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喺粵語審音配詞字庫舊論壇轉貼過下便一段文章。
錄自http://www.pku.edu.cn/academic/csss/teachers/works/sina.htm
「支那」與「sina」 亦談新浪網域名的是與非 周程
……雖然梵文「Cinasthana」中的「cina」和「Mahachinasthana」中的「china」起源於秦國的「秦」的語音之說論據較為有力,但學界仍未就此達成共識。不過,「Cinasthana」、「Mahachinasthana」皆為古印度對中國的稱謂之說則早已成了定論,而且漢語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皆起源於梵語「Cinasthana」、或「Mahachinasthana」之說也早已獲得了公認。
據考證,唐玄裝等僧侶在其著作中敘述赴印度取經的情形時,曾將古印度對中國的呼稱「Mahachinasthana」音譯成了「摩訶脂那國」、「摩訶至那國」、「摩訶震旦」等。梵文「Mahachinasthana」中的「Maha」乃「大」的意思;「sthana」讀作「斯坦」,乃「國境」的意思;「china」則為「秦」的語音。因此「Mahachinasthana」的意譯應為「大秦國」。不過唐朝僧侶並沒有意譯它,而是對它進行了音譯,於是漢語典籍中便開始出現了一組同義音譯詞:「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等。此後,這些音譯詞在漢語典籍中雖然不時露面,但總的來說出現的頻率不高;且即使出現了,也大都作為歷代中國的統稱而被使用。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不少特定情況下,譬如說在匯編各朝代中國人的佛教著作時,只署記某一朝代的名稱顯然不合情理,故人們不得不使用跨越多個朝代的統稱。當時,人們雖然有選擇其他統稱的自由,但對佛門弟子來講,無疑沒有哪個統稱比源於梵文的譯語「支那」更能體現自己的虔誠和博學的了,因此「支那」比較多見於佛教經典。
「支那」一詞由中國傳入日本可以上溯到九世紀初。日本著名僧侶空海大師著述時曾多次使用「支那」一詞。由於空海曾於八○四至八○六年隨遣唐使赴唐學習過佛經,因此可以推斷他書中的「支那」乃是從大唐僧侶或漢譯經典那里學來的。總的來說,在東西文化發生大規模碰撞之前,除少數佛教界人士為顯示博學、虔誠模仿先哲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之外,一般日本人很少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這一時期,日本著作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唐土」、「中土」、「中國」以及相應朝代的名稱,如明、清等。雖然中國的朝代時常發生變化,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一直喜歡使用含有「漢」、或「唐」字的名稱來統稱中國或中國人。
西學東漸後,日本開始與西方發生直接接触,這樣西語「China」傳入日本便成了遲早之事。一七一三年,儒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時首次將「China」 與「支那」相連,不過他給「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讀音并非是「希吶」,而是「契吶」。一七八三年,蘭學者大槻玄澤在著述《蘭學階梯》時,雖然也采用了「支那」這個譯語,但他給這個譯語加的注音也只不過是「希依吶」。洋學興起之後,受西語「China」的影響、將中國稱為「支那」的洋學者與日俱增,但這些洋學者在著作中將「支那」的語音標注為「希吶」的為數非常有限。翻閱一下明治初期的教科書,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時期,既有按英語「China」的發音「恰依吶」為「支那」加注假名的;又有按傳統的中國稱謂「唐」的發音「卡拉」、「唐土」的發音「毛姥烤希」為其標注假名的。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由文部省組織發行的兩本地理教科書均將「支那」的語音標記成了「恰依吶」﹐似乎有意提倡按英文「China」的語音來訓讀「支那」一詞。
「支那」演變成為中國的常見稱謂、其語音統一為「希吶」,事實上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事。為什麼甲午戰爭之後「支那」的語音統一成了「希吶」﹐而沒有統一成英語語音「China」、或日本早期對中國的稱呼「卡拉」、「毛姥烤希」呢?這是一個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的問題。民國初期的一位留日學生認為這是由於「支那」的語音「希吶」與日語中的木偶、物品、將死同音、或諧音之故。我們雖然很難斷言「支那」的語音演變成「希吶」一定與這些詞的諧音有關﹐但是不論日本人使用「支那」稱謂時是否寓含著這些諧音語之意﹐聽者在輕視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容易朝這方面聯想卻是事實。對這種容易產生誤解的語音,日本社會本來應該加以回避,而實際情況卻恰恰想反。倘若甲午戰爭後日本人仍堅持明治初期文部省所提示的方向,把「支那」讀成英語的「China」﹐那麼問題至少不會複雜到旅日華人會按「希吶」的語音把「支那」理解成木偶、物品之意的程度。
由上觀之,一些人所持的現代日語「支那」的語音來自於西語「China」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日語的音素雖然不多,但不至於區分不了這兩個音。
至於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源於西語「Sino」之說,那更不值得一駁。誠然,西方社會有時也使用「Sino-」來表示「中國(的)」的意思,如使用「Sino-US Relations」來表示「中美關系」、使用「Sinology」來表示中國學(漢學)等,但是這些地方的「Sino」均為連接詞,並非單獨用來表示「中國」之語。而且,「Sino」在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方著作中並不多見,它成為常見用語乃是「中國學(法語:Sinologie,英語:Sinology)」十八世紀在法國興起、十九世紀在歐洲開始盛行之後的事[17]。受西方中國學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日本京都的一群學者結成了一個叫作「支那學會」的研究組織,一九二○年又開始發行了一份名為《支那學》的學術刊物[18]。這里的「支那學」雖是「Sinologie」和「Sinology」的對應語,但是其中的「支那」並非「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初通日語的人都知道,「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分子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的托詞之一就是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自於西語「China」,中國既然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為何不許日本人呼其為「希吶」﹖這伙人為贏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只得這樣誤導輿論,但是如果我們也信以為真、甚至以訛傳訛,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了。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一些人所持的「‘希吶(支那)’起源於英語的China,其本身並不含有侮辱的意思」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支那」一詞早在九世紀初就由中國傳入日本,而日本與西方發生的最初接觸卻是一六世紀的事,怎麼能說日語「支那」起源於西語China呢?!而且「支那」的語音「希吶」和「China」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China」早期傳入日本時,確實被譯成「支那」,但是譯者新井白石給其加注的假名的語音是「契吶」、不是「希吶」。幕末維新初期,日本和西方的接觸急劇增加,隨之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即便在這一時期,「支那」的語音仍沒有統一為「希吶」。「支那」真正成為日本稱呼中國的常用用語乃甲午戰爭以後的事,其語音統一為「希吶」也是這一時期的事。因此,人們完全可以合理懷疑「支那(希吶)」演變成中國的主要稱謂在某種程度上帶有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侮情感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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