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江水系形態與北江文化形態
北江是珠江在廣東省境內的最大主幹流，其流域面積幾乎占廣東地域面積的三分之一，流經韶關、清遠兩市各縣，以及肇慶市的懷集、廣寧、四會和佛山市的三水、南海等縣區，與珠江最大主幹流西江在三水縣境的蘆苞及西南兩湧匯合，由南海縣境進入廣州市郊，以現蘆苞水閘（古稱東海口）與兩江匯合標誌。宋代詩人楊萬里有詩寫此處壯觀：“北江西水兩相逢，胥江波濤特地雄。急流欲上人聲鬧，近岸還移牽路窮。”可見當年兩江相會之氣勢，也可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同志和黃華華省長先後提出在此建造北江大堤文化園，是很有地理、歷史和文化依據的。
從總體上看，北江水系可說是珠江水系的縮影或細化：珠江由北江、西江、南江、東江在珠三角交匯構成，呈現出多龍交匯和珠光迸射的形態和特質；北江水系的形態與特質也大致如此，總體呈扇形，扇座心在北江南端與西江交匯處，此亦可謂多龍共吐之珠，或謂光芒迸射之寶珠。
稍有區別的是它的交匯和迸射是呈竹節形的，即，它是在從北至南的流程中，與左右之小江河層層交匯而又層層迸射的：第一層，是發源於江西省大庾嶺東南的信豐縣石碣大茅山的湞江（又名湞水），向南流經廣東的南雄、始興、至韶關市，與發源于湖南省臨武縣三峰嶺的武江（又稱武水、武溪、溱水、瀧水，向南流經廣東的樂昌、乳源、曲江等縣）匯合，始正名為北江；第二層，是與發源於乳源縣安墩頭的南水，于曲江縣孟洲壩匯合；第三層，是在英德縣東岸咀與發源于翁源縣船肚東的翁江（流經翁源全境和英德、新豐、佛岡、曲江、連平等縣部分地區）自江左匯合；第四層，是在英德縣江頭咀與發源于連州市星子墟磨面石（亦有說是該市三姊妹峰）的連江（古稱湟水，近代稱小北江，流經連州、陽山、英德）自江右匯合；第五層，是在清遠市江口站與發源於佛崗縣東天蠟燭的潖江自江左匯合；第六層，在四會市馬房，與發源于連山縣擒鴉嶺的綏江（流經懷集、廣寧、四會）匯合；第七層，則是主流過清遠飛來峽之後，與江左之大燕水匯合，又在三水縣境與蘆苞湧、西南湧，以及來自花都的九曲河分流或匯合。這些狀況，說明北江水系的形態是層層匯合而又是分流形的。這可以說是造成北江文化具有交匯性和迸射性的地理條件和基礎。也許正因為如此，北江文化，從古至今，也在諸多方面呈現出層層交匯而又是層層迸射的形態和特質，有似立體交叉橋的性能和盛況。
二、 原始自然生態與原始人文文化的交匯
在北江流域地帶，有不少著名的原始自然生態的古代標本遺址，同時又有舉世皆知的原始人文的文物古跡，而且，這些遺址和古跡，往往同在一地或相距不遠的地方，這是一種空間的交匯狀態；再就是這些自然生態標本遺址和人文古跡，又往往有歷史年代的不同而又交匯一體，這則是時間上的交匯；既有空間交匯，又有時間交匯，即可謂時空交匯的立體交叉。北江文化特多這樣交匯性的文化板塊。
仁化的丹霞山是最典型的板塊。據地理學家稱：這裏的紅石岩，是地球最早地殼變動的標本，記錄著尚未有人類以前的地球歷史，十分罕有珍貴，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和我國具有。美國有紅石公園，丹霞山也學打出“中國紅石公園”的招牌。此外，前些年這裏還發現有原始紅樹林等多種原始植物，甚至發現一株舉世無雙的古蘭花極品（報載：一位香港遊客在丹霞以十元人民幣購得，出港後則被專家甄別為值百萬港幣之原始珍品）。這裏的山峰林立，構造奇特，千姿百態，不僅很有地理學、地質學價值，而且很有生態學、美學和文化學價值，其中近年新發現的陽元石、陰元石，更具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交匯的典型意義。
南雄和始興，是我國發現恐龍化石最早、品種最多、肢體最完整（包括疍、骨、腳、整體）之遺址，以距今6500萬年前（晚白堊紀）的暴龍（霸王龍）為多，因這種恐龍是滅種前的化石，紀錄了當時地球巨變和面臨滅絕的生物在生死關頭的摶鬥資料，所以特別珍貴。而在這些地方，又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其中有不少原始植物。可見這裏是原始動物和植物的標本遺址，也是原始自然生態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匯地。
曲江的獅子岩，是著名的馬壩人遺址，是距今10萬年前的原始人頭骨化石的發現地，可謂嶺南原始人文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前些年，在相鄰英德市的英中，也是在名為獅子岩的山洞裏，發現了一顆原始人牙化石，距今稍後於馬壩人，更證實北江是嶺南原始人的棲生地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江水域各縣巿，如：乳源、連州、連南、連山、陽山、清新、翁源、新豐、佛岡，以及懷集、廣寧、四會，都有面積不等、年代不同的原始森林地帶，有原始植物。原始森林和植物現存地鋪蓋面之廣、年代之久、品種之多，恐怕是我省首屈一指的，可見原始自然生態文化在北江水域的普遍性、悠久性、多樣性、豐富性；而其原始自然生態文化，又與以馬壩人、英德人為代表的嶺南原始人文文化是密切交匯結合的。
三、 中原文化與嶺南百越文化的交匯與融合
北江的源頭分別來自湖南和江西。這是中原文化進入嶺南的重要通道，其中包括：由武江進入廣東之口樂昌，由湞江進入廣東之口南雄。此外，在上廣東邊界尚有：從江西進入廣東之東江口龍川，從廣西進入廣東之西江口封開（亦是從廣西進入廣東與西江匯合的賀江口）。這些江口都可以說是來自北方的中原文化與嶺南本土的百越文化交匯地與融合地，亦可說是客家文化與百越文化對撞、交匯、融合後而形成的廣府文化之發祥地。
從北方來的中原文化，主要是客家文化。進入廣東後的客家文化，有部分仍繼續保持原有特色而存在著、發展著，有部分則是與本地原有百越文化交匯、融合，蛻化為一種既有兩種文化的某些特徵、又不同于原來兩種文化的第三種文化，即廣東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個江口（樂昌、南雄、龍川、封開），雖然都是廣東文化的發祥地，但從語言上說，則是有明顯不同的：在西江口封開（包括梧州）形成的語言是明顯的粵語，又被稱與廣東話，故被稱為粵語發祥地；但在前三個江口，即樂昌、南雄、龍川的語言，雖有部分粵語，但本地通行的則是客家話味特重的本地話。就整個北江水域而言，基本上是客家人與廣東人混居、而又是以客家人為多的地區。所以，北江水系及其水域之文化，可謂客家文化與廣東文化並存、而又是以客家文化居多的文化帶。
這種文化狀況，是其地理和歷史條件造成的，正就是其交匯與迸射的文化特質的一種體現。由於北江水系的覆蓋地域，以山區為多，可耕土地面積少，經濟發展餘地有限，從而人居容量也相應為小為少。這就造成自中原南下移民，往往在此定居一段時間之後，有繼續南移發展之需求，從而使其帶來中原文化在與本地文化交匯一段時間、又尚未達到完全融合而蛻化的時候，即又轉移他處、也即是迸射他處去了，或者說，有移動性偏重的現象。這可以將三個進入廣東的江口進行比較看出來。
據史書記載，秦始皇派五十萬大軍統一嶺南，分五路南下進軍，具體路線迄今史家尚有爭議，但有三條線是因有遺址而無爭議的：一是由武江進入廣東的樂昌，有出土文物證實當年在此曾建有佗城：二是由湞江進入廣東的南雄，迄今進入關口梅關仍在；三是由東江進入廣東的龍川，當年以趙佗為縣令，所建的佗城仍在。顯然，這三個江口是當年秦始皇大軍從“軍轉民”（史載50萬大軍均未北歸）而與嶺南人交匯結合之地。值得注意的是：龍川佗城至今尚有近百姓氏宗祠遺址，證實當年這種交匯結合歷史，可能是趙佗做縣令宣導“漢越雜處”的緣故，而在樂昌、南雄只是屯兵，時間不久，以至沒有任何“雜居”的記載或遺址。這現象說明，雖同是交匯結合地也因歷史條件不同而有異，並非都是南下移民生根開花之地。
饒有意味的是南雄梅關珠璣巷這個地方，是歷史上著名的南北通道必經之地。秦始皇南下大軍是否經過此地已無跡可考、無案可查，但自唐代以後有大量來自中原移民經此南下的史實，卻是證據鑿鑿的，有史可查在唐宋年間即先後有三批移民群體經此南遷，每批均達百萬以上，此後小批者難計其數，據不完全統計，自中原經此南下的人群姓氏達152姓之多。這些移民，大都轉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帶成家立業，又有許多人進而移居海外發展，以至全球許多國家都有珠璣巷人後裔，尤以南洋和美國居多，但當年和現在留居於珠璣巷的家族和姓氏卻很少，這說明當年珠璣巷主要是中原移民南遷的一個重要驛站或轉折地，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原文化與嶺南百越文化的交匯結合地，同時也說明這種文化的交匯與結合，是帶移動性的，中轉性的，是迸射性、發展性尤強的。這也是北江文化的特點之一。
四、 海陸絲綢之路對接，與華僑及海洋文化溝通
南雄珠璣巷不僅具有交匯中原文化與嶺南百越文化的意義，還具有對接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以至溝通內陸文化與海外文化、華僑文化、海洋文化的意義。
漢武帝時，先是以張騫通西域為標誌，開闢了從當時首都長安出發，與中東和西方各國通商的陸上絲綢之路；隨後不久，在平定嶺南時（西元前111年），派他的黃門譯長從當時嶺南首府廣信（今封開、梧州）出發，由雷州半島的徐聞出海，經合浦、日南（今越南）至印度洋的海上絲綢之路。這已是舉世公認的歷史事實和學術成果。然而，至今學術界似乎只注目於對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分別研究，對於海上與陸上的絲綢之路之間有無對接點或通道問題，尚未注意，尚是一個學術空白。早在2000年夏天，我率領專家團到南雄梅關珠璣巷考察，發現這裏就是一條重要的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對接通道或交接點。因為在這裏越過大庾嶺即有陸路或水路通向中原，南下至珠江三角即有“廣州通海夷道”而通向海外。這可以唐代右丞相張九齡主修這條通道的史實，以及他在完成後寫的《開鑿大庾嶺路序》佐證。張九齡在序中說：“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裏重林之表；飛梁岦嶻，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不容軌，以遠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這些話清楚表明是為與“海外諸國，日以通商”，是為“府庫之用”、“江淮之求”而修這條通道的。唐代時，廣東與海外通商特別發達，商業興旺，經濟繁榮。當時被貶來廣東的大文豪韓愈曾稱：廣東此時“希紀之珍溢於中國，不可勝用”。由此亦可見這條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歷史事實及其重要作用。
其實，南雄梅關珠璣巷不僅是南北通商和海外通商之路，而且是從中原至嶺南、以至海外的移民之路，同時又是內陸的中原文化、嶺南文化，與海外文化、華僑文化、海洋文化的溝通之路。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在海外有三千多萬華僑，百分之七十是廣東人，其中大多數是珠璣巷人後裔，可見其交匯性和對接性的樞紐作用。
應該說，南雄梅關珠璣巷只是北江文化這種特徵的典型實證之一，不是史實的全部，在北江水域的邊境地區或江口地帶，都是有這種對接點或通道的。2001年夏天，我率專家團到綏江之口懷集縣考察，發現這個山區縣竟然有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標誌之一的天后廟（即被奉拜為海神的媽祖）遺址，有許多國家的古代錢幣等等，深入考察才知道懷集特產厘竹（茶杆竹）等特產，自古遠銷海外，迄今尚有古碼頭和海外移民故居。由此，我們論證了這裏也是海陸絲綢之路、內陸與海外文化的對接通道或交接樞紐之一。可見這也是北江文化中帶普遍性的一個特點。
五、 宗教文化、禪學文化的交匯與迸射
韶關曲江的南華禪寺，是北江文化中又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典型聖地。它是南北朝梁代時由印度和尚智藥三藏於西元502年（梁武帝天監元年）創建的，迄今已有1500周年歷史。智藥三藏是由海上絲綢之路從印度來到廣州，又從廣州到曲江馬壩興建。所以，南華禪寺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產物和文物，也是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通道的見證。據《六祖壇經》記載，惠能在湖北黃梅因作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名偈，承受禪宗六祖衣缽，五祖弘忍囑他立即連夜南下，行至南雄梅關時，追人趕到，他在此以法衣退了追人，得以順利南歸，後來才住持南華禪寺。由此，這也是梅關和南華禪寺作為海陸絲綢之路史證的依據（此外，佛教禪宗初祖達摩，也是從海上絲綢之路由印度到達廣州西來初地，後又經梅關北上的。這也應是史證之一），也是北江文化交匯性特點的例證之一。
其實，南華禪寺尤有重大意義之文化內涵，是作為佛教禪宗六祖惠能的發祥地，同時也即是中國化佛教的創始地、中國禪學的誕生地。惠能住持南華禪寺達35年（西元677年至西元712年返新興國恩寺，翌年園寂）之久。他在這裏，以他創造的“頓悟”之說，以及由他的弟子法海、神會紀錄他的講經而寫成的《六祖壇經》，使禪宗發展為影響全國、以至世界的教派，從而使南華禪寺在世界20多個國家或地區有“分庭”（這些國家均稱南華禪寺為“祖庭”）；又由於《六祖壇經》是唯一由中國人寫的佛教經書，並首創了禪宗的思想理論體系，故又被稱為禪學。毛澤東對惠能評價很高，說他使佛教“中國化”、“平民化”，是“中國佛教的真正創始人”。前些年，西方學術界和媒體評選世界千年十大思想家，中國有孔子、老子、惠能入選，原因在於：孔子創造了儒學，老子創造了道學，惠能創造了禪學，故又被稱為東方三聖人，可見惠能及其代表的禪宗、禪學在世界影響之大。佛教本是從印度傳入的宗教，經惠能“中國化”後，又傳至世界，甚至連佛教發祥地印度，也有南華禪寺“分庭”，如此從“進口”轉化為“出口”的現象是很有意義的：固然這首先說明六祖惠能的偉大，同時也說明惠能所代表的珠江文化（2002年我曾發表長篇論文《珠江文化哲聖——惠能》，以慶祝南華禪寺創辦1500年，詳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同年出版《曹溪禪研究》一書）的特質是交匯、轉化而又迸射的。這自然也即是北江文化的特點之一。
六祖惠能在北江水域有特多的遺跡、遺址，與北江有特久特深的關係。他承法南歸時，五祖囑他“逢懷（懷集）即止，遇會（四會）即藏”，由此，他在懷集、四會之間藏遁16年之久，一直在打獵人中生活，經常穿山過嶺，吃的是鍋邊菜，至今懷集尚存當年他修煉的山岩，以及六祖井等等；他在南歸的過程中，曾先後到過樂昌的西石岩寺、乳源的雲門寺等，這些寺廟也是他的遺址；仁化丹霞山的別傳寺，也屬禪宗教派的一支，天然和尚于明末清初在此創海雲詩派；在南雄、始興、連州、陽山、四會、英德、清遠等地，無不有佛教禪宗的寺廟。可見六祖惠能及其所代表佛教在北江水系影響特大、特普遍，這正是北江人較能接受惠能禪學思想並與其有文化共通性的表現。由此，也可以說是北江文化交匯性特點的一種體現。
北江水域還有一種相當奇特的神教崇拜現象，這就是在同一個地方、甚至在同一寺廟裏，敬奉不同宗教的神靈。例如，在懷集，既有敬奉海神的天后廟，又有敬奉江神的龍母廟；在清遠的飛霞寺內，代表儒教的孔子像、道教的老子像、佛教的釋迦牟尼像，同座於大殿之上，供人奉拜，這在其他地方是罕見的。由此也可見北江水域的宗教文化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相容性，這也是北江文化交匯性之體現。
六、 名人文化、民族文化均交匯而又相容
北江水域的名人文化也是很有特點、很有影響的。在古代歷史上，嶺南最有影響的兩位文化名人，即：珠江文化哲聖惠能、珠江文化詩聖張九齡，均發祥或出生在韶關；兩人生長年代相近，住地相距不遠，奇怪的是迄今未見有兩人相遇的傳說或記載。值得注意的是，兩人都是盛唐時的人物，他們都在這年代分別以禪學、詩作（張九齡被稱為“開一代詩風”的盛唐詩人，與陳子昂、李白有同等地位，並是著名的賢宰相）名嗓天下，影響千秋，說明他們所代表的珠江文化已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意味著北江文化當時正處於珠江文化之前沿，座南向北，是既有交匯性又有迸射性的。
從總體上看，北江的古代名人文化也是這樣：在唐宋年間，有韓愈、劉禹錫、楊萬里等著名文人被貶南下至此，同時，又有張九齡、惠能、餘靖等嶺南名人由此北上而影響全國，從而造成了“南來北往”的文人交錯局面。這種局面，說明南北文化交流開始出現對等的格局，同時，也說明處於珠江文化前沿的北江文化，其交匯性和相容性是尤其鮮明的。當年韓愈發出“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的感歎，劉禹錫寫出“剡溪若問連州事，惟有青山畫不如”的詩句，楊萬里說出“未必陽山天下窮，英州窮到骨中空”的真話，在當時和今天的人們都津津樂道，不以為辱，反以為勵。這不就是具有海納百川的交匯性、相容性文化特質的最好說明嗎？
北江水域的少數民族特多，民族文化歷史悠久而豐富多彩，也是其重要特點之一。實行民族自治的縣就有三個：乳源瑤族自治縣、連南瑤族自治縣、連山壯族自治縣；此外，在仁化、樂昌、曲江、懷集、廣寧等縣市也都有少數民族居住。總體上說，在整個水域，漢族與多種少數民族是和睦相處的，各族的文化傳統和特色都是得以充分發揮的。這也是北江文化交匯性、相容性的重要方面和表現。
七、 開拓進取的山水文化與人文文化相輔相成
北江流域的總體形態是竹節形、並是自北向南層層交匯而迸射的，其主幹流像是一條水龍，穿過重重大山、又層層匯合沿途江河而層層壯大，始終流不息。這種自然的山水形態，活似一種開拓進取的生龍活虎神態。這種神態與上述北江諸多人文文化特色的精神實質，是極其一致的；其實，這些人文文化也即是由北江的自然山水環境而哺育出來，同時又因此而使其山水文化更增光輝的。這種自然環境與人文文化相輔相成的特質與特色，都體現於上述每種人文文化特色中，還體現於至今尚未受到注意和重視的洪水與治水文化之中。
北江流域地帶，多屬山區，河床坡陡，水差特大，因而洪水災害，自古特多。有災害就有治災害，因而防洪治水的歷史也自古開始。如果說，北江的自然神態具有開拓進取精神，那麼，北江的治水文化更具有這種精神，而且比上述人文特色更具有相輔相成的特點。據《北江大堤志》戴，宋鹹淳8年（1272年），因北江連年洪水，人們自發修建了位於今蘆苞水閘附近的榕塞西圍，是北江大堤的原始堤段；元代至元28年，洪水決堤，重修；明代嘉靖年間因洪水升高，為該堤加高1.3華尺；清康熙47年，又將該堤裁彎取直加固；清雍正2年，修築榕塞東圍；清乾隆3年、30年、34年、44年、46年、49年、56年、59年均有大洪水並決堤，均于當年修復。如此洪水致災而又防洪治水的歷史，幾乎年年都有，直到今天；建國以後、尤其改革開放後，更是輝煌。可以說，北江的防洪治水史，就是一部北江的水文化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開拓進取的山水文化與人文文化融合的精神史，也是一部廣東人民治山治水的英雄史。所以，建造北江大堤文化園是很有文化依據的文化底蘊的，是很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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