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的支持下，一批專家學者從多學科“聚焦”珠江文化，逐步啟動了珠江文化工程。十多年來，他們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創見和卓有成效的建議，創作和出版了近千萬字的糸列作品、論著及文章，舉辦了多次專題性、專業性、全國性、跨境性的學術論證會、研討會或對話會，取得了豐碩的創作、研究和開發成果，在建設文化大省中起到積極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國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本書是珠江文化工程啟動以來的成果選萃集和縮影集，具有較高的開拓性、糸統性、發展性的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
以上是香港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出版的《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一書的“內容簡介”。這段文字，不僅概述了此書內容，而且簡述了珠江文化工程啟動十多年來的進程、成果、價值和影響。在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正式掛牌的時候，我作為這項工程的宣導者和組織者之一，以切身的經歷和體會，陳述我們這一班多學科、跨學科的同道學者，對珠江文化進行研究開發的步步學術探索歷程，興許會有承前啟後、再邁新里程的意義。
從“嶺南文派”切入珠江文化形態
1988年初，我應《學術研究》雜誌社陶原珂同志之約，撰寫了《嶺南文學形成的條件》一文，在該刊同年6月號發表。我在這篇文章提出：在文學史上文學流派的形成不外兩條途徑，一是如西方現代派那樣，先有理論主張，接著在創作實踐中體現其理論，而當創作沒能充分發展時，便只能算是一種思想流派；二是在創作實踐中自然形成，後來經概括總結才逐漸明確起來，如唐代的山水詩、邊塞詩等地域型、風格型的文學流派多屬此類。現當代的嶺南文學也當屬後者。從其代表作家的個人氣質、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寫的風土人情、語言格調、審美情趣等等的共通點和類似點上看，是會發現其存在依據和發展軌跡的，從其形成條件上看更是有必然性的。其條件就是“北風海浪”的夾擊。“北風”是指北方（即中原）文化，“海浪”是指海洋（即西方）文化，“夾擊”是指對撞，包括交匯、包容、兼融。
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當時西方的現代文化學已經傳入中國，在各個領域出現了“文化熱”現象，文學創作中以“尋根文學”為代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新文化批評，文學研究中出現了以地域文化學或水文化學解讀或探究文學現象和藝術形象的新走向。我認為這些現象和走向是可以接受或汲取的，是有助於促進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當時廣東省委決定要為歐陽山、秦牧、陳殘雲、杜埃、黃秋耘等五位在世的文學大家舉辦研討會和慶祝活動，由於我在文藝界活動時間較長，與幾位大家都較熟悉，因而都受委託研究他們的全部作品，分別寫出文章；與此同時，也因為從事文藝批評的關係，對當時一些中青年作家（如朱崇山、程賢章、楊幹華、餘松岩、廖紅球等）的新作也認真作了研究，寫出評論文章。在這些研究和寫作進程中，我自覺地運用了前述的文學流派和現代文化學的觀點，有意識地從文學透視文化，以文化觀照文學，先後寫出了《歐陽山與民族的大眾的文化及文學》《秦牧創作的民族文化意識》《論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長篇論文，隨後將這一系列論文結集為《文化與文學》一書出版；與此同時，我還就這些嶺南老作家和中年作家新作中所呈現出的相承相通點甚多的實際，撰文提出了《已經有個嶺南文派》的主張，隨即我又在嶺南文派與早受公認的嶺南畫派、廣東音樂等的同異研究、尤其是對其文化底蘊和發展的研究中，發現傳統嶺南文化的概念和內涵不能充分概括和表述，應以珠江文化的概念稱謂較為合適，於是，我便寫出了《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一文，可謂開始觸摸或進入珠江文化形態。在這篇文章中，我從陳殘雲的創作實際、也包括其他嶺南作家和嶺南畫派及粵劇、廣東音樂等的創作實際出發，將珠江文化的特性概括為：多樣、平實、清新、灑脫。現在看來，這些概括是初步的，是著重於文藝現象概括的。
正在這個時候，我觀看了當時名噪遐邇的電視片《河殤》。這片也引起我震動，但我的想法卻與許多人不同：一方面我感到以文化學的眼光分析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在方法上是新穎的，但結論是錯誤的；另方面我感到其立論欠妥，說黃河是中華民族文化發祥地不錯，但忽視了尚有長江文化、珠江文化、遼河文化等的存在和貢獻，顯然是片面的。這影片還說中國是黃土文化，沒有海洋文化，欠缺綠色文明，從而註定落後。這說法對不對呢？究竟中國有無海洋文化？很有必要搞清楚。應該說這些看法和想法，也是我宣導珠江文化研究極為重要的精神動力。
從改革開放十年變化看現代珠江文化特徵
1989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十周年的日子，作為“先走一步”的廣東，各條戰線都在慶賀取得輝煌成果的同時，進行認真的總結反思。文化界和社科界專門組織了廣東文化建設研討會，約我撰寫論文，由此而促使我研究新時期以來的廣東文化。差不多同個時候，即1992年，我受聘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並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文教組組長，一上任就接受了總結反思改革開放十年廣東文化發展變化的課題，與文化界所約題目相同。這些任務，使我在從研究嶺南文派的切入而初步觸及珠江文化的形態和概念的基礎上，繼續和開始了對珠江文化現代特徵的研究，寫出長篇論文《現代珠江文化特徵概論》。在這篇論文中，我提出現代珠江文化特徵主要有：一是敏感性與浮動性並駕，二是實效性與消遣性齊驅，三是競爭性與兼觸性共存，四是大眾性與優越性互進，五是發展性與保守性相克。這些概括，現在看來雖尚可深化，但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可以說是將珠江文化的現代特徵及其文化形態表述出來的。
這篇論文，除在《南粵文化論叢》一書發表外，尚編入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編的《走向世界的坎坷之路——廣東改革開放反思錄》一書中。此書由前些年辭世的著名經濟學家張元元和法學家吳宦，以及語言學家葉國泉、羅康寧、彭祖康和我等省政府參事共同編撰的，分別從經濟、體制、法治、教育、文化、語言、華僑等各個方面的發展變化實際，從理論層面上進行反思，從多角度、多學科的眼光去分析總結廣東改革開放十年的成果，以跨學科、全方位的方式去論述和描繪了廣東在“先走一步”之初所發生的社會整體性的變化和新的風貌，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提高。這部書的組織和寫作，是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發揮其由多學科專家組成的參事隊伍的優勢，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的初步嘗試，也是珠江文化工程進行跨學科、全方位研究開發的啟步。正因為如此，我們對現代珠江文化特徵的研究，從一開始即是立體的、多層次而深層次的，因而對現代珠江文化形態的認識和把握是清晰的、科學的。
從尋找“廣”在哪里而找到珠江文化源流
參事工作的職責主要是為政府決策提供諮詢，要做好必須深入調查研究。既然命我任文教組長，並分工主要負責文化方面的參政議政工作。當時西方文化學傳入已有一段時間，“世界已進入文化科技時代”的觀點開始被人接受，初步認識文化觀念對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的決策和行動的指導性影響，以文化把握企業、行業、事業、地方的管理和精神建設，以及提高人的素質、塑造地域或企業形象等等成了“文化熱”的主要內容；特別是認為水決定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生產和觀念意識的水文化理論，獲得較多認同，江河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研究應運而生。在這樣的背影下，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弄清珠江文化的源流和特質，才能從深層次提出文化建設的諮詢意見，以古為今用、以今溯古的途徑為現實服務。
探究珠江文化源流從哪里下手呢？中國各個省份的名字使我受到啟發，粗略統計有一半以上的省名或簡稱，都有水字邊的字，如：上海、江蘇、浙江、江西、四川、青海、黑龍江、臺灣等等；使我特別注意的是有些省份的界分也是以名山大川為標誌的，如：山東和山西以太行山為界，湖南和湖北界分于洞庭湖，河南與河北界在黃河，而廣東、廣西分界之“廣”在哪里呢？我想，可能解決這問題是進入探究珠江文化源流之門的鎖匙。
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東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網組成，西江發源于雲南，流經貴州、廣西，從廣西梧州流入廣東封開後，到三水匯入珠江三角洲；北江源頭一在湖南、一在江西；東江源頭在江西；相鄰的水流是韓江，發源于福建：廣東沿海江河很多，如：漠陽江、榕江、鑒江、練江、楓江、南渡江等等，雖水源不屬珠江，但從經濟文化上說仍屬珠江水域，隔海相望的海南島，也是如此。所以，珠江水域及其經濟文化的覆蓋面和幅射帶，包括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和香港、澳門，與最近提出的“泛珠三角經濟圈”概念所指地城（9+2）大致等同（尚缺四川），顯然，這些地域也即是珠江文化的產生和覆蓋地帶。在珠江水系中，廣東處於諸水主要總匯的地位，從水域上看也處於中心地位；西江是珠江水系中長度第一、水量第一（僅次於長江）的主幹流，要找珠江文化的源流理所當然要首先著眼于西江，我們要尋找的兩廣分界之“廣”也正在西江入粵之口上。
1993年從春到秋，我偕同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教組和有關的多學科專家，先後三次到廣東封開縣和睦鄰的廣西梧州市進行考察，從史料和古跡的研究勘查中，發現兩廣之“廣”是指“廣信”，而廣信之名來自西元前111年（漢元鼎六年）漢武帝平定嶺南時，設立管轄整個南方九郡的交趾部，並以廣信縣為首府所在地而來的。廣信之名又來自漢武帝所發聖旨“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選出“廣信”二字而來。東漢三國以後，以廣信為界，西為交州，東為廣州；宋以後，以廣信為界，東為廣東，西為廣西。而廣信之名早已消失，其原址又在何處呢？查閱過去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和有關資料，多注明在今廣西梧州，早年已故的中山大學教授羅香林則認為在廣東封川縣（封川與開建合併為今封開縣），兩種說法，各有道理，但我們研究後認為，應以指今梧州與封開部分地區為宜，即梧州的桂江以東和封開的賀江以西（即封川）地區，理由是：酈道元《水經注》稱，古廣信在桂、賀兩江“入鬱”（即西江）處；從現場地理形勢看，今兩廣分界處，只是設置界牌，無山或水為界，很可能古時原是一個地方整體；封川今之漁澇河，古名廣信河，也匯入賀江流向西江，也是古廣信舊址之佐證。
找到古廣信所在的意義，不僅在於解決一個歷史之謎和一個地名之爭的懸案，更重要的是極有助於弄清廣東和珠江文化的源流和在古代的發展走向。我們這班多學科專家，分別從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理學、民俗學、語言學論證出：古廣信即在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印章所刻“封中”地帶，是西漢時嶺南人口最多地區，是嶺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與嶺南百越文化交匯地，是多民族聚集交融之都，是廣東三大語種之一粵語的發源地，特別是以封開黃岩洞出土兩顆距今14萬8千年原始人牙齒化石的論證中，將原來以曲江馬壩出土距今12萬年的嶺南人文明史，推前了2萬8千年，從而稱封開是“嶺南文化古都”，並且明確了從西漢至唐代，廣東和珠江文化是從古廣信從西向東的發展走向。為此作出貢獻的有：司徒尚紀、黃啟臣、譚元亨、容觀瓊、張鎮洪、周?、葉國泉、羅康寧、陳其光、陳永正、葉春生、劉偉鏗、陳乃良、高惠冰、何楚熊、楊式挺等專家教授。
在此之前後，我們還分別考察了北江流域的南雄、曲江、樂昌、翁源、韶關、仁化、英德、清遠等縣市。在英德，考古學家張鎮洪教授從寶晶宮岩洞地質層發現：這裏與封開黃岩洞、廣西柳江，以至貴州、雲南的古人類遺址，同屬一個考古地帶。這個發現，從地質考古角度證實了珠江水系是同屬一條人類生活帶和文明帶的，也即是珠江文化源流，從西江發源地雲南和流經的貴州、廣西和廣東，都是一水相連的。在南雄市的梅關珠璣巷，我們發現這是中原文化進入嶺南、與嶺南百越文化匯合，又轉向海外的重要轉折地，據歷史記載，僅唐宋年間就有三批百萬以上移民經此轉向珠江三角洲一帶定居，隨後又有部分移民海外南洋、歐美各地，其他年代經此零散移民不計其數，中國的百家姓竟有150多個姓氏家族經此南下移民。這個發現，不僅使這條歷來不受注目的小巷一下成了世界聞名的華裔子孫尋根旅遊的熱點聖地（此盛況源於我們考察珠璣巷時向當地政府提出發展尋根旅遊和後裔聯誼的建議，他們接受後，在霍英東先生支持下，成立了珠璣巷後裔聯誼會，短短一年即籌集捐款一億多元。這是我們研究開發珠江文化產生精神物質雙效應之首例），而且查清了珠江文化與來自北方的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都有著悠久歷史的源流關係，找到了珠江文化具有兼融性和開放性的典型實證。
後來我們又先後分別考察了東江流域的龍川、河源、博羅、惠州、東莞、深圳，韓江流域的梅州、潮州、汕頭。在龍川考察時，我們發現兩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是在紀念秦始皇任命首任龍川縣令趙佗（後為南越王）之佗城，有許多姓氏之宗祠，這些姓氏家族都是跟隨趙佗南下的，駐下之後即與本地人同化了。這現象的發現，可謂解開了史家所稱當年秦始皇派50多萬大軍征南越的下落不明之謎，同時也佐證了東江也是珠江文化承傳來自北方的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管道之一；另一個現象是：在龍川境內，既有來自江西的東江流過，又有來自福建的韓江經此，奇怪的是在幾個兩江相鄰的地方，都是僅隔一山頭而不交匯相通，但這些地方的經濟文化、風土人情，都是沒有差異、渾然一體的。這現象，從地理上證實了韓江雖不屬珠江水系，但在經濟文化上仍是珠江文化的組成部分；韓江北承華東沿海，南接南海東部，是珠江文化連接長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一條重要管道。
從這些江河的文化源流的考察中，我們還發現珠江文化在廣東境內幾種主要文化成份與一定江河的密切關係，往往某條江河即是某種文化成份的源流，如：客家文化與自北南來的北江、東江密切相關，廣東文化與自西東向的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網共呼吸，韓江從福建帶進福佬（潮汕）文化，高涼文化在粵西隨鑒江發展，南渡江貫流雷州半島文化……這些現象說明了水文化的理論正確，同時也說明珠江文化從源流到成份都是多元的，從而證實珠江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構一樣，是多元一體的，是具有兼融性、包容性的。
從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的發現論證珠江文化的海洋性
在考察珠江文化源流的時候，我們從史料中發現漢武帝在西元前111年平定嶺南時，即派黃門譯長在交趾部首府廣信啟程，然後從雷州半島的徐聞乘船起航，經北部灣的合浦到日南（今越南）。這是班固《漢書·地理志》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記載；同時，出生于雷州半島的著名作家洪三泰也以自己家鄉有許多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傳說和資料為據，提出了前往徐聞考察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議。2000年6月，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剛剛成立，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的支援下，我牽頭組織了多學科專家組成考察團，先後三次到湛江、雷州、徐聞考察，還到過廣西的北海、合浦，以及福建的泉州考察，並同時認真進行了多學科的史料和理論研究，經反復論證，確認《漢書》中所指的徐聞即今徐聞縣五裏鄉二橋、南灣、仕尾一帶港口。這個結論，2001年11月在廣東湛江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上，得到了來自北京、上海、廣西、海南、廈門、泉州、香港、澳門等地百余名專家的確認。
這項考察研究活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將歷史的記載與現實的存在對上號，將有名卻難以確定的實地確認下來，為研究開發其文化遺產提供基礎，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兩點：一是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大大推前。這是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1年到中國考察海上絲綢之路古跡，結果確定福建泉州是中國最早始發港，其實泉州只是在南宋時才開始海上交通貿易，與始于西漢的徐聞古港的歷史相差1300多年，這不就意味著我們的論證，將這段被毋視的歷史恢復或推前了麼；另一層意義是為珠江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具有海洋性找到了歷史依據。早在19世紀，德國著名學者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一書中說：“中國沒有享受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海洋“沒有影響中國的文化”。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觀點，電視片《河殤》說中國不是海洋文化的觀點就是由此而來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我們論證出中國已有近三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最早的始發港在廣東，這不是珠江文化具有海洋性的歷史佐證麼？珠江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海洋性，不也就意味著中華民族文化同樣具有海洋性嗎？這個論證結果，可以說是具有以充分的依據和理由，恢復中國在世界海洋大國之列和在世界海洋文化史中應有地位的意義。
從學術研究上說，我們這次考察研究活動是有好些創新的：首先，我們是採取現場考察與史料研究結合、並且是以多學科專家結合的方式進行，參與考察的有歷史、考古、地理、地質、海洋、經濟、民俗、語言、文學、文化等方面的專家和作家、記者，打破了傳統單一性的史料和單一學科的研究方式；其次是將歷史性的、學術性的課題研究與現實的地方的經濟文化研究開發相結合，即是將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定位研究與當今地方文化建設、旅遊開發和招商引資相結合。由於我們在湛江舉行“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確認徐聞是最早始發港之一，使得徐聞成為投資熱點，從而在同時舉行的招商會上，從原有3千萬元的投資一下躍升到5億多元，可謂進行這種結合的突出成功實例。再就是將學術研究著述與文藝創作相結合，在進行專題考察研究的同時，編撰出一套多學科的系列著作，即《珠江文化叢書》，而且每冊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有份量專著，如：洪三泰、譚元亨、戴勝德等作家寫的兩部長篇報告文學：《開海——海上絲綢之路2000年》《千年國門——廣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是首部反映海上絲綢之路題材的文學作品；譚元亨的《廣府海韻——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是首部論述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關係的理論著作；黃鶴等編的《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和《外國學者談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可謂匯前人研究成果精華之鴻篇；陳永正編注的《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是前所未有的詩選，以悠長歲月的連篇古詩佐證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源遠流長，也印證了中華民族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貫串古今。這套“海上絲綢之路專輯”的出版，體現和加強了我們論證的學術份量，使當今社會人們更好地瞭解這項世界性的文化遺產和傳統精神， 同時也更扎實、 深刻、 全面地論證了海洋性是珠江文化中歷史特長、 份量特重、 優勢特顯的素質。
在為徐聞古港定位之後，我們這班被省政府批准為“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的團隊，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從粵東到粵西、從東南海到北部灣的沿海城市進行了考察，包括：廣州，饒平、潮州、澄海、汕頭、汕尾、惠州、深圳、珠海、陽江、湛江、雷州和廣西的合浦、北海、欽州、防城港等地。在這些地方都發現年代不同的海上絲綢之路古港遺址，而且在這些古港之間，在年代上又有彼盛此衰、相互取代的現象，從而構成了每個朝代都有特別繁榮的海外交通古港、海上絲綢之路在廣東曆久不斷之勢。廣州是從世界上兩個千年不衰的古港之一（另一個是埃及亞歷山大港），徐聞港在西漢繁榮一時，不久即逐步讓與雷州、湛江、陽江，粵東各港在南北朝後興起，饒平、潮州、澄海、汕頭、汕尾、惠州，分別依次于隋、唐、宋、元、明、清時繁榮。這些考察論證結果，既給這些地方在海上絲綢之路史上予以科學定位，又從整體上證實廣東的海絲古港是數量最多、歷史最久、年代最齊全、所沿海岸線最長的，從而證實並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開放性的特質是自古相傳而普遍存在的。
值得特別記述的是，我們在珠海市考察的時候，發現這個改革開放首批特區之一，既是中國近現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港，又是中國接受西方現代海洋文化第一港，是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的典型聖地。從地理上說，珠江入海口有8個門（即：磨刀門、虎跳門、雞啼門、蕉門、橫門、崖門、虎門、洪奇門），其中前4個門在珠海，由此鮮明地體現了珠江與南海之間是江海一體的形勢，從而也典型地體現了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體的特徵，即江河性與海洋性水乳交融；從歷史上說，從葡萄牙在明代佔領澳門開始，西方文化多經此傳入中國，如著名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是從此進入廣東開始其傳教活動並傳入現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可以說早在清代鴉片戰爭之前，珠海已是中國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匯地和轉折地，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標誌開創現代文明的“第一”人物都出自此地，如：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和第一間培訓留學生出國學校（甄賢學校）的創辦人容閎，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中國第一所大學——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蘇兆征，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任委員長林偉民等等，不是偶然的，顯然有現代文化環境孕育的因素，這是稱珠海為中國近現代文明第一港的重要依據，也是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體特徵、並具有特強海洋性、開放性之歷史佐證。我們根據這些考察論證而提出的建議，對於珠海被列為珠三角中心城市之一具有促進作用。
可喜的是我們這些考察研究成果，在著名作家朱崇山（也是珠江文化研究會創會人之一）幾乎同時陸續完成的多卷長篇小說《深港澳三部曲》的藝術形象中，不約而同地也體現出來：首部《南方的風》，以描繪改革開放初期創辦深圳特區的視窗，體現了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的歷史和地理優勢及其所引起舉世矚目的震動；縮影香港百年滄桑的《風中燈》和澳門數百年苦難史的《十字門》，以生動的藝術形象體現了珠江文化在香港、澳門與西方海洋文化對撞交匯的歷程，在充分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同時，充分顯現了獨特的、屬於珠江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的體現和提出，在文藝創作和學術上是有首創性的。譚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以自北南來定居的客家氏族千年歷史的藝術形象，將作為珠江文化的這一組成部分，從大陸性到海洋性、從傳統性到開放牲的歷程和走向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洪三泰的《風流時代三部曲》（即：《野情》《野性》《又見風花雪月》），以南方都市生活與人們觀念在改革開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發展變化，生動活潑地反映了珠江文化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下的巨大開放熱能。李科烈的《山還是山》和洪三泰等的《通天之路》，分別以鐵路和高速公路在現代化建設發展中的人文精神，從企業或行業文化中體現了珠江文化在與時俱進的發展。洪三泰、譚元亨的電視片文學本《祝福珠江》，以詩情洋溢、畫意清新的筆墨，熱烈地謳歌了日新月異的珠江經濟和珠江文化。洪三泰的新作《女海盜》，是描寫海上絲綢之路題材的首部長篇小說，它以雷州半島及其海域百年滄桑為背景，以“女海盜”石白金的神奇經歷和奮鬥歷程，有聲有勢地寫出了雷州人的海氣、海威，活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性、海魂，塑造了一系列充分體現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典型形象。著名地理學家司徒尚紀教授以優美文彩的筆墨寫的地理學專著《珠江傳》也在這個時候問世，更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是河北大學出版社主編的《大江大河傳記叢書》之一，與《黃河傳》《長江傳》等同時出版，既清楚地將珠江在中國大江大河中的重要地位顯示出來，同時又以雄辯的學術力量和文學力量論證了珠江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地理事實，充分地論述了珠江文化與其他江河不同的特質和特性。這些著作的寫作和出版，既是我們這個團隊以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發現論證珠江文化海洋性、開放性特質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以多學科、多方式研究這一重大課題的擴展和深化。這些文藝作品在珠江文化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中的貢獻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使我更領悟恩格斯曾說從巴爾扎克的小說“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的名言。
以《廣東新語》為引子研究珠江文化的發展和歷史地位
2000年前後，我先後應邀參加赴西歐五國（德國、法國、荷蘭、盧森堡、比利時）文化考察團和到美國講學，又率領中山大學學術代表團到臺灣與高雄中山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這些活動，都需要我事先準備好學術報告。作什麼課題的報告呢？我考慮還是從海上絲綢之路而宣揚珠江文化為宜。便決定以《論珠江文化創新特質的源流及其發展》為題，著意探究珠江文化的形成、發展和歷史地位。這個選題，也是在我們基本完成珠江文化概念、特質、源流、成份、特性研究之後，向學術的深度進展的必然要求。在進行書案研究中，我從最早的粵學學者、明末清初的大儒屈大均的代表作《廣東新語》受到啟發。他在此書《文語》一章中說：“廣東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這段話明確指出在廣東境內的珠江文化，形成或始發於漢代，興旺于唐宋，到明代即影響四方。以此為引子去研究珠江文化發展歷史的實際，可以劃分為五個時期，這些時期，既在縱向上逐次步步提高發展，又在橫向上在影響範圍和深度上逐漸擴大加深，從而使得其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步加重加大，其自身的發展也自然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壯大。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派任囂、趙佗先後治理嶺南，為中原文化與嶺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許多工作，也為嶺南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礎，但真正結出碩果的是在漢武帝于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統一嶺南以後。這時在廣信（今廣東封開與廣西梧州之間）設管轄嶺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使廣信成為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南來的橋頭堡，是其與嶺南文化的主要交匯地。所以，作為代表廣東文化的語種粵語（是中原古漢語與嶺南百越語混交而成之語種）在此發源，中原和海外的文化教育最早最快在此傳播，使生長在此的文化人得風氣之先，捷步登上全國文化舞臺，並形成為帶學派型的學術領袖或家族，產生廣泛影響。如：屈大均稱為“粵人文之大宗”的陳欽、陳元父子，為《左氏春秋》立為官學奮鬥了三代，被稱為“古文經”學派；東漢時廣信太守士燮和他的三個弟弟（士?、士?、士?）都是經學家，被稱為陳氏學派之繼承，在當時京師學者關於古文《尚書》的論爭中名噪遐邇，他們與陳氏父子都是廣信人；另一位東漢人牟子在廣信撰寫出中國佛教的首部理論著作《理惑論》；東漢著名道教領袖和理論家，在廣東羅浮山著述影響深遠的《抱樸子·內篇》。這些都是在當時和在歷史上很有影響的名人名著，分別是漢代的儒、佛、道三家學術界主要代表。所以，這些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堪稱為漢代珠江文化的代表，他們的成就和影響標誌著珠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即屈大均所說的“然”），體現了珠江文化從漢代起就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此謂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是屈大均所說“熾”（即興旺）的唐代宋代。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也是珠江文化發展史上的盛世。在這年代，廣東經濟空前繁榮，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轉到廣州，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始發港已從粵西轉向粵東，對外交通和貿易特別發達，嶺南與中原交通要道之一的梅嶺（即大庾嶺）古道，在張九齡主持下修造開通，促進了南北交流。這些因素造就的社會環境，更有利於珠江文化的興旺發達，湧現了文才輩出、泰斗層生的盛況：堪稱珠江詩聖的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是廣東曲江人，官至宰相，賢明有為，主修梅關古道，功在當代，造福千秋，可謂大儒，其詩清淡幽雅，代表嶺南詩風，又被譽在唐詩中開創清淡詩派。明代學者胡震亨《唐音癸簽》稱：“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大雅之源，張子壽（九齡）首創清淡之派”，說明張九齡在詩壇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同在唐代的佛家禪宗六祖惠能，是廣東新州（今新興縣）人，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造頓悟成佛說，使佛教平民化、中國化，被視為中國佛教禪宗的真正創始人，又是禪學思想的領袖和代表，堪稱珠江文化哲聖，在全國全世界都有極其廣泛的影響。宋代嶺南文壇泰斗也大有人在，如廣東曲江人餘靖，既做過高級外交官和武將，又是著名學者、詩人；特別是有不少著名文人墨客因種種原因在嶺南久住或暫住，寫下或留下甚多弘揚珠江文化的名篇或業跡，也作為珠江文化的一份歷史財富名垂青史，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就有一半（韓愈、柳宗元、蘇軾、蘇轍）在嶺南留下千古絕唱，唐代詩人劉禹錫、宋代詩人楊萬里、書畫家米芾、著名清官包拯和著名愛國詩人文天祥，都為珠江文化作出貢獻。
第三時期是屈大均所說“照于四方”的明代，特別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明代中期。在這年代，廣東經濟很繁榮、對外交通和貿易尤其發達，海外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多從廣東沿海湧進，使得廣東接受了特多的海洋文化，同時與內地中原經濟文化的交流更密切了，更多地介入全國性的文化潮流了，自身的文化結構和形態更成熟更明顯了，對全國和世界的影響更大了（即“照于四方”）。最能體現這種盛況的，是三個代表人物：一是此時從澳門進入廣東、後又先後到南京、北京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此人在廣東先後在肇慶和曲江達十多年之久，穿佛教的衣服宣傳天主教，既傳教又傳西方科學技術，做了許多將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的工作，然後又使具有江海一體內涵的珠江文化北上，與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交流，可謂是一位珠江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二是明代著名哲學家陳白沙，又名陳獻章，廣東新會人，明代理學大儒，是後來形成的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體系的開山祖，又是著名的心學詩人，在哲學和詩學上都體現珠江文化特色，在全國和海外有廣泛影響。明末學者屈大均，廣東番禺人，晚年出家，以和尚身份掩護進行抗清鬥爭，寫出巨著《廣東新語》，是一部廣東的“百科全書”，可謂廣東首部地方學專著。他在此書《自序》中說：“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乎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忘，而廣東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這段寫書宗旨，清楚地表明此書詳寫廣東不僅局於廣東，而是從世界看廣東、以廣東看世界。這種視角，說明作者寫這地方著作，不是為地方而地方，是從世界大視野確立之地方學，是世界性的地方學專著。以此高度眼光而寫出的首部嶺南文化學專著的出現，不正是包含嶺南文化在內的珠江文化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麼？
第四時期是清末民初時期。中國末代皇朝——清朝在這年代已極其腐朽，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企圖瓜分中國，鴉片戰爭的英帝大炮在珠江口虎門，轟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使嶺南人最早“冷眼向洋看世界”，在最先受到欺淩的同時，也最先吸收接受西方文化，使得在這時期湧現許多珠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救國救民的領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識的飽學之士，既是政治家、學者，又是文人、詩人，他們共同打造的精英文化，鮮明地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開放性、爭先性，顯出了珠江文化前所未有的英姿，在歷史上三次卷起了珠江文化之風向北方中原地帶勁吹的旋風：一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二是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三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這些旋風主要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意味著珠江文化北移，也標誌著珠江文化在海洋文化的推動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時代。
第五時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由於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要廣東“先走一步”，在睦鄰港澳的深圳、珠海辦經濟特區，造就了西方經濟文化直接進入之通道，使廣東成為海洋經濟文化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成為得世界風氣之先而又領全國之先的風水寶地，也由此造成珠江文化跨上了史無前例的繁榮時期。從迄今20多年歷程來看，這時期以廣東為代表的珠江文化與過去各時期最大不同處，是尚未湧現一批受到公認的權威性代表人物及其文化群體，主要是以產生出許多席捲全國、有的還吹向海外的文化旋風為特點的，如：流行歌曲、武俠小說和電視、服裝文化、傢俱文化、飲食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對自身的文化研究和學術建設空前重視，建樹甚多，如：大型學術系列專著《嶺南文庫》、《珠江文化叢書》等的連續出版，海上絲綢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嶺南畫派、粵劇和廣東音樂的新發展及研究等，使珠江文化的悠久歷史和重要地位倍受矚目，在海內外具有強烈影響。
我將這些研究結果，先後在西歐五國學者中交流和在美國講學作報告的時候，在學者、尤其在華人中受到熱烈歡迎，美國《世界日報》作了題為《海上絲路源遠，珠江文化流長》的報導；在臺灣高雄中山大學學術交流時，為避免麻煩，刪去珠江文化發展的第五時期（即改革開放時期）部分，該校教授在評論中提出應補回的意見，該校校長和文科院長也認為如此認真研究本地域文化的學風是值得學習的。這些反響，也說明了我們對珠江文化的研究是獲得肯定、受到歡迎的。
從始祖、哲聖、學術和形象的定位
初顯珠江文化系統
在逐步完成以上課題之後，我感到要揭開深化的蓋子必須對珠江文化進行系統研究，弄清其結構系統、理論框架、學術和形象定位，發現和論證出其系統性和可持續發展性。於是我仍繼續採用從現實所需引發歷史文化研究的做法，逐步探究下列課題：
首先是珠江文化的始祖是誰？眾所周知，黃河文化的始祖是黃帝，長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華民族子民是炎黃子孫的說法。這說法又源於兩帝分別是生活在這兩條江河流域的華夏民族首領，兩族戰爭後並為一族，後來才取名為中華民族。位於中國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眾多，均各自立，故被統稱與百越族，長期沒有統一，也無共同首領，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誰的說法。2001年春，我應邀參加廣西梧州歷史文化研討會，發現這裏是古蒼梧之地，有關於虞舜的史料和遺跡，經認真研究包括《尚書》《山海經》《史記》在內的許多史書和現場考察之後，我撰寫了《珠江文化的始祖——舜帝》一文，在《嶺南文史》發表，受到廣泛關注。我首先依據在開創中華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後一位舜帝（即虞舜）到過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來“祭祀”、“巡狩”，死後又“葬於蒼梧之野”；他即位才開始有“中國”之名，始開德政和樂教，將南方各族感化，將其領土統一劃歸中國版圖，也用武力將少數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亷明，賞罰分明，初具國家行政雛型；這些作為，是起到統一嶺南百族並使其歸併中華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內涵和性質，也是初顯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質的。為珠江文化始祖定位，意味著找到這塊水域文化的開端，明確這一文化系統之原始元尊。
接下的問題是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領袖（即哲聖）是誰？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一文中有言：中國傳統文化“實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為孔子，南派之魁厥為老子，孔子之見排于南，猶於老子之見排於北也”。以我理解，梁啟超所說的“北派”即黃河文化，“南派”是指長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長大的梁啟超當時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實，否則他定會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實，梁啟超已為解決這問題開了路，一方面是以這段話為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的哲聖定了位，另方面是在其他著作中對六祖惠能評價甚高，極高評價惠能禪學對學術和詩壇的影響，稱“唐宋兩代皆六祖派”，“宋儒皆從佛書來”，“宋士大夫晚節皆依佛”，並說“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軾）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禪悅語”。這些話實際上已尊惠能於哲聖地位，只是未點明而已，令人感歎的是這點點學術距離要梁啟超百多年後，才由要人、洋人和後人逐步解開。所謂要人，是指毛澤東。據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回憶，毛澤東曾說：“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造悟性成佛說，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始祖。另據有關人員回憶，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來廣東視察時，曾問當時廣東領導人陶鑄是否知道廣東出了兩位聖人是誰，陶鑄只答出一位孫中山，毛澤東當即解說另一位是六祖惠能。可見毛澤東早稱惠能是創立禪宗的聖人了。外國洋人和華人又將這說法推前一步，在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所世界十大思想家頭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國哲聖，西方媒體評其為“東方三聖人”，加拿大華人會館尊奉三位哲聖的坐像，以尊崇他們在三教（儒教、道教、禪宗）和三學（儒學、道學、禪學）的至尊地位，又可以說是沿著梁啟超的思路而潛在地縮小其學術距離，以列尊的方式將他們分別是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聖定位顯示出來，而其未能消除的一點距離，只好由我們這些後人去點明了。2001年11月，六祖惠能的發祥地廣東韶關南華寺，為慶祝建寺1500周年而舉辦了惠能禪學研討會，我提交了題為《珠江文化的哲聖——惠能》的長篇論文。我從六祖《壇經》這部中國人寫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佛典中發現，這既是一部佛教禪宗經典，又是一部自成體系的思想哲學經典，堪稱為惠能所創造的禪學思想專著，可與孔子的儒學、老子的道學相並列，從而可稱惠能為與孔子、老子並列的代表一種哲學思想的哲聖，同時又可以稱惠能為與黃河文化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哲聖老子並列的珠江文化哲聖。這不僅是因為惠能出生於廣東、長期活動在廣東，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點體現了珠江文化特質，體現了珠江人在中古時代的文化意識、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誕生，又影響並促進珠江文化的發展。他主張“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葛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見性是功，平等是德”，體現了中古時代在南方隨商品經濟萌起的市民意識和平等思想；他創造修佛“頓悟”之說，撰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名偈，所體現的唯心思想，可謂後來以陳白沙為代表的南方“心學”之先聲；他認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去求佛”，反對向外求佛，反對崇拜，反對去追求“西方淨土”之“彼岸”，典型表現了他自立自強、不信神、反權威的個人意識，與後來從西方傳來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異曲同工，是中古時南方商品經濟興起而初顯資本主義思想的胚芽；他主張“農禪合一”，“農禪並重”，強調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實效，使南方禪宗在唐武宗滅佛之時（會昌大難）得以倖存，後來成為佛教主流，這種思想和舉措，正是重實用、實際、實效的小農經濟思想向商品意識過度的體現；惠能的南宗“頓悟”派雖與神秀代表的北宗“漸修”派有分歧，禪學也與儒學、道家不同，但惠能均無排斥之意，指出：“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飩，迷人漸修，悟人頓契”；他尊奉父母，力行孝道，宣導修行中的辯證法，都與孔子、老子不悖，可見其器量和相容氣度。這些學說和行為，都是源自並體現著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實在性和包容性的特點或特質，並且體現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時間也最早、影響最深廣，所以，稱惠能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聖是名至實歸的。
2003年春，廣東省領導發出建設文化大省的號召，對珠江文化研究開發也進入學術定位階段，正在這樣的時候，我們這個團隊組織力量編著的五部都分別具有填補空白意義的學術著作也應運而生，這就是陸續出版的：《珠江文化論》（黃偉宗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著）、《廣東海上絲調之路史》（黃啟臣主編）、《廣府尋根》（譚元亨著），以及《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等編）等。《珠江文化論》是首部關於珠江文化的系統論著，主要從文化學為珠江文化定位，全面概論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態、源流、發展、特質、特性、系統，並以系列的開發建議、文化散文和文化批評而多視角、多方式地擴展深化開發研究，從而對珠江文化不僅作出歷史文化上的定性定位，而且對其在現實文化及其發展的作用、地位和前景也作出論析，是一部寓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于一體的文化學術論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是首部從歷史地理學對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理論專著，它在觀念、概念、城市、區域、學術等文化層面上，論述了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依託的地理環境與變遷提供了它們在各斷代的歷史地理剖面，總結了它們的發展規律，是一部以地理學為主對珠江文化進行多學科、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論著。《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上的首部巨型專著，也是首部從數千年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事實和歷史科學的論證為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專著，它以豐富的中外歷史文獻資料，闡述了自西漢由徐聞、合浦港出海，魏晉南北朝時從廣州港起航，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國時期2000年經久不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記述了同時廣東對外貿易的國際航線、進出口商品結構、貿易地域、管理體制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移民、中外文化交流和廣東經濟的變遷狀況，有力地論證了珠江文化特質（尤其是海洋性、重商性、開放性、包容性）形成和發展的必然與內在依據。《廣府尋根》是譚元亨為珠江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廣府文化確立文化系統的理論專著，是廣府文化研究中首部大型學術專著，是他前些年完成的《客家聖典》之姐妹篇，為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結構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論建設。《海上絲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禮》，是首部對包括研究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在內的珠江文化工程進行全面總結和全方位論證的學術論著，它一方面以選編有代表性文章的方式，將歷時十多年學術進程中的重大學術活動和成果縮影出來，另方面又將在《嶺南文史》、香港《中國評論》、美國《世界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報導選編，藉此將這工程取得成果的品質和社會反響展現出來，起到全方位論證的學術作用和實證效果。這五部著作的完成，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方面是珠江文化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標誌，另方面還在於這標誌著珠江文化學術定位的明確，從而顯出了學術系統之端倪。
自從開始對珠江文化研究以來，我在進行理論和實踐研究開發的同時，一直注意以文化形象塑造的方式去進行，十多年來可以說是塑造了珠江文化的系列形象：一種是在各縣市考察時結合對當地人文研究和觀察地理風光的感受而寫的散文，如：《澳門之門》《香港之風》《深圳之窗》《珠海之珠》《高州三樹》《河源四源》《肇慶五氣》《南珠之都——湛江》《嶺南燕都——懷集》等等，既是旅遊抒情散文，又是為每地文化定位之作，以系列形象為珠江文化作形象定位。另一種是從珠江水系及其水域的人文地理形態和文化特質，從總體上為其塑造形象：我依據珠江是由來自四面八方的東江、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水網等在廣州交匯的走勢和形態，將其稱為多龍爭珠的形象；又以此形態及其包容性、開放性、輻射性、網路性的文化特質，將其稱為蜘蛛網似的珍珠光芒向四方迸射的形象，這樣的總體形象定位，是可與黃河以龍、長江以鳳的形象定位並列而媲美的。此外，我還以我國三條大江河的文化神韻，用有代表性的詩句體現出來，以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詩句，點現黃河文化之神聖；以蘇軾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詞句，稱道長江文化之氣派；以“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來顯現珠江文化的寬宏、平和、共時的氣度和風度。這些形象的塑造及其系列性、總體性，既是以形象定位的方式和效果推進和顯示了珠江文化研究開發的深化，又是以形象定位的系列顯示了珠江文化以及對其研究的體系之形成。
2003年秋，廣東省領導在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珠三角”區域合作之後，又提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戰略。泛珠三角區域與珠江文化區域基本一致（包括廣東、廣西、貴州、雲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門，唯四川不屬，但可稱其為幅射地帶）。這些發展戰略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根據社會經濟基礎的和現實發展需要提出來的，又是有歷史和現實文化依據的，並且必須是以這區域的文化（即珠江文化）底蘊為基礎和對其研究開發作支撐的。僅從這個視角，即可看到珠江文化研究開發重要性、迫切性，又可見其潛質和可持續發展性。由此，我們根據新的形勢和升格為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需要，制定了《珠江文化工程規劃》，進行了《泛珠三角經濟圈需珠江文化支撐》、《粵港澳文化交流的回顧和展望》（與香港《中國評論》合作）等課題研究，同時對海上絲綢之路和珠江文化進行新的考察，很快又有新的重大發現：一是在陽江海底發現的一艘宋代沉船（南海一號），是迄今水上考古發現中時間最早、文物數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沉船，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現，具有不亞于作為陸上絲綢之路代表性的文物集中地甘肅敦煌的研究開發價值，文物數量也遠比敦煌多，所以我們將其定位為代表海上絲綢之路的象徵——海上敦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認同這定位，並委託我們繼續從海上絲綢之路和珠江文化之底蘊和代表性上，對這古沉船文物和陽江風箏文化進行研究，以爭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另一件是在粵桂交界的懷集、封開和賀州、梧州等縣市，發現許多文物和遺址，證實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有交接點或對接通道。這是迄今學術界尚無人問津的發現，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有極其深廣的研究空間和開發價值，可能將來不僅在兩廣、在泛珠三角區域，以至全國全世界，會發現許多這樣極有歷史文化價值的點或通道，從而對此進行研究開發，極有利於促進區域、省際和國際合作，極大地推進珠江文化和對其研究開發工程的持續發展。由此又可見珠江文化，是具有持續發展性和無限生命力的；對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事業，也必然是同浩浩的珠江水那樣永遠奔流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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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12-19 06:1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