，郵政處於徘徊局面。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市郵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此時，是廣州市郵政業務和建設進入發展最快的時期，業務種類、經營管理、服務功能、設備等均有較大變化。１９８０年後，開辦和恢復特快專遞、郵政快件、儲蓄、集郵等業務，為社會提供方便、優質、高效的服務。大力開拓和發展多種經營，辦理投遞專送、代客包裝、上門收攬郵件等服務項目３０多種。１９８１年開始推行全面質量管理現代化科學方法，同傳統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行党政工團齊抓共管。先後制定了《方針目標實施辦法》、《全面質量管理實施細則》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標準，並建立和健全了通信質量保證體系、監督檢查體系和以質量責任制為核心的考核獎懲體系。使企業素質和管理水平及通信服務質量逐年提高。１９８２年以後在通信生產和管理中，廣泛應用微機新技術，大大地提高了通信質量、生產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從手工操作向郵政技術設備現代化轉變。１９８４年開始轉換經營機制，改變郵政通信強調完成政治任務，不講經濟效益的狀況，先後實行崗位責任制和經濟責任制。１９８８年廣東省郵電管理局與廣州市郵局簽定承包經營合同，實行簡政放權政策，增強了企業活力。
　　改革開放為廣州郵政通信發展注入了盎然生機。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是建局以來業務發展最快，通信建設最多，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１９９０年與１９５０年相比，業務總量增長６２．２倍；業務收入增長４０．２倍；收支差額增長１３７．４倍；固定資產原值增長７３８．９倍。１９９０年業務總量、業務收入、全員勞動生產率均居全國省會郵政局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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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志

廣州電信業是在晚清“洋務運動”中，引進西方技術發展起來的。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為維護其在華的利益，曾要求清政府同意他們在中國沿海口岸城市布放電報水線，廣州為其中之一。清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廣州商紳為抵制英國人將電報水線從香港引入廣州，同時也為進出口貿易通信需要，集資成立華合公司，籌建廣州至香港陸上電報線。此為廣州電信建設之始。
　　廣州自有電信，政府便直接對其管理。穗港電報陸線及稍後的粵桂電報線建成開通後，採用官督商辦及官辦形式，成立廣州電報局和粵桂官電總局。當時開辦的電報以軍政電報為主，同時有部分民用商務電報業務。
　　清末民初期間，廣州的電信門類陸續增設。清光緒二十五年，廣州的兩廣總督督署及海防要塞安裝無線電臺，以供防務通信之用，廣州為中國最早應用無線電技術的城市之一。此後，市內人工電話、廣州海岸無線電局的火花式長波無線電臺、廣州至佛山長途電話（簡稱長話）、市內自動電話、無線電長途電話等陸續開通。廣州初步成為廣東省及華南地區的通信樞紐，成為中國電信業發展較早、通信業務量較大的城市。
　　日軍侵佔廣州後，電信業為日本軍隊控制，對外通信只有五條無線電路。抗日戰爭結束後，電信逐步恢復並陸續增開電路，同時通過上海或香港收轉國際電報。因陸上有線電路阻斷，通往省外的電路多以無線為主，通信設備技術有了提高。此時主要報路已使用無線電自動快機、電傳打字機收發電報，無線電發信機最大功率達７．５千瓦。中華民國３５年（１９４６）採用無線電超短波設備，陸續增裝用於長途電話的單路和三路載波電話終端設備。到中華民國３７年，廣州電信局開通的電報直達電路共有４０路，其中無線２５路、有線１５路；使用自動快機收發電報的有１１路，長途電話電路共５２路。其中載波電路１０路、超短波電路１２路，均用人工接續。通話地點６５處。此外，廣東省建設廳開辦的省長途電話所設有９個縣鎮電話分所，其中１個分所設在廣州。廣州市內自動電話有一個總所、兩個分所，總機容量共９６００門，實裝戶數８９７４門。電報來去轉業務總量（轉報只計去、轉）共３３７萬份，長途電話來去轉業務量共１１３．４萬張，市內電話（簡稱市話）通話總次數４２４３萬多次。此時廣州的電信雖然名義上是公用事業，但實質主要是為軍政機關、工商界服務，市內電話８０００多用戶大多集中在西關、太平南路、十三行、上下九路等錢莊、商號及東山區軍政機關政要人員居住地，全市公用電話只有８部。
　　撈國建政初，廣州電信職工堅守崗位，維護通信。除市內過江線路因國民政府軍隊炸毀海珠橋而遭受破壞外，電信設備大部分完好保留。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撈兵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電信接管部派出代表接管全市電信機構，組織電信職工群眾，迅速恢復與國內和港澳地區的電信聯繫。廣州市內自動電話則一直暢通。原分散經營的電信局、市內電話管理處、廣東省長途電話管理所等電信機構經整頓後組建為國家經營的廣州電信局，統一經營管理全市電信。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廣州電信局整頓機構，制定規章制度，建立新的生產秩序；增設網路，鋪設黨政重要部門的專用電纜；培養出一批業務技術人員。至１９５２年末，有電報有線直達電路２５路、長途電話電路３６路（其中載波１８路），增加市內電話交換總機５００門。有線通信網逐步形成，長途電信走向載波化。通信方式轉為有線為主，無線電路大部轉為備用。
　　１９５３年後，加快電信建設，設備能力增強。１９５３年新建長途電話大廈，安裝從匈牙利引進的長途交換機。１９５８年在越秀區建成市內電話三分局，安裝匈牙利製造的７Ａ２型旋轉制自動電話交換設備４０００門。市內自動電話總機總容量達到１．４萬門，同時新設地下電纜管道１６．３公里，架設各式電纜１６７皮長公里，建成員村、鷺江兩個人工電話所，在黃埔、芳村、石牌、康樂村設共電式人工電話交換機，以利近郊用戶通話。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廣州電信網路和營業服務面迅速發展，並開辦傳真電報和會議電話等項新業務。廣州除可與國內溝通電信聯繫外，還可與８７個國家通電報，２０個國家通長途電話。市內自動電話網擴展到西至北村、東至黃埔、南至白鶴洞、北至花縣煤礦。全市公用電話發展到４５５部，其中部分公用電話站兼辦傳呼和長途電話業務，公用電話的通話次數占市內電話全部通話次數的１／６以上。１９６０年，長途電話電路增至１１２路，電報電路增至７７路。１９６０年與１９５０年相比，長途電話交換量從５６．７萬張增至１５３萬張，增長１．７倍；電報交換量從２０３萬份增至４６１．２萬份，增長１．２７倍；市內自動電話總容量從９６００門增至１．５萬門，增加５６％。
　　１９６１年，根據撈共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廣州電信局進一步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改進企業管理，進行設備更新改造。１９６３年，擴充市話總機容量２４００門，自動電話總容量達１．５６萬門。長堤、大北路、員村、沙河等地的架空線路改為地下電纜，基本實現主要幹道線路地下管道化。１９６６年在東較場新建電報大樓，更新改造電報的通信設施。至此，電報電路共１０１路，長途電話電路１８４條。
　　“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電信局幹部職工堅守崗位，通信基本正常。但在國民經濟衰退情況下，廣州的電信業務也出現停滯局面。以往行之有效的業務技術規程廢弛，通信質量下降。１９７０年與１９６４年相比，業務總量下降１５％，業務收入下降２６％，全員勞動生產率下降幅度達１．５倍。
　　１９７１年後，經過全面整頓，電信業務逐步回升。１９７３年在觀綠路新建市話八分局，安裝國產縱橫制自動電話總機４０００門，取代原豐甯路一分局的美國造旋轉制總機，在站前路新撈國建政際通信大樓，充實了一批長途報話設備。１９７４年，穗港間埋地小同軸電纜載波通信工程竣工。１９７５年底，報話載波機全部實現國產化。載波電報設備總容量從８０路增至３５１路，增加３．４倍。載波長話設備總容量從１９７路增至４３４路，增加１．２倍。
　　１９７８年後，廣州電信部門充分利用廣州作為廣東乃至華南中心城市、毗鄰港澳、商品經濟發達的優勢，利用國內外貸款，負債經營，多渠道、多層次地籌措發展資金，積極引進新技術、新設備。通信網容量、技術裝備、業務量、服務水平、社會效益和企業自身經濟效益等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長途電信方面，１９８１年率先從國外引進公眾電報自動轉報系統，１９８４年又引進程控用戶電報交換系統，使電報交換實現自動化。幾年間，先後引進長途電話４５００路端程控自動交換機，與香港大東電報局合作新建穗港３００路小同軸電纜並相應擴建長話交換設備，使長途電話業務電路開放近萬路，長途電話交換逐步從人工交換向半自動撥號和自動撥號轉化。在傳輸技術上，大量採用大通路微波、中同軸地下電纜和光纜，開通粵港微波２７００路，粵東、粵西１８００路；開通京、廣、漢中同軸１８００載波電纜，廣州至佛山、東莞、深圳、惠州、香港的光纜。１９８８年，廣州衛星通信地面站建成，開通北平、烏魯木齊、呼和浩特、拉薩等地長途電話電路，並可傳輸電視節目。１９８９年郵電部電信總局在廣州建立國際電信輔助出入口局（後改為出入口局），擔負粵、湘、桂、瓊等省的國際電信匯接任務。１９９０年７月開始接轉部分國際電信。廣州作為華南通信樞紐的功能進一步擴大。同時，陸續開辦無線電尋呼系統和移動電話、磁卡公用電話、數據分組交換、用戶電報、用戶傳真、情報檢索、會議可視電話等業務。在東較場新建的１９層長途通信樞紐大樓完成主體結構。至１９９０年，廣州可直接撥通國內７７９個縣、市和１８５個國家或地區，以及港、澳、臺地區的６３個城市。市內直撥長途電話達８．２萬戶，為用戶數的５０．６％。尋呼機用戶７．７８萬戶，移動電話用戶５３９９戶，磁卡電話１４８部。
　　市內電話方面，８０年代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擴充容量。１９８５年６月，首先從瑞典引進２．６萬門程控交換總機，隨後利用貸款引進程控交換設備，取代原有的縱橫制交換機，並擴充了容量。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廣州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市內電話全部程控化的城市。至１９９０年，廣州市內自動電話程控交換機總容量達３０萬門，比１９７８年的１．９７萬門增加１４．２倍。實裝用戶１６．２萬戶，其中住宅電話有８．６萬戶。話機普及率為每百人９．３部。全市有公用電話２０２２部，電信營業網點６０處，其中代辦點４０處。
　　在加快通信建設的同時，開展了職工培訓教育，以提高幹部職工的思想和文化素質。１９９０年在幹部職工中已評定各類專業職稱的有１４３４人，占職工總人數的２５．３％。１９８２年後，建立各級經濟責任制。１９８８年實行為期３年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年年超額完成各項承包指標。１９９０年完成電信業務總量２．３８億元，業務收入４．０８億元，實現收支差額２．８６億元，經濟效益居全國各省會局的首位。長途電話通話總張數２．０１億張，電報收發總份數６６４９．１７萬份，全員勞動生產率為４．１９萬元。１９９０年與１９７８年比較，業務總量增長４０．７倍，業務收入增長３２倍，收支差額增長６８．８倍，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２２．２倍，固定資產原值增加１２．２倍。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雖然廣州電信的通信能力迅速增強，業務量大幅度增加，為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提供了必要的通信條件。但由於廣州經濟發展較快，國內外信息交往日益頻繁，電信仍未能適應開放改革形勢和群眾對通信的要求，市內電話的供需緊張一直未能緩解。１９８５年後待裝用戶遞增率達５６．３％，１９９０年超過１１萬戶；長途電話電路不足，尤其省際和省內經濟發展快的地區的電路超負荷運轉；市內電話工程建設機線發展不同步，１９９０年市內電話總機實裝率約５４％。“裝電話難”的問題未能從根本上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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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志

一
　　廣州早期交通以水路為主，公路修築始於光緒三十二年（１９０６）。中華民國初年，在未設廣州市政建制之前，廣東省政府出於軍事、政治目的，設立了修築公路的管理部門，採用官督商辦，組織民間集資籌辦的形式，在省內各地興築公路。此時所修公路無統一規劃、標準，缺乏技術設備，資金不足，大多因陋就簡。大部分橋樑為臨時性建築，土路、沙土路面居多，路寬為四五米，各線多為斷頭路，未能相聯成網，公路養護管理、征費等制度未有形成。抗日戰爭期間，廣州所有公路盡遭破壞。後經修復，僅有幾條通往附近縣城的線路勉強通車。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將公路劃分為國道、省道、縣道和鄉道四個等級，分區管理。廣州的國道、省道和縣道由第三區公路工程局直接管理，各縣僅管理鄉鎮公路。此時建立了養護、規費徵收制度，設置了養護道班，並成立了廣州監理所徵收養路費。在此期間，廣州公路缺乏修復資金和養護力量，除民營行車公司經營的廣花（廣州—花縣）、沙太（沙河—太和）公路養護較好外，大多數公路不上等級，全部是沙土路面、臨時橋涵，晴通雨阻。到撈國建政前夕，廣州通往外地的公路只有１６條，共２４３公里。大多數公路橋危路窄，勉強通車。
　　廣州的汽車運輸行業始創於中華民國９年（１９２０），初期發展與鐵路事業密切相連。在粵漢鐵路未通車前，各地物資大都依賴水運。粵漢鐵路築至英德縣連江口後，廣州開設了兩家汽車運館，專營鐵路車站貨物運輸。中華民國２５年，粵漢、浙贛、湘桂鐵路三線通車後，華北、華中、華南的物資多改為鐵路運輸，因而帶動了汽車運輸業的發展。運輸行、汽車公司紛紛設立，鐵路車站大部分貨物均由運輸行集散。中華民國２５年，廣州已有３０家運輸行、汽車公司，共有貨運汽車１５０輛、員工２５５人。運輸行已成為一種新興的專門行業。運輸商行分佈在全市各個地方，比較集中的有黃沙、六二三路、東堤、維新路（今起義路）等地區。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９３８）１０月，日軍侵佔廣州後，各運輸行、汽車公司將車輛轉移到大後方及粵北、粵東等地，廣州的汽車運輸陷入衰落的境地。抗日戰爭勝利後，鐵路恢復通車，城鄉物資交流複趨暢旺，汽車貨物運輸業又得到發展。到中華民國３７年，廣州市運貨汽車增至３００輛，職工５７０人。中華民國３８年廣州淪陷前夕，汽車運輸業生產蕭條。
　
　　二
　　撈國建政後，廣州公路建設發展迅速，養護和管理也不斷完善。公路建設促進了公路運輸事業的發展。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期間，修復原有公路並新建了一倍多的公路。撈國建政初期，廣州成立了管養機構並組成築路委員會，分輕重緩急進行搶修。同時在廣東省交通廳統籌下成立養路段和養路道班，加強養護修復公路和橋樑，逐步改善公路的技術狀況，提高載重標準和通過能力。到１９５７年底，共加固木危橋８６座１５４６延米；新建設永久橋２２３座５００３延米，修復公路１９條、４８９．８公里，新建公路８１條、４８６．１公里；合計通車里程達９２５．９公里。廣州地區主要城鎮都開通公路，而且壯大了養路隊伍，加強了對公路、橋涵的維修保養，路面狀況有明顯的好轉。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廣州公路建設發展較快，先後修築了公路５４８條，共１９８１．１２公里。這一時期的公路建設以民辦公助的形式為主，公路大部分技術標準低。為保障公路暢通，公路部門根據交通部“以路面為中心，加強全面養護”的方針，加強領導，健全養護體制和管理辦法，路況有了明顯好轉。同時，在加強全面養護的基礎上，對７條主幹線共２２７．２公里進行了改造，路基寬由原來的５米～７米加寬至８．５米～１２米，並鋪築瀝青路面１００．４公里，改造永久橋樑３８７座６０９０延米。到１９６５年底，廣州地區基本實現橋樑永久化，通車里程達２９０７．０２公里，為１９５７年的３倍，比撈國建政前夕增加了１１倍；橋樑達６０１座１１２６９．９延米，為１９５７年的２．７倍，比撈國建政前夕增長１４倍。通過加強養護、重點改造和新鋪瀝青路面，廣州地區公路的主幹線、幹線基本達到平整暢通。
　　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期間，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各項規章制度被打亂，公路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擾。但公路部門的幹部職工排除干擾堅守生產崗位，使公路建設仍有所發展。公路養護逐步在回沙、運料、輾壓工序上實現了機械化，幹線公路得到改造，到１９７５年，共修築瀝青路面２７３．８公里，新建公路１００２公里，新建設橋樑２３７座８７９３延米。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國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廣州市出口道幾條主幹線每晝夜的交通流量比７０年代初增長了３倍～６倍，廣州地區的公路狀況已很不適應交通流量的發展；經濟形勢促使公路建設從普及進入提高階段。在“全面規劃、加強養護、積極改善、重點發展、科學管理、保證暢通”的工作方針指引下，廣州公路局一方面加強和積極改善養護，一方面重點改造廣州主要出口道，將幾條主要出口道改造成為二級以上的高等級公路。到１９８１年底，公路的好路率平均達到６２．６％，其中幹線平均達到６５．４％；新建公路７４２．１公里，新建橋樑１１８座３８１７．７延米。至此，通車里程達４６４１．８９公里，比１９７５年增長１１％；永久性橋樑共９５６座２３８８０．７延米，比１９７５年增長１４倍，為撈國建政前夕的２３倍。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期間，是撈國建政以來廣州公路發展最快、成績最好的１０年。市公路系統廣大職工積極貫徹交通部的工作方針，積極開展創建“好路工區”、“全優道班”的雙創活動，發揮多方面的積極性，大膽探索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發展公路的路子。先後改造等級公路共５９２．８公里，新鋪瀝青路面１９７公里，新鋪水泥路面４１３．３公里，新建公路１９７．９公里，新建橋樑１９１座１５９６４．６延米，在各條國、省道上設置反光交通安全標誌２５４２處（塊），共投入資金１２．４６億元（不含地方政府投資、人民群眾集資和港澳同胞捐資）。到１９９０年，幹線已實現全部無渡口通車；全市１００％的鎮和９５％的村已通公路；公路通車里程從１９４９年的２４０多公里上升到３５５４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達４８．１公里，高於全國、全省的公路密度平均值。路面素質變化尤為顯著，到１９９０年全市有高級、次高級路面１０８７．５公里，高級、次高級路面鋪裝率達到３０．６％，等級公路里程達到１９１９公里，其中二級以上高等級公路達到２９４公里。路面素質、路基及橋涵、防護工程的抗災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國道省道年平均好路率達到９０％，縣鄉公路平均好路率達到８８％，全市優等路里程達到９０２公里。擁有大中型公路、橋樑施工機械、運輸車輛及精密先進的檢測設備４３０台（套），具備了高等級公路的施工能力；養護機械也逐步配套，主要養護作業已逐步以機械化代替原來的手工操作。公路工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已完成了小水泥廠年產５萬噸道路專用水泥新生產線的改造和乳化瀝青試驗站的組建試產工作。道路交通設施的製造、安裝也初具規模。公路部門由過去以養護為主發展成為“建、養、管、收”比較完整的公路管理機構。
　　１９９０年，全市公路已基本上形成了以市區為中心，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３２４（２０５）國道為骨架，以一、二、三環線為系帶，連結各條國道，貫通縣、鄉公路的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為改善廣州市投資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在公路建設發展的同時，公路運輸事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了國民政府的公用局，統管廣州市的公路運輸業。１９５１年５月組成廣州市公商汽車聯營社後，成立了廣州市搬運公司和運輸公司。這是撈國建政後最後成立的國營汽車貨物運輸單位。１９５３年３月，搬運公司購進了第一批貨運汽車３３輛，９９個噸位。至１９５７年底，各種類型貨運汽車達３４０輛，完成汽車貨運量２０７萬噸，貨物周轉量１０３５萬噸公里，分別比１９５３年增長６８．５％和８８．２％，為廣州市的國民經濟恢復和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了良好的貨物運輸服務。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廣州汽車運輸業不斷發展。１９５８年６月公私合營貨運汽車加入了國營企業。這期間全部淘汰了木炭汽車，更新了部分外國產的殘舊車型，以國產解放牌車型代替，運輸 能力不斷提高。到１９６５年，貨運汽車增至５４２輛，貨運量達４６３萬噸，貨物周轉量４９４４萬噸公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間，貨物運輸量徘徊不前。１９７１年９月後，公路運輸業再度獲得發展。至１９７５年，貨運汽車增至８４６輛，貨運量達８１５萬噸，貨物周轉量１０２３８萬噸公里，分別比１９６５年增長５９．６％、７６％和１０７％。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全民、集體、個體一起經營公路運輸，打破了原由國營單位一統天下的局面。廣州市公路運輸行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運載能力、經營管理均有很大進展。１９８０年以後，廣州市交通局實行企業化管理體制，經營管理推行崗位責任制和經濟承包責任制，實行全面質量管理。與此同時，引進外資擴展客運業務和集裝箱運輸。１９９０年，廣州市交通局擁有貨運汽車１０１２輛，貨運量４６７．５萬噸，貨物周轉量１．４８億噸公里，分別是１９５３年創建運輸企業時的２９．６倍、２．６倍和２６倍。廣州市交通局貨物運輸的迅速發展為廣州及廣東省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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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志

廣州地區早期鐵路廣三、廣九、廣韶線於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宣統三年（１９１１）、中華民國５年（１９１６）相繼建成。中華民國２４年７月，韶關至坪石段修通，粵漢鐵路於中華民國２５年接軌運營，促進了廣州與內地交通。光緒二十九年至中華民國１２年（１９０３～１９２３）修築廣韶段，鄭觀應、鄺孫謀、詹天佑先後任總辦、總工程師。這是粵漢鐵路修建史上開工最早、中國商辦鐵路中最長的一段鐵路。
　　廣州鐵路各線位於東經１１２°３０′～１１４°１２′，北緯２２°５０′～２５°６０′之間，北回歸線在京廣鐵路軍田車站穿越，沿線平均氣溫２０．３℃～２１．８℃，英德以南三冬無雪，為南亞熱帶。京廣、廣深、廣三鐵路與北、東、西三江順行。每年５月～８月雨季，江水上漲，京廣鐵路沙口至源潭近１００公里處為水害多發地段。
　　廣州鐵路始建時，因借外債築路，技術標準低，彎多坡陡，機車、車輛等運輸設施均購自美、比、英、德等國家，致型雜陳舊。至中華民國３８（１９４９）年，因年久失修，且受戰爭破壞，運輸裝備殘損不堪。粵漢區鐵路管理局管理期間，中華民國３６年是客貨運量的高峰期，全年三線旅客發送量１００７萬人次，貨物發送量１５０萬噸。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廣州淪陷。廣州市軍管會接管了粵漢鐵路南段辦事處，組織鐵路職工和撈兵鐵道兵日夜搶修，使粵漢、廣九、廣三鐵路迅速恢復了運營工作。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是廣州鐵路事業在恢復運輸生產後發展較快的時期。廣州鐵路分局建局伊始，為適應國民經濟的發展，著手擴大運輸能力，對運輸設施進行擴建、改造和配套，建成廣州機務段、廣州車輛段和橫跨珠江的公路鐵路雙線東西兩橋。自此，廣州鐵路樞紐初步形成。１９６５年，客貨發送量分別等於１９５２年的１５５．５％和４０４．９％。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廣州鐵路運輸事業在起伏中發展。從６０年代中期開始，廣州鐵路分局為進一步提高運輸能力，對運輸設備進行較大規模的擴建和改造，延長站坪，更新鋼軌和信號，增設黃崗等１１個會讓站，並擴建廣州北區段編組站。７０年代初，廣州鐵路的運能與運量不相適應，尤其是廣州地區的站場能力不足。１９７１年京廣鐵路衡陽以北雙線建成，而衡陽至廣州段雙線受社會政治和財力不足等因素的影響，未能早上快上，導致京廣大動脈不暢，使內地南下廣州物資受阻。改造廣州鐵路樞紐已刻不容緩。為提高廣州地區的吞吐能力，在改善廣州南、廣州西、石圍塘、天河、吉山等車站的貨運設施，提高貨場、專用線裝卸能力的同時，擴建成廣州北編組站和在流花橋新建廣州客運站，使７０年代後期廣州鐵路樞紐的客貨輸送能力有所增強。１９７８年客貨發送量比１９６５年分別增長１３１％和１３８．５％。“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鐵路的行車規章制度實際上被廢除，運輸管理混亂，行車事故直線上升。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４三年共發生行車重大、大事故２９宗。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是廣州鐵路事業振興發展的時期。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廣州鐵路分局以改革總攬全局，以擴大運力為中心，改革管理體制，依靠科技進步，加快設備更新，使廣州鐵路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廣州鐵路樞紐進行更大規模的更新與改造，一面擴建樞紐內既有車站的運輸設施，增修聯接港口、廠礦企業的專用線，一面在江村新建廣州北編組站，採用先進技術編解列車；同時新建廣州客車技術作業整備站和大朗、小塘貨場，提高客車整備和貨場裝卸能力。“七五”期末，廣州鐵路樞紐通過能力得到加強。京廣鐵路衡廣段雙線工程經三年決戰，鑿通長１４．２９５公里的世界十大鐵路雙線隧道之一的大瑤山隧道，架起特大、大、中橋樑１３９座，於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全線通車，運輸能力提高一倍以上。至１９９０年，廣州鐵路通車里程為１０２４．１１延長公里：其中複綫占９１１．６１公里，複綫率為８９％；電氣化線路占１８９．７公里，電氣化比重為１８．５％，均高於全國鐵路的百分比。
　　“七五”期間，廣州鐵路採用現代科技改造更新鐵路運輸設備。京廣鐵路線路等級達國家I級幹線標準，郴州至韶關實現電氣化，坪石至廣州段裝設雙線移頻自動閉塞，廣州鐵路８７．１％的車站採用電氣集中信號連鎖。鐵路行車管理也引進了新技術，行車安全配套技術－機車報警、機車自動停車裝置、無線列車調度、車長電臺等得到應用，主幹線覆蓋率達到１００％。衡廣雙線“４８０路數字微波通信通道”開通，標誌著鐵路信息傳輸方式的變革，為全國鐵路首創。廣州鐵路部分站段的電子計算機應用基本實現了系統化和網絡化，推廣應用項目取得了顯著效益。“七五”期間，廣州鐵路分局完成科研、技革、新技術推廣項目共３１１項。廣州南站在全國鐵路大型貨運站中，率先應用ＶＡＸ電子計算機技術進行運營全過程管理，形成含５個子系統及２７個單項的計算機網絡系統，僅零擔貨物配裝每年多運９萬噸，可節約貨車３０００輛。廣州客運站採用“多信道電腦隨機控制廣播系統”、“ＭＯＳ集成電路到達車次預告顯示裝置”等先進設備。
　　從１９８３年起，廣州鐵路對經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１９８４年１月，廣深鐵路公司成立，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改造、自我發展”的新模式，不要國家投資，不到三年時間建成廣深鐵路雙線，使綜合運輸能力提高７０％；並以２０００萬元的基數，每年上繳利潤遞增２．３２％。廣州鐵路分局實行經濟承包責任制，對擴能提效、搞活經濟、完善企業內部經營機制等起到促進作用。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營業收入４８．６５億元，年均６．０８億元，比承包前的１９８２年增收２．８８億元，增幅為８９．９％。同期，實現利潤２３．２億元，年均２．９億元，企業年均留利為３４３５萬元。１９９０年人均創利２．３萬元，比１９８２年增長１０倍。
　　鐵路建設發展緩解了廣州地區的運輸緊張情況，運輸生產有了很大增長，鐵路聯運、外貿運輸、集裝箱運輸業務進一步擴大。１９８０年以後，廣州與沿海港口和京廣鐵路上大中城市形成水陸聯運網絡。在廣州十年改革開放中，鐵路運輸愈加顯示其先行作用。１９９０年，旅客發送３８３６．９萬人，貨物發送量２７５３萬噸，分別比１９８０年增長５４．５％和８９．８％。同年運輸全員勞動生產率完成人年均６０．６萬噸公里。“七五”期間，運輸生產１６項指標和經濟１０項指標創撈國建政４１年以來的歷史最好成績。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實現了無責任行車重大、大事故的安全年，並創造無責任貨物重大、大事故３５５１天的安全紀錄。
　　隨著華南鐵路網的合理佈局和近期地方鐵路的興建，廣州鐵路運輸連接著廣闊的中遠程腹地。鐵路以其運量大、能耗小、運價低廉、安全迅速等優勢，為促進物資交流，加快廣州地區經濟、外貿、交通、城建和旅遊等各項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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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志

遠古的廣州港口位於東西走向的溺穀灣灣頭區。公元前２世紀于秦漢之際形成港市，南北朝時期已成為世界大港。元代以後，珠江三角洲繼續發育，扶胥海灘淤積增長，獅子洋面積縮小。明清時期，形成與今一致的廣州港口地理區域。鴉片戰爭後，外商先後在南河道兩岸建築了太古、渣甸、日清、大阪、德士古、亞細亞等碼頭及其倉庫和油庫；廣州地方業主也在東河道長堤一帶先後修建了一些碼頭和貨棧。
　　中華民國時期，港口的修建工作斷斷續續進行。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９３８）建成可靠泊萬噸級船舶２艘的４００米鋼板樁堤岸式深水碼頭和３座木碼頭，６００噸瓦頂磚牆倉庫一座以及一些簡易設施，稱為“黃埔新埠”（黃埔老港區）。同時建有海珠堤岸１１５９米和河南堤岸２２２６米碼頭以及疏浚了一些河道。１９４９年，廣州港口的吞吐量不到３０萬噸，內河客運航線只有１４條開航。港區設施破爛不堪，國民政府軍隊撤退時炸毀了海珠橋，堵塞了東河道。
　　撈國建政後，廣州港口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水陸交通運輸樞紐。１９４９年底恢復港口生產。黃埔港埠經過修復，於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設置廣州區港務局黃埔辦事處，對外開放營業。１９５２年統一了碼頭、倉庫的管理，初步實行經濟核算制度，以簡陋的港口設施組織了廣州—海口、廣州—湛江以及廣州灣各小港之間的航運，搶運國家經濟建設急需的進口物資和支援國共內戰，顯示了它在華南沿海和遠洋運輸中的重要作用。新成立的廣州市政府碼頭管理處負責管理沿長堤一帶簡陋的內河船隻碼頭和沙面南對面河南內港新堤以南一帶及芳村一帶碼頭、倉庫。經過民主改革，對私營碼頭組織聯營，港口生產逐漸恢復。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年，初步建立管理制度和改造擴建港口設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黃埔作業區（１９５６年３月組建港務局）建立起現場生產、工資定額、安全操作、財務成本等制度，推行內部經濟核算，實行計劃管理；新建了５０００噸級碼頭泊位１個和駁船碼頭９０米以及客運廳１座；擴建了庫場，增添了設備，疏浚了航道，吃水負６米以下的船舶可以直接駛進港池區。廣州市政府碼頭管理處（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合併入珠江航運管理局廣州港務局）新建了黃沙碼頭和改造東河道長堤一帶部分木碼頭；開辦了港口裝卸業務。１９５７年，廣州港口已與３３個國家港口有貿易運輸往來，有效地打破了美國的禁運封鎖。貨物吞吐量９５８萬噸。旅客出口量（廣州港區）２３４．４萬人次。與１９５２年比較，黃埔港區機械化操作比重達到７４．１８％，裝卸效率提高２．７倍，生產成本降低５８％，利潤總額增長將近４倍。到１９６５年，新建了萬噸級碼頭泊位３個；疏浚航道挖泥１．４９萬立方米，炸礁２．１６萬立方米。先後新建、改建了大沙頭、黃沙、如意坊（第一期工程）一帶的碼頭和庫場，新風和東風兩個裝卸作業區建成投產，結束了長堤一帶三步一堆場，五步一碼頭，客貨混雜，交通擁擠的局面。１９６５年，廣州港口貨物吞吐量上升到１３９６．９萬噸，旅客出口量（廣州港區）２００萬人次。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港口建設曲折發展。港口的管理機制運行不正常，正常管理受衝擊，裝卸生產受影響，港口設施建設緩慢進行。１９６６～１９７２年，新建了２個１萬噸級煤炭泊位，駁岸１９４米和客運站一座；進行了水下炸礁整治，共炸礁達５０萬立方米，１萬噸級船舶可滿載乘潮進出港池區。但由於建港速度與到港船舶和貨物的增長速度比例長期失調，碼頭泊位不足，庫場狹小，機械設備不配套，港口壓船壓貨一直得不到緩解。１９７３年，在東江口的墩頭基開闢新港區，第一期工程初步建成設計能力共２１８萬噸的５個２萬噸級以上深水碼頭泊位；４０４米駁船碼頭；１座高４３．５米、由２１個巨型圓筒和操作主樓組成的散糧倉庫和每座面積均為１萬多平方米的雜貨倉庫４座；堆場５．８萬平方米。於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新港區簡易投產。同時，對黃埔老港區進行全面改造，新增１５條作業線的裝卸機械設備，其中能力為８４萬噸、進口的２５０噸浮吊，其負荷、高度、跨度均為華南港口裝卸起重機械之最；擴建外輪航修站、港機修造廠和客運站以及新建３．９萬立方米儲油罐，５０００噸級棧橋式架空碼頭的主體工程先後竣工投產。廣州石油化工廠建成２座２．４萬噸級棧橋式油碼頭泊位移交給港口使用。至此，生產和服務設施基本配套，通過能力明顯增強。１９７５年，廣州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１２９４萬噸，開始擺脫七八年來在１１００萬噸左右徘徊狀態。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港口在改革開放中迅速發展。東墩頭基第二期工程續建３個２．５萬噸級深水碼頭泊位，其中２個為現代集裝箱專業碼頭泊位，堆場面積９萬平方米；西墩頭基３個３．５萬噸級碼頭泊位，４０５米駁岸，年卸船能力為４００萬噸的煤炭裝卸專業碼頭；７個錨泊浮筒及黃埔老港區的洪聖沙２個萬噸級水轉水深水碼頭泊位，４４５．４米駁岸先後建成投產，並且實現了國際集裝箱、煤炭、散糧、散化（肥）等貨類碼頭專業化。１９８６年開工在建的新沙港區，第一期１０個３．５萬噸級碼頭泊位工程，預計１９９６年建成，年通過能力７６０萬噸。其中５個泊位在１９９２年建成投產。東風作業區員村６個１０００噸級件雜貨物碼頭泊位；河南作業區瀝滘３個７０００噸級和２個１０００噸級散貨碼頭泊位以及汾水頭２個１０００噸級危險品碼頭泊位先後建成投產。□艚洲裝卸錨區首期工程，設置７具浮筒，系泊萬噸級船舶錨位５個投入使用，萬噸級海輪開始進入港區作業。占地３萬多平方米的洲頭咀大型水上客運站的正式啟用，方便了穗、港、澳之間的交通往來，改變了以往沿海客船長期在珠江河心拋錨上下乘客的狀況。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用於建港的內資３．６億元人民幣，外資折合為人民幣３１００萬元。加上相應的配套設施建設，總投資額超過了撈國建政以後至１９７９年的３０倍。貨物吞吐量以每年１０．９％的速度遞增，１９８８年為４７３５萬噸，為撈國建政初期的２０多倍。改革開放的深入，使港口由單一的裝卸運輸業向“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多功能方向轉化。港務局屬下設有港務、集裝箱、理貨、船務、船舶代理、貨運、客運、港灣開發、生活服務等公司以及引航、通信、船舶和機械維修等廠站，為船方、貨方、旅客提供各種服務。通過外引內聯，與外商合資、合作經營的企業有９家；與國內兄弟單位聯營的企業有１３家。與６０多個國家（地區）３５０多個港口有貨物運輸業務往來。與巴爾的摩、洛杉磯等港口結為友好港。進出口的大宗貨物有煤炭、石油、金屬礦石、鋼鐵、礦建材料、水泥、木材、非金屬礦石、化肥、農藥、鹽、糧食等。１９９０年末，全港設計吞吐能力３２６６萬噸自有碼頭泊位岸線長１．０３６５萬米；碼頭泊位９０個，其中萬噸級以上深水泊位２２個，最大靠泊能力３．５萬噸；庫場面積１０３萬平方米；鐵路專用線３５公里；生產用裝卸機械９０８台，最大起吊負荷２５０噸；船舶２１２艘，總噸位３萬多噸；貨物吞吐量４１６３．５萬噸；旅客進出口４３４．９萬人次。萬噸級以上碼頭泊位數、庫場總面積和貨物吞吐量分別為１９６５年的４．４、３．８和３倍。
　　此外，廣州市屬縣還有一些碼頭有一定的吞吐能力，如番禺的南沙、蓮花山，增城的新塘，由於在縣誌中已有記述，本志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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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運輸志

一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北緣，東江、西江、北江在此匯流入海，距珠江口８０餘海裏，歷來海運貿易十分發達。由於清初實行“禁海”和“遷海”政策，廣州的海運業一度衰落。至鴉片戰爭前的１００年間，隨著“海禁”解除，沿海航運貿易才從停滯轉而復蘇，再度成為國內外商船雲集之地。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左右，外國抵廣州的船舶每年近２００艘，來廣州的本國海船亦有２００餘艘，載重量共約４萬餘噸。其時，廣州的沿海運輸相當繁忙。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開放門戶，外國的航運勢力依託香港和上海迅速發展，道光二十四年進出廣州港的外國商船已多達６００多艘。此時，廣州的航運業受制於香港並遭外輪排斥，加之資金缺乏，行業萎縮，海運事業步入近百年的衰落時期。
　　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成立了招商局。該局成立之初在廣州設立分局。幾十年間，招商局採用官商合辦、商辦、國營及股份公司等多種形式經營，成為當時規模最大的航運企業，但一直以內河沿海運輸為主，以廣州為起迄點的遠洋航線極少。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參戰國的部分輪船從中國沿海撤走，給中國航運業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但在廣州興起的航運企業規模小、數量少，僅置有數百噸輪船，且多為分散的個體經營，航線時興時停，僅通華南沿海和安南（今越南），難以通達寧波、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航運勢力捲土重來。英、日、美三國壟斷中國航運市場，不少經營航運業的機構設於香港，其中對廣州航業影響最大的有英國的怡和輪船公司和太古輪船公司、日本的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和日清汽船會社。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方輪船公司的船舶紛紛南下香港、廣州，以依附於國外船公司或轉掛他國國旗的辦法輾轉經營沿海航運，國內船舶及航運設施被日軍侵奪。日本公司依仗劫擄得來的船舶獨家經營華南沿海至安南航運（多為軍運），但航線時遭盟軍轟炸，華南海運一片蕭條。
　　抗日戰爭勝利後，招商局憑藉官僚資本的雄厚力量，壟斷全國的航運。在香港和廣州也恢復了經營機構。此際，各民營公司重新購置船舶投入營運；一直經營長江航運的民生公司也南下香港、廣州、汕頭設立機構，經營沿海航線和南洋航線。但中華民國３６年（１９４７）後，內戰全面爆發，大量船舶被國民政府徵用於軍運，沿海航運只有靠境外的華僑航運公司及租用外輪來維持。
　　撈國建政後，廣州地區海洋運輸基本上由國家交通部門直接經營管理，形成沿海運輸和遠洋運輸兩個專業部門。廣州海洋運輸業有了很大的發展。
　　二
　　撈國建政初期，南北海運被隔斷。廣州淪陷時，招商局和民營公司的大型海輪一艘也沒留下，只剩有少量年久失修的拖駁船。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禁運，直至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華南海運實際上處於半軍事狀態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原招商局輪船股份公司廣州分公司（後改為交通部廣州海運管理局，簡稱廣州海運局）後，組織海員支援解放珠江口外萬山群島，同時組織私營航運公司堅持海運生產。人民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在香港宣傳解放事業和航運政策。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１３艘海輪聯合該局香港分局員工５００多人宣佈起義，與國民政府脫離關係，先後駛回廣州。原逃避國民政府徵用的私營航業船舶亦相繼駛回。這些船舶成為撈陷初期恢復和維持華南海運的重要力量。
　　１９５６年，廣州海運局兼管華南沿海航線上的黃埔、汕頭、海口、湛江四個港務局及榆林、北海兩個辦事處；各私營航運公司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也併入廣州海運局。至１９５７年，華南海運港航生產實現了統一經營管理。
　　１９５８年以後，海運部門可以從國外購買廢舊船舶以解決國內大噸位船舶運力不足。廣州海運局在此期間購進少量廢鋼船和調進了不少遠洋退役船，增加了運力。
　　１９７２年，中國沿海海域阻隔達２０多年之久的南北航區重新通航。是年，在國務院和交通部的領導和撈兵的監護下，廣州海運局“五指山”輪首航南北營運航線，南北航線業務從此迅速發展。１９７９年，又在交通部的周密組織和撈兵的監護下，由“紅旗１２１”輪作為正式通航的第一艘船，開通臺灣海峽的南北營運航線，沿岸航行大大縮短了航程，經濟效益陡增。
　　南北沿海恢復通航後，華南沿海運量大增，原油、煤炭、礦石運輸迅即躍居各貨種運量的首位。廣州海運局的船舶向專用化、大型化發展；船型向高熱效率的內燃機船發展。船舶技術改造和技術更新加快。隨著中國造船工業能力的增強，廣州海運局從１９６８年起逐步以小至８００噸，大至２．４萬噸的各種噸級國產船充實華南海運船隊。在此前後，還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馬耳他等國家購入了一批５０００噸級以下的貨船、油輪；逐步淘汰了蒸汽機船。至１９８１年底，局屬船隊９５％的船舶已為柴油機船。改革開放以後，廣州海運局進入運力大發展時期，１１年內共購置船舶１２９艘、１１０．４萬噸。其間先後購建適合百雜貨運輸的“堡”字號多用途船（可載國際標準集裝箱）、適合華南航區的“華南”型客貨輪、適合南北航線特點的“長征”型客貨輪、適合華南航道水深條件充分擴大裝載量的“山”字號３．５萬噸級經濟型散貨船等。
　　到１９９０年，建立了與運輸生產相配套的燃物料後勤物資供應系統，分別擁有１．６萬噸級和５０００噸級修船能力的兩個修船廠；具有系統教育和短期培訓能力的兩個培訓基地；達市一級水平的海員醫院，以及為海員職工免除後顧之憂的生活服務公司等。又以獨資或聯營方式在廣州、深圳、珠海、海南成立船務公司和船舶服務公司共１０多家，在確保國家計劃物資運輸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營，促進海運市場的發展。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廣州海運局與汕頭、海口、八所、三亞四港脫離隸屬關係，確立了以航運為主的企業經營模式。１９８４年，根據國內運輸市場已逐步形成的形勢，在放寬、搞活交通運輸方針的指導下，廣州海運局實行“立足華南線，確保南北線，把富餘運力積極投入國外線”的經營方針，加強貨源調查，合理調配運力，積極為富餘運力找出路。１９９０年底成立“廣州振華船務有限公司”，專門經營國外線運輸業務。此外，廣州海運局為適應運輸市場的需要，積極開闢新航線，把航線深入到長江等內河港口、沿海自然港，直達沿海各特區以及香港、澳門、沿海旅遊點。
　　改革開放促進了廣州的地方沿海運輸航業的發展。１９８８年７月，由廣州港務局與廣州遠洋運輸公司合作組建了廣州船務公司，經營沿海及遠洋運輸；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由廣州市聯合運輸總公司、開發區穗農實業公司與廣州海運局合作，組建了廣州海隆船務公司，經營沿海及遠洋運輸；１９９０年１月，由廣東省電力工業局與廣州海運局合作組建了海電船務公司，經營沿海及近洋煤炭運輸。這些由地方建立的船隊，以其較大的靈活性活躍在國內外運輸市場上。
　　三
　　１９５０年，中國遠洋運輸主要依靠東歐國家的設備技術，成立合營船隊以及租用港澳華僑航商船舶承運外貿物資。１９５０年，中國政府與波蘭政府合股成立的中波海運公司，是中國遠洋航運史上第一個中外合資股份公司。１９５４年下半年該公司在廣州黃埔設立辦事處，承運了大量的對華貿易物資及中國出口貨物。１９５３年，成立了中國租船公司，租用港澳華僑和外籍商船開展海外貿易運輸，航線主要以東南亞一帶為主。
　　１９６１年４月２７日，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廣州分公司成立，開始自行經營遠洋船隊。該公司第一艘客輪“光華”輪于２８日啟航往印度尼西亞接僑，同年５月２０日第一艘貨輪“和平”輪自黃埔首航雅加達、新加坡、仰光。中遠廣州分公司在６０年代初期主要經營東南亞及非洲遠洋運輸，並開闢了部分歐洲航線。但此時運輸規模較小，運力不足，大部分貨物仍需依靠外輪運輸。１９６４年，中國遠洋運輸業有了長足發展，中遠廣州分公司開始利用銀行貸款購造船舶，提高運輸能力，最早利用貸款擴大生產能力。到１９７６年，已有１１５艘船、２２７．４萬載重噸。以銀行貸款方式，在較短期內使中國擁有一支龐大的遠洋船隊，見效快、效率高，減少國家租船所使用的大量外匯；同時，利用營運利潤向銀行還本付息，還為國家大量創匯，增加積累。這在６０年代～７０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創舉，樹立了一個範例。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交通部從中遠廣州分公司調出大批船舶、船員及管理幹部組建了天津、青島、大連３家遠洋運輸公司，而廣州遠洋運輸公司自有運力仍不斷增加，遠洋船線日益增多，船舶已到達世界上大部分沿海國家和地區。
　　１９７８年，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後，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進一步搞活經營，廣攬貨源，拓展了國內外攬貨業務和集裝箱運輸業務。１９８０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開始了黃埔—香港—西歐半集裝箱定期班輪運輸。１９８５年，華南地區的第一艘黃埔—西歐全集裝箱定期班輪啟航。１９８８年，攬貨量已占總貨運量的６０％以上。在航運管理業務上，廣州遠洋運輸公司從早期的傳統經營管理發展到電子計算機的現代化管理。１９９０年，廣州遠洋運輸公司擁有各種類型船舶１４６艘，２５８萬載重噸，航行於１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９００多個港口。貨運量從１９６１年的８．８４萬噸增至１１６８．７３萬噸，貨物周轉量也從１９６１年的１．１億噸海裏增至５６０．７億噸海裏，成為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遠洋運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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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河航運志

廣州瀕臨南海，地處珠江水系的東江、西江、北江匯合處，珠江三角洲北緣。珠江幹流橫貫市區。有大小河流３２４條流經轄區，區內河段總長１５４４．２公里，通航里程１３７４．４公里。船舶往來三角洲水網地帶和珠江水系各港口，並可經虎門、蕉門、洪奇門３個出海口航行至香港、澳門及沿海各港口。兼具海港與河港，是中國對外通商的重要門戶，又是華南物資集散地和廣東省內河航運中心。
　　鴉片戰爭前，廣州河面曾聚集小艇、木帆船達８萬多艘，多數載重為３噸～５噸（俗稱 !艇），也有載重量數十噸乃至百噸的。但船舶構造簡單，全靠人力搖櫓、劃槳或加風帆、拉纖以驅船行。經營方式多以一船一戶為一個經營單位，也有多家合股經營的。
　　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以蒸汽為動力的英國“福士號”商船首先進入廣州，從此外國機動輪船相繼進入廣州水域。鴉片戰爭後，外國航商更在香港設立輪船公司，經營穗港等航線。由於清政府禁止民間購造輪船經營內河輪運，而人力木帆船又難與先進的機動船競爭，故廣州水運市場多被外國輪船公司控制，來往廣州港區的多是外國商輪。１８７３年，中國上海輪船招商局的輪船試航廣州成功。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清政府解除華商不准在內河經營輪運的禁令。不少航商和船主紛紛獨資或合資購造輪船或小拖輪，民營輪運業逐漸興盛。宣統三年（１９１１），民營輪船公司、船務行達２１０家。從此形成了主河道和長途運輸多由輪船或小拖輪拖帶木駁船承擔，短途駁運和淺水河運則由人力木帆船承運的河運新格局，並逐漸形成以廣州為中心，從廣州到珠江水系各港口及香港、澳門的定時、定點的客貨運輸線。
　　民初，河運進一步發展，船舶噸位增大，設備改進。中華民國７年（１９１８）廣州協同和機器廠製造出能順、倒車的內燃機動船（俗稱電船）。中華民國１０年，華商輪船公司、船務行有３００多家。中華民國１９年，廣州港有電船５００多艘，木帆船戶達萬戶之多。隨著經濟消長和戰爭的影響，河運業幾起幾落。抗日戰爭期間，廣州國民政府撤離，輪船多轉往西江，或沉船江底，民艇轉往四鄉。日軍侵佔廣州後，強制鄰近四鄉船艇２０００多艘登記營運。抗戰勝利後，河運業重新發展。中華民國３７年，有輪船公司、商號３２１家，擁有各類輪船４１９艘，有木帆船約４０００艘，客貨運輸線３８條。撈國建政前夕，國民黨軍隊潰退，軍運頻仍，征封船隻，船商、船民紛紛將船隻駛往港澳及四鄉躲避，或稱船壞停航，廣州河面僅剩４００多艘木船，水運衰落至最低點。
　　撈國建政後，撈兵廣州軍事管制委員會交通接管委員會接管並改造舊有航政機構，成立了航務處，統一管理廣州地區航運、港務工作，制定各項水運管理制度，組撈國建政營船隊、公司。１９５４年廣東省交通廳內河航運管理局對私營輪運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私營輪船公司與國營水運企業合併成立合營公司。輪船和較大型的木船由省航運部門管理，承擔廣州的長途客貨運輸；木帆船大部分由廣州市航運部門管理，承擔廣州港口駁運和短途貨運。１９５６年廣州籍木帆船實行合作化，按運輸船類、地域分別組成水運合作社，實行集體經營。１９５７年，木帆船貨運量達４１９萬噸，占當年廣州地區水陸貨運量６０％。１９５８年，廣州市航運系統開始對落後的人力木帆船進行改造，改裝了部分機動木駁船，建造了一批５０噸小鋼駁，以擴大運輸力。１９６３年廣州市航運管理局成立，對市屬航運業進行統一管理。隨後設立廣州市航道管理所，專責整治、管理廣州市局管轄的航道，設立安全監督機構，監督航行安全。從此廣州內河航運走上正軌。１９６９年，由於木材缺乏，曾一度建造鋼絲網水泥船，至１９７８年末，鋼絲網水泥船、鋼殼船、人力木帆船各占市屬船舶運力的２６．５２％、２．３％、７１．１８％。
　　１９７９年，市航運管理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步驟地將營運管理權力下放給屬下企業；經營方式從過去的計劃運輸改為計劃運輸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運輸；從單一運輸生產型改為以航運為中心的多種經營服務型。航道建設方面，加強了航道的管理和整治，至１９９０年，共完成疏浚２４１．２萬立方米，清障４．３萬立方米，炸礁３．６萬立方米，築導流壩２９．７萬米，堆石壩１３萬立方米。設置了科學的助航標志。１９８７年對航標進行制式改革，實行國家標準化，設置了２０６座航標，航道尺度提高，航船通暢。從１９７９年起，加快對船舶的改造步伐。國家給予優惠政策，多渠道集資，用於建造和購買新型船舶。１０年來，共投資１．２億元，完成了對船舶的更新改造，淘汰了人力木帆船，建成了一支以鋼質船為主的船舶隊伍。為加強指揮調度，解決水陸聯運的困難，從１９８３年開始在有需要的部門逐步配置無線電話，到１９９０年形成了從管理局到各業務點、運輸企業之間的內河運輸通訊網絡，使船舶的指揮調度實現了現代化。水路運輸實行多家經營後，水運市場繁雜。為對水運市場加強管理，整頓水運市場秩序，於１９８９年１１月設立了廣州市船舶交易管理所和船舶交易市場，頒佈有關管理規定，從而加強對營運船舶的監督檢查，按章執法，使水運市場秩序逐步改善。
　　同時期，省屬在廣州地區的航運部門，形成了珠江水系的主要船型，內河航運增加了集裝箱運輸船，在穗港航線開展集裝箱運輸；內河客運增設了豪華客輪和高速雙體客輪，這些客輪的安全性能較高。此外還開闢了專線旅遊客運航線。
　　１９９０年，廣州地區的內河運輸船舶有２１５４艘，２６．３萬噸，１．３８萬客位，４．１４萬千瓦，年貨運量１９５５萬噸，年客運量５００萬人次。其中廣州市航運總公司擁有船舶１８０２艘，１５．６萬噸，完成貨運量１５３２萬噸，貨運周轉量９．５億噸公里。廣州航運業的各個方面得到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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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志

唐代，中央政府在廣州設市舶使。這是廣州最早設立的具有港口航務管理性質的機構。清康熙年間，清政府在廣州成立粵海關管理廣州港區航政事務。《天津條約》簽訂後，粵海關航政高級管理人員被規定由英國政府派員擔任。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兩廣總督下令在粵海關內設立巡檢司，專門負責檢驗小輪船，首任驗船師為外國人阿布比。航政主權一直由粵海關理船廳所控制。代表國家主權的船政管理權實際上被外國人掌握，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１９４９年。雖然清政府曾另行設立船政司廣州機構，國民政府也在廣州設立航政港務機構，但僅對內河航務管理及檢驗國內航行小型船舶。國家對外港務監督、大型船舶檢驗管理權未能收回。
　　撈國建政後，撈國政府接管了原國民政府和粵海關屬下航政機構，按管理範圍和職能，在廣州分別設立了市屬、省屬和交通部屬的港務監督和船舶檢驗機構，對外獨立行使國家航政主權，對內加強了航政管理。
　　撈國建政初期，廣州航政管理制度尚未健全，船舶管理，特別是內河船舶的管理，僅限船舶登記和簽證等項，管理手段落後。
　　５０年代，經廣州船檢機構檢驗發證的航行華南沿海的較大型船舶為數不多，其中少數航行香港的船舶尚委託國外驗船機構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代為檢驗發證。１９５６年船舶檢驗局成立，隨後制定各種規範和證書。１９５９年船舶檢驗局廣州辦事處成立。
　　１９６２年，廣州船檢部門首次簽發了國際航行船舶的法定證書。中國遠洋船舶持本國政府頒發的證書航行於世界各國港口，維護了國家的權益。這是中國船檢走向世界的開端。
　　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廣州航政管理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至１９７２年才逐漸得到恢復。
　　１９７３年中國加入政府間海事組織（ＩＭＣＯ），並接受有關的國際公約。在此有利形勢下，中國南北航線和國際航線船舶大量增加，廣州地區、珠江三角洲以及廣西地區的造船廠也大量建造中小型船舶，使廣州船檢的業務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在此期間，還先後派人至斯里蘭卡、赤道幾內亞為中國援外的船舶進行檢驗發證。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廣州船檢步入新的發展時期。從１９８０年開始，不僅對本國船舶進行建造檢驗和營運檢驗，而且還根據協議與外國船級社合作對華南地區建造的出口船舶進行聯合檢驗和對外籍船舶進行各種代理檢驗。至１９９０年，檢驗新建船舶、營運船舶和外輪的艘次為改革開放前的４倍。另外，還派出驗船師對在國外建造的中國船舶執行建造檢驗。船舶修造業配套船用產品的檢驗工作也迅速發展，先後對兩廣地區１００多家製造廠的各種船用產品進行批量檢驗、型式認可，以及對產品製造廠進行工廠認可，代表６家外國船級社對中國的出口船用產品進行代理檢驗，派出驗船師到國外工廠執行產品批量檢驗、型式認可和工廠認可檢驗。
　　與此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發展，港務監督加強了航政管理。隨著廣州港區鄉鎮船舶逐年增加，外貿船舶密度和噸位也增大，水上運輸日趨繁忙。港務監督部門為適應快進快出和大進大出需要，簡化了外貿船舶進出港簽證和聯檢手續，減少了船舶停港時間，加快了船舶周轉，提高了效益。同時，健全對客船、油船和載運危險品及化學品船舶的管理。收到了實效，港區秩序良好、水域清潔、航行安全。
　　１９８７年廣州海上安全監督局成立後，統一了廣州港區的航政管理，改進完善了港務監督管理，減少了船舶簽證層次。對外國籍船舶，從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開始實施港口國管理（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同時，深化安全檢查，大力整頓港區水面交通秩序，加強水上水下工程施工、挖沙船及海上大型油船過駁的現場監管，確保港區航道暢通、航行安全。華南海區公用航標全部改用國際通行的Ａ制度，又在狹窄航道成對配備燈浮標，建成目前國內最高（６８米）的石碑山燈塔和國內最大（１４３．３總噸）的瓊州海峽中水道１號燈船，改善航行保障條件。廣州港區水上交通秩序不斷好轉，交通事故逐年下降。廣州海上安全監督局擔負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沿海２０個港口航道水深基本測量圖的測繪任務，成績顯著。１９９０年，首次出版彩色海圖１４幅，實現了交通部在華南沿海港口出版彩色海圖零的突破。廣州港區航政管理逐漸步上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軌道，促進了華南沿海航運事業的發展和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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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撈志

救撈業是隨著河海運輸業而出現和發展的。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唐宋時期，廣州以至廣東沿海已有專門從事水下打撈和海難救助的職事人員。清代前期已有初步的海事救助制度，規定沿海沿河的地方官府負有拯救難船、打撈沉船的職責，而打撈、救生事務由沿海汛弁負責。清朝末年，廣州出現私人打撈商號，開始在廣東內河沿海從事專門的打撈沉船沉物業務。在全國，廣州打撈行業雖然形成的歷史較早，但發展緩慢，到１９４９年撈國建政前共有１５家規模不大的私人打撈商。打撈工人多是珠江邊水上居民和漁民，文化水平低下。打撈商號普遍設備簡陋，多採用裸潛、抬撬法進行簡單的打撈作業，全部手工操作，主要打撈內河沉船。
　　撈國建政後，廣州打撈業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國營企業為主，多家私人打撈商匯入國營企業，隨後國營華南打撈工程隊也併入廣東省打撈公司，統一了廣州的打撈隊伍。５０年代末，從救助觸礁擱淺船開始，打撈隊伍增加了海上救助業務，以後逐漸發展成以打撈救助為主，兼海上拖航、水工建設的救撈行業。救撈設備相應增加，但仍然長時間不能滿足救撈需要。６０年代以前，救撈隊伍的主要任務是清理和打撈西江、珠江三角洲內河航道以及廣東沿海主要港口的沉船沉物，保證航道暢通。以後，打撈業務範圍擴大，由內河向沿海發展，並開展了海上救助、救生工作。但由於技術設備的限制，只能被動地救助沿海港口擱淺漏水船及遇難人員。１９４９～１９７３年，廣州救撈隊伍共打撈沉船１７７艘；１９５８～１９７３年間共成功地救助難船５５艘次，保證了廣東省內河沿海運輸的安全暢通。
　　１９７４年７月，交通部廣州海難救助打撈局（簡稱廣州救撈局）成立，救撈事業由此迅速發展。廣州救撈局負責南海海域的救助打撈工作。廣州救撈局成立後，陸續添置了一批大功率救助拖輪、救撈工程船和輔助船舶，設置了碼頭、電臺等配套設施，根本改變了設備落後的面貌。１９７６～１９８３年，先後在三亞、北海、湛江、深圳、汕頭建立了５個救助站，相應設置了６個救助值班點，形成了一個以廣州大本營為中心的完整的南海海上救助網，配備有現代化的救助通信設備、全天候的待命值班船。南海海域內遇難的任何船隻，都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９０年，廣州救撈局先後打撈沉船１４６艘，救助遇難船舶１６８艘，遇難船員旅客６５２人。救撈工程由小淺近發展到大深遠，不僅能救助擱淺船，還能主動救助失控、失火及其他意外的難船。救撈技術也從單一的封艙抬撬和小型浮筒抬浮發展到大型浮筒抬浮、大馬力拖輪拖曳及運用綜合、先進的技術。業務範圍從單一的打撈發展到以救為主、撈吊拖工並舉。在保證救助的同時，還承擔援外打撈沉船、海上鑽井平臺拖運守護、海洋開發工程服務、大型橋樑吊裝、遠洋拖航、港口碼頭及水底隧道建設等工程任務。廣州救撈局是全國三大救撈局（煙臺救撈局、上海救撈局）中最早開展這些業務，並率先在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依靠收入自給有餘，不要國家補貼。進入８０年代，打撈任務明顯減少，救撈收入所占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少，但救助值班和出動救助的費用逐年增加，光靠國家補貼已很難維持住隊伍。廣州救撈局根據實際情況，在保證救助的同時積極開展多種經營，自籌維持費，並大力推進內部改革，加強企業管理。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９０年，國家給廣州救撈局的基建投資１．８億元，近年來該局自籌４０００多萬元增購或改裝救撈生產設備和設施，形成２．２億元的固定資產。開展多種經營自籌收入３億元，上繳國家的稅金逐年增加，１９９０年被評為國家二級企業。並加緊進行海上救助通信網、各基地碼頭等設施的配套完善建設，增購高速救生艇和直升飛機，救撈隊伍的素質逐步提高。
　　廣州救撈局成立後，重視教育培訓工作，舉辦多期培訓班和建立專門的技術學校。從１９７４～１９９０年，共培訓職工１．３４萬人次，人均培訓近７次，提高了職工文化素質，改變了救撈行業文化、技術、業務水平低，專業技術人員少的落後狀況，基本滿足了救撈生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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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志

廣州是中國航空事業發源地之一。在孫中山“航空救國”思想的影響下，清朝宣統三年（１９１１）馮如首創廣州航空事業。中華民國７年（１９１８），孫中山在廣州中華中華民國軍政府內設航空局，把“航空救國”的思想付諸實踐。至中華民國１９年廣東已建成一支以歸國華僑為主要成員，集戰鬥部隊、飛機製造廠和航空學校於一體的空軍。廣州民航正是在這支空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廣州是歷史悠久的對外貿易城市，又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且華僑眾多，這在客觀上為廣州民航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中華民國１９年（１９３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部航空處以廣州為基地創辦了航空處交通科；中華民國２２年，廣東省政府創辦了廣東民用航空公司；同年，廣東、廣西兩省合資興辦西南航空公司，廣東民用航空公司併入西南航空公司。這是當時中國惟一以本國人、財、物及技術力量興辦的地方航空公司，擁有職工６０余人，飛機９架，年旅客運輸量近千人次；除開闢兩廣間的航線外，還開闢了廣州至越南河內的國際航線，使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個正式開闢民航國際航線的城市。西南航空公司的存在，與當時中國航空公司和歐亞航空公司的政治、經濟權益相矛盾，遭到國民政府的極力排斥；加之規模小、設備簡陋、管理不善、發展艱難，中華民國２７年被迫停辦。中華民國２７年１０月，廣州被日軍佔領後，廣州的航空運輸權被日本的大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偽中華航空股份公司把持，為日軍侵略中國運輸軍事物資和兵員。抗日戰爭勝利後，西南航空複業未獲批准；廣州的航空運輸由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空運隊經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下稱“兩航”）在香港起義，為新中國民航的建設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新中國的廣州民航成立後，著重抓組織機構的組建、機場設施設備的修復和籌備開航工作；同時，協助軍委民航局組織領導“兩航”留在香港的員工復員和護產工作。至１９５０年底“兩航”復員回廣州共１７９９人，運回廣州的航空器材共３０００箱，加速了廣州民航的恢復工作。１９５０年８月１日，軍委民航局開闢了天津—北平—武漢—廣州航線，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開闢的兩條航線之一。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廣州民航進入了生產建設階段。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廣州民航主要是協助組織航空運輸；１９５５年廣州民航有了第一架飛機後，開始組織自己的航空運輸；至１９５７年底共有職工５１６名，飛機６架，開闢了廣州至廣東境內及華北、華東和西南地區的航空幹線，運輸總周轉量２００．３８萬噸公里，旅客運輸量１．０６萬人次，提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生產指標。
　　“大躍進”期間，廣州民航超運力承擔了大量非正常的貨物運輸，組織不計成本、不求經濟效益的“大協作”，三年間職工人數增加了３倍，運輸總周轉量只增長１．５倍，勞動生產率下降了４０．２％，累計虧損２４７．５萬元。１９６１年國家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後，廣州民航的建設走上正軌，運輸總周轉量開始緩慢增長。１９６４年，隨著國民經濟逐漸好轉，擴建了白雲機場，機務維修、航行調度、通信導航、航空氣象以及旅客服務等設施設備也同時進行更新改造。１９６５年，運輸總周轉量比１９５７年增長了３．３倍；白雲機場的旅客發運量２．３５萬人次，僅次於北平首都機場和上海虹橋機場而居第三位。
　　“文化大革命”時期，廣州民航曲折發展。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全國政治動亂，經濟衰退，廣州民航的生產大倒退；１９６８年運輸總周轉量倒退到１９５９年的水平。１９６９年實行完全軍事化的管理體制，取消經濟核算，生產不計成本，經營不講效益，財務統收統支；當年，運輸總周轉量比１９５９年低３．５％。１９７０年也只等於１９６０年的水平。１９７２年後，到廣州或通過廣州到內地的外國人、華僑和港澳同胞逐漸增加。廣州民航從１９７２年開始陸續購進安－２４型和三叉戟型飛機。１９７５年固定資產首次超過億元。１９７６年運輸總周轉量比１９６５年增長了０．９８倍；白雲機場的旅客發運量達到１７．６５萬人次，僅次於北平首都機場。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城鄉經濟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日益活躍。廣州毗鄰港澳，又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城市，經濟建設、內外貿易、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以及旅遊事業等的發展速度加快；這為廣州民航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廣州民航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１９８０年起，廣州民航實行企業化管理體制，改革管理機制，先後推行經濟承包責任制、崗位責任制和全國質量管理；大規模擴建了白雲機場，更新改造了機務維修、航行調度、通信導航、航空氣象、油料供應、旅客服務等設施設備。１９８３年購進５架波音—７３７型飛機，飛機票仍供不應求。民航廣州管理局黨委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大膽決策，從１９８５年起，採取國際融資租賃的方式，租賃了５架波音—７３７型飛機和１０架波音—７５７型飛機，同時淘汰了三叉戟型飛機；１９９０年，運力比１９７９年增加了３倍，平均機齡不足５年；航線網不僅覆蓋國內２８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而且通達澳大利亞、東南亞和香港地區；１９８４年運輸總周轉量首次達到１億噸公里，１９９０年比１９７８年增長了１２倍。廣州第六飛行大隊１９９０年的旅客運輸量，是撈國建政前２０年廣州民航旅客運輸量總和的２．４倍。白雲機場的飛機起降架次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居全國機場第一位；旅客發運量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居全國機場第一位；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再次居全國機場第一位。廣州民航的發展，為廣州及廣東省的經濟建設、特區建設、對外交往、旅遊事業以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航空交通服務。
　　至１９９０年，廣州民航雖已有一定規模，但與世界一流水平的航空公司相比，差距還很大。廣州白雲機場的旅客發運量和飛機起降架次居全國機場第一位，也只相當於香港啟德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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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志

廣州地處嶺南最富裕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的北緣，是嶺南文化學術匯萃之所。廣州的社會科學、學術思想是嶺南文化中十分豐富而有突出貢獻的一個部類。它和嶺南文化一樣屬於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而又具有極其濃郁的特色。
　　由於地理、人口、歷史的原因，嶺南文化學術發展稍遲于中原。據現有文獻，漢代楊孚的《南裔異物志》(又名《異物志》、《交州異物志》、《交趾異物志》)是廣州人編寫的最早的學術著作，也是嶺南地區第一部地方誌書。它既是中華文化哺育的成果，又顯示了嶺南文化誕生之初就具有的特異色彩。
　　三國時，吳名臣虞翻被孫權流放廣州。他在廣州著《易注》九卷，獨創“虞易”學派。
　　晉代葛洪是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關鍵性人物，他把民間道教轉變為神仙道教。其代表作《抱樸子(內外篇)》主要是在廣州期間撰寫的，該書對研究中國哲學、宗教、科學思想史都有巨大的意義。
　　唐代惠能在廣州法性寺出家。他是中國化佛教——禪宗的主要建立者，他的《壇經》是佛教典籍中惟一由中國人自己創作的“經”，是吸收外國思想又使之中國化的典範，在中國乃至東亞和世界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宋明時代，廣州的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中國傳統思想主流——儒學在廣州有了大的普及和新發展。明代陳獻章的弟子湛若水學術精深，卓有建樹，與王陽明齊名，人稱“王湛之學”。他的學貴知疑、學由自得、知行合一的思想對後代影響頗深。
　　清代前期，廣州文化又有了新的進展。一方面，儒學名家阮元等紛紛入粵，建書院，印典籍，普及儒家文化，使廣州人才輩出，成為經學的後起重鎮。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傳入廣州，帶來了全新的文化因素，中國最早的新型報刊、醫院等都發軔于廣州。梁發皈依基督教後撰寫的《勸世良言》，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基督教神學著作，體現了中國人力求把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融合的努力。
　　嶺南文化最光輝燦爛、對中華文化作出最大貢獻的時期是近現代。自鴉片戰爭到1990年，凡150年間，廣州處於中西文化衝撞、交匯、融合的風口浪尖，既繼承中華文化之精華，又首先吸納世界先進文化。思潮激蕩，人才輩出，在中國近、現代和當代社會科學發展史上，佔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廣州著名學者陳澧綜合傳統學術，突破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並講求經世致用，開創了一代新學風。
　　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是整體、直覺、籠統地認識客觀世界，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沒有進入分門別類地、精確地、實證地認識客觀世界的近代科學階段。近代獨立學科體系的社會科學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在鴉片戰爭前明、清兩代的很長時期內，廣州是中國惟一對外通商的城市。有許多近代西方社會科學首先傳入廣州，再傳到全國各地。
　　自1839年至1949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國學術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廣州學術思潮堪稱是其集中的代表。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他首先“開眼看世界”，為了掌握外國情況，先後以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的身份，組織人員翻譯、介紹了《四洲志》、《各國律例》、《華事夷言》、《澳門月報》、《澳門新聞紙》等，在中國引進了獨立的世界地理學、國際法學、新聞學等近代社會科學知識。
　　西方社會科學、文化思想的傳播，在一些追求救國之道的先進人物的思想上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增添了嶄新的內容，萌生了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林則徐在廣州期間，實踐並形成了“師夷長技”的思想；洪秀全通過梁發的《勸世良言》，接受了基督教教義，加以改造，寫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奠定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思想基礎；洪仁玕學到了更多的西方文化科學知識，撰寫的《資政新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化建設的全面施政綱領，他在此文中首先提出了中國新聞學、專利、法學思想；康有為融合中西文化優秀成果，最早引入了“科學”這個名稱，並首先提出了中國近代形態的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教育學思想，推動了變法運動；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他的“知難行易”學說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在認識論領域達到的最高理論境界。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開闢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時代，廣州仍起了巨大的作用：朱執信於1906年首先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重要內容；楊匏庵撰寫了《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等文章，在廣州第一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開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在廣州寫作、發表的。許多傑出的革命活動家在廣州發展了重要的革命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寶庫中的重要部分。
　　還有一些近代社會科學門類肇端于廣州：梁廷枏的《合眾國說》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美國史著作，開創了中國人對美國專史的研究；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最早介紹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約翰?密爾(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杜定友開設“圖書館與市民教育”講座，並有多項著作譯述，是我國圖書館學創始人之一；張競生最早提出計劃生育、節制人口；謝扶雅撰寫我國第一部《宗教哲學》；朱謙之、黃文山是我國文化哲學、文化學的開創者；王力、岑麒祥在中山大學創辦我國第一個現代語言學系，是我國現代語言學的先行者……
　　撈國建政後，廣州的社會科學研究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前，是學者個人在書齋中自發的研究行為；此後，是有組織的、集體與個人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行為。
　　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廣州地區社會科學研究，以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老專家為骨幹，在一些學科、若干領域裏，繼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著名專家杜國庠、陳寅恪、許崇清、陳序經、梁方仲、劉節、王季思、詹安泰、董每戡、梁宗岱、戴餾齡、容庚、商承祚、杜定友、阮鏡清等在中國史、中國思想史、文學研究、古文字學、圖書館學、心理學、教育學、東南亞歷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矚目。也有幾位中年學者取得了較突出的成果：卓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頂住“左”的潮流，突破傳統定論，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存在根源是社會分工，必將長期存在”的真知灼見；楊榮國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也自成體系，成一家之言，有較大影響。在這一時期，還成立了一批專門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群眾性的社會科學學術團體，培養了一批新生力量。但也產生一些偏差和曲折，砍掉了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一批學科，“左”的指導思想和教條主義傾向使一些學科停留在注釋經典和闡述政策的水平上，妨礙了學術研究中創新見解和爭鳴風氣的形成。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科學橫遭摧殘，研究機構被取消，研究人員被剝奪了研究權利，有的甚至被迫為江青反革命集團製造輿論。但正直的學者仍然堅持操守，百折不撓。陳寅恪、劉節、容庚等老學者都表現出了高尚的風格。卓炯也堅持真理，堅持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研究。他們崇高的人格和學風是全國學術界的榜樣。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廣州又成為改革開放領先及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城市，社會科學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發展，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相繼恢復，並於80年代有了大的發展，社會科學研究人才輩出，碩果累累。
　　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歷史學、語言文字學等老學科展露新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研究走在全國前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的研究、關於特區經濟、港澳經濟的研究等在全國佔有優勢；中國哲學史、中國古文字、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太平天國、康梁與戊戌維新、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廣東(廣州)地方史、嶺南文化等研究受到廣泛矚目，取得了較好成績。
　　人類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等學科得到恢復和相當的發展，在國內有一定影響。
　　一些綜合性、交叉性的新學科應運而生，如：未來學、精神文明學、公共關係學、企業文化研究、中國宣傳學、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等開始引起人們關注，出了一批成果。
　　社會科學研究人才不斷湧現，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增長。結構上比較合理，老、中、青三代都有優秀的代表人物，顯示出強大的活力。
　　社會科學研究以它的超前性、指導性，為廣州的改革、開放、發展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粵嚟粵掂

科學技術志

廣州很早就有人類居住，其最早歷史，至少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幾千年來，廣州人民創造了燦爛的歷史文化，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亦引人注目。
　　一、秦漢時期
　　自秦統一嶺南至整個漢朝期間，廣州的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中原地區較先進的生產技術，隨著中央政權的統一而得到推廣交流，並同廣州居民所積累的科技知識相融合，使農業、手工業等技術有了較快的發展。雖然歷史文獻對此記載甚少，但從廣州近40年來所發掘的600餘座漢墓分析，特別是廣州市中山四路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和南越王墓的發掘，可以得到非常明確的物證。下面概述秦漢時期廣州科技的突出成就： 　　農業、畜牧業　從漢墓發掘材料看，當時陪葬中主食是稻、黍、高粱；蔬果有冬瓜、梅、桃、李；禽畜有雞、豬、牛、羊；水產有鯉魚、水魚、蝦等，證明當時人民的食品已較豐富，與現在廣東人的食品很相近。東漢楊孚所著《異物志》還記載當時嶺南人種的水稻已可一年兩熟，嶺南人還懂得種甘蔗制糖。說明秦漢時期廣州的農牧漁業已相當進步。
　　冶金技術　青銅：嶺南地區比中原地區開發約晚五六百年，但青銅技術至漢代已趕了上來。從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器達500多件，以樂器、酒器、飲器最具特色。三套青銅樂器分為鈕鐘、甬鐘、勾钁各一套，其造型及鑄造工藝都帶有嶺南特點。勾钁上的銘文刻記著南越國樂府工官所鑄。在37件飲器鼎中，刻有“蕃禺”或容量、重量的銘文。在39面銅鏡中，有一面鏡面和背托分鑄，鏡托鑄成凹形託盤，與鏡面用膠漆粘合。經電子探針分析，鏡面含錫達31.29％，而鏡托含錫僅有0.72％。鏡面含錫高則銀白光潔而剛硬，但易折裂，鏡托含錫低則質軟柔韌，這說明當時已掌握銅錫不同比例合金的冶煉技術。其他漢墓也出土過眾多青銅器，有鏡、鼎、壺、卮、釜、盆、勺、戈、弩機，甚至還有熏爐、溫酒樽、眉筆等，說明當時廣州地區青銅冶煉已具有相當規模和較高技術水平。
　　鐵器：中國煉鐵技術始于戰國時期，嶺南地區晚一些，但南越王墓出土鐵器已有230多件，種類多樣。其中有農業工具鋤、鏟、钁、鐮刀；竹器工具劈刀、彎刀、刮刀；木作工具錘、錛、錐、銼；武器劍、戟、矛、環首刀；還有炊具鼎、叉、鉤、針等。這些農業和手工業工具以及武器等都是用熱鍛加工，並掌握了淬火處理，其中9把銼刀是用含碳不同的鋼料鍛打製成，反映了當時鍛鐵的高超技藝已趕上中原。特別是其中一件通高48釐米、重26.5公斤的越式大鐵鼎，經檢驗其基體組織為鑄造過共晶白口鐵，採用泥範法用生鐵鑄造而成，說明在西漢初期廣州已能生產大型生鐵鑄件。 　　紡織技術　在廣州的漢墓中多有絲麻織物出土，特別是南越王墓發現的絲織物，無論數量、品類都不亞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可以推知，當時紡織業中除一般織機以外，還有提花裝置的織機；塗染工藝有朱染、漆紗、雲母砑光絲絹扣黑油絹等。在南越王墓，還出土大小二件青銅印花凸板，紋樣呈火焰形，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金銀色印花圖紋相類，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織物的印花工具，對研究中國古代印染工藝歷史有著極為重要的科學價值。
　　玻璃製造技術　在廣州發掘的許多漢墓中，出土不少玻璃製品。特別是南越王墓，還出土藍色平板玻璃22塊，藍色玻璃貝70塊，這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一批平板玻璃。用電感偶合等離子發射光譜法進行分析，屬我國古代生產的鉛鋇玻璃系統。用現代技術將東漢前期三粒玻璃珠進行光譜半定量分析，結果發現含有大量鉀和鋁，和西方的鈉鈣玻璃系統不同，也與中原地區出土的鉛鋇玻璃系統有別，據專家考證這應是廣州生產的，具有創新意義。
　　造船技術　廣州地處南海之濱，舟的出現約在7000年前。1975年在廣州中山四路發現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其中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台。對船臺古木進行C年代測定，確定為距今2190±90年。1號船臺靠南邊，由兩行平行的大木板組成滑道，下面用枕木墊承，滑板豎置架承船體的木墩，兩兩相對。按船臺中寬1.8米推算，所造船只的寬度應為這個間距的2倍～3倍，即3.6米～5.4米。依照廣州漢墓出土的船模長寬比7∶5推算，當時船長約20米，載重25噸～30噸。2號船臺中心間距為2.8米，則船寬應為5.6米～6.4米，長度為30米～40米，載重為50噸～60噸。此等大船當可沿著近海岸航行，證明漢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1955年在今先烈路發掘一東漢古墓，出土的陶船結構完備，長5.4釐米，通高16釐米，船前有錨，船後有舵。國內科技史專家認為這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帶有錨、舵的航船，特別是舵的使用，是中國的首創。
　　二、三國兩晉至鴉片戰爭前
　　自三國以後，中原戰亂頻繁，居民紛紛向嶺南遷移，晉朝年間是第一次，南宋末年是第二次，明朝末年是第三次。這三次大移民客觀上使中原文化和嶺南文化產生更大的融合，促進嶺南地區農業、手工業等技術與中原地區的並行發展。
　　廣州在此漫長的時期中較突出的科學技術成就有：
　　農業、畜牧業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水稻種植技術已日趨成熟。1963年在廣東出土了西晉犁田耙田模型，從模型可以看到水田周圍築有攔水田梗，田角修有排水的漏斗狀設施，犁耙配合，用一牛拉引，這和近代水田耕作技術已基本一樣。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記載，南方蠶農發明了人工低溫催青制取生種方法，一種蠶可以在一年裏連續不斷孵化幾代，這是世界養蠶技術上的一項重要創造。晉朝時廣州果農已懂得生物防治知識，利用黃猄蟻防治柑桔害蟲的生物防治方法，屬世界上最早的生物防治技術。
　　冶金技術　從晉朝起廣州已開始大規模生產各種鐵器。《晉書?庚亮傳》有“刺史鄧岳大開鼓鑄”的記載。較著名的遺存是今光孝寺內東西兩鐵塔，分別鑄於大寶十年(967)和大寶六年，都呈四方形，七層，高6.35米。塔身鑄有900多個佛龕，龕內有小佛像，工藝精緻。塔身原貼金，有“塗金千佛塔”之稱，是目前國內發現較早和保存較完整的鐵鑄塔。 　　紡織技術　晉朝時廣州已懂得用木棉和麻織布。南北朝時廣州所織的夏布已非常細緻。《唐六典》記載，唐時嶺南道東部各州(即今廣東省境內)的紡織品可分二大類：一種產量較大，如廣州的棉布；另一種產量較少，被列為貢物，如廣州的竹布。從唐宋開始至明朝，由於紡織機械不斷創新、發展，如縷花機、軋車、提花機等，使當時的棉布和絲綢的生產在數量上、質量上都有很大發展。那時候，廣州與松江、蘇州、南京等成為全國四大紡織中心。明嘉靖《廣州府志》載：“粵緞之質密而勻，其色鮮華，光輝滑澤。”“金陵、蘇、杭皆不及”。清乾隆《廣州府志》更有“廣紗甲天下”之記載。 　　陶瓷製造技術　廣州漢朝以前墓葬出土的均為陶器，西晉墓開始出土青釉器，器表施釉，但未完全釉化。東晉出土青瓷器。1952年在廣州西村皇帝崗發現宋代窯址，殘存總長達36.3米，窯身中部最寬4米，首尾稍收窄，窯床鋪沙，坡斜13度。產品分粗瓷和精瓷兩類，前者為主，後者屬青白瓷和影青瓷。釉色以青釉為主，黑醬釉次之。還有少量低溫綠釉器。經在現代倒焰窯中作重燒試驗，粗瓷類的燒成溫度在1200℃～1250℃之間，而影青瓷類的溫度達到1280℃～1300℃。說明自北宋時期開始，廣州陶瓷製造技術不斷提高。至清初，廣州陶瓷工人已能利用江西景德鎮等地的白瓷坯，以歐洲傳入的琺瑯料，彩繪各種花草、人物、圖案，再燒成顏色鮮豔的彩色瓷器，號稱“廣彩”，暢銷國外。
　　造船和航海技術　由於水上交通的需要，廣州的造船業在秦漢之後繼續發展。唐代廣東沿海已有較大型的船投入海上運輸。宋人周去非著《嶺外代答》記述：“浮南海，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豬釀酒其中。”明代廣州所建造的航海大船稱為“廣舶”，與泉州的“泉舶”齊名。當時“廣舶”可容數百人至一千多人，用廣東特產鐵梨木製造，堅固巨大，較能抵禦風浪，遠涉重洋。海上貿易要遠航到南洋乃至非洲等地，必須掌握先進的航海技術，主要是指南針、牽星術(牽星術是觀測星辰地平高度，計算出船舶夜間所在的地理緯度)和繪製海圖等。當時廣州港遠航船舶皆掌握這三項先進技術。
　　化學和醫學　古代先民在從事采藥、制藥和煉丹的實踐中，初步認識了物質變化的自然規律，並對其中的某些規律進行探討，為我國化學初期發展作出一定的貢獻。特別是他們把煉丹的藥物引入醫療實踐中，豐富了我國傳統藥物學的內容。晉朝葛洪(284～364)便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煉丹家和醫藥專家。他兩次南下廣州，並在廣州行醫授業多年。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抱樸子內篇》、《抱樸子外篇》和《肘後卒急方》。他既講仙道、儒術，又講急性傳染病和各臟腑慢性病，以及外科、兒科、眼科等疾病的治療方法。這些雖基本上屬於經驗科學範疇，但在化學研究中有“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的記載；還載有由雄黃煉製單質砷的方法，經現代模擬實驗證實，這項成果比日耳曼煉丹家大阿爾伯特的工作早900多年；關於製作黃色銅砷合金的方法，屬於世界最早對這一方法的文獻記載。此外，葛洪在廣州對許多疾病的起源、病狀均有研究，特別是對天花的記述，是世界上對天花最早的文字記錄。對恙蟲病的生活形態、發病情況和臨床特徵所作的詳細描述，比日本人對恙蟲病的研究早1000多年。葛洪等人在嶺南地區的活動無疑促進了廣州醫藥事業的發展。唐宋之後，南藥進一步發展，廣州逐漸成為嶺南醫藥業的中心。明末清初番禺縣人何克諫寫了一部草藥專著《生草藥性備要》，保存了《本草綱目》未載之廣東民間草藥310種和醫療經驗，並首創以草藥形態推斷藥性，為前人所未見。它對廣東生草藥大量投入社會，應用於民間防治疾病起了很大作用。18世紀末，英國醫學家琴納在我國發明的“人痘接種法”的基礎上，在英國試用牛痘疫苗成功。其後牛痘苗由外商帶到廣東，牛痘苗接種法得到廣州商人伍方伯等和兩廣總督勞崇光的支持，被廣東人認識與接受，並向全國推廣。
　　三、晚清時期(1840～1911)
　　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使中國延續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逐漸演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廣州作為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最早的城市，同時也是最早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城市。在這一階段，廣州的科學技術發展有著和以前顯著不同的特點。
　　首先有林則徐、魏源等人在主張堅決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同時，對西方各國進行瞭解和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此，他們編譯了介紹西方各國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法律、歷史、地理等情況的書籍。林則徐還在廣州設立翻譯館，編譯了《四洲志》、《華事夷言》、《各國律例》等書籍。《四洲志》于道光二十二年刊印發行，世稱此書為中國知西政之始。魏源所著《海國圖志》(1844)在序言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對當時全國有較大影響。
　　在清王朝統治階級當權者中也分化出來一些人，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當時這些人被稱為洋務派，其重要首領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因為他們處於掌權者地位，確曾掀起一陣興辦洋務的熱潮，主要是練新軍，購置洋槍、洋炮和戰艦，興辦工廠和礦山，修鐵路，辦電報，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翻譯西方科技書籍等。在這一熱潮中，廣州地處前沿，某些科學技術處於先行地位。
　　軍火製造　同治十三年(1874)，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于廣州文明門外聚賢坊創辦廣州機械局，從香港購置車床、刨床等機器，“均仿外洋造法”製造槍炮、彈藥。產品有七響後膛抬槍、手槍、子彈等，後兼修輪船。這是廣州使用近代機床之始。隨後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北郊石井創辦了廣東兵器製造廠，從德國克魯伯炮廠購進兩部製造後膛槍子彈的機器、兩套製造新槍彈的機器和一套製造步槍的機器，後來又增設一間機關槍廠。
　　機器製造　道光十九年，陳淡浦在十三行豆欄上街創設陳聯泰號，從製造縫衣針起，開展製造及修理各式各樣器械等業務。後來掌握了修理和安裝輪機技術，可以修理外國船隻的輪機，同治十一年協助華僑資本家陳啟源在南海縣創辦了廣東第一間蒸汽繅絲廠。他們將一套舊輪船機器改裝成蒸汽鍋爐，採用蒸汽動力和傳動裝置，並以蒸汽煮繭代替炭火煮繭，每副絲釜日可繅絲四五十斤，每一女工可抵以往十餘人之工作。陳聯泰號通過這一工程，自製蒸汽繅絲機，促進廣州、南海、順德等地紛紛設立蒸汽繅絲廠。其後又仿製蒸汽發動小火輪船，較大者有10艘，汽缸直徑7～10英寸，與當時的洋船性能相接近，供出租與航商作拖帶渡船之用，促進了珠江拖渡航運業之開展。此後廣州機器製造業不斷發展，除製造一些不同類型船舶外，還仿製輾米機、花生磨、抽水機和煤氣機等。
　　交通電信業　光緒二年(1876)兩廣總督劉坤一開辦黃埔船廠，修造兵輪，製造水雷。光緒七年廣東人譚毓秀髮明人力腳踏車渡船，航行推進器安裝於船尾，以人力分班踏車使渡船運行。第一艘人力腳踏車渡船往來廣州、大良線，後一度曾推廣至國內各地。光緒八年清政府架設貫穿蘇、浙、閩、粵四省電報線，自蘇州至廣州全長2800多公里，於光緒十年春夏之交完成，是中國繼津-滬線後架設之第二條幹線。
　　輕工業　光緒十五年商人鐘星溪獲10年專利權，在廣州近郊的南海鹽步創辦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機器購自英國，原料以稻草為主，摻用破布。產品為最常用褐色紙張，日產紙張62擔。光緒十九年廣州成立廣茂香罐頭廠，利用真空法保鮮食品，產品有果、魚等罐頭，是我國最早的罐頭廠。
　　化學和物理　我國最早的近代化學著作，是英國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在廣州所編的《博物新編》(咸豐五年即1855年出版)，化學為其第一集。該書認為“天下之物，元質(即化學元素)五十有六，萬類皆由之而生”，即化學元素有56種，大致反映了西方19世紀初期的水平。書中還介紹了氧、氫、氮、一氧化碳及硫酸、硝酸、鹽酸等的性質和製造方法。由廣州博濟醫院醫生嘉約翰(John.G.Kerr)口述，何暸然筆譯的《化學初階》于同治十年出版。何暸然在該書中創譯19個化學元素中文名稱，在創譯化學元素中文名稱上作出重要貢獻。
　　在此時期，廣東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成就的當推鄒伯奇(1819～1869)。他長期在廣州進行科學研究活動，並曾擔任我省最著名學府--廣東學海堂學長之職。他精通天文、數學、光學、地理學，尤其是光學處於當時全國領先地位。他根據自己的研究寫成《格術補》、《攝影之器記》等書，還製造出可以演示太陽系各行星運行的儀器“七政儀”。他繪製的《輿地全圖》是清代有名的地圖，還將整套製圖方法寫成《測量備要》，現越秀公園五層樓前的碑刻《廣州潯崗洲圖碑》便是該繪圖方法的遺跡。 　　醫學　道光十五年美國傳教士伯駕(P.Parker)在廣州新豆欄街設立眼科醫局(後改名博濟醫院)。這是我國最早開設的西醫醫院之一，開始專醫眼疾，後改為普通醫院。咸豐五年伯駕改任外交官，由美國另一名傳教士醫生嘉約翰接辦。該院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咸豐九年恢復。同治五年在仁濟路旁建成新址，並于同年附設南華醫學校，招收男生學習西醫。光緒五年增招女生。南華醫學校是我國最早的西醫學校。我國最早出國學醫的黃寬在英國學習7年，于咸豐七年畢業回到博濟醫院行醫，是我國第一個西醫醫生。孫中山亦曾於光緒二十二年在南華醫學校就學。
　　四、中華民國時期
　　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以中華民國8年(1919)的五四愛國運動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我國出現一批呼喚民主、熱衷科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著書立說，出版刊物，出國留學，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使祖國富強起來。但由於孫中山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被北洋軍閥所攫取，廣州同全國一樣處於全面混戰之中，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較大影響。雖然其間地方政府亦有過治理較開明時期，但總的來說受大環境制約，科學技術發展道路坎坷不平。此時較為重要的科技成果有： 　　農業、畜牧業　改良蠶種：廣東蠶絲原本色澤鮮明、絲質柔軟，可織成幼薄絲綢和絲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遠銷英美等國。後來所用蠶種退化，蠶病叢生，尤以微粒子病為害甚廣，蠶絲質量嚴重下降，嶺南大學為此設立蠶桑科進行研究，從無病毒的母蠶娥中連續幾造進行篩選，育出無病毒輪月蠶種。該種蠶兒健壯，其繭比普通蠶繭大1／3，並適合廣東高溫多濕氣候，且一年可孵化七造。在農村推廣後，深受蠶農歡迎。後又進行雜交研究，培育出新的蠶種。這項工作至抗日戰爭爆發時停止。
　　改良甘蔗：廣東原有蔗種莖小汁淡，含糖分不高，纖維又較脆弱，抗風性較差，不大適合作榨糖原料。陳濟棠督粵時期，通過當時廣東省農業局長馮銳多方設法，分別自菲律賓、爪哇和臺灣等地引進蔗種上百種。這些蔗種大多莖粗而高、汁多而濃、產糖率高、纖維堅韌、抗風力強。1935年又從外國進口甘蔗良種2000萬株培植推廣。新蔗種的引進推動了當時蔗糖生產的發展。
　　1926年我國著名農學家丁穎在廣州東郊犀牛尾的沼澤地發現野生水稻。1933年他發表了論文《廣東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種》，論證了我國是栽培稻種的原產地。
　　地質學　1927年廣州成立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朱家驊。該所成立後，對香港、西沙群島、西江沿岸、北江沿岸、東江沿岸以及部分縣進行地質調查。至撈國建政前，完成兩廣地質初查面積4／5。這些調查除劃分地層時代、地殼運動分期和岩漿活動分期外，還發現不少礦產資源。通過這些調查，出版年報8冊、特刊15冊、古生物志3冊、臨時報告29冊，發表有關廣東地質論文36篇。
　　生物學　1924年廣東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設有生物系和農林植物研究所，分別由辛樹幟、陳煥鏞教授主持有關研究。他們組織隊伍到海南島、廣西大瑤山、廣東瑤山等地採集珍稀動物和植物標本，建立了兩個標本室。與此同時，嶺南大學成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兩廣和鄰近省份及越南等地開展植物調查。尤其是莫古禮(Meclure)的竹類調查研究，發掘了很多鮮為人知的區系；他們還建立了竹類標本園和植物標本室。30年代，中山大學羅宗洛教授的植物營養生理研究、朱冼和張作人教授的實驗動物學研究都處於全國先進水平。朱、張兩教授與羅廣庭教授的“自然發生說”的爭論當時聞名全國，對活躍廣東的學術氣氛，推動生物學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1937年嶺南大學的陳心陶教授在曲江發現了血吸蟲的中間宿主--釘螺，為我國防治血吸蟲病作出重大貢獻。
　　工業技術　1914年協同和機器廠根據一艘外商油輪柴油內燃機的圖樣，試製成功第一台70馬力的柴油內燃機，並安裝在內河客輪中，成為華南地區第一台國產柴油內燃機。
　　陳濟棠督粵時代的1933年8月至1936年1月，廣東先後建成6個新式蔗糖工廠(市頭糖廠、新造糖廠、順德糖廠、惠陽糖廠、揭陽糖廠和東莞糖廠)，其中在廣州的蔗糖廠有兩個。這些糖廠都以鍋爐和發電機為動力，壓榨設備採用人字紋壓碎機和三轆壓榨機，蒸發煮糖採用多效式低溫蒸發罐和真空煮糖罐，白糖的漂白方面採用雙亞硫酸法，原料糖採用石灰法。這些糖廠每日榨蔗能力共達7000噸，產糖能力共700噸，設備和技術都是我國當時最先進的。
　　1931年廣東省籌建省營造紙廠(後改名為廣州造紙廠)。該廠工程師陳丕揚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期間，曾對我國產量豐富的馬尾松可否作造紙原料的問題作過細緻研究，提出了肯定的見解，並在該學院的院刊發表了論文，這在當時屬於世界首創。1938年11月，該廠正式用馬尾松作原料產紙百餘噸，並將捲筒新聞紙樣本送報館試印，結果證明該種新聞紙拉力很好。該廠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用馬尾松作原料生產新聞紙的工廠。
　　醫學　傳染病學和寄生蟲學：廣州地區歷來流行天花、霍亂、肺結核、麻瘋病、傷寒、瘧疾等傳染病和蛔蟲、薑片蟲、華支睾吸蟲等寄生蟲病。1956年在東郊發掘出葬於明正德八年(1513)的工部尚書戴縉夫婦乾屍，在這兩具乾屍的糞塊中撿出華支睾吸蟲卵、薑片蟲卵、鞭蟲卵和蛔蟲卵，說明此4種寄生蟲在廣州至少有400多年歷史。19世紀中期起，一些外國和我國醫生、學者對廣州地區傳染病和寄生蟲病進行普遍調查研究(外國醫生嘉約翰于同治十二年首次報道有薑片蟲存在)。辛亥革命後，對此研究更進一步深入，我國朱師晦教授于1937～1938年在廣州陸軍總醫院調查留醫官兵和民眾，查出瘧疾1131例。陳超常醫生于1936年在廣州市立醫院檢查住院和門診病人2584人，查出有寄生蟲感染者1389人，感染率為53.75％，其中華支睾吸蟲占9％，薑片蟲占1.8％，鉤蟲占1.8％，蛔蟲占17.5％，鞭蟲占7.27％，阿米巴蟲占2.86％，還有肺吸蟲、日本血吸蟲、藍氏賈第鞭毛蟲等。徐錫藩於1937年對華支睾吸蟲第二中間宿主淡水魚進行調查，寫出報告達14種之多。陳心陶教授于1934年對該蟲的宿主作了調查，發現貓的感染率為80％，犬為44.2％。
　　眼科學：1914年柔濟醫院(現市第二人民醫院)已開設眼科門診並收住院病人。當時除診治一般眼疾外，還能進行摘除白內障等較先進的手術。
　　婦產科學：博濟醫院是廣州市開設婦產科最早之醫院。光緒元年該院首次以氯仿作麻醉劑施行剖腹切除卵巢囊腫術。光緒十八年又在我國首次進行剖宮手術。自1915年開始，柔濟醫院開展產鉗助產術、內倒轉術、臂位牽引助產術、毀胎術、乳腺癌切除術等。1918年曾為一病人切除重85磅的巨大卵巢囊腫。1934年該院梁毅文開展陰道後穹窿穿刺術確診異位妊娠內出血，率先採用自體腹腔血液回輸法；並應用在美國進修時取得的“輸尿管狹窄與痛經的關係”研究成果，用膀胱窺鏡術插入輸尿管導管擴輸尿管狹窄段治療痛經。1940年她又在國內率先使用巴氏染色法檢查癌細胞，開展宮頸脫落細胞塗片檢查，早期診斷婦科腫瘤。
　　外科學：宣統二年起，廣州柔濟、博濟等醫院開展乳腺切除、闌尾切除、痔瘡切除等手術，後又開展消化道穿孔修補、膀胱切開取石、截肢、胃癌胃部分切除、植皮、膽囊取石、膽囊切除、開胸、肋骨部分切除等較重大手術，在當時國內有較高水平。
　　五、撈國時期
　　(一)開創時期(1949～1958)
　　撈國建政後，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獲得蓬勃發展契機，廣州的科學技術事業也獲得迅速發展。研究機構由撈國建政初期唯一的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增至1958年的21個省屬以上研究機構，廣東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也於1958年在廣州成立。同年，廣州市成立7個科研機構(即冶金工業研究所、化學工業研究所、紡織工業研究所、輕工研究所、糧食科研所、計量測試所、工藝美術研究所)。廣州的自然科學技術人員由1952年的685人增至1957年的7278人。但在1958年“大躍進”、“反右傾”時期，不按科學規律辦事，出現了瞎指揮、浮誇風和急於求成等現象，以及全盤蘇化和盲目批判歐美學術思想等“左”的錯誤，使科學事業一度受到挫折。這一時期的主要科研成果有：
　　農業、畜牧業　廣東省水稻、花生品種資源的收集；水稻矮化育種取得突破；池塘家魚人工繁殖成功；桑蠶雜交育種成功；流溪河水電站建成。
　　工業　用甘蔗渣生產普通粘膠纖維成功；球墨鑄鐵熔煉成功；高密度聚乙烯試產成功。
　　基礎科學　《廣州植物志》出版；編制了廣東省地質圖件；赤眼蜂的繁殖利用研究獲得成果。
　　醫學　推廣卡介苗接種防治結核病；採取有效措施消滅市郊血吸蟲病。
　　(二)發展與調整時期(1959～1965)
　　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調整，科學技術工作也得到了調整。廣州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廣州市科學技術協會於1959年相繼成立。1961年6月，中央制定了《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對科技戰線各種“左”的思想進行了清理，對科技工作中的政策問題作了新的規定。1962年3月2日，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激發了廣大科技人員的愛國熱情和工作積極性。雖然當時廣東省一部分科研機構遷往湖北省，但在廣州的省屬以上科研機構仍然增加了19個。至1965年廣州共有科技人員1.31萬人，廣州市屬科研機構也增加9個(即機電工業研究所、農業科學研究所、農業機械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建築科學研究所、建材工業研究所、皮革工業研究所、消防科學研究所、服裝研究所)。這一時期廣州重要科研成果有：
　　農業、畜牧業　甘蔗開花雜交育種成功後的栽培技術改革獲得成功，大面積地提高產量10％～30％；花生雜交育種成功，達到增產16％～24％的效果；研製成功鴨瘟疫苗。
　　工業　半導體收音機和三極管、電解電容器投產；開始生產不銹鋼；研製聚氯乙烯成功；研製富強纖維成功。
　　基礎科學　對廣東植物區系的組織和起源的研究取得新成果；對廣東省寄生蟲的研究獲得重要成果。
　　醫學　斷臂、斷指、斷肢再植手術成功；成份輸血獲得成功。
　　(三)十年動亂時期(1966～1976)
　　1966年開始的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受到嚴重破壞。廣州的科學技術工作也處於癱瘓狀態，絕大部分科研機構停止活動，廣大科技人員受迫害，下放到農村勞動，1972年以後才逐漸恢復科研工作。這一時期，廣大科技人員及幹部自覺抵制“四人幫”的干擾，努力進行科學研究，仍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
　　農業、畜牧業　水稻雜交優勢育種技術在生產中大面積推廣；開展畜禽品種資源調查；豬、牛雜交改良成功，並獲得大規模推廣。
　　工業　研製16毫米電影放影機成功；彩色電視發射機組研製成功；無氰鍍鋅研究成功。
　　高、新科學　固體激光器和氣體激光器研製成功；昆蟲保幼激素類似物合成成功；聚乙烯高效催化劑研製成功；利用白僵菌防治松毛蟲試驗成功。
　　醫學　開展大規模心血管防治工作；轉移因子研製成功；應用激光治療腫瘤取得效果。
　　(四)改革開放時期(1978～1990)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我國迎來了科學技術的春天。1978年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標誌著我國科學技術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廣州不失時機地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事業，恢復了省、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重建新建一批科研機構，省、市科學技術協會和各種專門學會也重新開展工作。至1990年廣州有市屬以上科研機構164個，其中國家部門駐穗的科研機構31個，省屬科研機構66個，市屬科研機構67個。此外，私營、個體、民辦科研機構65個。廣州的科技人員至1990年增至16.68萬人，為1978年的2.4倍。1984年開始，廣州市根據中央決定進行科研體制改革，促進科研與生產密切結合。至1990年底止，在市屬67個科研機構中，已實行所長負責制或任期目標責任制的有60個，其中技術開髮型研究所實行承包制的有17個(占開髮型總數的60％)。進入企業或企業集團的有2個，已建有中試場地的有26個。科研單位創辦技術經濟實體共35個，其中與企業聯營的15個，獨資10個，中外合作10個。1986年廣州市開始實施“星火計劃”，至1990年底止，共有“星火計劃”項目103項。其中國家級項目38項，市級65項，項目總投資1.22億元，實現產值累計5.02億元，稅利1.04億元，創匯1077.33萬美元。通過驗收項目共37個，其中17項獲得省、國家的獎勵。1989年起實施“火炬計劃”，至1990年底止，廣州有國家、省和市級“火炬計劃”項目27個。其中國家級12個(省管2項、市管10項)；省、市級15個(省管8項、市管7項)。27個項目共投入資金7528.6萬元，其中市管17個項目共投入6509.6萬元。1987年8月市八屆人大常委會通過《廣州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綱要》，對廣州市今後科技發展作出方向性的規定。1988年4月，成立了廣州天河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該產業區由科技貿易園區和工業園地兩部分組成。科貿園主要為大專院校科研機構提供開發高新技術和科技企業從事技術交易、高新技術產品銷售、信息交流和技術服務的場所，產業區為開發高新技術產品、創辦高新技術企業提供用地和廠房。這一時期廣州地區主要科研成果有：
　　農業、畜牧業　引進西菜試驗種植獲得成功；引進、養殖水產新品種取得重大成績；有效地控制豬、牛傳染病；高產水稻品種“特青2號”育成；珠江口發現中國對蝦資源；草魚營養需要量和飼料配方研製成功。
　　工業、建築業　矽太陽能電池研製成功；熱處理技術不斷創新；釐米級電子液壓升降跳水台研製成功；殺螟腈、甲胺磷、乙醯甲胺磷、三氯殺蟲脂等殺蟲劑研製成功；聚苯硫醚研製成功；Ⅱ型高效塗層氮肥研製成功；三維捲曲纖維的開發研究取得明顯效果；R6紙版電池生產線研製成功；波紋面餅生產線研製成功；2萬瓶／時啤酒瓶裝生產線研製成功；“益樂寶”乳酸菌飲料研製成功；“青蒿素”、“毛冬青甲素”、“WFB－ⅡB增強型體外反搏裝置”等多項醫藥、醫療器械獲國家、省級獎勵；廣州白天鵝現代化大型旅遊賓館、廣州天河體育中心、中國大酒店現代化大型旅遊賓館等多項建築物獲國家、省級獎勵。
　　高、新科學技術　高分子化學灌漿材料研製成功；碳纖維及其複合材料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麻纖維變性研究獲得顯著成果；高溫超導材料研究獲得顯著成果；引力波探測器及其天線系統研製成功；基因工程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半導體材料的研製取得多項成果；絮凝技術、離子交換技術、反滲透技術、過濾大口井淨化水技術等多項治理廢水技術取得明顯效果；電子計算機的研製和應用取得多項成果；應用航空遙感技術綜合調查取得顯著成果。
　　醫學　肝炎、肺癌、精神病、華支睾吸蟲普查取得豐富資料；體外受精成功；救治大面積燒傷成功；對慢性支氣管炎的診斷和治療取得顯著效果；干擾素研製成功；創立診斷肝癌的甲胎蛋白酶標電泳測定法；創立單克降試製一步法診斷乙型肝炎ELISA技術；鼻咽癌“七五”攻關課題部分成果通過鑒定。
　　近年來，市政府實施對重大發明創造者給予重獎的政策，調動了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科技事業得到長足的發展。

粵嚟粵掂

公用事業志

廣州最早的城內客運交通工具有肩輿（轎)和橫水渡（小艇)。清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開始有人力手拉車；隨後增埗自來水廠於光緒三十四年建成向居民供水，這是廣州公用事業的萌芽。
　　中華民國４年（１９１５)，汽車最先以出租車形式進入客運交通行列。中華民國９年，市區開始有定線行駛的搭客汽車營運。同年，廣州公用局成立，管轄自來水、客運車船、電力、電話等城市公用事業。中華民國１０年，客運機動渡輪投入營運，其時渡江交通共有４條航線。
　　中華民國１８～２５年期間，廣州地區社會較為安定，公用事業有所發展。其間，建成東山水廠，緩解了東山一帶用水緊張狀況；建成海珠橋，貫通了廣州南北市區交通，促進了搭客汽車業務發展。中華民國２２年，從東山到黃沙、荔灣，從河北市區到河南市區長途汽車運營線路共有１３條，有汽車１０２輛。到中華民國２４年，汽車增至１１７輛。中華民國２５年１月，長途汽車改稱公共汽車。
　　中華民國２７～３４年，日軍侵佔廣州期間，自來水由日軍控制，後交由“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廣東分店”接管經營，全市用戶不到２萬戶，供水設施遭到破壞與掠奪。公共汽車也由日本人控制經營。中華民國３１年全市公共汽車有４０～５０輛，全部是日產汽車。後因汽油供應緊張以及抽調車輛運送軍火等，中華民國３２年８月，公共汽車停駛。渡江交通全靠橫水渡劃渡。
　　抗戰勝利後，廣州物價飛漲，百業凋零，公用事業更是每況愈下。中華民國３５年１月，廣州煤荒嚴重，影響水電供應，出現缺水現象。中華民國３６年２月，行駛市內的２６１輛公共汽車因汽油漲價而停駛８０多輛，後改燒木炭維持營運。人力三輪客車成為市內主要的代步工具。
　　至撈國建政前夕，除自來水事業屬官辦外，公共交通純屬私營，經營規模小，原（燃)材料以及各種設備均依賴進口。自來水供水範圍僅１８.７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１４萬立方米，自來水濁度在２０度以下，漏水率占供水量６６.１％。公共汽車有２１１輛，行駛１６條線路，總長度為１４７.７公里。有出租汽車４０多輛，人力三輪客車６７８２輛。渡江交通方面，有簡陋木質機動船２１艘，航線１２條。
　　撈國建政後，廣州公用事業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
　　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７年，是廣州公用事業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時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１日廣州市公用局成立後，加強了對公用事業的管理，同時大力修復原有自來水和公共交通設備，改善供水和公交服務狀況。到１９５７年末，自來水日供水能力２１萬立方米，年售水量３２１６萬立方米，自來水管道長度７０４公里。全市有公共汽車２７５輛，渡輪２７艘，人力三輪客車６１０９輛。公共交通年客運量２.０３億人次。１９５６年冬建立廣州市小汽車公司。無軌電車開始籌建。隨著城市建制的調整，１９５５年撤銷市公用局，電力、自來水、公共交通分別歸廣東電業局、廣州市工業局（後廣州市建設局)、廣州市交通運輸管理局管轄。
　　二、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是廣州公用事業建設發展較快時期。這一時期，自來水事業除改造西村水廠外，還建成了白鶴洞、員村、黃埔、河南、車陂等水廠。１９５８年，成立新的廣州市公共汽車公司，統一經營全市公共汽車。同年，增加了從化、花縣的公共客運業務。全市第一條無軌電車線路於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開通。１９６３年，廣州市汽車修配廠裝造的鋼架鐵皮越秀牌大客車投入營運，公共汽車從此改容換貌。輪渡行業開始自造新船，發展航線。到１９６５年末，自來水日供水能力６８萬立方米，年售水量１３１１８萬立方米，自來水管道長度１１３８公里，比１９５７年分別增長２.２倍、３.０８倍和０.６２倍。全市有公共汽車３９１輛，渡輪４３艘，比１９５７年分別增長４２％和５９％，無軌電車發展至３４輛，還有人力三輪客車２４５１輛。公共交通年客運量３.３４億人次，比１９５７年增長６４％。但公共汽車仍然不足，從１９５８年起徵調社會車輛支援。
　　三、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是廣州公用事業曲折發展時期。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自來水和公共交通事業受到衝擊，建設停滯，生產不正常，服務質量下降。從１９７０年起，情況逐步好轉。在經濟建設遭受挫折的情況下，廣州公用事業仍然取得一定的發展。在此期間，建成江村、石溪、新塘三間自來水廠。到１９７８年末，全市自來水日供水能力達１７７萬立方米，年售水量４１９０３.９萬立方米，自來水管長度１８０１公里，比１９６５年分別增長１.６倍、２.２倍、０.５８倍。公共汽車增加到８２３輛，渡輪增至５３艘，無軌電車發展到８５輛，比１９６５年分別增長１.１倍、０.２３倍、１.５倍。全市有出租汽車２２３輛，還有機動三輪客車３２５輛，人力三輪客車１２４輛。公共交通年客運量７.５６８億人次，比１９６５年增加１.２７倍。城市煤氣１９７６年正式開戶供氣。１９７８年液化石油氣銷售量為４９８噸，全市有用戶６０７８戶，氣化率１.１３％。
　　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廣州公用事業服務範圍擴大，服務水平提高，成績顯著。但是，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公用事業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失調，增長速度跟不上持續增長的客觀需求。如自來水從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１０年共上繳利潤為８０８３萬元，而同期國家基建投資僅為２４８２萬元，因投入不足，供水工程建設受到影響，服務水壓下降。１９６６年以前，市區服務水壓合格率達９９.５％，到１９７６年下降至５６％。公共交通方面，運力與運量的矛盾突出，結構單一，只有號碼線路的公共汽（電)車。城市煤氣沒有生產基地，受氣源制約，發展用戶緩慢。加上過去２９年廣州城市發展很快，全市人口至１９７８年較１９４９年增加一倍，“用水難”、“乘車難”、“用氣難”等問題相繼出現，引起社會各方關注。如何解決好這些問題，成為廣州公用事業面臨的重大任務。
　　四、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是廣州公用事業管理發生深刻變革，發展速度和服務水平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一時期，廣州公用事業出現了六大轉變：１.公用企業由行政機構直接管理向企業自主經營轉變，管理方式由直接控制轉變為間接調控，增強了企業活力，調動了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得到發展。２.公用事業所有制結構（自來水除外)，由單一的公有製成分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方向轉變，調動起社會辦公用事業的積極性，公用事業市場日益繁榮。３.建設資金來源渠道由單一的國家投資向以國家為主、多渠道籌措資金方向轉變，加快了公用事業建設步伐，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４.企業內部分配方式逐步由吃“大鍋飯”向能體現按勞分配的責、權、利相結合的分配形式轉變，發揮和增強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責任感，職工收入逐年增加。５.公用事業價格逐步由福利型向按價值規律辦事轉變，企業經濟狀況逐步改善，自我發展能力有所加強。６.由以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向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管理公用事業轉變。改革開放後，結合新時期公用事業的特點，先後頒發了一系列管理法規、規章，使公用事業管理逐步走上法治軌道。
　　到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公用事業局系統有固定資產原值６.０３億元，職工４４６２６人。自來水日供水能力達２６０萬立方米，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４７％，在全國十大城市中僅次於上海居第二位。自來水管道總長２９４７公里，增長６４％。市區平均每人每天用水量達４１８.５升，居國內十大城市之冠。公共交通開拓了多層次的服務業務供市民選擇。投入營運的公共汽車１７９６輛，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１.１８倍，無軌電車１０６輛，增長２５％；輪渡５８艘，增長０.９％；出租汽車有１０００６輛，增長２９.７９倍。公共交通年客運量１０.０２４億人次，增長３２％。其中出租汽車客運量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７８萬人次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２３９萬人次，增加了７１.８倍。供氣方面，到１９９０年末，液化石油氣儲能力５８００萬立方米，比１９７８年增長７１.５倍；售氣量達５２２０４噸，增加１０３.８倍；有居民家庭用戶３０５３５２戶，增加４９.２倍；氣化率４０.９％。廣州公用事業的發展，為城市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提供了較好的條件，為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
　　但從總體看，廣州公用事業改革還欠配套，許多改革措施有待進一步落實。此外，還存在資金不足，自來水供求矛盾日趨突出，公共汽（電)車萬人擁有率和煤氣氣化率與國家要求相比還有差距，站場設施不夠完善等不少困難和問題。隨著廣州經濟迅速發展，公用事業的市場將更加興旺。只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和對策，廣州公用事業就一定能繼續開拓前進，取得更大的成績。

粵嚟粵掂

園林綠化志

廣州的園林，始自２１００多年前的南越國宮苑園林。到南漢時達到全盛，有宮殿２６個，苑圃８處。到清朝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１），僅留下少數遺跡，如西湖藥洲、越王台、流花橋、甘泉苑等，而寺廟園林則有所發展，到晚清仍有２０多處，其中有白雲山十大叢林、市內八大叢林，私家園林也興盛起來，有記載的達６０餘處。宗教和社會上層人士的提倡，對發展園林，保護山林樹木、名勝古跡，起到一定作用。晚清時，白雲山和石門風景區已有一定的建設。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香花（茉莉等）成為熏茶的原料，民間用花日漸增加，種植花卉成為一個行業。清光緒年間，盆栽、盆景、供花已日趨普及，逐步形成除夕花市的習俗。清宣統二年（１９１０）出現了兩廣總督岑春煊題名的城郊黃埔公園（今黃埔區長洲鎮內）。
　　中華民國元年（１９１２），孫中山倡導植樹造林，帶頭在黃花崗手植馬尾松４株（今仍存活１株）。中華民國７年，孫中山倡議在城內籌建第一公園（今人民公園），並把清明節定為植樹節。後由於政局迭變，連年戰爭，植樹造林徒有形式。中華民國２７年，日本侵略軍侵佔廣州，園林綠化、風景名勝和文物古跡遭受嚴重破壞。中華民國期間城市園林綠化始有規劃，興辦了中山苗圃，在白雲山創辦了模範林場，城區籌建了觀音山、漢民、中央和黃花崗等一些規模不大的公園。到１９４９年撈國建政時，廣州只有上述４個較完整的公園以及設施簡陋的淨慧、東山等小公園，面積共３２.６公頃；行道樹５２００株，品種１０多個。生活居住區除沙面租界和東山地區的達官、新貴住宅及西關的富紳宅院有些花草樹木和園林建築外，其餘是社壇、神廟等的風水樹，白雲山風景區也樹木不多，近郊山頭大多已成荒山禿嶺，城市綠化覆蓋率僅１.５６％，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僅０.２９６平方米。由於貿易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商旅增加，園林酒家、茶座逐步興起，如文園、南園、西園等頗有特色。同時，由於民間婚喪喜慶和工業用花量日增，花田逐步由河南向芳村等地擴展，品種不斷增加，家庭盆栽有所發展。
　　撈國建政後，城市園林綠化以規劃為龍頭，走群眾辦綠、科技興綠和以法治綠的道路。首先建立機構，廣造輿論，普及綠化科學知識，組織、發動群眾參加園林綠化建設；進而制訂保護法規，開展花事活動，逐步形成點、線、面的園林綠化系統，然後以大環境綠化為中心全面發展，不斷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寓教育於參觀遊覽、藝術享受之中，潛移默化地提高人的素質、情操，為發展旅遊事業創造條件。
　　撈國建政初期，園林綠化工作由廣州市工務局主管，設園林科負責。首先著眼保護。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市政府頒佈了《關於保護森林禁止濫行採伐林木的規定》，隨後著手修葺鎮海樓、中山紀念堂等名勝古跡，整理和擴大越秀、中央（今人民公園）、海幢等公園，開辦石牌苗圃。繼而以工賑的形式，以直播為主組織造林，消滅荒山，綠化白雲山風景區；建成三元里平英和沙面反帝兩座紀念碑，開闢沙面公園，在越秀公園建設植物標本園。１９５０年首次在槳欄路舉辦了除夕花市，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在中央公園舉辦了第一個菊花展覽。
　　１９５６年３月，撈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發出“綠化祖國”的號召，廣州市政府率先成立綠化工作委員會，結合整治環境衛生，消滅戰爭災痕，制定了園林綠化佈局規劃。貫徹園林綠化為生產、人民生活服務的方針，組織群眾性綠化活動，在撈共廣州市委、市政府聯合制定的《關於貫徹執行撈共廣東省委綠化工作指示的具體計劃》中規定：全市人民除生產工人外，每人每年在綠化季節最少參加一天綠化義務勞動，具體任務由市綠委辦公室安排。１９５６年參加義務植樹勞動人數超過１００萬人次。是年，成立廣州市園林管理處，在繼續提高公園管理水平的基礎上，新建了廣州文化公園、動物園、烈士陵園。越秀公園、文化公園舉辦了第一次較具規模的菊花展覽。１９５７年中，全市公園開始收門票，同年９月市政府頒佈《廣州市保護綠化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全市公私樹木的砍伐、移植，要報市綠委批准，砍一株，最少補種三株，並保證成活。是年，市政府批准成立白雲山管理處，加強風景區的建設、管理。１９５８年５月，廣州市二次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綠化荒山”、“綠化廣州”的決議，提出了“整頓長堤，路樹成蔭，樓滿花果，綠化廣州”的具體要求，並規劃將白雲山建設成為花果山、生產山、遊覽山。隨即組織開挖東山、荔灣、流花人工湖及營造麓湖水庫的義務勞動，籌建曉港公園；同時制訂貫徹國家提出的園林綠化結合生產的方案，園湖養魚，廣種果樹、竹、茶、葵及其他經濟作物；並成立市花木公司，調控花木市場，組織出口；積極開展群眾綠化活動，湧現出金花街、南華西街等衛生綠化標兵街。翌年末基本建成東山湖、流花湖公園和動物園。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國家出現經濟暫時困難，園林綠化受到一定影響。為促進綠化事業的發展，１９６３年３月，廣州市政府召開綠化總結表彰和動員大會及各類型綠化現場會，成立群眾性的學術團體廣東園林學會，交流、普及園林理論和科學知識，為政府當好參謀。同時，市政府撥出專款，建設蘿崗、石門風景區；在新區和工業區，建設東郊、曉港、黃埔海員和蟹山等公園；在城區建成西苑盆景園、蘭圃等專業性公園，建成花鳥樂園、海珠花園、礦泉別墅、友誼劇院，建成聽雨軒、南園和數紅閣等園林式酒家；開闢陵園前英雄廣場，在海珠廣場樹立撈兵攻陷廣州紀念像，在農林下路、紀念堂西路種植白玉蘭培造香花路；營造以白雲山為中心，向東延伸經元崗、火爐山至大田山的防風林帶。與此同時，普及單位庭院綠化，開展花事活動。１９６５年１月成立廣州市園林管理局，進一步加強城市園林綠化的管理和建設。到１９６６年末，全市共有公園１８個，面積６７２公頃，年進園遊覽者達３４００多萬人次；綠化廣場４個，風景區３個，園林專業苗圃面積１４０多公頃；花壇綠島近２０個，城市綠化覆蓋率２７.３％，居全國大城市第二位。特別是山莊旅社、雙溪別墅、礦泉客舍、南園酒家、友誼劇院、蘭圃、西苑和花鳥樂園等的建成，創出廣州園林的新格調。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廣州園林綠化遭嚴重破壞。花卉、樹木品種大量丟失，園林綠地被征占１１１０.７公頃，其中白雲山風景區被征占９３７.４公頃，公園被征占１１３.３多公頃，專業苗地減少６０多公頃。黃埔海員公園整個被農民佔用，並以備戰需要為由，處理掉６０多萬株苗木，改種藥材穿心蓮，倒大糞入公園湖內養魚，草坪荒廢或改種番薯，砍樹木開□木廠等等。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廣州園林綠化事業得到復蘇。市政府召開全市綠化科研會議，闡明綠化在保持城市生態良性循環中的重大作用，增強人們的綠化意識。同時，委託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對行道樹、抗性樹種、耐蔭植物、草坪和藤本植物的品種進行科學篩選，開展全市鳥類資源調查，開展建立招鳥點等課題研究。按照１９８０年的全市園林綠化普查資料，重新修訂城市綠化系統規劃，並把它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報國務院審批。１９８１年３月９日，市長梁靈光代表撈共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和政府宣佈把廣州市建成名副其實的花城的決定。同年，市政府決定把廣州市綠委調整為廣州地區綠委，擴充建制。認真總結過去城市園林綠化工作的經驗，貫徹立體綠化的工作方針，深入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廣種植被，零星裸露土地廣種綠色植物，推廣垂直綠化，多種藤本植物，並提倡家庭種花，形成從平面到立體、從室外到室內的綠化體系。１９８４年，廣州被評為全國義務植樹先進城市。
　　１９８５年，撈共廣州市委提出３年美化廣州的階段性奮鬥目標，深入發動群眾，成立各級園林綠化學術團體，設置綠化監察員，發展紅領巾綠化近衛軍等組織。廣泛開展“以花為媒”活動，選市花、市鳥，再評羊城新八景，花市評靚花，舉辦“四季名花國慶開”、“羊城遊”等大型展覽；公園開展綠化造景、點景；街道評選優秀小景；中學建設生物園進行評比。迎春花會、秋菊展覽在公園和機關、街道、單位一齊展出，成為群眾性活動。１９８７年組織１５０萬盆鮮花迎接全國第六屆運動會在廣州召開，並組織省內外、國內外花事展覽，如大型的四川自貢燈展，全國蘭花展，穗湘、穗港澳和日、台以及荷蘭等地花卉、盆景的展出；廣州市還組織花卉、盆景等到新加坡、香港、聯邦德國等國家和地區展出，獲得獎勵和良好聲譽。與此同時，風景區的文化娛樂項目和景點迅速增加，白雲山風景區建成全國第一條單循環、自動抱索的吊艙式登山遊覽索道和全國最大的可進入鳥籠—“鳴春穀”，營造山花爛漫一條線；新建了猛苑、飛禽大觀、園中院、漢城、聚芳園、星海園、浮丘、囝囡天地和五羊仙城等３０多處景色別致的園中園。城鄉增加各種雕塑上百座；新建和恢復市、區、鎮、村公園１４個，街道小遊園２０９個和綠化景點１９００多處；行道樹、林帶樹達５６萬株。此外，還有兩個自然保護區。經廣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市政府公佈了《廣州市城市綠化管理規定》和《廣州市公園管理規定》，市政府批准了《廣州市紅棉種植規劃》、《八年綠化廣州市的標準和措施》、《廣州市城郊型林業規劃》等一系列規章、方案，促進花城的建設。１９８７年，廣州被評為全國綠化先進城市。１９８９年，全市基本消滅荒山。１９９０年，市政府提出整頓城市十大進出口綠化水平方案，促進全市如期實現綠化達標，此期間用於園林綠化的基建投資近億元。
　　１９９０年末，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綠化達標的６２２個；花園式單位２７４個；綠化達標行政街４５條；義務植樹先進單位１９２個。全市綠化覆蓋率增至２４.５７％，為撈國建政前夕的１５.７５倍；公園２８個，面積１０２６公頃，為撈國建政前夕的２９.３２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３.９平方米，為撈國建政前夕的１３.１８倍。湧現出一批高水平的園林建設作品，如廣州文化公園的“園中院”、白天鵝賓館的“故鄉水”和花園酒店的“天涯若比鄰”等建設，展現了嶺南園林的新思路、新水平。代表國家參加慕尼黑國際園藝展的“芳華園”，把中國古典園林融入廣州園林，獲得兩枚大金獎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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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志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前後，廣州拓展城區，發展工業、交通和商業。中華民國７年（１９１８)，開始拆城垣建馬路。中華民國１１年，市區內的城牆全部拆完，大片興建商店民居，手工業在西關整片形成，制膠、電鍍和提煉煤油等新興工業也在市區發展。至中華民國１９年，全市有工廠１０９家，其中橡膠廠１３家，電鍍廠２０余家，土法提煉煤油工場３０餘家。３０年代初，西村工業區已稍具規模，建成士敏土廠（即水泥廠)、硫酸廠、飲料廠、電力廠等一批現代工業。中華民國２４年，全市工業企業發展到５００間。據當時市政文件及《廣州中華民國日報》披露，由於城建規劃和工業佈局不合理，“店戶工業雜處不分”，使城區“人煙稠密，空氣混濁”；工廠和手工業作坊“或機器聲浪噪雜，或煤炭灰屑飛揚，或臭氣薰蒸，穢水橫流”，“所建煙囪，複低及簷頭，每每煤煙透出，散播各商店住戶”。五仙門發電廠煙道日夜噴放煤煙，污染附近居民及來往行人衣物；西村硫酸廠曾因接觸反應塔溫度不夠強行開機，發生大量二氧化硫外溢事故，鄰近的樹林葉子隨即枯黃；東山泰來等灰窯燒蠔殼，臭氣逼人；小北、南關、西關及河南一帶數十家織布廠採用直接染料和硫化染料，污水直接排入下水道，並紛紛改用馬達牽引織機，廢水和噪聲污染嚴重，常被市民控告防礙安寧；設在居民稠密區的膠鞋、電鍍、煤油和機械等企業常因污染與市民發生糾紛，相纏到公安分局調處。
　　三四十年代，市政府或主管部門先後制定了取締制煉油廠、取締工廠煙囪、制止汽車摻用油渣、限制燃放爆竹、限制噪音等有關環境保護的政令或法規。工務、公用、衛生、公安等部門結合市政管理分管有關改善環境的事宜。但因舊中國經濟不發達，加上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國內戰爭連年不斷，工業等污染危害沒有得到治理和控制，生態和生活環境日漸遭到破壞。
　　撈國建政後，廣州的環境保護事業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４０多年間環境污染及其防治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在過渡時期和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注意了綜合平衡和統籌兼顧，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全市有工業企業３３００多家，這是撈國建政後大規模發展工業的開始。隨著工業企業的增多，污染源也在增多。這一時期，還沒有明確的環境保護目標，但進行了許多有利於環境保護的建設，如興建公用設施，進行舊城改造，開展植樹造林及開挖四大人工湖，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疏通下水道，改善居民住宅條件等，較徹底地治理了一批環境髒、亂、差的區域。同時，工業與科研部門組織開展廢物綜合利用，衛生部門和工廠組織防治職業中毒，使生產和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
　　１９５８～１９８０年。前３年“大躍進”，經濟建設盲目追求高速度，不顧生態條件亂建工廠、街道企業尤其是簡陋的煉鐵、煉鋼爐，使環境質量惡化。１９６６年起又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城市規劃被打亂，自然環境特別是森林資源遭到嚴重破壞，後期又在居民稠密區、水源地和風景遊覽區建起一批污染型工廠企業，廢水、廢氣、廢渣和噪聲污染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１９７３年９月廣州市成立專職的環保機構，１０月召開全市第一次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從此展開有組織的環保工作。治理“三廢”以消煙除塵為突破口，“全面規劃，合理佈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保方針逐步貫徹落實。同年１１月，國務院批轉了《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對工業佈局、改善老城區環境等１０個方面的工作作出了政策規定。廣州市針對原有工業佈局不合理，工業戶數和工業總產值過半集中在舊市區的情況，按《規定》要求對工業佈局進行了調整，對污染源分批進行治理。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國家將廣州列為全國環境保護２０個重點城市之一及京、津、滬、沈、蘭、穗６個先行點之一。１９７９年９月起，實施《撈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廣州市的環保工作開始走上法制的軌道。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治理污染投資３０００多萬元，完成重點治理項目１７８個，連同企業自行治理項目實際完成５１２項。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廣州市貫徹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國民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六五”期間（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工業內部結構得到進一步調整；“七五”期間（１９８６～１９９０)繼續深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發展為防治污染、改善環境提供了物質基礎，企業治理污染的能力和積極性顯著提高。這１０年中，國家頒佈了環境保護新方針、新政策，並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廣州通過貫徹“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環境保護戰略方針，運用預防為主、誰污染誰治理和強化環境管理三大政策，推動了環境保護工作全面發展。
　　首先，控制工業污染投資大幅度增加，並通過加強宏觀調控、結合技術改造、合理利用資源與能源、運用經濟手段等調控企業行為，使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六五”期間，老企業污染治理項目完成９０８項，投資９４８７萬元。“七五”期間完成２１８２項，投資３.５億元。水污染和大氣污染防治無論在規模、效果或處理技術上都有了重大進展。對位於居民稠密區、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的２００多間污染嚴重的工廠實行“關、停、並、轉、遷”，對３００個重點污染源實行了限期治理。企業技術改造工作走在全國前列，兩個五年計劃間企業用於技術改造的投資１４８億多元，引進和改造生產線２８７條，更新主要設備２萬多台（套)，結合技術改造防治污染取得了發展生產和減輕污染的雙重效果。電鍍、啤酒、紡織、噴塗等行業出現了全行業環境面貌改觀的新局面。經環保部門審理的市屬以上新污染控制建設項目４５３７項，用於防治新污染的資金近６億元，有效控制了新污染的發展。
　　第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用於與環境建設有關的基礎設施投入２４.７９億元，完成大批城市汙水處理、給水排水設施、煤氣與液化氣供給系統、集中供熱、垃圾處理、園林綠化、道路橋樑建設等項目，既改變了廣州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又改善了城市環境的面貌。如１９８５年建成廣州第一座垃圾衛生填埋場，１９８７年建成獵德糞便無害化處理廠和五羊邨汙水處理廠，１９８９年建成大坦沙汙水處理廠等。
　　第三，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闖出獨特新路。廣州從１９８９年起參加全國３２個城市的定量考核。各地一般的作法是層層簽署責任狀。廣州獨闢蹊徑，實行“高層次確認”，確定政府必須達到的環境質量指標與措施，然後將考核指標分年度，按地區、部門和單位分解下達給市政府各委辦、各主管局、總公司、直屬廠和各區縣。污染控制、環境建設指標得分和綜合得分，均進入全國前１０名。
　　第四，從多方面著手展開農業環境保護。除搞好鄉鎮建設規劃、指導鄉鎮工業控制污染外，還試辦和推廣生態農業，建立起１０個不同類型的生態農業示範點，辦起家庭“五小園”（五小園：指小果園、小杉園、小竹園、小茶園、小藥園。）１３００多個，並在從化溫泉建立起廣州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在郊區建立了一批無公害蔬菜基地。
　　此外，在環境管理、科研、監測等方面也不斷取得新進展。環境管理方面，形成各級政府與環委會、各級環保部門、企業事業單位、鄉鎮與街道等基層單位四級管理體制，先後制訂了大氣、水源、噪聲及新污染控制等一批環保法規和行政規章。環保部門及工業主管、城市管理、工商管理、海監、公安等部門各負其責，依法強化環境監督管理。環境監測方面，由廣州市環境監測中心站和６３個基層監測站組成全市監測網絡，每年取得大氣監測數據１０多萬個，水質監測數據１萬個以上，充分發揮了環境保護的耳目作用。環境科研方面，在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領域做出了不少成績。廣州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環境科學學會與各系統、部門３０多個環保科研機構，圍繞各時期環境保護中心任務立題，１０年間防治污染的主要科研成果有２００多項。環境教育方面，利用社會輿論陣地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廣泛宣傳環境保護，並在各類學校、培訓班開展環境教育，使公眾的環境意識有了明顯提高，各行各業湧現出一批熱心環保、支持環保的人士。
　　廣州的環保事業，在８０年代開始走上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軌道。１９８５年工業總產值比１９８０年增長８２.８７％，平均每年遞增１２.８３％，而工業廢水年排放量卻從４.０８億噸下降到３.８７億噸；萬元工業產值廢水排放量減少了４０％。水環境中的重金屬污染得到基本控制，廢水中汞、六價鉻、鉛分別減少了９８.７％、９０.５％和９８.５％，基本達到地面水一級標準的要求。酚、氰、石油類也明顯減少，達到地面水二級標準。１９９０年，全市工業企業發展到４２７３家，產值比１９８５年增長８４.７８％，比１９８０增長２.３８倍；耗煤量４９０萬噸，比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０年增加３１％和４６％，而市區每月每平方公里的降塵量，卻從１０年前的１５.９４噸、５年前的１２.６６噸，下降為９.５６噸。大氣煤煙型污染基本得到控制，二氧化硫濃度基本穩定。廣州河段多年來持續上升的有機化合物污染也開始得到控制，原超標最嚴重的氨氮降低了３９.２４％。
　　１９９０年，廣州市政府進一步組織各方面力量全面實施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開展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在環境質量、污染控制、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有新的進展。環境建設和污染防治投資共８.６９億元，相當於“六五”期間投資總和的１.５倍。其中２.０６億元用於完成老污染源治理、污染擾民企業限期治理和新污染控制項目共８３２項。綜合整治工程取得較好的環境效益，環境質量繼續得到改善，大氣二氧化硫指標繼續穩定，珠江廣州河段水環境的重金屬和一類有害物質控制已符合國家標準。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從上年的５９.４分升到６２.８分，在全國大城市居第七位。１９９１年躍居第二名，並獲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全國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十佳城市”稱號。
　　廣州地區的環境綜合質量雖逐步提高，但面臨的環保形勢仍十分嚴峻。歷史欠帳較多，污染控制能力尚較薄弱。交通和社會生活引起的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１９９０年全市有機動車３２萬輛，比１９８０年增長９.７倍，雖全面開展排氣檢測、監控和交通管理多年，但亦未能控制汽車尾氣與交通噪聲污染。城市汙水處理能力也跟不上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的速度。防治污染，保護城鄉生態環境仍要做大量工作，仍需繼續強化環境管理，配套完善各項政策措施，增加污染源治理和公用設施建設投入，確保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把廣州建設成為環境清潔、舒適、優美的國際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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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志

廣州環境衛生管理工作，從清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有政府行政管理以來，已有８０多年的歷史。
　　撈國建政前，由於戰亂不斷，社會不安定，經濟落後，城市環境衛生惡劣，疾病叢生。其時廣州城市建設凋敝，環境衛生事業因經費奇缺，人力不足，設備簡陋，作業工具原始落後，全城內外垃圾堆積，街道污穢不堪，公廁蠅蛆遍地，糞尿橫流，奇臭難聞。直至撈國建政前夕，僅有環衛汽車１４輛，簡陋公廁１２１間和市民商戶捐建的為數不多的垃圾箱，年清理垃圾只有８.９４萬噸。
　　撈國建政後，人民政府把環境衛生事業擺在重要位置，確立了為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服務的方針，按全面規劃、合理佈局、依靠群眾、清潔城市、化害為利、造福人民的原則，加強了管理，環境衛生事業在城市建設中有了很大的發展，使廣州市的市容環境衛生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自１９５０年起，市人民政府加強了環境衛生管理，取締糞商經營糞便，實行糞便統一清運；廢除破爛淩亂影響市容環境衛生的垃圾箱；改旱廁為水沖廁和增建公廁；開展群眾性清潔運動，清除垃圾，疏通溝渠，填平積水窪地；整治環境，平整街道；建立環衛專業管理機構及必要的管理規章制度；開展群眾性門前自掃、輪掃製作業等，取得明顯效果，至１９５２年初步改變了環境髒亂、管理混亂的局面。
　　１９５３年，隨著以整治環境衛生，除害滅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深入發展，全市街道衛生水平明顯提高，湧現出金花街等街道衛生的先進典型。是年以高溫高壓處理死禽畜代替掩埋，在全國首先實現了死禽畜無害化、資源化處理。１９５５年進行垃圾堆肥處理，並推行至近郊農村。與此同時，環衛機具有了發展，環衛車場改裝的高壓灑水車、水環真空吸糞車、自卸垃圾車相繼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工效。同時還製造一批垃圾拖卡、手推保潔垃圾車和手推糞車等環衛機具。各項環衛工作步入了正常軌道。
　　１９５８年受“大躍進”影響，全市公廁劃給市郊和鄰縣各公社的農民清理，入市積肥農民增至３萬余人，增加了公廁衛生管理難度，公廁和清糞衛生水平下降。在自掃輪掃制不落實、煤灰量激增的情況下，各行政街道組建民辦街道衛生服務隊（今環衛站），承擔本街轄內人行道和內街的清掃保潔和煤灰垃圾的清運，形成了街道一級環衛隊伍。其時各項環衛工作量大增。１９６２年末，全市環衛職工人數、煤灰垃圾清運量、糞便清運量，分別增加了３.３８倍、１.２３倍和２.１６倍，清掃面積比１９５０年增加３倍多，公廁和環衛車輛比１９４９年分別增長１.７５倍和３.７９倍。
　　為了改變積肥和公廁衛生狀況，１９６３年全市糞便實行統一清運管理。翌年成立廣州市環境衛生管理局，形成了市、區、街道三級環衛管理機構，加強了各項環境衛生的管理工作。同時，一些配套環衛設施、環衛車輛、機具也逐步發展起來，向垃圾收集、糞便清理車子化，運輸機械化的目標邁進了一大步。並在全市開展環衛專業隊伍和群眾監督相結合的、以衛生“六不六要”（參見第六章管理規章節）為主要內容的宣傳、監督、執罰活動，使“六不六要”家喻戶曉。逐步形成了以“講衛生為榮，不講衛生為恥”的社會新風尚，市容環境衛生水平顯著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環境衛生工作受到了嚴重干擾，環衛機構被撤並，管理人員下放農村勞動，管理規章制度遭破壞，垃圾堆積街頭，亂吐亂丟亂倒的不衛生行為隨處可見，清潔衛生的廣州城，變得一片髒亂。環衛專用車輛下放各區管理後，因失修失保嚴重，車輛完好率、出車率下降，加上調度不靈，使用不當，市區垃圾堆積，公廁糞便滿溢。１９７１年後，雖在衛生局內附設有環衛辦公室，有幾個人管理環境衛生，但仍無大的起色。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建設的發展，廣州環衛事業出現新面貌。１９７８年全市糞便清運達７８.６５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其時在全市開展了馬路、內街清掃保潔、垃圾清運、糞便清理、公廁管理、車輛管理等工種的流動紅旗競賽，提高了環境衛生的水平。１９８１年起採用密封垃圾桶作收集容器和相配套的側裝密封自卸垃圾運輸車，在晚間（下午六時後）直收直運垃圾，撤除了２０多個對環境污染較大的垃圾中轉場（站），消除了途中垃圾漏灑飛揚、污染道路的弊端，深受全國同行的好評。
　　１９８４年廣州市環境衛生系統開展爭當“優秀城市美容師”評比活動，次年開展“羊城環衛杯”競賽評比，按季、月、旬，實行三級檢評考核，年終總評，對獲獎者給予重獎，激發了全系統各單位和全體環衛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市容環境衛生水平顯著提高。隨後，又開展了“衛生公廁”評比活動，加速了公廁衛生的改善。１９８５年《經濟日報》全國十大城市公廁評比結果，廣州公廁衛生為一流水平。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廣州實施了馬路早上六時前沖洗普掃完，垃圾下午六時後開始清運的“雙六”作業制，使馬路洗掃作業和垃圾糞便清運作業，均在晚間進行，避開交通高峰期，並基本做到了垃圾日清，不堆積過夜，糞便計劃清理確保不滿溢。在管理上實施了作業質量標準化、管理經常化、檢查評比制度化。
　　環境衛生設施有很大改善。５０年代初改建簡陋旱廁為儲糞池水沖公廁，同時在空白區增建了一批水沖公廁，一改廣州公廁髒亂臭的舊貌，基本適應了當時群眾生活需要。１９５６年，先後建設廣州環衛機械設備廠、獵德糞便碼頭，並在全國率先建設了衛生處理廠，淨化了環境，控制了禽畜疫病的擴散和流行。同時還興建垃圾堆肥發酵室一批，進行垃圾堆肥實驗。６０年代初期為實施糞便統一管理，興建了糞便中轉池４４個，吸糞泵房３３個，擴建獵德糞便碼頭，新建了石溪糞便碼頭和東風西路環衛車隊停車場。７０年代又擴建石溪碼頭糞庫，興建白沙河大型糞便碼頭，建成水運糞便的集散基地。１９７８年開始，為解決內街公廁糞便的機械清運，先後鋪設了吸糞管道２００多條。
　　從１９８０年起，因化肥增加所致，廣州垃圾糞便消納出路出現了困難。為解決糞便出路問題，市人民政府投入鉅資，將全市舊式儲糞池公廁，改建為雙層化糞池現代公廁，並接收改建了一批農民所建的積肥廁所，使廣州公廁面貌煥然一新，減輕了糞便消納的壓力，緩解了群眾上廁難的問題。１９８５年起為解決垃圾的消納出路，先後興建了老虎窿、大田山、李坑等三個垃圾衛生填埋場，１９８７年引進丹麥處理工藝建設全國第一間日處理４００噸糞便無害化處理廠，使廣州糞便管理進入了現代技術處理的新階段。
　　到１９９０年末，廣州市有環衛職工１２４７９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５.１倍，廣大環衛職工對保持和改善廣州的城市環境衛生作出了重大貢獻；清掃保潔面積２１１２萬平方米，比１９５２年增長１１.４倍；１９９０年清運垃圾１０５.２５萬噸，為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７７倍，擁有各種環衛車輛５５８輛，比撈國建政初期增加３９.９倍。基本實現了垃圾、糞便收集容器化，裝卸自動或半自動化，清運機械化，處理無害化。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全國城市衛生檢查評比，廣州被評為全國十佳城市之一。
　　環境衛生事業是一項涉及面很廣、關係到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體現城市建設與管理水平的事業。其發展，首先要靠投入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財、物作為基礎；其次要靠加強管理，不斷完善和發展環境衛生管理體系，並對群眾進行環境衛生的宣傳教育，破除舊觀念，樹立新風尚。撈國建政後，廣州環境衛生事業的進步，是上述兩個方面協調發展的結果。同時，環衛事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與這兩個方面相關。如經費不足，欠帳太多，環衛科研滯後，專業人才短缺，職工隊伍後繼乏人，缺乏經常的、有效的管理機制等，這些都阻礙著環衛事業的更大發展。為使環境衛生工作適應廣州作為國際大都市的要求，還要從這兩個方面作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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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油商業志

1990年底，廣州市（含番禺、花縣、從化、增城4縣）總人口達5942534人，其中農業人口2528674人，糧食定量人口3358762人。糧食總銷量（不含4縣）579559噸（貿易糧，下同），其中城鎮銷量533488噸，農業銷量46071噸。總耕地面積164635公頃，其中水稻田復種面積217445公頃，糧食總產量1172696噸，平均畝產360公斤，人平產量472公斤。
　　廣州市歷來是缺糧的城市，人口多，耕地少，產不足銷，自給率低。從明末、清朝到中華民國，每年所缺的糧食，均需由省內外輸入或進口“洋米”來補充。中華民國時期的糧食市場，從採購、販運到批發、零售均由私營糧商經營，糧價起跌無常。中華民國26年（1937）4月，國民政府一些顯要官員曾在廣州成立“華南米業股份有限公司”，壟斷整個廣州市糧食市場的糧源及糧價。
　　廣州淪陷後，廣州的糧食均由汪偽政府操縱，致使市場糧食匱乏，糧價飛漲，早晚不同。中華民國31年，廣州市汪偽政府實施“米糧配給制度”，並實行每週一天禁止市民食米，只准以雜糧充饑。中華民國32年遭遇特大旱情，糧價暴漲，餓殍載道。抗戰勝利後，糧食依然緊缺，饑饉陰影不消。中華民國35年春，更因天氣亢旱，春耕缺水，造成青黃不接，糧價一日數變，只升無降。中華民國37年，國共內戰節節勝利，國民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以致所發行的貨幣形同廢紙，金融動盪，糧價狂漲。
　　撈陷初期，由於私營糧商囤積糧食，投機倒把，炒買炒賣，高抬糧價，造成廣州糧食市場混亂。撈共廣州市政府貫徹撈共中央關於“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迅速建立國營糧食機構，通過採取從省內外組織大量糧食來市；在郊區開設收購站，收購農民餘糧；控制糧食批發市場；對市郊農村實行徵收農業稅，“查田評產、依率計征”及制定糧食購銷價格，大量拋售，調劑供求等一系列措施穩定糧價。1952年糧源絕大部分流向國家糧食部門，確立了國營糧食商業在市場的領導地位，安定了人民生活，保證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53年11月，市政府貫徹撈央政府政務院頒佈的《關於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實施糧食統購統銷，取締糧食自由市場，糧食的收購、批發等業務一概由國家糧食部門統一掌握和經營。對私營糧油工商業，由國家糧食部門通過委託代銷和代加工等形式，逐步加以改造。1955年對市區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工商行業，以及居民的用糧進行全面整頓。同年11月，對城鎮居民實行按人分等定量、憑證購糧的計劃供應辦法，對郊區農民則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1956年全市私營糧食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把糧油銷售、加工全面納入國家統一計劃管理和經營。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糧食銷量逐年增加，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平均年銷量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增加41.66％。1958年，在“大躍進”和“共產風”等“左”的影響下，廣州市曾有一段短暫時間取消了糧食憑證定量管理，敞開供應。當時，農村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造成糧食大量浪費，糧食銷量激增，供應緊張。只好又恢復憑證定量供應。1959～1962年經濟困難期間，市政府貫徹撈共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加強對糧食集中統一管理，並採取減少城市人口，壓縮行業用糧，降低居民口糧定量，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等措施，使糧食的供求矛盾逐漸趨向緩和。到1965年，糧食總產量達318605噸（含花縣、從化兩縣），糧食購銷情況好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為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年，實行糧食徵購基數“一定三年”不變。
　　1968～1970年，由於片面強調“以糧為綱”，對糧食估產過高，徵購過頭，農戶口糧缺口較大，導致1971年出現大量糧食返銷，糧食銷售失控。同年，將原來的糧食徵購基數“一定三年”改為“一定五年”不變。
　　1972年全市糧食減產，銷售增加，購銷相抵出現了缺口，不得不挖國家庫存。年底，貫徹國務院決定，實行“四統一”（統一徵購、統一銷售、統一調撥、統一庫存）的高度集中的糧食管理體制，加強糧食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州市在糧食安排上克服重重困難，各級糧食部門始終竭盡全力維持著糧食購、銷、調、存、加工各個環節的正常運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因基建戰線大上快上，用工人數激增。加上十年動亂期間上山下鄉的大批知識青年和落實政策人員回市，使廣州市人口急劇增長，糧食銷量持續上升，年平均銷售達266 550噸。糧食供應面臨新的壓力。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實施了一系列的發展農業政策，糧食連續幾年豐收，加上徵購基數作了幾次調整，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了統購價和超購價，國家收購糧食增多，儲備力量增強，銷售也逐步穩定，庫存充裕，糧食形勢出現了撈國建政以來最好時期。1985年中央決定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制，實行“倒三七”比例計價（即三成按統購價，七成按超購價）的收購辦法，同時調整糧油銷價，開放糧食市場，規定定購以外的糧食可以自由購銷。但1985年計劃糧食的銷售量卻大增，非農業糧食銷售471235噸，其中定量人口口糧331950噸，比1978年度的非農業糧食銷售401005噸，其中定量人口口糧銷售263775噸分別增長17.51％和25.85％。針對取消糧食統購後出現的新矛盾，廣州市根據中央的指示，在糧食流通實行“雙軌制”（牌議價並存），逐步減少統銷範圍，擴大議價銷售。
　　1988年4月1日開始，取消食油統購統銷，全部按議價敞開供應；同年5月1日全面提高糧食統銷價格。從第四季度起，由於流通渠道受阻，議價糧油貨源緊缺，價格急劇上漲，給廣州市議價糧轉為平價糧供應帶來了困難。1989年1月底，市區平價大米庫存不足一個月的供應量，對此，市人民政府採取進口大米，向產糧食省求援，要求市屬縣提前向市區調進1989年度糧食等措施，使廣州市糧食緊張的局勢得以緩解。
　　1989年春夏之交，受政治風波的影響，廣州市城區曾出現突發性排隊擠購糧食風潮，但由於糧食庫存較為充裕，無一糧店脫銷。從1990年秋糧收購開始，為穩定國家收購任務，根據中央的決定，將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制，原定購任務的數量、收購價格和“三掛鈎”的政策不變。
　　撈國建政後，國家對糧油一直實行統一調撥制度。廣州市所需的糧油，主要靠國家的計劃調撥，少量自行到省內外產糧區組織採購調劑，始終堅持全面安排，實現糧油收支平衡，確保軍需民食。
　　撈國建政前廣州只有少量糧倉，作軍政儲糧之用。撈國建政後，隨著糧食購銷業務的發展，廣州市的糧油倉庫從小到大，從租賃到自建逐步發展起來。至1990年廣州市區糧油倉容量達15萬多噸。但仍未能適應購銷調存業務發展的需要。
　　廣州市糧油加工業發展較早，在撈國建政前大米加工已較普遍，麵粉加工也已起步，但規模較小，設備簡陋，多是手工操作。撈國建政後，50年代初期仍然處於這一狀況。其後有所發展，至改革開放後，面貌有了根本改變。1980年以來，投放大量資金對舊企業進行更新廠房，改革工藝流程，引進較先進的糧油機械設備的系列改造。至1990年，廣州市區糧油工業企業共有17家（其中大米、麵粉、油脂、飼料、機械廠各1家，米麵製品廠12家），糧油、飼料、食品產品產量30.02萬噸，總產值30748萬元，創利潤3305萬元，成為保證廣州市糧油食品供應的重要加工生產基地。
　　糧食經營管理體制進行了改革。從1985年起，以廣州市糧油食品總公司一個口子對廣州市財政，實行財糧掛鈎、財務包乾、工商貿統算、超虧不補、節餘全留、一定三年不變政策。糧食部門內則實行“分灶吃飯”，層層分解包乾的目標管理體系和盈虧繳撥辦法，並實行廠長（經理）任期目標責任制，增強了企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和消化能力，全系統實現了虧損補貼減半的目標。
　　從1980年開始，積極開展多種經營，改變過去糧食部門的單一職能和只供應大米、麵粉、食油“老三樣”的狀況，使企業從單一分配型向經營型轉化，擴大了糧食部門的社會職能作用。1985～1990年多種經營利潤達10632.26萬元，對糧食部門平價經營虧損超包乾指標數，起到積極自我消化作用。國營糧食企業單一經營的局面已結束，取而代之是多種經營渠道，多種經濟成份並存，但國營糧食企業仍是糧油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和“蓄水池”。
　　翻開中國近代史，廣州市的糧政始終未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撈國建立後，廣州人民才結束了愁米貴、憂餓死的歷史；而改革開放後，主食品更是豐富多彩，可以隨意選購，已經從維持生命的必需轉變為生活享受的內容。
　　廣州市的糧食工作，在新的觀念、新的需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迎接新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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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食品商業志

廣州副食品主要是豬、牛、禽、蛋、菜等，在市場形成的初期，一般是城郊的生產者自行到墟市中擺賣，朝集暮散，日中為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者與販賣者逐漸分離，出現有固定店鋪的商號。在商品來源上，城郊生產已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而不斷向各縣擴展，這就逐漸形成了各類商品的主要產地，如生豬主要來自西江和廣州灣地區，家禽主要來自粵北和西江地區。由於需求的增加和商品來源的變化，產生了一些專業從事販運的行商，市內出現了專事代客買賣的行欄，從而形成了行商（從產區販運來市）、行欄（代行商將商品售與市內商號或攤販）、零售商（直接售與消費者）這樣一個副食品流通程序。直至20世紀50年代國家對私營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方始改變。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經營者不斷增多。為維護其自身的利益，經營者聯合起來組成行會。清光緒年間，廣州有“七十二行”之稱，其中屬副食品的行業就有酒米行、屠牛行、西豬欄行、菜欄行、白糖行、醬料行、海味行、南北行、酒行、煙葉行、煙絲行等。
　　中華民國初期，廣州副食品市場基本穩定，主要副食品價格上漲幅度不大。如以中華民國元年（1912）為100，中華民國16年豬肉為250、牛肉為320、雞項（未生過蛋的母雞）為209、雞蛋為188、白糖為191、冬菇為195、雙蒸酒為261。
　　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廣東經濟有很大發展。1934～1936年，廣東共建成6個糖廠，使進口白糖大為減少；至1935年底修築公路4000公里，有利於各地區間的物資交流；作為廣東的省會，廣州市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廣州的惠愛路（今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等地建成為商業中心區，各行各業的商店鱗次櫛比，並鼓勵攤販設欄，增設商業網點，使市場更加活躍。在這段時期，主要副食品價格有所下降。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廣州後，人口大量外流，一些大型企業紛紛外遷，煙廠倒閉，餅廠轉產，西豬欄毀於戰火，因戰爭影響，交通阻塞，副食品來源困難，副食品市場一片蕭條，消費水平大大下降。
　　抗日戰爭勝利後，廣州人口迅速增加，豬、牛、禽、蛋等行欄和傳統流通渠道相繼恢復。1948年開始增加了湖南生豬和廣西、貴州、海南等地菜牛來市，豐富了貨源，活躍了市場。同時一些國外商品如糖、煙、酒、罐頭餅乾等也大量湧進。
　　1946年開始出現了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以生豬為例，1949年1月比1946年5月上漲了11.5萬多倍。
　　撈國成立後，初期基本上延續撈國建政前副食品的商品流通渠道、流轉環節、經營方式，同時建立國營商業，專營或兼營副食商品。1950年建立了百貨公司，經營捲煙、食糖、餅乾、糖果、罐頭等；零售公司經營家禽、蛋品；土產出口公司經營牲豬、菜牛。1952年建立了專賣事業公司，並對酒類實行了專賣。
　　1950年初，工農業生產尚未恢復，國營商業處於初建階段，市場物價曾有較大的波動。如豬肉1月份市場平均零售價每500克上肉為0.508元，2月份則劇升為1.490元，3月份又升為1.60元，升幅達214.96％；牛肉1月份為0.352元，3月份則為1.510元，升幅330％。為了穩定市場，穩定物價，撈共廣州市政府採取了打擊金融投機買賣，禁止以外幣交易，以人民幣統一貨幣流通；加強商品的收購和調運，使國營和供銷社商業掌握重要商品的市場等措施。從4月份起價格開始回落，豬肉每500克降至1.070元，至12月份已降至0.867元。
　　1951年至1952年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副食品市場穩定、繁榮，主要副食品購銷量擴大。如豬肉和食糖的零售量1951年比1950年分別增加了36.7％和83.3％，1952年比1951年又增加了8.6％和118.18％。。
　　1953年開始，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3年11月，實行糧油統購統銷，國家掌握了副食品生產的主要原料和飼料。撈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後，為貫徹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實行了加工訂貨（糖果、餅乾）、包銷（捲煙、酒），國營商業和供銷社加強了對農副產品的收購和內部調撥。至1954年主要副食品已基本掌握在國營商業手中，私營批發商已全部停業，其從業人員由歸口國營公司安排適當工作。私營零售商已成為國營商業的經銷、代銷店，商品的組織和市場的安排由國家有計劃地進行。
　　1956年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廣州市副食品商業系統14個自然行業（不包括蔬菜）共761個私營企業實行了公私合營，3594戶小商販組成1487個合作商店（合作小組）。至此，副食品市場形成了『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私營商業基本上不存在，只有少量農民自產自銷的農副產品在集市上交易。
　　1958年開始“大躍進”，大撤大並商業網點。至1959年4月底，副食品的零售網點減為3447個，減少73.21％，零售人員減為1.9273萬人，減少33.08％。
　　將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一步登天”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集體職工變為國家固定職工，端起鐵飯碗，削弱了經營積極性。副食品供應短缺，排隊候購嚴重，群眾心理緊張。不得已，對豬肉、牛肉、蛋品實行了定量供應。在連續三年的經濟困難時期，副食品市場供應緊張的狀況進一步加深，對食糖、糖果、餅乾、糕點、米酒等商品也實行了憑證定量供應。至1961年商品緊缺已達極限，豬肉在市場上停止供應達半年之久，其他定量商品也難以保證。
　　1961年開始，根據撈共中央提出的“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方針和《關於商業工作的決定》的精神，廣州市對商業工作進行了調整：恢復商品流通渠道，1961年開放自由市場，國營商業於下半年開設了行欄貨棧4間，經營計劃外的豬、牛、羊、禽、蛋、乾菜、鹹雜菜等，補充計劃商品的不足；恢復合作商店，將1958年“過渡”到國營的小商販退回集體所有制，並實行“死分活值”的分配形式，調動他們的經營積極性；部分副食品如糕點、糖果、餅乾、捲煙等實行高價供應，回籠貨幣。
　　1962年，國民經濟開始好轉。1963年市場供應緊張狀況已趨於緩和，商品增加，市價下降，豬肉、牛肉、禽、蛋、糖果、餅乾、捲煙等商品取消了憑證定量，敞開供應。1964年，廣州市對市區商業管理體制進行了調整，撤銷了區商業局，按行業由國營市專業公司管理。各區設副食管理部和食品水產管理部，作為市糖煙酒公司、食品雜貨公司和市食品公司、水產公司的派出機構，管理各區的零售商店。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給廣州市副食品商業帶來極大的衝擊。凡不符合“革命化”的商店名稱和招牌、商品的商標和裝璜，都被劃入“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封、資、修”範疇，一律“掃除”。1966年下半年，經營副食品的商店改換名稱和招牌的有625間，占總店數的87％。改換了一批商品的商標，如認為捲煙中“家家樂”牌是“階級調和”，“百雀”牌是“四舊”，“銀行”牌是“資產階級貨色”，都要改。一些較高檔的糕點被認為是“為資產階級服務”被勒令停止生產和銷售。此後二三年內，糕點只生產每件0.15元以下的，傳統的節日食品如中秋月餅和年宵品被當作“四舊”而停止了生產和銷售。計劃外的商品流通渠道被當作是“滋生資產階級的溫床”而堵死，1961年重新設立的4家國營副食品貿易貨棧再度被撤銷。其結果是多條商品流通渠道變為單一的流通渠道，影響了商品的生產和市場的供應。廣州的副食品，省外貨源歷來佔有重要地位，但當時被看作是不符合“自力更生”的原則，人為地試圖割斷與外省的經濟聯繫，使省外來貨大幅度減少。1970～1977年8年中，省外共調入牲豬176950頭，菜牛10256頭，只相當於1969年一年的89.0％和91.5％，對廣州市的副食品供應影響甚大。為了使廣州從“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又一次大規模地撤並商業網點，特別是商業區和主要馬路，撤並更多，僅食品、糖煙酒、食品雜貨3個專業公司所屬零售點，就從1959年9月的2359個，減至1972年10月的566個，減少了76％。市場又一次出現了商品短缺，供應緊張，已經取消憑證定量供應的商品，於1969年開始又先後恢復。
　　1978年，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貫徹了“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廣州市副食品市場發生了重大變化。
　　調整商業結構，發展商業網點，把國營商業統一經營改變為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方式經營。1979年恢復了國營貿易貨棧4間，經營計劃外副食品，並且向多功能、綜合性經營發展，通過自營購銷、代購代銷、代儲代運等經營活動，與全國各地溝通商品聯繫，促進了商品流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開放私營、個體長途販運和開設農貿市場。至1990年，全市共有集市370個，其中市區218個。在370個集市中，農副產品批發市場29個，進入批發市場交易的有國營、集體、私營和個體商業以及自產自銷的生產者。至1990年，經營副食品的有證個體商業已有1萬餘戶。
　　調整農副產品購銷政策，1981年將禽、蛋改為三類產品，取消派購，放開經營，議購議銷；1985年1月和1988年5月，又將生豬和食糖放開經營。
　　調整國營商業管理體制，下放權限，逐步開展並深化企業改革。改變國家財政對企業滿收滿支的辦法，實行利改稅和利潤留成，使企業開始有了自我改造和發展的能力；實行獎金制度，初步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推行了各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小型企業實行承包或租賃經營，大中型企業實行經營目標責任制，擴大了企業的人事、財務和經營管理權，增強了企業經營的活力。通過改革，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了顯著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副食品市場日益繁榮興旺，商品充裕，實行近30年的憑票定量供應的辦法已全部取消，傳統的名牌商品逐步恢復，並創制了一批新的名優產品。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副食品消費的選擇性不斷加強，一些大路商品的銷售比重日益下降，高精商品的銷售比重不斷上升。商業網點大幅度增加，國營、集體、個體和集市多種成分共同發展，購買方便，長期存在的排隊候購現象已徹底消除。
　　在新的形勢下，廣州市政府居安思危，提出了“菜籃子工程”的任務，把它列為廣州建設的重要項目，要求面向90年代和21世紀，打好物質基礎，保證廣州副食品市場長盛不衰。至1990年，這一戰略性措施已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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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業品商業志

廣州是有2200多年建城歷史的文化名城，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漢初已是全國9大商業都會之一，盛唐時期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80多年，廣州幾乎壟斷全國的外貿。在內外交流中的樞紐地位和作用，使廣州成為千百年來經久繁榮、長盛不衰的商業中心城市。
　　鴉片戰爭前，國內基本上還沒有機器工業，舶來的消費品也很少，市場上銷售的是手工作坊和農村的手工業產品，主要有蘇杭雜貨、京廣雜貨、絲綢土布、文房四寶、土紙色紙、水晶眼鏡、銅鐵器皿、土顏料等。
　　鴉片戰爭後，國內自然經濟開始瓦解，不平等條約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限制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從此洋貨長驅直入。列強通過設在沙面的洋行培植買辦、傾銷商品，控制廣州市場。
　　初期輸入廣州的日用品主要是棉紡織品和毛紡織品。19世紀70年代後，洋貨輸入種類增多，使國內落後的工場手工業遭受打擊。在和洋貨的競爭過程中，廣州工人以高超的技術對洋貨進行仿製和創新，形成富有地方特色而聞名遐邇的“廣貨”。新興日用品在市場的出現，推動了消費品的更新換代，引起了華洋雜貨、紗布匹頭等商業行業結構和經營品種結構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而機械設備、工具、電器、化工原料的輸入以及自來水、電燈、電報、電話等公用事業的創立和推廣使用，又促進了現代五金、交電、化工商業行業的崛起。廣州商業組織和消費品現代化的漸進過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在晚清是一個低水平的起步階段。
　　晚清廣州商業號稱有72行，其中經營日用工業品的就有洋雜貨行、靴鞋行、顧繡行、絨線行、玉器行、花紗行、土布行、南海布行、匹頭行、上海綢布幫行、紗綢行、綢綾繡布行、銅鐵行、電器行、顏料行等近30個行業，約占總行業數的40％。這些都是現代日用工業品行業的前身。
　　日用工業品商業的聚集區，首先是惠愛街和雙門底（今北平路），這裏線裝書籍、文具紙張、古董金石、刻印等行業兼備。華洋雜貨、土布、紗綢等行業則在城西南的第十甫、上下九甫、楊巷、德星裏一帶佔有顯要地位。
　　為了便於客戶選購和進行商業競爭，同一行業商戶的開設都自發地按照居民的分佈和需求以及交通方便、接近生產等條件相對集中，出現了成行成市的專業街，如長壽裏的土雜貨批發業、同興街和榮陽街的洋雜貨批發業、西關福德裏（今十八甫南）的鞋業、楊巷的布業、下九甫的絲綢業、新勝街的蚊帳床具業、大新街的象牙玉雕業等，而高第街則以小商品薈萃而著稱。
　　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全國外貿中心逐步由廣州移向上海。但由於廣州毗鄰港澳、依託富庶的珠江三角洲，組成廣（州）、佛（山）、陳（村）、龍（石龍）經濟區，加上眾多的華僑投資，憑藉自身的地理、經濟、社會優勢，廣州日用工業品商業仍然持續繁榮。特別是20世紀初，廣三、粵漢鐵路南段、廣九鐵路陸續建成通車，更促進了廣州內外貿易的發展。
　　進入中華民國時期，廣州的城市改造和商業建設揭開了新的篇章。民族資本商業迅速發展，中華民國3年（1914）和7年，採取現代公司組織和經營環球百貨的先施、大新公司先後開業，成為國內最具規模的百貨零售企業。圍繞著兩大公司，長堤、西堤形成了廣州另一個新興的商業中心地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帝國主義暫時放鬆了對華侵略，使廣州的民族輕紡工業有了發展的機會。但日本乘機向中國傾銷商品，棉織市場為日貨占奪。中華民國8年，廣州爆發了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中華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抵制日貨熱潮更加高漲。中華民國22年舉辦了土布紗綢特種展覽會，翌年又設立了國貨征銷場，推廣使用國貨，充分表現出廣州人民的愛國熱忱。
　　中華民國18～22年，資本主義發生世界性經濟危機，廣州日用品商業在中華民國21年後受危機影響愈來愈大，因貨價普遍下瀉而受到沉重打擊，百貨業進入蕭條時期。
　　隨著中華民國以來市區內馬路的不斷修築和擴建，歷史上自然形成的商業網點佈局有了新的調整和發展，除了傳統的商業街外，又出現了新的商業街和新的網點結集。
　　20世紀初到30年代是廣州日用工業品商業發展史上一個轉折性的歷史階段。在經營品種、組織形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由雜到專、由土轉洋、華洋結合的更新升級進程。民族工業產品的增加，公共事業的發展，新市區的擴展和商住樓宇的開發，文化教育事業的推廣，服裝變革和消費習慣的嬗變，都對日用工業品市場提出了新的、不斷增長的需求，從而推動現代日用工業品商業各自然行業的發育和迅速成長，許多著名的老字號和行業中的始創商店就是在這一時期先後建立起來的。
　　30年代初，陳濟棠主粵期間，廣東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在興辦輕紡、能源工業，發展交通運輸和市政建設上多有建樹，又引導華僑資金投資第三產業，鼓勵攤販設檔，活躍市場。中華民國23年，開闢大沙頭為商業區，進一步建設市內幾個中心商業區。中華民國25年，全市商業購銷總值6.5億元，超過工業總產值1倍。市場物價基本穩定，廣州零售物價指數以中華民國15年為100，中華民國24年為99.2。
　　中華民國25年，廣州至武昌粵漢鐵路全線通車，擴大了廣貨和經由廣州進口的工業品向中南、西南以至長江以北地區的輻射範圍。
　　抗日戰爭爆發津滬失陷後，廣州成了唯一的進出口岸，廣州工業品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但又是短暫的繁榮。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人口驟減，市場蕭條，商業凋零。商業薈萃之地的永漢路、十八甫、榮陽街、同興街和大新公司遭火劫後，精華盡毀。民營工商業損失近1000億元（粵幣），許多商店只留少數店員作留守式經營，以免店鋪遭日偽佔用。日本侵略者實行掠奪政策，對汽車配件、石油、金屬材料、花紗布、紙張、肥皂等重要物資實行統制。為實現其“以戰養戰”的目標，在大德路開設杉原株式會社，賤價收買廢舊五金回國支持其侵略戰爭。日商將搪瓷、玻璃製品、火柴等日用品大量向華傾銷。歐美商品奇缺，價格飛漲，市場出現不少翻新舊貨，如毛線、銻器、鐘錶、汽燈等。一些商人將百貨、染料等商品越過封鎖線，通過沙坪、蘆苞轉運至肇慶、清遠、曲江以及湖南、廣西等後方城市。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城鄉生活消費品急需補充更新，流通渠道相繼恢復，商業戶數增加，攤販開設更多。百貨業務平穩而有所發展，生產復蘇，廠店、民用房、車輛船舶的維修裝飾，帶旺了建築五金、室內電料、油漆顏料等行業的經營，市場一度出現興旺景象。
　　戰後官僚資本伸到華南，通過結匯制度和輸入管制，控制五金、交電、化工進口商品批發市場。社會上走私異常猖獗，百貨、鐘錶、交電、五金、化工等行業的許多商戶都向走私者進貨，私貨在港化整為零，到穗化零為整，大宗的走私竟串通海關人員入境，甚至出現武裝走私。
　　在1946年簽訂的《中美商約》的庇護下，美貨以排山倒海之勢傾瀉到中國，廣州首當其衝，同時日貨再度湧入，國貨銷售一落千丈。
　　1948年8月，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金融動盪，物價飛漲。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廣州物價上漲640萬倍，市場流通貨幣改用銀元和港幣。1949年6月發行“銀元兌換券”，亦迅速崩潰，引起市場秩序混亂，商戶破產、店員失業。撈國建政前夕遊資紛紛南下，百貨業畸形發展，但在苛捐雜稅層出不窮的情況下，經營日益困難。
　　1949年10月14日廣州淪陷，廣州日用工業品商業從此進入嶄新的歷史時期。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營商業初創，陸續建立了百貨、工業器材、信託貿易、零售等專業公司，掌握貨源，組織商品調撥，保障供應，平抑物價。同時加強了對私營商業的登記和管理，設立了工業器材、棉紗和棉布交易所，在政府監督管理下集中交易。國營商業在交易所內進行物資吞吐，調劑供求，限制私商買空賣空，哄抬物價。嚴格管理進出口貿易，扭轉了舊社會工業品市場受港澳投機資本和內地進出口商操縱的局面。
　　1950年和1952年兩次調整工商業，“五反”運動打擊了投機商的各種違法行為，對於從事正當購銷活動的私營商業，則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發揮其有利於國計民生積極性的一面。在抗美援朝期間，更利用廣州的地理優勢和穗港的商業關係，進口了大批支前和國內建設需要的物資，對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起了一定的作用。經過3年經濟恢復時期，國營商業確立了在工業品市場上的領導地位，並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的新秩序。
　　“一五”計劃時期，國營日用工業品商業建制和大發展以及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形成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
　　廣州是全國幾個重要的輕紡工業基地之一和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為適應廣州的經濟地位，1953年後，相繼設立了直屬國家商業部的7個一級採購供應站，收購地方工業產品和接收進口，調撥全國。5年內又先後設立了市五金、交電、化工、花紗布、針棉織品、文化用品、鐘錶眼鏡、醫藥、儲運等專業公司以及西堤百貨商店。商業行政機關也由工商局分出專管國營商業的貿易管理局，隨後一商、二商分設，其管轄範圍還有過多次局部調整，一商系統經營日用工業品的總體格局趨於定型。
　　在推行經濟核算制的初期，根據國家貿易部的指示，壓縮庫存，加速周轉，造成國營批發庫存下降過多，削弱了穩定市場的物質力量。1953年下半年，撈共中央及時糾正了“瀉肚子”的偏差，強調一、二級批發的“蓄水池”作用，對主要工業品進行包銷，對一般工業品擴大加工訂貨。“一五”時期工業品供應不足的矛盾已逐步顯露。為解決花紗布生產供求日益尖銳的矛盾，繼1951年1月4日實行棉紗統購後，1954年9月15日對棉布實行統購統銷，有計劃地調節人民的棉布消費。
　　1953年，公佈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私營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國營商業實行統購包銷，切斷了私營批發商和工業的聯繫，使私營批發商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按照行業歸口的原則，1953年下半年開始，對私營批發商、進出口商輔導其轉業到冷凍廠、針織廠、化工廠等生產企業，通過清產核資，資方人員隨資金轉移，店員由國營商業吸收安排。資金不足的轉零售。對私營零售商則通過經銷、代銷等形式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1956年初以水到渠成之勢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私營批發商不復存在，國營商業全面掌握批發市場，並成為零售市場的主導力量。從而形成了日用工業品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
　　1958年全國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1959年繼續開展“反右傾、鼓幹勁”運動，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在商業領域，脫離實際地號召“放衛星”、“大購大銷”，實行“工業生產什麼，商業收購什麼，生產多少，收購多少”。1959年市屬國營日用工業品商業收購地產品10億元，較上年增長31％，庫存一下增長50％，把質量低劣或不屬經營範圍的產品也收購進來。工業盲目超產，商業盲目收購，造成大量積壓，商品質量普遍下降，使國家資財在以後削價報廢的處理中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也使企業管理水平下降，使前進中的國營商業遭到挫折。
　　對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小組）實行“一步登天”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生產關係變革，挫傷了集體制企業和職工的經營積極性。
　　對商業網點進行大量撤並，抽調了大批青壯年商業職工支援全民煉鋼。百貨、文化用品、鐘錶眼鏡、紡織品等行業網點由3415戶降到580戶，減少83％，造成居民購物不便，服務質量下降。
　　1961年，工業品市場商品匱乏，供應緊張。1961年3～8月，棉布定量前期，每人只發佈票2.1市尺，是實行棉布計劃供應以來的最低點。主要日用工業品社會零售量下降，人民生活困難。
　　1961年，國營商業貫徹撈共中央發出的“商業四十條”，在商業體制、流通渠道、經營方針、購銷政策和企業管理等方面進行認真的調整，逐步扭轉困難局面，消除“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已過渡到國營的小商販退出，恢復集體制的合作商店。1961～1962年進行“清商品、清資金、清賬目”，處理庫存積壓，糾正了不講核算、忽視效益的做法，並加強了企業的經營管理。在收購上強調適銷對路、按質論價、加強檢驗把關。
　　為了有計劃地安排人民生活，擴大了商品憑票證和定量供應範圍及實行高價商品這一暫時性的特殊措施。1960年底，憑布票供應的商品有棉布、棉布製品等15種，憑購貨證登記供應的有毛巾、襪子等5種，分期分批按系統發票供應的有手錶、輕便自行車等。1962年5月，實行憑購貨券供應，開始時有50種，1963年8月減為20種。1964年，市場供應逐步好轉，大部分高價商品退出經營。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使已經開始好轉的商品流通領域又遭到撈國建政以來第二次也是最嚴重的挫折。
　　1969年4月，撤銷各市屬專業公司，實行企業下放，政企合一，影響了商業的正常運作，到1973年才恢復。
　　以爭取僑匯、照顧僑眷為任務，專門供應僑匯商品的華僑商品供應公司，1966年被撤銷。1970年，提出“鬧市不鬧”的口號，在備戰疏散中把商業網點大規模撤並或搬遷到城市邊緣區，國營日用工業品網點因此減少115個，下降18％。50多個網點被遷到郊區和市屬從化、花縣；關閉了文昌、長壽兩個小商品市場，砍掉了一大批集體商店和全部個體商販；540間商店名稱包括一批老字號店名被當作“四舊”加以更改；大批商業工作人員下放到“五七”幹校或被送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大批判”、“大串連”、“文攻武衛”使生產經營處於半停頓狀態，交通超負荷運轉，商品調撥受阻，供應只能維持最低需求。一級站經營的商品品種比1961年減少48％。
　　1970年，停止發放購貨券後開始使用工業品供應證（簿），憑證供應的商品有洗衣粉、香藥皂等20種，到1980年才取消憑證供應。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州市日用工業品商業實行改革開放，流通規模擴大，企業活力增強，進入撈國建政以來最為繁榮興旺的新時期。
　　日用工業品商業改革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突破口。1979年10月進行擴權試點，1982年開始進行企業全面整頓，1984年擴權普及到全部企業；1985年實行利改稅；1986年進行股份制試點，小型企業按“改、轉、租”形式進行改革；1987年推行經理負責制和經理任期目標責任制。市商業儲運公司1990年晉升為國家二級企業。
　　1983年起改革批發體制，逐步建立起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少環節（以下簡稱“三多一少”）的開放式的流通體制。1985年一級站下放到市，經營上突破了固定供應區域、固定供應對象、固定倒扣率和只收購本地產品的老格局；在採購上向全國市場伸延，開拓新的貨源基地，優化經營品種結構；供應上除二級站這一傳統批發渠道外還擴大到三級批發和零售店，四個采供站主要供應對象從過去1000多家增到4000多家。1985年成立的廣州工業品貿易中心是改革工業品批發商業的一項新的舉措。儲運公司也將其設施向社會開放。
　　1981年起，市一商系統每年都舉辦一屆綜合性大型的“廣州日用工業品交流會”，每屆成交額由1億多元到2億多元。交流會實行開放式的自由成交，促進了地區間、城鄉間的商品交流。
　　改革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的計劃體制，取消了統購包銷，代之以計劃收購、訂購、選購、代批、代銷、經銷、工商聯營等多種形式，1990年指令性計劃商品2種，指導性計劃商品7種，其餘商品實行市場調節（1993年底起，全部商品供應由市場調節）。
　　改革價格管理權限過於集中，管得過死的體制。1982年開始，有計劃地逐步放開工業消費品中的小商品價格，使經營企業可自主訂價。到1984年，日用小商品價格已全部放開；對大宗工業消費品價格分批分期進行放開，對部分仍由國家管理訂價的大宗商品實行浮動價格，允許企業在國家規定的中准價和浮動幅度內上下浮動。1985年後，在對大宗日用工業品價格作了重大調整後，放權給企業自主訂價。對放開的批發價由企業按市場供求及大小批量作價，擴大日用工業品質量差價、地區差價。1990年，仍由國家管理的日用工業品價格僅有棉布、汗衫背心、棉毛衫褲、洗衣粉等少數品種（至1993年底，除石油產品、黃金飾品外，其餘日用工業品價格已全部放開）。
　　1980年，日用工業品中有20種商品是憑票供應或收舊換新。1986年9月，取消了最後一種購買票證－－滬產縫紉機購買證，從而，結束了30多年來憑證購買緊俏日用工業品的歷史。
　　1982年，組織第一個工商聯合即橡塑涼拖鞋工商聯合，實行風險共擔，利益共享（1992年橫向經濟聯合項目發展到393項）。
　　1980年，市友誼商店向國內外賓客全面開放，1981年又創辦了全國第一家超級商場。1988年後開架售貨逐步普及和擴大（1993年大型百貨公司商場中開架售貨已達70％以上）。一些大型商店建立開門迎賓、關門送客制度，大件商品送貨上門，做好售後服務，舉辦形式多樣的讓利酬賓活動，薄利多銷，引導消費，使消費者得到實惠。1982年針織站舉辦針織時裝表演，開廣州時裝模特表演的先河。
　　廣州工業品貿易中心進出品服務公司除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外，1988年起還與廣州外貿中心承辦珠江三角洲名優新產品交易會，1993年該交易會成交額10.6億元，其中外貿成交638萬美元。1988年商業儲運公司成立商業對外儲運公司，開拓海外儲運業務。各站司店也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優勢開展“三來一補”、小額貿易；開辦維修中心、“三資”企業或境外辦企業，走內外貿結合的道路。1990年市一商系統站司創匯額為611萬美元。合資合作項目從制衣擴展到零售、飲食、房地產、石油服務等多個方面。
　　新撈國建政營網點21萬平方米，建成了友誼商店、華夏公司、南方大廈地下商場、南豐商場、新大新公司、廣州百貨大廈等一批具有現代化商場設施的大型網點。其他網點都進行了多次裝修，為賓客營造寬敞明亮、商品豐富、佈局合理、舒適方便的購物環境。還增加了私營個體日用工業品的小型網點數萬個，出現了服裝、布料、百貨、家電、音響、摩托車零件、鞋、五金、電腦等專業街。市區街道大小店鋪鱗次櫛比，完全扭轉了“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網點萎縮、購物不便的局面。
　　1988年，出現經濟過熱，百貨、家電等耐用消費品有過短時的搶購現象，由於國營商業有充足貨源，及時投放，很快恢復正常。1989年夏季以後，受國家緊縮經濟政策的影響，工業品市場出現結構性疲軟，高檔消費品銷量回落。為支持工業渡過困境，4個采供站按照市政府指示計劃外收購儲備性商品2.1億元。
　　1990年，市一商系統總銷售額占全市國合商業總銷售額37.6％，利潤額占91.3％（補貼前），補貼後則占29.9％。1990年，市一商系統總銷售額在全國13個大城市一商系統中，次於上海、北平、天津，居第四位。
　　作為振興廣州經濟的一個支柱產業，在將廣州建成國際大都市的宏偉目標中，日用工業品商業將朝著大商業、大市場、大流通的方向發展，進一步繁榮活躍，並充分發揮商業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

粵嚟粵掂

供銷合作社商業志

廣州市的合作社，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在撈共領導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下，廣東省掀起規模巨大的農民運動，中華民國14年（1925），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市召開，通過包括《經濟問題》等決議案，列舉自帝國主義入侵以來廣東農民所受的種種剝削和痛苦，決定引導農民進行經濟鬥爭，“創辦購買合作社、販賣合作社、農業合作社”。中華民國15年，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市番禺學宮（現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召開，通過《農民合作運動》等決議案，提出對創辦各種合作社，“今後當努力向農民宣傳，並促實現”。中華民國19年，廣州市舉辦了合作運動宣傳周，在社會局設立了指導合作事業發展的委員會。中華民國21年，成立廣州市政府消費合作社。日本侵略軍佔領廣州市期間，各機關、學校為求得日用物資的配給，於中華民國32～34年，成立消費社132個，社員20259人。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34年12月，廣州市政府在社會局設合作指導室，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重新成立，市政府所屬工務、教育、社會、地政、公用、衛生、財政、警察等局，銀行及電力、電話、自來水管理處等單位均成立員工消費合作社，並于市屬石牌、車陂、敦和、龍洞、崇文、瀝蟯、公和、彬社、恩洲、冼獵楊等十鄉組織鄉、保合作社。中華民國36年，廣州市共有合作社125個，其中：生產合作社12個，利用合作社3個，運輸合作社1個，消費合作社26個，鄉合作社5個，保合作社78個，共有社員33230人。
　　撈國建政後，合作社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市人民政府最初在市工商局及各區人民政府設立合作科，1950～1951年先後成立市人民政府合作事業管理局和市合作總社，按照自願入股，互助互利，民主管理，為群眾服務的原則，在市內各行政區興辦市民消費合作社，各機關、工廠、學校興辦職工消費合作社，市郊農村興辦供銷合作社，手工業行興辦生產合作社，為社員群眾供應各種生產、生活資料，收購推銷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配合國營商業安排市場供應，穩定物價，維護群眾利益，使社員群眾直接從合作社獲得實惠。
　　1954年，根據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關於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城鄉分工的決定，市合作總社及其所屬機構（不含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分別於1954年9月和1955年4月，移交國營商業接管經營。
　　1955年，國家決定手工業合作社與供銷合作社分開，各自建立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1956年，廣州市供銷合作社成立，直屬的經營機構和郊區各供銷合作社得到恢復，形成自上而下的供銷合作社經營體系，購銷計劃納入廣州市國民經濟計劃，與國營商業密切配合，分工負責，成為國營商業的有力助手和可靠同盟軍。1958年1月，廣州市供銷合作社撤銷，合併於國營商業。
　　1961年6月，撈共中央發出《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為貫徹《規定》的精神，1962年7月，恢復廣州市供銷合作社建制，縣（區）供銷社和基層供銷社也相應恢復。市、縣（區）、基層供銷社從下而上分別召開了社員代表大會，制訂供銷合作社章程，選舉產生理事會、監事會領導機構。在撈共廣州市委、市人民委員會和廣東省供銷合作社領導下，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廣州市供銷合作社承擔國家委託的計劃商品購銷任務和市場供應任務，收購和推銷各種農副產品，供應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歸口經營範圍包括：農業生產資料，土特產品，果品食雜，日用雜品，木器及傢具，廢舊物資回收，農副產品收購、加工和推銷，歸口管理所屬行業的合作商店。1965年，市供銷合作系統商品銷售總額4.3億元，占全市商業銷售額的25.3％；商品零售額1.93億元，占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8.23％。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及各省、市供銷合作社於1968～1969年先後合併於國營商業，1975年才恢復建制。在此期間，唯廣州市供銷合作社保留建制，繼續領導和協調全市供銷合作社的購銷業務。由於社會生產及運輸受到嚴重干擾，外地來貨減少，影響購銷和供應。為克服困難，除加強外採購進外，立足本地，努力扶持地方產品的生產，搞好收購市場供應，因此，各項商品購銷仍有不同程度增長。1975年，全系統總銷售6.89億元，比1965年增加60％，占全市商品銷售總額20.9％；商品零售總額占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24.1％。
　　撈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放寬了農副產品的收購政策，完成國家任務後的農副產品和計劃外的日用工業品大量上市。1979年，按照國家有關政策，全市各級供銷社先後開辦了經營計劃外議價商品的行欄貨棧和服務部。1980年，市供銷社系統經營計劃外議價購進的農副產品占農采總量的53％，1984年上升為80％，直至退出計劃管理，全部開放經營，價格隨行就市，自由成交。
　　1983年7月，市供銷合作社併入市第二商業局，至1984年6月分開，成立廣州市供銷合作社聯合社。從1982年起，按照撈共中央關於供銷合作社性質、任務的政策規定和改革方針，市供銷合作社系統進行體制改革，由全民所有制改為集體所有制，恢復和加強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擴大農民群眾入股，擴大經營服務範圍，改革勞動人事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進價格管理辦法。1984年10月，市供銷社召開第二屆社員代表大會，會後，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放權，提高各級企業經營活力，完善為農業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後服務體系，發展橫向經濟聯合，引進技術設備，開拓農副產品加工及出口業務，開辦各種專業及綜合大中型商場、商行和批發交易市場，增加批發及零售網點，積極利用外資，發展合資、合作和來料加工企業。
　　改革開放以來，市供銷合作社系統的商品購銷金額，農副產品採購、加工、出口，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村生活資料零售，向國家上繳稅利，供銷合作社基礎建設與積累均有較大的增長。1988年是歷年來完成各項經濟指標最好的年份。1990年，全系統總購進29.56億元，比1987年增加2.98倍，占全市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商業購進總額的18％；總銷售32.5億元，比1978年增加2.83倍，占全市國、合商業銷售總額的21％；商品零售總額9.6億元，比1978年增加80％。但在多種經濟成份一齊上，市場高檔日用工業品、家電商品、各種時裝大量供應，價值高等因素影響下，供銷社系統商品零售總額占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重下降至6.22％。
　　1990年，全系統社員股金總額4060萬元，比1978年增加22倍；固定資產2.93億元，增加4.26倍；自有流動資金8289萬元，增加41.7％。1979～1990年，向國家上繳稅利共4.19億元，平均每年3494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