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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爲抗議陳水扁廢娼，台北市數十名公娼，花帽蒙面上街，爭取工作權，要求除罪罰，使台灣社會首次認真面對性産業複雜且牽連甚廣的公共政策問題。
她們的抗爭，持續了12年。2009年6月15日，台灣決議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置紅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但由于民意紛爭，「紅燈區」很快再次被叫停。
6月12日，日日春協會成員在抗議，呼籲除罪化，要工作權。
在台北萬華區龍山寺附近小巷內，幾家「茶室」裏，坐著不分年齡，濃妝豔抹的小姐，細肩帶、小短裙、卷發，在紅豔豔的燈光下，顯出幾分妖豔姿色，明裏她們是坐台小姐，暗裏全套服務。至于附近廣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隨意拉客，她們與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劃，談妥價錢之後就走。
自從1997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廢娼之後，她們就這樣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壹般人異樣的眼光，更躲避喬裝尋芳客的警察或線民。與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數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時，便挺身而出，要求回複性工作者工作權。
6月15日，台灣「行政院」門口，由14個民間社團組成的「反性剝削聯盟」，正公開反對台灣「內政部」規劃性交易專區的政策提案。
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兩名女子，突然「撲通」壹聲，向正在抗議的台灣女人聯線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爲爭取性工作權。蔡宛芬趕忙捏緊手提包，當場拂袖而去。
此時，台灣媒體的「黑炮筒」架滿周邊。兩名女子，隨即相擁痛哭，並高喊：「這叫什麽婦女團體？」「爭取了12年回到了原點。」
花布蒙面，抗議女子，在台灣早已是壹個符號。這代表著她們曾是台灣公娼，來自台灣的性工作者權益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大同區公娼自治會。
2009年6月12日，台灣「內政部」在委托台灣學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後，在「行政院」人權小組會前會，決議未來將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置性交易專區，並將性交易「除罪化」，區內娼、嫖與經營者都不罰，但區外皆罰。
「除罪化」、「設置紅燈區」，政策風向的轉換間，讓這些抗爭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她們要工作權。
公娼的抗爭
台灣性産業始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直到陳水扁上台才真正取消「公娼」。
1997年9月，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選擇了以「強力掃黃」爲訴求，浩浩蕩蕩掃蕩所謂的色情産業，迫使數百家台北市酒店暫時關門。接著，依照挑軟柿子原則，陳水扁想廢除日薄西山、沒人關注的台北市公娼。
1956年，國民黨政府頒布「台灣省娼妓管理辦法」，實施公娼檢驗制度，同時並取締私娼，在劃定的特定區域內，對性交易「業主」及「娼妓」發放限量執照，及以劃定「落日條款」，規定營業牌照不得繼承、轉移，所有人死亡後，營業牌照自然消失。在1997年時，興盛時期的上千名公娼只剩128名。
陳水扁的「廢娼」政策，讓這個原本屬于禁忌的議題，原本屬于社會底層從來沒有過發言權的壹群人，瞬間打破沈默，壹下子從被動、挨打的局面，反過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告訴大衆，她們是台北市政府核准發牌的「公娼」，應有工作的權力。
當時，主張反色情救雛妓，以及政治立場傾陳水扁的新興婦女團體支持廢公娼政策。但同時，有勞工權益意識的人士則以「性工作權」爲立場，力挺公娼抗爭，爭取到台北市議會再給予公娼兩年的「緩沖」時間，不必馬上面臨失業危機。
時任工傷協會秘書長的顧玉玲說，站出來支持性工作者之前，也曾猶豫甚至害怕過，因爲過去大家大抵認同身體是不能販賣的，也認同救援被迫的雛妓及婦女。但大部分的人從未想過有人自願從娼，至于性工作者的人格尊嚴，更是受到漠視。
因爲政黨鬥爭，陳水扁杠上由國民黨主導的台北市議會，拒絕給予公娼緩沖兩年。
此種政客行爲，引發了公娼展開了1年7個月的慘烈抗爭。
1997年成立的台北市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副會長麗君，與公娼姊妹發動200多場抗議，壹路「娼影隨行」追著阿扁，最後甚至成爲陳水扁連任市長失利的原因之壹。馬英九繼任台北市長後，依法行政複娼緩沖兩年。
廢娼抗爭，開啓了台灣妓權運動。支持公娼運動的人士在1999年成立民間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持續推動「性工作除罪化」，以及打破「性道德汙名」運動。她們發動了近500場以上街頭抗議活動，每逢大選、台北市長選舉前，壹定會以遊行向各黨候選人施壓，要求先廢除「社維法」罰娼條款。
原來在角落不被看見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開始在各種公共空間，包括在對政客的抗議行動中出現。她們召開五次娼妓國際會議，把全球最經典的性産業政策模式帶到台灣討論，將性工作者演唱歌曲錄制成CD、拍攝性工作者紀錄片、將公娼館「文萌樓」成功轉化爲文化古迹??
當性工作者現身于主流媒體，通過上千條新聞，和數萬名社會各界人士面對面溝通後，越來越多的市民也更了解性工作的真實樣貌，並把層次複雜的問題厘清。
禁娼背後的數百億性産業
根據台灣警政署統計，目前全台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協會粗估至少有10萬名地下性工作者，年産值數百億元，可見其需求度。在台灣「內政部」宣布各縣市得以設立性交易專區之後，全台25縣市首長，卻只有雲林縣、屏東縣、宜蘭縣這三個窮縣的縣長贊成。
反觀壹般民衆，樂見其成者居多數，經過各方媒體的問卷調查，大抵半數以上都贊成此議，畢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專區，總比台北市廢娼之後，弱勢的流莺亂竄、警察亂抓，但有錢有勢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應召站等色情業者隨意高挂豔幟，甚至流入住宅區來得好，民衆唯壹在乎的是：「紅燈區千萬不要設在我家後院。」
「紅燈區」再次放行消息，讓過去台北市華西街及歸綏街紅燈區周邊的店家，在經濟寒冬裏感到點溫暖。廢娼後，他們生意瞬間清淡，如果未來成立專區，他們樂見性産業回到這些沒落的紅燈區。反正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飾店的老板已經習慣與性工作者、老鸨、尋芳客相處，彼此相互捧場，各做各的生意。就像壹位在歸綏街擺小吃攤的業者說：「性交易，不過就是討生活嘛，以前這裏的妓女被客人欺負，老鸨都叫警察來趕人，附近的兄弟有時候也會過來幫忙壹下，我們大家都相處很好啦。」
雖說台灣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實際上，廣義的性産業在台灣早已行之有年，到現在已經形成相當多元且分工細致的非正式産業。依照「特種營業」法規，在台灣經營酒家、酒店、KTV、三溫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這些場所內沒有被抓到直接從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極有可能隱藏其中。不管是在商業區的飯店、賓館、還是巷弄間的住宅，台灣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應召站、經紀公司、娼館、按摩店、護膚店等型態，早已低調地存在著。
依台灣法令，即使是成年人雙方協議自願進行性交易，還是會依法判有罪或可以被行政處罰的。其中，性工作者如果被警方查獲，會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處罰新台幣3萬元（約人民幣6000元）以下，或拘留三天以下。但是台灣的法律不處罰性消費者，這俗稱「罰娼不罰嫖」。而性交易的其他關系人，如業者、中介等，若被抓到處罰更重，依「刑法」可判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並罰金新台幣10萬元（約人民幣2萬元）以下。
在表面上，不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台灣各級政府都壹貫地宣示禁娼。但是實際上，政府不敢也不想全力打黃，而只挑軟柿子吃：自199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實施以來，共有7、8萬人次的性工作者被抓受罰，而被處罰的平均每年約4000名的「小姐」，大多數是性産業中最底層的，如站街流莺，沒後台的小娼館。
就這樣，性産業和禁娼政策荒謬地共存了半個多世紀。
性工作是不是工作？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罰娼條款的規範下，弱勢的性工作者常面對警方的取締與壓迫，甚至爆發過警員向私娼索賄、白嫖的醜聞，讓她們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難。多年來壹直站在妓權運動第壹線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議廢娼政策或廢娼之後生計無著而自殺的公娼，更是無法壹壹道盡。
凡此種種，讓妓權運動者與性工作者更加強力主張「性工作除罪罰化」，同時也引發台灣社運團體的對立。
壹派是以日日春協會、性別人權協會爲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認爲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及周邊從業人員都不應處罰，但可在營業形態、勞動體制、地點場所進行務實有效的配套管理。
另壹派由早年推動反色情、救雛妓的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等組成，認爲性交易不能是壹種職業，更反對性産業（目前已經結合其它團體組成「反性剝削聯盟」）。這些團體原本主張廢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說話後，她們改變說法，同意可以不罰娼，但法律應改爲罰嫖，及繼續將業主、媒介等罪罰化。
但是，「反性剝削聯盟」現階段訴求的後果仍舊讓性工作者活在汙名歧視中。日日春協會負責人說，罰嫖等于罰娼，性消費者不敢上門，就是要讓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並不好挂的紅燈
6月15日上午，「反性剝削聯盟」在台灣「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反對設立「性專區」。他們指控性交易的實質內涵是壹種性剝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將導致性剝削更爲嚴重。他們甚至將「成人性交易」與人口販運相聯系，卻始終拒絕與「性工作者」對談，讓兩者之間形成強大的壁壘。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就認爲，政府設立專區無濟于解決性交易的問題，只會讓人口販子更加猖獗，還有性病傳播、幫派、毒品等社會問題亦將無限延伸。
與之看法兩極，以「日日春協會」爲主導的「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則對「反性剝削聯盟」的發言頗不以爲然，他們在6月12日率衆到「內政部」抗議，批評台灣「內政部」非但沒有執行此計劃的時程以及相關配套，對專區外娼嫖都罰的政策規劃也爲德不卒。
聯盟發言人、日日春協會秘書長王芳萍說：「要不是有權有勢有背景，怎麽可能進得了紅燈區，這個專區很可能流于政商勾結，那些弱勢的性工作根本不可能在專區中卡位，終究要流于非法，對于現況毫無改善的可能，專區外的性交易地下化情形恐怕會更嚴重，所以最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性交易合法化。」
兩方嘴戰，也引來了專家的加入。
由于紀惠容多次提及瑞典在1999年後轉向「罰嫖不罰娼」，不但減少性交易市場規模，更減少人口販運犯罪。對此，台灣著名性學專家、中央大學何春蕤教授提出反駁，她說，瑞典此舉不但讓性工作者更加「地下化」，也使不法賣淫集團得以兩邊榨取娼嫖，使出國買春、人口販賣因禁嫖而有更高的「需求」，而這正是「性剝削」和「人口販運」的溫床。
陳水扁和馬英九在任內，分別進行了各新台幣300萬元的性産業政策研究，結果都顯示：性交易除罪化並合法管理是相對地下化更好的方式。但是執政者壹直以沒有所謂的「社會共識「爲由，拒絕修改目前原則性禁止性交易的政策。
今年，台灣「內政部」又再度召開專家會議，與會各團體都認同「性工作除罪化」刻不容緩，但官方仍然持續拖延戰術。壹直到此時此刻，台灣大舉觀光牌之際，才提出此議，不禁讓人有題外聯想：「性交易專區難道是爲迎接大陸客做准備？」
兩方民間團體對立的強大壓力，再加上各縣市政府也以反對意見居多，6月24日，台灣「內政部」急踩煞車，決定先打造壹部「成人性交易處理法」後再行研議配套。
「紅燈區」再次遊離、擺蕩。
在昔日熱鬧的風化壹條街——歸綏街上，如今的文萌樓已經不再是公娼館，而是「身心靈幸／性福雜貨店」，是日日春協會的大本營。
這家「雜貨店」不賣雜貨，賣的是「幸/性福」。這座見證了台灣半個世紀娼妓曆史的小樓，與它昔日的主人壹樣，面臨著轉型，要替這些過去的性工作者尋找第二春……
台灣妓運第壹人
她確實是壹代名妓，不但是因爲她在性工作專業化方面的表現和發展，更因爲她在推動妓權運動上的重大貢獻。
拉下了貼身黑長褲，露出遭到警方毆打後的瘀青豐臀與大腿。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壹個普遍且道地的台灣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台灣北部宜蘭縣礦工家庭的她，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成爲壹名公娼鬥士，甚至台灣第壹名妓。
疾病與貧困捆綁著她的前半生。14歲時，父親病逝；23歲時，母親罹患重病。爲替媽媽支付醫藥費，官秀琴選擇了出嫁，這樣她可以「賺取」18000元台幣的聘金。婚後3年，卻因枕邊人有外遇而離婚。爲了養活子女，她29歲下海，在台北市萬華區賣淫，成了壹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錢來換取壹家溫飽。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個年頭，前台北市長陳水扁斷然宣布廢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類天性的「合理性」活動，讓官秀琴走下了「紅燈戶」的「小姐床」，毫不掩飾地走上了街頭，展開了曆時9年、500多場大小活動的台灣妓運抗爭史。
「壹二」、「壹二」。
1997年9月11日，數十名戴著帽子、口罩、墨鏡的台北市公娼姊妹們，彼此手牽著手，拉成壹排，齊聲喊著口號向前邁進。她們「蛋洗」著台北市政府大門，要求政府撤回「廢除公娼」的決定，並爭取兩年的廢娼緩沖期。此時，43歲的官秀琴壹個人走到了電視鏡頭前，「刷」地壹聲，拉下了貼身黑長褲露出鑲著蕾絲邊的白色內褲，以及遭到警方毆打後的瘀青豐臀與大腿。
「我不怕『見笑』(台語：丟臉)，我站出來讓大家圍過來看，我今天有這個勇氣走出去，就是覺得我的工作並不是見不得人。」身兼單親媽媽、公娼、妓運鬥士多重身份于壹身的官秀琴說，以前她也想過，自己做這壹行，不知道別人會怎麽看她，但是自從政府宣布廢娼之後，她就沒有顧忌了，決定站出來組成公娼自救會，爲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壹堆受過高等教育、身兼律師的婦運領袖旁，高聲疾呼著：「阮（台語：我）不是愛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總是頂著壹頭烏黑的大波浪卷發，化著紅唇豔妝，參加娼妓國際會議，拍攝紀錄片寫真集，她爭取將台北市歸綏街139號的公娼館——「文萌樓」列爲文化古迹。在此同時，她還因不滿台北市議員杯葛市府的緩廢娼案，與公娼姊妹們吞藥自殺，幸而獲救。
官秀琴不止壹次說過：「壹旦(娼妓)變成非法，什麽人都可以騎在阮頭上，阮（台語：我）只有低頭，求人手勢拿高，放阮壹馬。」
2001年，台北市政府正式執行廢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曆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轉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台北萬華區，與四個小姐合作經營私娼館。實時年過半百，她依舊要下海當「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場享受片刻溫存，下了床之後，她又重新走上街頭，爲性工作「除罪化」疾聲呼籲。
2000多個爭取妓權運動的日子裏，官秀琴壹肩承擔各種交際應酬，地方勢力、黑白兩道、警察取締、鄰裏關系，都需要靠錢打點，支出愈來愈龐大，沒想到店裏壹位姐妹卻積欠地下錢莊龐大債務而「落跑」，而官秀琴剛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網的借貸連動系統，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東牆、補西牆，被迫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每天要支付9000元台幣。終日忙著接客、標會還債、應付警方的查緝，讓她疲于應付。
2006年7月30日，壹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說：「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強取締色情項目，妳們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開店。」聞言之後，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壹旦無法開門做生意，又該如何填補眼前龐大的債務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電話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戰這麽多年了，卻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國民黨上台，照現在這樣取締，合法化遙遙無期。」
2006年8月1日淩晨，官秀琴找來了與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著告訴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後壹餐。」她隨即失蹤了兩天，直到8月3日，浮現在台灣北部基隆水湳洞的海浪中。在岸邊礁石上，警方發現她的皮包，裏面有壹張紙條。墜海前，她寫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鬥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2006年8月17日，被稱爲「官姐」的她，只在台灣媒體版面上「複活」了壹天。報道這樣寫道：1997年，台灣第壹位公開現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權」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後生活艱困債務纏身，在基隆跳海自殺身亡。
自殺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際，壹位公娼阿玲因房貸繳不出來，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間因就業困難的前公娼，有兩名割腕，兩名吞服安眠藥。
時至今日，台灣性工作者爭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
歸綏街的最好時光
這是壹條曆史悠久的風化街，早在清末大稻埕開港時，便帶動當地熱絡的商賈貿易活動，而逐漸形成風化區聚集了各種類型的性産業。
文蔭樓是目前唯壹保留原貌、供人參觀的老娼館。
文蔭樓裏官秀琴曾住過的房間。
歸綏街上昔日林立的公娼館現都已關門。
走在歸綏街上，Miko遇上以前的老鄰居。老伯趨身問候：「妳是以前住在這裏的小姐吧？」
他們聊起了近況，以前的舊事，如同多年未見的鄰裏。過去多次聽說歸綏街公娼館的老鸨、娼妓與周邊鄰居尚稱和平相處，現在總算有點領會到了。
日據時代，重慶北路到甯夏路口那壹段歸綏街稱爲藝旦街，各種類型的性産業齊聚壹處，超過百家，有稱爲酒番的酒家，裏頭的小姐賣藝不賣身，廚子還會端出上好的酒家菜來招待尋芳客，可謂上流社會風雅高尚的性娛樂，其中，江山樓便是最爲名聞遐迩的壹家。當然，有更多純粹滿足男人性需求的「查某間」（台語：女人間）。此外，銀樓、藥房、服裝店、美發院均因産業需要而擠身其中。
娼館裏的講究
那時候，歸綏街入夜後總是熱鬧非凡，持續到清晨。幾乎每家的公娼館都是門庭若市，小姐整天接客不停。
王姨在歸綏街待了40多年，輾轉在幾家不同的娼館做管理。她的工作包括管理牌子（收錢）、打掃整理，還要照顧小姐們的三餐。
那時的公娼館分爲甲級、乙級、丙級，王阿姨工作的甲級娼館1節要４０元，乙級、丙級較便宜。王姨說，以當時的物價來比較的話，那時陽春面壹碗才1.5元！後來大概是以壹年10元左右的幅度在漲價，到高點，所有甲級公娼館都是1節15分鍾1000元。
不過甲級的小姐比較講究，大家會找裁縫師傅來，定做樣式壹致的旗袍。大家就會講好，今天要穿什麽樣子的衣服、配什麽皮鞋（那時高跟皮鞋可是時髦的高級品），壹字排開，整齊又美觀！小姐也都年輕漂亮。而乙級的則較爲隨便，還會穿著拖鞋。
在歸綏街，大部分的小姐是本省人，從宜蘭東部和南部上來的都有。而會去甲級消費的客人，外省人較多，大都是三、四十歲以上的；還有由三七仔帶來的日本人和香港人觀光客。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歲那年，父親生意失敗而依《票據法》被法院收押，亟需壹筆錢把他保出來，她便以長女的身份扛起家計而下海，經朋友介紹來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幣賣給娼妓經紀人，壹賣就是四年。
兩年後，珊姨剛滿18歲，就被經紀人安排到歸綏街公娼館接客。當時規定年滿18歲，通過健康檢查，並由父母親自來警察分局蓋章，才可以領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養女都不得領取。
過壹晚就有8400元入賬，但卻全入了經紀人口袋。當時剛好正逢北投廢娼的緩沖期，警察抓得很緊。
由于是合法營業，這個風化區並沒有黑道保護、警察勒索的問題，但的確不乏像珊姨這樣因家計而「自願」賣到娼館的女孩。她們與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經紀人或保镖盯得很緊，無法檢選恩客。珊姨回憶說，她做到後來「技術」純熟，壹小時便解決14個客人。根據歸綏街文萌館的前老板所說，自由妓女通常壹天只接8、9個，不願意接的都得由被賣的妓女照單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須帶保險套，遇到無理客人還可以報警處理，而且定時接受健康檢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時，都在胸部貼ok繃，不讓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親吻她，她便壹拳揮過去，維護僅存壹點身體自主權。
在公娼館時，珊姨遇到不錯的老鸨，第壹天接客壹次50元，3天後整個風化區便調漲到70元，原本和經紀人說好接壹個客人她可以抽5毛錢，調漲後老鸨便爲她爭取到壹個抽1元，雖然當時經紀人十分凶惡，偶爾還會打她，但因爲老鸨的袒護，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她還是咬著牙壹個客人接著壹個客人地幹過來，4年之後她就自由了，但當時父親出獄後身體多病無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計全落在她壹人手上，只能毫無退路地繼續從娼。
禁娼後
本來珊姨的日子還過得去，與娼館三七分賬下來，也存了壹些錢，幫助弟妹完成學業、成家立業之後，正想過幾年繳完房貸後退休，沒想到陳水扁來個廢娼。隨著1997年的廢娼，歸綏街公娼館的紅燈籠壹個個熄燈取下，大多數店家均已搬遷，如今這不算寬的小街道壹片蕭條。
這讓珊姨頓時手足無措，警察也從原本的保護者變成天天站崗監視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訂的規則來嫖妓，拒帶保險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檢查、每兩個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費體檢也全部取消，讓這些原本持有合法營業牌照，得以安心執業的公娼，壹夕之間喪失了所有的保護。
在國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灣，便來到歸綏街，原本以爲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應該過得比較安心，沒想到遇上廢娼風暴。
Miko與珊姨最終決定，與官姐及工運組織工作者壹起走上街頭，爭取性工作權。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門口，Miko向台灣「女人聯機」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爲爭取性工作權。
27年前，Miko年僅20歲剛剛離婚，帶著9個月的女兒回到娘家，壹切有了交代之後，便准備赴日賣春，在此之前，她曆經艱困的求職過程。當她三個月回國之後，拿出第壹個100萬放在桌上，久病的父親淚如雨下。
壹趟三個月，她去了兩趟，小有積蓄之後，便從良在屏東家鄉開個自助餐店，沒想到初入此行，什麽都不懂，壹氣之下結束營業，又去了趟日本。結果那壹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來山口組綁架，好不容易聯絡上媽媽桑，把壹條命給救了回來。
第四趟回來之後，她再度創業，在恒春種木瓜，真心希望從此徹底轉行，結果壹場台風讓她虧損300多萬台幣。爲還債務，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經曆了合法的壹樓壹鳳，其後于43歲，去了澳大利亞這個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國家。在那裏，她遇到壹位六十幾歲來自廣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幾歲就來到澳洲從娼，生活條件相當優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過去做的那些轉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爲性工作被汙名化，她會好好連續做壹段時間，讓自己及家人、小孩過得更好，而且還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還沒准備好就轉業，反讓更大的經濟壓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幾年，她體認到壹個性交易合法化的國家，不但性交易公開透明，收費標准化，銀貨兩訖，也不會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種黑白通吃的問題産生，更不可能遇到無理取鬧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爲壹個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嚴來。
在2001廢娼之後，珊姨便離開娼館，靠打工及卡債度日，最近實在有點過不下去了，打算將房子賣掉來清償貸款。她經曆過歸綏街的最好時光，正體驗著歸綏街的蕭條。
[ 本帖最後由 紮那魯剛多 於 2009-7-4 19:14 編輯 ] | 
發表於 2009-7-4 19: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