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質態的落差

leon_jeng

從區域文化的視角來看，恐怕很難有比南嶺造成的阻隔，更大地造成了文化質態的差異，使得中國文化呈示出更為五彩繽紛的格局。中原文化，是可以涵蓋齊魯、三晉、燕趙、陝秦……等區域文化的，甚至近代的江南文化——雖然已有了一定的距離。但是，南嶺以南，由於瀕臨大海．自古以來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連結之處，商品發達，則形成了與內陸文化幾乎迥然不同的海洋文化，有人甚至以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加以區分。

　　將近二百年前，由於洋商加官商的雙重壓迫。廣州有名的商埠——十三行，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消失。他們跑到哪去了?沒多久，華東長江入海口處竟出現了一個上海。隨著廣東幫商人的開埠，寧波等地商人也接踵而至，於是便有了這麼一顆璀燦的東方明珠。同東南亞各著名商港一樣，均是廣東人最早開創的。某種意義上。作為珠江文化的代表，廣府文化對北方、對東南亞都產生不容忽視的輻射，這也是海洋文化或商業文化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給北方帶來了南氣，給稻菽麥粱上拂來了海風的腥味。

　　但長期以來，人們對這股“南風”北漸產生了一種誤讀，總認為是“洋風”，對本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海洋文明視為異己。尤其是近年來，有人甚至把中國文化劃為三大形態——即京派、海派與港派，以致引起了廣東文化人的憤慨。無論如何，所謂“港派”文化，是不足以取代同樣是博大精深的廣府文化的，尤其是帶有殖民化色彩的香港文化，假如算得上“文化”意味的話，那也是混血兒文化，不能以此複蓋南方的文化。

　　但這種“誤讀”畢竟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這就是全球業已氾濫了的後殖民文化——自從一位印度學者提出這一概念後，迅速為東西方學者所認同。人們不難發現，即使在經過血與火同殖民者搏鬥過的中國，過去，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前衛性，表現在他們對西方文化相當透徹的認識與有機聯繫，而老百姓則仍沉滯于傳統文化中，而現在，西風日漸卻表現在流行文化上面，時裝、節日、消費、廣告，種種都向西方看齊，洋名的商標有著奇異的促銷效果——這自然是基於老百姓文化心理變化上。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也由此發生了嬗變，進而言之，不少小說、影視、流行音樂也予以認可和趨同。而這，又是從南方開始的。

　　所以，把這當作“港派”文化，不是沒有一定依據的，但是，畢竟不可以以偏概全，把全球的後殖民文化現象在中國歸於“港派”文化。

　　這需要審慎。

　　而在南方的精英文化，則呈現出了逆向走勢，以致有人感到奇怪，愈是“港化”之處的文學、學術，反而向傳統與本土化逆轉，呈示非西方化或非“港派”的走勢，鮮明體現出了廣府文化或珠江文化的特徵。

　　無疑，精英文化才是南方文化的真正代表，而廣府文化的精萃便在此了。如果說什麼“京派”、“海派”的話，那麼，也該有個“廣派”而不是混淆視聽的“港派”。

　　如同嶺南畫派，以及粵劇在中國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鮮明的地域特點一樣，南方的文學、學術方面新的崛起，也如同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嶺南出了若干文化、思想的大家——如黃遵憲、梁啟超、孫中山等。

　　這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得風氣之先、經濟上已“先行一步”的區域，不可能不帶來文化上的奮進，況且廣東已積有幾百上千年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的歷史沉澱。如果我們撥開浮泛在表面上的泡沫以及被攪起的沉渣，亦應對“廣派”有一個清醒的、全面的與公正的認識——作為一個在內地生活了幾十年的筆者，是由衷地這麼說的。

　　“廣派”文化，只是暫時由於其不同的質態難以為中原或內陸文化所認同，同時，也一時不為挾江南——由中原南移而與南方地域文化相結合的“海派”文化所等量齊觀。

　　其實，在廣派文化中，也有與中原文化的“結合部”——這就是其中的客家文化。通常，人們把南方文化歸結為三大派系，一是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府文化，一是以粵東北延綿至閩贛浙桂等地的客家文化，一是以潮汕為代表的福佬文化——亦稱潮汕文化。

　　客家人是中原人經千年大遷徙、萬里迴旋至南方的士冠貴族，這在歷史上已有了定論。所以，我曾說過，正是客家南徙，給南方帶來了北氣，他們重倫理、重教化，稱得上是南方的文人——廣東作家群與學者群中，客家人數的比例之大，遠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當年第一屆學部委員中，其人數幾與上海的相等，占全省近一半，中科院內學部委員幾乎全是客家人。同中原人一樣，他們重義輕利，重學輕商——當然，隨著歷史變遷，客家人的鉅賈亦已出現，人們不難發現，其商業上的奇跡般崛起，卻得益於他們所重的信義，所以，才與現代商業精神迅速得到焊結而越過了小商小販的“無商不奸”階段。但他們作為“人文秀區”之美譽．至今仍不失去光彩。不久前，譚元亨一百多萬字的《客家魂》三部曲，當可作為客家史與客家文化典籍來閱讀，它業已引起東南亞等地強烈反響，相信不久將隨其已改編的二十六集《客家魂》與十集的《客家女》的連續劇上演，會在內地產生較大的影響。而他的《中國文化史觀》在教委系統的社科類評獎中脫穎而出。也表明了客家文化所具有的中原文化的深厚根基。客家人來到嶺南的開掘精神，不僅體現在其延伸至東南亞“開埠”上，而且在人文學科、科學技術上亦可稱之為佼佼者。由於該民系是魏晉南北朝“舉族南奔”的，所以，他們身上，無疑也帶有當年的“天放”精神，膾炙人口、自由奔放的客家山歌，使其成為詩的民系而盛名天下。客家女子不束胸不纏足，也更是那個精神自由的年代的傳統。我們完全可以預期客家文化在近年內的迅速復興。

　　東南亞有句話，是“客人開埠，廣人旺埠”。也就是說，客家人富有開創精神，每到一個新地方，能從荒野上開拓出城鎮與海港來，但由於傳統觀念束縛，他們過去對經商是不大看得起的，所以，要把城墟港口搞興旺起來，還得靠富有商業才幹的廣府人。早在上世紀末，一位來中國考察的法國學者，就指出廣府人具有經營大商業、大交通業的天賦，當是言之不虛。他甚至認為，廣府人可能是西方殖民者的後裔——這自然是往他們臉上貼金，否則無以解釋廣府人的商業精神如何同地中海文化不相上下，在經商的精明上不亞于歐美人。

　　因此，對廣府人的評價，則有重利輕義、重商輕義的說法，當然這有一定的偏頗，但也說明了很多。中國第一個商業資本家就誕生於廣東南海，中國百貨業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全是一色的中山人，筆者寫過先施公司創始人馬應彪的傳記，並由此較深入瞭解廣府文化。他們頗有點美國人味道，凡事愛作定量分析，且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樂觀精神——如同牛仔們在開發西部時，大自然給予太多的恩賜而忘乎所以……。最近，《嶺南文庫》推出的伊妮所著的洋洋七十五萬字的《千秋家國夢》記述了廣州高弟街許氏家族的百年沉浮，從軍事、商業、文化多角度剖析了廣府人的審美情趣，其判斷也與那位德國學者一百年前說的一樣——帶著產生的轟動效應並且引出的“伊妮現象”，也可以說是廣府文化的一次大手筆，相信內地學者、作家會從中進一步認識這方真正的、有厚度的地域文化。

　　而在“客人開埠，廣人旺埠”之後，東南亞所流傳的俗語中還有一句，是“潮人占埠”。這也是頗值得探究的，重義的客家人善於開拓而不能搞活，重利的廣府人能搞活卻又不易立足，到最後，則須由潮汕人來“占”了。為什麼他們能站得住呢?

　　所以，廣東還有對潮汕人的評價——據說是一位大學者的題匾，那便是，說潮汕人是：“義利並重，學商同舉”。這八個字，也許足以說明潮汕人為何能“占埠”的道理，光有利旺埠，卻缺乏義的維繫力，光有義的開拓銳氣，又無“利”刺激的欲望，這均不可在一個地方久留，惟有二者並舉，才足以興旺發達，立於不敗之地。所以，潮汕人的“利害”，在廣東範圍內是很出名的，有人說他們是“什麼都要”，名分與利益不可或缺。

　　潮州人每每以韓愈曾在那裏主政為驕傲，連那裏的河流也命名為韓江，自古人文薈萃，故有“到廣不到潮，枉走此一遭”的說法。所以，傳統文化之“義”當由此可溯；而唐宋以來，“潮州幫商人”均以做大生意出名，潮州城一度以“商賈輻輳，海船雲集”而著稱。因此，其海洋文化之“利”亦可以此尋源。據考證，自日本、南韓，至閩南、潮州及臺灣、海南島，其人種上更有近緣可考，所以，有人說潮州人(或福佬人)有日本人的味道，有點拼命精神，當是不錯的。讀一讀郭小東的《青年流放者》及雷鐸的《公民們》，也可以多少把握到潮州人的民性，可惜相當典型的潮汕文化的代表作還有待今後問世。潮汕人在廣東所占的比例較小，但他們的能量是遠遠大於這一比例的。

　　上述的粗略分析。不少也可能是一己之見，但多少可窺見珠江文化在質態上與其他文化在中國本土上拉開的距離，重新為“廣派”文化定位並摒棄“港派”一說，尤其是更為嚴謹地剔清當今後殖民文化造成的影響，使已非西方化、本土化的精英文化脫穎而出，得到更大的播揚與發展——這一條，無論對廣州，還是對上海、北京，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此外，如何推動區域文化的研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只有這一研究得到昇華與深化，才可能具有成熟形態的中國文學，產生其爆炸性的世界影響，這也許需要另作一篇大的文章了——這算是本文的題外話了。

　　南嶺的阻隔造成的文化質態之差異，說到底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幸事，為中西文化相互的啟動在嶺南這一大移民區產生新質提供了歷史的楔合點，我們有理由期待它新的輝煌。

tea

呵呵。变化。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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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人有开创的精神，缺少守护的行动。

无论南方，北方，神州，海外，都广受广府人的影响，但是，真正能保存下来的广府人的痕迹却是屈指可数的。正如以上的文字所论述的：“南风”影响了北方，却被误读为“洋风”，变成了“媚外”的代名词。

广东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而广府人依然被“美其名曰”：“暴发户”。腰缠万贯，内心空虚。承认，纸质文本，我们是缺少，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影像文本。电视，电影，广告漫天飞舞。当下，讲究速度的时代，图像更加容易为人接受和影响深刻。

闲庭信步，笑望云卷云舒，坐看花开花落的悠闲只有在历史的记忆中才能寻回。

 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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