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刻劃出流放者的悲慘境況,因為米勒本身也是流放者。 56歲的她,本是德裔,卻出生於羅馬尼亞,屬少數族裔。父親二戰時曾當納粹黨衞軍中尉的背景,更使她自小受盡歧視和壓迫,她母親更一度遭共黨政府送到蘇聯勞改五年。她第一份工作是繙譯,但她拒絕為毒材者壽西斯古( Nicolae Ceausescu)的秘密警察工作,遭到解僱。
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教授 David Parker,讚揚她是「非常出色的作家」,她戴上諾貝爾的文學桂冠實至名歸,而且用筆桿子揭露東歐鐵幕暴政的大多是男作家,米勒以女性角度寫出受壓迫的經歷,彌足珍貴。 David Parker又指,米勒獲獎符合諾貝爾評審委員的「政治模式」,得主大多流亡海外,共通點是批評欺壓人權或打擊異己的政府。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Merkel)也讚揚米勒的作品,顯現出抗暴政府的無比勇氣,「我們對她能在德國找到新家園高興」。
法新社/美聯社/本報記者
赫爾察.米勒部份作品
《 The Passport》( 1989年) 在壽西斯古極權統治下,羅馬尼亞一條村莊裏的德裔 Windisch,一直渴望投奔西方,享受自由生活,但出國必須取得通行證,村內同胞人數眾多, Windisch一家惟有忍耐等待,但苦等始終不是辦法,女兒 Amalie將自己奉獻給祭司和民兵,一家人才取得通行證,遠走德國,充份表現人們在極權統治下,夢想、迷信與人性的掙扎。
《 The Land of Green Plums》( 1996年) 作者透過童年片段,將五名羅馬尼亞年輕學生、老師和工程師的經歷穿插在內,這五個人為了反抗壽西斯古極權統治,寫詩作文針砭時弊,結果被當局追捕,有人上吊身亡,有人墮樓死亡,但自殺與謀殺間無法區別,死亡本身並不會透露死亡的過程,但繩子和窗子則說明了一切,活着的人無法談論,也無法沉默。作者以「我們口裏的話語,就像踩在草叢裏的腳一樣,會蹂躪很多東西」,將毒材統治下人活在惶恐焦慮的心態展現人前。
《 Traveling on One Leg》( 1998年) 小說 35歲的女主角艾琳, 1980年代由羅馬尼亞流亡到西德柏林,逃避政治迫害。人在異鄉,她先後跟三名男人發生戀情,一個是小她 10歲的學生,一個是社會學家,一個是雙性戀男子,但她思考最多的,是自己的感受。等候入籍西德期間,面對政府對待政治難民的官僚作風、西柏林街頭生活的觀察,極度思鄉的她,墮入一個迷惘和絕望的深淵,領悟所有人都基於某種原因,孤單一個。但她有信心,最終熬得過。
《 The Appointment》( 2001年) 寫二戰後共產鐵腕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女主角是年輕製衣廠工人,被發現在送往意大利的男士西裝內,偷偷車上「娶我」字句,並附有她的姓名和地址,以逃避政府的壓迫。她又被指在工作間賣淫,失去工作,常遭秘密警察阿爾布少校傳召查問。一次,在乘電車前往接受查問途中,她想起很多不快事,在極權的環境下,酗酒、暴力、貪污、出賣身邊人等,似乎是家常便飯。
個性硬朗的米勒,靠教幼稚園和向私人教授德語餬口,之後投身寫作。 1982年推出處女作,是短篇故事《低地》,卻遭當局審查,要將手稿偷運到德國才出版。她在作品中批評壽西斯古,秘密警察經常滋擾她,甚至向她發死亡恐嚇,迫使她 1987年隨丈夫瓦格納( Richard Wagner)移民到西德。
在西德,她可全情投入寫小說、散文和作詩。 1986年出版並於 1989年繙譯成英文的《 The Passport》、 2001年有英譯本的《 The Appointment》,都以一名女子遭秘密警察傳召問話下作背景,寫出她對共產極權的焦慮不安。儘管壽西斯古倒台 20年,米勒依然以毒材政權作背景,她解釋只因「德國的簡樸生活始終無法抹去我過往經歷」─遭極權迫害的經歷。
諾貝爾獎自 1901年頒發以來,獲獎者大多是男性,截至昨天,男得獎者有 760人, 39名女性獲過 40個獎項,當中居禮夫人( Marie Curie)是唯一獲獎兩次的女得獎者。女性在諾貝爾獎項,從未試過像今年那樣光芒四射,有四人獲獎,打破了 2004年有三個女人獲諾獎的舊紀錄。
除了米勒,今年獲諾獎的女性,還有同獲醫學獎的布萊克本( Elizabeth Blackburn)和格雷德( Carol Greider)及化學獎得主約納特( Ada Yonath)。至於 2004年,美國女科學家巴克( Linda B. Buck)取得醫學獎,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 Elfriede Jelinek)獲文學獎,肯雅環保主義者馬塔伊( Wangari Maathai)獲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