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与广州

卢总

　　在广州，陈济棠所留下的足迹，除了陈济棠公馆，还有一栋鲜为人知的"陈济棠别墅"，位于从化广东温泉宾馆里。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陈济棠别墅。这是位于小山坡上的一个别致的小庭院，绿树葱茏，院门入口处，是两棵对称的老柏木，笔直的枝干，直冲云霄。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个圆形小水池，水池中央摆放着一个盆景。水池后方的两侧，是两棵高高的玉兰树，同样是对称生长着。

　　绕过玉兰树，便是别墅了。楼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面是镏金的五个大字“陈济棠别墅”。与西式建筑陈济棠公馆不一样，从外观上看，这栋别墅是传统宫殿式：楼高两层，白墙红柱，简单庄重的斗拱，明显经过了重新粉刷；琉璃瓦屋顶，历经岁月风霜，现在渐渐褪成褐色，有的瓦片上，已长出碧绿的蔓草，在风中摇曳着。据说，这些琉璃瓦，当初是黄色的，当时建别墅的军政要员，一般只敢用绿琉璃瓦，只有陈济棠，才敢用皇家才用的黄色瓦。

　　工作人员介绍，这栋别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不是传统所用的砖木结构，所以它是仿传统宫殿式的建筑。这栋别墅是1936年，陈济棠在广州温泉开发高潮时，在从化温泉所建。这里背山枕水，站在二楼的走廊里，能看到不远处的温泉水塘。那时这里每一层是一厅四房，二楼三面有走廊。抗日战争时，这里曾被一颗炮弹打中过一次，幸运的是只是屋顶遭到破坏，其他地方没有太大问题。

卢总

陈济棠别墅的屋檐。

 

从化的陈济棠别墅。

 

陈济棠别墅的花玻璃窗。

卢总

　　陈济棠的妻子莫秀英葬于湛江湖光岩狮子岭，陈济棠死前留下遗嘱与妻合葬。这是他们位于湛江的墓。　　（关家玉、李贤忠摄）

来　源：广州日报　　　作　者：梁　婵　　　摄　影：王维宣

羊城惜花人

同胡適嗰段辯論精彩，當然，我係企陳天王嗰邊嘅，五四嗰時嗰啲人嘅思想確係忘本，包括而家CCP統治後都係用呢種忘本嘅思想~

卢总

　　翻开尘封的历史，一段段关于“南天王”与老广州的往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肖自力副教授，十多年前开始研究陈济棠，并著有《陈济棠》一书。他说：“陈济棠主粤期间，地方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广州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卢总

　　广州的城市面貌，历经战乱，比较残旧。陈济棠上台后认为“广州五方杂处，中外观瞻所系，关于全市市容亟宜整饬”，下令当时广州市政府研究具体的整改方案，美化市容。

　　1930年以前，广州的道路建设没有总体规划，只是拆除城墙在墙基上修筑，或在旧城区内扩展。到了陈济棠时期，城市地图拓宽了。修路不再局限于当时城区的范围，除西关地区外，当时还是市郊的东山、河南（即现在海珠区一带）等地，大大小小的路在广州的版图上出现了。它们虽然有的宽仅6米，但为广州城乡的交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对于狭窄迂回、高低不平的老街，则采用拉直、拓宽、填平等方法进行改造。新堤大马路，也即今天的沿江西路，是1931年填筑东自龙王直街、西至仁济路口的一段弯曲河岸而来。从此，天字码头起向西，直到广州海关就成为笔直的河岸马路。

　　据不完全统计，陈济棠主政期间的1929～1934年，共筑路10万多米，约占清末以来广州修筑马路总长度的73%。

　　此外，在这个时期，建设、落成了一批标志性工程：1931年，中山纪念堂竣工，天河机场落成并启用；1933年，海珠桥和中山图书馆落成；1935年广州政府合署建成；1937年，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开业……

　　1935年3月，梁漱溟在一次讲话时称赞道：“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

卢总

　　“陈济棠一生中，一直没变的是对办学的热衷。他个人与广东两所大学的兴建有着特殊关系：中山大学和勷勤大学。”肖自力说。

　　1931年，西南政务委员会决定建设中山大学新校，选址石牌五山地区。为什么选那里呢？民间流行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陈济棠为了纪念他，于是想要规划建中山大学，他在市政府摆了一门大炮，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发一炮，其中一枚炮弹落在五山。陈济棠看着广州的地图，用拐杖在五山那一块画了一个圈，说“要给孙先生留大一点的地方”。这一圈，面积便超过万亩。

　　这个故事无法求证，但陈济棠发动军政人员捐薪兴建中山大学，却是确有其事。1934年，当中大新校舍进入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资金不足，面临停工危险。陈济棠身为中大董事，情急之下，在中大董事会议上，提出“仿照赈灾办法，由合省党政军各机关捐款为新校建筑费”的方案。政府迅速接纳了陈济棠的提议，并付诸实施。这一强迫性做法，引起不少军政人员的强烈不满，但却立竿见影，使中大的建设度过了困难期。

　　另一所大学勷勤大学是陈济棠倡议成立的。“勷勤”是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的字，对陈济棠有提携之恩。陈济棠在广州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提议创办一所新大学作为纪念。当时广东省马上从省库中拨出200多万元作为开办费。1934年成立的勷勤大学，后来并入数间大学，其中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是现在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卢总

　　肖自力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老一辈广州人大多对陈济棠有较为正面的评价。“这可能与当时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人民生活大体安稳有关。1929年以前，广东政局纷扰，连年战乱；1937年以来是抗日战争，广州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陈济棠主政的八年，不仅相对稳定，而且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陈济棠认为，商业是各个行业的枢纽，其重要性与工农业等同，如果“商业不振，则农产与工业出品均无所恃以流通，而农工亦同期凋敝”，因此，他把商业确定为地方经济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

　　当时，广州的商业日渐繁荣。惠爱路（今天的中山五、六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已是广州的中心商业区，小商贩集中在此摆摊设档，十分热闹。各界人士竞相投资商业，1933年，广州各行商店总数达2万多间，按当时的人口计，平均约50人就有一间。1934年上半年，广州平均每天就约有20家新商号开张。广州的大街小巷布满商店，陈济棠把这座城市形容为一个“大商场”。

　　各地商人、华侨和官僚办起了一大批的戏院、酒家、茶楼、旅社。中山戏院、新华戏院、新华酒店、新亚酒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兴建起来的。“和其他一些军阀不一样，陈济棠在政治上的野心并不算太大，对地方建设却做得‘津津有味’。他曾经说：‘我向来对党事不愿费脑筋，只好由老先生们去喊喊’。在这一点上，他与广东人性格中务实、重商的一面是相通的。”肖自力说。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陈济棠知道自己将地位不保，在下野前召集下属军政干部，下了这样一道命令：维持广州市面秩序与地方治安。因此，当他黯然离开时，广州市面没有出现动乱，百姓照常生活、工作，或许他们并不知，这座城市已悄然易主。

　　这可能是南天王陈济棠对这座城市最后的贡献吧。

卢总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和他在经济上的建树一样有名的，是他在文化上的极端复古迷信倾向。

　　陈济棠在全省中小学把读经作为主要科目，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字。陈济棠倡议重修孔庙，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并亲自担任祀关、岳大典的正献官，极一时之盛。

　　此举一出，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各阶层人士纷纷对陈济棠的这种做法口诛笔伐。在反对者中，以胡适尤为激烈。他在公开演讲中，不止一次对陈济棠的文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由于某种机缘，他在陈济棠的总部办公室，与陈济棠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两人一见面，陈济棠就开门见山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接着，他说：他有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建设就是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可以尽量借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礼聘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发言中，陈济棠“盛气畅言，意态强项。历时四十五分钟，不稍停辍。”

　　他说完，胡适接口说：“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对此反应甚大，大声说：“你们这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胡适回答：“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绝大多数的老祖宗，他们在许多方面够不上‘做人’的榜样。”随即以女人裹小脚为例，指出这一野蛮习俗，我们的老祖宗竟安然行之，大圣大贤如程夫子、朱夫子、王阳明等，都没有抗议过。陈济棠很生气，又无法反驳，遂将话题一转，大骂中国的教育“都是亡国的教育”，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

　　对于陈济棠的指斥，胡适“婉词相驳”，并主动把话题引向双方都十分敏感的读经问题。他说他不反对古代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等等。他还话中有话地声称，本来想借在中山大学演讲的机会向青年学生介绍一下怎么读经的问题，可惜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等等。

　　至此，两人的对话在一片浓浓的火药味中结束。

　　除了尊孔读经，陈济棠还对妇女服饰的标准加以规定，并强制执行，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社会上的跳舞活动等等。如此种种，构成了他极端保守的文化统治政策。

　　对此，肖自力认为：“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对陈济棠的影响根深蒂固。他的文化取向带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他试图用复古的方式，加强道德教化，挽救世道人心，以从思想上维护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