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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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六朝汉文化在岭南传播

　　秦汉岭南先后归人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从文化意义来说，这也是岭南古代文化一个新起点。自此以后，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发生更多接触，渐渐融合，同化南越文化，并以后来居上之势，得到广泛传播。追到六朝移民高潮到来，这种传播发生转机，并最终导致南越文化趋同于汉文化局面。

一、秦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今广东跨三郡十六县，大部分地区覆盖在秦政治势力之下，基本上结束过去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这是岭南制度文化上的一项首创，为汉文化输入铺平道路。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秦始皇甚至应龙川县令赵伦请求，另外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卜3」。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 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族人。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过不同渠道展开，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文化风貌。首先输入较多铁器农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开垦，也改变过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褥……无积聚而多贫”【“峨态。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禹、顺德～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还有煌溪、阳山、诓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处“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后为南越国君主的赵伯，在任秦龙）；1县令时期，就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成为推广汉文化一位先驱者。唐代韦昌明在汹王井娜追记：“南越王赵伦，昔令龙J；D时，建治所以警湖之东”，又“登山望景••，…垦辟定规制。”史称这口“并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25］，表明秦人较高文化知识和技术。

　　 中原文化还借助于秦势力渗入当时尚无行政建置的海南岛，近年岛上多处出土秦国钱币“秦半两”。海南甚至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一些地区仍袭用秦国六进制。明人唐胄说：“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乃专历史虽然短浅，但对岭南首次有组织的文化输入，功不可没。

二、汉文化在南越国扎根生长
　　秦末汉初，赵伦割据岭南，所建南越国达95年。但赵氏政权仍坚持秦汉多项政治制度，同时采取揉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从而使秦开辟的传播汉文化渠道进一步畅通，汉文化继续在南越国扎根生长。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为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缩影。

　　 象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说明它们或由秦军带来，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句键、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特别有意义的是出土大量铁器，除兵器以外，还有铁锄、铁斧、铁循等农具，说明南越国也掌握铁器锻造技术。另外，还通过边境贸易从中原输入一部分铁器和牛羊马匹。这不但提高南越国的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南越人极强的地域观念，冲决与中原人很深的隔阂，利于汉文化的扩散。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破、石板平桥、水闸，以及多口砖砌、陶制食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的碰撞和融会已进人深广的程度，自然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的。

　　 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对付后来汉武大军压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锐水师。《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代村治船。”《广东新语•术语》曰：“责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揖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禹之桂，爱始为舟。”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够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为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铁器工具，这与铁器文化在南越国广泛传播非常吻合。 在精神文化方面，赵伦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亲自“弃冠带’，着越服，“椎害箕据”，自称“蛮夷大长”，利用当地人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汉文化在岭南传播。如鼓励汉越通婚，办学 教民，推广汉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使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汉文化意识在南越人中不断加强，也加快了汉越民族融合过程。赵伯这些文明进步功绩，得到汉高祖刘邦充分肯定，刘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27」。所以说赵伯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臣。

　　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的生长点和向外传播基地，“赵伦城”城周10里，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区。这一带出土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西安、咸阳秦宫殿的铺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墓，亦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还有应元路越王井等，足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已传人岭南，番禹城也从传说变为现实，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在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化景观。可见，南越国对汉越文化的宽松政策，开创了岭南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先河。
赵伦死后，南越国国势不振，不久被汉武帝平定，岭南重归汉王朝，也揭开了汉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中原和楚地大批铁器、耕牛，及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源源输入岭南，使大面积密林深谷开垦成为可能，稻作、旱作和经济作物栽培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粤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观发生很大改变。到西汉后期，番禹、侦阳（英德）已有培养士人机构。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库序之教，设婚姻之礼”［28」，以后私人办学的也不少。这些公私学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状态，具有移风易俗作用。但秦汉岭南毕竟还刚踏进封建社会门槛，土著南越文化仍很强大，所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只能与之采取接触形态，继为混合形态，缓慢地在岭南传播。

三、六朝移民高潮带来汉文化传播转机
　　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也同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高潮。史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刀」。这次持续了近aoo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
第一，六朝时代在岭南设置大量郡县，以安置南下士民，但新增郡县有不少深入南越人（俚人）僻居的溪炯，使他们成为郡县编民。这不仅利于中央政令推行，而且为汉文化扩展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第二，来自中原以“衣冠望族”为主体的人群，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到达岭南后，多聚族而居，即“占籍各郡”，在短期内发展为大族，不仅左右当地政治、经济命脉，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落后的土著文化，并逐步融合乃至部分取代它们，从而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人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成为当地豪绅大户，阮氏自然也是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

　　 第三，萧梁直到唐初，由于俚族首领洗夫人采取民族和睦和民族融合政策，使汉文化得以在俚族地区占居重要阵地。洗氏与高凉太守冯宝联婚，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俚汉文化结合的象征。如后来道光《广东通志》指出：“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俚族内部也逐渐消除积仇宿怨，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甚至连海南俚人‘们随者千余蝈”卜」，在此基础上重置崖州，结束海南长期无建置状态，开创了汉文化在岛上传播的新局面。

　　 第四，汉人南迁和汉俚融合在文化上产生积极效果。自此广州“大开鼓铸”【川，有了自己冶铁业，甚至俚族地区也有铁器工场，《隋书•谁国夫人传》有“铸兵聚众后唤君”之语。俚族从铁石工具并用进入铁器时代，俚族精湛的铸铜技术，后人叹为观止。新中国建立后在原俚族聚居中心两阳。高州、化州地区发现的功多面铜鼓，不仅体形高大，而且饰以多种图案和花纹，为俚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很多人相信，西汉以前南越人不会制造铜鼓，直到晋代裴渊《广州记》才说“俚僚铸铜为鼓”。所以只在西汉以后，铜鼓铸造技术才有可能作为汉文化一部分进人岭南，并流传到俚族地区，浇灌出灿烂的铜鼓文化之花。伴随铁器工具广泛使用的还有牛耕、排灌、酿酒、制瓷等技术，并在粤北、珠江三角洲等地推广，广东开始踏上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之路。甚至在俚族地区，农业也稳定地发展，到唐天宝年间，据鉴真和尚所见，海南沿海出现了一派种稻养蚕植果的田园风光，不少地区“村村相次”，“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飘五里以外”［32」，与过去蛮荒景观遇然不同。这也是洗夫人致力于推广汉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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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岭南文化持续不平衡发展

　　史称“五岭以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梗阻不便。自唐张九龄奉开大庆岭体p大梅关）新道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自此，大庚岭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持续但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改变了过去的文化格局和景观。

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
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六朝移民高潮的结果，是汉人在岭南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加上上述经过洗夫人的努力，汉俚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例如移居海南的汉人，唐代以前为 2万人，唐代增加到 7万，分布地区也从岛北部沿海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迟而瘴病较严重的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以往是汉在北，俚在南。环岛建置的完成，形成汉在外、俚在内的分布格局，表明有一部分俚人被汉化。在汉俚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岛上不但有不少土特产作为“贡品”输入中原，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很精美。琼山郡守韦公干驱使俚人家奴“织花练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家具和大船，舶运到广州出卖。这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俚人所掌握，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艺制作。俚人另一居地雷州，唐代还从闽南移入一批居民，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类似这样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事例，实质上反映汉文化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汉俚文化界限在这里逐渐消失了。俚人中还出现一批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在汉未央宫大宴群臣，曾“命突厥颔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戴咏诗。既而笑日‘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这。雅事历被传为俚人汉化的佳话。

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除以大量移民为载体以外，个人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岭南在中原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瘴病之地、化外之区，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许多在党争中败北者，都被一贬再贬，最后流落岭南。他们中不乏有见识的政治家或文化人，来到岭南后，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睡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唐代开疆文化在岭南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流寓人物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杜审言、宋之间。李德裕、韩愈、刘禹锡、李宗阂、杨嗣复、王义芳、韩援、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例如韩愈贬潮州，在那里驱鳄鱼，放免奴婢，办学兴教，正乡音等，促进潮州风气改变。为纪念韩愈而命名的韩江、韩山、韩文公词、思韩亭、思公帕等，皆为中原文化在潮州扎根的见证。唐代贬惠州的有同平章事张锡、兵部尚书牛僧孺、著名诗人李尚德等，他们对惠州文化建设也起过一定作用。唐代贬海南的高级官吏更多，李德裕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李贬潮州再贬崖州（今琼山县境），在逆境中不忘著述，在崖州城修建望闭亭，民间还有其子孙化为黎人的传说，作为一代名相，千百年来一直为海南人所纪念和赞扬，这与其滴居时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海外文化移入
　　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秦汉以来，从徐闻、合浦港发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兴旺，所以海外文化假道前来，流布岭南也势在必然。唐代以前，岭南文化正处在形成阶段，尚未成熟，故更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岭南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秦汉时，集散香禹的一些土特产采自南海周边地区和民族，包括香药、琉璃、玛瑞、水晶等，《史记•货殖列传》和椒书•地理志》记载了番昌与海外交通的盛况，可以说，这是有文字可稽的海外文化进入岭南之始。据考证，汉初在我国栽培最早的海南岛棉花，是从印度经越南传人的［36］。至于中国官员、商人、使者外出交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进贡珍奇宝货之事史不绝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发掘多座汉墓，除了出土大量上述物品，还有不少托灯男女 陶涌，他们的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也不同于当地越人，而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37」。这类陶涌在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亦有发现。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不管这些陶涌真正身份如何，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入的佐证。但只到了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发展，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民族文化才更多地移入岭南，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内涵。这主要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作物品种、特殊材料、器皿等。例如唐代岭南生产各款陶瓷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砖石等建材，多有贴附坐佛或莲花瓣纹。佛教寺院、塔、雕刻等建筑大量兴起，与佛教传入有关的菩提树、蒲桃也在岭南安家落户。伊斯兰教清真寺、塔，伊斯兰教徒聚居善坊等在广州出现。伊斯兰教著名补品补骨脂也随同其他舶来品一起传进来。还有许多身穿奇装异服，“镍耳贯胸之类，殊深绝限之人”卜别也往来于各交通大道，歇息于哪店驿站之中。只有在岭南，才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外来文化景观。

四、文化发展反差
　　隋唐岭南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开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个别先进经济据点被大片蛮荒地区包围。这种区域发展的核心性也表现在文化上，形成较大的区域反差，成为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大庚岭道开通，“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遇则之风俗日变矣”［39］。这是中原文化南下在交通沿线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粤北、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褥面积在这些地区还有所减少。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列举当时中国四大商港，内有“广府”（广州）一地。这些地区生产水果。蔬菜、稻米、大小麦和甘蔗等，渐渐跟上中原农业发展步伐；所产陶瓷，釉色纷呈；所产葛、麻、蕉、竹、棉等纤维织品，别具一格，为中原人所珍视，多以购得自炫；所酿酒类众多，其中荔枝酒为其中珍品，受到诗人白居易赞美；城镇在这些地区也很兴旺。广州过去被称为‘茅草都市”，唐宋憬任广州都督，《新唐书•宋憬传》称，宋原“教之陶瓦筑堵，列哪肆”，取代茅草修茸房屋，将中原建筑文化引入岭南。珠江三角洲兴起金利、龙江、容奇、桂洲、黄连、北水、马齐、香山、青歧等圩镇。圩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也在它们中形成。佛教文化在惠能传教韶州时十分隆盛，唐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40），即不到 10户有僧舍 1区。从中可以窥见，这类地区文化色调很浓重，这当然是文化内外交流的结果。反观沿海低地和东江、韩江流域及海南五指山地区，不是多种野生动物渊豪，野象出没、鳄鱼为患，就是“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卜川俚人所居。不少志书都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上地下湿，皆多瘴病，人尤夭折……推结箕踞，乃其旧风”［42」，土著文化仍占一定优势。这种地区反差，恰好说明岭南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这时仍处在激烈的碰撞和整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