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普通話到現代漢語的歧途

南汉

以下內容引自容若《煮字錄》和《文學基本功》：

不論中外古今，言(話)文(字)都有明顯的分別：言，經聲音傳送，憑聽覺感受；文，靠工具書寫，憑視覺感受。兩者不易混淆，但清末民初仰慕西化之人，缺乏深入研究，單純地理解西方「文字是語言符號」的提法，誤信西方「言文合一」——亞厘士多德把文字說成語言的符號，語言學家索緒爾把語言同文字的關係說成容貌和照片的關係。

這種「言文一致」的理論系統，無非反映了西方拼音文字對語言的依附性，而漢字卻是圖型文字，對語言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像拼音文字之為音響型文字，成了「語言的符號」。要把西方一套強加於中國，硬套於漢字之上，是囫圇吞棗。漢字歷史證明：「文」是「言」的加工，要符合「言」的標準就不成其為「文」了。

但因為誤信西方「言文一致」，想當然地以為西方也是「國語統一」，即是說，國語出現後，所有方言都應該而且會逐漸消滅，即達「言文一致」。

 

所以，1913年投票決定「國音」時，粵語僅以三票之差敗給北京話，然後被某些人視為國語統一之「大敵」。

當時的國言運動，以日本為榜樣。但日本人把東京話作為國語，只求消除語言隔閡，並未擬定禁絕方言，可是中國人以北京作為國語，卻計劃逐步以國語代替所有方言。最後於五四運動後，白話文和國語漸漸兩位一體。

可是，白話文在中國雖然超過一千年歷史，一直不是某種「國語」的書面語，也不是任何一種語言的符號。讀唐代的白話經文，讀宋人的白話詩、白話語錄，讀元人的白話小曲、白話雜劇，讀明人的白話小說《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讀清人的白話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乃至清末的白話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狀》和《老殘遊記》，每一部都包含各地方言的字、詞、語，固然不是某些人想像「用北京話寫成」，甚至遠遠跨出北方方言(或官話方言)區的界限。一千年來的白話文，一直是超方言、跨方言的。

白話文(包括唐宋至今天)實際上包含文言成份和方言成份。白話文的文言成份，由於口語用詞不能表達，非用文言不可才形成之。白話文的方言成份，則由於作者本人的方言影響或因塑造人物需要而產生。事實上，白話文與日常口語還有相當的距離。

「國語統一」，就像「言文一致」那樣，先後強加給文學不少框框條條，令文學家如縛著手指，不能運筆自如。

胡適曾說：「國語統一，在我國即使能夠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國語文學之外，我看，將來還有兩種方言文學，很值得而且一定要發展的。一、是吳語文學…二、是粵語文學…。蘇州和廣東的文學家，能夠做他們蘇廣的優美文學，偏是不做，使他們來強從劃一的國語，豈不是損失了一部分文學的精神嗎？豈不是淹沒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嗎？如果任由他們自由發展，看似和國語有些妨礙，其實很有幫助的益處。」

顯然，曾主張言文合一的胡適，都發覺當中的問題和不可能。可是到了CCP上台，這種想法又死灰復燃。1955年，CCP把「國語」改稱「普通話」，並作出以下改革：

仿照蘇聯「現代俄語」課模式設立「現代漢語」課。所謂仿照是指：「現代俄語」課分為語音、詞彙、文字、語法、修辭五大塊，「現代漢語」照搬如儀；「現代俄語」課，把以莫斯科音為標準音的俄國通用語言稱為「現代俄語」，而「現代漢語」課也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稱為「現代漢語」。這就是說，蘇聯把俄語方言排除在「現代俄語」之外，而中國也學蘇聯把漢語方言排除在「現代漢語」之外。

慢慢，「現代漢語」只有普通話，只有「普通話」才是「現代漢語」，幾億同胞的母語(方言)都不是。

中文誤入歧途的歷史，就是這樣。不過，正如普通話不等於中文一文所引，即使在內地，這種思想也糾正過來，可是一知半解的香港，仍有人奉之為圭臬！

nusushika

樓主所言極是。扼殺方言之風在幾年前還是很強，
連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方言節目都想制止。
不過人民是不會讓他們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