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政治视野下的「南北之论」：以明为中心
作者：
李杜韩 提交日期：2008-11-12 | 分类:静仄斋笔记 |
前段时间，玉笙寒落先生在田子方先生《瓦格纳的音乐和阎崇年的讲史——从民族情感的角度看耳光事件》的跟帖里，精当地提到了民族认同情感中的政治性因素，提到了汉民族历史与现实中的南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汉文化语境中除「华夷」外，复有「南北」，宋明以来往往并生，搅在一起。表面上是文化，实则是国家兴亡、或国运转向时的取向问题、信仰问题，深层往往又伴随政治集团话语权争夺的意图，因而充满「阳谋」与「阴谋」。本文篇幅有限，仅从「阳谋」方面，取明代为中心，上涉魏晋，下至当代，略就一篇杂谈。
汉文化世界观中有「时」「方」观念，时与方合而分，分而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使改朝换代，斗转星移，若一方之生存模式、经济政治格局没有伤筋动骨的改变，出现古人讲的「气格之变」，人物、器物、民风总有许多延续下来的相似性，此种现象用一个时髦述语就是「地缘文明」现象，文明受地域、地理、气候、出产影响至深之故。谈文化之变迁本有许多视角，现代人比古人要超脱一些了，古人谈论，最深刻而振聋发聩者均系于国运崩淅、易代换帜之际，于是便不可避免地，谈风俗人文最终归结为政治，甚至归结为忠奸好坏这样的标签式断见。本文要谈的就是这样一种视野下的「南北之论」现象。
汉文化分北南，北南中又复有华夷，由来已久。王夫之《读通鉴论》即云：「三代以上，华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后在大河」，「大河以北，人狎羯胡」，臧否尺度十分鲜明，王氏甚至言，河北：「数千里之区，士民无清醒之气」「相尚以雄，恬不知耻之习也」。黄宗羲亦与王夫之同调，认为冀幽两河之地「自春秋时已有慕夷即戎之风，由唐而后，则离中国而入夷戎者日多，故其言语，贽币、服用、习之恬不为怪，视畔父如置奕然」（《缩斋文集》），两位处于明亡之际的思想大师，反思明亡各方原因，痛之心切，语言锋利，表达激烈。但这样的南北观，又并非明末才出现，且看明初方孝孺的一番议论：「今北方之民，有父子兄妇同室而寝，污秽亵狎，殆无人理。盂饭设七，咄尔而呼其翁，对坐于地而食」（氏著《正俗》），可谓开黄王先声。
元为「夷治」，明末面临的还是「夷」，故明清之际，谈南北者最典型、最残酷地体现在政治取向上的地缘歧视，政权话语权争夺中的派系斗争格局上。黄宗羲追寻明亡原因，直言其中一条是不应该把首都北迁，应该留在南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此论又并非其独有，明代南北之争，最初一个大爆发点的确是迁都问题，成祖朱棣的行为深为广大士人失望，议论一直不止，只是朝廷几经血腥，不敢再谬然公开。但一有机会和场合，议论者仍然纷至而起，如嘉靖朝的靳学颜言：「国家建都幽燕，北无郡国之卫，所恃为股肱者，河南、山东、江北及畿内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鸷悍而轻生，易动而难戢，游食而寡积者也。一不如意，则轻去其乡；往往一失作难，千人响应」（《明史.勒学颜传》），呵呵，对北人的信任几乎为零。
他们讲的是不是事实呢？呵呵，看你持什么观点和角度了。但有一点，北汉人的性格的确与两个事实有关：一，北方的地理形势，可发展的农村城乡经济与生活方式，不能如南方的稳定，而且北方历朝政府也有意无意，让胡人入中原，同化胡人，缓和矛盾，「汉胡杂交」，在所难免，；二、经历 晋、隋、唐、宋 的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至金元时，北方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汉文化，甚至某些方面，「中华正声」正逐淡逐忘。如明朝弘治年间，北京大街小巷上群童嬉耍，均不作「中华正声」，而成一「鸟兽声」，并且非旦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亦广泛存在，胡族风气还体现在这些地方民间老百姓的娱乐节目，如琥珀词、紧急鼓、插儿机，「殊乖中华礼义之教」。
事实上，自宋后，最活跃、最有创意的文化带确在南方。如明代江西吉安一府，出了10位宰相、22 位尚书、11位状元、11位榜眼、10位探花、8位会元、32位解元。这方面的材料太多，不列举了。但是，恰好在这里出现了反讽，文化经济繁盛的地区在政治上正正经常成为被打压的地区。
陈纶绪论仁宗「居南京时，日与南方诸大臣处，俨然南人」，而到英宗朝，英宗曾对岳正言：「尔年正强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尔内阁，其尽力辅朕」「帝（英宗）爱时风度，选庶吉士，命贤尽用北人，南人必若时者方可」，上有所好，权臣益之，王翱「性不喜南人，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明史.岳正传》）。由此造成明代官场南北门户之见，发生苏浙人不得任户部，余姚人不能出任京官这样的事发生就一点不奇怪了。至崇祯朝，情况依然，《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记贼陷平阳，崇祯欲督师，陈辅演上前请求代出，崇祯劈头一句：「南人不可！」，至李建泰请代，崇祯说：「卿为西人平西地，朕愿也」。对苏浙为代表的南人歧视，明中叶之后，弥漫官场及其周边生态，于天启朝间爆发的大规模党争，更使这样的南北之见，加上亡国之恨延续至清初。《明季北略》记施邦耀说：「先帝升遐，九列中最先自尽者倪文正与公，皆越人，后又得一周文节。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绍兴乃三人……盖渐东诸郡中，绍兴士大夫尤以文章气节自负云。建文死难诸臣多出江西，数年来亦复然，而越州次之，吴及闽又次之。呜呼，盛矣！」换而言，重气节，尽忠节之道者唯南人也。有论者认为，明亡时，苏浙一带义士纷出，大忠大义，抗清激烈，血雨腥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明朝皇室压制南人的「东南政策」的一种心理反弹，用自己偏激极端的行为表明，真正的「爱国者」、「汉之忠烈」在南方而不是北方。此番情景，活脱脱重演了南宋亡时宋遗民中的某些景象：郑思肖自宋亡后，「矢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郑元祐《遂昌山人杂录》），而诗人汪元量则直写下宋亡时元兵入城之诗句「南人堕泪北人笑」。看来明的政治气格的确似宋。
明代人主为何不喜南人？其原因，不得不说到明朝开国时，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争霸而结下的恩怨了。无它，当年苏浙一带普遍拥戴张士诚，如苏州城上下就曾死抗明军，让朱元璋损失惨重，咬牙切齿，这种记忆在人主处怎可能抹去？清代学者魏源曾言明初政：「太祖平张士诚，恶苏民为士诚守城不下，命苏、松田亩照私租起赋，凡淮张文武亲戚及后日籍没富民之田，悉为官田」。南人死心眼，忠心，也可以说不善于在「政治取向」上变通，明起时抗明，清到时抗清，命运不啻给这里的百姓开了一个大玩笑。
有明一代，苏浙最为富裕，不仅文章在兹，更重要的是举国之重要财政来源在兹，当首都北迁，全国的财力一半以上还是落在南方时，南方之负重不言而喻。邱濬云：「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之十九也」（邱氏《大学衍义补》）徐贞明更言：「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明史.徐贞明传》）。王夫之反思明亡更加把问题直溯至唐，「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至宣宗时，已「视东南为噬肤不知痛、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骛也」（《读通览论》），言此为千年弊政，导致如今败局。
南人在政治上不及北人得志，不仅出现在明代官场的官员任用上，也出现在朝议中，有所谓「吴民喜乱」之说，曾经非常流行，不仅人主权臣如此认为，连民间私修史籍亦大有记录。所记者不仅可以见者天启年间苏州城民大规模的反阉行动，还有明末东南多处的民变、奴变。杜濬《瘗老仆骨志铭》记云：「甲申、乙酉间，国破家毁，余兄弟随侍先君、先夫人，尽室居金陵。僮仆十余辈，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营伍，窜入兵籍中。不数日，立马主人门，举鞭指画，放言无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桂，叫呼索酒食，不得则恣意大骂，极快畅然后驰也」（《变雅堂遗集》）《明季南略》亦记：「黟县与休宁俱属徽州府。乙酉四月，清兵犹未至也，邑之奴仆结十二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即焚杀之，皆云：『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主仆俱兄弟相称」。江南一带的抗清过程里，富家被乱民、变奴、「义军」动辄找个「附贼」之名夺去性命者，亦是常数，《明季北略》云有些抗清军「藉口恢复大明者，沿途则散行杀掠，遇衣冠则火围之，即得全，必支解」，当年江南士大夫与市民的所谓「抗清」，其中很多实为这种「奴变」。抗清运动之中泥沙俱下，亦与抗日、「人民武装」一样，「不能书写之恶」恐怕亦是必然有之的。
北朝人主之不喜南人，由明沿续到清，雍正皇帝就非常痛恨浙江人，曾道：「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谤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皆吕留良之遗害也」（转引自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初时期的确如此，吴伟业言清初科举的铨选、制科上肯定了清主这种好恶：「溯国家天造之初，遭风去致公辅者，多在大河以北，我东南之人由制科进者，先后裒然为举首，然及其亲之存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吴氏《秦重采神道碑铭》），对于满清统治者言，不喜南人当然是公开的秘密——反清最炽者是南人。清廷三百年，对其统治打击最大，让其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次大规模造反运动均是南人为主体引发，一次是白莲教，一次是太平天国，最后一次是从「百日维新」到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十年变格。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玩法也因南北而不同。早在光绪年间，陶成章就从革命形势上着眼，分析了南北不同，其言两地民性，颇具洞察，当然也颇带主观：
「我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属长江以南，俱属南部，称曰南方；凡属黄河以北，俱属北部，称曰北方。南方之人智而巧，稍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故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其间唯江北之地，接近黄河流域，遂兼有南北风气，教与会并蓄。…….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教]以用术愚人第一要义。政体尚专制……虽相隔千里，可以遥制之，故主教能首倡起义，则其徒之响应也必多…….惟用迷信…….故多能保守秘密……洪门借刘关张经结义……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故党势最易扩张……然各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制约……故不能保守秘密……职员之组织法，全系军国民制度……为白莲教之所不能望期肩背……若论运动，则开通教门也难，结连党会也易……若论形势，教门之徒，迫近京师，然教通海口也难；洪门之党，易通海口，然其隔京师也颇远。现今之革命党，亦交接洪门者多。」
现代的南北之争，表面上虽已无古人之大规模赤裸权斗记于文字，然在政治民生的各方层面又肯定存在着若合分之中的喜悦与怨恨，时隐时现，时强时弱。例如北伐之后，原来的国都南迁至南京，北京易名北平，这些都为北人所不满。1929-1931年，青年党人李璜在北方考察数省，认为除东北之外，其余各省的活跃程度均不如南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改成『北平』呢！」认为，北方对南方离心日增，很容易为俄、日所利用。事实上，日本人正是认为，把黄淮流域的疆域作为一个特区，归于自己控制的可能性，甚至高于归南京国民政府控制。
政治上的南北，悲歌不断，可以说直到时下，改革开放，北方老工业、农业的艰难，真可谓一言难尽。时方之分，竞巨如数十年。
本质上说，自古至今的南北之论与华夷之辩，均可视为政治控制权之争，这是核心中的核心。至于控制权获取过程，或获取之后如何保留这个控制权，才深深地涉及到文化人文上的资源属性、质量和流布。我一直不相信，某些儒家讲的「华夷之辩」是文化优劣论那么简单，这绝对皮毛且书生，对于政治家来说，大多数情况，政治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你有多少兵，你的兵能不能打，决定你的前途甚至生死。只有一个绝对强势，胸怀取天下之心，或已经是座稳天下，而又目光远大独到的人主，才会真正与文化相遇，「华夷」「南北」才会成为一个文化问题。然而，这样的时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南北之论更多反映出来的是，汉文明中心地区对文明边缘地区的歧视、偏见和压制，这是政治地位上有意制造的不平等，上述出于南人之手的对北人的批判，体现出得儒家政治思想精髓的思想家的洞察力，表露出了铁肩担道义的勇气，当然，最大的缺陷依然是站在类信仰的意识形态态度着墨，而少从民生、民命上看。
曾几何时，在汉儒家文化南移之前，北人是当年正统的汉文化代表者，其时亦以明代南人的眼光看对方，也是从里到外的鄙视。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方音」条云：「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这是自古至今的事实，《孟子.滕文公上》说「今也南蛮，瞔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里的南蛮就是指吴越，吴越方言与周天子的话音不同，不能讲朝廷天子听得懂的语言，说明了这个地方未开化，是野蛮人。对这种情况的鄙视，至东晋南渡建康政权内部，依然如此，《世说新语》有两则故事，刘真长上门拜见丞相王导，出来时人家问：「见王公云何？」，刘答：「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当时高僧支道林拜见王导的两位同乡王子猷兄弟，人问：「见诸王如何？」，支答：「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呵呵，支道林本为开封人，讲的正是与天子同一种的语言，自是自负汉家文明正统。这种嘲笑到了史书，依然可见，《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均见顾炎武《日知录》）。这种因为语言产生问题的官场故事，一直延续到明清，如《明史.黄绾传》记当时的名臣杨一清就以黄绾说「南音」而「不令与经筵」，霍韬以自己讲「南音」坚决拒绝公开授课开讲，「李延机传」谓「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始与叶向高并命」。看来，社会上层所肯定的文明正宗大统，并非以是否为汉地计，乃从是否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的水平比较计。
我们是「礼义」之邦不是平等之邦，我们是「天朝上国」，文明在京都，长安人、金陵人、北京人，这才是文明的代表，「华」 的代表，正如时下全国人民与北京人交往时不得不忍受着的那股京味、京片子，那是…….。在我国，政治中心永远在文明话语权上占绝对的优势，是经济发达地区无法相比的，政治中心就是一切的中心。这是上海人、广州人一定要明白的道理，你们以为上海、广州会比北京更牛吗？「改革」开始的时候拿你们做个试验，试验再成功也只是试验，发明权不在你，领导权也不在你，最后资源分配权，更也不在你。不是现在如此，是自秦汉开始即是如此。
汉传统的政治视野下，汉文化内部的南北尚且有如此歧见或不平衡，更何况进入到家里的「夷狄」？ 种种华夷南北之论，在文化上的神圣感、使命感下，难道完全掩饰得了政治上的失势，生存快感模式上的失落么？而这些失势和失落，是属于神圣的一部分？
倒是在失落中冷静的反省和批判，带有思想责任感上的神圣意味。清初朱彝尊《送汤潜庵先生巡抚江南序》云：「大江之南，职四民之业者，十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经过者指为繁华佳丽之地，不知四民蔽劫，有糠乞不充者」（《曝书亭集》），黄宗羲云：「风俗颓弊，浙中为尤甚，大率习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辩曲直为得计，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贵」，又言：「万历以来，排摈诋辱，出而杀君子者，多自浙人，盖由宋至今，沿之为俗。故朝廷之上，成之为党，遂使草野之间，讲之为学」（《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更激言江南士人热衷仕进，即使明亡之际仍不忘「乘时猎取名位」，此言与钱谦益的说法颇有通处：「吴中人士轻心务华，文质无所根抵」（氏《张子石六十寿序》）。真正文明发达的标志，必包含自省，自我批判，梨洲、船山之伟大处，正如鲁迅的伟大处一样，表现出某种「超前」的成熟，如果说南人在千年以还有什么「先知先觉」的话，这肯定是最宝贵的一种。
其实，文明之地缘性，源于文明是否具有提供让其有稳定的生活习性模式的自然资源、物质条件，然后是否有稳定的「让其如此」的社会秩序空间结构。斗转星移，我以为，今天之人无需与古人同调了。孔子当年提华夷之辩，的确是文明优劣论，不过是基于比中原文明低级的文明对高等文明的颠覆之危险曾经是那么迫切在眉睫，然而，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少数民族统治朝代，并没有发生国民生存模式的重大变异，社会结构与秦汉皇朝一样专制，倒是入华的外夷在不断地被同化，后来的华夷之论，大都带有政治歧视，即人家不是汉人，就没有资格统治汉人，这是什么逻辑？恐怕不是文明逻辑，而是人种优劣论，属于先天先验范畴了。
地缘文化现象反映在政治权术里，我看出现的不是以汉制夷，或者以夷制夷，而是以汉制汉。汉人的「窝里斗」是世界著名的，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不是华与夷，而是汉文化中的「江湖」。本文所举，官场朝廷上的种种之态，均是从南北之论转换成「江湖论」导致的生态现象。
地缘文化仇恨是会导致「国分」的，历史曾经这样发生过，重复发生，如同魔咒。
二00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發表於 2009-10-7 20: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