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

粵嚟粵掂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2002年8月號　總第5期 2002年8月31號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學術活動，其論爭規模之大，涉及問題之多，影響範圍之廣，在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實屬罕見。它始於民間，也將終於民間，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完全意義上的自發行為。不論誰是誰非，也不論學術探討的水平高低，這場學術之爭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問題本身，超出了學術探討的內容，為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起到「樣板」作用，因為思想的碰撞畢竟比思想的僵化要進步得多。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1998年之前並未形成正面交鋒態勢，大有「各行其道」之勢，在學術研究的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的「聲音」明顯要高於「新左派」。自由主義者著書立說、移譯西學，並以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為工具，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中國面世，例如，梁治平、賀衛方主編的「憲政譯叢」（三聯書店）和「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最具代表性，幾乎將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網羅待盡；同時，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公開出版、發表，比較有影響的出版物包括《公共論叢》（三聯書店）、《政治思潮叢書》（包括《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及自由主義者的若干論文集。「新左派」的研究成果也同樣令人刮目相看，他們一方面像自由主義者一樣翻譯出版國外的學術著作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陳述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另一方面，他們也與自由主義者共同分享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理論，希望從中挖掘出可資利用的學術觀點，例如，「新左派」也研究羅爾斯、諾齊克、哈耶克、伯林、貢斯當、伯克等自由主義思想，但是，在秦暉看來，「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主要來源於「中國原有斯大林體制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折中：（《當代中國的「問題」與「主義」》是秦暉在中山大學的演講稿）。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兩大流派政治觀點迥異、社會建設方案有別，但是，他們的思想資源都出自西方的學術界，都試圖以西方的理論來剖析中國的問題，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如果說1998年之前，兩大政治流派「各行其道」的話，那麼，1998年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面對面理論的一年，「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都把這一年作為交鋒由「水下」浮出「水面」的起始點。至於誰最先推動交鋒由「水下」浮出「水面」，觀點不一。「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韓毓海（1998年9月《天涯》雜誌發表了韓《「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一文）和汪暉（1997年《天涯》發表了汪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一文，在《關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一文中，作者隱含地指出，該文是兩大政治流派正面交鋒的始作俑者）各執一辭，但是，不管是韓毓海還是汪暉，「挑起」這場爭論的一方非「新左派」莫屬。「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主要是思想性的而非學術性的，因此，參與爭論的學者其學術背景並不僅僅局限於哲學和政治學，事實上，他們大多來自其他領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陽、韓毓海和汪暉等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漁、朱學勤、李慎之、劉軍寧、秦暉等人。兩派最初的論戰陣地主要局限在《讀書》、《天涯》、《二十一世紀》等，後來逐步地擴散開去，大量的文章在海內外主要中文報刊雜誌紛紛亮相。1998、1999年是爭論的最高峰，2000年之後，論戰趨於平淡，目前這類文章已經鮮有面世。

　　
「新左派」 和自由主義之所以形成「對決」，絕非人為制造，也非空穴來風，它是中國社會發展因時因地的產物和結果。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思想的變革受制於社會經濟變革，有甚麼樣的經濟發展狀況，就有甚麼樣的思想意識，因此，「新左派」 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深深地扎根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國情，「新左派」也罷， 自由主義也罷，都是應情之物。對「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而言，90年代的中國社會問題凸顯出來：「權力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匯換為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於權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為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於忍受。」（徐友漁：《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之一：制度創新與國情》,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在這種情境之下，知識分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別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對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更多地關心政治問題，他們認為只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法治社會，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會問題的唯一良藥。用徐友漁的話來講，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為：新情況，老問題。而「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他們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

　　
關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的內容，自由主義者曾經進行過一些總結。朱學勤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一文中指出，雙方分歧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國情的判斷；二是對社會弊病的判斷；三是如何解決社會弊病。徐友漁的歸納更全面一些，他認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主要圍繞六大問題展開：其一是市場經濟和社會不公；其二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其三是關於中國國情；其四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其五是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六是中國的現代化（徐友漁：《知識界到底在爭甚麼？》，http://www.cnreads.com》。其實，單就雙方爭論的表面問題，上述歸納似乎已經基本上窮盡了各自的理論分歧，但是，由於這場爭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之爭，爭論的問題又非個別方面，所以，雙方文本給人的印象既複雜又簡單，宏觀問題中有微觀問題，微觀問題之中有宏觀問題，學理問題中夾帶非學理問題，而非學理問題又往往通過學理問題來說明，等等。總之，要全面、深入的認識「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必須從文本入手，進行詳細地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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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優先」對「平等至上」

　　
自由與平等是西方政治哲學自近代以來討論的核心問題，西方政治哲學基本架構就是圍繞著這一對概念展開的一系列理論與觀點。實際上，自由與平等之所以成為西方政治哲學的主要論題，其原因就在於市場經濟過程中個人權利的張揚，因為市場的前提是必須保障「經濟人」獨立自主、不受任何力量侵害與市場相關的權利，因此，「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在90年代進行自由與平等之爭，就一點都不奇怪了。不管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優先」還是「新左派」主張「平等至上」，他們的話語都從中國市場經濟這個最大的現實說開去的。

　　
自由主義者把個人自由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來對待。徐友漁論證道，理論要說服人，就要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別的，只能是人本身。說到人，首先是個人。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先的。人類以人為尺度看待萬物，而個人以自己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個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經和感受系統，快樂和痛苦首先是，最終也是個人的。因此，從認識論和價值上說，個人是基本單位。因此，自由首先是個人的。個人自由的優先性並不意味著抹殺人的社會性，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在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以個人自由為出發點，派生出自由主義的一系列重要主張。另外，徐友漁還指出，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得到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6月號）

　　
自由主義者還從諾齊克那裏尋求理論支持。他們斷定，諾齊克是主張個人的權利優先於國家的權力。他們是這樣解讀諾齊克的：國家只能作用於屬於個人權利之外的活動空間，而不是個人享受國家權力之外的活動空間；是個人的權利決定國家的性質、合法性及其職能，而不是國家的性質、合法性和職能決定個人享受多少權利，任何侵犯個人權利的國家行為都是不正當、非正義的；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利，這種權利的邊界，沒有經過權利的 所有者的自由同意，是任何國家權力都不能任意逾越的。每個人的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制約，只受他人權利的制約。（劉軍寧：《個人權利的優先性》，多維新聞社2000年12月13日）

　　
自由主義者在論證「自由優先」的同時，還闡述了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以自由為依歸的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這便是平等的首要涵義。這種平等權是不可剝奪的、不可讓渡的權利。平等權的目的是為了讓每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來充分實現人在各個方面的潛能。平等權同樣意味著可以享受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個人聯合體侵害的同等自由。平等並不意味著機會的絕對平等，而只是意味著享有機會的同等自由。平等不意味著政府應對所有社會成員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著人們有權平等地佔有政府提供的物品。 在經濟方面，平等權指的是機會的平等，即免於政府對個人通過自身的努力來追求物質財富方面的任意限制。按照自由主義的看法，為個人提供經濟方面的保障首先是個人或由個人自願結成的團體（如家庭）的責任，而不是政府的職權。沒有一個政府有能力為所有的個人提供經濟的保障；而政府一旦作出這方面的承諾，通常是為了讓人們放棄自由，其結果是個人為在經濟上得到保障卻失去了自由。政府對個人提供的幫助越多，對受助者的命運的操控也就越多；自由主義信奉的是權利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權利的平等始終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理想。平等的權利即公平的待遇，指的是人類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而不管他們之間存在甚麼樣的差別。平等的結果則要求人類在分配上不應當有差別。平等的權利並不排除差別，並不產生平等的結果（不論是在機會的平等利用上還是在財富的平均分配上）。自由主義堅信，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來改進自己；唯一的、真正的平等是道德和人格上的平等，以及相應的自然權利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均不是經濟的進步，一旦財產與私人佔有分離，自由就失去了根基。平均主義的道德觀會破壞私有財產和社會道德。人既然在天賦和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會中就會表現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多樣性與複雜性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社會中財富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不僅不可悲，而且是一個良性社會所必需的。（參見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4期）

　　
「新左派」從文化的角度來駁斥自由主義權利觀的普世性，來為平等辯護，強調「平等至上」的原則。「新左派」認為，權利自由主義和歐美國家憲章的特徵之一，即堅持界定一系列的個人權利、保證平等對待公民享有的各種尊重。權利自由主義及其在法律上的體現，是把個人權利置於集體目標之前。但是，這一權利自由主義的基石正在面臨「承認的政治」的挑戰。權利自由主義是一種普遍主義的、懷疑集體目標的模式，它不理會保存文化差異這樣的集目標。顯然，訴諸集體目標的差異政治不僅包含了關於好生活的實質性判斷，而且它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情況下承認，文化保存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同等對待所有公民的重要性。

　　
「新左派」認為，自由主義對差異的漠視起源於它的價值中立的預設，似乎只有這一預設才能保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平等的交往。自由主義理論不斷地重申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政治與宗教的區分，目的之一就是將那些可能引起爭議的差異和分歧安置在一個與政治無關的領域里。自由主義的價值中立的預設不僅包含了文化的價值，而且也是一種戰斗的號召。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文化多元主義譴責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觀念，認為它把某些文化強加於他人，並按照自己的模式把其它文化塑造成沒有自己的本質的他者。現存的民族國家基本上都是多民族國家，從而也必定包含了多元的文化（語言、習慣、信仰，等等），而當代世界的全球化過程已經完全改造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在一種流動的移民社會中，無視邊緣群體的文化，而專斷地強調自己的規則，是否能夠有效地保護所有的公民權利這一基本目標必定變得含混起來。（參見汪暉的《承認的政治、萬民法與自由主義的困境》，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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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甚麼樣的「自由」？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自由觀都來源於同一個思想資源，即西方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的以賽亞？伯林。伯林在其著名的《自由四論》中受貢斯當的啟發提出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以抽象的方法論證了兩種自由的內涵。這兩種自由成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爭論的基礎問題之一。

　　
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伯林的積極自由是指「去做……的目的」，而消極自由則指「免於他人干涉而強制的自由」，前者等同於貢斯當的古代自由，而後者等同於貢斯當的現代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伯林對待積極自由的態度非常鮮明，即他一生致力於批判存在於各種政治思潮中的積極自由觀念，他認為，積極自由是建立在一元論的價值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認定人類理想只有自由這一個目標，而且在人類克服自我的不足、實現自我完善之時，人類的理性完全能夠實現這個目標，但是，伯林批駁道，自由並不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人類還有諸如正義、寬容、幸福、平等、美德等多元價值目標，如果人類固執地追求一個虛幻的目標，那麼勢必出現這樣的一幕情景：「歷史上某些最殘暴無情的暴君與迫害者，其所以泰然堅信他們一切所作所為，因為目的是合理的，所以行為也都是有道理的，其原因便是這種『獨斷式的確定感」（伯林：《兩種自由概念》）；自由主義者認為，伯林之所以反對一元主義的積極自由而倡導多元主義的消極自由，原因很簡單，因為他認為「多元主義比較合乎人性」。多元主義承認人類不僅只有自由，而這些目標也未必都能用同一標準加以比較，其中有許多還不斷互相對立抗爭，因此，人類無法享有絕對的自由，必須放棄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但是，這種放棄不是完全的自我放棄，而是有一個最低限度的自由。伯林認為這個最低限度自由就是，「在變動不居的、但永遠可以辨認出來的界限以內，不受任何干擾」。伯林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價值多元論。（顧昕：《伯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見《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公共論叢」，1998年）

　　
從伯林的多元主義自由觀出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論證了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的關係。（1）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在根本上是並行不悖的，如果價值是多元的，每一種價值都有其存在的正當理由，因此，我們必須對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加以尊重，除非它妨礙別人的正當自由。（2）價值的多元性所產生的寬容的義務是自由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3）自由主義承認價值和宇宙的多元性，是基於個人需要自由發展自己的個性和實現自己的追求，而每個人的個性和追求又是各不相同的。（4）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之間的根本一致性還與自由主義的真理觀關係密切，自由社會由於肯定價值和真理的相對多元性，才承認人們去追求、發現真理的同等權利，因此，自由最有利於人們去探索真理。（劉軍寧：《自由與多元之間》，《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

　　
「新左派」在自由觀的闡述上似乎並未與自由主義者相呼應，或者說，他們沒有將過多的精力放到學理上。他們應對自由主義自由觀更多的是為了論證平等的合理性，他們的思想資源不僅僅局限於伯林，他們還將研究的視野往前追溯至貢斯當、伯克和托克維爾。「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對「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理解上，其實沒有多大的分歧，但是，「新左派」在對待兩種自由的態度上並不像自由主義者那樣鮮明。他們借用貢斯當的觀點，似乎更理性地檢驗兩種自由。甘陽在《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一文中辯解道：貢斯當已經指出，法國大革命的重大失誤之一在於革命者仍從亞理士多德觀點出發把人看成「政治的動物」，從而把「自由」主要理解為「政治自由」即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視了「現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貢斯當因此強調，「古代自由」的危險就在於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沒了個人生活的空間，但他同時強調，「現代自由」的危險則在於，由於人們一味沉浸於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個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們太輕易地放棄了分享政治權力這一本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換言之，現代社會有兩種危險，即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和「過度私人化」，而且常常是從前者轉向後者，例如法國大革命期間是「過度政治化」，導致人人厭惡政治而走向「過度私人化」從而有拿破侖的上台。貢斯當由此突出強調，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及以政治自由為保障，如果公民們都不參與政治從而放棄有效制約公共權力，那麼歸根結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第二，一個民族的偉大素質只有其公民充分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才能發展起來，因為「政治自由擴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層次，並型塑該國公民的一種群體性知性素質而奠定該民族的光榮和昌盛」。因此，所謂私人生活的自由與政治參與的自由這所謂「兩種自由」的關係，在貢斯當看來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重要的是「要學會把兩種自由結合起來」。 儘管「新左派」在「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上態度曖昧，但是，自由主義者從「新左派」的言論中仍然斷定，他們主張「積極自由」而非簡單地反對「消極自由」，「新左派」為法國大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辯解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就是再充分不過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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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公正

　　
社會公正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分歧的焦點所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進一步深化，社會發展的問題特別是不平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進程。判斷社會不平等問題的依據及其解決途徑，「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自然各有各的道理，其間，你來我往爭論得十分激烈。關於社會公正的論爭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1. 關於中國社會不平等現象的原因分析。

　　
「新左派」認為，過度的市場化改革是中國貧富不均、分配不公現象的根本原因，實行市場機制必然導致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還造成了經濟危機、權錢交易、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分配的不合理，加劇了特權階層的特權、增加了奴役，使中國處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事實與「新左派」的詰難相反，中國目前嚴重的分配不公現象並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的結果，而主要是掌握權力者憑借權力牟取巨額不當利益造成的，這恰恰與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及相應的政治制度有關，也正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不充分、殘余的計劃經濟和現行政治體制孳生出金權交易的結果。「新左派」強調，造成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的另一個原因是「效率優先」的發展主義現代化道路，因此必須徹底放棄效率優先和發展至上的政策路線。自由主義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不同的主義對效率有根本不同的看法，若不問「效率」的內涵是甚麼，卻泛泛地指責效率優先，並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計劃經濟及其相應的意識形態認為，國家應親自動手、包辦一切，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調節，這樣才能達到最高效率。這種把個人的發展權變成國家的發展權的發展主義，從來就不是自由主義的立場，而且是自由主義所極力反對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尊重每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才可能是公正的制度，也因此才可能成為最有效率的制度。在計劃經濟下，對個人的公平與國家所追求的效率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只有當自由市場經濟和實行憲政民主的政體誕生之後，效率與公平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才可能得以緩解。

　　
2. 消除社會不平等的對策。

　　
由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理念不同，對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擴大、腐敗泛濫、國有資產流失等社會病症的病因診斷不同，自然兩者的解決方案也就有著根本的不同。總體上看，兩者的分歧在於：（1）「新左派」主張維持財產公有、強化國家的權力，通過財富的再分配遏止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新左派」認為，為了消滅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必須大大擴展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因此需要大力加強政府從民間提取財富的力度，把民間的財富轉移到政府手里；而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改進競爭規則的公平性，深化經濟自由，從而讓公正的競爭來調節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財富的流動，同時要限制政府的規模、職權和供其支配的資源；（2）「新左派」主張終止市場化的改革，自由主義則主張加速市場化的改革；（3）「新左派」主張限制中國的自由化和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卻主張加速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步伐，通過確立有限政府、法治和憲政，來消除造成腐敗、幹部濫用權力、社會兩極分化的真正原因。

　　
概括地講，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認為，經濟的分配應當遵循公正的原則。雙方的分歧在於，自由主義關心的是交換的公正，而「新左派」在其對手看來只關心分配結果的「公正」。「新左派」認為，公平的分配只有通過生產資料的共同（國家）佔有和財富的「社會」（國家）再分配才能實現。而自由主義者認為，這種片面追求「公正」的分配結果的分配過程本身就可能是不公正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競爭的方式有公正、不公正之分，凡通過正當、公正的競爭方式產生的分配結果則並無公正、不公正之分；「公正」的原則是發現的，而不是被制定的，根本不存在公認的、公正分配的普遍性原則。那種片面強調分配的「社會公正」說有內在的邏輯矛盾。人們應該按照規則來玩遊戲，其結果或贏或輸；公正本身則不應是贏者手中的獎品，也不應成為分配的對象。若建立刻意保障一些人得到特定分配結果的制度，就像欲保障競賽中的某一方必須獲勝一樣是荒謬的，這樣的「公正」是對公平競賽原則的徹底否定，只能帶來更大的不公。一旦用「公正」試圖去抹平輸贏的界限、替代規則來指定比賽的結果，這肯定是不公正的，必定會干擾遊戲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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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主的形式：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

　　
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是民主的兩種制度形式，歷史上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相當長時期的爭論。贊成直接民主的人認為，這種制度能夠更有效地體現公民的意願，真正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而主張間接民主的人堅持，直接民主有其固有的弊端，經常會發生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權利，而且，直接民主還有一個「規模障礙」問題，在大國無法實現每個人的事務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可能，間接民主制度既能克服「規模障礙」問題，又能在保障多數權利的同時保障少數人的利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關於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的爭論，基本上圍繞上述幾個方面。

　　
關於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規範研究，自由主義者比「新左派」遠勝一酬，自由主義者從理論的和經驗的層面證偽直接民主，稱頌間接民主的普適性。自由主義者主張間接民主、主張代議制是與他們的「消極自由」觀一脈相承的。自由主義者反對直接民主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直接民主許諾的是全體人民的自主統治，但是在實踐中，它又採取多數表決制，而每次表決都產生意見被否決的少數派，換句話說，直接民主許諾的是所有人的統治，實行起來的卻只是多數人的統治。人民的意志和統治與多數人的意志和統治是不相等的，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全體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多數人的意志占上風，就必然有被壓制的少數人的意志，所以，所謂的直接民主，並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數人作主（劉軍寧：〈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近義還是反義〉，載《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一句話，自由主義者反對直接民主，關鍵是擔心歷史上「多數暴政」的發生。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間接民主能夠克服直接民主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種種弊端，它依托市場社會，維護個人自由，比直接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時，它的程序化制度是一種糾錯機制，因此，能夠防止多數暴政的發生。

　　
「新左派」在闡述直接民主的可行性時，一般都落實到當代中國的具體問題。「新左派」認為有兩個理由來支持直接民主：其一，美國的經驗，其二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甘陽借用韋伯的觀點界定他的「政治民族」的內涵。在他看來，韋伯斷言：現代經濟發展必然促成社會的高度分殊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會離心力傾向，因此，現代政治的基本任務就在於如何創造一種政治過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會利益仍能凝聚為民族整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否則整個民族將出現只有社會離心力的危險局面。因此，甘陽認為，落後民族經濟崛起的背後隱含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該民族的政治主導力量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種新的政治機制，以適應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這種以最廣泛的政治參與來凝聚民族政治認同的民族就是現代「政治民族」。在甘陽看來，中國社會已經提出了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問題，至於如何建立中國的「政治民族」，甘陽認為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他在該文中指出，發達國家加強中央權力的最主要制度安排就是盡可能減少間接選舉的層次而擴大直接選舉，他以美國總統和議員選舉為例來論證直接選舉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實際上，「新左派」倡導直接民主的精神動因仍然是「平等至上」的原則，甘陽對指向平等的直接民主曾經有過近乎情緒化的表白：「民主化意味著國家機器必然要夷平社會等級結構，這是無可改變的事實。唯一可選擇的是：或者公民大眾在一個只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威權國家』中既無自由也無權利，國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對公民們進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主宰民族』對此只可能選擇後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進行角逐。誠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時阻擋，因為有權者的利益、各種偏見、以及恐懼症在這裏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化。但為此很快就會付出代價：大眾的全部精力都會用來與國家作對，因為這國家乃外在於他們，大眾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後果或許會使某些社會集團得益，但卻斷然違背整個民族的利益。」（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2月號，頁4-17。

　　
自由主義者由於反對直接民主贊成間接民主，因此，他們的政治改革主張就是建立一個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實現，關鍵在於法治的落實，法治的落實首先要求有一部合乎憲政精神的憲法。 在憲政之下，憲法正是根據體現基本人權的政治理想而制定的，它要求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對民選的立法機關也不例外。它要求政治權力的產生是基於公民的自願的同意，要求一切公共事務依據正當的法律程序來處理。（劉軍寧：《有限政府與政體改革》，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

　　
「新左派」從其強調的「平等至上」的精神出發，主張中國實行直接選舉制度，擴大民眾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自主權，在民主制度建設過程中充分利用「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政治資源。甘陽在《公民個體為本，統一憲政立國》一文中以美國的經驗為論據，提出直接民主的構想。他認為，所有發達經濟民族加強中央權力的最有效手段無一例外都是走向中央權力由全國大選直接產生……由於中國社會經濟已走向高度多元分殊發展，中國的中央權力走向由全國大選直接產生已成為無可回避的問題。（甘陽：《公民個體為本，統一憲政立國》，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新左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崔之元在直接民主上走得更遠，他說：「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來一次』制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直接選舉，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載《亞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

　　
「新左派」的激進主張自然受到來自自由主義的猛烈批判。朱學勤在回應「新左派」人物韓毓海責難時強調，直接民主適用於古代城邦，不適用於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將前者強行复活於後者，只會出現以民主始以專制終的鬧劇，法國革命的雅各賓專政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因此，自由主義者始終在要求民主，但他們堅決反對不負責任地呼喚古代直接民主。（朱學勤：《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載《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由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學術背景不同，他們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視角也各有所異，即使同一思想流派的學者，他們認識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法和切入點也存在較大差異，政治學、哲學、文學、經濟學等是他們的主要方法論，在這些方法論的指導之下，他們或者從政治哲學、或者從經濟問題、或者從現實政治體制層面或者從全球化和文化殖民的角度各抒己見，這樣，兩大流派論爭的內容就顯得非常龐雜。從「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的文本，我們可以得出一些粗淺的印象：自由主義更多地是從學理上論證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新左派」的言辭缺乏系統、嚴密的邏輯推演，說服力不強；雙方的論戰很少在理論上形成對應，自由主義者討論的政治學或哲學問題，「新左派」基本上採取回避的做法，有時以「後現代」或其他非主流理論應對，而且雙方討論的問題分散，很少能將一個問題說透，這在「新左派」方面體現得尤其突出，這樣，論戰就必然缺乏深度，嚴格得講，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對立，除此之外，似乎還沒有形成理論之爭；自由主義似乎有備而來，對於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恰當地以自由主義范式來應對，而「新左派」給人的印象似乎有點倉促應戰，其所謂的「制度創新」似乎只是在標新立異上作文章；自由主義即使在學理上並沒有將這一理論向前推進，但是，它的優勢在於其本身就是一個主流話語，特別是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之下，自由主義既然是美國的、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那它也就是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這是思想發展的時代潮流，但是，「新左派」的劣勢恰恰在於其逆時代潮流而動，過激的觀點從開始就將自己置於被動的地位；也許是由於理論話語的劣勢，也許是「左派」的自身屬性，「新左派」的言說明顯帶有情緒化的色彩，自由主義者的情緒則相對平和。

　　
縱觀中國歷史，任何一次思想交鋒大多出現在社會轉型時期，因為它反映了人們對社會變革的某種迷惘與期待，但是，現代人的理性決定了每一個人都不希望生活在「無知」狀態，人們總要為自己的存在尋找合理的借口，這是思想論戰的心理根源。像現代中國歷史上歷次思想論戰一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同樣具有歷史性，只不過它發生在眼前，缺少歷史的厚重感，因此，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視，但是，正因為它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時空跨度，所以，它所涉及的問題或許是事關現實社會發展命運的大命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最淺層的意義就在於他們將問題提了出來，不管這些命題是大是小，是深是淺，它們都是未來中國所必須面對的，從這個角度觀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確實具有跨時代的意義。 　　 　　　

 

 

本文作者：謝　岳　復旦大學博士後，上海交通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研究所政治學博士

 

 

使君子

「直接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难道间接民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外外星人

而家买唔到豉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