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待印度是否公允？

使君子

2010年08月19日 05:51  

《我们看待印度是否公允？》

最近几天，有朋友转发过来一篇新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作者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对大陆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我们的媒体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拿印度这个亚洲人口大国做比较，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我们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你要评价炸鸡翼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保特来跟我比，保特喜欢吃炸鸡翼，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翼，跑得没保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翼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我们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我们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印度制度不管用,我们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我们都处在发展中阶段，人口爆棚,但其实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我们。我们在周公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原核心认同，甚至攀附中原的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印度是一个地理概念——印度大陆，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日，印度人普遍的国家认同也不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像北京、上海那样，动员整个大陆的资源来搞奥运会、世博会，是难以想象的。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印度的可耕地比我们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非常炎热。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我们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以及「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我们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我们。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我们在近代，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我们，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我们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我们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进行制度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我们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猛挖滥伐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这样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我们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我们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继续嘲笑印度的制度，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我们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地方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而让我们判断印度不如我们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大陆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当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最根本的逻辑，在我们大陆，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我们比印度好。

在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掂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大陆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我们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我们大陆的富豪榜上，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违禁物品，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我们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出于无知，或者自恃高明地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讲人话

在我们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看韩国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我们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在我们大陆，一些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屋，就拆谁家的房屋，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护。

在我们大陆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我们知识分子倡导的所谓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讲人话，而不是为腐败霸权唱赞歌。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