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粵語熱”

leon_jeng

一、“熱土”效應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東有不少東西漸漸走紅：“廣貨”引起青睞，“粵菜”香飄南北，就連廣東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濃重的“粵”味而頗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愛。還有一種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粵語的走紅。
　　
　　許多外省人踏進廣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過于滿耳聽不懂的粵語。有人甚至說：“嘰哩咕嚕的”，“跟聽外國話差不多。”如今，這種“嘰哩咕嚕的”粵語却成了一股“熱”，其勢頭幷不亞于廣貨與粵菜。
　　
　　北方人常把粵語稱爲“廣東話”，其實它幷非廣東全省都通行的語言。廣東的方言除了粵語之外，還有客家話和屬于閩語的潮汕話，它們“鼎足三分”廣東的河山。其中粵語區的人口3000萬左右，尚未達到全省總人口的半數。在全國七大方言中，粵語使用人數幷不算多，不僅遠少于北方官話，而且也少于吳語，大概與閩語幷列第三。不過，粵語所通行的地區在當今是令人注目的，不僅包括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廣州和廣東三個特區中的兩個——深圳、珠海，而且包括80年代崛起的“廣東四小虎”：南海、順德、中山和東莞，以及經濟發展較快的珠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市縣。這些地方被許多人稱之爲“熱土”。此外，香港與澳門也通行粵語，海外華僑中說粵語的也占相當比例。隨著特區和珠江三角洲的這片“熱土”的經濟輻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海內外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這些地區所通行的粵語也就“香”起來了，“紅”起來了，“熱”起來了。
　　
　　日常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們選擇什麽語言來進行思想交流尤其是進行經濟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義思想的支配，在市場經濟成爲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取向的時代尤其是這樣。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許多企業在招聘管理人員時，都特別聲明一條：“會說粵語者優先錄用”。說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職，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門去經商，去辦事，與其學講普通話，倒不如學講粵語，因爲粵語在這些地方更有交際用途，更有經濟價值。爲了適應經濟交往的需要，省內許多講閩語或客家話的地方都興起學習粵語的熱潮。汕尾市原屬閩語區，通行“福佬話”。從1984年起，就舉辦粵語培圳班，每一期都開一二十個班，參加學習人數之多，實在罕見。有人粗略統計過，在操福佬話的汕尾居民中，現在能講粵語的將近90％，能聽懂的就幾乎100％了。
　　
　　汕頭市本是閩語中一種次方言——潮汕話的中心，近年來也有不少人主動學習粵語。根據汕頭大學林倫倫先生統計，從1991年到1992年，該市大專院校公共關係專業和秘書專業學生中修習粵語課的有6個班325人，職業中學、夜校及私人開設的粵語短訓班每年達20多個，培訓人數800人左右。林先生還在該市金鳳城、汕樟立交橋下、海濱廣場等三個個體商場調查了30間個體小商店50多位檔主，發現每個攤檔至少有1至2人能說流利的粵語，其他許多人也至少能聽懂。而國際大酒店、金海灣大酒店和龍湖賓館的門童和大堂櫃檯服務員，凡原籍爲汕頭市區者，幾乎都能講粵語。
　　
　　由此看來，在不斷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粵語不但不會削弱，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的趨勢。有的專家預見：這一趨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那麽，在不遠的將來粵語必然會成爲廣東全省的另一種共同語。
　　
　　隨著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不斷發展，粵語的地位也隨之而提高，其影響也遍及全國。在北方各個省市，近幾年來掀起了一股廣東熱和香港熱，隨之也帶來了粵語熱，出現一種“北方人南下，廣州話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後舉辦過各種不同程度的粵語培訓班。參加學習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學生，他們的學習目的很明確：有的要出國留學，學好粵語爲的是要在美國唐人街打工吃得開；有的要到特區中外合資企業工作，深感不懂粵語對日後開展工作不利。據說上海長寧區的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粵語班自1980年創辦至今，學員已有1200人，現在更趨于興旺。此外，還出現了“上海粵語學會”，開辦低中級粵語班，徐匯區的僑聯也辦起了僑光補習學院粵語專修科。
　　
　　在普通話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學講廣州話。一些企業招工、招幹，優先錄用會說廣州話的應聘者。廣東人在京開辦的各種商店、企業約有三千家之多，顧客到那裏購貨，便趁機向老廣學講廣州話。街道上到處出現了不少諸如“機恤”之類的商品廣告，出現了“髮型屋”之類的招牌，個別小餐館的門口還竪起“食?先比錢”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類的口語，更是隨處都可以聽到。
　　
　　粵語走紅不僅反映于經濟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爲引人注目的，是風靡全國的粵語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廣東的。這些歌本來大都有“國語版”，但相當一部分少男少女總覺得非用粵語唱不够味兒。比如，在那遙遠的西藏，當你漫步在拉薩的街頭，不僅可以看到一間間的藏粵商場、香港時裝屋、廣州粵菜館，還可以聽到各種粵語歌。在歌舞廳和夜總會，青年藏胞歌手們輪番上場。什麽《護花使者》，什麽《烟雨凄迷》，什麽《愛得比你深》，什麽《不裝飾你的夢》，粵語模仿得完全可以亂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滿座的掌聲!
　　
　　至于夾帶著粵語的廣東文學作品，近年來也出現了一種方興未艾的勢頭。30年代歐陽山等作家曾經提倡“粵語文學”幷身體力行，結果響應者寥寥；60年代初歐陽山又提出“東西南北調”，也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吳有恒進一步提出“南腔北調”的主張，認爲“廣東人講官話，非其所長，我寧可避其短”，呼籲“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地方語言中精彩的東西介紹給全國。”(《應有個嶺南文派》)這一主張引起了强烈的反應。運用方言的問題，成爲廣東文學界的熱門話題之一。許多中青年作家，還以其創造性的實踐，使作品的語言産生了新的突破，楊幹華的《天堂衆生錄》、《天堂掙扎錄》等小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運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簡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絕的地步。近年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劉西鴻，則以其帶有濃重的南方都市氣息的“粵味普通話”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種引起全國關注的“劉西鴻現象”。
　　
　　粵語的走紅幾乎是全國性的。不但是粵語本身走紅，就連粵語字典之類的工具書及其出版讀物、錄音帶等也暢銷全國。饒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編的一部《廣州音字典》，成爲全國最暢銷的書籍之一。此書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應求。植符蘭先生于1992年寫了一本《廣州話六百句》，也頗受讀者的歡迎。此書本來是內部教材，是爲外國留學生開設粵語課程而寫的，植先生根據國內大學本科生的要求，將它公開出版發行。此書一發到書店，不幾天便搶購一空。
　　
　　隨著粵語不斷地由南向北擴散、幅射，在粵語區內部，各個次方言區的語言也逐漸地向廣州話靠攏，縮小了與廣州話的差別，其語音、詞彙和語法等也越來越標準化與規範化。粵語在全國七大方言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顯示了一種“强勢語言”的衝擊力量，其地位僅次于全國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話。
　　
　　二、勸君少學秦始皇
　　
　　“粵語熱”也同廣東的其他“熱”一樣，一出現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責難。所不同的是，這些人士對其他各種“熱”的責難往往斥之爲“過熱”，而對粵語的責難則沒有這個詞。因爲他們認爲：粵語只能“冷”而不能“熱”，無須考究“過”與“不過”。“粵語熱”反映了廣東“推普”不力。
　　
　　廣東“推普”是否不力?我們不妨稍作回顧。且不說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熱，就以開放改革以後來說，廣東從省委領導直到教育部門宣傳部門，從大學專家到小學教師，爲推廣普通話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氣力！?1982年上半年，當時任省委書記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廣東電臺加强推普工作，組織語言專家編寫推廣普通話的廣播稿，在電臺開設《廣東人怎樣學好普通話》的講座，該講座共設64講，電臺反復播放了三次。之後，所編寫的教材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有錄像，有錄音，有大部頭，也有小册子。筆者之一的葉國泉，就參與寫過一本《粵語區人學習普通話趣談》，銷量頗佳。電視臺除了堅持播放《每天一句話》、《口語“三合一”》、《你我都學普通話》等節目外，還定期舉辦競賽活動。小學、中學、大學均有漢語拼音課，有關行業也辦過多期普通話培訓班。所花費的人力、財力，在全國各省市中大約可算首屈一指。能說廣東“推普”不力嗎?
　　
　　也不能低估廣東“推普”的效果。事實上，現在的廣東人，尤其是城鎮居民，凡有相當文化水平的，都會說普通話。廣州街頭的個體戶，大都善于察顔觀色，如果顧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話接待，因爲這樣可以提高經濟效益。不過，即使是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廣東人，當他們與說粵語的人打交道時，便自然地使用粵語而不使用普通話。爲什麽會這樣?這就必須從粵語本身來考察了。
　　
　　唐人賀知章有兩句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由此可見，方言區的人們對自己的“鄉音”懷有何等深厚的感情。這是因爲，語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這個地區人們文化心理的積澱，正是這種文化心理，使人們熱愛自己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即使後來掌握了民族共同語甚至其他語言，所習得的語言和方言也會作爲母語而長期存在，只要這種文化心理沒有消失，它就不會被別的語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話以北方話爲基礎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積澱，而粵語區人們由于文化心理與北方人有著較爲明顯的差异，對母語的熱愛就比湘、贛等方言區更爲强烈，這是很自然的。這種文化心理幷不影響他們對普通話的學習，却必然影響到他們對普通話的使用頻率。只要他們基本掌握了普通話，不影響與其他方言區人們的交際，又何必對其語言習慣橫加干涉呢?同樣，其他方言區的人在學習幷掌握普通話的同時，學習幷掌握粵語，也完全是爲了交際更加方便。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諸多指責?
　　
　　周恩來總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廣普通話是爲了消除方言的隔閡，而不是禁止或消滅方言。然而，有的人總是將推廣普通話錯誤地看作是要“統一語言”，消滅方言。早些時候，筆者在《南風窗》雜志讀到一篇文章，題爲《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話也。這份雜志筆者本人是很喜歡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無是處，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學歷史教師的“高論”，竟使我們這些從事語言研究多年的人聽起來亦大惑不解。他說：“秦始皇爲何能成爲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績是他完成了國土的統一大業，幷且統一了度量衡，統一了車軌，統一了貨幣，還統一了文字。唯獨沒有將語言統一起來，這也許是秦始皇的終生遺憾。”秦始皇究竟是個千古暴君還是所謂“千古一帝”，這裏暫且不加評說，但將“統一語言”跟秦始皇的那幾項統一相提幷論，認爲是他的“終生遺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這位教師沒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無法再世，否則，那個“千古一帝”讀到此論，也許會拍案叫絕幷加以實行，那麽，中國大地恐怕又會遭受一場浩劫。
　　
　　不過，即使秦始皇當初搞起“統一語言”，也未必能殃及粵語，因爲那時候粵語尚未形成。粵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語言學界有些人認爲粵語源于古百越的語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語言跟古中原漢語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稱“百粵”，“百”是個音譯，意爲“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粵”意爲“粵人”。今天的廣東人絕大部分幷非古粵人之後代，而是從中原移居嶺南的漢族移民之後代。可能正是由于這個緣故，雖然廣東簡稱“粵”，廣東人却不大願意自稱爲“粵人”。那麽，粵語是否粵人語言?或者是否可以說，粵語是從古百粵語演變而成?答案同樣是否定的。首先，古粵人的各部落互不統屬，不可能形成什麽統一的“古百粵語”。至于古粵人某些部落的語言，我們可以從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筆者曾對粵西部分地名作過考究，發現其中有些音節，從粵語無法解釋其意義，例如電白縣“那霍”“那笈”以及化州縣“那平”“那務”中的“那”，信宜縣“六賀”“六琶”“六雲”以及廣西容縣“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來意思今天居住在那裏的漢人已不曉得，而從壯語中却可以找出它們的所指。“那”意爲“田”，“六”意爲“山沖”。它們均置于地名開頭，這亦與壯語的構詞特點相符。由此可見，說壯語與古百粵某些部落的語言有點淵源，似乎還可信；認爲粵語來自“古百粵語”，則是怎麽也說不過去的。還有學者舉出今天粵語與壯語中一些通用的口語詞，幷據此說明兩種語言的“母體”“曾經發生過相互混合的階段，然後才各沿著不同的道路繼續發展”，由此證實“粵語的形成跟古越語?(準確地說是跟“古百越語”)本來就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見李敬忠《粵語是漢語族群中的獨立語言》)這也不成爲其理由。因爲這種通用的詞語本來就不多，而且相當部分可從古漢語中找出它們的來歷。何况，使用這類口語詞的幷不僅是粵語和壯語，客家話同樣也有，而誰也沒有認爲客家話的形成跟古百粵語有什麽重要關係。在今天的粵語中，我們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語詞，是否能據此而認定粵語與英語有什麽“淵源”?顯然不行。薩丕爾指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語言論》)粵語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從其他方言和語言吸收一些因素，但這不能視作它來源的依據。同時，今天的粵語語音比其他漢語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漢語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證明，粵語雖然姓“粵”，却跟古“百粵”的語言沒有親緣關係。它不是“本地特産”，而是從外地“引進”的，是漢族移民從中原帶來的。而首先將中原漢語帶入嶺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後“謫徙民五十萬戍之”的那些“徙民”。他們所帶入的，當然是那時地道的中原漢語，也就根本用不著秦始皇來“統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聽不懂今天的普通話，倒是可以聽懂一點粵語。
　　
　　漢族“徙民”所帶入的古代中原漢語發展形成爲粵語，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點，是每隔數十年或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戰亂，而這種戰亂基本上發生在封建王朝統治中心中原地區，因而每一次戰亂，便出現一次較大規模的中原漢人南遷潮，廣東則成爲這些南遷漢人的一個主要目的地。其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漢人南遷潮，出現于西晋永嘉年間至隋朝統一中國前後，歷時?270多年之久。嶺南的漢族移民數量大增，其漢語也逐漸成爲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帶的通行語言；而這個時期，中原基本上爲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語言面貌隨之而發生明顯的變化，嶺南的漢語也就跟中原漢語逐漸拉開了距離，沿著自己的軌迹而發展成一種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方言，這就是早期的粵語。
　　
　　由此可見，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對中原漢語，經歷了一個“趨同”到“求异”的轉變，這種轉變一旦完成，就標志著嶺南漢族移民的語言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範圍及中心，也就標志著粵語的形成。在這種情况下，粵語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漢語的進一步同化了。這種轉變，突出地表現于它對客家話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客家人進入嶺南，大約始于唐朝開元年間“橫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時形成高潮。那時嶺南原有漢族移民的勢力已經相當强大，因而新遷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粵北和粵東北山區。本來，客家話在當時要算是較爲標準的中原漢語，只要將它與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對照便可證實這一點，然而這種中原漢語傳入嶺南之後，已經無法同化那裏的粵語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漸接受了粵語。可見，方言之間的“趨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規律的。如果違背這種規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統一”，後果只會適得其反。前蘇聯急于搞什麽“語言共同體”而導致國內矛盾激化，便是一個“前車之鑒”的好例子。
　　
　　?語言學家陳建民先生曾經指出：“現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廣普通話，方言就無須調查、研究了。事實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滅對象。對此，方言區的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甚至會産生逆反心理。根據普通話與方言勢力的消長與地方文化傳統的關係，普通話與方言將長期幷存，未來的語言格局不會是一元化(普通話化)，而將是多元化(普通話與諸方言共存分用)。”?(《從語言接觸看中國大陸的封閉性文化》)可見，不管是在今天還是在未來，誰想效法秦始皇“書同文”去搞什麽“統一語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詞語”的旋風
　　
　　只要對當前“粵語熱”略加考察，便可發現：最走紅的是粵語中的那些“新潮詞語”。這些“新潮詞語”是指在改革開放中流行起來的市場用語以及生活用語，而且多半是從香港引進過來的。它們乘“粵語熱”而成爲一股刮遍全國的旋風，反過來又對“粵語熱”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語“taxi”的粵方言音譯，在粵語區尤其是香港已經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近年來則吹遍全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本來，普通話中早已經有規範的叫法：“出租小汽車”，但這一規範名稱逐漸爲“的士”所取代。在我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這一外來詞語的流行驚動了市政府領導人，他們在?1986年以行政手段“規定”：即日起，出租汽車凡“繼續標有‘的士’字樣的，將不准上街營業。”這麽一來，“的士”兩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車頂上消失了，但是這個詞語幷沒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語言交際中流行。
　　
　　不必將外來詞語視爲洪水猛獸，它們其實是對外開放的必然産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時候，張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外來詞語引進浪潮：第一次出現于東漢末年，由于佛教傳入，大量梵語和巴利語中的佛教語彙便出現于漢語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經成爲常用詞語，例如：“現在”、“過去”、“未來”、“刹那”、“須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語“五體投地”、“想入非非”、“現身說法”、“空中樓閣”、“不可思議”、“曇花一現”、“一塵不染”、“自取滅亡”等等，至于音譯詞如“魔”、“佛”、“和尚”、“尼姑”、“羅漢”、“閻羅”等更是衆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紀中葉形成。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傳播，以英語爲主的外來詞語被大量吸收進漢語，除了音譯詞如“馬達”、“香檳”、“沙發”、“坦克”、“撲克”等等之外，還有許多是由日本借古漢語的詞來意譯西方詞語然後再被借回漢語的，當今使用頻率極高的“革命”、“同志”、“經濟”、“文化”、“法律”、“環境”等均屬此類。如果視外來詞語爲“污染”，爲洪水猛獸，加以排斥，那豈不是連“革命”這個詞語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來由于實行對外開放，中外經濟文化交往劇增，出現了外來詞語輸入的第三次浪潮。這次浪潮跟前兩次比較，不但來勢更猛，輸入量更大，而且有個明顯的特點，就是通過港澳這座橋梁。大多數外來詞語都是先輸入港澳，被港澳的漢語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時間之後，再被引進到內地的。港澳本身是粵語區，因而所引進的音譯詞多帶粵語方音，意譯詞及音意兼譯詞也帶有粵語的構詞特點，加上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與港澳毗鄰，這些外來詞語就首先輸入粵語之中，成爲粵語的一個組成部分，然後隨著粵語的擴散而推向全國各地。因此我們認爲，對于今天的“粵語熱”，必須結合外來詞語引進的“第三次浪潮”一幷來考察。
　　
　　在“第三次浪潮”中被引進來的外來詞，其數量有多少，我們還沒法作出精確的統計，不過從其類別來看，多半是一些商品詞和一般生活語詞兩類。在這兩類詞之中，較早引進的、數量較多的是商品詞。屬衣著類的，如：T恤、迷你裙、比基尼、領呔、法蘭絨、波士尼等。屬食品類的，如：曲奇餅、麥當勞、咖啡、咖喱、蛋撻、旦戟等。屬于娛樂類的，如：卡拉OK、喳喳舞、探戈、鐳射、花臣等。這些詞語，在今天的廣東，不僅青年人使用，中老年人也使用，它們的涵義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了。有些東西本來就屬于外來之物，這些外來之物自然就帶來外來之名。外來之物借用外來之名，這是我們在語言的使用上最爲省事、最爲方便的一種辦法。?
　　
　　但是，也有一批外來詞語所指稱之事，漢語本來早已有其名，可是近年來一些青年出于時髦的心理，或者爲了把話說得新鮮一些，便故意以洋名稱之。比如稱謂語，不說“媽媽”，而說“媽咪”；不說“叔叔”，而說“uncle”；不說“小姐”，而說“miss”；不說“女朋友”，而說“girlfriend”；不說“老師”，而說“sir”；不說“老闆”，而說“boss”，不說“妻子”，而說“wife”等等。還有一批日常口頭用語，近幾年來不少青年也以洋名稱之，例如把“對不起”說成“sorry”，把“好開心”說成“好happy”，把“識做”說成“識do。”，把“小商店”說成“store”，把“低級”說成“低class”等等。以洋名代替漢名，廣州學生界用得最爲普遍，筆者曾在一所中學和一所大學分別作過抽樣調查，從衆多英語單詞中選出了一批常用的詞，分別調查其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估列舉其中10個詞的調查結果：
　　
　　1．bye?bye(再見)：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2．do(做)：中學生88％，大學生92％；
　　
　　3．sorry(對不起)：中學生90％，大學生96％；
　　
　　4．cool(冷漠)：中學生98％，大學生100％；
　　
　　5．face(面子)：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6．boss(老闆)：中學生98％，大學生100％；
　　
　　7.party(聚會)：中學生和大學生均爲100％；
　　
　　8．sir(老師)：中學生98％；大學生84％；
　　
　　9．happy(開心)：中學生94％，大學生100％；
　　
　　10．money(錢)：中學生與大學生均爲100％。
　　
　　可見，相當一部分英語借詞已融進青年人的粵語口語中，幷取代原有的母語成爲時髦口語，而在青年人當中尤以大學生使用得最多。
　　
　　粵語中夾用英語單詞的現象不僅出現于口語裏，而且也常常出現在廣東的報紙、雜志上。例如《羊城晚報》1993年5月?17日晚會版就有一篇題爲《校園持卡一族》的文章，?其中就有這麽一段話：
　　
　　有時，他們還冷不防晃一晃手中的小卡，對同伴喊：“喂,今天Shopping(購物）去。”這，便是羊城學生中的“持卡一族”。……學生持卡心理則大同小异，都離不開把自己“包裝”得現代一點的心態，有的直言不諱，持卡八成是“扮?”(造作)，有的美其名曰爲“領略新科技”。也有不少學生在風風火火的持卡一族面前持冷靜態度，認爲自己還不是“揾銀(掙錢)階層”。
　　
　　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語言變异現象，在普通話中既夾用粵語，又夾用英語，粵、英、普三者合一，既土又洋，反映廣東開放改革後的語言變化，讀來使人頗覺新奇。
　　
　　再舉《廣州青年報》1988年1月7日第一版《拉起手來，就是一座橋》中一段：
　　
　　?我喜歡郊游，媽咪(媽媽)話(說)我浪費時間，閑時我喜歡跟一群“發燒友”操起樂器，爹地(爸爸)又話我不務正業。我告訴他，現在潮流夾band(樂隊)，他更是一頭霧水，不知band是何物。他們根本不理解我們，這就是“代溝”。
　　
　　如果翻開廣東一些通俗性、娛樂性的雜志，我們也隨時可以看到這些中英混雜、生動活潑的語句。比如由廣東作家協會主辦的《少男少女》雜志，就充分顯示了廣東青少年中的這種“中英混合文化”。1989年3月份，該刊物一個欄目于脆連用兩個英語單詞做標題：《Friend Friend》(朋友、朋友)。在《女生這樣對男生說》欄目裏，就有一篇文章，其標題是《請勿“扮?Cool”》(請不要裝作冷漠)。在《大特寫》欄目中有《形形色色的性罪背後》一文，作者寫道：
　　
　　?確實，生活在廣州這個開放城市的中學生，他們每天都接受著大量的刺激信號：……他們隨身携帶的Walkman (微收放機)裏亦播放著帶有暗示性的流行歌曲……。
　　
　　《南風窗》和《黃金時代》等雜志也是如此。試看《黃金時代》1990年第2期《闖世界》欄目裏所刊登的《國際盲流》中一段：
　　
　　在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出國熱”中，你終于動心了。于是你千方百計地尋找經濟擔保人，不管對方是隔著八輩才扯得上的親戚，抑或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接著、你開始攻讀英語，考“托福”。好不容易盼來了某個名牌大學或三流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然後你就開始搞護照，提心吊膽地去領事館闖“簽證關”……終于，你“pass”(通過)了。
　　
　　有個哥兒們原先在某市電視臺當播音員，據說他在城裏任何一家酒家吃飯都不用掏錢，後來，他“洋插隊”到了澳洲，上學之餘，免不了要到餐館打工，當waiter(侍者)，對每一個顧客點頭哈腰。
　　
　　這種“中西合流”的語言現象産生在廣東的大城市乃至珠江三角洲一帶是很自然的，廣東人聽起來或讀起來一點兒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北方各省却是少見的。粵語混入外來詞，不管是商品詞也好，新潮時髦詞語也好，不管音譯詞也好，意譯詞也好，直接用外語單詞也好，我們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雙語現象，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中西兩種文化交流、碰撞在粵方言所産生的一種變异。
　　
　　四、爲“粵語洋化”一辯
　　
　　外來詞的大量引進，社會上反映强烈。一些北方學者認爲：?粵語中所引入的大部分英語詞，多半都可以在漢語中找到同義的詞，夾用英語的形式實屬不必。英語詞在粵語中泛濫，會破壞祖國語言的純潔與健康，從而造成“語言污染”，後果堪憂。甚至有人認爲，這種語言變异現象跟一些人的崇洋思想有關，因此主張：必須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一“語言污染”現象。
　　
　　我們認爲，粵語中引進的一些英語詞，是近十多年來廣東對外開放的産物之一。廣東青年以在交際中夾用幾句英語爲樂，是禁止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英語詞引入粵語，可以豐富粵語的表現力，使年輕人談吐更添優雅，風趣，這也許正是越來越多報刊也樂于使用的原因。
　　
　　其實，産生這種“粵語洋化”的現象幷不奇怪。因爲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語言既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體現，當它作爲一種信號系統履行它的社會職責時，各個民族所固有的語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觸。在頻繁的語言接觸中産生互相移借，吸收一些外來詞語來豐富自己的語彙，這是很自然的事。這種移借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吸收的。就英語本身來說，也是不斷吸收外來語的，據統計，在英語中外來概念詞幾乎占50％，其中從漢語中也吸收了不少。如“kung fu”(功夫)“silk”(絲)“tea”(茶)等等，都是從漢語中引進的。隨著廣東人飄洋過海，英語中也吸收一些粵語語詞，現代英語中有wok一詞，其意義就是“凹底鍋”，即粵語的“鑊”。
　　
　　但是，從總的來說，在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過程中，當本民族經濟文化處在高位時，也就是說，當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及物質文明都處在較高的層次時，那麽，交流的結果，一般是本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擴散、輻射，而對异族文化的吸收則是有限的、局部的；但是，當本民族文化及物質文明在交流中處于低位時，文化交流的結果，一般首先是物質生産技術的全面引進，即偏重于物質文明的吸收，繼之則是從法律、教育、思想乃至思維方式、精神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引進。在文化交流中，處于高位的往往起著强制作用。相反，處于低位的，在交流的過程中對于外來文化的吸收往往是不加選擇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窮學富”效應。粵語近十多年來引進的一批英語詞語，正是體現了這種效應。
　　
　　一批時髦的英語單詞之所以首先在廣東流行，香港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在這個城市的約600萬居民中，除了90％的華人外，還雜居了約10％的英、美、德、日、法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士，加上香港十分開放，外國人進出頻繁，在這種華洋雜處的特殊環境中，香港華人自然地會接觸到許多新事物，那些洋人不但帶給香港以新的科技，也帶給香港以新的文化思潮，同時也給香港居民帶來許多外來的新的詞語。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毗鄰香港，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香港同胞回大陸探親，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一些時髦的英語詞帶進來與親人、親友交談，此外，港人還通過電視、廣播、錄像、流行歌曲、報刊、娛樂雜志等方式，把一些常用的英語詞語，源源不斷地輸入廣東。而廣東則由于對外貿易的迅猛發展，引起對英語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英語熱”不斷升溫，英語單詞源源進入粵語便成爲一種趨勢。
　　
　　英語詞語在廣東流行，更重要的內在因素是廣東人開放的文化心態。因爲廣東人的文化心理本來就具有一種開放性，善于借鑒和吸收异文化，較少排外心理。
　　
　　廣東人的文化心態首先表現出一種包容性。包容性文化傳統的形成與文化多源相關。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曾經吸收了百越文化、荊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諸因素，也接受了外來的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文化的部分影響。這種由多元文化融合成的區域文化往往具有包容性的特徵，這就是能對外來的、新异的文化會采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來進行吸收。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促使了粵語向英語的大量移借。這種移借又反映出廣東人的開放性心態，正是這種開放型的心態，推動了廣東文化從單一向多元的發展。
　　
　　中國北方各省的傳統文化基本上是大陸文化，其最大的特點是單一性和封閉性。這一點與我國的地理環境條件有很大關係。“我國一面臨海，三面是交通極之不方便的陸地，陸地有相當廣闊的回旋餘地。在科技相當落後的古代，這種近于封閉的地理空間形成了中國與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見陳建民《從語言接觸看中國大陸的封閉文化》)直到一百多年前，不少人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世界的主體，世界的中心，稱自己的國家爲“天下”，而對外國則稱作“番邦”，把外國人統稱爲“番鬼”、“洋鬼子”等等，唯我獨尊，夜郎自大，正是由于受到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的影響，對于外來文化、外來的語彙，一般不予理睬，甚至拒絕吸收，幷强調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及語言的單一性和純潔性，稍稍沾上一點外國的氣味，則視之爲“不純潔、不健康”，予以排斥。
　　
　　但是在廣東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廣東以邊緣文化、海洋文化爲特徵，幷帶有極大的兼容性和開放性。因此自身善于嫁接他種文化，善于引進、吸收別國語言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說，廣東人最早放下泱泱大國的架子，把眼光投向海外，幷積極而主動地與西方進行多方面的交流，使自己最先從大陸的封閉文化解脫出來，從而轉化爲多元的海洋文化。相對來說，廣東人歷史上受儒家學說影響少些，而受外來的實用主義思想影響多些。開放改革以來，廣東人善于從多元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一反“以我爲中心”，從“你來求我，我得大利，你得小利”的內向型辦事原則，轉變爲外向型的互利互讓原則，這種思想觀念是相當部分北方人很難接受的。今天，粵語向英語敞開胸懷大量移借的現象，實爲廣東人的開放心態一種反映。
　　
　　這種在語言上所取的“拿來主義”，充分體現出廣東新一代青年人對外來文化所具有的樂觀、開放、兼容和進取的精神。但是，有人却將這種傾向與崇洋媚外混爲一談，其實是兩碼事。崇洋媚外者，充滿民族的自卑感，以緊跟、模仿、超前洋化爲榮，其特點是不學無術，不求上進。而用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武裝頭腦的青年人則不同，他們對本民族智慧具有自信心，對西方所宣揚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够作出判斷，只吸收對自己有用的那些成分。他們既不媚外，也不排外。
　　
　　從歷史範疇看，廣東人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溝通了外來文化與中原正宗文化的關係，使它從內陸型封閉狀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從現實範疇看，它是中國文化由農業文化階段轉化爲現代文化的一次嘗試，是東西方文化第二次融匯的結合點。對亞洲經濟文化素有研究的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在其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中認爲：“由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地方小，目前真正具有潜在能力的‘東亞小龍’是臺灣和南朝鮮。而從經濟角度看，香港和廣東現已形成一個整體區域，兩者結合，將可變成第三條‘小龍’。這條‘小龍’不僅具有創造經濟奇迹的意義，更標志著一種開放性文化價值體系的形成。”
　　
　　這種開放性的文化心態，若分析起來，還蘊含著一種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識。不少人對開放改革後的廣東“一切向錢看”、認錢不認人的拜金主義思想感到憂慮，其實呢，從“權力拜物教”轉變爲“金錢拜物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
　　
　　?當今的廣東，高級賓館大門敞開，不論高官、洋人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進來，一視同仁。街上的士揚手即停，任何人不得拒載。廣東人大都不講求官位而講求實惠。尤其是在年輕人的眼中，值得羡慕的不是大官員，不是什麽“長”(董事長也許是個例外)，而是白手起家的富豪。所有這一切都體現了廣東人在觀念上跟北方人有所不同。不少青年人在一起游玩時樂于采用“AA制”(吃飯各人付一份帳)。實質上是對傳統文化人我界綫不明朗的和合性的一種革新。今天的廣東，處處體現出一種普通老百姓的平等意識，如五花八門的專綫電話安裝，公衆點歌、點播，形形色色的監督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使人感受到一種平等、輕鬆、競爭的氣氛。近年來有許多北方的大學生、研究生南下廣東找工作，這固然是由于廣東工資待遇較高，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廣東開放先走一步，逐步引入平等的競爭機制，使有本領的人能够在這塊開放的土地上一展所長，實現自我的價值。
　　
　　正因爲廣東人在開放改革十多年來所形成的講求實效、樂觀進取、公平競爭的精神，具有開放性、多元性的文化心態，因而促使新一代青年知識階層的崛起，所以他們能够在繼承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時，有膽識、有魄力去引進、吸收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和語彙，大膽地把外族的、外國的吸收過來，融匯到自己的語言寶庫中，藉以加强自己的語言表現能力，豐富粵語的表現形式，使之更具有多元的開放性和時代性。由此可見，在粵語交際中適當地引進一些外來詞語，這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加速經濟文化發展不但無害，而且是有利的。而對粵語本身的發展，更是起著巨大的作用。
　　
　　五、應當實行雙語制
　　
　　現在，當外地人踏進廣州，就會見到一種普通話與粵語幷舉的局面。各路公共汽車均用兩種話報站；廣播電臺和電視臺，都是“一普一粵”，同時播放；商店售貨員、賓館服務員，以及街邊攤販，時而說普通話，時而說粵語。這種情况，既使外來人員感到幷無不便，又令本地居民感到滿意。不僅廣州如此，廣東其他大中城市也大體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語言學界人士對此不以爲然，甚至十分惱火。他們把廣東電視臺堅持一普一粵的做法，說成是公開地與推普“唱對臺戲”，一再要求廣東取消粵語台。這些人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他們只知道一個國家需要有民族共同語，以維護民族的團結和統一，而不知道方言的存在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産物，不是通過命令就能人爲地消滅得了的。這裏我們不妨重溫語言學大師呂叔湘先生1980年說過的一段話：
　　
　　語言是什麽?說是“工具”。什麽工具?說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語音啊，語法啊，詞彙啊，條分縷析，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和結構，沒有講人們怎麽使喚這種工具。一聯繫到人，情况就複雜了。說話?(以及寫文章)是一種社會活動，語言是社會活動的産物；社會是複雜的，因而語言也就不可能不是複雜的。不同民族的人說著不同的語言，不同地區的人說著不同的方言；這個民族、這個地區的人又往往會說那個民族、那個地區的話。……以語言而論，大多數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語庫”，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說不同的話；不但是用的字眼兒有所不同，句法也會有出入，甚至語音也會起變化，可以說是“隨宜取用，不拘一格”。?(《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現象》)
　　
　　這段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多年來我國語言研究和語言工作的弊端，今天讀起來依然是發人深省的。呂叔湘說的是“任何一本講語言的書”，當然包括建國以來有關“推普”的書，這類書都是只見“工具”，不見“人們”，不尊重人們的語言習慣，將推廣普通話錯誤地看作“統一語言”。這種弊端至今仍未完全糾正。
　　
　　爲了糾正“推普”工作中的這一弊端，促進我國尤其是方言區的語言生活健康發展，近年來，語言學界不少專家建議推行“雙語制”。
　　
　　所謂“雙語”，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現象：在一個地區，同時通行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包括方言)。根據這種情况而確立的二元化或多元化的語言制度，就是雙語制。
　　
　　在當今世界上，不少發達國家，如加拿大、比利時、新加坡等，都實行雙語制。新加坡憲法規定：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和英語均可作爲該國的官方用語。香港也是個雙語地區，?1986年，當局作出規定：漢語和英語的法律文本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時均可作爲教學媒介。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行雙語制後，幷沒有影響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相反還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
　　
　　廣東的雙語現象早就已經出現。秦朝末年，趙佗在此建立南越國，當時，丞相以下的官員基本上是百粵土著；就連趙佗本人，在跟他們打交道時，也只得改變自己的服飾、生活習俗及語言，成爲“酋長”式的國王。可見那時廣東一些漢人居住的地方，實行的已是“雙語制”，漢人之間交際使用漢語，與粵人交往則使用百粵土著語言。這種局面一直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此後，由于中原漢人不斷南遷，逐漸形成粵、客、閩三大方言，這三大方言隨著人口的流動而互相滲透，于是出現了一些客粵雙方言區、客閩雙方言區和閩粵雙方言區。例如東莞市的鳳崗、清溪、樟木頭、大嶺山、黃江、塘夏、謝崗等鎮，原來都是客家地區，由于粵語的滲透，這一帶逐漸成爲客粵雙方言區。汕尾市原屬閩語區，其居民除5％左右的“深水漁民”來自粵西之外，其餘全是“福佬人”，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該市掀起一股“粵語熱”，逐漸變爲一個閩粵雙方言區。據筆者調查，目前全省這種雙方言區分布于40多個市縣，人口約300萬。此外，在同一種大方言區內，也形成一些兩種次方言同時通行的雙方言區。例如臺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市縣，通行一種“四邑話”，這種“四邑話”與廣州話雖然同屬粵語次方言，但差异較爲明顯，隨著廣州中心城市地位的形成，廣州話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少四邑人也掌握了廣州話，因而形成廣州話與四邑話同時通行的格局。
　　
　　雙語現象的存在，使廣東人的語言生活具有多元性。他們在不放弃自己的母語的同時，樂于接受其他語言和方言，這對于推廣普通話本來是有利的，但如果處理不當，片面强調以普通話限制甚至代替方言，那就必然走向反面。
　　
　　實行雙語制，就是一方面普及普通話，使全省人人掌握普通話，幷在一定的範圍內規定必須使用普通話；另一方面，又尊重他們日常用語習慣，認真研究各種方言，適當地發揮方言在日常語言交際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普通話和方言共存分用的局面。就廣東來說，就必須對已經形成的“粵語熱”持慎重態度。粵語特別是廣州話既已成爲全省的主要方言，在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交往中起著重要作用，幷且成爲粵港澳經濟文化合作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須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充分肯定幷繼續發揮粵語這種作用，而不可采取不適當的限制措施。
　　
　　實行雙語制，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什麽場合必須說普通話，什麽場合可以“悉聽尊便”；什麽文章(比如機關公文)必須使用規範的普通話來寫，什麽文章則可以適當用一些方言詞語，都要有明確的規定。從推廣普通話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似乎是退了一步，其實是“退一步，進兩步”，將使推普工作更順利地進行。當然，首先要廣泛開展討論，尤其是在語言學界開展探討，深圳市深港語言研究所已經連續舉辦了三届“雙語雙方言研討會”，到會的既有廣東的學者，也有來自北方各省市的學者，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漢語專家，他們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見解，應引起有關領導機關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