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衫的喜劇
⊙ 余世存
在文化和社會思潮領域,如果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留有甚麼遺產的話,那麼沒有比文化衫更特別的了。自90年代第一個夏天起,三四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城市裏行走著民眾的姿態。人們身著背心汗衫的前胸後背,寫印著大大小小的圖案、文字、口號。這個一時被稱為文化衫的空前的「民眾的創造」,其歷史內涵和現實意義,並不為人們自覺地認知。倒是敏感的市場很快徵用了這一創造的形式,商學結合,使得文化衫有了直接的宣傳和表達功用,直到今天,文化衫仍是人們表達其願望和訴求的工具之一。
用學者的話說,80年代是一個充滿了「宏大敘事」的年代,那是一個政治家、革命家、理論家、作家、學者、知識份子主導社會思潮的年代,那是一個中國社會有著明確的來路和去處的年代,那是一個民眾有著家國感、「我的父親母親」、「我的兄弟姐妹」;有著希望和人生意義的年代。但這個年代進入到最後一年時上演了悲劇,如同所有的悲劇毀滅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隊一樣,這齣悲劇裏最先失聲的是那些歌唱敘事的知識群體。他們的流失是有意無意又任意的,經過90年代初的沉默,經過反抗、背叛、試探、調適,他們在90年代中後期有意無意又任意地加入了「微小敘事」的合唱,這就是今天人們所熟悉的「眾聲喧嘩」。
因此,談論文化衫的喜劇色彩或創造意義,沒有比其歷史背景的映襯更有趣味了。文化衫確實是在整個社會無聲的狀態下登上歷史舞台的。政治家已經遠走,知識份子已經沉默,小人物走上了街頭、廣場、鬧市,他們無能把願望和訴求上升為觀念主張或標語口號,但他們有能力表達自己的生存狀態,即寫印文字圖案的文化衫本身是他們強調自己有意無聲的生活方式。
我們不能從文化衫的文字說明中強作解人,那些亦莊亦諧、涉及眾多領域的話語是不能代表人們的內心真實的。那些文字是流行歌曲、詩詞、影視、習語、旅遊、卡通等等話語或關鍵詞的混合,有對家國領袖的流行說詞,「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人們的口頭禪,「跟著感覺走」、「別理我,煩著呢」、「人很善良,但老吃虧」;有流行歌曲,「世上只有媽媽好」、「好人一生平安」、「我的未來不是夢」、「來自北方的狼」;有生活用語或哲理,「當心觸電」、「不喝一杯」、「我吃蘋果你吃皮」、「天生我才必有用」、「錢非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的」;有旅遊宣示,「摸到棒錘山能活一百三」、「我登上了南天門」,等等。但這些文字沒有任何意義,它們或者好玩,有趣,或者是裝飾,姿態,它們不代表自己,它們只是被用來代表一個廣大的社會階層的精神,即當英雄或歌隊遭遇毀滅性悲劇的時候,他們還活著,他們得活著,而且他們要活得張揚、健康,他們要活出意義。
因此,說文化衫是民眾「自由的創造」是真正名實相符的。當歷史舞台上空落無人的時候,這些平日做慣了觀眾的人們,居然以穿著文化衫的方式完美地參與了歷史性的演出。聯想到政治家和知識份子敏感而脆弱的病症,我們有理由對這一民眾的創造表達由衷的敬意。
但在當時,文化衫上場的時候,人們卻是驚疑交織、目瞪口呆的。習慣了任一事物都有直接明瞭意義的中國人無能從文化衫的文字裏讀出意義,面對流行起來的文化衫,「別理我,煩著呢」、「跟著感覺走」、「情人一笑」,人們不知道他們在想甚麼,他們要幹甚麼。文化衫挑戰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人們難以理解,文化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民眾活生生的創造。
多年來,文字之於中國人的精神有兩種關係,一類是合一性的,這種關係只有在少數人那裏才能建立起來,即中國人的精神附麗於並更新了文字;一類是引導性的,即多數中國人把文字當作生活的工具,文字引導了當下的追求,人們以名為實,因名稱義,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某種「政治正確」或特別的意義。但文化衫卻是民眾發現發明的產物,它有如中國「書法」,只不過比書法更樸素更簡潔更正當。因為它是在一個民族的精神停滯下的民眾創造,它表明在一個禮失樂壞的社會裏,中國民眾具有創造的意願和活力。在經歷過全國人民穿著清一色服裝的年代之後,在經歷過80年代的綠軍裝、白襯衫、中山裝、連衣裙等衣服之後,中國人用五花八門的文化衫為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為自己被代表的生活畫上了句號。
儘管文化衫的出場不為更多人理解,有心人卻發現了這一社會生活現象的特別之處。連續三四年夏天,攝影家李曉斌出沒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西單、王府井,為那些身著文化衫的無名人士「立此存照」,這些中年人、青年男女舉止自如、目光平靜,文化衫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透過李曉斌的攝影,我們可以想見一個時代的生機和民眾健旺的力量。
文化衫後來的遭遇是喜劇性的。它一旦進入官產學的視野,後者將其徵用為工具,它就變得精緻、有用、目的昭然起來。社會分層,人們各歸其位。民眾的創造再一次被遮蔽,民眾的聲音無由聽見,社會上演的是另外的戲劇,家庭劇、賀歲片、影視、流行音樂、大眾小說、網絡,所有這些,都以民眾的名義傾銷給了人民,都以世俗生活的力量灌輸給了人民。文化衫也不再是全民流行的時裝,不再是中國人人倫生活的慶典,民眾被強行納入到一個叫做「市場」的社會裏,文化衫不再是無情世界的感情,反而成了這個無情的市場世界的殖民手段。到今天,文化衫已經跟民眾的背心汗衫有了距離,而跟一種叫做T恤的時裝結盟,文化衫已經成為扶貧、志願、環保、保釣者的衣飾,至於民眾,我們已經無能知曉他們的喜怒哀樂。
余世存 大陸自由撰稿人
轉載:《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六月號 總第 27 期 200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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