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在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地位

leon_jeng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當今爲世人矚目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經歷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爲基礎的貿易全球化，和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産業全球化歷史發展階段的。本文擬就廣東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中心市場地位作一探索，以求證于方家。

　　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Da·Gama)繞過好望角開闢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綫；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ernāo de Magalhā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範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繫爲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爲全世界的歷史，爲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條件。

　　但是，作爲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强大的商品製造能力和生産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産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産量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國內貿易總值爲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强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産。〔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a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産豐富的國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爲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衝擊，加上戰亂、灾荒、瘟疫流行，經濟日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爲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麽民生産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携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各個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爲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東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葉，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爲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却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年)，“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銷江海關，浙海關和閩海關，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年)，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爲全國唯一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15〕。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進行。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况，說：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爲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爲中心。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裏。〔16〕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的72年，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7〕；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年)有5107艘〔18〕，平均每年爲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9〕。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g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爲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後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够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不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20〕

　　龍思泰于1798年(嘉慶)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雲集廣州經商的情形：??“中國各地的産品，在這裏(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裏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21〕

　　明清政府爲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22〕，以至後來發展成爲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况、不懂漢語以及不瞭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爲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說：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爲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3〕

　　這麽一來，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爲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正如時人賦詩稱頌雲：

　　廣州城廓天下雄，島夷鱗次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24〕

　　三、澳門是貿易全球化的中轉港

　　澳門是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珠海市)海邊的一個小漁村，古時不足爲港。但自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他們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准開放廣東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門爲基地，開展對中國的貿易，幷從萬曆六年（1578年）始，得廣東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兩季到廣州參加爲期數周的定期市(交易會)，直接與在廣州貿易的中國商人購買絲貨、瓷器、茶葉等商品運往澳門，然後轉運到日本、東南亞、歐、美洲的國家出售。同時，明清政府也明文規定：凡外國商船來廣州進行貿易，必須向澳門的中國海關(明代的市舶司及清代粵海關設在澳門的分支機構)領取進入廣州的“部票”(入港許可證)，幷繳納關稅，聘請通事、買辦和引水員，最後由引水員引航進入廣州貿易。這樣一來，澳門就成爲中國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貿易全球化的中轉港。所以，從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個國家到中國和中國到世界各國貿易所開闢的航綫，都必須經澳門港中轉。下面我們將當時中國唯一合法出口的廣州港經澳門開往世界各國的航綫簡略闡述，可見一斑。

　　1.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歐洲航綫。

　　這是16世紀中葉通往歐洲的最長航綫，全程爲11890海裏。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歐洲的商品有生絲、各種顔色的細絲、綢緞、瓷器、砂糖、中藥、手工制被單等，其中以生絲爲最大宗。由里斯本經澳門輸入廣州的商品有胡椒、蘇木、象牙、檀香和銀子，其中以銀子爲最大宗，僅1585—1591年，經澳門運入廣州的白銀約20萬兩。

　　2.廣州——澳門——長崎航綫。

　　這是葡萄牙人進入澳門後開闢的東方航綫。葡萄牙人到廣州購買中國的生絲、綢緞、砂糖、鉛、棉綫、中藥等商品運往長崎，其中以生絲爲最大宗，據統計，自1578—1638年，運往長崎的生絲共11540擔，絲織物21000多擔。從長崎運經澳門入廣州的商品主要是銀子，據統計，自1585—1640年，從長崎經澳門輸入廣州購買中國商品的銀子達到1489?9萬兩〔25〕。

　　3.廣州——澳門——馬尼拉——拉丁美洲航綫。

　　這是萬曆三年(1575年)開闢的新航綫。由廣州經澳門至馬尼拉中轉，過太平洋直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和秘魯的利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從廣州經澳門運往拉丁美洲的中國商品有生絲、絲織品、瓷器、鐵鍋、糖、棉布、中藥等數十種，其中以生絲、絲織品爲大宗。從拉丁美洲經馬尼拉運回澳門入廣州的商品有白銀、蘇木、蜂蠟、墨西哥洋紅等，其中以白銀最多，據統計，從1586—1640年，運經澳門入廣州的白銀達到2025萬比索。〔26〕

　　?4.廣州——澳門——望加錫——帝汶航綫。

　　?這是廣州與東南亞國家貿易的老航綫，明清時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當時葡萄牙人利用這條航綫，主要是到帝汶島購檀香經澳門運入廣州出售，然後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經澳門運往世界各國。葡萄牙人在廣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潤高達150—200％〔27〕。

　　5.廣州——澳門——紐約航綫。

　　這是1784年由美國丹涅爾·巴駕(Daniel paker)爲首的一群紐約商人合資購買一艘定名爲“中國皇后”號(The Emper of China)的300噸木帆船，于1784年2月22日從紐約啓航，8月23日到達澳門，辦好入廣州港手續，于28日到達廣州黃埔港，航程達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于次年抵達紐約。從紐約運來的商品是40多噸的花旗參和一批皮貨、羽絨、棉花、胡椒等商品；從廣州采購運回紐約的是絲綢、茶葉和瓷器等。美國商人從中賺利30721美元。這是中美直接貿易的開始〔28〕。

　　6.廣州——澳門——俄羅斯航綫。

　　嘉慶八年(1803年)5月，沙皇組織了一個以克魯任斯泰倫爲指揮官、率領“希望”號和“涅瓦”號兩艘艦船從喀琅斯塔港啓航，橫過大西洋，于1804年7月繞南美洲的合恩角進入太平洋，向西方向航行抵夏威夷，再渡太平洋到馬尼拉，于1805年11月到達澳門，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諭旨，至1806年1月才得以入廣州貿易。俄國商人運來價值19萬西班牙銀元的毛皮貨在廣州銷售，然後購買價值11萬西班牙銀元的中國茶葉、生絲等商品，于2月7日離開黃埔港返航。從此，打開了廣州到俄羅斯的海上貿易商路〔29〕。

　　7.廣州——澳門——大洋洲航綫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新到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廣州購買大量中國茶葉，裝滿在一艘名爲“哈斯西侯爵號(Marquis of Hasting)”船，從廣州起航經澳門開往新南威爾士的杰克遜港(Port，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年)，另一商人威廉·查頓，在廣州購買了一批生絲和茶葉，用“奧斯丁號(Austin)”三桅船裝運駛往大洋洲的賀巴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當時，船從大洋洲返航時，雖然“缺乏適當的回程貨”〔30〕，但畢竟開通了廣州到大洋洲的貿易航綫了。

　　?從上述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由廣州起航經澳門爲中轉港的七條國際貿易航綫的歷史事實看，廣東在貿易全球化中扮演了中心市場的重要角色，對推動當時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值得廣東在今後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借鑒和發揚的。

　　注　釋：

　　〔1〕世界銀行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報告》第7頁，1981年。

　　〔2〕戴逸：《論康雍乾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圖書館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的講稿。

　　〔3〕Angus Madd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 centre，?Paris，?1998?

　　〔4〕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7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

　　〔5〕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3l、32頁，序言。

　　〔6〕Rokert pa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erestion，P61?

　　〔7〕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載《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第4期。

　　〔8〕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9頁，福建人民出版1989年版。

　　〔9〕《文獻叢輯》第176輯，《福建巡撫常賫奏摺》。

　　〔10〕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算》，載《中國錢幣》1995年第3期。

　　〔11〕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P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Lisboa，1963.

　　〔12〕貢德·弗蘭克(Andrew Gunder Frank)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Reorient:Glod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央編譯局2000年版）。

　　〔13〕《明史》卷75，《職官四》。

　　〔14〕《清高宗實錄》卷550。

　　〔15〕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116頁，序言。

　　〔16〕原載Chinses Repository，VolⅡ，P289，1833年11月號，?見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l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17〕黃啓臣：《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根據《粵海關志》卷24第34-40頁的數字統計。

　　〔19〕胡憲宗：《籌海圖編》卷12。

　　〔20〕轉引《鄭成功收復臺灣史料選編》第115、11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原載((Chinese Repository))volⅡ，p289，1833年11月號，見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22〕王圻：《續文獻通考》卷31。

　　〔23〕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24〕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25〕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0ld Japan Trade，1555——1640，P47、61、64、128、144、147、153、157、169，Lisboa，1963.

　　〔26〕黃啓臣：《澳門通史》第47—48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7〕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 em solor，de 1555a 1720，P175 ?

　　〔28〕袁鐘仁：《廣州和美國的早期貿易》，載《嶺南文史》1999年第l期。

　　〔29〕王之春：《清朝柔遠記》卷6第152頁，中華書局1989年版。

　　〔30〕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86—87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