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百萬考生選擇留學 對中國教育失去信心

外外星人

　　包玉剛實驗學校的外籍教師和學生的一次戶外徒步活動。

　　

　　7月4日，一群學生在廣州出國留學展上咨詢校方代表。

　　

　　耀華國際教育學校的課堂教學情景。

　　七月，就在中國高考生、中考生期盼「金榜題名」時，越來越多的高中、初中生加入了「棄考一族」的行列。送孩子走出國門接受國外的教育,在于他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對中國高考評價體系、甚至對中國的大學失去了信心。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高考棄考人數達到84萬，而今年預測棄考人數接近100萬!其中，因出國留學而選擇棄考者達 21.1%。相關統計數據，也力證這波「棄考留學潮」的沖擊力：今年中國低齡學生出國留學人數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峰，赴海外讀高中的學生比往年增加兩到三成，高中畢業參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學的學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不管是通過留學中介抑或直通車，還是以國際學校為跳板，對于一個家庭來說，送幼小的孩子獨自出國，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規劃，也是一項巨大的風險投資。但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越來越多的中國新富甚至中產家庭，依舊寧愿花費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送孩子走出國門接受國外的教育。個中原因在于，他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對中國高考評價體系、甚至對中國的大學失去了信心。

　　伴隨中國幼童留學潮的是第三波移民潮。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根據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第三波移民潮正悄然興起，其主力轉移到了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上。為避免把孩子孤身扔在海外，他們希望孩子能在自己的監護下完成學業，舉家移民成了這些中產家庭的新選擇。

　　百萬考生棄考留學

　　2009年，84萬高考生棄考，而今年，這個數據可能突破百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棄國內中高考轉而選擇出國留學的學生，正以20%的速度增加，棄考留學蔚然成潮。

　　七月，正是千萬中國考生和他們的家庭被大學錄取的時節。

　　今年，卻被去年那區區84萬人的「零頭」先聲奪人，他們是「棄考一族」，無意去擠千軍萬馬爭過高考「獨木橋」，更無須去趕「一畢業就等于失業」的悲哀遠景。

　　84萬人的數據，得之于這樣的減法：2009年我國有834萬應屆高中畢業生，而其中報名參加高考的為750萬人。今年，棄考人數更可能突破百萬。

　　6月中旬，高考成績公布后，坊間對廣州沒出高考狀元另類解釋為，「狀元出國了」。同時，人們也不時聽聞重慶等地個別學校，整班幾十名學生同時出國上大學的消息。

　　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公辦重點高中，放棄國內高考轉而選擇出國留學的學生數量在增加。上海市教委國際交流處發布的留學調查報告顯示：出國留學生當中，15歲到18歲占了近三成。

　　中國的人文傳統奉行由「家」而「國」而「天下」，留學卻剪出三者之間的一條捷徑，有人通過它繞道高考，直插中國現行教育體制的背后;有人欲通過它跨越中西隔膜，擠身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世界公民。

　　其實，中國第一批清朝留學生就可稱是低齡留學。自1872年起的三年間，經容閎提議，曾國藩、李鴻章奏請清廷批準，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多在10至16歲之間。這些娃娃們肩擔洋務派「以西方之學術，灌輸與中國」的期許，在當時的輿論看來卻更像是一樁赴蠻夷之邦的苦差。

　　斗轉星移，如今的出國留學已是人人欲得之的香餑餑，從公派轉為個人行為，更有父母不惜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接受世界名校的教育。

　　新東方教育的統計數據顯示，自2003年以來，赴英美加澳讀本科的學生數量持續增長，占到了所有出國留學人員的五成。而自三年前美國高中教育對中國學生開放始，低齡學生出國留學達到近年來的頂峰。

　　綜合上海、北京、廣東三地多家留學中介的數據，高中畢業參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學的學生比往年增加一成多。

　　鐵了心要出國讀本科的高二學生寇睿琦，已經尋覓一所美國高中的交換生機會多時。去年夏天參加「哈佛模聯大會」巡游美國高校的記憶，還停留在她的鼻腔里：「你在校園，閉上眼睛嗅一嗅那里的味道，太不一樣了。」

　　事先張揚的「棄考」

　　七月，校園操場上的野草還在兀自瘋長，下一撥孩子接替前腳剛走的學長，也將邁入「畢業班」的行列。

　　參加完高考的學生正焦灼地等待錄取通知書，而高二學生則要為「文科還是理科」的選擇掙扎。

　　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高二的十一個班級，在這個暑假過后，將被分成兩個預錄取班和九個平行班，再以高考加試科目的不同，劃分為物理、化學、歷史、政治等班級。

　　從那一刻起，同學們就將與大學的專業錄取、未來的職業取向、乃至人生規劃對號入座。也正是在這個時段，「高二下學期，到高三上學期，是學生流失的高峰。」復旦附中教務處的徐老師說。

　　寇睿琦還在寢室里和同學們復盤這次期末考試，每當大家的答案相合，她都會大口喘息，作如釋重負狀。「睿琦，你還有什么好緊張的?」

　　雖然作為分班依據的此次考試結果，無以影響到她的高考起點，但這個女孩暗自較勁著「平均績點」。申請高三赴美國高中交流學習，意味著由每一次平時考試牽動的平均績點上下，都會關系到國外錄取考官對她的評價。

　　寇睿琪的書架已經打包凈盡，案頭唯留一本被稱為「紅寶書」的美國大學入學考試詞匯。在同一棟寢室樓里，有幾張宿位已騰出了近一周。寇睿琦的幾位同學干脆選擇了休學，踏上各自的出國求學之路。陳之問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投考方向是英國牛津大學。

　　據陳的班主任胡小群介紹：今年他班上45位學生中，已有4位先后休學，選擇放棄高考，轉而準備留學國外。而這一比例在年級中約占20%，「很自然，人往高處走，我們的尖子生都以美國長春藤高校為目標」。

　　校方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放開高中生留學以后，復旦附中每年有四五十名學生，最終被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國外高校錄取。近五年來，每年都有10%左右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不報名參加高考。這一數據比上海市的平均比例高出了近三倍。

　　而在五年前，該校每年的出國留學人數還只有零星的十來人，且多由公派或校際合作的模式成行。

　　出國夢

　　寇睿琦的小學、初中階段教育，是在河南完成的。為了投考上海「四大中學名校」之一的復旦附中，她早早就當上了「考試移民」。在高三分科的節骨眼，孩子卻提出棄考留學的想法，讓父母順理成章的「復旦夢」破碎。

　　「如果不是來到復旦附中，我恐怕不會有出國讀書的念頭。」寇睿琦說。這兩年間，不僅學前課后，常有國外的名牌高校前來設攤宣講，每次一兩個金發碧眼的老外，架起一面面花花綠綠的校旗，「能不看得我們心旌招展么?」再加之耳濡目染校友的留學經歷，其中有一位甚至以哈佛大學中國招生負責人的身份歸來。

　　在7月3日落幕的第十一屆「中國國際教育巡回展」上，來自國外高校、留學中介和語言培訓機構的招生人員，幾乎言必稱「留學要趁早，高中剛剛好」。

　　新東方在北美的獨家代理機構、美國波士頓教育集團副總裁黃解釋說：以他們運作韓國學生赴美12年的經驗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決定了中國留學生的低齡化傾向不可逆轉，將由目前的本科、碩士為主，擴展到中學階段。

　　而一些及早行動的父母，更是四處打聽出國讀小學、初中的情況。新加坡因為相對低廉的價格(學費每年1萬元人民幣)，貼近華人社會的嚴格管理，和畢業后充沛的工作機會，成為很多小學生出國第一站。

　　幾乎是中高考成績公布的同時，打著各種旗號的留學教育展就將在全國各地鋪開。新東方專為高中生出國開設的「美加留學直通車」班，上海的200多個名額早在六月底就遭「撲空」，更多人則選擇參加美國「高考」SAT培訓班、或者托福、雅思等出國必考的語言類考試培訓。

　　新東方國外考試部主任王文山稱：「今年來參加出國考試培訓的學生呈明顯的低齡化趨勢。大多數孩子高一就來上SAT班了，而初中參加托福考試班的也不少見。」

　　提早休息在家的陳之問，天天在QQ上掛著的簽名檔即是火星文寫成的「極度討厭雅思」。對于像她、寇睿琦等有志留學的中學生來說，高二的暑假是出國前語言通關的最佳時機。

　　而在獨立于主流外的的「高三」一年里，他們還要準備語言考試、參加國外「高考」如A LEVEL、AP，遞交個人申請材料、熟悉留學目的地國家的文化人情等諸多必經流程。

　　由溫州移居上海的王女士和丈夫二人在「巡回展」上鉆進鉆出，為剛參加完中考的女兒未雨綢繆起來。「小姑娘考個211重點應該沒問題，但我們想可以進國外的名校，為什么要進國內的大學?」

　　「我們只能把尖子學生往外推」

　　也許是劍橋的名頭實在太過響亮，王女士還沒有搞清申請美國大學主要依據SAT/AP成績，而英國大學則需A LEVEL，就直奔「劍橋中心」而去。

　　陳之問在從復旦附中休學之后，也選擇了「劍橋中心」作為出國的跳板。因為數理成績突出，而又喜歡繪畫，她的理想目標鎖定了牛津建筑系。

　　「雖然國內的清華、同濟、南開建筑系也不錯，但知識傳授方式不一樣。而且聽說國內的文科生，大學就算不好好聽講，只要開考前挑燈突擊一周，成績也會不錯，我心里就發毛了。國外的高校是抓得很緊很緊的。」陳之問說。

　　為此，她從英國高中畢業考試A LEVEL的六十多門課程中選擇了數學、物理、經濟學三科作為攻讀方向。在國內，最早的「劍橋中心」掛牌于2002年，現在單單上海，就有上師大、上海市實驗中學、光華學院等名下的多所培訓中心。

　　像陳之問這樣高二報讀入學的學生，要經過一到兩年的大學預科教育，才有機會被英美大學錄取。

　　而在2003年英國本科教育對中國留學生開放之初，赴英求學大多必經英國當地一到兩年的預科或者高中教育，需付出50萬元人民幣的代價。陳之問的一位同門師姐沈佳臨，2003年高考失手之后，在教育展上被一家英國預科學校錄取，得以開始在劍橋求學的生涯。

　　「初到英國，其實是有一點失望。我就讀的Cambridge Tutors College，從字面看還以為就像復旦大學和復旦附中那樣緊密，但其實與劍橋并無瓜葛。」事實上，國外的預科與大學升學率之間，很難建立直接聯系。盡管，最終沈佳臨憑借自身努力如愿進入劍橋大學，但她在英國的求學也被迫延長了兩年。

　　國內的「劍橋中心」通常開辦四個年級，招生對象覆蓋了初中畢業生到高中畢業生。陳之問從高二入學A1年級(兩年課程)，自有一番打算：「其實，初三復習一整年就讓我對國內教育失望了，人都快悶得發霉了。高三又炒一年冷飯。」

　　復旦附中國際部的負責人吳小新校長對此也只有搖頭的份：「我們的學生都是尖子，因為國內以高考為導向的教育政策，也不得已搞些應試教育。實在是對學生才能的最大浪費。」

　　英國高考A LEVEL，在一個既有教學大綱的基礎上，沒有固定的教材支撐考試，而是注重學生自主研究和思辨能力的培養。高考指揮下的課程已難滿足學生的求知欲。

　　目前，上海外國語大學附中、復旦附中、格致中學等重點中學的出國留學比例已逼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國「分流」，成了又一脈主要的學生流向。

　　「劍橋中心」等社會辦學的留學培訓力量，加入到對優秀生源的爭奪當中。以上海實驗學校劍橋中心為例，一年級新生入學標準，只比去年的上海中考市重點線低五到十分。

　　準備留學的低齡學生在常規教育以外，可選擇的模式包括：「留學直通車」、國際學校和實驗雙語學校。

　　「留學直通車」，多是由辦學機構與加拿大、澳洲的大學掛鉤，以保證學生升學率，但這些高校的排名一般難以進入世界前50名的行列。國際學校，則按照教育部規定，只能接收非中國國籍學生。號稱以英國著名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為模板的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耀華國際教育學校等針對中國本土學生的國際化教育機構，開始顯山露水。

　　「公立學校目前在這一領域內，只能是望洋興嘆。」吳小新校長感慨道。

　　在復旦附中的校園內，一枝月桂樹之隔，便阻隔開了國內部和國際部的教學方式。小班制教育的國際部討論課上，國際學生為了凈化汽車尾氣的排放方案輪番登臺，而寒窗苦讀的應考生們則糾結于機關算盡的模擬試題。樹下，能聽到樓內操著多國語言的國際學生嬉鬧奔跑;抬頭，卻望不到他們黑板上輕松開放的講解。

　　陳之問等準備出國的學生，聽說學校的國際部打算在近兩年開辦國際文憑課程(IB)，曾想報讀，但遭婉拒。

　　吳小新校長無奈地說：「像我們這樣搞精英教育的學校，早就提出學生需要差異化培養。教育改革的本質也就是讓課程能適應每一個孩子，讓孩子能選擇課程。但是，IB多好的一套課程，就因為歷史課本對朝鮮戰爭的解讀角度問題，公立學校一直沒有獲批使用。我們也只能把尖子學生往外推。」

　　「像A Level這樣的大中學銜接課程，能夠幫助學生建立大學階段所要求的學習習慣。而我們的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讓人失望的。」上海實驗中學劍橋教育中心主任章良如是說。

　　「十八年教改就是一場失敗」，雖然辦學宗旨不同，但公立和民辦留學培訓的兩位校長，同是一聲嘆息。

　　參照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三年后，國際教育機構將被允許進入中國市場，國內的辦學力量必須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如果教育質量不能得到提高，那么人才流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無可避免。

　　「顯然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芝加哥大學的全美民意調查中心發布的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美國2009年培養的研究型博士，本科畢業于清華最多，其次是北大，第三位才是美國本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學。

　　無怪有人如此換算：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以前，國外的學校來我們學校招生，我們都是看在面子上，給他們兩個尖子，幫他們拉拉生源。2003級送往Cambridge Tutors College的學生就屬此類。但現在人才流失，已經越來越低齡化。」吳小新說。

　　王文一是吉林實驗中學高二的學生，即將到來的八月砥礪著他做出的，也許是人生第一個重大選擇。

　　目前在湖南信息奧林匹克國家隊「備考」的他，從初三下學期開始便休學在家，專致競賽訓練。這個早慧的學生，面對死板的學校教育難以打起精神。但對于自己感興趣的「圍棋、文學之類的東西」，又無法從課堂得到滿足。

　　「我并不想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競賽上。」王文一欲言又止，高一上學期半年的美國高中交流生活，似乎拓展了他人生的界限。「相比Huntington那個安逸的小鎮，我們這兒實在是太浮躁了，我整個人被清零了的感覺。」

　　「美國」和旅美之行中結識的「那個女孩」，似乎合成了一個在他面前恍惚的曼影，「我顯然看到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這個宣稱自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又要等到八月以后才能「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的孩子，在談到參加奧林匹克大賽的時候用的詞居然是「責任」。

　　升學的壓力本不該在他考慮的范圍之內，因為被許諾了：獲得奧賽前20名，保送進入清華大學，20至30名進入北京大學，30至50名進入復旦交大，「而我初二的時候就可以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我想過去美國留學，但絕不是為了逃避壓力」。

　　「你要知道一個男孩子心里有了一個女孩子之后，會有一些 『鋼琴、水墨』這樣的愛好」。但回到現實，他要面對的是進入奧賽前20名的「責任」。

　　波士頓教育集團副總裁黃，也曾與王文一有著相似的經歷。他從湖北省理科實驗班保送進入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后赴哈佛攻讀博士學位。術業專攻物理，而事業則落在了出國留學咨詢。在他看來「你大學出去，很可能已經晚了，在中國接受教育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沒趕上公派留學年代的他，感嘆自費留學時代的到來，低齡化留學趨勢的出現，才證明了中國人自發地重視優質教育資源，尊重一種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培養之可貴。

　　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而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

　　陳之問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分別從事材料和機電方面的研究。她選擇建筑學的專業，最初也有平衡父親的理工科偏好和母親的文化愛好之意。

　　陳之問坦言：「父母從小學開始就希望自己能去國外接受高等教育。」而上海實驗中學劍橋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觸到一半以上的低齡留學生，都身處中產家庭，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國有事業單位領導、公務員。「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國外取得了碩士、博士文憑，他們從自身的留學經驗出發，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國，更融入國外的教育體系。而并不是謀求將來的經濟回報。」

　　吳小新校長分析道：「目前接受留學教育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正當四十上下，不少人趕上上世紀90年代初的移民潮。因為長期旅居國外卻很難獲得文化認同，更讓他們意識到對孩子的教育，要系統地接受和學習國際化的思維方式。」這批家長現在有不少已返回國內，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齡之后，再選擇海外陪讀。

　　棄考留學生的跨地域流動也蔚然成風，目前上海的留學培訓學校中，約有一半為外地生源。「這固然有外地高考壓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國外優勢的教育資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說。

　　今年高考平均錄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錄取率接近九成。09年84萬棄考生中有21%的人將要走上留學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學教育興起較早的地方麓集，形成一個個隱于市的「棄考留學移民」群落。

　　把雙休日都耗在留學教育展上的王女士，有備而來地用小拖箱裝了滿滿一車資料，她要為華師大一附中初中剛畢業的女兒，安排一條十拿九穩的成才道路。學校的排名如何?是否能保證申請成功率?是她費了千百遍口舌的問題。

　　然而，兩天下來，在她耳旁環繞的，卻是一位留學中介的反問：「如果以你孩子的能力上不了清華北大，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上美國的一流名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