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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旧金山华侨的社会生活中，会馆组织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陈兰彬、黄遵宪和梁启超等几位对旧金山华侨生活的近距离观察记述而言，当时的会馆组织对内负责华侨的管理和救济，对外则代表华侨去争取正当的权益，在当时的华侨社会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学者雷曼在《1850-1910年旧金山唐人街的冲突与组织从属关系网络》一文中把会馆称做是「一个寓济贫、仲裁、代表和互助于一体的组织」。〔1〕在美国早期华侨史的研究中，关于会馆组织的研究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相当地重视，〔2〕但多数将之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互助型组织。本文意图从会馆在当时华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来重新探讨旧金山会馆在早期华侨社会，特别是清朝设立领事之前的华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早期旧金山华人会馆的建立
会馆，顾名思义，就是聚会和居住的场所。明清时期，会馆组织是指同乡或者同籍者在客地成立的互助性社会组织。早期华人移民海外，人生地疏，谋生艰难，语言隔阂，深感有成立会馆的必要，故将之移植海外。
1848年，淘金热潮席卷加利福尼亚，许多的广东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淘金。旧金山作为加州的门户，很快就成为在美华人的一个中心。广东地方的地域、宗族观念向来很强，而早期旧金山的华人絶大多数为广东人，所以迟至1850年代，旧金山就成立了四邑会馆、三邑会馆、阳和会馆、人和会馆等同乡性质的地区性会馆。
最早的旧金山华裔会馆是1849年成立的四邑会馆，它由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共同创立的。1850年又有南海、番禺、顺德组成的三邑会馆与宝安、惠阳、梅县、赤溪组成的人和会馆先后成立。1852年，中山、增城、东莞三县侨民又合作成立了阳和会馆。1854年台山籍的侨民（除余姓外）与四邑会馆发生分歧，所以脱离四邑会馆，另成立宁阳会馆。1862年，台山的余姓、恩平的邓姓、胡姓等又脱离四邑会馆，成立合和会馆。新会与鹤山侨民维持原来的四邑会馆，易名为冈州会馆。〔3〕这些会馆主要是以地域或方言来进行划分的，共同的地域和相似的方言是各会馆建立的主要基础。
1862年各会馆联合起来，正式在加州登记注册，建立了一个慈善非赢利性的公司，即著名的「华人六大公司（Chinese Six Company）」。为了协调彼此的利益和团结一致对外，六大公司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凡有要事，由各会馆主席举行联席会议，进行协商和调节。对外用六大公司的名义，对内则成为中华会馆。
1876年，开平、恩平两县侨民脱离合和会馆，另组肇庆会馆，因此旧金山华人会馆成为七大会馆，但仍沿用旧名。1878年，清朝政府在旧金山设立领事馆，为了统合地方华人力量，将「六大公司」改名总会馆，不久又改为「金山中华会馆」，会馆设总董一人，绅董若干名，通事和庶务各一名。总董由各会馆司事轮值充任。〔4〕
二、旧金山华人会馆的组织系统与社会控制
旧金山华人会馆组织系统颇为复杂。但概而言之，其最基层的组织是各地的宗亲会。广东人宗族观念极强，他们在海外尽管可能不同宗，但同姓仍是认同的很好的基础，所以旧金山在早期就存在许多的宗亲会。宗亲会的上一层就是地区性的会所，即上文提到的三邑、四邑、人和、合和等会馆。这些地区性会馆之下往往下设一个或几个善堂。这些善堂主要为了负责安葬死难的同乡，或者是把他们的骨灰送回国内，如三邑会馆下设善堂有1855年成立的南海福荫堂、1858年成立的番禺昌后堂以及顺德行安堂〔5〕，阳和会馆下设有十二个善堂。在地区性的会馆之上，就是金山中华会馆，其下设有1900年成立的东华医院和1887年成立的大清书局。
地区性会馆主要是处理本地区内侨民事务的互助性组织，他们除管理和协助本地侨民工作、生活，主要是代表本地侨民与其他会馆交涉。金山中华会馆则负责处理整个旧金山华人移民的各项相关事宜。关于中华会馆与地方性会馆的关系，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中华会馆与各会馆颇似美国各省与联邦之关系。美国先有各省，后乃由联邦。彼亦先有会馆，乃由中华会馆。美国联邦政府初建时，其财政不能独立，由各省供赋之；彼八大会馆之于‘中华’亦然。质而言之，中华会馆之地位，与美国独立后立宪前十年间相类似。今各会馆皆有伯里玺天德（即主席），惟中华会馆无焉。有事集议，则八主席同到。其印则八家轮掌之，经费则八大会馆摊派。其大邑派一份半或两份（如三邑、宁阳、冈州会馆），其小邑派一份乃至半份（如其余五家会馆）。一切大小事情，大率决于各邑之本会馆。苟非关于华人全体之厉害，或甲乙两邑交涉者，不集中华。」〔6〕
可见当时中华会馆并无多少实际的权力，旧金山华人主要还是控制在各大地区性会馆之中。
早期进入旧金山的华人，几乎都要加入各自的会馆。这是因为初来乍到的新客，会馆可以帮助解决许多的问题和不便，因此会馆在早期的本地华人中具有很强的向心力。「每次船来，各馆初到之客，馆人为之招呼行李，租赁居所。遇有事端，董事等为之料理，亦有病故无依亲之骸骨，为之捡运俾葬于故里者。（此一事亦有不归会馆办理，各邑自立善堂代为营运者。）」〔7〕各地区性会馆的收入主要来源是这些会馆成员。每个初到旧金山的华人，都要到各自会馆登记。等到他们回国之时，向他们征收十数元作为会馆的经费。当时的会馆对于自己成员也有比较强的控制力，倘若回国的华人没有还清债务或不向会馆缴纳费用，会馆就不会向他发放「出港纸」，轮船公司就不会卖给他船票。因此回国的华人，「竟无避匿不捐此款者，研习日久，均习为固然矣。」〔8〕这种状况直到1881年才有所改变，由于各会馆当时缺少完善的管理，美国当局怀疑会馆借此谋利，因此曾对此展开调查，尽管最后不了了之，但此后当局下令，凡轮船铁路公司，不得无故阻止搭客，不卖船票。〔9〕
因为早期来到的旧金山华人多为穷苦出生，大都读书不多，缺少像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这一类的领导精英，所以商人凭藉其财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轻而易举的获取了各会馆的领导权。〔10〕1878年清廷设立驻旧金山领事后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清廷要求各会馆必须聘请在国内拥有功名的人担任会馆主席，但是这些大多不熟悉当地情况，甚至不愿主动管理经营会馆，会馆的主导权依然控制在这些商人阶层手中。
三、结论
旧金山早期的会馆系统，颇似一个清朝统治架构在海外的微缩版。如宗亲会类似于地方的宗族，地区性会馆类似于地方性政府，而中华会馆类似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就其功能而言，地区性会馆确实也扮演着类似华人地方政府的角色，对内严格控制着来金山的华人，对外则维护着在金山的华人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早期的「反华浪潮」中，各会馆联合起来，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如1875年，旧金山华侨六大会馆主席联名致信该市市长，指出华侨正面临排华分子的暴力袭击危险，呼吁他依据中美之间的条约义务，尽力保护华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止排华暴力行为的发生。〔11〕当美国开始实行排华政策时，旧金山各会馆一面呼吁清政府设法护侨，一面发动侨民捐款，聘请律师，向各级美国政府抗议和请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早期旧金山华人社会中，会馆不仅是一个互助的福利性组织，而且还是自治性的团体，幷且在清政府设立领事馆之前，它还扮演着华人代表的角色。
注释：
〔1〕Stanford M．Lyman，「Conflict and thc Web Of Group Affiiation o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1850-1910」．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Nov．1974），pp．479．
〔2〕相关的研究请参见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着：《美国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版，页115-141；Stanford M．Lvman，「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1850-1910」，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Nov.1974），pp．473-479；Him Mark La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r／huigun System」．Chinese America: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87,pp.13-51．
〔3〕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着：《美国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4〕傅云龙：《游历美利坚图经·余记》卷5，第4-5页。
〔5〕旅美三邑总会馆：《旅美三邑总会馆史略（1850-2000）》，旧金山，1999年版，第54页。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这里的八大会馆，除原来的七大会馆，1883年从合和会馆又分出了恩开会馆。
〔7〕黄遵宪：《上郑钦使禀文》第十八号（2），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载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下卷《文集·公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8〕黄遵宪：《上郑钦使禀文》第十八号（2），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载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下卷《文集·公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9〕黄遵宪：《上郑钦使禀文》第十八号（2），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载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下卷《文集·公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10〕Him Mark Lai，「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huiguan System」,Chinese Americn：Histor and Perspectives 1987,pp.16.
〔11〕Senate Report 689，p．p．46．47，转引白杨国标、刘汉标、杨安尧着：《美国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作者：陈永升，中国侨联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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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4-26 12: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