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走過廣州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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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http://www.puzzle8.com/bbs 作者：老張 走过西关（一） 　　我妻子娘家是广州西关人，但不是住西关大屋的那一种。她的祖父母生养了五、六个儿女，而各儿女也衍生甚多，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个家族里里外外共有五、六十人。传统的家庭喜欢聚会，特别是大家庭喜欢通过聚会来显示子孙满堂。我妻子娘家的祖屋位于西关某街的东四巷，屋子很窄小，每次聚会除长辈可以入屋安坐外，多数人只能坐立于屋前的小巷。聚会人数最多的是年青人婚嫁和老年人生日。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结的婚，那年头结婚的人都很简朴，很少有人到酒楼饭店摆酒席的，多数都在家里张罗。我们的婚宴就在西关那间小屋里举行。西关祖屋的小厅只能摆两桌，五、六十人的吃喝只好分作三轮。妻子的姑妈是个很会安排这类活动的家庭主妇，由她统一指挥，按照家居远近为次序，吆喝着各路子弟儿孙分批入席。吃饭的人也不敢慢慢品尝，几道例牌的酒菜吃过后便起身告辞了。我妻子的叔叔和他的一位女婿，是婚宴的大厨师，厨房就设在小屋楼梯口的墙角，炒菜的锅盘声街巷可闻。岁换时移，社会经济发展，消费风气日兴，这拨西关人家的喜庆便转到下九路的陶陶居去了。在大酒楼摆宴虽然济济一堂，但就失却了济济一巷的那种家宴的味道。不过，每年春节各路人马相约拜年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西关大户人家相聚时的那份情怀。 　　过去广州春节拜年很有意思，人们总是拿着自制的糕点，往亲戚朋友家里送。那是个食品并不宽裕的年代，拜年的人把自制的食品送给亲朋，受礼的人也照例从案上取一份回赠，表面上好象两家人交流食品手艺，但这种交流的人多了，一些食物甚至还未打开就转手到别的家，这就失去了原先互赠的意义了。所以，我对旧时过年互送食品一直存疑，因为一包年糕或油角，传来传去，极不卫生。幸好，我最初到西关拜年却不用遵循传统的规则，这要归功我岳父的新派作风。岳父到祖家拜年只带点钱给老人，通常不提礼物，我们跟着岳父去，乘着他那把大伞，总是空手而行。后来岳父年老，我们单独去了，作为晚辈总不能没礼物，正好我单位过年常常分到米和油，我便带油带米去拜年。旁人看来以为不高雅，但受者却觉得实惠。 　　每年到西关拜年的情景几乎一样，但个中气氛却是令人难忘的。东四巷的长辈知道我们相约前去，便提早准备他们拿手的糕点，煎香了的萝卜糕和马蹄糕非常可口，大煲的鲮鱼骨粥十分美味。妻子的叔婶持家有道，过年那几天总是糕不离桌，粥不离锅，让各路亲朋吃几天大锅粥。祖居的糕点每日都得从新制作，鱼骨粥则每天要煮两大锅。那时候街市的鲜活鱼才两三元钱一斤，鲮鱼骨每斤两毛钱就可以了，叔婶说买二元钱的鱼骨就够用一天了。晚辈们在祖居吃食，不拘礼节，大口地食年糕、大碗地吃鱼粥，十分痛快。在告辞的时候照例还得到一份年糕带回家。有一年相约去拜年的人较多，光我们这辈人带去的小孩就有十多个，我们这辈人是只生一个孩子的呀。如今这群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看着他们当年合影的照片，恍忽还是昨天。一年一度的西关拜年坚持到上世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中，西关进行城市改造，按规划祖居要迁拆，原先居住在祖居的叔婶只好搬到其它社区，从此便失去西关拜年的传统活动了。光阴似箭，不去西关聚会已经十多年了，我们也从最初聚会的青年时代经过中年而步入老年。自从家人离开了祖居之后，岳父便常常怀念旧地，八十岁高龄，还坐出租车去西关寻找旧居，可惜由于城市街道改变，半天也找不着，只好无功而还。近几年，我妻子也常常怀念家族的聚会，每逢节假日都拉我到西关步行。我们行走的路线多数是先入上九路，经广州酒家沿文昌路北行，一直走到荷溪首约、福禄新街这些古老街巷，看完祖居旧址便横穿小巷出宝华路，沿路南行，进十八甫，入大同路，再走到黄沙，乘搭地下铁返回天河。 　　间或有购物兴致，便到“皇上皇”买火腿爪子、到莲香楼买鸡仔饼，有时还到陶陶居吃个简便的午餐。到西关兜了一圈，既可以重游旧地，又可顺带购物，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西关的东西比其它城区便宜。新装修的陶陶居，古香古色，富丽堂皇，康有为题写的金漆招牌闪闪发亮，但是这样老字号酒楼的点心价格竟然是“通点”三元八角，而天河区高级酒楼的点心每款总要十元八元。我顺便告诉读这篇文章的人，什么是火腿爪子，这东西是原只火腿的脚尖部份，有一尺多长，有皮有骨没有肉，“皇上皇”腊味铺在分解原只火腿时，这爪子就算下脚料，约一斤重的爪子才三五元钱。砍上二三两爪子配一些新鲜猪骨，煲出的汤底十分美味。 -------------------------------------------------------------------------------- 走过西关(二) 　　　　 　　西关的掘起与衰落 　　　　 　　西关是近代广州的缩影，它曾经有一个世纪时光显示广州的经济力量与财富，它曾经是广州城市文化的代表。西关，字义是西边的城门，但它准确的意思是指城西的那一边。 　　　　 　　古时候广州城内有南海和番禺两个县衙，南海县管城西北八个城门，番禺县管城东南八个城门。广州城墙以西的土地村舍都属南海县的地界，这就是后来名响中外的西关了。 　　 西关从什么时候开始掘起，查过史籍都找不着明白的说法，但西关最辉煌、最神气的应在清末民初。那个年代广州的所有经济因素都集中在广州的西部，这里有进出口贸易码头，有各种货栈和仓库，更有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著名的买办基地十三行就在这里。中国最早的海关及广东最大的邮政局也设置其中。更令人崇洋媚外的是西关南端的“沙面”，这里是英国人的租界。 　　在西方人大量来到广州之前，西关仅仅是古老广州城的城乡结合部，那时西郊的荔枝湾和泮塘一片水乡泽国，乡民在池塘泽泮栽种莲藕与香菱。西城墙根住着一些为古老城市服务的民工，他们入城卖菜，打扫街道，清倒粪便，就如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干着城里的各种粗活。 　　　　 　　西关为何会在广州的城市发展中脱颖而出，这完全得益于西方的经济入侵和它的地理位置。西关的南面是珠江内河最宽的白鹅潭，自广州有城以来，这里便是水路交通的要地。清代的海防比明朝宽松，西方列强的商旅多通过白鹅潭进入中国的南方。皇朝时代没有对外贸易政策，乾隆皇帝早就回答过英国人，说我中华地大物博，什么东西都有，根本无须与英国互通有无，这就从国策上堵住了同西方人来往。但是，不管是明朝的海禁还是满清的锁国，都禁不住沿海人民同外界接触。当明朝借了澳门给葡萄牙人，广东与洋人的生意就没有停止过。外国商人利用民间渠道，进行种种非法买卖，西关就是一个重要的口岸。清朝的高官一边不想同外国人做生意，一边又对西洋的玩意十分青睐。于是，千里镜、时辰钟、女人化装品、高级官员用以护身的毛瑟手枪等等，便源源不断地送往京城，西洋的珍玩成了南方官吏孝敬朝廷大官的佳品。后来清政府迫于时势，同意和洋人做生意，但又不准在城里进行。于是洋人便在白鹅潭的岸边建起商馆、码头，我们的祖先称之为“夷馆”。那些曾经大胆与洋人做买卖的商人，为了方便同洋人打交道，也在夷馆的周围建起商行，这就有了后来的十三行。乾隆对英国人傲漫无礼，后来证实不无道理，两万里外的英国怎可同中国互通有无。中国稍为开放之后的事实证明，英国人卖到中国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其中最有害的货物就是鸦片烟。广州一些商人在重利的驱驶下，冒死和洋人做这种生意，官员对这种状况也只好只眼闭只眼开，有的甚至官商勾结，这段历史，常常使我们痛心疾首。不过，当年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也吸引了全国的出口商品和商业人才，由此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西关的繁荣。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行开放改革，回顾历史我们才晓得西关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是广州的经济开发区了。随着广州经贸的兴旺，西关从一片古城的荒郊，变成了广州经济发展的龙头。可以说西关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近代史常常把清末的门户开放写得一片黑暗，极少有人说到它曾经有过现代的文明。 　　　　 　　西关从堀起到衰败不到一百年，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割让了香港和容许五口通商，西关就不再是中国唯一的口岸，但因它邻近港澳，中国商人便从西关率先迈向国际，一些富商甚至到港澳殖民地与洋人合作。别看今日香港有高度的繁荣和现代化，可它一些著名洋行的发祥地就在西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在香港某大银行的会客室里，见过几幅清代中国人的油画肖像，他们是当年在西关建立怡和洋行的中国大班。教科书总是说买办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走狗，但香港的商界，对怡和洋行的几位中国前辈却是尊敬有加的。我站在这些身着满清朝服的中国绅士像前，浮想联翩，一面肃穆。他们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走向世界，时至今日我们又重新做起，踏上这条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到了民国，广州的工商业仍以西关为主要阵地。广州虽然曾经有过黄花岗的反清起义，但真家伙到了推翻清政府的时候，广州的“反正”却相当的和平，几个文人在谘议局前宣布一下独立就了事，因为广东的大都督和它的军政府都得到商界的支持。但是，民国以后的军政府有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得十分频繁，广州人民侍候不断更换的新政府，就如跟着不断改嫁的娘亲，去侍候不同的父亲。西关的商人，不能再忍受这些走马灯政府的敲柞，于是同沙面殖民地的英国人联络，与其不断跟娘改嫁，不如在租界找一个可靠的干爹。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西关商人学习香港界成立武装组织，史称商团。香港变成殖民地以后，各国商人为保护在港利益，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商人武装，用以抗衡匪盗和镇压当地不满殖民统治的群众，这些武装商人后来都被封为“太平绅士”。广州的商会有了武装组织，便处处不卖军政府的账，有时商团还强过军政府军，政府的粮响难以为继。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当非常大总统时，商会和商团竟和孙中山作对，煽动群众反对政府，甚至发动叛乱。据史料记载，当年叛乱的商团在太平路搭起坚实的围栏，从南到北，把广州分成两边，甚至请出英国人来威赫孙中山。但是，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革命理想得到多数广东人的拥护，他联合各方力量很快就平定了商团的叛乱。商团的失败不但令商人武装解体，更使原来的商会也无立足之地，搅事的商家不得不奔走亡命，或去香港或逃海外，从此西关的经济就直线滑坡了。到了民国十七年，陈济棠执掌广东，经济曾有过几年复兴，但无法回复先前的阵势。随后八年抗战，广州的经济就频临崩溃了。 　　　　 　　不过，使西关连根拔起的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在实行公私合营前，那些财雄势大的资本家便跑到香港或外国另起炉灶，在广州留下的多是些不动产。后来工商业不单全面国有，而且实行国营，原先企业的商誉和品牌都象垃圾一样被清扫得一干二净，从此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西关不再是广州的经济重心了。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度实行开放改革，主张市场经济，提倡发展民营企业。由此，广州市政当局想起了百年西关的辉煌，从沉积的近代史中挖掘西关文化。于是，有了上、下九路的步行街；有了“穿衣戴帽”重新装修的骑楼街道；有了粉饰过的西关大屋；荔湾广场的顶天楼宇，也为西关增添了现代的景致。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来推动西关的市场经济发展，这是市政当局十多年前的施政观。近几年来，对西关推动到登峰造极的，要数江泽民主席访问上、下九路了。当年江主席访问西关，省、市领导陪同，上下、九路一片银花火树，主要街道万人空巷，这是西关解放五十多年最辉煌的时光。 　　　　 　　但是，形势比人强，西关的气数似是江河日尽，经过多年人为的制作和鼓吹，也只能是表面的风光。时至今日，西关不但没有长进，还竟是广州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社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是有它的规律和时代感的，历史不能重塑，如果不把住时代的脉膊，任由怎样回顾过去的风光或凭主观意志都无补于事，所以广州近几年搞的西关概念，实在是事倍功半的。现在的广州，天河城广场一片商机，可谓黄金遍地，而西关的荔湾广场却长年交不起电费，这就是我上述结语的最好证明。 -------------------------------------------------------------------------------- 走过西关(三) 关于西关文化 　　据说广东的文化一向浅薄。古时候广东远离朝纲，有失教化，总是跟不上中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常被中原文化小觑。不过，我们站在边垂省份来谈谈自已的文化也未尝不可。听老广州说，西关的文化曾代表过广州的文化潮流，我对此不甚认同。纵观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在显示西关文化的畸形和末落，它象晚清的政治文化一样无所作为。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论，西关文化可说是不伦不类，就象今天一些沿海开放城市一样，处处表现出虚饰、造作与张扬。不过，经过过滤和筛选，我还是找到了几件称得上文化又发过光的东西。 　　一是西关大屋。提起西关大屋，便让人想起西关的豪华，激发广州人的骄傲。如今走进宝华路、多宝路和逢源路一带，便见到一座接一座的花岗石脚、水磨青砖的高大房舍，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关大屋了。这些大屋是当年发家至富的商家兴建的，《南海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中叶，绅富相率购地建屋，数十年来，甲第云连，鱼鳞栉比，菱塘藕渚，悉作民居。壤地相接，仅隔一水，生齿日增，可谓盛巳。”为什么广州的商人都到西关建屋呢，这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中国的封建社会，行商致富的人不受尊重，士农工商，生意人排得最低，即使做生意发了达也是富而不贵。城池之内，等第森严，如果没有官职或功名，在城内只可建普通的民房，不能建造豪华宅第。经商置富的西关人为了张扬富贵，只好在自已发迹的城外买地建屋。最早开风气之先的是南海姓梁和姓伍的两位著名的买办，他们在同治年间已开辟了新宝华街，就是今日的宝华路，随后那些办洋务发了财的人便相继买地营建园林院宅。 　　 　　西关大屋的豪华及建筑风格论者甚多，它除了表现近代广州高雅的建筑文化之外，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同古老的广州城分庭抗礼，是买办阶级向封建士大夫的挑战，西关大屋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西关大屋很快就落伍了。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小汽车无法进入西关的内街，洗浴和如厕也无法适应富人现代的生活要求。当广州东山的红砖洋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富人如厕可以安坐抽水马桶的时候，西关大屋的傍晚却仍须下人掌灯，各家门前摆放着等待郊区农民清粪的马桶，曾经辉煌的西关大屋便进入了历史。现在，宝华路一带的西关大屋多数仍在，但几乎都成了“七十二家房客”。 　　 　　第二是粤剧。粤曲粤剧是广东乃至全国有名的大剧种，但粤剧在清代曾经受过禁制。咸丰年间广州粤剧艺人李文茂带领戏班造反，粤曲粤剧受到朝廷的封杀。但是，官场商贾不能没有夜夜笙歌，平乱过后，有钱的西关闲人，便把已经沦为乡音俚曲的粤剧搬回大雅之堂。为了逃避清朝政府的文化审查，广州一位有名的师爷把粤曲改头换面，加入了不少京剧、昆曲的唱法，而且将粤语唱腔改成官话唱腔，从此广州的粤剧艺人就用官话唱了几十年，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才恢复粤语唱腔，从而也使粤曲粤剧比原先大气。用官话代替方言唱戏，使地方戏种得以延续，并扩大影响，可说是广州人特别是西关人对粤曲粤剧的一大贡献。民国以后，西关大少多成粤曲粤剧的票友，就象北京的八旗子弟一样对京剧颠倒入迷。西关大少多数都受过文化教育，因而西关出了不少广东音乐作曲家和粤剧戏本的作者。广东音乐音色优雅，曲牌文彩风流，如“雨打芭蕉”、“流水行云”、“平湖秋月”和“赛龙夺锦”等等，贴切得妙不可言，在国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广东音乐和曲艺的成就，是当年吸足鸦片烟打起精神写作的西关大少们始料不及的。由于多属不意之作，所以很多名曲都没有作者的姓名，西关大少们栽培了南国红豆，可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省港最有名的粤剧创作家“南海十三郎”，他出身西关大富之家，从小跟着长辈出入艺场，无师自通地对粤曲粤剧养成很深的造诣，青年时代就编写过不少剧本，他写剧本的时候一边吟唱一边落笔，他的戏常常即写即演。当年著名粤剧艺人万能泰斗薛觉先曾长期演唱他的剧本。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影视艺员谢君豪和林伟辰曾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主演过《南海十三郎》，也讲到他对粤剧的贡献，可惜广州极少有人提到他。 　　 　　第三是领导粤语的潮流。粤语过去称广府话，俗称“白话”现在叫广州话。广州方言的形成不去说它，但近世广州方言的发展确实拜托了西关。广东全省的“白话”分布很广，但各处乡村各处音，每个地方的口音都不同。近代广州发展成为商业城市以后，城市文化突出的表现就是推广了白话及语音的统一。广州作为最早同现代接轨的省城，它优美的白话语言在全省各地不同的口音中起到统一的作用，而西关话曾一度被公认为广州方言的贵族口音。西关的口音和词汇无时不影响着广州的语言发展，后来粤剧的唱腔咬字也以西关话为准。这种情况有如今日地道的“京片子”，经常都有新的语汇影响着北京的城市语言一样。 　　 　　其实追根究底西关话并非地道的粤语，当年的西关人特别是上流社会多是全国各地来到西关开发区的外江人。他们说的粤语多少带上乡音，时日推移，积非成是，加上他们有钱、时尚，便掉转过来领导粤语的潮流，真正的粤语倒成了乡下话。西关话越到后来越标新立异，在语音上常常追随官话，它的很多口音和官话相同或近似。如“死”字，它一定读成“史”；“四”读成“试”，这两对字广州话的发音截然不同，但官话却几乎一样。西关话舌齿音太重，还有很多“嗲”音和懒音，说起话来矫尤造作，嗲声嗲气，听长辈说，西关人就是吵架，其语调也相当温和。如今西关话已经消声匿迹了，解放后几十年的音象传媒规范了广州方言，一洗过去矫尤造作之风，令广州话凛凛然掷地有声，但从此又失掉了和谐温婉的语言风气。顺便说，倘若有怀旧者仍眷恋五、六十年前的广州方言乃至西关话，请多看看香港电视台午夜的粤语残片，张英和白燕的对白台词便是了。长寿而健康的港澳名人何鸿燊先生常常在电视台接受访问，他说的也是几十年前的广州话，而且略带西关口音。

leon_jeng

粤语内部的分支方言也相当多，把粤语称为广州话或广州方言是很不妥当。广州话虽然是粤语（广东话）的代表，但它不能是粤语（广东话或称广府话）的代号。

南粤高凉仔

广州话只系粤语的代表, 而唔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