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流行文化:广州从复制“港式”到找回自我 2 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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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渐渐跳出“港式”框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文化在广州的强势地位仍不能动摇。虽然大多是用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台的节目，他们的节目还是占据了八小时之外广州人主要的生活空间。广州人对香港社会的熟悉和关心程度，超过对广袤的内地，对香港的娱乐事件和时政要闻的热情，不亚于港人。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两地文化的强弱消长开始发生变化。当内地许多城市还在“配音”的港产电视剧和粤语歌中想象香港的时候，广州人已经开始思考怎样从亦步亦趋的“港式”文化模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广东电台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流行乐榜，电视台举办流行歌曲、歌手大赛，推出走红全国的歌星毛宁、杨钰莹、朱哲琴等，有了本土的特色。如朱哲琴的《阿姐鼓》，具有民歌的味道，不再与清一色的港式流行曲风相似。还有一批词曲家如陈小奇、李海鹰等，写出了各有风格的流行歌。

 

　　电视剧如《情满珠江》、《公关小姐》、《外来妹》等都获得高收视率，娱乐系列剧《万花筒》的盒带甚至远销香港、东南亚，为电视台带来过百万的广告收入。珠影也引领着电影潮流，出品了《逆光》、《安居》等一批优秀电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货”开始北上，流行文化也随之北上，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广东自己的流行文化，但至少在复制香港的基础上有了创新，或者说，把香港式的文化改造得更适应内地了，这才有了进一步传播的可能。

 

　　广州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一直认为，香港流行文化的实质是快餐式的，符合香港快节奏的生活，可供人们工作之余消遣和排解压力，但其中良莠不齐，广州要在接受中有所反思。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这个容器中，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进行着融合、蜕变和创新。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州确实开始对香港流行文化从“习以为常”转向“择优”和挑剔，并逐渐兴起欣赏中外高雅艺术的潮流。

 

　　李大华提出，当下广州的城市文化建设，重要的是要培养广州本土的文化消费群体，特别是高雅艺术。他做过调查，目前广州的文化团体比香港还多，广州芭蕾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广州木偶剧团等大型演出团体有一百多个，但本地消费市场不够，常常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广东现代舞团，在国外获得不少大奖，也有了不小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但在国内，由于艺术消费市场的不成熟，其并未获得应有的影响力。这些年，广州交响乐团在培育观众和推广上有出色表现，它与中国爱乐乐团联姻，经常邀请法国、德国或捷克的演奏家来穗表演，并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听众，经常到大学里演出，并在全国乃至世界巡回表演。

 

　　从复制跟风到渐成对峙之势，在努力跳出港式框架的过程中，广州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之路。

 

一个城市文化的建设总是与它的人民有关。在香港短暂生活的切身体验，让李大华感到，香港最可贵的在于香港的人民，他们整体素质高，一直有开阔的世界眼光，社会规则化，人情化的色彩少，整个社会有专业的精神，哪怕是一个电工，也是训练有素的。广州现在虽然不需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但走向世界的步伐与公民的整体素质有关，其中包括现代公民教育和艺术审美教育，这方面与香港的差距仍然很大。 

 

　　黎熙元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香港和广州都需要开始反思和寻找自己的本土文化。回归前至今，香港的文化产业就遭遇了瓶颈，因为中国向世界的开放，世界更了解中国，也因为新兴竞争对手的出现，使得香港的文化产品渐渐失去了过去的优势。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要想以“香港”的文化面目立足世界，需要反省，问问自己到底是谁，对于一直困惑于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她说，广州近些年也开始大力寻找本土文化归宿，建立文化大省、文化广州，既是政府的意识，也是民众的共识。广州人已经意识到，面对外来文化，只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立足点，才能顶住外来的压力，而且才能有创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和陈述本地文化，使“岭南文化”逐渐成为“显学”。黎熙元很爱看这些研究广东本土文化的图书，收藏了不少，其中还有香港出版的《南海十三郎》，书店里这类图书的日渐繁多让她惊喜不已。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才有了面目各异的地域文化。作为基因如此亲近的两个地方，广州和香港在文化的共生互补上有更大的优势。随着两地经济、社会的日渐融合，随着两地对本土文化的追寻和文化对等交流机会的增多，我们期待，广州和香港会有更多的对话。 

 

　　回归十年来

 

　　高品位交流日益频繁

 

 

　　回归十年，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了全新的活跃期，出版、学术、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都比过去有更深广的拓展。广州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人才资源，高雅艺术、人文学术研究等比较发达；香港文化的现代化因素突出，文化产业成熟发达。因此，共生互补成为了时下两地文化交往的主流。

 

　　两地之间高品位交流活动渐成风气，随着2002年11月，“粤港澳艺文合作高峰会”在香港召开后，文化交流进入了更高层面。从2003年开始每年11月，在粤港澳同时举办推广粤剧艺术活动；2004年穗港合办“纪念赵少昂诞辰100周年书画展”；2005年广州近代史博物馆代表广州市文化局到香港参加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香港观众对广州文化局展位的宣传活动表现出极大热情，场面热烈；2006年举办了“东西汇流——粤港澳文物大展”，这是三地文博界整合文化资源、提升文博合作的一次成功展览。

 

为期12天的“2007广东精品图书展” 2月1日在香港新华书城开幕。内地新华书店进入香港，意味着香港人开始越来越接受简体中文书籍。(资料图片）

　 2004年，楼高5层面积达3200平方米的新华书城在香港闹市区铜锣湾开张，这是由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聪明影音地带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投资逾千万元建成的，是目前香港最大的书店，它将内地出版业的品牌“新华书店”带到了香港，随之而去的是简体字出版物。以往港人常要去深圳和广州购买内地图书，如今来回粤港的车费可省下了，书城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内地的简体字版书籍。 

 

　　专门发售内地版图书的书店，近年在香港也愈开愈多，像商务印书馆香港门市部，出售的简体字版图书也比过去多了。一位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十多年的内地记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香港人读书生活的微妙变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朋友和同事中间，读英语书的多；九七回归后，在地铁、巴士上所见，读繁体中文书的越来越多；近年，香港人读中文书，许多人已经不排斥简体字了。”

 

　　在香港能看到的简体字书，种类比过去更多，除了文史哲类，还有语文教育类、普通话和生活类等，而内地畅销书现已基本同步在香港面世。像对普通话一样，对简体字书，香港人不但渐渐接受，而且兴趣渐浓。对此李大华有深切感受，他没想到自己的学术专著《隋唐道家与道教》在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上架不久，就位列畅销书榜，后来甚至脱销。

 

　　据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金炳亮介绍，在简体字的价格优势面前，曾是简体字书价格3～4倍的港版书近年已经下降至1～2倍；而香港读者为了能同步获取内地的学术和文化信息，也更倾向于购买简体字版著作。除了相对低廉的书价，香港读者对简体字书的兴趣实质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拒绝种类繁多的简体字版图书，就是关闭了一个视野辽阔的窗口。

 

　　回归十年，两地出版界积极寻求各种合作机会。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与香港新亚洲出版社合作，组织内地专家和香港的教师合作编写了《香港中小学生普通话教材》，包括课本、教参、教具等共75种，进入了香港中小学课堂，这是建国后香港首次使用内地编写的标准教材，而且这套教材已成功经受了香港市场的考验，修订再版。

 

　　2001年，广州出版社获得金庸作品集为期5年的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2005年，香港最具规模的中文出版机构联合集团在广州全资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经销内地版图书的港资发行公司——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去香港逛书店”也开始成为内地游客香港“自由行”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书迷们都知道，香港富有人文特色的“二楼书店”和二手书店是淘书的天堂。兴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二楼书店”，由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营办，他们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办起这些小书店，它们多集中在城中商业气息最浓的地段，却主要为小众服务，综合了世界各地高品位的社科和文史哲类图书，仿佛小型的世界图书博览会，很受内地书迷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