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台湾：林雄一）

penkyamp

最后一课 （台湾：林雄一）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浅田畏三郎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国民党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陈阿并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大某，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浅田畏三郎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浅田畏三郎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浅田畏三郎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雄一，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阿二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阿二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浅田畏三郎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大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重庆已经来了命令，台湾的学校只许教中国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日本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日本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日本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淡水河上去钓鱼……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浅田畏三郎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浅田畏三郎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雄一，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台湾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日本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雄一，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浅田畏三郎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日本语言上来了。他说，日本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浅田畏三郎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日本」「台湾」「日本」「台湾」。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大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日本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中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浅田畏三郎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 a i u e o。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阿二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国民党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浅田畏三郎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四个大字：
「日本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xiss

皇民化？

penkyamp

最后一课 （摩尔多瓦：安东·西米约诺夫）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聂夫斯基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摩尔达维亚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少先队员，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聂夫斯基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聂夫斯基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像，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聂夫斯基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安东，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最使我吃惊的是，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索洛维约夫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索洛维约夫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聂夫斯基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少先队员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基希纳乌已经来了命令，摩尔多瓦的学校只许教罗马尼亚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俄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俄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俄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聂斯特河上去钓鱼……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沉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聂夫斯基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聂夫斯基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安东，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摩尔多瓦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苏联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安东，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聂夫斯基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俄语言上来了。他说，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聂夫斯基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楷体字：「苏维埃祖国」「摩尔多瓦」「苏维埃祖国」「摩尔多瓦」。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个个都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少先队员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俄文。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罗马尼亚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聂夫斯基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 a be ve ge。在教室后排座位上，索洛维约夫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摩尔达维亚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聂夫斯基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四个大字：
「苏维埃祖国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