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深圳方言追寻文化之根[轉帖]

南汉

北京的京片子，上海的吴侬软语……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记载了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同时折射出生存其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居住民的集体性格。 作为改革开放25年以来人口激增33倍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本土方言已淹没在五湖四海的杂音当中，随着普通话的推行，深圳本土方言更是缺少了开枝散叶的土壤。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深圳的本土方言到底是什么？ 从2001年3月开始，有一支团队一直在对这些逐渐被淡忘的方言做抢救性的研究，它就是深圳大学深圳方言研究组。在五年的探索生涯中，研究组十几位老师与学生穿梭于深圳关内外19个镇，走访了数十个原住民家庭，将他们的方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再从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进行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谱写着一本厚重扎实的“深圳方言志”。目前，他们的研究已接近尾声。记者近日采访了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他们与记者分享了研究过程的趣闻和部分研究成果。 研究目的：抢救性挖掘 深圳以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成为城市发展的奇迹，而深圳的语言状况，也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奇迹”——在中国的南海之滨，粤、客、闽三种方言融合交汇的珠江三角洲东缘，居然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以普通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语言岛”，这在世界语言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因此，深圳的城市语言和深圳本土方言，无论是在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还是语言学上，都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库。 然而深圳方言正在一分一秒地消失！当记者前去拜访深圳大学语言学教授、深圳方言研究组的负责老师汤志祥的时候，他掩饰不住内心的遗憾说：“方言是当地文化的承载体，深圳的方言记录了深圳1670年的历史，记载了老深圳的民俗与文化。如今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是个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深圳方言在时代的激流中已渐渐走向式微。我们其实是担负着使命感在对深圳方言进行抢救性地挖掘！” 过去曾有过一些学者对深圳进行方言调查与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以至于在国内外的著名方言论著中，深圳方言只被看作“莞宝片粤语”和“惠阳客家话”中的土语，且皆语焉不详。于是，2000年11月，以汤志祥教授为首的一些深港学者开始了周详的策划，并在2001年3月开始了漫长的“方言长征”。第二年，他们开始亲自培养第一批深大本土学生参与研究。这些学生在校期间都接受过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的系统学习，有一定的学术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当地方言为母语的本地居民，对本地语言状况极为了解。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令他们成为本地调查的主力。在以后的每一年，研究组不断扩大，极大地加快了研究的进度。他们的辛勤劳动，填补了岭南方言研究的一块重大空白。 “研究方言的同时，让我们看到深圳的‘根’。”汤志祥老师说。 研究过程：莽莽原野中辟出摩西之路 记者前去拜访汤志祥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整理本项研究的资料，记者看到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档，不禁吃了一惊——在这个建市前只有31.41万原居民的地区中，居然并存着多种方言：粤语、客语、粤客混合方言——大鹏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方言土语。在这五年多的研究当中，研究组成员们各司其职，对各类方言土语进行逐一分进合击。因为土语种类的纷繁、且可参考的前人经验不多，做深圳方言研究犹如要在莽莽的方言原野中辟出一条摩西之路，难度与困难不言而喻。 黄健全曾经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从2001年开始参与方言研究，至今已走过了近5个春秋。他研究的是自己的家乡龙岗平湖的当地方言。他回忆，当初做研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找发音人：“方言研究要找70岁以上的老一辈人作为发音人，并且要求他们是土生土长，婚配也要求是同村人，这样语音没有受太多干扰，才能较好地保留方言的原始面貌。”然而在历尽艰辛找到了这些口音纯正的发音人时，另一个难题却迎面而来—这些年过古稀的老人家或者耳聋声哑，或口齿不清，或不识字，给研究造成了巨大困难。黄健全看着手中《方言调查字表》中的3700多个字，一时手足无措。后来，他便采用了攀谈的方法，让老人家们自然地吐出一些常用字和词汇，然后他将其记录在案，再回来进行深入分析。 黄健全的经历只是整个研究组的一个缩影，这五年以来，研究组对深圳关内外方言进行了地毯式挖掘，逐渐描绘出深圳方言原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研究成果：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 汤志祥教授介绍说，根据现有资料，深圳方言主要分成三大块：西部和南部的宝安粤语、北部和东部的龙岗客语以及东南部的大鹏话。深圳的粤语在语言学上称为“宝安粤语”，是因为宝安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着本土特色，不同于广州与香港地区的粤语。对于宝安粤语的研究，他们最大的创新成果之一就是提出了“南头话是深圳粤语的代表话”的观点。为什么是南头话呢？因为南头在历史上曾经是粤东重镇，代表着南头的著名古迹“新安故城”在东晋时为东官郡郡治所在，距今已有1670年历史。“就像广州话现在是粤语的代表话一样，南头话应该是当时的代表话，这对还原历史面貌有重要意义。通过关于南头话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深圳文化的根底不仅仅代表深圳本地，而是代表了当年的东官郡（包括现在深圳、东莞、惠州、潮州、香港等）一大片区域。” 深圳的客语则以龙岗的客家话为代表。由于语言之间的接触和融合，深圳的客家话与梅州客家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一定的区别，形成了明显的“深圳客话”特色。而大鹏话则属于粤、客混合型方言土语，粤客两大民系的杂居和共存使得大鹏话既呈现出粤语的面貌，但又具备客家话的特点。另外，其他深圳小方言土语为特定地区的少数人使用，比如沿江、沿海渔民、蚝民使用的家话（也叫“基围话”），还有坪地、坑梓一带的粘米话，它们共同点缀了深圳方言的大观园。 自2003年始，深圳方言研究组已将他们的研究成果逐篇整理成文，在多个国际或者国内会议上宣读。今后他们还要将所有成果结集成《深圳方言研究》丛书，预计《深圳粤语研究》和《深圳客家话研究》两本将在今年内陆续编撰完成。 反思：深圳本土方言逐渐濒危 记者曾经在沙头角地区做过抽样调查，在沙头角地区选取本地家庭、省内移民家庭、省外移民家庭各十个，分别研究他们三代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和语言价值观。在这片历史上长时间以粤语和客家话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不无遗憾的——虽然老一辈依然坚持以客家话和粤语交流，但是他们的后两辈人使用方言的频率已大大减少，而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当中，能够熟练使用客家话的已不多，认为“客家话不重要”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各类方言当中。随着外省移民的增加，普通话作为政府、学校等高端场合使用的工作语言，已成为社会交际语言的主流。而在经济、娱乐场合通行的粤语则以香港、广州的粤语为主，由此造成宝安粤语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连深圳方言研究组研究南头话、围头话的本地研究人员都遗憾地说：“连我们自己都不能保证能流利地说这些话！”像家话、粘米话这类小土语，由于使用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加上人口的流动，已经逐渐趋于濒危状态。 与方言一起面对茫茫前路的是深圳本土的老风俗。在调查宝安粤语的时候，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用一口纯正的南头话为研究人员讲述了当年妇女们织麻的过程，可是随着城市化的开展，村中种麻的土地已日渐减少，而织麻这种传统工艺极有可能在老太太这一代就会消失；在福永的养老院，一位年届耄耋的阿婆兴致勃勃地用福永话描绘了年轻时候的婚嫁喜事，但是这些老风俗也已经在汹涌澎湃的社会大潮中离我们远去…… 深圳的方言将走向何方？而与之共存的人文历史的前路如何？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汤志祥教授正在进行着第二个研究项目——“深圳城市语言研究”，这项研究也正逐步揭开深圳当前语言面貌的层层面纱，让世人亲眼看到与深圳城市化、现代化同步飞速发展的现代深圳语言文化的演化进程。 链接 深圳方言分布 宝安粤语：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即珠江东缘的沿江一带及南部与香港新界交界处。其地域范围包括现特区内的三个区：罗湖、福田、南山以及特区外宝安区的西乡、福永、沙井、公明、松岗五个镇和光明街道。其分布特点为：该地区主要是沿珠江口东源的低地和香港连接的陆地交通要道，包括原宝安县老市区（旧罗湖墟）、旧城（新安故城）以及北至广州，南往香港的交通要道。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政治、文化的重要地区和经济活跃带，与以粤语为主的珠江三角洲交往甚为密切。 ●南头话：其使用人口在南头地区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南头话的代表点是原南头城内原居民所讲的话—“南头九街话”。“南头九街话”的使用区域是以南头城为中心延至周边的一甲、关口、田夏、冲下、龙屋、陈村、北头等自然村庄一带。 ●围头话：围头话被当地人称为“本地话”或“土话”，主要通行于现在深圳市南部的罗湖区和福田区。地理分布由东往西是从黄贝岭起沿着深圳河顺流而下，依次为：黄贝岭－向西－田心－田贝－湖贝－笋岗－南塘（东门）－蔡屋围－埔尾－上步－田面－赤尾－水围－福田－梅林－岗厦－皇岗－沙嘴－沙尾－沙头（上沙、下沙）一带原来20多个自然村。 龙岗客语：属于粤东客语－惠阳客语西向延伸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其地域范围包括特区内的盐田区和特区外宝安区的布吉、龙华、石岩、观斓四镇以及龙岗区的横岗、龙岗、坪山、坪地、坑梓、葵涌六镇。其分布特点为：该地区地形主要是丘陵山地。深圳客语北面和东莞客语，东面和惠阳客语连成一片，南面则与香港北部新界的客语相通。 大鹏话：属于粤语和客语的混合型方言。其地域分布范围主要在深圳最东缘的大鹏半岛，包括大鹏和南澳两镇。 其他小方言土语：家话是一种普遍使用于生活在广东、广西地区江河湖海上的船民土语。 粘米话，是一种客闽混合语，主要分布在深圳东北面的坪地、坑梓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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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區講圍頭話的居民一律都有廣府認同﹐圍頭話就是廣府話(粵語)的一種次方言。還有深圳當地的蛋家居民﹐他們本來就是客家人遷入廣府人居住的地方語言收到廣府話的強烈影響﹐逐漸就廣府化成為廣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