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广地区腰坑墓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  [轉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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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两广地区腰坑墓的族属及其文化特征 ---- 炎帝后裔苍梧部落南迁两广 • 莫 志 东 1974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今桂林市平乐县银山岭上发掘了165座古墓葬，其中有99座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墓葬墓底中部有方形、长方形或圆形腰坑 ，坑内埋藏一件陶器，陶器内填满积土[1]。这么多的腰坑墓在两广地区当时还是首次发现 ，因此这种墓葬的形制和族属立即引起了两广地区考古学界的注意，他们一般认为这种墓葬形制是殷周腰坑墓的遗俗[2]，是当地越人或西殴越的特殊葬俗[3]。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 ，广东封开利羊墩[4]，广宁铜鼓岗、龙嘴岗[5] ，广西岑溪花果山[6] ，灵川七星坡[7] ，相继发现古代腰坑墓群 。这些古墓群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研究这些古墓葬的族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笔者通过古代文献的记载、前人的研究结合两广两湖地区腰坑墓分布的时代地域特征，认为两广地区腰坑墓是春秋末年至西汉初年聚居在两广地区的从陕西丹水地区南迁而来的炎帝后裔苍梧部落人的墓葬，腰坑习俗是苍梧部落聚居在河南、陕西南部时承袭商周文化的结果。 两广两湖地区腰坑墓的分布、分期及其特点 目前，两广地区共计发现175座春秋至东汉初年的腰坑墓，它们分别是：春秋末期墓2座 ，即广东乐昌市m119、m120[8]；战国早期墓4座 ，即广东罗定背夫山m1[9]、封开利羊墩m16、四会鸟旦山和高地园各1座[10]；战国中晚期墓138座，即广东德庆落雁山1座[11]，肇庆松山1座[12]，广宁铜鼓岗和龙嘴岗4座，封开利羊墩25座 ，广西平乐银山岭87座，灵川七星坡6，岑溪花果山14座；西汉早期墓27座，即广东广州9座[13]，封开利羊墩4座，广西平乐银山岭12座，贵港罗泊湾2座[14]；东汉墓4座，即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m29、m30、m34、m35。这些腰坑墓在地理分布上连成一片，北到灵川、平乐、乐昌，南到罗定、岑溪，西到贵港，东到肇庆、广州，覆盖北江、西江、桂江流域，集中在西江中游；在时间上又有从北而南由东而西的特点。另外，在封开利羊墩、岑溪花果山、平乐银山岭、灵川七星坡形成了古代腰坑墓墓群，这种墓葬形制应是当时当地聚居民族的普遍习俗，具有民族特征。如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110座，墓底有腰坑的87座，占82.6%；灵川七星坡7座战国中晚期墓，有6座墓墓底设腰坑，占85.7%；岑溪花果山14座战国墓，墓底全部有腰坑，达100%；广东封开利羊墩战国墓带腰坑的也达80%以上。 两湖地区已发表发掘报告的腰坑墓共计23座，它们是：商周时期腰坑墓11座，即湖北黄陂盘龙坡商墓10座和鲁台山西周早期墓1座[15]；春秋时期腰坑墓8座，即湖北江陵东岳庙1座、湖南长沙沙湖桥m36、汩罗山m66、湘乡大茅坪m1、新塘冲m2、郴州地建m4、资兴旧市m324、祁东小米山1座；战国时期腰坑墓4座，即湖北荆门包山m2、湖南资兴旧市3座（m485、m494、m579）[16]。两湖地区腰坑墓商周时期集中在湖北，湖南没有发现；春秋时期集中在湖南，湖北仅发现1座；战国时期，集中在湖南南部资兴旧市，湖北虽然发现了1座，但它属贵族墓，墓主人是楚国的大夫。因此，两湖地区腰坑墓发现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地理上自北而南，覆盖两湖地区，并依靠汉水、长江、湘江与两广地区相互连通；在时间上，从北到南，此起彼消，相互衔接。如春秋时期湖南出现腰坑墓时，湖北几近绝迹；战国早期湖南腰坑墓全部集中在南部的资兴旧市，湖北虽出现1座，但又属贵族墓；战国中晚期湖南腰坑墓消失时，两广地区腰坑墓大量出现在桂江、西江、北江流域。 两广两湖地区腰坑墓的族属 《战国策·楚策》“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南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传》：“吴起相悼王，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从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戌以备之。”《汉书》：“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裸，南面称王。”司马相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史记》载南越国：“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及孝文帝六年……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光闻汉兵至，降，封为随桃侯。” 集解《汉书音义》曰：“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连亲婚也。索引案：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王，即下赵光是也，故云‘有连’。连者，连姻也。赵与秦同姓，故称秦王。”《汉书·南粤传》：“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 这些古代的文献记载，让我们看到两广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汉的民族情况以及它与腰坑墓的关系如下： 1、春秋战国至秦汉两广地区聚居着称为“苍梧”、“西瓯”、“骆越”的百越民族，由东而西依次分布。战国中期，楚悼王南平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说明楚国已占据了苍梧部落在湖南南部的聚居区。苍梧越受楚的打击后，一部分与楚人融合，另一部分被迫南迁至桂江、西江流域。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时代的鄂君启金节[17]，记述楚国的水陆交通干线，已到达湘江上游“兆阳”（今全州县），正好说明了楚占领苍梧聚居区使苍梧部落南迁的历史过程。因此，秦军南下时，西瓯越聚居区应在广西漓江以南桂江以西的地区。 2、镡城之岭是今之越城岭，九嶷之塞即今之萌诸岭，番禺即今广州，秦军三十万驻守这三地，分别是“塞”、“守”、“处”的关系。如果腰坑墓是西瓯越人的墓葬，梧州至肇庆地区就是西瓯的政治中心，广州离肇庆这么近，秦军与西瓯的主要战场应在广州和肇庆之间展开，十万大军在番禺怎可安然“处”之。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秦始皇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假，卒史复攸等狱薄”记载“ 曰：初视事，苍梧守灶尉徒唯谓利乡反……。”说明秦始皇二十七年以前，秦就征服了苍梧越，并在苍梧越地设立了苍梧县，隶属南郡。《史记》：“二十五年大兴兵……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秦征服苍梧越的时间应在秦始皇二十五至二十七年之间。上述简文中还提到“令：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云北，以儋乏不斗律论。律：儋乏不斗，斩。”苍梧作为秦新征服之地，应属“荆新地”，当时政治局势极不稳定，“利乡反”是苍梧越人对秦统治的反抗。如果秦设苍梧县就是汉苍梧郡的话，秦二十八年使尉屠睢发军五十万，秦十万大军能“处”番禺之都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可见，秦始皇三十年使监禄凿渠通粮道，主要是为了输给桂江至西江中上游与西瓯作战的秦军和苍梧部落的将士。秦军来自中原，不适应岭南的战争，“杀西瓯君译吁宋”后，秦军又遭到越人夜攻，“伏尸数十万”，最后秦军“发适戌以备之”，“适戌”应是苍梧部落的将士。由于苍梧部落为岭南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赵佗就赐它们的部落首长姓赵，封为苍梧王，并与皇室世代联姻。 3、南越国时期，苍梧部落聚居在梧州一带，其范围应相当于西汉的苍梧郡[18]，即北到荔浦、平乐，南到岑溪，东到肇庆，西到藤县。西瓯越聚居在秦设桂林郡附近，即今桂平、贵港一带。苍梧部落与南越国有多层的姻亲关系，民族融合已相当明显；南越国与西瓯是“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的羁縻关系，西瓯部落相对独立。如果腰坑墓是西瓯部族人的墓葬，南越国时期非常昂贵的铁器生产工具怎么可能出现在平民墓中[19]，罗泊湾一号、二号墓丛器志中大量的“中土”器[20]绝非赂遗所能得来。如果腰坑墓是西瓯人的墓葬，桂平、贵港一带为何至今未发现南越国时期的腰坑墓群，而部分腰坑墓在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广州却有发现。“西瓯”的这种独立状态，南越国时期腰坑墓作为西瓯特有民族习俗，为何在墓群中逐步减少甚至消失[21]。 以上的情况表明：南越国时期，两广地区的腰坑墓分布在桂江、西江、北江及其支流河岸附近，有流动特征，它的族属应是苍梧部族，而不是西瓯部族。广州发现的9座西汉初年的腰坑墓，是苍梧部落与南越国皇室、臣相吕嘉家族长期政治联姻的明证。腰坑墓在这一时期逐步减少甚至消失，恰好反应了南越国与苍梧国的密切关系，南越国先进的中原文化逐步影响苍梧部落，使这种反应奴隶制文化的腰坑习俗逐步减少乃至消失。罗泊湾m1、m2是南越国重用苍梧部族人以兵威边赂遗西瓯的历史反映，是个别苍梧部落贵族继承商周奴隶制文化习俗的极端情况。 平乐银山岭、灵川七星坡、岑溪花果山、封开利羊墩战国墓的墓坑形制和出土器物与武鸣安等秧[22]、宾阳韦坡村[23]田东锅盖岭[24]的战国墓有明显差异。平乐银山岭等地的墓坑分长方宽坑、长方窄坑、长方宽坑带墓道三种形制，墓底大多设有腰坑，卵石铺底、二层台、枕木槽现象常见，铜柱人首兽首器和铸“王”字形铜器常出现于这些墓群中。武鸣等地的墓坑仅见长方窄坑一种，最大的长仅2.5，宽0.8米，最小的长1.6，宽0.65米，无腰坑，未见卵石铺底、二层台、枕木槽现象，随葬器物出现了牛角状铜叉形器，未见铜柱人首兽首器，武鸣安等秧墓群边缘发现有12个大小不一的祭祀坑。平乐银山岭等地的战国墓和武鸣等地的战国墓分属两个不同的区域，应是两支不同的越族人的墓葬。这一时期的腰坑墓仍在桂江、西江、北江流域，应和南越国时期一样，是苍梧部族人的墓葬。 “仓吾”二字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上[25]，《逸周书·王会解》又有“仓吾”部族向周成王进献“翠翡”的记载，其书云：“南人至众北向……仓吾翠翡。”晋人孔晁作注云：“仓吾，亦蛮也。翠羽其色青，而有黄也。”这表明西周时期南方百越中有“仓吾蛮”的存在。《礼记》、《战国策》等文献又证明，春秋至战国早期，苍梧部落聚居在洞庭湖以南至湖南道州一带。有学者用古代音韵学和古代辞学《尔雅·释诂》考证出，苍梧部族是远古时期颛顼部族人仓舒之后,舒即吾，“仓吾”即苍梧。同时，又引经据典，查阅《礼记》、《山海经》、《大荒南经》、《左传》、《水经注》等文献，考证出苍梧部族最先聚居在陕西商县丹水一带，受尧舜的打击逐步南迁，夏商时期迁居到湖北均县武当山至汉阳地区[26]。1981年陈怀荃在《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三辑上发文《苍梧考释》，文中明确论证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沧浪水”、“苍梧台”、“苍梧山”是苍梧部族的聚居区。而湖北均县武当山、汉阳、湖南汉寿县、武冈县均有古“沧浪水”，湖南道州和江苏赣榆又有“苍梧山”的古地名，湖南岳阳至今还有“苍梧台”的地名存在。这些两湖地区和苍梧部族聚居有关的地名，自北而南依次分布，而且两湖地区的23座腰坑墓在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分布分期又与这些古老的地名自北而南先后出现极为吻合。另外，两湖地区23座腰坑墓中除湖北黄陂的11座商周墓葬外，其余墓葬的墓坑形制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底腰坑与两广地区出现的腰坑形式基本一致，即长方形、方形、圆形。腰坑内埋放的器物也相同，多为一件陶器，器形有瓮、罐、杯、盂、盒、盘、碗、匏壶等日常生活用器。两湖两广腰坑墓都有不见埋放物的空腰坑，随葬品中的青铜器也基本类似。如广西平乐银山岭、广东封开利羊墩腰坑墓中常出土的斧、锛、钺、凿、短剑、刮刀也常见于两湖地区的腰坑墓，封开利羊墩、四会高地圆的长剑与资兴旧市的v式剑相似，封开利羊墩的戈与资兴旧市、湘乡、益阳、汩罗的戈也基本相似。两湖两广地区腰坑墓的不同之处是两湖地区的腰坑墓年代稍早于两广地区；两广地区个别墓的腰坑不居中；两湖地区除湖北黄陂外，目前尚未发现腰坑墓群。两湖两广地区腰坑墓相似之处大于差异之处。两湖地区腰坑墓年代偏早正说明苍梧部族从北而南的迁移过程。因此，两湖地区的腰坑墓和两广地区的腰坑墓一样，也是苍梧部族人的墓葬。 战国至秦始皇二十五年，聚居在两广地区的苍梧部落的地望，从腰坑墓的范围来看，应是北到灵川、荔浦、平乐、乐昌，东到广州、肇庆，南到罗定、岑溪，西到象州、贵港。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也是如此。如《淮南子·人间训》“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说明漓江、桂江流域与西瓯越很近。《旧唐书·地理志》贵州条说，党州（今玉林市境）“古西瓯所居”；而贵州郁平县（今玉林市西北）“古西瓯路越所居”；潘州茂名县（今广东茂名市）“古西瓯骆越地”。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记述楚的水陆交通南线已达“兆阳”。这些历史文献都未直接说明苍梧的地望，但结合《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越国乱，故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和《战国策·楚策》“南有洞庭苍梧”来看，贵港、玉林一带应是西瓯越的东界苍梧越的西界，茂名一带是西瓯西江南部的北界苍梧的南界，桂林至全州之间是西瓯越的东北界苍梧越的西北界，广州至乐昌应是苍梧的东界，湖南永州至资兴当是苍梧的北界了。 两广地区腰坑墓反映的苍梧部落文化特征及其来源 两广地区的腰坑墓是苍梧部族人的墓葬，有它自身的特点。它区别于瓯骆人和闽越人的墓葬，既有商周文化特征，又有楚越文化特征，而且与青铜文化相始终。 一、苍梧部落的商周文化特征 商周时期，苍梧部落人正聚居在汉水下游及其以东地区，处在商人的正南面，西周人的东南角，是最接近商周文化的地区。湖北黄陂发现的11座腰坑墓，正处于商周时期汉阳以东的沧浪水地区，是苍梧部族的聚居区，这些墓葬的腰坑形制和做法与商周人的墓葬的形制和做法完全一致，即长方形腰坑内埋一条狗或戈。这可能是苍梧部落人接受商周文化的最初体现。“仓吾”之名首见于西周青铜器铭文和《逸周书·王会解》，苍梧部落与西周的这种密切关系，足以证明他们完全可能接受商周人的腰坑习俗。研究者认为，殷周人的腰坑习俗主要来源于殷周人建房奠基[27]，《小戴礼·表记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尚书·盘庚》云：“盘庚既迁，奠厥攸居。”这就是殷人祭神奠基的真实写照。安阳小屯大型宫室基址的中、西门道间埋有两个大陶罐，藁城台西遗址f2南室中西墙基朝内埋一陶罐，研究者认为这些陶罐是在基坑挖成后填土夯筑前于坑底挖小坑埋祭品奠基的[28]。《周礼·春官·冢人》：“‘大丧既有日，请度甫，遂为之尸。’郑司农曰：‘既有葬日也，始时祭以告后土，冢人为之尸。’”《礼记·杂记上》：“大夫卜宅与葬日。”疏引《正义》曰：“宅为葬地。”这些古文献说明殷周人死后筑墓如同建房一样，也要举行奠基仪式。殷周人的墓葬普遍设置腰坑，腰坑内殉人或狗，也应是这种习俗的表现。两广地区的腰坑在做法上与商周人建房的奠基坑是一致的，2001年笔者亲自参与灵川七星坡战国墓发掘时就发现灵川七星坡m3腰坑内的三足罐边缘被部分铺在墓底的卵石盖住，这显然是挖造墓坑后再挖一个圆形奠基坑(腰坑)将陶罐和祭品放入奠基坑内再铺设卵石的结果。平乐银山岭、罗定背夫山、岑溪花果山的腰坑也表明两广地区的腰坑和商周墓葬一样，是一种奠基坑[29]。两广地区腰坑内的陶器瓮、罐、盒、杯、釜、瓿、匏壶等都是盛饭、酒、粥、水果的器物，它的用途显然也与祭祀有关。另外，在苍梧部落的起源地丹水流域上源附近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f1西部居住面下埋着一个带盖陶罐，南壁下埋一个人头骨和一个碎陶罐，研究者也认为这是奠基祭地神的遗物和遗迹[30]。可见，苍梧部落接受商周的腰坑习俗并南传两广，有着非常远古的渊源。近来，陕西的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腰坑习俗是秦族的祖先东夷族从东面传到河南、陕西的。《史记·五帝本纪》帝尧“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鲧及族人是黄帝族的苗裔，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突然出现，应与鲧及族人的东迁有关。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在考古学上的链接，说明腰坑习俗源自陕西地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两广地区腰坑墓里陶器上的符号类似，山东邹平县龙山文化出土的晚期陶纹与云南彝族的“古彝文”几乎完全相同，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链接，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腰坑墓研究的信息，云南昆明羊甫头腰坑墓群是否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呢？羊甫头的腰坑墓是否是云南远古彝族人的墓葬呢？还需进一步研究。 1955年在河南白家庄发现的商墓m3中，二层台上有一架殉葬的人骨。1934至1935年洹北侯家庄m1001大墓，墓底中心设置腰坑，殉1人1玉戈，四角各有两坑，每坑都殉1人1犬1铜戈；m1004殉葬1人，又人头骨13具，连同中心腰坑已被扰乱的人骨1具，共殉15人；m1443墓底中心，有殉人的小墓坑；m1550中心腰坑殉葬1人1狗，墓室四角小墓坑各殉葬1人。1950年，洹北的武官村商墓，中心腰坑殉葬1人及1铜戈，二层台上东侧殉17人，多为壮男，西侧殉24人。1971年洹北后冈村35座商墓中，普遍设有腰坑和二层台，而且腰坑和二层台都有殉人的现象，腰坑的殉人，下肢蜷曲，两手放在头部，二层台上的殉人被刖去了一条腿。1958年至1959年在河南大同空村和小屯两地发掘商墓137座，有殉人的4座，大部分殉人埋在二层台上。1965年至1966年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m1中，中心腰坑、奠基坑、二层台都有殉人，东面二层台殉6人，西面二层台殉1人。1951年在陕西客省庄发现西周墓3座，在二层台上各有侧身殉葬的1人。1954年，在普渡村又发现1座西周墓，中心腰坑殉葬一狗，在椁室北边殉葬2个小孩[31]。据发掘这些墓葬的考古学家现场观察，二层台上的殉人是在墓坑填土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杀殉的[32]。殷周时期古墓葬里的二层台除了便于筑墓人上下和封盖椁板外，似乎在筑墓的程序上还有另一层喻意。据考古学家发掘殷商宫殿遗址后认为，殷人营造宫殿要举行四种仪式，即奠基、置础、安门、落成。奠基就是在基坑挖成后，在基坑底下再挖一个小坑，埋1狗或1人；置础就是当基址打到相当高的时候，在置础竖柱之先，挖破基址，埋葬狗、牛、羊、人等；安门就是在大门内外左右埋葬人兽，以示保护之义；落成就是在建筑完成后再在建筑物前埋葬一些车马人兽[33]。殷人筑墓如同建房，墓室四角的殉葬坑殉人埋戈，应和建房一样有守护和置础的含义；二层台上的殉人则有安门之义。两广地区腰坑墓所在的墓群中也有二层台现象，如平乐银山岭、灵川七星坡、乐昌对面山。但是，两广地区的二层台和腰坑都未发现殉人或狗，腰坑内普遍埋一件陶器，但有空坑现象；二层台则普遍无陶器，但有个别墓埋有陶器，如平乐银山岭m115北面的二层台上就斜置一陶瓿，m24北面二层台上平放一只陶杯。陶瓿、陶杯均为盛酒、粥等饭食的容器，它们出现在二层台上也应有祭祀的含义。两广地区苍梧部族人墓葬里的二层台大部分上面没有陶器，并不表明两广地区苍梧部族人筑造二层台没有筑墓程序的祭祀含义，它同腰坑内出现空坑现象是一致的，很有可能两广地区苍梧部族人筑完二层台盖好椁板后上面不便放置圆形的陶器就杀禽或撒饭进行祭祀，因而二层台上很少留下用于筑墓程序祭祀的陶器。腰坑处在墓坑底平线以下，便于掩埋，不影响椁板和棺床的放置，因而普遍有陶器置于其内。 铜柱人首兽首器经常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广地区的贵族腰坑墓中，是岭南地区特有的现象。目前已出土37件，即1962年广东清远县马头岗战国墓出土4件；1972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4件；1973年四会鸟旦山战国墓出土4件；1974年四会高地园战国墓出土2件；1975年怀集冷坑栏马山春秋墓出土4件；1977年罗定南门垌战国墓出土4件；1983年罗定背夫山战国墓出土4件；1972年广西恭城秧家出土2件；1974年平乐银山岭六座墓各出土1件20；1981年象州下那槽村出土1件[34]；1981年北流白马镇隆安村出土1件；1989年岑溪丰根山出土1件[35]。其中肇庆松山、四会鸟旦山和高地园、罗定背夫山、平乐银山岭的铜柱人首兽首器，明确出自腰坑墓墓室内。它们一般四件一组，分立于墓室四个角或墓室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因此，笔者认为两广地区铜柱人首兽首器既是苍梧部落贵族墓的特有文化特征，又是苍梧部落贵族继承商周贵族墓筑墓时进行人殉牲殉的反映，理由如下： 1、铜柱人首兽首器出土地域是春秋至战国苍梧部落的聚居区，而且普遍出自贵族腰坑墓中。 2、出土4件组的墓葬集中在湖南的正南方，即北江和西江下游，墓葬偏大，随葬品较丰富。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出土1-2件组，墓葬稍偏小，随葬品也相对偏少。这符合古文献对苍梧部落政治中心即贵族聚居区的记载。 3、4件组、2件组、1件组的等级差别和殷周贵族墓的四角殉葬坑、两侧殉葬坑、一侧殉葬坑的等级差别基本一致。 4、清远铜柱人首为圆脸，深目，闭口，宽鼻，大耳有贯孔；象州铜柱人首颅顶圆弧，小耳，眼眶下陷；罗定南门垌铜柱人首方头方脸，突鼻，眼、口凹陷，无耳；罗定背夫山铜柱人首圆眼凹陷，高鼻；四会鸟旦山、高地园铜柱人首颅顶宽，眼深凹，吻突出。这些人首形象极为低贱，而且铜柱有插销或榫眼，就如同奴隶戴着枷锁。这与商周奴隶制文化相吻合。 有学者认为，铜柱人首兽首器是权杖器物，是贵族祭祀、出巡、征战时用的[36]。但铜柱人首兽首器在这些墓葬里的铜器中制作最为草率、简陋、拙劣，人首五官又不端正，这种看法似为不妥。又有学者认为，它是棺架上的柱饰，是岭南猎头习俗的反映[37]。但广西地区出土的器物一般为1至2件，而且平乐银山岭、恭城秧家出土的是兽首器。因此，笔者认为铜柱人首兽首器是苍梧部落继承商周奴隶制人殉、牲殉的反映，在墓室的四角或棺床两端一端放置这种象征上了枷锁或钉销固定的铜制奴隶、禽兽，就如同放在腰坑、二层台上的陶器一样，是商周墓葬人殉、牲殉的物化结果。之所以铜柱人首兽首器以四件一组为限，是具有“守护”的含义，就如同殷商营建宫殿“安门”程序一样。这种“守护”的概念在恭城秧家铜柱兽首器上反映最为明显，恭城铜柱兽首器顶端是一座小屋，屋上站立一只独角巨兽，其喻意即为巨兽守护小屋，保障小屋内的人畜安全。 二、苍梧部落的楚越文化特征 楚墓普遍开设墓道，头部或壁部设有头龛或壁龛，墓底铺白膏泥或青膏泥。平乐银山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墓葬既有腰坑又有墓道，即长方宽坑带墓道形制，还出现了一座带壁龛的墓（m130）和一座四周铺设白膏泥的墓（m64）。罗泊湾m1、m2均有斜坡墓道，木椁四周铺设白膏泥。广东封开利羊墩m19也有“凸”字形带斜坡的墓道，乐昌市战国墓m150北壁上也有一壁龛，壁龛内放置一件陶瓮。武鸣安等秧战国墓是典型的瓯骆越人的墓葬，均为长方窄坑墓葬形制。而岑溪花果山靠近西瓯骆越地区，14座腰坑墓全部是长方窄坑形。 楚地墓葬和瓯骆越人墓葬铜兵器组合都为剑、矛、镞，铜生产工具组合为斧、钺、刮刀、凿。平乐银山岭、岑溪花果山的兵器组合和生产工具组合也是如此。而恭城秧家、四会鸟旦山、肇庆松山出土的大量铜器的纹饰、形制均与湖南、湖北出土的相似。如肇庆松山ⅰ式铜鼎和长沙战国墓出土的ⅰ式铜鼎几乎完全一样；铜提梁壶、三足盘、剑、错银铜罍的形制、花纹也和湖南出土的楚器相同。 三、苍梧部落自身独有的文化特征 在平乐银山岭、灵川七星坡、乐昌对面山战国墓群中，不少的墓葬有用河卵石铺底的现象，这在战国时期其它地区的墓葬中没有发现。用河卵石铺底主要用于棺椁防潮和散水，就如同桂北地区明清时期铺设的官道和民居天井一样，这种墓葬一般墓室稍大，随葬品要比其它墓葬稍为丰富些，等级也高些。这应是苍梧部落等级的象征。 两广地区腰坑墓里随葬的陶器普遍都有刻划的符号。一般一器一个，个别的一器两个或三个，分别刻在器物的肩上或者腹部。平乐银山岭刻划符号达40多种，重复使用的有10多种；利羊墩刻划符号也有30多种；灵川七星坡、肇庆松山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中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极为相似，有些刻划符号完全一致。 铸“王”字形青铜器经常出现在苍梧部落人的腰坑墓葬中，“王”字形可能是苍梧部落的族徽。如四会鸟旦山m1:47矛、m1:7斧；封开利羊墩m29:2、m46:5刮刀；德庆落雁山m1:3矛；清远马头岗铜柱人首器；罗定背夫山铜柱人首器；广宁龙嘴岗m11:6刮刀、m8:17矛、m8:3矛、m6:34矛；湖南长沙浏城桥m1铸“王”字矛等，“王”字形基本一致或完全相似。灵川富足岩洞葬铸“王”字矛[38]和武鸣安等秧m14:14矛[39]可能是苍梧越与西瓯越杂居的产物。1981年浙江鄞县甲村出土一把铸“王”字矛[40]，后江苏六合县也出土一把铸“王”字矛[41]，这两件铸“王”字形青铜矛可能是春秋时期从长江东迁至江苏、浙江的苍梧越人[42]留下的遗物。 1956年在苍梧部落聚居区附近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铜片，经化验，含有大量的铜、锌和镍。1973年又在其附近的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再次发现一个铜片[43]。现在我们无从察考苍梧部落在陕西丹水地区时，是否具备冶炼矿石的知识。但两广地区腰坑墓里的陶器刻划符号与半坡遗址彩陶上的刻划符号为我们探索苍梧部落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商周时期是青铜文明最为发达的时期，紧邻商周王朝南部的苍梧部落应在继承商周丧葬习俗的同时，还继承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百越先贤志》记载楚王“赍邦之重宝”，请越人欧冶子和吴人干将铸三宝剑“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这则记载表明，南方越人掌握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并南下寻找优质的铜矿和锡矿。从恭城蛇斗青蛙青铜器[44]、贺县铜牺尊[45]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来看，苍梧部落也具备了先进的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另外，苍梧部落所经历的聚居区湖北汉水以东、湖南南部、两广北部和南部都发现有丰富的铜矿和锡矿，部分地区还有春秋战国至汉代冶炼铜矿的遗址。如湖北大冶的春秋战国铜绿山冶铜遗址[46]；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47]。《旧唐书·地理志》载铜陵县汉属合浦郡，“界内有铜山”。《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云：“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铸铜。”唐代铜陵县就是今天的北流县，是南越国时期苍梧部落的聚居区，“赵佗于此铸铜”应是苍梧部族人在此铸铜的反映。北流特大型铜鼓通体饰云雷纹，和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相同，也和两广地区西江流域的几何印纹陶上的云雷纹相同。可见，苍梧部落南下除了政治军事原因外，寻找优质的铜矿、锡矿冶炼铸造优质的青铜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苍梧部落起源于陕西丹水地区冶炼青铜的矿工部落，是颛顼高阳氏时期苍舒之后。在商周时期，它继承了商周文化和青铜铸造技术，并逐步南传楚越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后，大量铁器涌入岭南，苍梧部落的青铜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这之后它与顺着右江、邕江、郁江东传的铜鼓文化结合，在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创造出了灿烂的铜鼓文化。两广地区的铜鼓数量之多，制作精良，体形硕大，又集中在这一地区，全国均属罕见。蒋廷瑜先生在《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粤式铜鼓是由滇式铜鼓发展而来，是滇式铜鼓沿珠江水系东下在郁江（古苍梧部落聚居区）南岸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的产物”[48]，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本文的写作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先生的指导，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谢日万同志的支持。） 注释： [1][2]《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3]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年第2期。 [4] 《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5] 《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广东广宁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 [6] 尚未发表发掘报告，资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谢日万同志提供。 [7] 《广西灵川马山古墓葬清理简报》，《桂林文博》（内部刊物）2001年第2期。 [8] 《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9] 《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10] 《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11] 《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12] 《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13][16]引自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14][2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5] 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黄陂县文化馆等《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17]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18] 见《汉书·地理志·苍梧郡》。 [19][21]《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22][39]《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23] 《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 [24] 《广西田东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 [25] 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26][42]何光岳《苍梧族的源流与南迁》，《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27][29] 谢日万《论两广战国汉代墓的腰坑习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8][30]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32][33]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第7期。 [34][37] 蒋廷瑜《铜柱形器用途推考》，《考古》1987年第8期。 [35][45] 广西壮族自治区《馆藏文物珍品目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6] 邱立诚《对粤港地区青铜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1999年9月版。 [38] 灵川县文物管理所《灵川两处岩洞葬出土青铜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十七期。 [40]《浙江鄞县出土春秋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 [41] 引自《广西文物》1987年第3、4期p90。 [43] 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44]《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46]《湖北铜绿山春秋时期炼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再次发掘》，《考古》1982年第1期。 [47]《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5期。 [48] 见《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