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廣州 之 廣州嘅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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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珠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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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廣州市的老字號茶樓，開業最早、時間最長的要數成珠樓。這家歷史悠久的茶樓位於廣州市河南(現海珠區)漱珠橋畔。成珠樓在解放前參加了茶樓業的同業公會，曾有一塊刻著“成珠樓”的樟木牌匾，存放於該會在槳欄路的會址處。牌匾落款署清朝乾隆年代，從匾上所列年份可以推算，1945年是成珠樓開業200周年。那麼，至1985年毀于火災時，成珠樓的歷史足有240年了。

　　

成珠樓本始于成珠館，是一間不起眼的簡易平房(成為兩層木樓茶樓乃是咸豐年間的事)。創業伊始，成珠館屬當時廣州五大家族(潘、盧、伍、葉、周)之一的伍紫垣所有，為伍氏邸宅內待客的地方。伍氏衰落，館子轉讓吳氏，易名為“成珠餅家”，後又兼營茶樓、外賣，之後又數易其主。光緒年間，館歸梁福和堂所有，尚屬族產，主持人是梁殿華。成珠樓的發展，便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

　　

成珠樓地理條件優越。清代的廣州河南區有三大集市，即福仁市、漱珠市和歧興市。成珠樓所在地漱珠市處於各市的中心，並且近傍豪門望族的邸宅，著名古刹海幢寺又近在咫尺，故而食客不絕，而成珠樓的龍鳳禮餅和其他各種餅食色香味俱佳，並有各款粉面飯品供應，生意自然十分興旺。當時所制餅食，除櫃面零售及在茶座上供應外，還承接成批訂購，送貨上門。連市外、省外、國外的過路客，也以一試成珠樓精製餅食為快。梁殿華經營有方，使營業不斷發展，獲利甚豐，為成珠樓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及至于承父業，梁氏第二代續振先輩雄風，把成珠樓經營得更加有聲有色。他們聘請名師，嚴格保證餅餌質量，並注意改革包裝，不惜耗資在國內外進行廣告宣傳，務使男女老幼皆知。梁氏昆仲又花白銀2萬，把成珠樓裏裏外外修飾一新。為提防假冒，成珠樓小鳳餅在民國3年獲准進行商標註冊，保障了經營專利。此後，成珠樓雇用職工由原來20人左右增至四五十人(臨工不計)。

　　

成珠樓以小鳳餅成名。關於小鳳餅，何時始創，流傳著幾種不同的說法和記載。按小鳳餅成名于清咸豐五年(1855年)，因此有說其源于伍紫垣的婢女小鳳。小鳳是順德人而姓氏不詳。據說某日伍紫垣接待一位外地客人，碰巧點心師不在，而客人欲嘗廣東點心。伍無計可施，暗暗叫苦。小鳳情急智生，把平時私下儲藏以備充饑的幹餅拿出來招待客人，不料客人吃後大加讚賞，以後還來信稱道，念念不忘。其實只不過是小鳳把宴客剩下的菜肴收起來，加些梅菜壓成餅塊，再請點心師傅代為烘乾而已。想不到這種餅居然甘香酥脆、油潤幹潔，十分可口。意外的發現啟發了伍紫垣，於是命師傅如法炮製，並把這種餅取名“小鳳餅”。另有一種說法，認為小鳳餅是梁氏祖傳，因外形酷似小雞，故爾取名“小鳳”。後來，成珠樓確定以小雞作為小鳳餅的商標，正合把雞雅稱為“鳳”的民間習俗。不管小鳳餅的起源如何，總歸是成珠樓的一大發明，由於標新立異，風味獨特，質量上乘，難怪問世以來聲譽鵲起，而成珠樓更因此名聞遐邇。20年代初，小鳳餅曾獲“展品賽會最優等獎章”。1931年參加“廣州市國貨展覽會”，獲一等獎章。據說當年廣播電臺曾經編了一段順口溜宣傳：“老鄉老鄉，幾時出省城?省城最有名，成珠雞仔餅，你去省城最緊要買雞仔餅。”長期以來，省內外的過客都喜歡手提小鳳餅回家，作為到過廣州的標記和珍貴的“手信”。國外華僑乃至外國朋友都把小鳳餅視為代表中國餅食的珍品，推祟備至。於是，小鳳餅的銷售點逐漸遍及省港澳。

　　

1946年成珠樓舉行開業200周年慶典，一時哄動河南區。著名書法家麥華三先生書贈成珠樓詩雲：“小鳳餅，成珠樓，二百年來譽廣州。酥脆甘香何所從，品茶細嚼似珍饈。成珠高閣會天孫，綠皚新醅酒令傳。醉傲天臺左右顧，漱珠橋畔海幢園。”

　　

回顧成珠樓的經營發展史，並非完全是暢順無阻的。還在1928年時，成珠樓已經由兩層木建築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三層樓房，面積達600平方米左右，業務日趨興旺。正當繼續“大展鴻圖”的時候，廣州市地政局以開馬路需要為由進行勒索，開口便要白銀2．5萬元，否則便要將成珠樓攔腰切斷。茶樓方面對此不予理睬，最終卻鬥不過官府的勢力，只好任由“腰斬”。於是在開拓馬路時，偏要從成珠樓中間部位穿過，這真是個無情打擊。面對飛來橫禍，成珠樓老闆重整旗鼓，把“腰斬”所餘的北部改作工場，而南部則擴寬加高，擴建了西鄰位置，重建三層樓房，並擴充四樓。當時共有職工46人，其中固定專門製作小鳳餅者10人，烘爐6只。由於大量推銷小鳳餅，於是很快恢復了元氣，穩步發展。到1935年間，營業額和盈利均比“腰斬”前高出一倍左右。廣州淪陷時期，飲食行業隨著各行各業關門歇業而陷於停頓狀態，成珠樓自然不能倖免，出現了一個營業低潮，終至暫告歇業。1940年，經營者在惡劣的環境下又重新開業，到抗戰勝利之時，已經有了新的發展。1947年，成珠樓重新崛起，還開設了3間分店：一為西關成珠茶樓，一為成珠餅家，一為澳門的支店。此時期內，主持成珠樓業務的，已經是梁氏第三代，可說進入了私營時期的高峰年代。

　　

解放後，由於成珠樓的業務不斷發展，上級投資把右側平房改建成四層樓，改善了職工的生產條件，同時擴大營業場地，擴至1400平方米。企業內部進行了一系列改造、裝飾，面貌煥然一新，座位從解放前的400個增至700個，職工人數達150多人。成珠樓的“成名法寶”——小鳳餅的製作配方在1959年已經向社會公開，為商業部飲食服務局編入《中國名菜譜》第4輯，得以流傳後世。

　　

1985年10月9日夜，一場意外的大火吞沒了成珠樓，240年的歷史到此暫告中斷，但是，它的名字卻沒有消失。為了保持這家老字號，政府決定在原址投資重建，並於1990年1月正式開張，易名成珠酒家，在最興旺的時候曾開設了南華東路和荔福路分店。至1996年，成珠樓生意開始走下坡路，由於背負多重債務，無力償還，終於在2000年9月關門結業，債權人向法院起訴成珠樓，成珠樓的物業被法院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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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生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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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於1924年，距今已有70多年歷史。曾改名為"廣州蜂蜜店"，1989年恢復了原老字號，更名為"寶生園蜂產品總匯"，1993年10月被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稱號。"寶生園"的創始人梁少川，廣東南海縣平洲人氏，他業餘愛好養蜂，後來開始專心養蜂賣蜜，在廣州市十二甫路正式開設了寶生園。由於梁先生辦店講求信譽，出售的蜂蜜品質純正，不摻假，無雜質，因而"寶生園"的蜂蜜逐漸為顧客所稱道。1956年公私合營，"寶生園"成為國營企業以後，在繼承傳統商品經營基礎上，大膽開拓創新蜂產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國內蜂王漿的開發利用尚處於探索階段時，"寶生園"即開始大膽嘗試經營鮮蜂王漿的業務，由於寶生園出售的蜂蜜，全部經過精細的滅菌、除雜、加工工序，故產品品質純正、潔淨、不易發酵，寶生園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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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鳴鞋帽商店
　　
鶴鳴是在40年代上海崛起的一家著名鞋帽商店。1948年8月，鶴鳴南來，在廣州市下九路39號(現址)辦起第八家分店，老闆楊撫生。主要經營上海出品的時髦新款男女皮鞋和帽子。因經營有道，在短時間內令人刮目相看，在原來只有80平方米的店鋪（一個門面）基礎上發展到250平方米（四個門面），成為當時最有名的鞋帽商店。
　　
1993年，為適應經濟發展，改名為"鶴鳴鞋業公司"，共有5間分店，走連鎖式經營路子，銷售突飛猛進。1997年初，註冊了"鶴鳴"商標，生產鶴鳴品牌的男女皮鞋、童鞋、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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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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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乾隆年間，浙江磁溪商人錢樹田，經常從杭州販運絲綢到廣州，因為他又是個儒醫，自製丸散膏藥，對沿途病患者施醫贈藥。有一年，他用"回春丹"治好了一巨商的兒子，巨商感激他救子之恩，出資助其開辦藥廠，1790年，敬修堂錢樹田中藥廠在廣州城南門掛牌營業，據說廠名就是這位巨商賜予的。該廠初時經營的園田牌藥品以回春丹、如意膏為主，產品都是經過精心炮製的，療效好，受到一致推崇。到了清道光年間，敬修堂業務和規模有了發展，生產工藝和管理日漸改進，成為在中外享有一定聲譽的中成藥廠。從創業到1956年公私合營前的160多年中，敬修堂始終是小手工作坊，沒有大的發展。1956年後，以敬修堂錢樹田中藥廠為基點，併入萬靈中藥廠等8家私營企業和岐芝堂等14家個體藥業，組成了頗具規模的"公私合營敬修堂聯合制藥廠"，統一在"園田牌"商標下的產品濟濟一堂。1992年底，轉制為股份制企業，生產品種有114個，8大劑型，著名產品有追風透骨丸，中風回春丸，清熱消炎寧，化痔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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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高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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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年間(約公元1890年前後)，廣東開平人氏潘百世、潘應世兄弟在廣州高第街設藥鋪，店號“長春洞”。長春洞是前店後場式的藥鋪，前店賣藥，後場制丸，雇工10余人，進行作坊式生產。潘氏兄弟于20年代初先後去世。藥鋪由潘百世之子潘逸流、潘應世之子潘楚持共同經營。沒多久潘逸流、潘楚持又相繼離去，轉營他業。藥鋪由潘百世的四子潘郁生出任司理，潘鬱生剛接手經營，就爆發了廣州起義。長春洞藥鋪毀於戰火。潘氏改在西關十三行路豆欄上街設店，重新營業。辛亥革命後，西醫逐漸為人們所接受。這對於傳統中成藥的一統天下無疑是一大衝擊，那些藥效平平的中成藥鋪就更是慘淡經營，長春洞潘高夀蠟丸因此營業額一落千丈。潘鬱生意識到再獨沽一味蠟丸業難於持久經營，於是決意另辟路徑，著手創制新藥，復興祖業。潘鬱生看到南方氣候炎熱多雨；且多乍暖乍寒天氣，人們容易患傷風咳嗽，但市面銷售的批把露多是獨味單方，治咳療效不顯著，於是他將具有潤肺鎮咳作用的川貝母和有祛痰作用的桔梗與枇杷葉一起熬煉，為消除病人怕吃苦藥的心理，還在藥液中加上香料和糖漿，將湯劑改為糖漿劑，為使該劑耐久存放，又吸取了西藥製劑方法，加進了苯甲酸等作防腐劑。新藥製成後，定名為“潘高夀川貝枇杷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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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鬱生為擴大宣傳，以父親潘百世的真像和自己的畫像為商標，並特意在自己的像旁注明潘四俶創制(潘鬱生又名潘四俶)，印成精緻的包裝盒，使人容易辨認。潘還通過報章廣作宣傳，到處貼街招，還經常寫些奇文怪論在報上發表，引起社會人士注意。使潘高夀川貝枇杷露名聲鵲起。幾年間便成為家喻戶曉的治咳藥，並行銷省港澳以及臺灣等地。

　　

隨著潘高夀川貝枇杷露走俏，1929年，潘鬱生正式樹起潘高夀藥行招牌，專營枇杷露。長春洞仍然以經營蠟丸業為主。

　　

由於潘高夀川貝枇杷露暢銷，不少藥鋪也紛紛仿製，為此，潘郁生曾在香港與誠濟堂打了一場官司。事情的起因是誠濟堂在香港的各大報紙上賣川貝枇杷露廣告，潘鬱生一向以創制川批杷露自居，見此情況，十分氣憤，於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忠孝仁愛禮義廉”為題，在報章上撰文嘲笑誠濟堂“志八” (王八)“無恥”，其川貝露是冒牌貨。誠濟堂的人見到文章後，到法院告潘鬱生，因為誠濟堂的川貝枇杷露在香港政府中有註冊，故此法院判潘鬱生以影射他人冒牌而敗訴。於是潘鬱生又在川貝枇把露的包裝盒上印上“勸人莫冒潘高夀，留些善果子孫收”以洩憤。

　　

日本侵華，廣州淪陷，長春洞被迫歇業，潘郁生父子分別逃到香港、韶關等地，繼續經營川枇杷露。抗戰勝利後，因長春洞藥鋪被洗劫一空，族人無力集資複業，於是由潘鬱生獨資經營，以潘高夀藥行取代長春洞，並淘汰祖業經營的蠟丸，專營川貝枇杷露，又在杉木欄路開新店鋪以擴大生產。1948—1949年間，潘高夀藥行發展到鼎盛時期，潘鈕生除在香港設廠外，還在臺灣、澳門設點經營。

　　

潘高夀藥行一直採用傳統方式生產：煮藥是鐵鍋木柴、土爐明火，像民間“煲涼茶”一樣。濃縮藥液和煮糖也是用明火煎熬，木棍攪拌。由於怕配方洩露，所以調配藥液往往是老闆親自動手，或者叫自己的親戚做配藥，這樣就限制了生產的發展。直到公私合營前，潘高夀藥行仍是作坊式生產，雇工亦不到30人。

　　

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潘高夀藥行與生產止咳枇杷露、止痛散、濟眾水的大同成藥社和生產白蘿仙咳水及丹杜蓮皮膚水的中華成藥社合併，組成“公私合營潘高夀聯合制藥廠”。生產以各合併廠原有的止咳糖漿為主，將川貝枇杷露作為主體產品，保持了原“潘高夀”的傳統特色，其它外用藥則調出劃歸其他廠生產。

　　

合營以後，企業進行了擴產、改建。企業的規模擴大了，生產得到一定的發展。

　　

1959年，潘高夀藥廠的一個重要產品“鐵破湯”問世。這種對肺病有一定療效的藥物，本是一種有前途的產品，由於片面追求產值，造成質量下降而被有關部門勒令停產。同年10月23日深夜，藥廠旁的一家木屐工場失火，火勢很快漫延到潘高夀藥廠，一夜之間將廠房毀為平地。火災後，工人們一方面代農林藥廠包裝“肥豬萊”進行生產自救，另方面物色地點重建工廠。後來在大同路同安裏找到一塊空地，用竹竿撐起幾塊油布，擺開了盆盆罐罐，生產起農藥“DDT”。經過一段艱苦時期，積累了一定資金和生產資料，因陋就簡地蓋起了簡易工場，砌起了爐灶，架起了鐵鍋，便成了煮糖間。到1960年底，潘高夀藥廠才恢復傳統產品“川貝枇杷露”的生產。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潘高夀藥廠恢復了生機，生產直線上升。1961年，川貝枇杷露榮獲市“一等名牌產品”稱號；紅中牌白蘿仙止咳露和祟業牌小兒咳糖漿同獲“二等名牌產品”稱號。潘高夀的產品再度名揚市場，暢銷各地。

　　

1964年，潘高夀藥廠劃入廣州市化工局屬下的中藥總廠。工廠的產、供、銷由中藥總廠統一計劃安排。翌年4月，將位於和平西路的星群藥廠的中藥提煉車間併入潘高夀，調整後，使潘高夀藥廠從窩棚戶中擺脫出來，規模進一步擴大。

　　

“文化大革命”期間，取消了原廠名，改為“廣州中藥七廠”，且一度命名為“中藥七連”。1974年中藥總廠撤銷，併入市醫藥工業公司。直到1981年才恢復廣州潘高夀藥廠名。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潘高夀藥廠生產有了飛躍的發展。制藥車間大樓落成投產後，先後兩次改造鍋爐，徹底改變過去土爐明火式制藥生產，代之以蒸汽加熱煉製，大大減輕勞動強度，改善了工作環境，提高了生產效率；還改革了原酊水糖漿灌裝機，使之達到了半自動化，提高了分裝的工作效率。同時根據生產情況，調整了廠房佈局和生產設備。

　　

隨著形勢的發展，被同行喻為“獨抱琵琶”的潘高夀藥廠，因為長期生產單一酊水糖漿製劑川貝枇杷露，在廠家林立、同類產品激烈競爭的市場上，曾一度產品滯消，“琵琶斷弦”，陷入困境。

　　

通過認真的探究，“潘高夀”人找到醫治“斷弦”癥結的良方，就是以重點開發治咳藥物系列為主，同時多品種、多劑型地發展其它治療藥物。針對小孩、老人等不同對象，熱咳、寒咳等不同症狀，高低等不同檔次，從單一產品向治咳藥物系列方向發展，先後推出了全國首創的驅風鎮咳、除痰散結的蛇膽川貝液和潤肺止咳、祛痰定喘的蛇膽川貝枇杷膏。同時又研製出鼻咽清毒劑、升血調元湯、炎熱清等新產品，僅用幾年時間，便開發了20多個新產品，不但發揚了精製治咳藥的傳統，而且發展到生產治療膽囊炎、肝炎和腎炎等多種疾病的藥品，使產品結構向著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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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積極開發新產品的同時，對於老牌產品川貝枇杷露，亦在組方上研究改進，使藥料的配伍上更趨合理。工藝上亦不斷改進，針對川貝的特性，將傳統的水煮法改為酒提的方法，製成川貝流浸膏，使有效成份充分釋出，然後以半製品的形式加入藥液，使治咳療效更加顯著。川貝枇杷露之所以曆久不衰，原因就在於配方和工藝上日臻完善。

　　

潘高夀藥廠還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大力改造和擴建生產場地，從昔日手工業作坊式生產變為現代化大生產企業。

　　

經過幾年的艱苦拼搏，潘高夀藥廠從一個年產值在五六百萬，利潤在六七十萬間徘徊的企業，一躍成為廣州市中成藥行業中第一個利潤超千萬的“富戶”，成為廣東省的重點盈利單位，並榮獲廣東省醫藥行業先進集體、廣州市先進集體和廣州市文明單位稱號。目前潘高夀已發展為中國中藥工業企業50強之列。產品結構向著多元化發展，現生產有糖漿、煎膏、膠囊、顆粒、合劑等五大劑型，100多個品種，產品暢銷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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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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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同仁堂，南有陳李濟”，在祖國偉大的醫藥寶典中，“陳李濟”佔有特殊的一頁。據考究，在全國的制藥行業中，“陳李濟”是最早建立的企業之一。陳李濟藥廠跨越了漫長的3個多世紀，有童話一樣迷人的傳奇故事，也有戲劇一樣曲折跌宕的情節，幾經滄桑，直到20世紀80年代方重領風騷，揚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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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濟”始創于明朝萬曆年間，距今已有389年。當年創業，有這麼一段傳聞：

　　

1600年歲末，南海縣商人陳體全，收得貨銀回廣州。船到廣州後，他匆忙上岸。貨銀遺落在船上，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獲。李升佐也是南海縣人(西樵區李村)，頗諳醫道，在廣州開設一間中草藥店。李升佐不見利忘義，整日在碼頭佇候，終將遺銀璧還失主。陳感李高義隆情，品德誠實，意欲酬報，被婉言謝絕，於是他誠懇提出，拿出遺金半數，投資于李經營的中草藥店。李謙辭再三，終不能卻，只好應允。於是，兩人用紅柬寫下合夥文書，曰：“本錢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濟世，長髮其樣”。並將其店號定名為“陳李濟”，意為陳李二人合夥經營，同心濟世，自此，“陳李濟”的店號就在廣州城南雙門底掛將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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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合資後，李致力於搜集古代固有成方、驗方，選用上乘藥材原料，悉心研究炮製技術，終於以精湛的工藝，製成多種別具一格的古方正藥。清朝初年，“陳李濟”的產品已在國內頗有聲譽。為了擴大影響，他們每年趁學子赴京應考之機，運送大批產品至京展銷。蠟丸，這種獨特的藥品引起人們的注意，那神奇的療效更使它逐漸贏得了聲譽。學子們考完試回到各地便以京都見聞來傳播“陳李濟”的蠟丸，並視為珍品饋贈親友。從此“陳李濟”蠟丸便名聞遐邇，成為“廣藥”的代名詞。

　　

有一次，同治皇帝偶患感冒，腹痛、吐瀉不止，御醫合議，建議試服“陳李濟”出品的“追風蘇合丸”，果然奏效。皇上大喜，遂欽賜“杏和堂”三字為封號，同時欽准該廠儲藏用作原料的“舊陳皮”為貢品，多年向朝廷進貢。因此，在清同治年代，該廠又稱為“陳李濟杏和堂藥廠”。

　　

“杏和堂”這一封號，在民國初年政府頒佈“商標法”時，該廠便將此三字組繪成盾型商標，立案註冊，沿用至今。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7年)被迫停用，陳李濟藥廠改名為廣州中藥二廠，統一使用“廣中”牌商標。撥亂反正後，于1979年重新恢復陳李濟廠名和“杏和堂”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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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濟藥廠的整個發展過程，可概括為：創建于明末，興起於清末民國初，發展于新中國建立後。創業初期，藥廠只雇三數工人，前店後廠，手工生產，是典型的小作坊形式。後來由於產品聲譽日高，加之善於經營，除赴京展銷外，產品還遠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據史料記載，當時“陳李濟”出品的一粒“追風蘇合丸”，在雲南省怒江、西雙版納一帶，可售一個銀元。那時國內中成藥行業已形成了北京、廣東、江浙三大基地，其中北京以同仁堂為代表，江浙以杭州胡慶余堂為代表，廣東則首推“陳李濟”。19世紀20年代，隨著出國謀生華人，“陳李濟”的產品被引銷到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緬甸、印尼等地。清咸豐六年(1856年)又在廣州十三行開設一個批發所，作為產品輸出、洋藥原料輸入的口岸貿易機構。1900年，英法聯軍入侵廣州，老鋪不幸毀於炮火，遂將藥店暫遷佛山豆豉巷(現為升平路)。英法聯軍戰事既平，即複廠廣州，佛山為支店。後來有人因此訛傳陳李濟藥廠始創於拂山，此乃誤會。佛山支店直到1954年公私合營前才申報歇業。

　

1922年，“陳李濟”在香港皇后大道中206號開設香港支店，1935年又在上海北四川路開設上海支店。後因抗戰爆發，不便經營，遂將上海支店職員改派往新加坡大馬路再設分店。1942年香港淪陷時，香港支店轉往澳門新馬路開設澳門支店，因營業不景氣，不久便告歇業。1948年，又曾在馬來西亞籌辦分廠，因人事不和而中途廢止。1948年冬，到臺灣籌設支店(地址在臺北市博愛路)，雖推出十幾個產品共五六萬盒，後因偽幣貶值，無法維持下去。1935年以前，每屆年關前夕，該廠必派員帶貨赴潮安縣開設臨時批銷點，營業額甚大，信譽甚高。所有這些支店和分點，形成了一個跨省、跨國的經濟網。民國初年，已進入產銷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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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正當“陳李濟”的事業進入鼎盛時期時，竟出人意料地陷入困境。這並非產品或經營上的原因，而是敗在“陳李濟”兩族族人競相“挖企業的牆腳”。由於“陳李濟”的招牌硬，信譽高，兩族人便以為捧著個金飯碗，無休止地在廠內濫用浮支，以致大大超過實際盈利。加上當權者全不講生財、用財、聚財之道，致使企業一蹶不振，負債累累。然而這一樁壞事後來又變成了好事。由於兩族人氏從中吸取了教訓，籌謀振興之策，乃憑藉第七傳族人中李朗如的地位(李當時在孫中山總統府任參軍等要職)，力挽狂瀾，使“陳李濟”得以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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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陳李濟”又經歷過兩次衰敗。一次是在解放初期，當時本廠的掌權者陳叔平、陳汝昭不理解黨的政策，抽走流動資金，挖掉部分骨幹員工，甚至把珍藏多年的1000公斤“廠寶”——舊陳皮調走，將廣州總廠的管理核心移到香港分店。總廠存貨逐漸售空，加之要清還前債，生產停滯，陷入困境。當時員工僅剩93人，面臨著停工、停薪、停夥的威脅。幸得政府和上級工會的扶持，組織生產自救，方維持下去。1956年，上級主管部門(廣州市醫藥工業公司)決定以陳李濟名牌老廠為基礎，先後並入神農、偉民、馮致昌、何弘仁、萬春園、變相堂、橘香齋等7家制藥廠和一家甘泉藥社、一家專業加工蜂蠟的個體戶“大生合記”等，組成廣州陳李濟聯合藥廠。從此，又邁進了興旺的時期。最後一次衰敗發生在60年代初國家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其時不但多種中藥材緊缺，連輔料蜜糖、酒、蠟等也如鳳毛麟爪，供應困難。加之糧食不足，職工生產情緒大受影響。其時，不少群眾因缺乏維生素B2而患水腫病，本廠便接受上級下達的任務，改行生產一種所謂“營養藥餅”。那是用黃豆、玉糠為主料，配一些利水去濕的中藥材而製成的，這樣，傳統的中藥蠟丸被迫停產了，藥廠變成了“餅廠”。職工們把這一段歷史戲稱為“打餅時期”。隨後在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指引下，該廠才得以恢復經營本業，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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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醫學昌明，藥品浩如煙海，更新換代日趨頻繁，唯獨我國特產的蠟殼藥丸長盛不衰。這是因為大多數中藥材含有糖、澱粉、揮發物等成份，極易吸潮、黴變或招惹蟲蛀，但用蠟殼包裹後，能久存而不變質。198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專門委託北京科教製片廠，將“陳李濟”的蠟丸生產工藝拍成電視錄像片，向國外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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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選料必須上乘”，其特點是：應用中藥陰枝的就不用陽枝，應用根莖而絕不用其葉。嚴格遵循藥材的炮製加工規範。現該廠尚保留有百年文物的木質楹聯：“火兼文武調元手，藥辨君臣濟世心”，可見前輩們在炮製技術方面是甚有見地的。如炮製鹿茸末，必須選用東北枝茸，規定“燎去茸毛，用尖刀刮清，開片後再用酒燉使用”。這是因為茸毛會引起人體咳嗽，所以須刮清，生茸服後會拉肚子，因此要開片燉透。經過這一系列獨特的加工炮製才入藥，使藥物能發揮最佳效力。清末民初，該廠便能生產膏、丹、丸、散、油、酒、茶、錠八個劑型，主要產品有琥珀抱龍丸、追風蘇合丸、附子理中丸、全鹿滋腎丸、濕病紫雪丹、天王補心丹、救急通關散、萬應如意油、參茸衛生酒、萬應午時茶、太乙紫金錠等。其中以首創的各種蠟殼藥丸聲譽最高。

　　

“陳李濟”經過五年奮鬥，初步完成了企業發展的總體規劃，就要起飛了，然而它缺少最後一對螺旋槳——80年代的知名度，它太需要樹立現代企業的新形象了。廠領導班子苦思冥想，終於找到一個名目——385周年廠慶。他們假座白天鵝賓館，把省、市領導請來了，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先生請來了，把文藝界、新聞界的藝術家和記者們請來了，把醫藥的同行和商業界的朋友也都請來了，陳李濟藥廠385周年廠慶轟動了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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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0年來，陳李濟一直駐足在北京路，1997年搬遷至廣州大道南，據說是基於發展經營規模的考慮，現已擁有一個符合現代化要求的工業廠房。這家典型的小作坊式生產企業已發展建設成為現代化國家重點中藥企業的老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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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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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荔灣路49號的廣州何濟公制藥廠，是一家歷史悠久，聞名海內外的中藥廠。它有過“一枝獨秀”的驕傲和創建“兩個第一”的榮耀，也經受了種種困難和挫折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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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公”傳奇，家喻戶曉。他是一位扶弱救病、普濟眾生的和尚。廣州何濟公制藥廠之所以取名“何濟公”，是因為創始人何福慶，有意效法“濟公”普濟眾生，因而名之。同時，由於“何濟公”諧音為“活濟公”，故在長江南北一帶出現了廣東有個“活濟公”的傳說，使“何濟公”其名不脛而走。

　　

何福慶生於1909年，祖居廣東南海恩洲王聖堂村(今廣州市白雲區廣源路王聖堂)。福慶少時在本村讀了8年私塾，20年代末到漢口華安公司當後生。後與人合股在漢口民生路開辦廣東藥行，主要經銷廣東檸檬精、鷓鴣菜，兼營漢昌牌雪茄煙和廣東雲紗綢等，以此起家並漸有積蓄。

　　

1938年他在廣州河南鶴洲直街積善裏開何濟公藥行(後遷往上海市康定路88弄11號，至1945年結束)，又於1942年在廣州龍津東路洞神坊66號2樓設藥行，並在清遠與人合辦維大藥房。抗戰勝利後，因生產漸有發展，將行址遷往洞神坊45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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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慶深深懂得廣告對企業的重要，他曾說：“我賣田賣地都要賣(做)廣告”，他不但將過去能買幾十畝地的積蓄拿來做廣告，甚至連僅有的二畝祖田都賣掉拿出做廣告。

　　

為了做廣告，他開設五大辦事處，廣招一、二、三等廣告推銷員，重金聘用“出江”領班五大員，分區劃片包乾廣告推銷業務。何福慶本人除親力親為做廣告外，有時還跟蹤追擊，明查暗訪做廣告的效果，同時大擺筵席慰勞推銷員。

　　

“何濟公”過去做廣告，形式多樣和不斷翻新花樣，如用報紙宣傳、貼街招、寫牆壁、放電影、“郵辦”廣告推銷、掛廣告布幕、穿“濟公”戲服敲鑼打鼓扛彩旗隨街遊行等。其廣告手法也屢出奇招。僅舉三例如下：

　　

一是對於報紙廣告採用先聲奪人的手法。1946年一天，漢口《新湖北日報》在頭版顯要位置，登出一幅“廣東飛來何濟公”的廣告，攪得達官貴人神色慌張，平民百姓則莫名其妙；第二天又登出“止痛唔使(不用)五分鐘”的廣告字樣，使人更加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第三天才解釋懸念，詳細說明滅痛星——止痛散是經留學美國醫藥博士發明，在國內外行銷，由廣東何濟公藥行製造，剛用飛機運到等等。為此，轟動了武漢三鎮。

　　

二是對於最普通的牆壁灰水廣告，究竟應寫在哪里也大加斟酌。何福慶提出在圩鎮最好的地方是寫在對正廁所窗口，使如廁者都能看到。

　　

三是利用窮學生來做廣告。一次，有個中學生因無錢讀書，停學來廠求職，何福慶知道原由後，問那個學生是否仍想讀書？那位學生講很想。何福慶就叫他白天上學，夜晚為藥行做3小時的馬路廣告。於是乎街頭巷尾馬路鬧市就晚晚聽到了“何濟公，何濟公，止痛唔使五分鐘”、“發燒發熱唔使怕，何濟公止痛散頂呱呱”的清脆兒歌，宣傳效果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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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何濟公藥行改名為中國廣州何濟公藥廠。1953年因添置廠房，廠址從洞神坊遷至下九路53號之一，並引進16台衝壓片機等新設備，擴大了生產。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改名為公私合營何濟公制藥廠。同年5月與宇宙、惠民、荷蘭、百靈、鳳凰和三聯等共13間私營成藥廠、社合併，再次改名為公私合營何濟公聯合制藥廠。廠址曾遷往上九路69號，又回遷下九路53號之一，之後，又遷往下九路121號。1961年後，靈芝制藥廠、普濟聯合制藥廠、仁人聯合制藥廠和利農制藥廠先後併入。1964年6月改名為公私合營向群制藥廠。1966年5月廠址遷往人民南路96號。1969年1月又改名為廣州第六制藥廣。1970年廠址遷往十八甫路87號。1980年12月7日複名為廣州何濟公制藥廠。1985年4月1日與廣州第八制藥廠合併，仍名廣州何濟公制藥廠，廠址再遷往荔灣路49號。

　　

廣州何濟公制藥廠，前後經歷了四次重大合併，五次改名換姓，十次廠址搬遷，共由37間廠、社合併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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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濟公”的創始人為自己開辦的藥業立下了“利已利人馳盛譽，半為慈善半營生”的經營宗旨。作為制藥業，它是一種帶有慈善性的事業。生產和經營藥品不能唯利是圖，但又不能只講慈善而不計成本和效益。作為藥品，當然它首先要有良好的使用價值，即能治病，但同時它又要創造出經濟價值，才能擴大再生產。“何濟公”的止痛散之所以能生存且後來居上，一枝獨秀，道理就在於此。當然，真正實現了創始人的經營宗旨，卻是解放後的事了。

　　

“何濟公”的名牌成藥解熱止痛散，是何濟公創始人于1936年研製的。它原名“滅痛星”，1946年改名為“止痛散”，1954年經廣州市衛生局批准定名為“止痛退熱散”，1965年由國家衛生部改名為“解熱止痛散”。本品在解放前就行銷於國內10多個省市和東南亞一帶，解放後仍暢銷於我國西南、中南、華東地區。“解熱止痛散”自問世半個多世紀以來能經久不衰，在同類產品的競爭中能後來居上，解放後仍是一枝獨秀，是有其原因的：一是該產品能不斷改進質量，使療效確切，安全快速，故民間有“何濟公，止痛唔使(不用)五分鐘”的稱譽；二是該產品在順境中也能堅持微利多銷和“半為慈善半營生”的宗旨，一分半錢一包的解熱止痛散，價廉物美，深受群眾歡迎；三是解熱止痛散的生產擺脫了手工勞動，實現機械化自動化生產線，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於廣州何濟公制藥廠生產和經營下鄉成藥有方，化工部、衛生部、商業部、供銷合作總社共同商定，從1965年起，廣州何濟公制藥廠成為以生產經營下鄉成藥為主的重點綜合性制藥廠。

　　

講起“何濟公”，人們還會想起廣州英烈——向秀麗。她是廣州何濟公制藥廠的年青女工、中共黨員，1958年12月13日化工車間失火，危及易燃易爆化工原料和整個廠房，所處繁華商業區居民生命財產也受到嚴重威脅，在這關鍵時刻，她奮不顧身與烈火搏鬥，身體嚴重燒傷，經多方搶救無效，於1959年1月15日光榮犧牲，終年25歲。1959年1月26日《人民日報》以向秀麗事蹟寫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編後話。接著，《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崇高的品質、光輝的榜樣——悼念和學習向秀麗同志》的社論。當時的中央首長和省、市領導林伯渠、董必武、陳毅、郭沫若和陶鑄、朱光、王德、區夢覺等為向秀麗寫詩題詞；以表彰英烈，策勵來茲。1982年8月廣州市人民政府將下九路何濟公藥廠原廠址命名為“秀麗樓”。向秀麗的獻身精神和高尚品質，正是“何濟公”人的奉獻精神的最高體現。為此，1987年廠領導發動全廠職工經過反復研討，確立了廣州何濟公制藥廠的企業精神：團結、奉獻、重賢、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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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洲

滄洲--廣州臘味第一家。臘味，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而“廣式”臘味卻可說是門戶開放的產物。據說在唐宋年間，阿拉伯和印度人到廣東傳經和經商，攜入異地的灌腸食品，廣東人便把外來的灌腸製作方法與本地的醃制肉食的工藝“土洋結合”，製作出獨具風味的“廣式“臘味。隨著人們品嘗口味的變化，臘味的花樣品種也不斷翻新，層出不窮，其中“廣式”臘腸占“廣式”臘味總量一半以上。
　　
廣州市的臘味店遍佈各條街道，有些店鋪數十年前就已開設經營，至今仍能以其舊招牌、老字號暢行於市。位於中山四路的滄洲肉食製品廠已有86年的歷史，是廣州市製作臘味食品最早的老字號。
　　
滄洲肉食製品廠始創於1903年。原名“滄洲棧”，專營臘腸、臘肉。滄洲棧的主要創始人名叫黎敦潮(又名黎禾)，中山縣大黃圃人。因家境困難，黎敦潮16歲時便離家到佛山永安街滄洲燒臘店當雜工。他手腳勤快。一有空閒就到臘味加工場幫工，邊做邊“偷師“。經過一段時間的揣摩、實踐，他終於“偷”得一手熟練的臘味製作技術。幾年後，黎敦潮離開佛山滄洲燒臘店到了廣州，與另外四家合股開設燒臘店。店鋪地點設在惠愛中路(現中山四路)大學鞋店附近的一條小巷內。黎敦潮為紀念佛山滄洲臘味店師恩，便做了一塊金字黑漆招牌，上書“滄洲棧”三個大字，取意為佛山滄洲的分店。據黎家的後人說，此招牌字是集清書法家吳恬勝(別號鐵禪)的墨蹟而成。三個大字蒼勁有力，氣勢磅礴，往往引得街上行人駐足觀賞，交口稱讚。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塊招牌被付之一炬！後來重新仿製滄洲棧的招牌時，“棧”字已無法恢復原貌。如今只留“滄洲”二字，知情者無不感到遺憾。
　　
黎敦潮先生做臘味生意數十年，仍能保持忠厚老實的秉性。他信奉做生意信譽第一，應憑貨真價實招徠顧客，樹立信用。他要求本店臘味從選料到製作加工，都嚴格遵守他立下的操作規程。如製作臘腸所選用的豬肉不新鮮不用—，非前後腿肉不用等等，腸衣也一律由本店夥計親自吹制，名曰：本地衣。腸衣不夠薄、口徑過大過小都不用，凡不合格者清出去廉價處理。所用的酒選取正牌的江西回龍酒和天津玫瑰露酒。用糖是上好的白砂糖。製作名牌產品“生抽臘腸”所用的生抽醬油，遣專人去本市河南醬園購買，為了保證豉油的等級，要用細管從醬缸中慢慢抽出、慢慢篩滴，買一次豉油就需要整整一天時間。拉回店後，還要搬上天臺繼續曬，如此一番精工細作之後方能使用。用這種經過特殊處理的生抽炮製出來的生抽臘腸才能具有濃郁的“豉味”，這一著稱得上是使滄洲棧譽滿天下的“一招鮮”了。另外，更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滄洲棧獨家創制經營、且聞名遐邇的特色產品鮮鴨膶腸，它是用新鮮的鴨肝，配以白糖、酒、生抽等，經過特殊的加工處理而製作出的別具風味的產品。它的特點是保持了鴨肝的鮮肉汁味和糖酒味，吃起來香滑可口，既有“臘味”又有鮮味。此產品一經推出，便倍受市民的青睞，滄洲棧的金字招牌也因鮮鴨膶腸而愈加響亮。
　　
隨著經濟的發展，廣州市的臘味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行業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為在臘味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黎敦潮先生的生意經仍是：信譽第一，童叟無欺。黎敦潮先生駕信“薄利多銷”的生財之道。在臘昧的加工過程中，黎敦潮先生從不允許讓低劣的產品濫竽充數，以免既損害顧客利益，又壞了字號的名聲。
　　
1955年，黎敦潮去世後，店務由其子黎撰主持直到公私合營。1964—1965年，廣州市副市長紀錦章對滄洲棧的發展密切關注，他經常從市府步行到滄洲棧，看看臘味食品是否豐富，經營是否正常，店員的服務態度是否良好。他曾指示，滄洲棧除了設法增加臘味花色品種之外，還要擴大燒烤滷味的經營；不但要經營廣東的燒烤，還要兼營上海式的灌腸、醬鹵肉製品等。
　　
“十年動亂”期間，滄洲棧改名為“人民燒臘店”。金字黑漆招牌被徹底砸爛了。曾經有一段時間，生產無法正常進行，臘味食品供不應求，市民購買臘腸、臘肉亦要憑豬肉票。撥亂反正後，各行各業的生產經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燒臘店”複名為“滄洲燒臘店”。1983年，上級主管部門斥資數萬元，將店鋪的營業部分進行了全面徹底的裝修。為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滄洲肉食製品廠把廠部及加工場遷到三元里的沙湧，在那裏建起一個約1000平方米的肉食製品車間。他們在原有設備基礎上進行了更新改造，購置了不銹鋼切肉機和灌腸機、真空包裝機、連續封口機、電熱風烘爐等等。設備的進步帶來了生產的飛躍發展，滄洲臘味產量創出歷史最好水平，品種也增加到30多個。
　　
1986年，滄洲店的名牌產品“生抽臘腸”榮獲廣州市優質產品獎，1988年又獲商業部優質產品獎；一級無皮臘肉獲1988年廣東省優質產品稱號。為了搞活臘味市場。滄洲店十分注意提高質量，更新品種。除主營臘味之外，還兼營燒、烤、鹵製品。經營者還注意發展橫向經濟聯繫，從外地調入具有地方風味的燒臘食品，如金華火腿、南安臘鴨等等；滄洲店的名特產品也通過橫向聯繫渠道銷往祖國各地。
　　
每值新春佳節來臨，廣州市民喜歡購買臘味作為饋贈親友的賀節佳品，“滄洲生抽臘腸”往往是人們的理想選擇。這不僅是因為“滄洲生抽腸”歷史悠久，好睇好食，而且“生抽腸”還隱含著“生意盎然，長久不衰”的好意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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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載

八百載--臘味製品的“太上皇”，八百載位於廣州龜崗大馬路的八百載肉食製品廠是一家飲譽廣州50年之久的臘味製品老鋪。八百載肉食製品廠前身為八百載臘味店，創建於民國26年(1937年)，原店址設在本市海珠南路。讀過兩年私塾的創業者謝柏，從《三字經》中採擷了“八百載”這句子作所創店鋪的店名，希望這個吉利的店名能為他帶來好運，生意興旺發達，長長久久，永存於世。他將這三個蒼勁渾厚的大字，以黑底、金字鑲刻於一塊匾額上，在這塊牌匾四周，還以細密、精緻的花紋圖案形式，寫滿十組“價真不二”的字樣，用以標榜店主人的經營作風。
　　
在舊社會做生意，若要招徠顧客，必須有“招牌貨”。謝氏深明這一經營之道，因此，很快便獨創出香化鴨膶(肝)腸與風腸。香化鴨膶腸全部選用上等肉類和配料，在製作時，先取新鮮鴨肝除筋去膽，切成粒狀，然後用鮮蝦生抽、山西汾酒、白糖、薑汁、陳皮等配料進行醃制；豬肉粒肥瘦三七對開，搭配均勻，其中肥肉粒還需先加白糖醃製成冰肉，再經溫水漂洗；最後將醃制好的鴨肝粒、豬肉粒拌勻，灌入自製的本地腸衣，用明爐炭火將其烘乾。以此精料巧制的臘腸，其色澤鮮潤，香味濃郁，皮脆肉鬆，入口酥化，特別適合廣州人鹹中帶甜的口味，深得廣大顧客喜愛。這兩個產品不久便成為“八百載臘味店”的招牌貨，飲譽省港澳。
　　
謝氏還非常懂得廣告宣傳的作用，“八百載太上皇臘腸，有風味，有肉味，有香味，蒸熟不會縮，食道番尋味”的廣告，接連不斷地出現於報端、電臺，全市家喻戶曉、聲譽日隆。從此，“八百載”臘腸銷路日益擴大。解放前夕，“八百載”的經營效益與產品聲譽在同行業中遙遙領先。
　　
“文化大革命”期間，“八百裁”牌匾被認為是“四舊”之物，從店門前摘下，原店易名為“東湖燒臘店”。匾額上三個浮金大字也被鏟掉。僥倖的是，這塊被鏟掉金字的牌匾，被一位對“八百載”懷有深厚感情的老工人收藏起來，直到打倒“四人幫”，恢復老字母店名之際，才將它獻出來。經精心加工復原，“八百載”金字招牌重新掛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開放改革的深入發展，廣州市的食品行業春光融融，煥發出勃勃生機。八百載臘味店對企業進行全面改革，先後投資達80萬元，安裝了攪肉機、切肉機、灌腸機、連續封口機、抽真空包裝機、小型冷藏庫等等一系列半機械化設備。幾年之內，還擴展加工、經營場地達2000多平方米，企業生產能力、銷售能力均有了明顯的提高。
　　
設備更新換代，企業生產能力擴大之後，該廠又重點轉向抓恢復“太上皇香化膶腸”、“太上皇風腸”等傳統食品的生產。恢復生產的“太上皇香化鴨膶腸”、“太上皇風腸”，其質量與風味均不亞於往昔，產品多次被評為省、市食品系統優質產品。如“太上皇香化鴨膶腸”，先後獲得1983年市政府“恢復廣州市風味食品獎”、1986年省商辦工業一等 獎，1986年與1987年連續獲省食品系統優質產品獎。1987年“太上皇風腸”獲省食品系統優質產品獎。
　　
歷經50年風雨的“八百載”所生產的名優產品行銷省內外及港澳地區，不僅是居家餐桌上的一道美食，還是人們饋贈親友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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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芝林

講起廣州的中藥鋪，很多人都會聯想到“采芝林”。

“采芝林”創立于清朝嘉慶年末，已經有180多年的歷史了。當年，南海河清堡黎氏同族四人合股，在廣州惠愛大街的清風橋邊（原中山五路94號）辦起了一家前店後作坊的中藥鋪，以經營中藥配劑為主，兼營一些膏丹丸散成藥，店名就叫“采芝林”。由於藥材齊備，自製的清火眼丸和枇杷膏療效好，藥鋪所屬的惠愛大街又是當時的廣州市中心，所以采芝林很快興旺起來。當時有一位番禺舉人劉華東，其才氣遠近聞名，藥鋪獲得了他的“采芝林”手書，立刻作成黑漆底凸金子的大招牌。一時間，采芝林聲名鵲起，生意越做越旺。

1933年，采芝林由黎氏第五代子孫黎子銘執掌，增加經營了許多珍貴藥材，如麝香、熊膽、珍珠、羚羊角、犀牛角等，兼營十幾種膏丹丸散成藥，獨家製作的清火眼丸、枇杷膏已成招牌藥。此時的采芝林，是廣州較大的藥鋪之一，在雜藥配劑業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和地位。黎子銘也因此被選為廣州雜藥配劑同業公會理監事。

1956年公私合營後，由於采芝林的藥材藥味齊、質量好，當年被評定為廣州地區四間中藥配劑重點店之一。

1995年10月，“采芝林”被國家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稱號。

1996年元月1日，廣州藥業旗下的廣州市藥材公司以其所屬的96間國有零售藥店為基礎，成立於“采芝林”為商號的全國首家大型藥業連鎖企業——廣州采芝林藥業連鎖店。半年後，采芝林藥業連鎖店即向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投“藥品質量險”，擔保市民吃上“放心藥”。在經營管理上，實行“七個統一”（統一商號、佈局、管理、核算、進貨、經營策略、服務規範）。為做好藥品質量工作，“采芝林”向市民作出質量承諾，並為市民增加代切刨參茸、加工藥粉和代客煎藥、電話購藥、送藥上門等近20項服務項目，並以其品種全、質量優、價格平、服務好深受市民歡迎。1997年，廣州采芝林藥業連鎖店被國家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號”，國家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全國文明示範藥店”稱號，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授予“中藥GSP達標單位”稱號，1999年被列為RX與OTC分類管理流通試點單位，2000年被定為全國首批跨省藥品連鎖試點單位。促進采芝林藥業連鎖店由品牌經營向經營品牌方向發展。

2004年對廣州中藥零售企業的頂尖選手采芝林來講是一次重大變革：砍掉一半門店、收編打著采芝林牌子的集體所有制藥店、走多元化路線開新店等等，一系列變革都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解決掉了。按時任采芝林經理謝錦雄的說法，2004年采芝林走的是退步路線，但退一步正是為了進兩步，經過半年調整之後，2005年對采芝林來講是一個新的起點。果不其然，2005年，采芝林重拳出擊，其中一項便是趁慶祝“采芝林”字號180多年歷史及“廣州采芝林藥業連鎖店”成立10周年之機，以3萬重金徵集廣告語，這與當年採用舉人劉華東的手書做招牌的“明星效應”可謂異曲同工，都達到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壯大人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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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星群

2006年7月18日，瑞典國王、王后親隨新“哥德堡”號一起駛抵廣州。新“哥德堡”號重返廣州，意義非凡，轟動羊城。7月19日，瑞典國王、王后在走訪參觀廣州北京路時，特別要求到北京路醫藥藥材商場參觀。對王后相敬如賓的國王，當場給睡眠欠佳的王后買了一療程的“廣藥星群‘安神補腦液’”，並叮囑隨行的外交部人員以後多帶些回瑞典。廣州星群在瑞典國王這一“歷史性”的選擇中更加凸顯了它在作為中華瑰寶之一的中醫藥行業中的地位。

廣州星群始建于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年的廣州，瘡痍滿目、百廢待興。新成立的市政府號召人民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這為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和有抱負的中醫藥界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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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在廣州市中醫藥界知名人士的倡議下，集資組建了我國第一間中藥提煉廠———“廣州星群中藥提煉廠”，廠址設在廣州市十八甫路89號。參加奔走集資的中醫藥界人士在300人以上，時任廣州中醫公會主席的吳粵昌兼任董事長，張景述任總經理，徐楚生任副經理，丘晨波任廠長兼主任藥師。中醫藥界知名人士何信泉、梁士、楊流仙、杜明昭、杜蔚文、梁乃津、鄧鐵濤、黃耀焱、司徒鈴、羅次梅、胡濟生等參與董事會或參與廠內的工作，並延攬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西醫師，藥師、化學師等各方面人才。在外地參加試用和推廣的有肇慶的梁劍波、增城的李維綱、汕頭的倪克顯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名老中醫或中醫界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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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創業者起用“星群”作為企業名稱也是頗有用意的。當年的中藥煉劑是一項新興事業，且別無分店，創業者對自己的事業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對煉劑市場前景抱有十分樂觀的估量。他們預期，星群是首創的第一家中藥提煉廠，日後還有第二家、第三家、、、、、、星群作為名稱，也有“星羅棋佈”，遍地開花的意喻。

1951年6月，由汕頭華新中醫聯合診所的中醫師發起，星群中藥提煉廠汕頭分廠新張開業，由廣州星群廠派出技術人員協助開辦，此廠即為現時的汕頭制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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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中藥劑型的改革，星群藥廠開設了星群聯合診所，為實驗製劑和確定療效的基地，組織了中藥劑型改革委員會，創辦了星群醫藥月刊，由吳粵昌任總編輯。該刊是解放後最早刊行的中醫雜誌之一，為中藥劑型改革事業在全中國的推動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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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幾年時間，星群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煉劑產品有單味提煉製劑217種，古方成藥36種，古方成藥合劑33種，並有數種植化藥品，令星群的中藥煉劑生產進入了鼎盛時期。

1993年6月，廣州星群（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1950年創建的廣州星群中藥提煉廠成立了。經過數十年的改革創新，公司現已發展成一家擁有近600名員工，年銷售額3億元、年創利稅逾6000萬元的大型醫藥製造企業。近年還先後榮獲海關信得過企業、廣東省質量效益型先進企業和廣州市連續十年重合同守信用企業等殊榮。公司現生產顆粒劑（沖劑）、軟膠囊、硬膠囊、糖漿、口服液、藥油等中西藥製劑。主要產品有先後榮獲中國中藥名牌和廣州市、廣東省名牌產品夏桑菊顆粒，廣州市名牌產品小兒氨酚黃那敏顆粒（原名：小兒速效感冒沖劑），國家中藥保護產品安神補腦液及二天油、維生素Ｅ膠丸、月見草油膠丸等。產品深受消費者歡迎，暢銷國內及東南亞等市場。公司設備先進，引進了多套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生產設備和檢測儀器。計有：顆粒製造及包裝設備、軟膠囊製造和硬膠囊填充設備、液體灌注及膠囊包裝等設備。其中顆粒、軟膠囊、藥油、口服液等劑型的生產能力均居國內同行前列。本公司一貫注重按GMP規範(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進行生產和質量管理。為適應國際醫藥工業發展趨勢，公司投資2億多元，在廣州市南洲路按GMP標準興建了一座4萬多平方米的新廠房。該廠房於2003年初建成投產，2004年初，各生產劑型全部通過了GMP認證。相信，在新的生產條件下，星群公司在生產經營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潛力將得到充分發揮，企業綜合競爭力將再上一個臺階，並為星群公司進一步拓展市場和實現二次創業開拓廣闊空間。

2006年5月，作為星群知名品牌的“星群夏桑菊”榮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證，它是唯一榮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認證的夏桑菊。這標誌著“星群夏桑菊”列入“國家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保護和認可；標誌著廣藥集團星群藥業擁有“星群夏桑菊”原創“獨特保密工藝、涼茶秘方、專用術語”的專有權；標誌著“星群夏桑菊”具有“清肝明目，清熱解毒，疏風解熱，解瘡毒”之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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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電池廠

坐落在廣州市工業大道北132號的廣州電池廠，是我國目前規模最大的乾電池生產專業廠。該廠生產的“555”、“虎頭”、“五羊”“飛象”等牌子電池產品，暢銷全國各地，遠銷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深受用戶歡迎，從而成為聞名遐邇、全國電池行業最早自營進出口的企業。

民國17年(1928年)，由潘壯修、潘永剛先生始創的廣州第一間電池廠——興華電池廠，座落在廣州市德星路小圃園發福巷5號。1934年，興華電池廠擴大再生產，廠址遷至海珠中路濠畔街166號，生產的五羊牌電池物美價廉，能與當時的外國電池媲美，暢銷國內市場。在興華電池廠的影響下，一些小型電池廠相繼出現，至解放初期，廣州的電池廠已發展至49家之多。

新中國成立後，廣州電池工業獲得了新生。公私合營後，49家廠合併成興華、遠光、新西南、永耀四家電池廠和一家電池機械裝配廠。到了50年代中期，興華電池廠555牌、虎頭牌、五羊牌電池開始向國外出口，成為國內最早出口的電池產品，首批銷往東南亞、非洲等地區，出口量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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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由原來的興華、遠光、新西南、永耀、電池機械裝配廠等企業合併而成現在的廣州電池廠。合併以後，先後自行製造出不包不紮生產流水線和包紙不紮生產流水線，大大提高了電池生產的機械化程度和勞動生產率。555牌電池在全國同行業質量評比中名列前茅。電池的品種發展到現在的大號、三號、四號、五號、甲、乙、丙池、全防、半防、鐵殼、圓筒型、方型、扁型、鈕扣型、普通電池和高能電池、特種電池等共56個品種。電池生產線發展至20條，產品系列發展到鋅錳、鹼性鋅錳、銀鋅、鋰錳等6個系列的乾電池。鋅錳電池、又由糊式電池向紙層式電池過渡。乾電池的用途發展到適用於國防、科研、鑽探、電訊、航海、航空、醫療、高空氣象及工農業生產照明、電子計算機、電視機、錄音機、攝影機、電子鐘、電子錶等電源，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下，該廠果斷地把企業的發展目標轉向海外市場，大力發展出口產品。出口量從1978年的1億多隻，增至1988年的3億多隻，創匯177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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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市場需要，廣州電池廠致力於開發電池新品種的生產，以改變出口單一產品的狀況。大力生產鹼性高能電池、鋰錳電池、層疊式電池、高容量紙極電池以及海水活化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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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產品出口整個過程中，廣州電池廠十分重視把好質量關，保證把質量優良的產品投入國際市場。為了準確掌握電池的放電特性，他們還建立了全國第一套由電子計算機控制的電池放電自動檢測裝置，把好產品質量關。“555”牌電池被評為輕工部、省、市優質產品，1981年“555”牌R20電池獲得目前國內電池行業最高獎賞——國家優質產品銀質獎；四年複檢一次，保持銀質獎稱號；1987年、1988年又連續兩年在全國同行業質量評比中榮獲第一名，並被評為廣東最佳工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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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火柴廠

廣州火柴廠--將“洋火”第一次引到中國，廣州火柴廠位於海珠區馬湧橋，前身佛山巧明火柴廠是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家辦的火柴廠，創業於1879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

1879年在佛山創辦的巧明火柴廠，創辦人是衛省軒，在佛山文昌沙開辦巧明火柴廠，不久遷至佛山缸瓦欄，初期規模不大，手工操作，日產僅千多盒。
　　
巧明火柴初用硫化磷配藥。這種火柴一經磨擦就著火，使用方便但不安全，且具有一定的毒性。後來瑞典用赤磷代替硫化磷，火柴和火柴盒上磷面磨擦才能發火，故稱為安全火柴。巧明廠採用了這種生產技術，月產安全火柴十來件(一件為1000小盒)，售價倒也相宜。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旅日廣東同鄉在神戶開設的辦莊，為擴展業務也兼營火柴。他們將日本的梗子盒片輸回廣東的同時，又以經銷名義，專用一個或幾個牌號，委託日本火柴廠代制火柴運回國內銷售。甚至用高價購買日本火柴廠暢銷的牌子，作為自己的商標(如“舞龍”和“舞獅”)去包銷日本火柴。
　　
從這以後，日產火柴逐漸擴展市場，瑞典火柴也打了進來，巧明廠受到了很大的威脅。1908年，衛省軒決意招頂。同年11月，由利益莊以1．3萬元(白銀)頂受巧明廠全部廠房、家私連同巧明的招牌。另外巧明的存貨(包括火柴成品、半製品、赤磷、氯酸鉀等)合值近1萬元亦由利益莊照價接收。
　　
頂讓手續辦妥後，原巧明廠改為巧明公記火柴廠，開始實施半機械化生產。在經歷百餘年滄桑後，廠址從原佛山缸瓦欄遷至廣州芳村鎮東街。1946年巧明廠發生一場火災，燒了一天一夜方才撲滅。

解放前夕廣州工業凋零，解放後，廣州經濟逐步恢復發展，火柴的生產也不斷增長。
　　
1955年，巧明、東山兩大廠首先公私合營，1956年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將16間火柴廠合為4間，1957年又將4間廠分別併入巧明廠和東山廠。1964年6月1日巧明、東山兩廠又合併為巧明火柴廠，廠址位於廣州市河南馬湧橋居土地1號。
　　
1966年“文革”開始，該廠改名為廣州火柴廠(沿用至今)。1967年以來先後對裝盒、刷磷、包裝和油藥等工序實施半機械化生產。“文化大革命”期間，火柴生產呈下降趨勢。
　　
1985年實行廠長負責制後，新的領導班子在全廠職工支持下闖出了一條新路。
1、1987年下半年，廣州火柴廠在全行業中首次嘗試了橫向經濟聯合，並取得了成功。為發展牙籤生產，與黑龍江湯原牙籤廠合作發展牙籤生產，又與佛岡縣黃花鄉工商聯合公司簽訂了生產火柴盒片的協議，與和平縣筷子廠、江西省定南縣梗子廠合作生產梗子取得成功。
2、1986年從日本引進了成套廣告旅遊火柴生產線，成為國內最大的廣告火柴生產企業，並獲得經營廣告火柴的合法權利。在第六屆全運會期間，生產了46款以第六屆全運會吉祥物為標誌及其他各大酒家、大賓館的廣告火柴300款。
3、1985年以來，工廠制定了“以質量求生存，檔次求鞏固，開拓求發展，把提高經濟效益放在一切工作之首位”的經營方針。
4、搞好經濟責任制承包，由過去吃“大鍋飯”向責、權、利相結合的分配形式轉變。
5、實行廠長負責制以來，火柴廠由過去的微利發展到逐步有一定積累。職工年平均工資收入1988年達到26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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綸章紡織品商店

在繁華熱鬧的廣州下九路，有一家經營品種最為齊全的紡織品商場，它就是市內最大的紡織品專業名店——綸章紡織品商店。
　　
綸章紡織品商店的前身是“盛記”布店，始建於1902年，司理叫做伍君烈。“盛記”以經營純棉布為主，後來增加了小批量的絲綢經營，招牌遂改為“綸章絲綢店”。至1949年，伍君烈見生意越來越不景氣，便將該店頂給香港服裝商崔佑良經營。綸章店還設有服裝加工檔，專門承接來料加工業務。後來崔佐良返香港料理他的服裝店，留下“綸章”給伍君烈代理，直至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時，國家對棉布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把經營棉布的商販登記入冊，把規模大小不一、經營品種稀少、單調的棉布店按地段歸口合併。綸章店的代理入伍君烈不願意取消“綸章”字號。有關部門經反復研究，認為“綸章”字號在廣州和香港等地有一定的影響，征得上級領導批准後，決定保留綸章店號。“綸章”、“華髮”、“新正大”、“粵華”、“上海”、“合成”等棉布店和“唯一”絲綢店、“聲昌”紗綢店合併歸一，組成廣州市公私合營綸章棉布商店。主管部門將合營後的綸章店遷至下九路44—54號現址，以新的姿容、新的氣派出現在繁華鬧市。
　　
公私合營後，隨著棉布銷售政策的不斷調整，綸章店漸漸由原來主營棉布，兼營絲綢、紗綢、服裝、面料等多種商品的綜合店，演變為純粹經營棉布的專業店。
　　
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綸章店也堅持做好每尺布的生意，發揚了老字號的優良店風。市委書記杜禎祥和市財政局長曾下綸章店蹲點，總結典型經驗，以便在全國推廣。報上也曾刊載題為《綸章六年，紅旗不倒》的文章，盛讚綸章店出色的經營，優良的店風。
　　
“文革”期間，“綸章”老店號被指斥為“四舊”剷除了，代之以“紅星棉布店”的店名，被上級指定為專賣“公用布”的供應點，專門供應飲食行業用的白布，殯儀館用的白布、黑布，部隊用的軍布，工廠用的帆布等等，直到1976年才恢復原店號。。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海定點在綸章店舉行大型化纖棉布展銷會，並在綸章店內辟一專櫃，專門銷售上海生產的新花色化纖棉布。1975年滌棉布(的確良)開始流行並大量上市，湖北的沙市、襄樊，河北的邯鄲、湖南、陝西等省市都先後在綸章店舉辦過花色布展銷會。每逢“盛會”，綸章店的門口一大清早就排起了長隊，從早至晚，顧客川流不息，627平方米的展銷場內人頭攢動，可謂盛況空前。
　　
1980年，綸章棉布店進行了全面的裝修，店容店貌煥然一新，店名由上級批准改為“廣州市綸章紡織品商店”，開設床上用品專櫃和服裝專櫃，並經營部分進口紡織品(以尼龍布為主)，努力做到經營的產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轉”。在床上用品的銷售中，綸章店準確掌握市場特點和消費者的心理變化，適時地調整花式品種、品位，以滿足顧客對床上用品趨向中、高檔和系列配套購買的變化。10年來，綸章紡織品商店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床上用品”商店。
　　
綸章店的經營者十分注意通過文明經商來提高經營效益。堅持“顧客至上，信譽第一”，堅持“人有我優，人優我平”，合理制定商品價格，決不胡亂提價以牟取高利。盡可能以優質價實招徠顧客，讓顧客慕名而來，滿意而歸。在零售服務中，設置便民措施，制訂服務公約，大宗商品堅持送貨上門。注意將售前的樣品補充上櫃，發揮櫥窗商畝品的廣告作用。
　　
文明之花結出文明的碩果，綸章紡織品商店在全體職工的共同努力下，連年被評為市一商局“優秀企業”，為廣州市民繼續奉獻她的熱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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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餅乾廠

嶺南餅乾廠是由黃植生、讚美、玉山等七間廠組成的，其中數黃植生歷史最長。黃植生餅乾廠於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本市光復路開張，惹人注目。它是第一間由中國人投資的餅乾廠。當時餅乾是新食品，一時成為送禮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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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一位姓招的南海人在惠福西路創建了讚美餅乾糖果廠，購進了一台機制餅乾機，它生產的名牌產品“梳打鹹餅”，還遠銷港澳地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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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玉山機制餅業公司在文昌路成立。玉山公司的人員、資金均來自原香港馬玉山、馬寶山辦的糖果餅乾廠。該公司不但餅乾好，還創制“白蓮蓉”月餅，深受市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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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香港安樂園股份有限公司在沙基東設分公司，以後又有愛華、年記、嘉頓等一批廠建立。以上7個大廠幾乎壟斷了當時的餅乾市場，並共同制訂了產品價格。為數不少的小型餅乾廠(前店後廠式)，只能避其鋒芒，慘淡經營。1953年4月，7大廠在廣州市百貨公司的主持下，合併成“嶺南餅乾糖果食品廠有限公司”，成為廣州市的一間大型食品廠。1963年，嶺南廠停止糖果、面類生產，專制餅乾，成為專業的餅乾廠。

良好的生產技術是產品質量的保證。經過80多年來更新換代，經歷了四次重大的技術飛躍，嶺南餅乾廠的生產技術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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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飛躍，在30年代初。讚美、安樂園、玉山等大廠的崛起，加劇了國貨與洋貨競爭。各廠為了出奇制勝，紛紛推出特產，如讚美的“奶鹽梳打餅”、嘉頓的“體力架”、玉山的“奶油好好餅”等，促進了餅乾工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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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飛躍，是在7廠合併改稱嶺南餅乾廠時期。各路精英彙聚一堂，交流技術，由各廠配料師傅組成的廠技術股(科)，將各廠的生產方法、配方、品種規格、管理方法等全面整理，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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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飛躍在1963年，當時工人們自製了全國第一條隧道式電熱長爐，餅乾衛生大大提高，且電爐溫度均勻，工人可直接從爐前爐後觀察餅色、形狀，隨時糾正餅乾坯的缺點，由此帶動了全國餅乾生產技術的提高。以後又從印餅機發展到滾印式、搖擺式等，使嶺南餅乾廠擁有我國六七十年代餅乾生產的最高技術。1983年，“體力架”榮獲國家銀質獎，它是當年食品業最高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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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飛躍在1987年。嶺南廠引進了英國、奧地利、日本的生產設備，他們把引進技術與嶺南廠老工藝優化組合起來，使產品能厚能薄，可鹹可甜，關鍵時候用替代材料也能造一流餅乾。名噪一時的“英文字母餅”、“椰子薄餅”就是第四次飛躍的標誌，它們在第二屆香港國際食品博覽會中獲得了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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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電影院

“縱談電影史，翹指話‘新華’。”翻開“新華”歷史，從它的興衰起伏，我們可以看到廣州電影業的發展和改革開放後群眾文化事業的發達。

1903年前後，一位華僑帶著電影放映機和幾部風景片回國，在廣州長壽東路的高升茶樓放映。從此，廣州開始有了電影放映活動，俗稱“映畫戲”。過了數年，一位華裔美國商人在今中山四路、五路附近，辦起了固定放映場；20年代，廣州的電影業已成了一個小行業，但場地、規模都很小，而且影片品種單調、放映設備簡陋。1929年，有聲電影進入廣州，觀眾逐漸增多，於是，廣州電影業大大發展。30年代初，曾僑居美國的商人朱蔭橋、朱家藩等人出資建起了新華戲院。戲院建成後，由黃碧泉經營。1932年農曆年初一，“新華”正式開業，放映的第一部片子是香港有聲電影《桃花亂放》。由於場地、設備、聲光等各方面堪稱當時廣州的一流水平，所以觀眾踴躍，經營者當年即獲大利。
　　
以後，“新華”的股東增加了，除創辦者外，還有新會、臺山、九江三大股東。不久還發行了股票，聘請了兩名律師做保護人，於是生意興隆，越做越旺。

1938年，廣州淪陷。“新華”為日軍佔據，淪為軍用電影院，專供日偽軍職人員觀看，二三樓則為倫敦酒店，住著日本的隨軍軍妓。“新華”的命運，落到了最低谷。
　　
抗戰勝利後，“新華”經修葺於1945年底複業，重振聲威。那時“新華”的女工服裝為印有黃色英文字母(院名)的綠色外套，後來是白色連衣裙。影院座位1000多個，其中有舒服的廂座。片源以美國片為主，每天放映4場。不少達官貴人都喜歡到這裏看電影，廣大觀眾也稱讚“新華”是廣州的一流影院。1946年，放映國產影片《國魂》和美國影片《出水芙蓉》、《亂世佳人》時，更是場場“爆滿”，門前特地搭起長十多米、高七八米的竹排樓以掛影片宣傳畫，一時盛況空前。

解放前，除了有惡棍看霸王戲外，還會有流氓搗亂，因此，電影院要請有“來頭”的人撐腰，或請武館教頭，或請警察局長、探長，以鎮懾黑社會勢力的威脅。但即使如此，有時也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新華”的“打單”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新華”改名為新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因為收入可觀，便令黑社會人物垂涎三尺。1949年春，黑社會組織“五龍堂”發出“打單信”到“新華”，要勒索鉅款。老闆不肯就範，飛報警察局。警方聲稱“不用理睬”，卻又不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防範。結果過了交款期幾天後，“新華”正放映美國音樂片《樂府春秋》時，戲院中間突然火光一閃，接著“轟隆”一聲，原來暴徒放置的定時炸彈爆炸了!觀眾一時大亂，狼狽而逃。據劫後現場統計，5人死亡，10多人受傷。

1955年，“新華”成了全市電影業最早的公私合營電影院之一。1956年4月，“新華”改屬影劇場公司管理，不久，“新華”改為寬銀幕電影院。這是廣州電影業中一件大事。
　　
當時，全國只北京有一家寬銀幕電影院。“新華”作為國內第二家、廣州第一家，自然引起領導重視。於是，市政府撥款40余萬元，對“新華”進行全面改建和更新設備。經半年多的努力，廣州第一家寬銀幕電影院終於在1957年11月7日開幕。是日為蘇聯十月革命節，邀請了蘇聯駐廣州總領事尤金來剪綵，首映蘇聯寬銀幕立體聲電影《革命的前奏》。那時的廣州觀眾還未看過寬銀幕電影，所以購票者人山人海，“新華”只好把票房臨時遷到中山紀念堂。
　　
不久，“新華”在3樓開辦了音樂廳，廳中設置了小方台及軟座，可容300多人。每天下午或晚上，這裏播放世界名曲、音樂，群眾稱讚這裏為“欣賞音樂的好去處”。後來，4樓又增設了曲藝廳，請來曲藝隊或輕音樂隊演出，每逢星期日上午，還舉辦各劇種唱腔欣賞會。這些，既得到群眾喜愛，也為電影院多種經營創出先例，積累了經驗。

1966年“文革”開始，“新華”也經受了一次劫難。音樂廳、曲藝場成了“封資修黑貨”被“取締”，電影場上返來複去放映乾巴巴的“樣板戲”，在極左思潮干擾下“新華”奄奄一息。
　　
粉碎“四人幫”後，“新華”英姿煥發，重振雄風。1978年6月，在市文化工作“先代會”上，“新華”榮獲“先進集體標兵”稱號。
　　
1982年，“新華”更新了設備，增設了中央空調。10月1日，又重新辦起音樂廳。十幾個輕音樂隊輪流在此演出，既唱流行歌曲，也演奏輕音樂。這是“文革”後全市影院最早開放的音樂廳之一。
　　
1983年，“新華”在同行業中率先實行承包責任制，資金、福利直接與利潤掛鈎，當年實現了產值、利潤翻一番。同年，他們又開辦了舞廳，這是影院自籌資金20萬元改建的。1985年，他們把舞廳起名“怡雅廳”，以服務周到聞名全市，被共青團市委評為“第三產業青年‘美的服務’先進單位”。同年，舞廳在全市中率先舉辦老人專場舞會，以低廉的票價，得到各階層老人交口稱讚。1986年，“新華”與市群眾藝術館、南方劇場等單位聯合舉辦廣州市首屆老人交誼舞“勁松杯”比賽。中央電視臺到“新華”拍了老人專場舞會的新聞紀錄片向全國播放。
　　
1985年，他們把三樓的音樂廳改為投影錄像室。1986年，“新華”在全市中首次引進具有80年代水平的全套杜比系統CP200型電影立體聲還音設備。“新華”還曾在電影大廳開辦交響樂欣賞會，請我國著名指揮家李德倫主講交響樂欣賞知識，受到觀眾熱烈歡迎。1988年，“新華”放映蘇聯立體聲彩色故事片《無頭騎士》，這是廣州第一次放映70毫米電影。同年，“新華”又與廣州鐳射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引進鐳射電影(也稱鐳射錄像)，這是全市第一家放映鐳射電影的影院。
　　
1995年新華電影院因地鐵建設需要已經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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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大酒店

在風景秀麗的珠江河畔，繁華熱鬧的人民南路，有一家被譽為“一枝秀豔出長堤”的酒店。獨具特色的柱梁、拱門與華麗的天花水晶燈相互輝映，使酒店大廳顯得富麗堂皇、光彩奪目，它就是有60多年歷史的新亞大酒店。60年滄桑變幻，“新亞”的變化也值得人們沉思。

20年代初，由歸國華僑組成的南華置業公司決定在西濠口投資興建一座8層大樓，擬取名“南華第一樓”。這座大樓的外觀呈歐洲古典式，內部則按辦公樓的格局設計，計劃出租給商店行號、律師、醫生做辦公地點。將建成時，南華置業公司董事會召集主要股東重新研究新建樓宇的使用問題。部分股東認為當時廣州經濟比較繁榮，國內外客商來往頻繁，而廣州大、中型酒店較少，兼營中、西餐的酒店更是鳳毛麟角，因而提議將樓宇改為酒店。這個提議得到了大部分股東的贊成，於是決定開辦酒店。1927年，新亞酒店終於隆重開張了。門前招牌“新亞大酒店”5個大字，是國民黨元老、當時南京政府司法院長、書法家于右任書寫的。

由於新亞酒店的股東和經理人員多是華僑，不少還是基督教徒，而酒店的經營對象又以國外旅客和歸僑為主。因此，酒店在經營管理上除標榜“寧靜、舒適、安全”外，還處處加上基督教的色彩，規定每個職工都要加入耶穌會，在每個房間均放有一本《聖經》，逢星期天在8樓萬象廳請牧師講經1小時，逢星期三晚上組織聖經研讀班，下班職工也可以自由參加。同時規定—切看相算命人等嚴禁入店，以標榜對基督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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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國內大部分酒店，包括中小型旅店、客棧都被作為藏汙納垢、窩娼聚賭之場所，但“新亞”卻能潔身自愛，在全市酒店業中首創“三不”制度：一不得在店內賭博 (包括打麻將)；二不得吸食鴉片煙、嗎啡、白麵、紅丸等毒品；三不得宿娼。這些管理措施，在當時酒店業中是獨樹一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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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招徠顧客，酒店在服務殷勤上下了不少功夫。每天派大客車到港澳外輪碼頭接客。隨車派出的服務員穿統一的制服，頭戴水手帽。旅客入宿“新亞”，可以在船上把行李交給服務員，為避免差錯，服務員在旅客行李上貼上專用標簽，並發給收據。客人進店，服務員先帶客人看房，滿意後代辦登記並斟茶奉客。住客外出，即整理房間，使客人歸來時有整潔之感。客人有親友來訪，也妥為招待，有留言的，為之代轉。住客要買車船票甚至買香煙、水果的瑣事，服務員也一一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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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格調和殷勤的服務，吸引了不少社會名流。因此酒店在省港澳及東南亞一帶頗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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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頂樓的“八重天”中餐廳，環境清靜幽雅，經營傳統粵菜，每天一茶兩飯。各式品種均精心製作，為時人所稱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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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淪陷後，新亞酒店被日軍占為招待所。日本投降後，即籌備複業，但由於抗戰期間大部分人員星散各地，所以直到1946年才由部分原“新亞”人員主持恢復營業。戰後，不少華僑回國投資搞實業，“新亞”的營業才逐漸興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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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孚服裝店

“信用是企業的生命，質量是信用的保證”。某位成功的企業家如是說。“信孚”，這間座落在繁華的下九路商業街的服裝店，向以經營、加工男呢絨服裝飲譽羊城，也向以“信用”為經營原則，曆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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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世紀前，西洋的堅船利炮轟開清皇朝封閉的大門，西方的文化(這裏指包括語言、服飾等在內的大文化)開始滲入到中國。廣州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自然也最早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大街上長袍馬褂的行人中開始夾雜西裝革履，以後，人們對西服從陌生到熟悉到接受，穿著畢挺的西服甚至被看作是接受新思想的象徵。由此，縫製經營西服的服裝店也應運而生，1880年開業的“信孚成記”洋服店就是其中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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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孚成記”洋服店在今沙基一帶，對岸的沙面是英、法等國租界，對於以洋人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洋服店來說，這是有利的經營地點。“信孚成記”洋服店的創始者是鄧月波，三水縣人，精明能幹，善講英語，與洋人有來往。建業之初，為了保證質量，該店所備的西服面料和輔料，如呢絨、絲裏、毛撲等，全部使用進口貨；所雇用的工人都是手工精巧的師傅，量身、裁剪、試衣幾個重要的成衣步驟都由同一個師傅負責，車縫亦指定專人製作，所制西褲採用褲腰“前上後直”的款式，抱肚托腰，適合大肚脯的人穿著；並且實行上門量身、上門送貨的服務。由於選料上乘，做工精細，款式新穎，服務周到，商業信譽好，很快就贏得顧客的好評，打開了銷路。鄧月波還發揮他懂英語之長，親自參與商店的業務活動，與洋人打交道，沙面外國領事署官員及附近粵海關高級官員、洋行高級職員開始訂購“信孚成記”西服。11人的前店後場的洋服店就這樣邁開了它百年歷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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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以後，歐風漸熏，“信孚成記”洋服店也因而生意穩定、聲譽日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店業交予鄧月波其子鄧達潮掌管。1942年鄧達潮決定把“信孚成記”遷到下九路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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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潮頗有經營氣魄，把“信孚成記”洋服店易名為“信孚行”洋服店，又耗資軍票13萬日元以擴大新店營業規模，總面積前店後場達95平方米，工場工人及店員增加到14人，經營範圍亦靈活擴大，除仍舊保留來料加工和備料定制西服外，還增加了高檔呢絨面料和絲裏、毛撲等輔料的零售。經營地點及經營範圍的改變，加上信譽好、牌子老，“信孚行”洋服店又有了生機，年營業額達25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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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解放後，“信孚行”洋服店的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當時的服裝流行以棉農為主的中山裝、軍幹裝、棉大衣、棉短褸，西裝的需求量相應下降，“信孚行”一貫進口的呢絨、絲裏、毛撲等原料也因形勢變化明顯減少。1956年公私合營前，“信孚行”已處於半歇業狀態，全部資產折合人民幣僅4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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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營後，資金和技術的輸進，使近乎癱瘓的“信孚行”又振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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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廣州市全面調整商業網點，有人提出撤掉“信孚行”，但朱光市長認為“信孚行”牌子老、信譽高、有過硬的傳統手工工藝，應該保留，“信孚行”因而幸得保存，並且合併了“美美”服裝店，遷址到下九路70號，擴大了經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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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信孚行”洋服店去掉80多年的“信孚”老字號，易名為“東方”服裝店，並搬遷到今址下九路73—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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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店鋪林立的下九路重新掛出了“信孚”的牌子。恢復舊名號的“信孚”店，對商場進行了全面的裝修，工場更新了設備，並陸續進口日本先進的縫紉機、鈒骨機、風眼機等80餘台，並開始對信孚店進行全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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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改變了對工場工人、商場店員傳統的管理方法，這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環節。信孚店廢除了自1966年以來實行的“計時工資制”，代之以工場工人的“計件工資制”，商場店員則以銷售金額、銷售件數為考核標準。商店全面裝修，明亮的玻璃櫃面、款式多姿的時裝模特，“歡迎”、“您好”的親切話語，使這家百年老店煥發出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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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保持傳統經營特色的同時，信孚店擴大了經營範圍，靈活、多方面地滿足各消費層次顧客的需求，同時提高營業額，增加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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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信孚店改變過去“守株待兔”、消極等待顧客上門的銷售方式，一方面積極組織貨源，與廠家建立固定聯繫，並及時反饋銷售信息；另一方面積極推銷商品，讓商品走出商店，讓顧客認識商品。信孚店經常組織商品參加服裝展銷活動，擴大影響。如參加第一、二屆“珠江杯”時裝大賽展銷活動、“迎全運”廣州日用工業品展銷會、盛馬牌牛仔系列產品展銷等。還積極把產品推向全國，1987年參加了“北京十城市中老年服裝展銷”。展與銷結合，是商品經營的新的有效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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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消費者心理，並根據消費者的要求改進服務項目，是信孚店贏得顧客的又一“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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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生產、銷售等一系列的改革，使信孚店聲譽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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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質優款新使信孚店顧客絡繹不絕，1983年獲省優質產品稱號的毛料男大衣，年產千件仍供不應求。日本駐穗領事也慕名而來，邀請名師量體做西裝。一名香港顧客被信孚店熱情周到的服務所感動，當他收到質優款新的服裝時，盛讚信孚：貴店服務優質、產品優質，取名“信孚”，確如其名。

粵嚟粵掂

亞洲汽水廠

廣州亞洲汽水廠是廣東省生產汽水歷史最長的企業，素以“亞洲汽水，夠氣夠味”稱譽省、港、澳。亞洲汽水“夠氣”是因為其中含有足夠的二氧化碳，喝起來帶勁；亞洲汽水“夠味”是因為工藝配方獨特，用料講究，保持原汁原味。正如前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到該廠視察時的題詞所道：“色鮮氣足味清香，質量雙優歷史長：設備更新選料美，亞洲添翼正翱翔。”

30年代，曾在屈臣氏汽水廠工作過的李智揚與李冠玲、梁漢奇、黃有桐、王貞三等11人集資籌辦汽水廠，購置一台舊12頭汽水機和300平方米的廠房，於　　1946年2月在大德街80號正式開業，還請當時省參議員甘麗初題了“亞洲汽水廠”的招牌。工廠成立董事會，李冠玲為董事長，李智揚為經理。工人大多為股東們的家屬。他們採取以銷定產的靈活方式，由專人察看市場行情，隨時送貨上門。還在推銷廣告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編了一段琅琅上口的廣告詞：“亞洲汽水，汽水亞洲；有我咁好氣，沒我咁長氣；有我咁長氣，沒我咁好味。”在廣播電臺和報紙上反復宣傳，使亞洲汽水名傳遐邇，家喻戶曉。李智揚還十分注意產品的質量，並採取薄利多銷的經營方針，這樣一來，“亞洲汽水，夠氣夠味”、“質優價廉”的美譽就迅速傳遍全市，產品供不應求，投產當年便生產了200多萬瓶。到1949年廠址遷到大德路298號時，亞洲汽水廠已擁有3台12頭汽水機，職工80多人，2000多平方米的廠房，年產量達500多萬瓶。這時的亞洲汽水已在廣州市場上站穩了腳跟，是廣州市場上唯一的甲級汽水。與此同時，李智揚等人又在澳門開設了另一家分廠，“亞洲汽水，夠氣夠味”的聲譽開始傳到澳門，隨後又傳到香港。

1956年3月，亞洲汽水廠實行公私合營，並改名為“公私合營亞洲汽水糖果廠”，合營後首任廠長是蔣世芳，副廠長是李智揚、王澍。同時又先後兼併了時安、瓊南、同興、新華、回民糖果工場等5間小型糖果廠，並先後在晏公街、惠福西路、太平南路建了糖果車間。
　　
到了60年代初，廣州市只剩下3家生產汽水的廠家(亞洲、興華和廣東飲料廠)，年產量約2000萬瓶。但當時人們的消費水平還不高，汽水市場已趨於飽和。在此情形下，國產汽水要生存下去，就需要開拓新的市場。1964年，在當時廣東省省長陳郁的支持下，生產首批亞洲蘋果汽水，于同年國慶節期間在香港推出。由於亞洲汽水在香港已擁有一定的聲譽，加上又是解放後我國汽水首次運到香港，因而銷路頗佳，市民排隊購買，運去的幾萬箱汽水短短幾天就銷售一空。亞洲汽水廠隨即擴大生產，增加了沙示、橙汁等品種，並將市場擴展到澳門，隨後又擴展到新加坡，這是當時我國唯一打入國際市場的汽水產品。由於汽水出口量的增加，原有的廠房和設備不能滿足生產的需要。1966年初，廣州市輕工業局將中亞梘廠1000平方米廠房和興華汽水廠的設備及人員併入亞洲汽水廠，把亞洲汽水廠的糖果車間劃歸興華廠，亞洲汽水廠再次成為專門生產汽水企業。同年10月，外貿部門投資60多萬元，在現廠址(天河路6號)興建亞洲汽水廠新廠房，目的是建一間專門生產出口汽水的專業廠(內銷汽水由廣東飲料廠生產)。設計占地面積約23000平方米，年產量為2500萬瓶。經過幾個月的奮鬥，1967年5月1日，亞洲汽水廠正式投產，當年即出口汽水38萬箱。到了1968年底，廣東飲料廠的汽水車間併入亞洲汽水廠。從此亞洲汽水廠成為廣州市獨家經營的汽水廠。
　　
“文化大革命”期間，亞洲汽水廠先後改名為廣州飲料二廠、廣州飲料總廠一分廠、廣州汽水廠，直到1984年1月1日，才恢復原名。

改革、開放後，人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汽水已成為一般群眾的常用飲料；加上廣州地區天氣炎熱，汽水消耗量大，每到炎炎夏季，汽水就供不應求。於是，生產汽水的廠家如雨後春筍出現，當時光是廣州市就有72家之多，廣州汽水市場內亞洲汽水廠“一統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廠長何傑和他的夥伴們意識到，亞洲汽水的質量雖好，但由於設備和包裝落後，產量低，要想繼續在廣州市場上取得優勢，並走向全國，只有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更新設備。他們根據工廠的實際情況，採取了引進新設備與改造原有舊設備並舉的做法。在全國汽水需求量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廠領導又決定採用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在世界各地設分廠的經驗，輸出技術，利用各地的人力、財力和銷售市場，產銷“亞洲汽水”。於是，亞洲汽水廠龍門分廠便於1984年5月誕生，隨後就一發不可遏止，到了1988年底，在全國各地發展為21間分廠；其中外省有11家。大力興辦分廠為提高亞洲汽水在全國的知名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亞洲汽水廠烏魯木齊分廠剪綵時，該市政府負責人說：“我們同亞洲汽水廠合作，打破了解放幾十年來新疆人民沒有高檔汽水喝的局面。”“亞洲汽水，夠氣夠味”的美譽傳遍全國各地。
　　
1984年6月，亞洲汽水廠成為廣州市首批70家擴權企業之一，同年底，開始實行廠長負責制。張桂源廠長高瞻遠矚，認為要使亞洲汽水走向全國，定向世界，光靠辦分廠是不夠的，還應該改革幾十年來瓶裝一貫制的做法，採用國際上流行的新包裝，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從1985年開始，亞洲汽水廠先後籌集數千萬元資金，引進了兩條瑞典產的利東包生產線，聯邦德國產的一條二片罐生產線和美國產的一條1．26升PET瓶裝和玻璃瓶裝兩用生產線及其水處理系統、糖漿處理系統等附屬工程，使生產能力大大提高。
　　
1987年11月，亞洲飲料集團公司宣告成立。亞洲飲料集團公司是一個以亞洲飲料為龍頭，集科研、原材料基地、銷售、橫向聯營為一體的半緊密型的聯合體。它的成立，是亞洲汽水廠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思覺失調

正喎，可惜好多都冇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