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为了说明宋神宗作为之无能,说他「变法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好,你既然这篇文章是来说变法的,那你不会不知道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他抵御外族的侵扰(西夏、辽),「用功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见华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如果真的宋神宗对外用兵屡战屡败,那么变法有那么顺利吗,他的底气在哪里呢?事实上易说的与事实不符。
熙宁5年(1072)王韶败木征,苏轼得知洮西大捷时写道:「汉家将军一尺佛,诏赐天池八尺龙。露布(紧急文书)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牧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放春容。见」(《闻洮西捷报》)
熙宁六年 王韶再征吐蕃,前后行军五十四天,跋涉一万八千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幅员二千里,包括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全被北宋收复,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带地区的局面。王韶取得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这次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弥漫于北宋王朝的因循苟安、逸豫懈怠的政治空气,为改革派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
熙宁七年,王韶自朝重返西军,取得了极具战略意义的熙河之役的胜利,保住了胜利果实。
看清楚了吗,正是这些胜利激励了改革派,为他们赢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要狡辩说你说的只是西夏,那么
元丰4年(1081)种谔率兵深入敌境,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苏轼得知这一消息,为收复失地而非常兴奋:「闻说将军取乞躢,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共得中原雪絮春。」(《闻捷》)
这可都是宋神宗时代的胜利。诚然宋对西夏胜少败多,但你不能抹杀先贤的功绩。这不知道暴露出他的无知呢还是暴露出他为了文章不惜胡造论据呢?我倾向于后者,因为苏轼的诗我相信他还是读的,而且他为论证自己观点而乱说的地方还多呢。
就是这篇文章,后来大部分都是他在翻译古书,什么食货志,王安石传。他的分析全是别人观点,自己用出来的还不精辟。什么「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没听说过老百姓生活好了,国家反而财政枯竭了。讲财政问题只知道翻译,根本没有提到重要因素吃空饷,厢兵日广无用。王安石早期矫情令人作呕的事迹为了维护他的形象没提。吕惠卿是小人出卖不假,为什么不提他当时已入狱为了自保的事实。将欧阳修与韩琦对变法态度的重要性颠倒,以后世的文名而定座次。将献流民图后落雨是史书所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迷信不错,但也应视为巧合,不应这么轻薄。说王安石得势便说他配享孔庙,成第三圣人,那你怎么不说他后来失势连配享神宗庙而不可得呢?
王安石残民害国,他死后四十年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北宋衰微为新法所累史有定言,更不要提他当权一意孤行时多少生民为之所累。新法实在是为蝗灾、旱灾上雪上加霜。纵王安石动机好,为人操守好,但以结果看问题的话,他实是罪孽深重。但因为他实行的是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强中央集权,实中央财政,弱地方。这真是专制王朝的最爱,难怪他死后新党还一再得势,也难怪今天他还受到这么高的评价。我突然想到王安石与现在已退的某位领导人很象。自宋理宗以来王安石都是受到批判的代表,也就是从20世纪开始才逐渐给他翻案,当然这也有列宁导师一句「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圣言之功,更有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儒法斗争批判,他有幸成了红色代表的缘故。
我觉得有耐心看易中天这篇文章的人,想深入不怕烦的看史书。想趣味浅显的不妨看看《金瓯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网上《新宋》也还可以,总是比这篇有趣多了。
二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帝国的惆怅中这一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简直是带着七分敬佩、三分不解来读的。因为在这本书里,易中天先生让我看到了各个名家,就是没有看到他自己。现在终于等到易中天先生不落世俗,露出自己独家见解的时候了。
第一节开宗明义,读夏坚勇先生的名篇《湮没的辉煌》有感,兼踩一下余秋雨先生。剩下全录原文不表。第二节易先生开始立论了,认为夏先生所认为明末的抗清斗争是由于文化驱动不对。「但我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向来很怀疑」。这时我就敬佩了,能在这问题上抛弃前人所见真不容易。易先生开始论述:
原因一 「当真如此,当汉民族政权交替之时,是不是就没有死节之事了呢?」,以下列举方孝孺等例子。我这就看不懂了,为了文化死节于为了宫廷政变死节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事啊。况且这个纲常也是文化传统之一呀,这怎么能反证夏先生的论点是错误的呢?
原因二 易先生又以洪承畴、钱谦益的例子来说,「如果说他们不钟爱中国文化肯定不通」。我更奇怪了,总有人热爱生命甚于文化传统的,怎么反证别人不会为文化而誓死抗争呢?
原因三 易先生以阎应元、孙兆奎没有文化说明他们不是为了文化而抗争的,而是「他们不想大好河山落入异族之手....不关文化什么事情」
那我就要请教易先生了,文化是什么?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吗?不是!它是实实在在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衣食冠冕皆文化。你说他们没有文化已经值得商榷了,那「异族」是什么,是身体构造差异吗?
他又说「若他们是为文化而死,那后来事实证明清尊重中华文化的,他们不是死得冤枉,死于自己的误会」
那我来告诉你,易先生。在当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的事实下,在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下,他们会看出清后来的尊重文化吗?为什么江南抗清最为频繁?他们为信念,为文化而战,你能说他们死于自己的误会?你的这种言论和将岳飞否定不是民族英雄的言论何其相似?枉你一个堂堂教授。
易先生论证到此,自认为功德圆满,完全将所谓谬见打倒在地,下面开始收割易家的果实了。可是,我以为谬误抚育出谬误,他的三个证据一个也站不住脚。
再看第三节,易先生亮明了观点,「认死理」才是正果。当然,这只是一个代表,以后易先生还会以「认死理的精神」、「霸蛮」、「士气」等等不一而足的概念来代表它,就看哪一个更好用了。在给易先生弄晕之前,我们一一来了解这些概念。「认死理」「理」是什么呢,易先生支支吾吾,最后来了个例证「比如纲常伦理」。呵呵,纲常伦理是不是文化呢?其实易先生已经解答了,请看易先生的原文「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绵延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文化的传承靠认死理,这理是什么不是呼之欲出了吗?认死理的精神不是由理的坚持驱动来给它注入能量吗?
其实这节最让我感到可笑的是易先生以明神宗立储来举例,认为大臣与皇帝的立储之争「实在无谓甚至无聊,凭什么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好,次子就一定坏吗?如此云云。我看到这实在要笑了,笑易先生的替古人担心。易先生,古人比你聪明的比比皆是,你不用义愤。「立长不立贤」虽然偶尔会打破,但还是一直传千年,有它颠扑不破的道理。正因为它,才是使多少朝代免于争位,邦本不致动摇,少了多少的刀兵。贤是什么,每个人不认为自己是贤的吗,有什么标准?要是都依易先生,嘿嘿,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如此浅显的道理,易教授会不明白,您不是历史学家吗。
第四节,易先生以标题阐明论点「自掘坟墓是乾隆」。他以乾隆大兴文字狱,扼杀思想来证明缺乏了认死理的精神是多么危险。例如「不到一百年,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原来要近一百年大家才能认准这个道理啊。有人说了,不是文中说不到一百年吗?那你算算,从乾隆死了算起,不到一百年,岂不正是曾左李胡,同治中兴的时候吗,他们总不能算不是有志之士吧。
同样为了证明这点「因为书生意气...,所以才有反清义举」,乾隆的手真长啊,书生意气真厉害啊,隐忍百年多后,终于反抗出来了。易先生的逻辑,反清是因为思想被扼杀的反抗。您自己信吗?反正我不信。正如我所知,清末恰恰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候,各种思潮都有。连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都杀不了头呢。以下就好理解了,「革命党起义、袁世凯逼宫怎没有史可法、阎应元啊」,正是因为思想的活跃传播,帝制的不得人心,世界潮流的浩浩汤汤,才不会出现这些人,而不是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一路的压制思想。最后几段生拉硬拽,不值一驳。
第五第六节两者可合一,都是易先生的吹捧湖南言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有严重的湖南情节。易先生不是厦大教授吗,难道是湖南人?这里多的就是「认死理」的变种。什么霸蛮。有趣的是,易先生论证曾国藩的功业时说「比霸蛮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士」」。呵呵,还有比霸蛮更重要的,然后在第六节又说「士气就是霸蛮之气」。这就好比无极里那个马蹄形的山谷,绕绕又回来了。
这两节同样让我有受不了的地方「士气只存在于湖南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上,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地方是没有的。」易先生,你如果只是一个人梦呓没有人说你,但是你写到文章里去YY,就别怪人看了不爽骂您。湖南近代是人才辈出,为诸省冠不假,但唯楚有材?江南无士?南社,巾帼不让须眉的秋瑾,太多太多的先贤。希望你下次行文稍微悠着点,毕竟是要出书的。
三
易中天先生一直对诸葛亮不太感冒。例如他说三国里最有智慧的贾栩而不是某人,又一如帝国的惆怅中《治世与乱世》此文所讲。当然了,我很能理解易先生的想法,名教授吗,FANS多多,魅力很大,MM很多(这是易教授自称啊),当然不能与凡人同。我呢,一向是从众的,既然易教授要驳倒古人的智慧,当然要看上一看。
易先生在这文章里,既满足了打倒诸葛亮这座神像的目的,又成功衬托出谢安这朵红花来。短短两页半纸,不容易啊。还是来看看易先生的说法吧。
「谢安显然比诸葛亮更圆滑也更沉着」。例子《魏氏春秋》,诸葛亮「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矣」。于是司马懿说「亮将死矣」。后 果不其然。
这里圆滑挨不着边,易先生显然想说明诸葛亮的不沉着。可是我怎么就看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事必躬亲的这种精神呢。原来易先生以为有责任感的人都是不沉着的,勤勉是要不得的,是你不沉着的表现。名家就是名家,我辈俗人只以为这种人遇事会更沉着一点,他们更有处事经验。
易先生接着捧谢安。「谢安的风格却完全两样」。理由是淝水之战谢安竟然自己不去亲临指挥,照样老人家能下棋。最后来句「小孩子们已破贼军」,显着倍儿酷。沉着吧?沉着!我怎么就以为谢安放弃指挥战斗是他不懂军事的表现呢。而且想必初中程度的人都知道下面还有一句呢,下完棋,入室的时候「不觉屐齿之折」。这也是他沉着的表现?只怕是他矫情的表现吧。后世的人喜欢他,是基于对魏晋风度的向往。
还有呢「实际上谢安的为人处世是极其老练的,已达到几乎无人可以效法的地步」。是啊,又能隐,又能出山,还极尽辉煌。最重要的是死的正是时候「正当他功高震主,差一点会兔死狗烹的时候,恰到好处地仙逝了」。
我忍着看易先生由着性子写,但看到最后那句文人无知的幻想--终于圆了易先生一个英雄的梦时,我终于忍不住要打破你的神像了。
要了解谢安的所为,先要看看谢家的发迹史。
谢氏家族历史,据《晋书》卷四九《谢鲲传》,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开始出身寒微,所以诸葛家族的后人诸葛恢拒绝将女儿嫁给谢家主。永和元年(345年)诸葛恢死。其时庾氏势力骤衰,谢氏、桓氏家族乘时而起,地位渐重,所以谢衷子谢石始得娶诸葛氏小女。此时说明谢家已经不再是二流门户了。谢安前,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穆帝永和以后,谢尚兄弟久在豫州,谢尚为豫州刺史,谢奕、谢万继之,谢氏遂得列为方镇,在桓温与朝廷抗争的过程中培植了自己的力量,并且成为屏藩东晋朝廷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取得举足轻重之势,使谢氏成为其时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
魏晋人物以不出仕为荣,本是传统。谢安之隐,也属寻常。《世说新语.赏誉》注引《续晋阳秋》,谓谢安「六七年间徵召不至,虽弹奏相属,继以禁锢,而晏然不屑。」晏然不屑,好个高傲姿态!但《谢安传》说,安妻刘氏「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这就是说,谢安在屡辞徵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政局,随时准备出山。所谓高卧东山,只不过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矫情早已有之。
所谓为易先生津津乐道的「东山不出,奈苍生何」却是时辈责难、讽刺谢安之言,怕是要让易先生失落了。 《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条谓谢安出仕,中丞高崧送于新亭,乘酒戏安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于卿何?」谢安笑而不答。同书同篇「谢公始有东山之志」条桓温问谢安,远志何以又曰小草,「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
那么谢安出仕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吗?当谢尚等在豫州之任时,谢氏门户有靠,无陨越之虞,谢安自可矜持不出以图名誉。谢万被废黜后,谢安为门户记,不得已又出仕。他年已四十,以前有什么才能呢?没听说过,只不过能谈玄论道的本事而已。他如何能出仕得高位呢,不过是门户之荫罢了。如何能比得上诸葛亮出身于寒微??
接下来谢安的得掌大权除了门户、资历、自身努力之外,还相当程度上靠掌握的北府兵。刘牢之老爸就是谢家的旧将,这也是要靠相当的谢家以前资源吧。好了,谢安辉煌的顶峰到了,淝水之战。那么我请问淝水之战与谢安有什么关系呢,淝水之战是谢玄、谢石、刘牢之他们打的,他连个后勤都不做,下着棋子侄们把功劳送到他手上,这也未免太容易了吧。论军事,诸葛亮再差也比他不知道强到哪去了。多少人猜想过,若淝水之战输了,谢安只怕从此成了清谈误国的典范了。一战划分了天堂地域,赢得了后世名,还不是他自己打的一战。自古著名人物未有如谢安者。
打完仗不到一年,政治天才谢安就被逐出了中枢,然后再过一年生命结束了。而且谢安死后,谢家一直被司马道子压制者。这就是「政治上无人可以效法的」谢安所为?
而易先生最后一句什么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分明就是文人想像。东晋是什么时代,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是皇权极其衰微,全仰仗着高门大姓的时代。这个时候的一流门阀除了谋反的外,有过其它诛戮吗?压根不可能有这种动作。易先生的想当然圆了自我的英雄梦,可是也想催眠别人未免有些自不量力了。
总之谢安不得不出,出且必显,相当程度上不是由他个人决定的。他才应是最被高估的人物。
接下来易先生为了贬低诸葛亮,硬说孔明先生的名气是「炒作出来的」。例子呢?没有。结论倒是立刻给出了「可见,诸葛亮不好算是出处成功的范例的」。很可笑的是易先生连三顾茅庐也不打算承认。三顾茅庐见于《三国志》以及《出师表》,易先生估计另有创见。请看他的用词「大约是真的,或有影儿」。对于一些史书上的事情,易中天先生最喜欢趣说了。我在这里只看到易中天先生的轻薄为文。还有个例子,易先生怀疑屈原的死因。「依我看,是被人谋杀」,为了趣说,「装在麻袋里捆得像粽子一样扔进泪罗江」这就是后人吃粽子的原因。易先生一句话,笑着抹杀了屈大夫的万世风骨,尽显名士本色。看到这里,我只有痛心。相信以后在易先生的趣说里,还将有不少先贤不安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