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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構主義分析之二：主要因素分析
意識形態論、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既無法有效說明台獨產生的原因，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政策也沒能阻止台獨的發展，「初級建構主義」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析又失之片面與浮泛。與之相比，溫和建構主義的身份認同觀有助於我們認清台獨產生的根源與演變軌跡，預測其未來的發展趨勢。筆者大致上沿著時間之軸，抽取台灣人族群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在描述的過程中詮釋族群認同如何漸漸演變為國家認同。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因素可概括為內外兩部分89。
在展開分析前，先簡述台灣早期歷史。
戰國初期成書的《禹貢》就有關於台灣的記載，時稱之為「島夷」。漢代稱「東鯷」，三國時稱「夷洲」，隋代叫「流求」，「台灣」之謂則定名于明代萬曆年間。比較可靠的記載，大陸對台灣的經營始于隋代90。不過，明代之前，台灣人口稀少，經鄭成功祖孫四代人經營，到清朝收復台灣時，人口已近20萬91。清政府對大陸人移往台灣的政策幾經收放，然台灣人口總體在增長，到光緒十二年（1886年）台灣建省，大陸大規模往台人口遷移已告結束，大陸外移人口中心轉向東南亞92。到1903年日本人進行第一次全台人口調查顯示：台灣人口3，039，750人（未計山地人口），按語種分，講日語者5萬，講馬來、波里尼西亞語者11萬，其餘都是講漢語（閩南語230萬、客家話50萬）。1926年調查為3，751，600，其中83.1％是福建移民，15.6％是廣東移民，其他省分占1.3％93。這時顯然尚不存在本文所指稱的台灣次族群認同。本人認為：台灣現在的次族群認同實際上已經達到了族群認同的程度，為行文方便起見，本文統一用族群認同指稱台灣的次族群認同。
4.1 影響台灣人族群認同的內部因素
內部因素：除了台灣地理因素外，指台灣民眾因素尤其是台灣人因素，包括六項：二二八事件、 60年代「政治冰封期」、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等、美麗島事件、李登輝因素、民進黨因素。前三項可歸結為國民黨因素，後三項可歸結為台灣人因素。
4.1.1 台灣地理因素與台灣人族群認同
地理因素的作用不容忽視，如果不是距離大陸相對較遠的一個海島，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很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台灣問題也不會產生，更無法維持。在台灣人族群認同塑造的過程中，尤其是李─陳時期，地理因素提供了一個便利的獨立環境，也是促成外省人大量西遷大陸的一個因素（西遷的50萬台灣民眾大多未回台灣參加今年3月份的「大選」，其影響已成了決定因素）94。還有個值得注意的現象：「1970年代以來外省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幾乎是以每10年約2個百分點的速度在遞減中」95。這意味著台灣民眾中抑制台獨的力量可能趨於下降──除非大陸設法增加台灣人的中國國家認同。
從全球的與歷史的視野看，如果一個地區長期處於與母國的分離狀態，很容易導致該地區移民產生新的本土意識，隨著世代的更替，這種本土意識將變成新的族群認同，並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政治認同，即表現為主權訴求96。《美國獨立宣言》開篇第一句就宣稱美國是「一個民族」97，作為政治概念的民族，其基礎是文化族群，而美國立國時的成員（新英格蘭十三州）的移民大多數來自英國，即屬於同一文化族群。如果沒有海洋地理的區隔，很難想象移民們會形成一個新族群，進而演變為一個民族，當然也就不會有現在的美國。這其實反應了一個相當常見的現象。
4.1.2 「二·二八事件」與台灣人族群認同
二戰結束，日本投降後撤離台灣，對台灣人強化漢族認同是個好時機，遺憾的是，在大陸一敗塗地的國民黨沒能利用這一時機，國民黨「劫收大員」們的表現讓台灣中下層民眾剛剛湧起的希望復歸破滅。台灣專賣局的武裝緝私員打傷煙販老太林江邁並誤殺圍觀群眾陳文溪，激發了遍及台灣的二·二八大起義，蔣介石從大陸戰場調去兩個師兵力，歷時半個月，屠殺三、四萬台灣人而把起義鎮壓了下去98。這一事件給台灣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外來人都不可信，蔣介石比日本人還殘酷。這是台灣人構建自己的族群認同的一大轉捩點99。國民黨接手台灣的最初幾年，台灣人口劇增、物價飛漲、社會秩序混亂、生產凋敝，台灣民眾總體生活水平下降，這些減少了台灣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心理認同。蔣介石父子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台灣戒嚴38年，繼續其獨裁統治，國民黨帶去的100多萬人只占人口的少數（台灣總人口1946年624萬，1949年增至753.8萬），大陸人卻佔據了黨、政、軍、法各部門的絕大部分職務，尤其是中高級職務，台灣本省人極少獲得。這些行為無疑只能強化台灣人對「外省人」的不滿，他們稱大陸1945年後到台灣去的人為「外省豬」即強烈彰顯了本省人的族群認同和對外省人的強烈不滿100。蔣介石父子的專制統治一方面暫時壓制了台獨勢力，另一方面則加強了台灣本省人的族群認同（如本省人的「悲情意識」）。台灣「立委」林志嘉就說：「我們都瞭解，自從二二八歷史悲劇發生後，居住在台灣的居民，多多少少都蒙受到所謂的省籍陰影，而這項陰影也一直延續到現在」101。
比較公認的看法是：「二·二八事件」是個轉捩點，台灣人族群認同由此初步確立。國民黨後來為這一事件平反道歉102也印證了這一事件的特別意義。
4.1.3 60年代「政治冰封期」與台灣人族群認同
這一時期台灣人的族群認同的演進特徵為：在政治高壓中蠕行。因為，在國民黨以戒嚴法統治台灣的時期，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島內台獨不可能像海外那樣直接地表達出來。追求公民的言論自由、為民眾爭取權利是現實的選擇，有助於爭取民心，可視作追求族群認同的曲折表達，或者說，用帕特南（Putnam）與科爾曼(Coleman)的「社會資本」觀103，這些活動為台獨勢力積累了社會資本。國民黨也意識到爭取台灣人支援與認同的重要性，所以，蔣經國七十年代初期即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推行行政革新。
在台灣島內，台灣本省人在族群認同上的訴求因國民黨的高壓政策而只能表現為零星或間接的台獨活動形式。如《自由中國》雜誌與雷震案，《大學》雜誌與台大哲學系事件，《文星》雜誌與李敖案，《台灣政論》事件、《中華日報》上的雜文、「大力水手」漫畫與柏楊案、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來不過是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反抗，追求的目標是民主與自由104。但我的分析是：
（1）反對國民黨這一外來政權本來就是建構台灣族群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沒有對立物與外在壓力，族群認同的形成將是個非常長期的過程。
（2）這些事件的參與者中，許多人後來成了台獨的中堅人物，他們在族群認同上的訴求有個由暗到明的過程。李敖與柏楊沒主張台獨，他們以犀利的文筆諷刺、挖苦、揭露國民黨，客觀上加深了民眾對「外來政權」專制統治的不滿。在1960年的雷震案中，《自由中國》雜誌聯合台籍人士和民青兩黨共72人開會決定召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宣佈「立即組織一個新的政黨（『中國民主黨』）」105，表達的是對民主化的追求。但該黨發言人認為國民黨鎮壓的目的之一是「威脅大陸人今後不敢與本省人合作，搞政治運動」106，與族群認同高度相關的省籍問題已開始凸顯。在「中壢事件」與《台灣政論》、《大學》、《美麗島》雜誌則呈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身影：陳少廷、張俊宏、楊國樞、黃信介、許信良、康寧祥、施明德、林義雄、呂秀蓮、姚嘉文，他們的政治訴求從早期批判強權主義到中期組織黨外人士助選團再到後期「反對國民黨專政」107，行為上族群認同的印記日趨明顯。
宗教力量的作用值得一提，尤其是有20萬會員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會（URM），URM是個國際性組織，隸屬「世界普協」和「亞洲教協」，它在推動台灣的人權、支援台獨勢力上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訓練的不少「台獨頂尖人物」先是成為民進黨內急獨勢力「基本教義派」主力，後又成為「台聯黨」的骨幹。
4.1.4 美麗島事件108與台灣人族群認同
蔣經國從1970年起推行「新人新政」以「革新保台」，台灣漸走出了六十年代的「政治冰封期」，這從國民黨1980年對「美麗島事件」的處理上可以看得出來：蔣經國雖然不允許任何政治集團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煽動群眾情緒來反對國民黨，但也沒有採納國民黨內保守派的意見，而決定採取「以法制暴、以理制惑、以德化怨」，縮小打擊面的處理辦法。只將黃信介、施明德、呂秀蓮等8人送軍事法庭進行公開審判，允許記者和家屬旁聽，媒體也可充分報道審判過程。一個國民黨始料不及的後果是：公開審判造就了陳水扁、謝長廷、張俊雄等一批黨外律師109，這些人後來都成了黨外運動的骨幹和台獨的中間力量110。政治案件的公開庭審、媒體的廣泛報道對民眾的影響與心理塑造自不必言。其後果是，「『台獨理念』廣為人知，受刑人家屬與律師在隨後的選舉中高票當選。」111
由上可知，美麗島事件為台獨勢力步入政治奠定了民意基礎。
4.1.5 解嚴和開放黨禁、報禁等與台灣人族群認同
蔣經國順應大勢的做法的幾重效果：國民黨本土化、蔣經國在台灣民間評價遠好於蔣介石，他還成了民主化後國民黨的一筆資本112。
蔣經國晚年思想演變的原因與軌跡有待研究，但他力排眾議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允許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大量提拔使用本省人、推行省級以下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門的選舉等措施既促進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也使得長期壓抑著的省籍矛盾表面化，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相當程度上是建構在族群間的意識衝突上」113，外省人、本省人各自的族群認同在選舉過程中加強114。而且，以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標誌，台獨的重心轉入台灣島內，「洋獨」、「土獨」匯流。
4.1.6 李登輝因素與台灣人的族群認同
李登輝上台後，台獨勢力得以有系統、有步驟地排斥「統派」力量（統派的言行被歸結為「不愛台灣」），推進「去中國化」：修改歷史、地理教科書，將明代以後的中國列為「外國」；推廣台語教學；倡導「愛台灣」意識；等等，希圖通過「教育台灣化」以「建構台灣為主體的教育內容」，從而「建構一個正常國家最基礎的地基工程」115，進而達到從根上切斷台灣居民的中國人意識。王家英就認為：「李登輝的老謀深算，正在於他對國家認同議題的前瞻判斷和準確捕捉，並堅定地結集各方力量付諸實踐。」116
李登輝時期台灣人形成了較明確的新的國家認同：否定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認同台灣人的「集體身份」。 1999年5月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117，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這二者標誌著台灣人已經成為台灣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力量，外省人變為次要勢力。但也須注意到：沒有李登輝及其幕僚的縱橫捭闔，民進黨不可能在2000年成為執政黨，更大的可能是國民黨內的台灣人出任「總統」一職。這一點上，李登輝發揮了領導人的「歷史作用」。
筆者認為，對92年的「一中各表」不能看的太高，因為它實際上讓李登輝探到了大陸對台政策的底：大陸同意「各表」等於表示不急於解決、不想動武、沒有既定的政策底線。所以，李登輝明顯加快了促進台獨的步伐：開展「新台灣人運動」、推行憲政改革、取消按叛國罪審判台獨行為的法律、在文化教育上推行「去中國化」、直至推出「兩國論」。下台之後仍不失「台獨第一大佬」本色，又是策劃成立台聯黨，又是力倡「手護台灣」，完全不負其父當年換祖宗的一番「苦心」118。
4.1.7 民進黨崛起與台灣人的族群認同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是個標誌性事件：將台獨列入黨章的政黨被允許生存、發展，原先分散、民間性質的塑造族群認同轉變為公開追求新的國家認同，並有合法的政黨代言人。民進黨發展迅速，黨員人數穩步上升。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黨員人數僅有1萬餘人，在1995年發展為8萬餘人，1999年發展到20余萬人。2000年3月上台後，社會上湧起了一股入黨潮，民進黨黨員數成倍增長，目前已突破41萬。民進黨的政黨認同度也穩步上揚。在1986年民進黨成立之初，民進黨的民意認同度僅有7%，1996年升為15%，在上台前一直維持在20%左右。但是上台後，其民意支援度一直維持在23%─29%之間，居於國、親兩黨之上，成為島內第一大黨119。
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上台、2001年「立委」選舉泛綠陣營獲得立法院225個席位中的104個。按省籍劃分，本省籍190名，占84.44％，外省籍35名（其中1名來自金門，8名是「海外立委」）120，與台灣本外省人口比例相當吻合（2300萬台灣人口的組成為：福佬人加客家人占86％，原住民占2%，外省人占12%）。
在台灣的政治術語中，「民主化」與「本土化」等同，在民進黨基層選民觀念中，台獨與出頭天、民主是同一概念121。外省人很少支援民進黨。省籍矛盾在選舉時特別突出，表現為外省人的集體身份認同（支援外省籍候選人，這一點在1989年的選舉中表現得特別典型）和本省人的族群認同。應該指出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中包括了相當多的本省人，這牽制了國民黨的政策選擇，使之只能選擇「穩健」的政策──維持現狀、緩獨，不能認為這部分人的基本的族群認同傾向於外省人。證據顯示：外省人很少支援台獨，本省人支援統一的少於20%122。本省人投票給國民黨的原因有二：（1）害怕戰爭，但認為大陸會動武的人越來越少。（2）民進黨執政能力太差，尤其是經濟搞不好。這是主因123。國民黨時期台灣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增長率最低為5%，而民進黨執政三年來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1%、3%124。
由於老年人陸續淡出政治，新增加的年輕選民80％認同台灣，新黨已泡沫化，2000年「大選」中以推進「一國兩制」為競選口號的李敖得票率不到1%。這些昭示著主張統一的意識已處於弱勢並趨於邊緣化，台灣人的族群認同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主流群體的爭論不是統獨，而是維持現狀、緩獨、急獨三派之間的較量125。2003年12月16日國民黨放棄「一中」，表面上是為了選戰的需要，實際上是不得不進一步向民眾的主流意識靠攏以獲取選票。國民黨醞釀改名主要也是出於這一目的126。台灣目前的政治光譜可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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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7-12-2 13:5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