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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文章，轉載自：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158667
中國何以搞活資本主義而忽略民主政治？
文章原標題：全球化下的中國為什麼能夠不進行民主政治改革而發展資本主義？
作者：J.Z.R
來源：作者賜稿
來源日期：2009-10-16
本站發佈時間：2009-10-16 10: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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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魔方式的國家：當代中國政治變遷的重新思考》之讀書筆記，相關鏈結：高柏談新制度主義與社會建設的比較優勢；需要英文原文的讀者，請給chinaelections@gmail.com發信索取。
高柏在此文中試圖解答的是困擾國際學界多年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能在經濟上高速增長，迅速融入資本主義體系，而在政治領域卻絲毫未受到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響，威權統治仍能夠牢牢佔據統治的中心？這個謎題是傳統理論不能解釋的。它也激起了學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遷之間關係的各種預測。主流的觀點有三種：（1）統治崩潰論；（2）民主變革論；（3）威權統治延續論。這三種預測其實都是基於兩種理論視角之上。
第一種理論視角強調結構因素（即實現民主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其中又可分有三派。一派強調威權國家得以延續的結構要素（如：國家控制能力的減弱、人民不滿的累積、國有企業的低效、國有銀行的巨額壞賬、加入WTO之後會引起的大規模失業等），該派認為此等要素已今非昔比，故威權統治之崩潰當指日可待。此乃統治崩潰論之依據。另一派強調民主化轉型的結構條件（如：人均GDP的增長，中產階級的興起，教育的普及等），該派認為此等要素的發展將有利於民主轉型。第三派認為中國的威權政體極具韌性。中國在前現代時期的社會結構與歐洲本質不同，故而即使有中產階級興起，也不會像歐洲那樣必然出現民主轉型。當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並未達到轉型的條件，傳統的宗族勢力在地方政治經濟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新興企業家階層只問經濟，對政治變革漠不關心。
第二種理論視角把政治體制看作政治行動者策略選擇和互動的結果。面對全球化的挑戰，party state靈活地做出了各種策略性回應，包括行政改革、對新精英階層的收買、建立法團主義的新機制，鞏固政黨建設等等舉措。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威權國家論往往把party state看作拒絕變革的一個整體，實際遠非如此。在行政改革方面，黨政官員選拔體制自90年代早期就進行了改革。高級黨政官員的任期不再享受終身制，最高領導層的交替也成功地實現了有利於穩定的制度化安排，在政策制定領域則引進了聽證、諮詢、協商等多種制度。在對新精英階層的收買方面，CCP成功地吸收了新興精英的加盟，把潛在的威脅勢力轉化成為政黨新的資源。這批新精英階層主要由私營企業家和知識份子組成，他們的加盟為CCP帶來了新的思想與目標。在法團主義新機制的建立方面，CCP減少了利用強制力與政治宣傳對社會的控制，而代之以對組織、機構（如各種商會、工會和專業組織）加以操控。在政黨建設方面，CCP也作出了各種努力，如反腐倡廉、重建黨的地方機關、加強黨外協商與監督，增強黨內民主，提高官員能力等等。
採取哪種理論視角決定了其對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係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用這兩種理論預測中國的前景都具有一定的問題。第一種理論視角沒有能夠把共產黨國家面對變遷時採取的各種策略性反應納入分析之中，而第二種理論視角雖然比第一種更具解釋力，但仍然機械地基於威權與民主的二元對立假設之上，沒有能夠把party state面對變遷時本身發生的多種變化考慮進來，故而也需要修正。
有鑒於此，高柏提出了第三種理論視角：全球化下的國家建設理論。該理論模型以CCP面對全球化挑戰時作出的反應（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宏大策略）為引數，以其在國家建設上的各種舉措為干預變數（即魔方式的國家性質，所謂魔方式，乃指有六個方面），以其由經濟實力的增長所支撐的政體延續為應變數。該理論的基礎/假設在於：全球化並不必然削弱國家的作用，相反，也可能為國家能力的擴張提供機會。全球化一方面減弱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但另一方面會導致國家其他方面能力的增長，這是因為（1）國家能力已成為全球競爭下的一項重要的制度優勢；（2）全球化為個人和企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只能由國家才能吸收。該理論認為：party state在過去三十年來的變化可以看作是對全球化作出的回應。這些回應既沒有周密的計畫，也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基礎，往往是對各個時期具體問題的靈活處理。唯一確定的是，party state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決定拒絕民主化，代之以經濟增長作為維持統治延續的籌碼。為實現此目標，它願意吸收任何國家的經驗，不斷增強其國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許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國政府積極地增強其國家能力，其國家性質恰似魔方，具有六面特徵。所謂六面，乃威權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國家、發展型國家、捕食型（掠奪型）國家、改造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法團主義國家。正是這六面的結合締造了中國這一經濟迅猛發展，政治不十分民主的產物。那麼究竟誰是魔方的操控者呢？高柏認為非CCP莫屬。在這六面中，威權主義是本質，但其他五個方面同樣不可忽視，因為它們將決定party state的命運和政治經濟的性質。
威權主義國家：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從極權主義轉變為威權主義。國家不再對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行滲透和干預，而是允許有限度的多元化，允許社會發出象徵性的異議聲音。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國家的合法性被重新建立在經濟表現之上。中國自改革以來經歷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兩次民主化的衝擊，國家對這兩場衝擊都使用了拒絕接受的手段，並通過放鬆對經濟、社會的控制和增強對經濟增長的關注來平息和轉移人民的憤怒。
新自由主義國家：自由化、私有化和去國家干預化是新自由主義的三大基石。傳統以為，過去三十年中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始于英美。實際上，中國在推動新自由主義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視。開啟改革開放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新自由主義浪潮的標誌性事件，比1979年柴契爾當選英國首相，1979年沃爾克（Volcker）當選美聯儲主席，和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及他們之後採取的政策改革都要早。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是在CCP「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宏大戰略目標下驅動的。新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的關係頗為微妙。CCP只是把它當作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從未真正放手，服膺於市場統治。新自由主義一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增長，鞏固了國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帶來巨大的社會經濟不公，引發危險的社會衝突。
發展型國家：借助於計劃經濟下的各種能力，中央與地方政府得以用各種手段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如對外資企業實行稅收減免，低價土地批租，建設基礎設施，保障廉價勞動力的供應，運用稅收、貨幣、貿易、匯率等政策鼓勵內資企業出口等等。有的地方甚至幫助地方企業向國際市場推銷產品。總之，沒有發展型國家的幫助，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工廠。但是，中國的發展型國家因其具有新自由主義的一面而不同于日韓這樣傳統的發展型國家。傳統的發展型國家在工業化初期注重保護國內市場，鼓勵國內企業開發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促進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但中國將其比較優勢鎖定在廉價勞動力上，情願屈居跨國公司主導下的國際產業鏈的低端。不過，最近幾年以來，由於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政治壓力和勞動力密集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中國的發展型國家已逐漸向日韓模式靠近，產業政策開始轉向對自主創新的鼓勵。
捕食型（掠奪型）國家：所謂捕食型國家是指國家抽取了大量本可用于投資的資源，卻提供極少的公共物品。因此，在典型的捕食型國家中，國家提供的服務只是官員與其政治支持者的交換利益。官員可以通過補助、低息貸款、工作機會、合同機會等方式向其支持者輸送利益，也可以憑藉制定法律法規的形式，通過限制產品、競爭者市場准入的方式來創造尋租機會。因此，公器私用的腐敗現象屢見不鮮。和其他方面的國家性質不同，捕食型國家的出現並非是計畫中的，而是國家建設的無意結果。在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壓力之下，對官員的考核、選拔往往與經濟績效掛鈎。法團主義的機制又把官員和地方經濟精英緊密聯繫起來。同時，缺乏權力的制衡、缺乏言論自由、以及國家實際上對經濟的過多干預，都是出現捕食型國家的必要條件。正是地方政府捕食性的一面激起了集體抗爭，因此正是國家性質的這一面才是危脅CCP統治的最大不安因素。
改造的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國有企業掌控經濟命脈，抽取剩餘收入。中國作為改造的社會主義國家放棄了計劃經濟，不再掌控所有的企業，而是將多數國有中小企業出售，僅對大型國有企業實行控制。但是，CCP並沒有放棄維持國有企業在工業領域主宰地位的決心，而是對大型國企進行了大量的投入，提高其競爭力，以犧牲國內市場消費者利益為代價，幫助大型國企維護壟斷或寡頭的地位。在冷戰結束之後，CCP意識到國家抽取資源的能力對政權的生存至關重要，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通過一系列對國有企業的激進改革，實現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徹底改造。具體措施就是俗稱的「抓大放小」，其雙重目的在於：一方面通過出售多數中小企業來甩掉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加強在16個國民經濟命脈產業中的國有企業的地位。此雙重舉措對CCP政權的鞏固意義極其重大，來自大型國企的巨大稅收收入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庫，加強了國家應對各項公共危機與災難的能力。
法團主義國家：法團主義國家的理想類型是在每個領域中，由一個組織作為該領域所有個體、企業與組織利益的唯一代表。這些利益代表組織參與到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並代表政府實施其政策。法團主義可以適用於任何政治體制下，無論是專制政體、威權政體還是民主議會制度。可以說，沒有法團主義的機制，CCP「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宏大策略是不可能實現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核心是在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同時維持威權制度。經濟改革前的中國社會組織結構是高度政治化的，胡耀邦之死和蘇東劇變諸多事件使CCP意識到，必須有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領域（即市場）和重新組織的社會秩序（即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存在才能分散社會成員對政治的壓力，減少政權的風險。既然不能選擇民主，那麼法團主義就是上上策了。因為法團主義既能滿足（至少是目前）新興利益集團表達政治利益的需要，又能使CCP可以對這些法團進行操控（如：更換領導人、控制其財政等）。法團主義對party state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為多種利益的表達提供了管道，鞏固了CCP在精英中的權力基礎，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地方性的捕食型國家，從而引起矛盾衝突，削弱了國家的合法性。
結論：中國的民主化前景
高柏認為CCP面對全球化挑戰時作出的反應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宏大策略。該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它具有三個特徵。第一，中國加入全球化根本上不是出於經濟發展的目標，而是為了鞏固政權。故而國家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從未完全讓位於市場。第二，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同意識形態的多元政治力量實現了共存。「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看似自相矛盾的提法其實為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時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武器。正是這種多元的政治力量使CCP能夠靈活地運用各種策略來應對全球化的挑戰。第三，CCP唯一的、堅定的決定是集一切力量避免民主化。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計畫和目標。故而，危機越大，其適應手段越是多樣。
因此，中國民主化的前景目前看來不是很明朗。和平實現民主轉型的兩大條件（平等和資本流動）都不存在。中國城鄉基尼係數差距世界最高，而資本流動仍然處於嚴格控制之下。沒有這兩個條件，中國的精英不可能選擇民主化的道路。當然，民主化也存在另一條道路，就是維護穩定的成本和風險過大時，威權政府的精英會選擇妥協。但是，雖然中國的經濟面臨著高失業率和經濟收縮的挑戰，越來越多的抗議行為也增大了維穩的成本，但中國的party state和其他國家相比，其壓力仍要小得多。當然，一旦長期經濟危機果真出現，那麼現有的政治結構是否能適應新的挑戰就難說了。
讀書筆記：Bai Gao, 2009, 「The Rubik's Cube State: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 Vol.19, 409-38.
筆記人：J.Z.R
時間：2009/10/15
說明：此文為讀書筆記，並非書評，書中所有觀點、內容、以及許多語句均直接摘錄、翻譯自原文，且筆記人由於英語能力所限，可能存在誤讀、誤摘之處。請讀者閱讀時自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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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4 20:5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