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民俗历久弥香 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观点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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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朗崖口飘色折射乡村社会风俗

　　崖口村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关于族谱在多大程度及如何反映?“历史真实”，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此有许多甚具启发性的研究，有关情况可参考景军：《神堂记忆》第七章（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本文所据是未刊中文译本）。以及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入《中国族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等研究珠江三角洲的相关论文。这社区的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元大德年间（1301—1308年间）谭姓祖先最早到达今崖口东堡村落脚居住，三世以后一支分支到平山，随着人口繁衍形成平山村；一支留居崖口，后裔分成六房，人口繁衍分成东堡、西堡、中堡三条村落；崖口六房的人口继续繁衍，部分子孙又搬到隔田居住形成向西村。杨姓于元代（1321—1329年间）迁入隔田，形成杨家村。陆姓于明代初叶（1408—1477年间）迁入隔田，后形成陆家村。萧姓明嘉靖年间（1538—1566年间）最后迁来，形成化美村。这些村落后又分成崖口（包括东堡、西堡、中堡）、隔田（包括陆家、杨家、向西）、平山（包括平山、化美）三个乡，后来才逐渐整合成今天的崖口村。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族谱的记载，崖口村四大姓的迁入顺序应该是谭、杨、陆、萧。但是几乎所有笔者采访过的村民都认为四大姓迁入的顺序应该是谭、陆、杨、萧。从村民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划分迁入先后的标准是和宗族实力有关的，综合实力越强的村落（或宗族），就越早迁入崖口开村的。反过来，所谓“先入为主”，定居和形成村落的先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村（或者说各姓）在当地所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利益。例如我们询问某种权益为什么谭姓有而其他姓没有，常常得到的回答是“其他姓很迟才搬来的，所以没有。”这种“史实”与“记忆”的矛盾在村民的口述中非常常见，其中透露着村民的观念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
　　黄健敏　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
　　

富有海洋特性的澳门文化

　　澳门文化的特点是它的海洋属性。海洋是澳门文化的摇篮，它滋润着澳门文化生长和发展。澳门地处岭南地区，本是香山县的一部分，而“香山，水国也。”它本是百粤海屿之地，岛屿星罗棋布，沟通外洋。澳门则是香山县南面一小岛，原本孤悬海中，未与大陆相连。其后，因西江堆积之泥沙，于澳门与大陆之间，冲积成一沙堤，遂将澳门与大陆相连，而成一半岛。远在5000年之前，澳门岛上海岸沙堤内侧，背山面海，有古泻湖和淡水河。这种环境十分适宜于古代先民的生活。广阔滩涂带来丰富的海洋生物，而且澳门位于珠江口西岸，咸水和淡水相交，适合多种鱼虾生长。这里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岛上草木丛生，四季长青，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澳门先民“靠海洋搵食”，以渔猎为生。1985年路环岛黑沙发现5000年前新石器遗址，出土石器有石英、石芯，有沟砺石和打制砾石工具，此外还有36片石英或火成岩石片。陶片有5000片之多，上有刻划纹、席纹、条纹、编织纹多种。主要为红陶，亦有若干白陶。陶片上有红彩刻划及镂孔，还有绳纹。所有陶片纹路风格均为波浪纹、水滴纹。这是海港渔猎文化的基本特色。澳门古代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与香山南部海岛古文化完全相同。都是古沙丘遗址，同是渔猎文化。因此，澳门是典型的岭南海洋文化。黄鸿钊
　　

朱卓文父女介绍

　　朱卓文（1875-1935），名仕超，后改名式武，字卓文，以字行世，广东香山（中山）县张家边区西桠村人。他未及弱冠即涉洋赴美，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员中的一员。他一生经历复杂，先后担任临时大总统府庶务司司长、中华革命军广东全权筹备委员、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广东兵工厂厂长、中央直辖讨贼军司令、香山县县长、广东省审计局局长等职务。朱卓文之次女朱慕菲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女飞行员。朱氏父女在中国近代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拟对父女二人的事迹略作钩沉。
　　尽管朱慕菲不是第一个上天的中国女性（第一个上天的具有中国国籍的女性应为秋瑾之女秋灿芝，但她不是飞行员，而是航空技术人员），但她确是具有中国国籍的第一个女飞行员，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值得永远记忆的，她是广东香山（中山）的骄傲，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程世刚　史学硕士　天津职业大学社科部讲师
　　

中山方言之分布及特点

　　由于缺乏材料，以往学界把中山的粤方言笼统地归于粤语香山片，其实中山市内的方言情况相当复杂，有粤语、闽语、客语三大方言，这在全省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使用粤方言的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77%。粤语内部又兼有分别属于粤海片、香山片、四邑片、莞宝片的方言。“三语四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已在中山的方言中留下痕迹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大致说来，中山客语居民基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南部五桂山区中；中山闽语方言岛分布在市中心周围的沙溪镇、大涌镇、三乡镇及张家边镇等地；而中山粤语则分布在北部冲积平原区的南头镇、黄圃镇、三角镇、东凤镇、小榄镇、古镇镇、阜沙镇、东升镇、横栏镇、港口镇、民众镇、沙朗镇，中部的石岐镇、环城镇和南朗镇以及南部的板芙镇、坦洲镇。中山粤语内部又可分为沙田话（近顺德话）、石岐话、古镇话（近台山话）和三角话（近莞城话）四种。其中沙田话主要分布在南头镇、黄圃镇、东凤镇、小榄镇、阜沙镇、东升镇、横栏镇、港口镇、民众镇、沙朗镇、板芙镇、坦洲镇；石岐话主要分布在中部的石岐镇、环城镇、南朗镇；古镇话主要分布在古镇镇；三角话主要分布在三角镇。
　　中山市上述各种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的移民有很大关系，据林柏松先生的调查，中山闽语区的居民，其祖先是宋代陆续从福建各地迁来中山定居的；而客语话移民，则是稍后从广东东部客语区迁来的。至于中山粤语区的居民，则有着不同的来源。中山沙田话的居民，主要来自顺德、番禺、南海等县，其中有部分是被称为?“疍家”的水上人弃船上岸，改捕鱼为农耕而定居于陆地，其语言“水话”与其他沙田话并无大区别；中山石岐话的居民，主要是宋代时由江西、浙江、福建经本省南雄移居中山；古镇地区的居民，来自台山、开平等地区；而三角话区的居民则是由东莞来中山的。蔡燕华　文学硕士
　　

咸水歌唱出当地人文韵味

　　对于咸水歌的起源，学术界尚未有定论。据中山的民歌歌手说咸水歌的起源地是沿海，海水是咸的（咸潮还常入侵沙田地区），所以人们便把这种歌谣称作“咸水歌”；不过以上说法尚未有论证，仅供参考。
　　咸水歌，多以四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等为一句，每段多为两句、四句、六句。从结构上看，中山人一般把七言为一句，四句为一段的咸水歌称作“高堂歌”（一作“高棠歌”）；把6句为一段，每句字数比较自由的多称作“古调高堂歌”（一作“钓鱼仔”）；此外，咸水歌的种类还包括姑妹歌（句式自由，拉腔时常用“姑妹”二字）、大缯歌、龙舟、咸水歌（暂且也可以称它为“狭义上的咸水歌”；以上三种咸水歌，句式十分自由，每段长短不限，而且在曲调和拉腔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等。
　　坦洲镇咸水歌历史比较悠久，演唱的群众多而广，广为坦洲人们的喜爱，在过去，在田间、农舍，处处都可听到咸水歌的声音；咸水歌的歌唱范围主要在水边的农村，尤其在新合、裕洲、群联等村。咸水歌的作品也尤其多，种类也多，包括狭义上的咸水歌、高堂歌、龙舟、大缯歌、姑妹歌等；其中著名的是狭义上的咸水歌和高堂歌。坦洲镇的咸水歌歌手的成就突出，当地歌手把它曾唱到北京，受周总理和郭沫若的亲自接见，毛主席还亲自点唱。现在，坦洲咸水歌的名声远传四方，受到各方媒体和学者的关注。
　　中山坦洲咸水歌，充满人情美和艺术美，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知识，透过研究咸水歌，探讨当地居民的人文风情，也可为后代保存珍贵的传统文化；加上近年来坦洲咸水歌正步向衰落，研究咸水歌就更具重要的意义。梁建其　中山市坦洲镇群联小学教师
　　
史海钩沉

香山买办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香山人何时开始成为洋行的买办，似乎无从查考，但鸦片战争前就有香山人在外国商馆当买办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梁嘉彬先生考证，在广东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时代，就有一些略知夷语的香山人出任夷馆买办，负责洋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采购任务。而且后来做了上海道台的吴健彰和他的胞兄吴天显，这时正是洋行的买办。由此可知，鸦片战争前，已有大批香山人在商行做事或当买办。
　　鸦片战争后，曾在“十三行”做事和当买办的香山人更加专注于发挥他们与洋商打交道的专长，充当纷纷洋行的仆人、职员、厨师、通事和买办。一位研究上海城市史的外国专家就特别指出，新开通商口岸的商行买办中，“许多买办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他的位置。在19世纪60—70年代，在上海有财有势的广东买办有徐宝亭和徐荣村兄弟，徐宝亭的儿子徐润和侄子徐芸轩、林清、郑观应、唐景星和唐茂枝兄弟，都是香山人。”
　　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可以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生活中的细节中体现出来。他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华洋一体，以及语言上的中英并用，子女教育上的中西结合，人际交往中的中外沟通与合作，都具有“另类”和“时尚”的双重意味，处处都予人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在普通人的眼中，他们是能人、成功人士；在正统的保守人士看来，他们又是离经叛道、寡廉鲜耻之徒；在洋务派看来，他们是难得的洋务人才和企业家；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又是最好的合作者和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他们是十九世纪那些渴望脱贫致富的偶像和榜样，也是希望由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人心中的楷模和前进的方向。他们是旧传统旧习惯旧势力的最勇敢的挑战者，又是社会秩序、宗族文化的守护人和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唤起了多数人的崇高和伟大，如其时的孙中山，也滋生了某些人的卑劣，如后来的汪精卫等。胡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授
　　

什么是买办

　　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治舞台上，香山买办活跃于其中并且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买办，指的是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的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水域的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买办一职，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十三行贸易体系的崩溃，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至上海，大批的行商随之移往上海等通商口岸，中国近代最早的买办由此产生。
　　赵艳珍　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
　　

六千年前珠海已有人类繁衍生息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在珠海繁衍生息。在汉代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珠海的许多岛屿就得到初步开发，传统农业、渔业较过去有了新的发展。唐代，珠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明清时期，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珠海因毗邻澳门而渐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和海防要塞。晚清至民国时期，珠海成为西学东渐先河之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涌现了不少在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杰出人物。
　　珠海早在先秦时期就迎来了海洋文明时代的晨曦。近年来，在珠海考古发掘的众多的沙丘遗址、遗物点和大量文物表明，先秦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在珠海一些海湾沙丘或山坡避风之处，以鱼、植物果实为主要的生活资料，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作业方式，以自然物崇拜和装饰物的制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珠海的海岛沙湾处发现的许多汉代陶器残片，尤其是在外伶仃岛石涌湾发现的一件肩部竖刻隶书“朱师所治”四个字的陶罐等文物，足以表明此时珠海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较大的进步。唐代，珠海成为中国南部广州到阿拉伯国家的海上商道的重要“驿站”。1977年和1984年珠海渔民在外伶仃岛海域和荷包岛海域作业时，曾捞获两批唐代陶瓷。这既证明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一条海上陶瓷之路，也表明中国与东南亚及西方国家有着紧密的贸易关系。1969年在南水镇蚊洲岛北面沙滩，曾出土?212件元代青瓷碗碟。所有这些被发现的文物，都无疑是珠海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何沁兰　珠海市社科联
　　

珠海挖掘出的碑刻

　　香山场吉大地界碑
　　2001年4月，因为香洲道路建设施工，在老香洲风波山下狮山直街与园山路交接处发现一块石刻，经市博物馆清理发掘，该石刻乃是“香山场吉大地界”碑，两面刻字，一面为“香山场地界”，另一面为“吉大地界”；字体为楷体，13×10厘米大小，阴刻，界碑高87厘米，方柱状，长与宽均为44厘米；上部平整，露出地表，下部粗糙部分填埋于地下；重约300千克，石质为花岗岩，局部尚可见开石痕迹。

　　前山福善堂碑
　　2005年5月17日市博物馆在前山星桥街发现《福善堂》横匾和《建福善堂签题碑记》。《福善堂》横匾为花岗岩质，残长、宽、厚分别为205厘米、92?厘米、和27厘米，阴刻楷书、行书，残断“堂”字，横书左读，落款为直读，全文为“福善堂”“光绪丙申葭月”（1896）；《建福善堂签题碑记》为大理石质，白色，长177.5厘米、宽91厘米、厚3厘米，阴刻楷书，据说文革前有7086部队驻扎，文革卖给商业系统的食品站，80年代“福善堂”被拆掉，较完整的有4块，此外另有残块若干。

　　翠微告示碑
　　翠微告示碑为花岗岩质，长220厘米、宽60厘米、厚13厘米，阴刻楷书。原立在翠微中和里门的内侧，后因环境改造搬迁放置在翠微股分合作公司的停车场内，2004年6月9日被征集回市博物馆。

　　湾仔告示碑
　　2005年4月20日，湾仔群众拆墙时发现古碑，市博物馆清理后发现是五块清代和民国的碑刻，这五块青石碑刻一字排开，竖直排放在湾仔口岸对面一家闲置房屋的青砖老墙基部，五块石碑均厚15厘米左右，宽60厘米左右，最长的一块有92厘米，最短则有48厘米。除部分碑角破损外，石碑基本保存完好，每块碑刻上大部分字迹被白灰覆盖，五块石碑上都刻有年份，分别是“光绪十九年”、“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六年”和“民国十九年”。　张建军　珠海市博物馆
　　
人文风情

广东人的方言特点

　　广东人被划分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时至今日，若以使用粤方言为广府民系主要标志，则其人数约4000万，广东占70％，为2800万，广西占?30%，为1200万。在广东，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地区在粤中和粤西南，包括47个县市，约占全省面积1／3。在广西，粤方言主要流行于桂东、桂南及个别城市，包括25县市。在海南岛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流行的“儋州话”，与粤方言接近，使用人数有几十万，他们也可属广府民系范围。此外，使用粤方言的华侨华裔约1500-2000万，全世界使用粤方言人数约7000万，岭南占了57%，是广府民系大本营。
　　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最主要文化特质，广布于我国南方，使用人数约3700万。其中在广东（合海南）约有1150万，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20多个县市，另有79个县市为客家人散居地。在广西，客家人约有350万，分布在全自治区64个县市，以桂东南、桂中、桂东北至为集中。
　　闽方言同样是区别福佬与其他民系主要标志。闽方言一支闽南语在广东（合海南）使用人数约1800万，占全省人口32％，为广东第二大方言，主要集中分布在潮汕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包括全省38个县市。我国使用闽方言人数约6573万，岭南约占28％，故也是福佬民系一个重要分布区。
　　李德黎　电子科大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
　　
历史档案

香山地区的开放性

　　明中叶澳门开埠以后，香山地区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向欧洲打开的窗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地、交汇点。天主教士将欧洲的科学技术通过澳门带入中国内地，而中国的文化又通过澳门传入欧洲。这个文化领域的交流十分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工艺制造、美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它催生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最终也促使中国的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难以估量。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香山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自身也受益匪浅。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窗口，香山人才有幸成为近代中国人中最早走向世界的人群，涌现出孙中山、容闳、唐廷枢、郑观应、钟荣光等等学贯中西、引领时代的杰出人物，在全国志士仁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中国走出了中世纪，以达于今日的辉煌。赵立人
　　

容闳推广美国经验

　　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是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先驱者,也是珠海人民的骄傲。国人知道容闳，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钟叔河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系统地推出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他对容闳曾有精辟的概括。
　　长期以来人们所强调只是容闳的爱国主义，而忽视了容闳对美国的无比热爱与巨大贡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资料的缺乏。尤其是容闳在戊戌变法过程中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出谋划策，大张旗鼓地推广美国经验，按照美国的蓝图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此中情形在容氏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记述太少，只有寥寥数句，而笔者近年在研究戊戌变法史过程中，颇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新史料。尤其是在美国NewHampshire的莱溪居主人那里，发现了大量容闳呈递给翁同龢的档案文献资料，更能清晰地看出容闳在甲午战后，宣扬与推广美国经验，真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