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阎崇年「耳光门」事件后，颇有一些朋友对我表示不解，以为我反应过激、小题大做。对此，我想可以谈些想法。所谓皇汉本身不见得是个多大的事，却可以作为极端主义在我国抬头的初步案例分析。
开门见山，一条一条讲：
其一，在皇汉「兴起」中，可以看到了极端主义发迹的社会温床。现代社会转型期人是孤独的，当个人摆脱了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社会组织提供的天然关系——如宗族、邻里。如果再加上社会剧烈动荡，那么极端主义的社会基础就会发达。如纳粹兴起前的魏玛共和国，战争创伤无法消退，失业和通胀困扰着人们。而大量退伍军人与失业人员苦闷彷徨，形成了大量社会组织之外的「孤岛」。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纳粹才能高举种族主义的旗帜凝聚起一方势力。而今日我国进入了一个转型期是毫无疑问的，人口的城乡流动、城际流动空前剧烈，离乡背井、进入陌生城市的青年愈多。但是，我国原有的青年组织早已丧失活力。很多青年，包括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的所谓「小白领」，在艰苦工作之余难以找到稳定聚合的社会组织容纳其私人生活。一面是谋生幸苦、竞争压力巨大带来的不满愤懑，另一面是对群体活动的向往。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管主张如何极端、荒诞，只要能提供社会组织载体就会有积极的响应者与参与者。而且，越是极端，与社会整体的共融性越小，组织内的内聚力反而越大，整体运作的能力也就越强。极端主义能够获得与其规模、实际受众不相称的影响力正源于此。「皇汉」就是这样的典型——汉网号称十万会员，其他类似网站的会员数不过以千计，其中又不乏交叉活动的，而且其中并不都是激进者。皇汉在庞大的我国网民数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借助一些社会事件、话题，在网络媒体翻天覆地一番，靠的就是这种不正常的内聚力。而「皇汉」活动主要分布于一些大城市，在农村与小城市绝少有声音也印证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尽管有人一再用「底层」、「下层」为他们开脱，但是实质上并非如此。从任何社会分层的角度说，作为皇汉主力的白领与学生都挨不上底层或下层的分类。这种社会条件的存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其意义并不是「皇汉」本身。考虑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形势，极端主义发迹的社会温床会不会扩大值得关注。
其二，在皇汉「兴起」中，可以看到多年来人文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的缺位。「皇汉」的种族主义色彩并不讨巧，甚至一些汉服活动的热心参与者本身也并不认同——我素来不把汉服与皇汉混为一谈。但是以历史为题，把历史问题的观点分歧「移情」于现实社会活动却不乏同情者。本来，历史观点分歧很正常，各国都有，民间的、学界的都有。但是，我国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都要牵扯到历史问题的评价，由此复杂多元的历史学竟变成了好人坏人、好朝代坏朝代的简单「定性」。郭沫若对武则天的评价，吴晗对朱元璋评价，都超出学术范围，来个冰火两重天的「华丽转身」。褒贬立场压倒了历史分析与记述，一句好坏评论竟要赌上身家性命，造成了不正常的敏感——多半源于政治性，而不是历史研究本身。所谓「大家」如此，其余可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长期以来都纠结于一个褒贬的结论，而绝少历史研究方法的教导，以至于「统一思想」「限定立场」竟成了历史学的「终极目标」。褒贬的结论真的如此重要吗？这甚至是对我国古代史学传统的倒退。史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规律；司马光修《通鉴》而能「资治」，是对历史经验的分析与总结，逊于史迁但也中规中矩；最有意思的是，明太祖对宋濂修《元史》的嘱托是「直书其事，勿妄作议论」，也很通达明白——明修《元史》里对蒙元君臣的赞许颇多，一些汉族人士为元朝服务而列入「良吏」「忠义」，倒没有「汉奸」巨帽打倒一大片的「义愤」。但是，「皇汉」挥舞着横扫一切的「汉奸」高帽，荒诞不经的「满遗」怪论，从历史打到现实，居然颇有市场，乃至被捧为什么民族意识的觉醒，真是荒唐透顶。民族意识要靠摆弄历史、「统一思想」来觉醒与确立吗？美国从学者到中学生，不仅在讨论南北战争哪一边更有法理依据，甚至对独立战争的是是非非也无所顾忌。这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吗？把历史问题的褒贬立场上升到「政治正确」，把情绪好恶放大为「公义」，这种粗糙的「历史学应用」在我国大行其道，为极端主义泛滥备好一道大菜。
其三，从皇汉「兴起」中，可以看到极端主义的成长范式已经开始被运用。极端主义的发端都是边缘小众的，但是自有一套捷径通向「成功」。在这方面集大成者是德国纳粹。皇汉是有些模仿纳粹起家的苗头的。纳粹利用德国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从历史牵扯到现实。但是一开始，他们不去挑选如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因为天主教实力可观；反对左翼，但不对社民党直接正面强攻，因为社民党的实力也很雄厚；口头上大骂资本家，但是并不辅以真正的工运，因为资本家的势力也很可观。因此他们柿子专拣软的捏，以族群矛盾为切入高举反犹旗号，以争取"大多数"开始，逐步推进，一一消灭异己。我不知道冲锋队挥向犹太人的第一拳时，其他社会势力是怎么看的，或许有些幸灾乐祸，或许事不关己。但是，后面的结果却是谁也没想到的。皇汉以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为切入点，故意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把历史情结"移情」于现实，还是纳粹反犹那样的操弄。皇汉挑了一个不大不小，但是非常分散，有历史渊源，但又没有激进民族信仰的满族为假想敌，也算有点小聪明的。
又及，纳粹这样大异类的极少数竟能掌握政权，靠得倒不是大多数支持，而是利用了各种社会势力相互憎恶与分裂的格局左右逢源。左翼容忍纳粹，因为看中了纳粹对当时体制的不满；资本家容忍纳粹，因为看中了纳粹高喊反共；而实力最了得的旧容克贵族—资本家联盟嫌恶纳粹的粗鄙蛮横，但是看中了纳粹高举日耳曼伟大传统的旗帜；等等。有趣的是，各种势力都看不起纳粹背离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暴力激进、赤裸裸的反人道主张，以为不能成什么大器。正因为这份轻视，他们都纵容纳粹滋生，寄希望于这股浊流能冲垮自己的敌手，而后轻易解决纳粹——「权宜之计」「借刀杀人」的小聪明。但是，当「敌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后，纳粹已经装大到足以掌控整个社会，无从收拾——「权宜之计」的确误事。简而言之，纳粹的种种主张都是乖戾无比、讨人嫌恶，但又是精心设计之后有投其所好的针对性，颇能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早期的纳粹势力杂糅混乱，其实有其独特的张力。皇汉的一个小型暴力行为能受到包括部分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同情，也有类于此。不满于现实社会、谋求变革者，如部分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在挑战「国家权力机构权威」（所以阎崇年「耳光门」事件被不恰当地放大）；部分民粹派看到了他们颇有与西方抗衡的味道，甚至能引用些本门导师语录之类的理论资源；部分国族传统意识者看到了他们算是举着「传统文化」的牌子，等等；都多少有些亲近。由此，各种「主义」中都不乏对「耳光门」同情打人者的声音，不惜在简单的因果与是非中硬拗些「原因的原因」。然而，纳粹从整体看是一种毁灭所有异己的破坏力量，而皇汉又如何呢？有建设性吗？整体上看，这就是一种不能让任何一种主流思想满意、接纳的极端激进主张。
然而，我并不担心皇汉本身能闹出什么大事。比之纳粹，他们小了好几号，充其量是个袖珍版、侏儒化的纳粹。他们模糊历史与现实界限的手法太拙劣，以「明粉」为旗号实在缺乏号召力；以满族为假想敌，意图把「满独」「清遗」炒得热闹也严重乏力——究竟有多少「满独」分子、盼望「大清复辟」的人实在很可疑。对现实社会的建设完全没什么靠谱的主张。只能绕来绕去在历史观点上打转——还不大能转出「明与清」，挑动个民族矛盾还胆气不足、遮遮掩掩，能有什么出息？搏出位、喧哗一下罢了。而且还有一个致命之处是，无论我国民间主流的左翼与所右翼，毕竟是经历过现代性洗礼的一代，对这种专事内斗的「古董型」狭隘民族主义（狭隘到了从「民族团结」倒退到了「大汉民族」）还是有些先天的免疫。当然，这给了他们以争夺「话语权」为口实的「长期饭票」——因为，皇汉所要主流的话语权（无非是个百家讲坛）实在是奢望。「百家讲坛」涉及明清的问题，上谁他们都不会满意的。哪个明清专家会得出「明代样样好」、「皇帝个个棒」，「袁崇焕是汉奸」、「君父（崇祯）杀袁是对」的诸如此类的怪论？同样也不会得出满清样样坏之类的结论的。除非皇汉自己的「专家」亲自上去讲，否则他们不会停止叫唤的，但是他们持着皇汉的那套东西去，一口一个「满遗」、「螨虫」的，什么「崇祯纪年法」、「我皇明如何如何」想必也没人让他们上啊。因此，皇汉要的「话语权平等」，只能是抱憾了。——要是他们不抱憾，观众大概要抱憾了。正好凑合着玩弄「没有话语权」的悲情。不过，炒作的余地也就这么点，「话语权」为借口翻炒几回合也就成了破布了。因此，皇汉本身不见得能成什么事，只不过，这可以视为极端主义抬头的前兆，下一波什么「主义」也许会更娴熟地利用纳粹范式与宣传定位。抑或，在经济形势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更为庞大、有力。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因此，从皇汉「兴起」中，我们可更应该关注某种「社会病」的预警。
發表於 2009-10-7 15: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