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越文报、华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越南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越南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亚洲文化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
發表於 2009-8-17 16: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