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德人剪影

leon_jeng

草明：水晶與鋼鐵

　　順德人與溫州人，相信有不少可比之處，因為他們前邊同樣被加上“可怕的”定語。

　　的確，順德與溫州，都創造了經濟奇跡。

　　順德人與溫州人，也一般打遍天下。

　　順德人在改革開放中，當上了省會廣州市的市長，而溫州人也一樣，也當上了所在省的省會杭州市的市長。

　　還可以列舉很多。

　　可不管怎麼說，順德人與溫州人之“可怕”，說到底不是一回事。

　　溫州人之可怕，在於做生意，“打來兮，罵來兮，賠本的生意勿來兮”，幾百年來，溫州人就這麼教育他們的子女。在他們來說，萬變不離其宗，一句話：

　　——賺錢才是硬道理。

　　順德人之可怕，在於辦企業，“自我坐大”，天生我才必有用，別人不用自己用，幾百年間，順德的“傳統教育”亦是如此，所以才得“得唔得，唔得返順德”一說。在順德人而言，他們信奉的，也是一句話：

　　——個性才是硬道理。

　　順德有個性，順德人有個性。在這芸芸眾生中，人們之所以很容易把順德人辨別出來，不在別的，正在這，改革開放中，並非特區的順德能異軍突出，其原因也在這。

　　順德的狀元之所以在全廣東占那麼高的比例，順德歷代文人騷客，每每在廣東乃至全國佔有一席之地；順德的科學家、企業家更在近現代如此出類拔萃，這都離不開這片富有個性的土地。尤其在現當代，順德出了好幾位具有國際影響的大作家，更是頗具有個性。

　　首先，是出生于順德桂洲東村的草明，19歲，她便參加了“左聯”，後來到了延安，並參加了有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後，還當上了東北作協主席，70多年裏，她勤奮筆耕，而且專注於一個題材——這是與她自小當繅絲廠工人分不開的，所以，她寫了一輩子工業文學，以至於當年一位寫過長篇《鋼與渣》的蘇聯著名作家沃列沃依竟要問她：“你一個女作家為什麼要寫工業？偏偏還是重工業中最艱苦的冶煉工業？”

　　的確，在常人看來，女作家寫點風花雪月，卿卿我我之類的東西，是再順理成章不過了。可出生於順德的這位女作家偏不，就寫最具有男子漢氣魄的大工業，尤其是冶金工業！兩個世紀前，法國學者利希霍芬幾度考察中國，得出廣東人有經營大工業的本事的結論，他可曾也預料到，順德女子也有寫大工業的氣魄！

　　這便是順德人的個性！讀草明的名著《原動力》、《乘風破浪》、《火車頭》、《神州兒女》，你有時也許會忘記，這會出自一位女作家的手。

　　為此，她成為了第一位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女作家。

　　她是那麼關注順德在改革開放中大工業的崛起，幾度回鄉，她曾動情地表示：“我寫了一輩子工業小說，看到家鄉的發達工業後，還想以故鄉的工業題材繼續寫作。”可惜，天不假年，2002年，她以89歲高齡撒手西歸，未能實現這一心願。

　　作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第一代作家，她自有一種後幾代人所沒有的赤誠，這種赤誠近乎於偏執的地步。人們每每把她與《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相提並論，而後者每每還受到小資情調的非議，但草明卻是那麼透明、那麼純淨，以至連這種非議都難得產生。

　　但“文革“中她一般難逃劫難。

　　於是，已經因身體原因調到北京的她，也就那麼執意地要求回到東北，回到那裏的工人之中——惟有他們、是她文學創作的保護神，而當年，全國最大的鋼鐵工業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就曾贈她一個匾，題的是：

　　

　　延安火種鋼鐵魂

　　這是對她這樣一位奇女子、一位純鋼般的女作家最貼切的評價！

　　是的，還是在念中學時，她就一心嚮往了北方那個最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月革命”，畢竟她是曾擁有最多工人的順德的女兒！

　　不到20歲，她因為投身于文學創作，在作品中為自己的苦難的繅絲工呼籲，竟被視作赤色分子，被反動派通緝，隻身逃往上海，成為了“左聯”的中堅分子。

　　同樣，她亦不安于大後方，於1941年，往復輾轉，投奔了延安。

　　在延安，她得到了比她大20歲的毛澤東的接見，鼓勵她上前方去，到工農兵當中去，創作出最有生命力的作品。

　　就這麼義無反顧地去了。

　　於是，1948年，她出版了享譽中國文壇的長篇巨制《原動力》，寫的正是工廠、工人、工業——如今說“三農”，她則是寫“三工”，這部作品，更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譽，被譯為10多種外國文字。

　　1950年，又出了長篇《火車頭》，依舊寫的是“三工”。

　　1959年，以鋼鐵廠為背景的長篇力作《乘風破浪》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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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部的工業題材的作品，就如鋼鐵一般，鏗鏘有聲，震動文壇。

　　直至她古稀之年，經磨曆劫之後，她仍寫出又一部長篇小說《神州兒女》，那已是1984年了，出版後，一口氣發行了10多萬冊，對於今天，萬把冊亦被叫上暢銷書，她這一銷量，當得上天文數字了。

　　時至今日，“工業題材”也罷、“下生活”也罷，似乎已經被風行一時的美女作家、自我寫真之類所淹沒了，甚至年輕一代對這樣的字眼都已感到了陌生。然而，無論字眼或名詞有了什麼變化，但其內涵卻是永遠不會變的。當一個民族走向復興、大規模的製造業興起，也當會有與之相稱的大作品問世，今日順德的“順德製造，中國驕傲”之推介詞，不早已響遍寰球麼？可惜天不假年，否則，草明大姐當實現她“以故鄉的工業題材繼續寫作”的心願，但可以相信，後人會繼承她的遺願的。包括筆者在內，在她逝世的前夕，書名為《正道滄桑》的長篇小說及同名電視劇均已問世，那正是以順德產權改革為背景寫下的，這略可彌補老人的遺憾吧。

　　至於“下生活”，則永遠不會過時，這裏說的不是刻意地、任務式地到一個陌生地作急就章，而是長期浸潤在廣大勞苦大眾之中，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自己的眼睛。時下，那些什麼“資本時代”、“黑金歲月”之類白領文學充斥文壇，虛偽、偽飾成份顯而易見，但“打工文學”正在脫穎而出，日益引起廣泛的關注。草明大姐當日關心繅絲女命運的小說，本就是今日“打工文學的先聲……生活，永遠是創作最深厚也最珍貴的寶藏！正是生活，使草明成為一位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偉大作家！

　　她那水晶般純淨、透明的愛心，創作下了中國文學中獨具一格的不朽之作！

　　她那鋼鐵般堅韌的意志，支撐著整個共和國文學史的天空！

　　已故的順德大作家中，還有一位是黃秋耘，他是國際筆會中國中心的負責人，他是在草明之前一年走的，比草明還小5歲，而他磊落、耿介、頗負個性的一生，有更多的曲折、坎坷，甚至九死一生。

　　廣東作家恐怕最記得的是他講過的一句名言，那便是：面向文學、背對文壇。

　　他還專用此語寫過一篇文章。

　　這句話，集中表現出他不肯阿附權貴，獨立卓行的個性。

　　在他過世後，我曾以《一位困獸猶鬥的人道主義者》為題，寫下悼念文章。

　　與草明從繅絲工、左聯、延安到大工業基地清晰的文學道路相比，這位僅小5歲的黃秋耘，有著曲折得多的文學生涯，為我們樹立了另一個參照系。

　　而他的啟示，也更綿長與深遠……黃秋耘：困獸猶鬥的人道主義者

　　黃秋耘這個名字，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壇中意味著什麼——縱然他活到了2001年八月，超過這個世紀有八個月。

　　躊躇再三，終於找到了一個幾近無奈的借代詞：困獸猶鬥的人道主義者。

　　一如他的自述：“我一生拿槍的時候比拿筆的時候多，但是拿筆之後的遲疑和勇敢卻比拿槍的時候多得無法比擬。”而他的遲疑與勇敢，又為的是什麼?

　　自然都為的是人道主義，為的對人道主義的堅持與張揚，而他卻每每為這碰了個頭破血流。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人道主義，始終是一個無法擺脫的話題，如同夢魘一樣，壓得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有勇氣的文學家（這裏且用“文學家”這個詞，因為“作家”一詞已用得太濫了）無法喘得過氣來，一閉上眼瞼，便是無邊無際的腥紅。一般人難以明白，人道主義這個詞，為何非要冠上“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這樣的定語才可以獲准通行，否則，便成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了。既便在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的當日，這樣一個詞的使用也仍要被視為左道旁門，乃至離經叛道。一個世紀了，人道主義的命運尚如此，那麼，死於這個世紀剛剛結束之際的黃秋耘，他又能配享受怎樣的命運呢?

　　誰能回答?

　　從他的簡歷上看，他是一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戰士，我曾寫過當年香港的秘密大營救，寫過著名的抗日雄獅東江縱隊，那當中都少不了他。這便是他一生輝煌的起點，但反對法西斯，對法西斯的反人道，非人性的暴行的清算，自然把他導向了人道主義，對人性的張揚，而這卻又成了他一生黯淡的落點——時至今日，人道主義幾何時在東方這片土地上得到過正名呢？

　　他只是作困獸猶鬥罷了。

　　如他自己所說的，這“困獸”便是“一隻古怪的貓”，一隻講“貓道主義”的古怪的貓，最後不得不被主人收拾了的“無用的貓”。這便是他的悲劇，儘管他在《古怪的貓的自白》中竊竊自喜，“這只古怪的貓並沒有什麼不好，至少它並沒有把自己的同類當作老鼠來吃掉：發了瘋的不是這只古怪的貓，而是把同類當作老鼠吃掉的貓。”

　　就這樣，我總算確定了這篇文章的標題。

　　寫下標題，我的心就碎了，欲哭無淚。

　　秋耘老師已過世有半年了。他過世的時候，我正在南非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回來後，聽到這噩耗，當時就傻了。因為還以為能與他再一次促膝長談，聽聽他那充滿哲理與智慧的妙語，追憶那些個回風舞雪的歲月……然而，這一切已經不再了，上次“不要愧對你經受的苦難”，竟成了他對我的最後囑託。

　　只是，我能做到麼?

　　連為他寫這篇文章，我都幾番提筆，幾番放下。我當寫什麼呢?我想寫的，未必能寫得下，而我不想寫的，又寫它做甚?直到這次順德城慶，應邀到會的國內幾位文化藝術界的順德籍友人聚在一起，感慨順德一下子走掉了三位頂尖級的大作家——龍江的黃秋耘，桂洲的草明，以及作為“順德女婿”的張光年，有人問我：“黃秋耘與你是小同鄉，你那兩本七八十萬字的厚書，他都讀完了，而且向不少人推薦過，你為什麼迄今仍不著一字?你對得起他麼?”

　　當時，我一個字也答不出來。

　　我該遭到指責——半年了，我怎麼就不著一字呢？說什麼也該有隻言片語呀!不可以再拖下去了，況且，草明與張光年，我多少還寫下一些文字，記得，晚年致力於寫工人的草明，仍少不了受到“小資情調”的指責，至於張光年，在反“自由化”中的遭遇，就更為嚴重與慘烈得多，我手上有他的《文壇回春紀事》，回春也少不了倒春寒，相比之下，黃秋耘的經歷更曲折一些，更艱難得多，而他與我的關係，卻又更密切得多，我卻仍這麼一再躊躇。

　　仍是一個“難”字了得?

　　不、不、不。

　　無論如何，我是該寫了，寫不寫，在於我，在於我的心，至於人家發不發，那就不在我了。當然，儘量能發的好，也只能這樣。哪怕是隻言片語。

　　回到家，拿起他的舊信箋，讀到“手款及大作兩種已拜讀。……我的身體比去年略有進步，但年邁久寒，懶於出門行走，乞諒。”眼又濕了。這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的來信，其時，《潘漢年》《潘氏三兄弟》兩書，後一本剛出沒幾天，沒想他便讀過了。我還說，還有第三部《潘漢年和他的戰友們》正在修訂，到時，也算是個三部曲了，了結了我這一不大不小的工程。其實，三部都是八十年代早就完成了的……然而，他已經讀不到第三部了，而第三部的出版，恐怕仍遙遙無期。信末，他署的是“弟秋耘”，其實，他與我父親是同年的，我是不折不扣的晚輩，而且是同一個鄉里的晚輩，我也是順德龍江人。

　　可我又能寫什麼呢?還是從這兩本書說起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帶著渾身的傷殘及厚厚一操書稿，走出冤獄，便徑直跑到了北京。秦兆陽當時是《當代》的主編，一下子便看中了我那部《一個年代的末葉》，批了“此書立即可以出版”，還找我與責編龍世輝長談了一下午。也就是改稿期間，我認識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季滌塵。兩年多之後，當我在一家刊物發表了關於潘漢年晚年獄中生活的紀實，便收到了他的約稿信。一九八四年，我便完成了全書。然而，由於可想而知的原因，此書的出版終於擱淺了。老季把書稿及當時一筆相當可觀的退稿費交給我時，是這麼囑咐過，你去重找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們社太樹大招風了，出不了；以後，要是出了，可千萬要送一本給黃秋耘，他是你老鄉，你回廣州，一定去看看他，代我問好。老季是《風雨年華》的責編，而《風雨年華》只出了薄薄一本，自然是真正被腰斬過的。因為裏邊說到老人家活到六十歲會是列寧，七十歲則會是史達林，而八十歲就只能是他自己了之類的話，在當時老季沒少受責難。

　　不僅《潘漢年》擱淺，《一個年代的末葉》也一樣，退稿費都沒付——這對我已沒有任何意義了。可是，沒想到，老季的囑咐，我卻是十三年之後才得以照辦——《潘漢年》是一九九六年底才出版的，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為該書的出版，責任編輯嚴虹——同我一樣，當年的老知青了，也受了不少委屈，甚至無端的打擊，這裏就不提了。本來，該社還準備連續出《潘氏三兄弟》等我的一系列作品，也因此只出一部就“腰斬”了——當是“斬首”吧，因剛出一部，還到不了腰。在此，我借此文，也向嚴虹表示深深的歉意。當《潘氏三兄弟》轉到北京出版社，我的責編丁寧（這位是丁東的妹妹，不是反右中的丁寧，特此說明）還驚詫地問：真的麼?這麼好的稿子捨得轉出來?她不敢相信，可我卻惟有苦笑。潘漢年多災多難，連關於他的書稿，也照舊要株連不少人。當然，這裏我也應對丁寧她們表示謝意，後來，象韋君宜的《思痛錄》等，也是她們最後出的。

　　我終於不負老季的委託，讓姚玳玫把先出的《潘漢年》送給黃秋耘，雖說在十三年之後，我已從湖南省作協調至廣東高校。不記得是專門附上一份信函，還是就把老季所囑之事寫在了扉頁上，很快，便接到了黃秋耘的電話表示感謝。他還說，自己算是潘漢年的老部下了，所以，更存一份感激之情。這才明白季滌塵囑託我送書的原委。在這一段期間內，不僅接到不少電話，甚至有人登門拜訪，一個個老淚縱橫。我沒料到，廣州居然還有那麼多潘漢年的部屬。我告訴黃秋耘和其他人，後邊還有第二部、第三部……而現在，第二部是出了，但第三部——這回，算真正“腰斬”了。

　　在黃偉經的《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中，我讀到了他談及《潘漢年》的一段話，那是談到周揚、劉白羽沒也把他劃成右派的原因：“一個主要原因是周揚說不能劃。另外，劉白羽本人恐怕也有點怕搞過黨的情報工作的這一類人。這一類人在黨內的關係很複雜的，你看了《潘漢年》這本書就曉得。劉白羽也許怕得罪了這些人，以後不管碰上哪一次政治運動都得提心吊膽。”

　　這段話很有點意思，這也說明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微妙到了何等地步。然而，並不等於說，搞過情報工作別人就怕，也不是這麼回事，怕，同樣也包含不信任。當年東江縱隊的政治部主任，“文革”前任暨南大學校長的楊康華，曾打報告到廣東省委，要調黃秋耘到暨大去當教授，結果，分管組織工作的省委書記區夢覺卻不同意。後來，秦牧問區夢覺為什麼，得到的回答是：“黃秋耘這個人我知道。對他的學問、業務能力，我沒有什麼懷疑，可以做教授。我所以不同意，主要一條，他有個最大的問題——不聽話。”

　　連教授也當不成，所以，當教授的資格，第一條便是聽話，至於水準、能力、學問什麼的，都在其次了。因為不聽話，便不再對此人信任——這恐怕又涉及到人道主義問題了。對人自身缺乏信任，對人的尊嚴的褻瀆，恐怕是眾多人道主義悲劇的根源。“文革”中那麼多的冤、假、錯案，不就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猜忌、仇恨、爭鬥才產生的麼?以至歷史上種種可怕的酷刑都在其間復活了。

　　我們終於有了一次會晤的機會，梅花村37號……不知怎的，是室內光線不好，還是別的原因，他給我的，始終是一副病容!—我們在不少場合下見過，握過手，卻未能深談。而每次，我的心都有點戰慄，不知他還有幾天——也許他看出我的神態，後來信中才特意提到“身體比去年略有進步”以寬慰我。而他以病弱之軀抗到八十四高齡，也實不易，是怎樣一種生命意志?!在痛苦磨礪下頑強抗爭的生命意志?

　　

　　無端屈辱無端恨，

　　

　　巨眼何人識書生。

　　這是潘漢年四十年代寫給冤獄中的揚帆，五十年代卻成了自畫像。後來呢，更成了無數人的慨歎……一見他，我便想到了這兩句。

　　這當是純粹的私人談話，我不想被認為是與潘漢年當年部屬情報人員的交談——因為寫了這些書，有人已認為我知道得太多了，處處設防了。

　　他問起我何以會選擇寫潘漢年，不僅僅是因為在茶陵氵米江與潘的“一面之緣”吧?我默然，他卻有意提起我“文革”中將半年多代課工資資助了一位同是順德籍的藝術家，當時這位藝術家當作“紅皮白心”雙開回了原籍。我點了點頭，說我“文革”中為上百位老幹部、專家寫過“翻案書”，他們有的當時便“甄別”了，但大都是三中全會後才平反，可一百個中只要有一個沒平反，我就“有問題”，為此，還寫過一篇《1＞100》的雜文。我這麼一說，他全明白了，摸了摸我肩膀。我苦笑，說，你不也一樣麼?也許，這正是龍江人的秉性。他又問起《一個年代的末葉》來，說不要僅僅送與潘漢年有關的書，別的他也要看。我告訴他，書迄今仍未出得了。他歎了口氣，說，你這本書，還沒出，名聲就太大了，秦兆陽好心給你幫了倒忙。我說，後來，秦老師千方百計幫我找地方出，還囑他兒子秦萬里找個地方“悄悄地出了”。不能怪他。我只不明白，當日那位總編輯，自己是搞翻譯的，譯過莎士比亞的書，何以竟以“整個作品的思想體系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罪名，禁了我這本書。他說，當領導的，已經不是從他個人出發，而是得從領導身份出發考慮問題，也許他聽到什麼關於批人道主義的風聲吧。我說。當時還是1980年底，並沒有這一風聲，批周揚是幾年後的事。他沉默了，又是一臉倦容，我又補充了一句，再說，我書中連人道主義這個詞都沒使用。憑什麼要扣這個帽子?我幾乎是寫與七九，八O年同步寫冤假錯案的平反。

　　他目光一閃，就那麼一閃，苦笑道：平反冤假錯案，是要恢復公正，恢復執政黨的形象，可說到底，還是從人道主義出發。你選擇這個題材，包括寫潘漢年，就已經決定了你的所謂思想體系，不在於你用沒用這個字眼。我說，我也想明白了，現在也不抱屈了，他們要戴我這麼個七寸三分的帽子，我倒覺得多少有些恰如其分，而且還逼我下功夫去鑽了一下關於人道主義的問題，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有，共產主義是徹底的自然主義與徹底的人道主義……他說，譯法有不同，有的把這譯為普遍的人道主義，朱光潛就是這麼譯的。徹底與不徹底，普遍與不普遍，膚淺與深刻……卻不是什麼程度問題。我說，秦兆陽老師在談我那部長篇時，有人擔心會不會引發“人權”爭議，秦老竟站了起來，說，憲法上還有不許侵犯人權的字眼呢，“人權”為何提不得。人道主義也一樣，有人試圖把人道主義限定在道德範疇，這其實是閹割了人道主義，人道主義同樣也是一種歷史觀。好在，現在沒人敢否定當日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了。

　　我知道，秋耘老師一直堅守著他的人道主義，雖九死而不悔，可他卻不願我也因這個而受累，可我們都無法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更何況在我們身邊仍在發生著種種人道的悲劇，包括因為我們出書而受牽累的編輯——老季、小嚴……

　　他寫過一篇《鏽損了靈魂的悲劇》，抨擊的是知識份子遭市儈主義，犬儒主義的鏽損。而因為這篇文章，卻發生了一個更為慘烈的悲劇。那是“反右”之中，《北京日報》有個記者叫戚學毅，人家叫他揭發一位好友，他不肯，說：一定要我揭發的話，黃秋耘不是寫過一篇《鏽損了靈魂的悲劇》嗎?帶著鏽損了的靈魂活著沒有多大意思，不如死!於是，他就從五層樓上跳下來，當場便死了。

　　這種剛烈，自是與市儈主義的油滑，大儒主義的“忠誠”、奴化所對立的。無疑，黃秋耘的人道主義，每每包含有這種剛烈的、視死如歸的大勇成份，廣東作家中就流傳有他在“五七”幹校中“不服改造”的一些故事。人道主義自然是與苟且偷生格格不入，與所謂的絕對服從而取消個性、取消獨立思考所格格不入的。因此，有人稱黃秋耘是“人道主義軟弱”，筆者是不敢苟同的。即使是甘地，曼德拉的非暴力，也決非軟弱無力的。

　　黃秋耘講到，當初韋君宜得知此事，非常動感情：“為什麼非要把一個有正義感的青年人逼上死路不可呢?”黃秋耘聽說韋君宜近日寫了本回憶錄叫《思痛錄》，認為她會把此事寫進去。他一直關心這本書的出版，關於出版的曲折都聽說了，只不知道他後來見到由小丁寧擔任責編由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思痛錄》了沒有，可惜，後來我也未來得及告訴他。韋君宜出版這部書所面臨的曲折，他當是完全可以預計到的。

　　他始終堅持，對於十年浩劫中那些悲慘的往事，還是應當多講一些，多聽一些，多知道一些，多寫一些，多看一些為好。這樣的作品不但不會使讀者感傷沮喪，失去信心，相反地，倒會激起人們的義憤，群策群力，徹底否定那醜陋的過去，肅清其餘毒，他疾呼，“哪怕再多一些，我們聽了耳朵也不會起繭，講了喉嚨也不會發痛。至於眼睛冒火，這樣的火，倒不妨更加熾熱一些，而且保持得更長久一些為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嘛。”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不敢揭自己的瘡痂，任其潰爛下去，是不會有前途的。黃秋耘這一人道主義觀，也是屬於歷史範疇的，當冠之於歷史的人道主義，卻未必加上別的什麼大字眼。本來，人道主義就是歷史地發生的，是針對封建極權及法西斯主義而發生的，是近現代反對神權與封建主義的一面大旗，在中國，缺乏的正是這個，“文革”之後，人道主義實際上成為了對極“左”而實質是封建極權的尖銳武器，無疑，對於那些始終抱住自造的光環的人而言，顯然是大逆不道了。

　　這也是人道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所配有的命運。但二十世紀畢竟該過去了。

　　我從來就不是，也不能算是一個理論家，雖然我被推到了大學教授、專門從事學術理論這麼一個位置上，也濫竽充數出了好些所謂的理論著作。我還是專情于文學創作，畢竟，我所經歷的苦難，是不可以僅僅作理論的表述，而應當訴諸于文學。而這，我遠還沒做到。

　　他看住了我，說：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不然，你不會去寫這些，更不會這麼想。我講了自己的經歷，三年冤獄，獄中如何重傷致殘，以及獄中種種非人性的東西。我察覺他眼角已噙有淚水，不忍再往下說了。他卻總催我往下說。我講到，當時的“一打三反”，判誰的死刑，在牢房裏也得“民主投票”，所以為表示自己已經改悔，就得舉手投票贊同判自己的死刑呢。

　　他苦笑道，這當是集體無恥了，你不投自己死刑一票，說不定你就難逃一死。

　　就同如今集體腐敗一樣，大家都貪，你不貪，反成了怪物，先把你整成貪污犯。我一笑，說起早兩年選作協代表，人家硬用一個剛剛嫖娼被抓，且沒有一篇文學作品的人頂掉了我，還美其名曰民主投票，我歎了一口氣，我明明是廣東人，可在文化界一開會，一點到我，就被稱作“外來戶”，其實我回廣東都多年了。

　　他直搖頭，你這是要我重複“面向文學，背對文壇”的舊話題了。你會在乎那麼一個代表的名額麼?我想不會吧，你有幾十本書，比一個代表不更有價值得多?你要是代表，反掩蓋了這種無恥。只是這些人，也欺人太甚了點。我說，有人甚至公開說我休想進入這裏作家的圈子。他一笑：那是什麼圈子?青紅幫麼?進去了，你反而壞了。我說，是呀，順德人就這樣，務實，不圖虛名，不必與那些“無產”作家合流。他點頭道：一個作家，作品才是最實在的，別人說長說短由他去。說，我算哪個圈子的?一有了圈子，就沒有了是非，還是當圈外人的好!

　　我說，一講圈子，同樣也就沒有了人道，無論是姓“社”還是姓“資”都沒有。

　　本來，我就是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只因為母親健康的緣故，才回到廣東。卻進不了作協，顯然是圈子問題，我也無所謂，這才到了高校。還在作協時，我便讀到了黃秋耘《面向文學，背對文壇》的文章，頗有感慨，這也就最終離開了作協——算是“文壇”吧。而今這類機構，早已衙門化了，“衙門深似海”，何必去碰呢?我就遇到幾個時任作協領導職務的人，津津樂道自己已算是“公務員”編制了，言下之意便是，我沒有寫出文學作品又能把我怎樣，已不可能把我這“公務員”撤了，文學院長無作品，作家協會出党棍，當然順理成章無須直面一位作家的歷史良知。

　　就這個話題，我告訴黃秋耘，幾年的一部理論專著《土地和農民的史詩》還批過他的《（山鄉巨變）瑣談》。他很有興趣地聽了我的“批評”。而這篇文章，張光年是大為推崇的：“這樣的文章，老實講，你（指馮牧）寫不出來，我也寫不出來，要黃秋耘才能寫得出來。”

　　我笑了，說，我引的就是那麼一段話：

　　“……仿佛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給帶進了這個平靜的山鄉……當然，也許作者在生活中所看到的農業合作運動，就是出現在筆下的這個樣子，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作家去寫他所不曾看到過的，或者還不熟悉的東西。”

　　他聽罷，也笑了。因為我所“批”的，恰巧是他的苛求，而這卻是無法辦到的，因為那場運動本就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來的，周立波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他只能當人民的代言人。

　　也正是這篇評論後不久，黃秋耘便寫了《杜子美還家》，而且，立馬被認定其有“為民請命”，“為民代言”的錯誤傾向，所以，書中我是這麼說的，因此，我們應當感激黃秋耘，通過曲折的途徑，說出了真話，為我們三十年後重新認識《山鄉巨變》的真正歷史價值指明了道路……所贏得的，“現實主義的勝利”。

　　聽罷，他沉默了，他沒有為我這樣的肯定而感到欣慰，而只是可惜，即便在今天，《山鄉巨變》所寫的農業合作化也已無法肯定，作家的才華，尤其是出色的語言才華，虛擲在這樣的題材上了。

　　我們還談得很多，當然，少不了關於人道主義的話題，這一輩子始終困擾著他的人道主義，看來還得在我身上繼續困擾下去，但我並沒有什麼可後悔的，最近，《一個年代的末葉》在經過二十二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出了清樣，有人勸我是否在文字上改改，我說，就保持那個年代的原汁原味好了……可惜，包括這本有可能出版的書，秋耘老師也未能看到，只能焚於他的靈前了!不然，又該引發他多少感慨呀。

　　而那位給我橫加“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罪名的人，退下來後，已若無其事在大談歐洲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傳統了。秋耘老師說的對，那時，他不是他，他只是一個“領導”的符號而已，有什麼必要怨他呢?雖說一去就二十二年!

　　我也知道，象我與他這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在現實當中能抗禦得了什麼?有人為了當官，已不惜雇上殺手，你能同這號人講人道麼?象雨果一樣，視人道的原則高於一切，可他自己不也被迫流亡麼?否則，決不會對他講人道的。甘地提倡非暴力，金也提倡非暴力，可他們全死於暴力之手。人類的獸性被激發出來之際，任何理性都無法約束得住它的……於是，我們就默默在圈外，只憑自己的良知行事，寫作好了，包括秦牧臨終前不久，在我們組織的一個兒童文學的會議上，都表示要建立一個純美的社會只是可望而不可及，他多少是個理想主義者，不願多揭文革瘡痂的，那麼，黃秋耘臨終前，又會怎麼說呢?

　　

　　默默觀史變，蕭蕭壯士心。

　　——這是潘漢年的遺詩中一句。我想，黃秋耘當是如此。儘管人道主義面對強權一時是那麼蒼白無力，但誰能說，憑此便可以用“紅色恐怖”給所有的非人道正名呢?在長遠來說，人道的呼聲，總歸要壓倒炮彈的喧囂——這是有一年我從諾曼第歸來寫的散文中的一句話。在那篇散文中，我寫到法國人津津樂道的，卻是那片彌漫過戰火的土地上，留下的卻是畫家萬古如斯的、恬靜的、在濛濛雨霧中的海灣——英吉利海峽永遠如此，那是米勒的海灣，而絕非戰爭的海灣。戰爭中那裏是短暫的幾天，而和平在那裏卻是永恆的，和平，畢竟要壓倒戰爭；人道，總歸要壓倒戰火的呼嘯。就這麼篇散文，就因為有這樣一句畫龍點睛之語，為不少處所轉載，有的報刊，甚至專門把這句話引出作為導語。

　　自然，我的感慨不僅僅源於那個古老的、沉默的、寧馨的海灣。

　　我所經歷的，在我這一代人當中，或許是最為慘烈的一種，有的，已經寫在發表過的作品中，可只是作為點綴，讓其“漏網”而已。而我想寫的，或許還得留著，留在心靈深處，是不會發爛的。

　　我想，黃秋耘在送我出門口時所說的這短短的一句話“不要愧對你經受的苦難”，也在他心中留存了很久、很久……

　　我希望我不會愧對，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而黃秋耘呢?他自然也這麼對自己說過。然而，他固然寫了不少自己想寫的文章，在他垂暮之年，可他該寫、想寫的還當有多少?

　　而這一大片的空白，還有望填充掉麼?

　　時至今日，我還不明白，他給我覆的這封信，何以是紅筆所寫，是因為在看校樣時，隨手寫就，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讀著，讀著，我眼前一片腥紅。

　　“不要愧對你經受的苦難”——這當是人道主義一個高亢的呼喊!

　　這不僅僅對我，對我個人所言。

　　順德女婿：靈氣與個性

　　講了草明、黃秋耘，餘意未盡，卻又想起了兩位順德女婿。既是女婿，就非順德籍人了，可作為女婿，卻多少沾了點順德的靈氣，也一般有個性。

　　第一位，當講一個老外，瑞典隆德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羅思教授。他是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的弟子，一直鍾情于中國文學及語言，娶了一位元順德女羅惠玲。這些年來，他幾乎年年都來順德一趟，研究順德的方言、民俗，他對廣府方言，有著獨到的見解。前年我到隆德大學，該中心正致力於文學中的廣府方言的研究，當然是用現代的方式，運用電腦進行比較、統計、分析。我想，國內研究粵語的學者，也很少有他這麼專心致志。當他談起如何從零開始，籌辦起這麼一個研究中心，都有點眉飛色舞了。這是整個歐洲最大的一個東方研究機構了。

　　羅思早在“文革”前便來到了中國，學習中文，且在中國的對外雜誌中當過編輯，他講起“文革”中自己這位老外如何參加“大串連”的，更是眉飛色舞。

　　正是這些獨特的經歷，使他鍾情于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方言。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國語，即普通話，但是一旦說起廣府方言，如果你沒正面對著他的金髮碧眼，勢必左右尋找這話是不是在旁邊有一位廣東人？地道得教我這位順德人自慚形穢了！

　　這自然得益於他的順德賢內助。

　　恐怕很難有人相信，這位順德女婿，還專門寫過一本關於香港黃大仙的研究專著，讓我們這些廣東學者大跌眼鏡。

　　如今，他一手創辦的東亞研究中心，已是有一棟辦公樓了，樓下，是一個藏書不少的中型書庫，當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諸如莫言等人的作品，還可以看到如朱崇山的《風中燈》、洪三泰《風流時代三部曲》及其他廣東作家如孔捷生等人的作品，近年來，該研究中心研究過上海作家及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現在，則把重心放在廣東作家與廣東方言上，而且，進入了思維領域。

　　這樣的女婿，當為罕有。

　　另一位順德女婿，更是著名的文學大師光未然，他也同草明一樣，活到近90歲，而且幾乎是同時離開的。

　　他在晚年，仍筆耕不輟，且有研究古代文論的專著問世。他的真名叫張光年，我與他還是後來相識的，未相識前，就聽朋友們講到，他也是幾乎年年下廣東，上特區，而且專門要到順德，他常說，南下廣東，主要是呼吸南方的新鮮空氣。

　　“新鮮空氣”，自然包含有很多的內容，他對廣東，對特區、對順德，可謂情有獨鐘，無時無刻不在關注這裏改革開放的新進展，新事物。他過世後，我為順德報專門寫了篇悼文，題為《扛住閘門的高人》，不長，就全錄了下來。

　　中國民俗學之父，我們廣東走出去的一位文化大師鐘敬文先生，剛剛過了百歲誕辰，便與世長辭了，還沒來得及從悲痛中走出去，又驚聞張光年同志走了，這位以《黃河大合唱》震驚中國文壇、樂壇已半個多世紀的藝術大師，也是我們順德的女婿，怎麼就走了呢?他不是說，興有百歲之壽，可現在還不到九十呀!

　　是三泰在電話中講的這一噩耗，而三泰當是從崇山那裏得知的，因為崇山那裏始終有一條光年熱線，還不由得我不相信。巨大的悲痛，又一次摟住了我，面對著書架上兩卷本的《文壇回春錄》，淚水打濕了我的臉頰。

　　仿佛就是昨天，我們還曾相見。耳邊還縈繞著他的笑語：“呵呵，你這順德人當了我們湖北的女婿，我這湖北佬是你們順德的女婿，大家彼此彼此。”

　　可現在，我們都已陰陽相隔了。

　　兩年多以前，中國作協要召開我的《客家魂》三部曲的研討會。會前，我的責任編輯吳光華對我說，張光年對近年來出的大作品都很關心，這個三部曲早早就給他送去了，我們去拜訪一下，看他對這個研討會有什麼意見?

　　吳光華是北京出版社著名的老編輯了，經他手出版的長篇，光獲茅盾文學獎的就有兩部《黃河東流去》與《穆斯林的葬禮》，其他獎就更不用說了。他與光年相交甚厚，很尊重光年的意見，他這麼一說，我便欣然前往了。

　　出了地鐵站，沒有走多遠，我們就到了。光年同志正在家，一見光華與我，很是高興，葉綠大姐（按輩份，我當叫阿姨了，可大家都這麼叫，也就隨大流了，也許，這一叫，把她叫年輕了，當更高興）連忙招呼我們坐下，喝茶，一聽口音，便聽得出是順德家鄉人。我忙作了自我介紹。

　　光華又補充道：“他可是湖北的女婿，當年是武漢大學作家班第一屆的學員，不僅拿走了文憑，還在武大拐走了一位媳婦……”

　　於是，便引出了上面那段笑語。

　　光華說明了來意，說：“《客家魂》三部曲，是我退休前在北京出版社編的最後一部書稿，是我編輯生涯中打下的最圓滿的一個句號，小譚埋頭筆耕，淡泊名利，不好張揚，其實已出了幾十本書，這次，給他的作品開個研討會，不論對他，對我也是一個激勵。”

　　光年很是高興，說，應該的，出這麼多書還沒開過研討會，是不是小譚太淡泊了點，作家協會應當關注這樣有潛力但不好張揚的中青年作家，文壇的真正希望恰好就在這些人身上。

　　我們就這麼談開了，他興致勃勃地說，這些年，我就只上廣東去，不僅僅是因為我是順德的女婿，而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一片熱土，我到了那裏，就感到氣順得多，那裏什麼空氣，都新鮮嗨，更何況那裏有不少談得來的老朋友，象朱崇山，我們什麼都能?談……?

　　我說，我給朱崇山的《風中燈》寫過評論，在反映香港回歸題材的長篇作品中，他主筆的是最有深度與力度的一部，尤其是敢於抓住中英談判期間金融動盪的一刻寫，沒大手筆不行。光華出的霍達那部《補天裂》，寫的是新界被割讓的歷史，要容易把握一些。

　　光年說，崇山同志近年筆耕很努力，現在又在準備寫澳門回歸的長篇了。功力日見深厚，不容易，在他那個年齡，不吃老本，在藝術還力求再上一層樓，寫得更勤，更多的，已經不多見了。

　　記得他還說，書出得多是好事，有數量才會有品質，巴金前不久也說過這一類話，有人總是非議中青年作家寫多了，“文革”前一年才出幾部，方有“三紅一創”，其實，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提高了，書才出得多了，沒堅實寬大的塔座，哪能有高聳的塔尖呢?為什麼怕出得多?恐怕，有的人不是怕這個……

　　光年有點咳嗽，我們沒敢多呆，更沒有提出讓他參加研討會的事。另說他身體欠佳，平日，他也早已說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再破例參加多種首發式、研討會，保持低調，我自然理解，能親自聆聽他的教誨，便已十分滿足了。不過，臨走時，葉綠大姐卻一再叮囑，很高興又認識了一位元老鄉，是老鄉，就常來串串門，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以後一到北京，別忘了這裏來，你這位老鄉加女婿……她反復強調“老鄉”，我卻領悟了這兩字的意思，這恐怕是人世間最尋常也最親近，卻不帶有任何功利與色彩的一種關係了。下回到京，應該來。

　　可過了一年多，1999年底，為協助深圳龍崗舉行客家節去京請一些客籍領導人，我住進了作協樓裏的招待所。在那裏，我遇見了葉綠大姐，一問，原來光年同志有所不適，住在這裏，好方便上醫院檢查。我在客廳裏，只能輕聲說話，回望里間，燈光昏暗，只隱約看見床上有人。我自然沒有進去，卻失去了與老人最後見一次面的機會。

　　上他家造訪的機會，也就不再了。

　　拿出書架上的《文壇回春錄》，想起老人的諄諄教導，仍止不住淚水雙流。當年，正是這“回春”錄上所載，如果不是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我們又怎有他日放手創作的春天呢?而當日為爭得文壇的春天，張光年並一批文壇宿老，又曾以怎樣罕有的勇氣。經受多大的磨難與打擊……我清晰地記得，當初我一部長篇處女作到了秦兆陽（他也是湖北人）手上，有人提出這麼寫是否有寫人權之嫌，老人竟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大聲說：“憲法上也有‘人權’二字，不許侵犯人權嘛”。時至今日，我才明白這些老同志為何會為這如此激動。尤其是十一年前，張光年亦曾大放悲聲，為當年一同打破堅冰而準備下地獄的戰友與領導。這兩卷本，多少記錄了當日的抗爭——而這些，恐怕後人是很難領悟背後的嚴峻與複雜，假如不加注的話。

　　又走了一位為我們扛住“閘門”的高人了——光年個子很高，年輕時恐怕有一米八九，今後，還有誰為我們扛呢?我們自己是否扛得住呢?痛失先師，是無可彌補的。我手下的筆，還能讓這文字似傾瀉的春水過閘而出嗎?

　　我不知道。

barryshawn

有人是順德人嗎?

leon_jeng

我就是﹐祖籍廣東順德龍江鎮

dada

我祖籍順德樂從騰沖。

barryshawn

我祖籍順德陳村,

大家算唔算老鄉?

余OK

　　睇嚟祖籍順德嘅都唔少噃，我就唔單止祖籍係，重喺順德工作居住緊。

dada

QUOTE:

以下是引用barryshawn在2006-12-25 12:48:12的發言：

我祖籍順德陳村,

大家算唔算老鄉?

陳村樂從﹐都算喇。

barryshawn

余ＯＫ教我講順德話呀，好想學番Ｄ鄉下話

余OK

QUOTE:

以下是引用barryshawn在2006-12-26 8:25:39的發言：

余ＯＫ教我講順德話呀，好想學番Ｄ鄉下話

　　你想點教？語音聊天？我有打算自造一個順德話嘅拼音方案，不過重未有時間搞。

leon_jeng

順德話同廣州話差得不太大。

leon_jeng

南海﹑順德﹑番禺世代是廣東人的文化中心。

[此帖子已經被作者於2006-12-26 11:14:41編輯過]

barryshawn

正宗順德話同廣州話都差幾遠架,我嫲嫲果d順德話我都係聽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