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 陶傑2007-11-11黃金冒險號 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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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君臨香港，在鬧市拍《蝠蝙俠》，華文傳媒頭版報道，號稱「蝙蝠俠癱瘓中環」。蝙蝠俠有什麼能耐，怎樣「癱瘓中環」？不過是兩個演員，在行人天橋上對話，另加一兩架直升飛機，海港低飛，人力物力都很有限，「癱瘓中環」的，不是蝙蝠俠及其攝影隊，而是人山人海圍觀的市民。不人人聚攏着，張大嘴巴，仰首圍觀，別理他，中環就不會癱瘓的。拍戲就拍戲，有什麼好看？荷里活在紐約的曼哈頓、倫敦的泰晤士河、威尼斯的水鄉，幾乎天天都在拍戲。據說歐美的人都很空閒，香港人生活緊張，但人家在外國拍戲，沒有成千上萬的這般圍觀，在「搵食繁忙」的香港，圍觀卻成千上萬，在社會學上，真是一個謎。香港人都講「着數」的，看拍戲，有什麼「着數」？蝙蝠俠的男主角，又沒有隨身攜帶一大袋十元硬幣，為感激坊眾由早晨站到黑夜，圍觀捧場，收工的時候，把一大袋硬幣在天橋上一把撒灑下去，讓人人喧譁踐踏哄搶，站在前面的，執多幾個──如果有這樣的節目奉送，你和我都會加入圍觀的是不是？執輸行頭，慘過契弟嘛。沒有。既然沒有錢派，也沒有白米攤分，也沒有蝙蝠俠膠貼或公仔贈送，那麼乾站一天，所「着數」的，就是可以「睇明星」了。但是，讓你看到真的明星，你看他，他眼角也不瞧你，身上也沒多長出一塊肉嘛。人群在「圍觀」的時候，最展示出所謂「老百姓」的面貌。老百姓，合該是這樣子的，成千上萬，聚攏圍觀，不論是菜市口看六君子殺頭，還是東四牌樓看表袁崇煥大將軍零刀碎剮，免費有得看，一定拖小帶老的擠擁過來。臉上沒有表情，也沒有什麼複雜的動機，人家看，我也看，忽然間刀光掠過，一陣喧囂爭着把手上的饅頭，往血泊裏沾蘸──在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洗禮，這樣的歷史，是暫時過去了，但人群一旦圍觀起來，那一副千面如一的「老百姓」的五官，還是十分的古典，在他們的臉孔上，三百年前北京城夾道看囚車的，就是這樣一種空白的表情，令人很懷舊。不同之處，是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叔叔、工作人員，都知道在為美國這個超級強國服務，個個昂首挺胸，在街上拉封鎖線，姿態自信而權威，比起《色，戒》裏的最後行刺事敗，淪陷區的王佳芝，坐三輪車折回家，馬路封鎖時，街道組長的一陣叫喊：這裏不准通過，人往那邊繞道走，多了幾分專業，真有點回復到「肥彭回來了」的那種氣勢，畢竟是國際城市嘛，你說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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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好聲好氣地罵日本人，也可以用笑話來達到這個目的。日本人做決定，是世界上最慢的，出名的一個笑話，當今重播一次：飛機失事，只有一個年輕美貌的少女生還，游到一個小島。島上有兩個英國人，看到那半裸的少女，一個說：「約翰，你先來吧。」「不，史密斯，你先來。」另一個說。少女看到這種虛偽，不齒地撲通一聲跳下海，再游到另一個小島，島上有兩個法國人，一看到少女，就要強姦。少女覺得他們太粗魯，撲通一聲跳下海，游到第三個小島，島上有兩個日本人。望了少女一眼，兩個日本人一齊說：「不如寫個報告，向上司請示一下吧。」第二個笑話是罵日本人的工作狂，但先讓菲律賓人委曲一下：菲律賓島上，村民游手好閒，整天彈結他唱歌。其中有個青年到沙灘上散步，發現了一盞神燈，青年把神燈拾起來，用手擦了一下，蓬的一聲，燈中發出濃煙，一個巨人從燈中出現。巨人說：「我已經被關在燈中五千年，現在你把我解放了，我給你兩個願望，你要什麼就有什麼，快說吧。」「是嗎？」青年說：「我最欽佩日本人，他們的社會文化開放，電器先進，汽車性能又好，你讓我變成一個日本人吧。」「那簡單。」巨人說。蓬的一聲，青年的皮膚變白，衣服光鮮，手上抓着一本日本護照。「第二個願望呢？」巨人問。青年想了一下，說：「還有，我一生人不想工作，你讓我無憂無慮過逍遙的日子吧。」「那簡單。」巨人說。蓬的一聲，青年變回菲律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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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常常言道：小農社會小農社會……。中國的確以農立國。依我看，農民跟做娛樂圈都屬偏門，因為收成沒有保證，不同做公務員，農民有否豐收得聽天由命，故與娛圈中人一樣特別迷信。錢穆擔心中國人沒有共通的精神讀物，誰說沒有？那是一部敬天畏天的無字天書，而統治者的權威也來自天，權力受命於天，天啊天，故弄出人手放些死物在地下，一掘出來就嚇得愚民一楞一楞，於是又一次改朝換代。一直以來大多以儒家為正統，活該中國小農沒有中國的耶穌。孔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自貶身價，不能成為東方耶穌。未知死，又焉知生的終極意義？可不可以說，中國人滿天神佛，就是孔教逼出來的。沒有解決死後往何處去，沒有超越唯物的思維，只有一個抽象的天在頭上，於是見物拜物，連一個善戰但最後戰敗身亡的關羽，也可以用來辟邪，這是劉備做夢也想不到的，要選都選會佈八陣圖的諸葛亮吧。好端端一個老子，不但被奉為太上老君膜拜，道教更把道家據為己有，看透生死的老子知道他們鍊水銀求長生，實在不能眼閉。佛教東傳到中土，人人口中阿彌陀佛，燒香求福，為的是個人的實惠，有幾人真看一下佛經，或修身淨心，真正了悟色空而得到永恆的解脫？最糟的是佛又與道教合流，觀音竟然可以借錢，真是仁慈，着實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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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相貝理雅以五十萬鎊加一座豪宅的巨酬，應邀來中國東莞演講剪綵，陸續引起中英兩國民間議論。貝理雅收了錢，房子卻不敢要。他在意大利托斯坎尼有別墅，相信對於退休後定居在珠江三角洲的興趣不大。英國的輿論覺得很好笑：一個因伊拉克戰爭而聲名蒙污的首相，來中國出席一場飯局，講幾句不痛不癢的客套話，竟然身價如此高昂。東莞方面，以幾百萬元人民幣代價一親英國首相的寵澤，反而覺得不貴，中國婦女近距離接觸，眼見明星風采，情不自禁，大叫「貝哥真帥」。貝理雅在中國一夜風流，值不值五十萬鎊？一個理智的人，當然認為不值，但在一個骨子裏戀慕西方物質文化的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但只要有人付得起錢，就是市場。他們隱隱約約，覺得貝理雅是一位國際級的人物。由「貝理雅真帥」這句中國女人的讚嘆，出重金請貝理雅來中國的人，似乎是惑於其風采俊朗的外表，多於了解貝理雅本人的內涵。或欣賞「英國首相」這個高尚的職銜，代表的文明價值觀。論人物，貝理雅在英國當非第一流，即使今日的歐美西方，也沒有第一流的人物，但英美和歐洲，二百年前同時出現過許多，他們遺下的文明遺產，風騷各領，又豈止五百年。

這就涉及歷史的觀點。譬如公元一七九三年，這一年，是乾隆遜位前兩年，中國的歷史記憶，是乏善足陳，除了一件「民族屈辱」的所謂「大事」：英國特使馬嘎爾尼勳爵銜皇室之命，來北京覲見乾隆，發生了「下跪一膝」之事。中國的歷史學者以馬嘎爾尼向乾隆下跪一膝的「妥協」，視之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並指出馬氏中國之行，不歡而散。取道運河南下，沿岸看見兩岸百姓生活赤貧，從而認定滿清絕對不是甚麼大國，只要派一支艦隊，即可直搗帝京，這個「夢想」，四十年後終以鴉片貿易戰爭實現。中國的史觀，一七九三年無別事可記，亦無他人可表，無非乾隆與馬嘎爾尼之會。但在歐洲，一七九三年可不得了：法王路易十六處決，法國共和政體建立恐怖專政，海峽兩岸，風流人物輩出，英國首相辟特，是史上最年輕的領袖，正聯同他的好友韋柏福（William Wilberforce）推動廢除黑奴的法案，愛爾蘭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支持英國向法國革命政權開戰，但同時又警醒英國政府：如果王權不受制約，英國必步法國流血革命的後塵。伯克支持美國獨立，本來就得罪了英王，但他取態中庸，既反對法國的激進，也要求英國改革，特別抨擊東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掠奪與腐敗。英國的保守黨並不真正封閉保守，後來還產生了彭定康這類自由派人物，得力於伯克的開山思想。一七九三年，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預言得到證實，拿破崙在革命軍中初露頭角，這一年對中國幾乎無事可記，但對世界，卻是時代轉變的關頭。

一七九三年為一個自由豐盛的十九世紀揭開了序幕：就像地鐵和九鐵滙聚的九龍塘站，這一點接駁的不僅是羅湖，還通向廣州和另一片廣闊的大陸。莫扎特剛逝世，貝多芬承接了天才的靈感，英國的浪漫主義詩歌開始發芽，叛逆的拜倫和雪萊正在孕育，十九世紀還催生了蕭邦和柴可夫斯基，還有印象派的美術新潮。但中國卻處於停滯的時期，歐洲已經處於人文薈萃的盛世，中國有一位詩人龔自珍，眼見他身處的國家，連一個像樣的人物也沒有，寫下了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經過一百五十年，中國的人才經歷激進的政治清洗、汰精存蕪的逆向淘汰，龔自珍之後不久，曾國藩就是人才，但受朝廷制度的局限，發揮有限。李鴻章和左宗棠也未嘗不是人才，因受制於慈禧，也一樣鬱鬱而終。今天的中國人早已適應了「中華無人」的人才真空狀態。有許多「領導人」，也有許多科技的「專家」，卻沒有多少時代的人才，或許也有，但因為權力的氾濫，制度的不公，都遺落深藏在民間默默而歿。或許因為這種慣性，中國東莞的企業才覺得貝理雅一夕剪綵，是難得請到的人才。東莞的有關人士，也不能說是沒有眼光，他們深明這幾百萬，不必花在本國任何一位現存的「老革命家」身上，只有英國的貝理雅值這個天價，即使他在英國二百年來只是第三流的人物，他的書生氣太重，還不算是優秀的領袖，但只要中國的女人覺得「貝哥真帥」就夠了。貝理雅來東莞，路經香港，已不必就甚麼普選問題發表甚麼「外國勢力」的講話，他只是來大陸的一名淘金客，他的取態是對的。五十萬英鎊、一幢他不敢接受的房子，加一句「貝理雅真帥」，表盡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所謂「現代化」的功過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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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親愛的安德烈》─龍應台序言

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安德烈十四歲。當我結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時間過日子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駕照，可以進出酒吧，是高校學生了。臉上早沒有了可愛的「嬰兒肥」，線條稜角分明，眼神寧靜深沈，透著一種獨立的距離，手裡拿著紅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著你。我極不適應──我可愛的安安，哪裡去了？那個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讓我牽腸掛肚、頭髮有點汗味的小男孩，哪裡去了？我走近他，他退後；我要跟他談天，他說，談甚麼？我企求地追問，他說，我不是你可愛的安安了，我是我。我想和他說話，但是一開口，發現，即使他願意，我也不知說甚麼好，因為，十八歲的兒子，已經是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在想甚麼？他怎麼看事情？他在乎甚麼，不在乎甚麼？他喜歡甚麼討厭甚麼，他為甚麼這樣做那樣做，甚麼使他尷尬甚麼使他狂熱，我的價值觀和他的價值觀距離有多遠…我一無所知。他在德國，我在香港。電話上的對話，只能這樣：你好嗎？好啊。學校如何？沒問題。……

假期中會面時，他願意將所有的時間給他的朋友，和我對坐於晚餐桌時，卻默默無語，眼睛，盯著手機，手指，忙著傳訊。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進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可以認識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於是我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寫一個專欄。條件是，一旦答應，就絕不能半途而廢。他答應了。我還不敢相信，多次追問，真的嗎？你知道不是鬧著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寫的。我沒想到出書，也沒想到有沒有讀者，我只有一個念頭：透過這個方式，我或許可以進入一個十八歲的人的世界。因此，當讀者的信從世界各地湧入的時候，我確實嚇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書店排隊付帳的時候，一個中年男人走過來跟我握手，用低沈的聲音說，「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兒子會形同陌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和對方說話。」他的神情嚴肅，眼中有忍住的淚光。很多父母和他一樣，把文章影印給兒女讀，然後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開話題。美國和加拿大的父母們來信，希望取得我們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們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們能與他們分享。那作兒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歲的人了，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但是愛，凍結在經年累月的沈默裡，好像藏著一個疼痛的傷口，沒有紗布可綁。這麼多的信件，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兒女同處一室卻無話可談，他們深愛彼此卻互不相識，他們嚮往接觸卻找不到橋樑，渴望表達卻沒有語言。我們的通信，彷彿黑夜海上的旗語，被其他漂流不安、尋找港灣的船隻看見了。寫作的過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說漢語，但是他不識中文。所以我們每一篇文章都要經過這幾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這個詞是甚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詳細地解釋？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四道程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斤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蕩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甚麼呢。

《親愛的安德烈》─安德烈序言

謝謝你親愛的MM：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 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甚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癢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20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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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員到外國經商，一切費用報公數。他們又有所謂的接待費，愈想做多一點生意，愈要應酬客戶。如果一個部門的主管不報公數的話，就表示他做事不夠勤力。晚上不出來應酬，會被公司罵的。這也有好處，所報的公數可以扣稅，養活了一大群叫為「水商賣」的人，就是做餐廳生意和開酒吧的。有一個笑話是：上帝把幾個國家的人集合在一齊，問他們道：「你們認為幸福可以用錢購買的嗎？如果讓你買，你們要不要買？」法國人想了一想，說：「當然買囉，我的幸福是能買到麪包和紅酒就夠了，其他什麼都不要。」意大利人想了一想，說：「當然買囉，我的幸福是能買到意粉和芝士就夠了，其他什麼都不要。」日本人說：「當然可以購買囉，我的幸福是要有收條，給我報公數就夠了，其他什麼都不要。」諷刺日本人的羊群心理，有這麼一個笑話：豪華郵輪在大海中航行，撞到了大冰山，船快要沉下去。救生艇已經坐滿了，船長命令其他客人跳進海中逃生，但是大家怕死，都不敢跳。船長向美國人說：「如果你跳下去，你就是英雄！」美國人跳了下去。船長向英國人說：「如果你跳下去，你就是紳士！」英國人跳了下去。船長向意大利人說：「如果你跳下去，生還的女人會愛上你！」意大利人跳了下去。日本人一聲不說，即刻跳下去，船長問快要溺斃的日本人：「你幹嘛？」「大家都跳，我怎能不跳。」日本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