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正統文化支持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理念

乜哥

《列子·黃帝篇》云：
黃帝......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這裏描述的華夏之母華胥的樂土，「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正是人人平等、民風淳樸、自然而近道的民主社會。這或許是現存中華古籍裏對民主社會的最早描述，而黃帝的政治學理念，亦與此相符。

黃帝的政治學著述，乃基於其修之身而天人合一治理天下的經驗。《漢書·藝文誌》載其典籍有：《黃帝四經》4篇；《黃帝君臣》10篇；《黃帝銘》6篇；《雜黃帝》58篇；《力牧》22篇等，共計12類26種。另還有《黃帝內經》等等。黃帝的思想學說是一個「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龐大文化體系。其中以《黃帝四經》論述法於道而修身治天下，最為全面，在漢代與老子《道德經》併稱「黃老之道」，被漢室尊奉而開創了輝煌的文景之治。而唐朝皇室尊老子為祖宗，以道家學說治理天下，則產生了名垂青史的貞觀之治。華人至今仍自稱「漢人」、「唐人」，而漢唐兩朝，皆是尊道貴德以致天下大治，這難道僅僅是偶然嗎？

《黃帝四經》既是一部「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寶典，也是一部尊道貴德、民主法制的全書。正因其具有符合大道法則、民主與法制和諧並行、修身治世兼備的特點，而為毒材專制所不能容，因此才會被後來的專制統治者故意毀滅，使黃帝所有與政治治國有關的經典驟然從歷史中消失無蹤。專制統治者們的行為，不僅使中華民族一直賴以實現天人合一，從而明徹大道修身治國的寶貴文化在國家教育中喪失，還使中國民主與法制的歷史發展產生鴻溝般的斷層，以致當今不少人竟以為中華文化中沒有民主的基因。
 
1973年，在湖南長沙市馬王堆3號西漢墓出土的古佚書中，終於發現了《黃帝四經》，失傳了兩千多年的《黃帝四經》終於重現於世。《黃帝四經》分《經法》、《十六經》、《稱》、《道源》，合稱《四經》。《四經》理論嚴謹，係統周密，邏輯分明，約一萬一千餘言。在惜墨如金的古代，這部經典可謂長篇巨著了。《黃帝四經》中體現出的「尊道貴德、修身治國」的精神文明，不僅是中華精神文明治國之大成，還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專著，是一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巨著。

「尊道貴德，修身治國」，在《黃帝四經·五正》中有詳細的敘述。黃帝問閹冉：「我想布施五正以治理國家，你看如何起始去施行呢？」，閹冉答：「始在於身，中有正度，後及外人。外內交接，乃正於事之所成。」譯成白話就是：順應大道，欲以道德治理國家，首先必須修身，內治於自己的身國。身國內的道德環境達到「中氣以為和」而符合道的法則，然後才能運用自己的「正善治」施治於外環境和他人。這樣外與內都在道法原則的基礎上銜接互動變化，才是正確地使事情圓滿成功的方法。

「後身未自知，乃深伏於淵，以求內刑。內刑已得，後乃自知屈其身」。譯成白話就是：後天肉身的智識尚未達到自知而明道的境界時，就需要以道修身進入深靜深定；在虛靜深定之中，求證內在身國法道變化轉換的規律和法則。性命之身內部完成了人法道的變化，身國內的形名都獲得了向大道的真實轉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貴德，恭服於大道而謙躬其身行事於世間。

「黃帝於是辭其國大夫，上於博望之山，淡臥三年以自求也」。黃帝於是安排好國事，辭別大臣，獨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聖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靜苦修了三年之久，內證自己身國中的法道治理全過程，而得「內形」。

以上所述，亦即儒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真義也。

《尚書·周書·泰誓》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盡心下》云：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可見，對於民主，中華眾聖先賢是英雄所見略同。正如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文化，華夏古文化同樣有著民主的基因。這也是東西方文化同源同歸的旁證之一。

乜哥

[轉貼]法道文化誕生了民主禪讓制


《黃帝四經》的「十六經」中說：「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達自中，前參後參，左參右參，踐位履三，是以能為天下宗」。

這一段話白話釋意是：從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黃帝，他的資質純樸近道（無名天地之始——《老子·德道經》），崇尚對大道的信仰。

行為舉止都傚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書·堯典》）。

慧識與智識同觀於四面（並舟同行為方），輔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識判斷，他的修為就像《老子·德道經》中所說：雙足不出大門，能知曉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戶之外，能通曉天道之義。神運能四達而無礙，信息反饋都自然歸納於虛靜的心中。

他並不因此而疏懶懈怠，還是深入慧觀與智觀，「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黃帝四經》）。左右之陰陽，前後之陰陽，一體而觀，並且同時參予前後左右身邊具體事務的實踐，參和悟併舉。

「踐位履三」，他處下不爭，謙虛謹慎，對登上高位堅持辭讓再三。黃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讓」的「禪讓」儀式後，才被民主推選為黃帝。所以，他才能夠成為天下的宗主，「是以能為天下宗」。

這一段記錄，可以幫助我們破解「堯舜禪讓」由來的千古之謎。

相傳黃帝在乘龍歸位以後，他的孫子高陽即位，就是顓頊帝。顓頊傳位給帝嚳，帝嚳傳位給堯。據《史記》所記載，堯有通神之智、高天之愛，凡事敬畏大道。

孔子曾讚歎：「偉大崇高的堯啊！獨尊上天為大，一心傚法天道！寬廣坦蕩啊，人們無法形容！」

《五帝本紀》上說，堯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樣是一位修身有明顯成就者。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現的方位，來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將一年劃分為春夏秋冬四季，並教民眾按照節令從事生產。

堯在位七十年後的一天，他問掌管四方諸侯的領袖說：「四岳，我在位已經70年了，你們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說：「為人君者，當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們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有一個叫舜的人，德行出眾，或許可以擔此重任」。

四岳看到堯的探詢目光，就繼續說道：「舜是個盲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愚昧，母親頑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卻能和他們和睦相處，力盡孝悌之道，使他們不走向邪路」。堯說：「好啊，我將令我的兩個女兒下嫁給他，以觀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經在歷山耕田，在黃河岸邊做陶器。因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們都能互相推讓地界；他製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沒有出現過次品。他無論住在哪裏，那個地方一年就會變成一個村落，兩年就會變成小鎮，三年就會變成一個大都市了。堯認為舜很好，就讓他擔任司徒之職，於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條不紊；舜接待諸侯賓客，遠方的客人就變得莊敬和悅了。

最後，堯讓舜到山林川澤去，遇上了暴風雷雨，舜也沒有迷路誤事。堯認為舜具備聖智聖德，就讓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舜於是觀測七星以判斷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時，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接著他召見諸侯，協調校正四時節氣，統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標準，修明五種禮儀，按照四方諸侯公、侯、伯、子、男這五種封爵，分發給他們象徵瑞信的五種玉圭，並且寬減五種刑罰制度。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諸侯言傳身教地講述治國的道理。

堯帝知道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賢，就沒有把帝位傳給他。堯說：把帝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傳給丹朱，雖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總不能為了一個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

堯觀政於舜20年後，讓舜接掌天子之位，又過了28年，堯帝駕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舜治喪三年，然後將天下讓給丹朱，自己避居南河。

但是來朝覲的諸侯都到舜那裏去，而不朝覲丹朱；訴訟的人也來找舜，而不找丹朱；謳歌者謳歌舜，而不謳歌丹朱。舜說：這是天意啊！由於這樣，他才登臨帝位治國。

堯舜治世之時，百姓自覺攝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約束，傳說當時「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讓路，犬無吠聲，稻生雙穗，夜雨晝晴」。

詩人屈原歌頌這段盛世時，唱道：「皇天無私阿兮，攬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意思是：上天對一切人都是公正無私、平等慈愛的，見具有德性的人就給以扶持。古代的聖王賢君，都是因為德行高尚，才能夠享有天下的土地。

從黃帝開始，五帝的統治都自然承傳了「唯道獨尊，尊道貴德，清靜修身，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孔子讚歎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顧這段天下為公、大道昌明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的文明之初是一個對大道恭敬順從、唯道獨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時代，而那時代的君王德配陰陽，允恭克讓，順應天道，從而使百姓過著童真般無憂無慮的生活。

堯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舜；舜也未將君位傳給兒子，卻傳給禹；禹帝不將君位傳給兒子啟，卻傳給益。這一段佳話，史稱「禪讓」。

生活在黨同伐異、明爭暗鬥的後世之人，丟失了「修之身」對大道進行體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貴德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品德能誕生出最和諧的民主。

許多學者對這段史實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說那是愚腐，有人說那叫德行，有人乾脆說那是一場虛構。《尚書》和《史記》，其實都忠實地記載著在仁治時代，人心離道失德遠未達到後來那麼嚴重，尊道貴德而民主推選，是一個必然的社會規則。

大禹說：「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順應大道旨意的一個人。由於你順應大道旨意，上天就總是賜下幸福給你。」舜聽到大禹講這樣的話，就說：「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來了，鳳凰也來了，百獸也起舞了。」他又說「奉天之命治理萬民，唯有順應，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遠」。他就以對大道恭敬的心讓位給大禹。

古經《左傳》上說：「所謂道，忠於民信於神也」。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獨尊，人們自覺地尊道貴德信於神，那麼哪有什麼力量能夠保證孤寡不善、權傾天下的人間帝王「忠於民」呢？

難怪當萬章詢問孟子，堯將天下讓給舜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時。孟子乾脆地回答說：沒有這件事，堯沒有權利將天下給舜，是上天將天下給舜的。這全是唯道獨尊的必然。

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尊道貴德時代，這就是經過修身實踐而自覺地尊道貴德信於神、畏於天、順於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

儘管人間的罪孽從未中斷過，儘管出現了荒婬暴虐的夏桀與商紂，祖先們卻未失去對大道的堅定信仰。這就是：皇天公義蕩蕩，大道明察昭昭。罪惡必遭懲罰，因果週期律循環必有報應。

這個道德的信仰，就是揚善棄惡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當年的夢想。

從炎黃起，經堯、舜、禹到夏、商、周，凡兩千五百年間，唯道獨尊，尊道貴德，信仰大道，修身證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們確信，他們與昊天大道之間有天經地義的血緣關係。

「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則」。大道是炎黃的大道，是堯、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

在清純古樸的眼睛裏，大道並不遙遠。盈盈萬物，生生不息，無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為。「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經》），無一不飽含著大道的深情厚愛。

乜哥

[轉貼]古代盛世三大原則


從道家黃老學來探求盛世產生的原因，我們大體可以概括出三大原則。


一、政治乃惡，需要制約：

中國歷史上，道家黃老學往往行於王朝初期，是因為新統治集團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前王朝統治集團的政治之惡，傷害了天下百姓，百姓群起而反抗，這是新王朝得以取代舊王朝的前提。新統治集團的這種體驗，使他們較能領悟道家思想。道家之所以反覆強調「無為而治」，是因為政治權力一般都有惡的傾向，政治權力對應著宇宙秩序的殘缺之處，政治家的任務，不是自我標榜為紅太陽、偉光正，不是去積極有為介入社會自然秩序，而是「抱殘守缺」，抱住宇宙和人性的殘缺之處，抱住政治權力的殘缺之處，不使其泛濫成災。「抱殘守缺」的原則，限定了政治權力的邊界，將其限定在國防、國家安全、司法和救濟四大領域。要有國防，是因為國家間會出現爭奪戰爭，這是人性的缺陷使然。要有國家安全，是因為內部人與人的權力爭奪易釀成內亂，這是人性的缺陷使然。要有司法，是因為人與人會有權利衝突，這是人性的缺陷使然。要有救濟，是因為天災頻繁，這是大自然的缺陷使然。除此之外，要警惕和防治政治權力惡的傾向。韓非說：「聖人治吏不治民。」這說明政治家的任務，是控制好政治權力，治理好官吏，不讓官吏侵擾壓迫百姓。政治家的任務，不是領導人民向前進，不是為百姓做什麼，而是控制官吏去不掠奪傷害百姓，排除人民自主自立前進的政治權力障礙。簡單說，更多不是要求官吏做什麼，而是不准官吏做什麼。權力的本性就是殘缺，權力放大就是殘缺放大。政治權力是惡狗，惡狗可以看家護院，但要用繩子拴好，不然咬傷百姓。《道德經》云：「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即是關愛生命，不傷害百姓。「儉」，即是輕徭薄賦，不與民爭利。「不敢為天下先」，則是權力退開，給百姓自主選擇的空間。所謂盛世，首先是控制了政治權力的放縱與政治權力惡的傾向。也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建立在「反者道之動也」的「反政治權力」基礎上。明智的君王，違反並約束了自己內心的擴權衝動，也違反並約束了官吏的擴權衝動，為百姓的自主選擇和社會的自動繁榮留下了空間。《道德經》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又云：「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這些都說明了政府要自我約束、減少擾民、減少自我吹噓，人民才能更好地安居樂業的道理。


二、天道平衡，減少特權：

道家的政治觀，建立在道家的宇宙觀基礎上。說起道家的宇宙觀，一般人都會想到太極圖。太極圖是一個陰陽力量的動態平衡系統，陰陽對立而平衡，相反而相成，在互動中形成整體的和諧。人們感到太極圖的玄妙神秘，但很少有人將太極圖與政治制度聯係起來思考。當我們想象一下太極圖的政治，我們就會有全新的政治理解。太極圖所展示的，是一個無中心的平衡結構。如果按照天人合一的原則，那麼太極圖政治就不能是一個中心調控的等級制的政治結構，而是一個兩種相反力量互動平衡的結構。同時，萬物並非等級關係，而是平衡互動關係，政治權力不能在社會中構築中心與邊緣、尊卑等級的關係。道家黃老學經典《黃老帛書》中說：「應化之道，平衡而止。」順應天道變化的方法，就要以「平衡」為基本準則。如果我們認識，憲法之上還應有法，憲法的根據就是道的法則，如道家所說的 「道生法」，那麼太極圖就應當是憲法之法。一個以太極圖為制憲依據的憲法，與今天我們的憲法會有根本的不同。

信奉道家的漢文帝，在財物分配上嚴格控制自己，不敢有絲毫特權，「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二十三年中，不僅沒有增加任何奢華耗費，還將一些財產賜還百姓。


三、法律公器，依法執政：

道家《黃老帛書》中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夫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這是說，法律的原則，從天道法則而來。法律，是判斷對錯得失的準繩，是辯明是非曲直的標準。所以掌握大道法則的人，製定出法律而自己不敢違犯法律，法律建立起來而自己不敢廢置法律不用。能夠自覺地引用法律為準繩，然後就能明白天下之事而不迷惑。

道家《伊尹·九主》中說： 「法君者，法天地之則也。」君王依法而治，是取法天地的自然法則。天道的法則是普遍性的，不會給任何個人以特殊待遇。法律的原則從天道的法則而來，而天道的法則高於君王，因此法律也應超越君王之上，這樣的法律思想，是道家「道」的法則的普遍性的延伸。道家《管子》中說：「夫捨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而長暴亂也。」

信奉道家黃老學的漢文帝，是中國君王中依法執政的典範。一次漢文帝出行，一人從橋下走出，驚了馬，差點傷到漢文帝，漢文帝要求廷尉張釋之加重處罰，但張釋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法律是君王與天下人共有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卻加重處罰，是法律不能取信於民。漢文帝聽從了張釋之的意見，依法處罰。

警惕政治權力惡的傾向而加以約束，這就給百姓留下了自主選擇的空間，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約束政治權力，百姓的權利才得以保障，百姓才可能有自由，而百姓有了自由才有社會的繁榮。認識天道平衡的法則，減少和消除特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消除政治特權，百姓才有平等，而有平等才有和諧。視法律為君王與百姓共同的行為準繩，這是對君王特權的約束，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是自由的保障。

君王和官吏有擴權求利的天然衝動，而道家黃老學思想，卻要約束政治權力，所以很難為大多數君王和官吏所喜歡，這正是道家黃老學在中國政治史上不能成為主流的根本原因，但正是道家這種被邊緣化的政治思想，與憲政的原則相通。憲政的核心，是限制政治權力，給個人權利留下空間，憲政改革的價值基礎，自由平等法治價值的中國土壤，正在中國道家黃老學之中。

乜哥

[轉貼]帛書《黃帝四經》簡介

    
《黃帝四經》是1973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書（《經法》《經》《稱》《道原》）的合稱。

黃帝在他的四經中開篇之首，就鄭重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於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據道的法（法則、規律）而生成世間法。他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生法」，是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從大道而生成世間法，是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間法）衹有遵從大道而製定，才能「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無相（虛靜）結構環境中的狀態，「道生法」則是法於道以後，遵從道的規律製定的、符合大道原則的世間法。

黃帝要求治國者「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正道，乃得名理之誠」，「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黃帝四經》）。這裏強調的「唯執道者」、「虛靜謹聽」，既是唯道獨尊，也是強調「虛靜為用」的修身方法。治國者本身必須修身而執道，才能使世間法不離道；衹有能進入虛靜的修身實踐者，才能真正尊道貴德、公正無私，才能以常法維護世人尊道、順道，從而尊道貴德。

《黃帝四經·經法》中還說：「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聖，無私者智，至智者為天下稽」。黃帝在這裏僅用「公」、「明」、「正」、「靜」、「無私」六個字，就將修身治世的精華高度概括起來。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備公心，不僅能自明自知，還能達到至明而無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於社會和國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組成，是「抱德無離」、「執一以為天下牧」（《老子·德道經》）之義。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進入虛靜的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靜的境界中必然會成為聖人；修身而無私者，他的後天智識必定會豐富全面；修身境界至賢人層次的人，聰明而且尊道貴德；賢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並且視為楷模的人。

《黃帝四經·姓爭》中說：「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這一段解釋開來就是：虛空和宇宙中充盈著尊貴明亮（皇皇：高上，明亮、旺盛之義）的德性能量；但是人們如果不具備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則，不規範心念和行為，那麼這些能量也無法進入社會和人體之內滋養人的性命。用道所產生的法（刑）規範人的心念和行為，是天德養精神內治身國、外治社會的前提和必要措施。若沒有符合道德的法律，不論是道法還是世間法，都無法真實地行德於身國內和社會之中。世間的法律要依照天德而製定，天德與人世間的法律這兩者之間是父子關係（穆：古時宗廟制度，父居左為昭，子居右為穆。穆穆：端莊盛美）。人世間的法治，應該教導人們尊道貴德，教育人們修身去主動獲得天德進入心身滋養精神靈魂，否則，法律製定得再合理、再全面仔細，刑律也將會越用越濫，最終必然頹傾崩塌。衹有德治與法治主次分明，並行不悖，才能出現《詩·大雅》中稱誦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黃帝四經》中說：「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吾畏天愛地親民」。「畏天愛地親民」，就是黃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這是確保治世者能「愛地親民」的基礎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就難以真實地敬畏大道，從而自覺地尊道貴德，私心和貪欲也就無法扼制地無限膨脹，權力就能使人變成魔鬼而不自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覺地尊道貴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駕於大道之上的根本保證。道德教育，絕不是口頭的說教，衹有修身實踐進行真實的體悟，才能產生真實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聖人之心而「因民以為師」；治世者要倡導民眾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貴德，「毋壅民明」，「吾愛民而民不亡」，「毋亂民功，毋逆天時」，「號令合於民心，則民聽令，兼愛無私，則民親上」，「主得臣輻者王（凝聚力象車輻之聚於軸心）」，「賦斂有度則民富」，「長利國賓社稷，世利萬夫百姓」等等。黃帝的法道文化是一個系統性的「聖人恒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德道經》）的和諧觀與民主治世思想。

黃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於他在修身實踐中的真知灼見，是一種高度自覺並且終生恪守不違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無法正確解讀。黃帝一生走遍華夏各地，每到一處必定建築祭壇，敬拜天地，也叫作「封禪」。據孔子說，《三墳》一書中載有黃帝專題述說上天大道的內容，可惜後人弄失傳了。黃帝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捩時期，順應天道，創立法道學說，以道法而生世間法，為歷史上五帝時期社會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並且影響著三王時期；而且對漢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直至漢武帝時代才突然被人為堙滅於黃土之下。

《黃帝四經》在塵封二千餘年以後，在上世紀末重現於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會在21世紀重放光芒，造福於21世紀的東方中國。

楚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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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nglau

莫談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