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光塔：芝麻开门

卢总

 

　广州有条光塔路，光塔路上有一座塔。

　这座塔不是中国传统的宝塔造型，而是高耸入云的圆筒状，朴素又敦实，带着股豪气干云的倔强气质。

　它的异域风情，透露了它不寻常的来历。千百年前，当这尊塔所俯视的光塔路一带还是一望无际的珠江边之时，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蕃坊”。数以万计来自大食和波斯的“蕃人”，带着璀璨夺目的珠宝，带着香气四溢的香料，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在光塔下栖息，和广州人做生意……他们很快适应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学习这里的文化，并且和广州人通婚，生下一代又一代的“土生蕃客”……渐渐地，他乡变成了故乡。

　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于是他们在江边建起进行宗教活动的清真寺和高高的光塔。每个白天，光塔上“邦克”的声声呼唤，给这些背井离乡游子的心灵指引着方向；每当夜幕降临，光塔上高悬的灯光，又在指引着海上的船只，朝着这个陌生而富饶的国度，风雨无阻地前行。

　像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事实上，在这部反映中古时期阿拉伯趣闻的世界名著里，那位名为辛巴达的航海家，他的原型——阿曼航海家阿布·奥尔达，于公元750年从现在的阿曼苏哈尔港起航，漫长航程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广州光塔路一带。

　一千多年以后的光塔路，那些已经无从寻觅的奇幻往事早已隐身而去，空留寂寞的光塔路，如一个默默无言的舞台，承载着曾经的辉煌。今天，让我们重新扣响“芝麻开门”的问询，去找寻光塔之下千百年来的故事传说。

卢总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当中国广大地区还处在未开发的榛莽状态的时候，当时称为番禺的广州，已经开始了自己海上贸易的历史。

　广州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贸易大港。一条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的“海上通道”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它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三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是当时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大食人（今天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天的伊朗人），就是沿着这条海上之路，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当时的盛况，如今想来简直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神话场景。

　因为唐朝实施开放政策，广招海外商人，所以内外商旅、各国使节都从广州出入。据阮元的《广东通志》记载：“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海泊“种极多”，“不知其数”，“大舶参天”，“万舶争先”。

　用现代广州人的思路来推想，那“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兴旺景象，估计就相当于“广交会”的状况吧，只不过，这场特殊的“广交会”，持续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会。

卢总

　唐玄宗时曾经两度下诏禁止互市，封锁了陆上交通，断绝与西域的经济往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来来往往却因此变得更为频繁——更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由海路前来，他们聚集在广州，与中国商人交易货物，广州在那个时期成为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这些纷至沓来的外商中，以阿拉伯人为最多。他们把广州人称为“新卡兰”，意为大中国。今天惠福西路坡山巷原有一座高丘，称坡山，山下有一天然石穴，状如脚印，世称“仙人足迹”，古珠江就是从这里悠悠流过。而当时位于此的“坡山古渡”是唐宋年间广州最大的码头。从波斯湾远道而来的船只大多在此靠岸。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异域商人上了岸，一时半会走不了，便就近驻扎下来。古书记载这些侨民“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天长日久，渡口附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朝廷终于决定，就在这里设置专供外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的社区——“蕃坊”。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涉外的国家、事物都冠以“蕃”称。在广州话里，这一称谓保持至今。究其来由，估计要到《周礼·秋官·大行人》里去找解释：“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也就是说，当时除了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等州之外，其他的地方就都是“蕃”了。

　从设立蕃坊的那一天起，朝廷同时设立了“蕃坊司”和蕃长进行管理。“蕃坊”内还设有“蕃市”和“蕃学”。“蕃市”供侨居的外商交易。“蕃学”是应蕃人要求，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中国文化。

　《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述了元朝时期广州蕃坊的情况：“广州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即阿訇，一个地方的总教长），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一般来说，历来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明显“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情况，是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的教权组织制度的一种体现。

　蕃坊的主持叫蕃长。他一般由穆斯林公众选出，然后经政府的审批与任命。蕃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所担任。他的职责是管理蕃坊内部的一切事务，特别是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来华贸易。如果穆斯林之间产生纠纷，蕃长也要负责调解。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蕃坊，基本上相当于现在领事馆的性质。

卢总

　根据记载，广州的蕃坊位于广州城南，呈长方形。以光塔路为中心，南临珠江之滨，东至朝天路、米市路，西达太平路（今天的人民路），北抵惠爱西路（今天的中山六路）。蕃坊一共占有马路、街、巷、里等十二三条。几百年过去，那些曾经在这里摩肩接踵的异域客，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光塔路附近一些小巷的名称，窥到一丝过往的痕迹：

　光塔路原名大食巷，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大食人(阿拉伯人)聚集之地。它对面有条小巷叫仙邻巷，其实“仙邻”是阿拉伯语“中国”的音译。

　这里还有个玛瑙巷，不言而喻是蕃客在此地经营珍珠玛瑙而得的名称。玛瑙巷走到尽头是中山六路，向西可以转到擢甲巷，“擢甲”其实是阿拉伯语“小巷”之音译。走出擢甲巷即转入海珠中路，其南段原来叫“鲜洋”街，即阿拉伯语“送别”之意，唐朝要求广东地方官府对离开外国商人一律举行宴会饯行。

　那片地图上曾经保留着的蓬莱北的地名如今找不到了。蓬莱是伊斯兰教做礼拜之前的唤礼词中“真主至大”的音译。

卢总

　那时候的广州人，应该是中国最先接触到“老外”的一批人。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客，他们无论是语言、长相、服饰、生活习惯都和我们相差甚远。对异域风情的接受自然需要一个过程，在有关蕃坊的古籍中，“友邦惊诧”的记载着实不少：“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宋·庄绰《鸡肋编》）

　“恂曾于蕃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砂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唐·刘恂《岭表录异》）

　“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宋·朱彧《萍洲可谈》）

　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蕃客们于广州的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蕃商到广州经商，发财的不少。宋朝苏辙在《龙川略志》里记载：“蕃商辛押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明末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则说：“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

　慢慢地，他们开始学习接受这里的文化，把孩子送到华人学校里去学习。南宋龚明之著的《中吴纪事》里提到：“程师孟知广州，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南宋的《铁围山丛谈》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

　其次是婚嫁。《新唐书·卢钧传》里说：“蕃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甚至说，“五代时国主喜纳波斯女，而宋时宦族亦爱嫁大食人。辽时大食国王请婚，亦曾以公主嫁之……可见五代辽宋时与回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阿拉伯、波斯商人与广州土著居民的结合，产生了他们混合的第二代，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土生蕃客”。他们有的住唐五年、十年，有的一直住到宋代，长达数十年。由于宋王朝的重视和鼓励，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的势头更加如钱江潮涌，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与日俱增。他们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根据统计，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的时候，已经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为此，宋政府还特意颁发了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以解决他们在华的遗产分配问题。这些土生藩客在广州，就成了广州回族的原始成体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掺杂了当时非中原人的其他地区的商人后代。

卢总

光塔高耸

　　

展厅里反映当年海上丝路盛况的油画　　　　　　　怀圣寺院内

来　源：广州日报　　　　作者：金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