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有幸出席了两场有关华语的讲座,第一场是关于华语在运用上的标准与规范,第二场是关于是否有华语帝国存在的可能。这两场的讲座,看似在谈论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针对海外华人对于华语的使用,两个讲座倒是有个交叉点,而且有趣的是两个讲座的主讲人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看法。
在关于华语在运用上的标准与规范的讲座,两位主讲人郭熙与汪惠迪,讨论了许多华语需要规范的原因、规范的标准,以及规范过程中面对的种种问题。基本上,他们认为,海外华人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应该向中国倾斜,应以中国的规范为标准,毕竟汉语汉字的故乡在中国,海外华语是支流不是主流。
中国的华语语文规范是由官方推动与执行,正如郭熙所说,这是中国政府完全掌控的,所有媒体(教育、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必须遵守它的标准和条例,一种由上而下的指示,完全符合CCP政府的单向模式。对于语文规范,汪惠迪也提出一些例子,说明中国与海外华人在认知、生活背景和习惯上的差异,导致在词汇上的规范,不考虑具有海外本土风情与地方方言特色的词汇,如巴刹、胡姬、令吉等。
当天出席的听众以华文教师占大多数,我想他们都希望从讲座中吸取如何正确使用华语的方法(华语的实用性与功能性),而心态上也偏向以中国作为中心、「正统」的依据,较少思考本土华语的多样性与地方特色,以及是否需要保留与推广,以免本土华语流失的问题。
恰好在关于华语帝国的讲座上,两位主讲人,魏月萍和梁文道,皆认为华语应该趋向多样化,倾向吸纳海外华人的在地性词汇,并且不太拘泥于规范化。他们的观点是从文化与语文历史的角度来谈论,而不纯粹从语文有效及广泛使用的观点来看待。
梁文道表示,中国对于华语规范是从民族主义出发,以国家为中心,并认为其它地区的华语使用者应该以中国官方制定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在北京的官员,连「港台腔」华语都不接受(禁止在中央电视台出现),更何况是海外地区深受方言、马来语、英语影响的华语词汇。基本上,他们在做华语规范时,较少迁就或者符合海外在地华语的要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华语的规范过程和英语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梁文道指出,英国的《牛津大辞典》是英语世界的语文权威,而主持《牛津大辞典》的是学术机构,不是官方机构,因此它规范来自世界各地的英语词汇,是以其流通性、在地性等作为双向的考虑,它的规范过程是由下而上的,与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思维息息相关。
其实华语规范所面对的问题,相信也是英语世界曾经面对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着英语和美语在全球同时使用,发现他们鲜少出现「谁才是正统英语」的争议。懂得英语的人士在观看BBC和CNN新闻时,非常自然地接受两者稍微不同的口音与词汇,不会觉得拗口或刺耳,更不会尝试区分哪个才是正统、地道的英语。
海外华人不应该觉得自己是华语的支流,而自我矮化,把所有华语规范之事都以北京作为依据(英语世界多元化是个好例子)。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拥有独特的语文风格与词汇特色,开始有占据华文天空一角的趋势,正如共和联邦的文学作品一样,它们扩大与丰富了英国文学的版图。我们要有信心,有朝一日,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也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而「新马腔」的华语也会水涨船高,受到华语世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