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廣府建築元素對客家鄉村的影響

leon-jeng

　吴伟鸿（吴伟鸿，香港考古学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文摘要】本文以香港新界三个分别建于清干隆、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客家村为例，说明香港广府建筑元素对客家建筑的影响。

　　Abstract:This article applies 3 examples locate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kong. They are Hakka villages respectively of Quanlong Period， Daoguang Period and Guangxu Period， all in Qing Dynasty. These examples are applied to illustrate that elements from Guangfu architectures affected the Hakka buildings. 

　　

　　两广自古是越族生息的地方，从秦始皇派五十万兵民南下起，这个地方的古越族开始了汉化。从秦代开始，岭北的汉族在不同时期向南迁移。岭北汉族也因此与古越族杂居、通婚。广府话保留有大量北方古汉语的词彚，也保留一些古越族的用语。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南下的汉人和古越族相邻而居，于是出现了土著（原住民）和新来的客族的对立。

　　广府人的来源应该是古越族和岭北汉人的混合；语言学家认为广府话在唐代已经形成。每当中国有动乱的时代，一批又一批的汉人从岭北南下。南宋珠玑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南宋南下的汉人是现在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祖先。后来到了清初，清政府为了断絶东南沿海与台湾郑成功的联系，在1662年颁布了迁海令，开始将沿海居民内迁50里，直到1668年取消迁海令为止。这一个迁海令对广东汉族族群的分布地域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迁海令取消后，广东沿海经济没有恢复过来，于是清政府在1684年开始从广东东北部和福建西南部鼓励客家人南迁。客家人于是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100多年里，向深圳、东莞、新会、开平、台山等地迁移。客家人迁入后。于是与当地先来的汉人，无论科举名额上，还是在土地、水利上都有竞争，最后产生了广东西部1856年至1867年的土客十年械斗。四邑人大量到美国当「卖猪仔」式劳工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一、香港的三个方言族群

　　香港原属于宝安县（今深圳市，1912年之前称为新安县），经济和人口同样受清初迁海令的影响。1642年（明·祟祯十五年）新安县（今深圳和香港）男女人口17，871人，1662年（清·康熙元年）迁界之后男女人口只有2，172人；1672年复界后四年，男女人口才3，972人。香港现在的汉族族群以方言分为三个族群：广府（包括了珠三角和四邑广府人）、潮州和客家。在十七世纪初（即明末），香港的汉族族群以广府人社主，十七世纪末（即清初）才有大量客家人迁入。其后在1841年至1950年代，才有大量潮州人入香港。客家人迁来香港和两件大历史事件有关；第一件是1662年的迁海令；第二件是1841年的〈南京条约〉。当1841年2月英国占据香港岛之后，「维多利亚城」（即今天的上环和中环） 的建筑需要大量客家人，这些客家人大部分来自广东五华。

　　在明代，香港居民是以广府人为主的，他们大部分是在宋代移居香港。这并不是在此之前香港没有居民。锦田在宋代称为「岑田」，原来在邓族移居锦田之前，这里已有岑姓一族在此开垦生息，相对于此，锦田邓氏只不过是后来迁入的「客家」——宋代的客家人。香港新界的广府人自称为「本地人」，他们一般都说带有东莞口音的粤语，称为「围头话」。以方言分类，他们都是广府人。宋、元、明三代的广府人的乡村分布在大平原上和大河谷里。当清初客家人迁来香港的时候，主要肥沃的平原和山谷，例如元朗、屯门、锦田、上水、粉岭、林村谷已经被广府人占据了。客家人来到之后，只可以在一些小山谷生活，例如沙头角、西贡、荃湾；又或者在广府人区域边缘立村，例如锦田平原东北部山边的横台山。

　　我们今天很容易分别广府建筑和客家建筑，珠江三角洲乡村就是典型的广府建筑。广东东北有典型的客家建筑，例如土楼、围屋、围垄屋等。在建筑物料、屋瓦的铺法、布局和装饰上广府和客家都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香港现存乡村的建筑中，就不容易区分那些是广府，那些是客家建筑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这课题反映了广府和客家互相影响，其中以广府人的影响力比较大。客家建筑有被广府建筑同化的情形。客家人迁来新安县100年后，他们合资派人到北京，才有能力在1802年争取到新安县客家人科举考试的名额，可见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广府文化在新安县占据了主导地位。

　　既然广府文化在新安县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乡村建筑里没有典型的客家建筑。因为弱势族群一般是向强势社群学习和模仿的，这种学习和模仿包括方言、服饰乃至建筑。香港现存的客家乡村在建筑物料和装饰上和广府建筑差不多，但主要分别只是建筑布局。

　　二、广府围村的布局和修建原因

　　「土楼」是客家建筑的特色之一。清代土客械斗是广东普遍的问题。因为械斗，香港的广府村子在1688年复界之后，开始出现与客家土楼很类似的建筑，在香港称为「围村」。有学者认为广府围村是受客家土楼的影响而出现，因为二者同样有由房屋组成的四面围墙和有四角炮楼。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广府围村的修建式样是参照十七世纪末，清政府在中国沿海修建的炮台。当时的炮台都是方型或者长方型的，围墙有三至四米厚，上面可以架放大炮。炮台内有营房和火药库。布局上和围村类似。

　　但是他们的解释经不起口传历史的考验。据香港新界锦田邓族的说法，吉庆围、永隆围的修建与海盗侵扰有关，十五世纪倭寇侵扰中国沿海，那么，这两个围村的修建就可能在明代末年，即十五世纪。新界上水廖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祖先在村子外加建围墙的原因；是因为新安县在1650年广州南明朝廷覆亡后，义军四起，一时兵贼难分，所以修建围墙以资保卫。1650年以后的几年，清政府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台湾的明郑反清势力强。清政府当时也能力没有大量在海岸修建炮台。那么，只可以说香港广府的围村布局是学十七世纪澳门葡萄牙人的炮台了。

　　广府村的布局是由一排又一排的屋子，每排屋子以巷子纵横分隔；巷子有纵横走向的，一排排的屋子就这样组成一个方型或长方型的「棋盘式聚落」。棋盘式聚落在中国有长远历史，长安城就是典型的棋盘式聚落。只要在广府棋盘式村外面加上前后左右四面排屋（即围墙，或住人、或养猪、或储粮），然后在四角加上炮楼，村内挖一两口井，正面围墙中央开一门，四面围墙外挖护城河，就成为一个香港典型的广府围村了。这种围村可以说是棋盘式城市的袖珍版。由此可见，香港广府围村是在珠江三角洲广府棋盘式村落上，加上四面围墙和四角炮楼而成的。

　　广府围村内部房屋布局明显与客家的堂屋和横屋很不同。广府围村内的房屋是一排又一排的房屋，没有横屋，就像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村，只不过在外面（前后左右四面）包上一个长方型，这长方型是由屋子组成的围墙和四角角楼。例如新界锦田的吉庆围、永隆围、粉岭的龙跃头、屯门的泥围、青砖围、上水的上水围等。

　　吉庆围内部的排屋建于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年），共有六排屋，五条巷，排屋外面的围墙（由房屋组成）和四角更楼则建于康熙年间（1662-1721年）。当1668年撤迁海令以彼，清政府鉴于广东沿海经济太差，于是招垦客家人南下。吉庆围围墙的建筑年代刚好正是大量客家人迁来新安县的时期，广府围村的修建说明当时新安县的确有很紧张的土客对立的情形。客家人南来之后，一般难于二三十年间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建立他们原居地常见的土楼。初期只能以散村形式建立村落。同时由于所处的土地不够肥沃，不可能像广府人建立围村。

　　香港新界元朗的南边围是典型的广府村子，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共有十条巷子，十排屋子，房屋共有240栋，以每屋四人计算，人口960人，但没有围墙和角楼。在南边围旁边的永隆围，房屋只有56栋，以每屋四人计算，人口不过224人。永隆围是有围墙和四角角楼的「围村」。南边围旁边有东头村，也没有围墙的。屏山的坑尾村依山傍水而建，布局上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村子，立村于明代，也没有围墙。由此可见，香港只有一部分广府村子加建成为围村的。

　　为什么香港只有部分广府村加建为围村？这和该村与其四周村落的紧张关系有关的。锦田出现围村，反映康熙至道光年间的188年里，当地广府人与客家人有很紧张关系，甚至在广府人村子之间的也存在这种惨烈的紧张关系。所以围村的修建不止是对付海盗和游兵散勇，更多的是对付隔邻的村子。广府人和客家人在香港有过死伤惨重的村落械斗，例如锦田八乡的村民多是锦田邓氏家族的佃户，在干隆中期八乡村民集体向锦田邓族抗租，最后发展为锦田邓族和八乡村民的多次的村落械斗，大家动用火炮攻击，死伤惨重。此外，香港新界北部在清代也有同样有过惨无人道的村落械斗，例如，深圳黄贝岭村是张氏宗族居住的地方，1898年人口有2000多人，之前不断向深圳河以南的小乡村压迫，于是香港新界深圳河以南的打鼓岭区的乡村组成「升平约」，联合反抗黄贝岭村张族的压迫。

　　三、客家围村的布局和广府元素

　　我们以香港新界三个客家村为例，说明香港广府建筑元素对客家建筑的影响。这三个客家村建于三个时期：干隆、道光和光绪年（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中期和二十世纪初）。

　　1. 三栋屋：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

　　2. 曾大屋（山下围） ：道光三十年（1850年）；

　　3. 客家围：光绪三十年（1904年）。

　　香港的客家乡村仍然有一部分保存客家「围屋」的布局，例如荃湾的三栋屋和沙田的曾大屋。三栋屋建于1786年，曾大屋建于1850年。三栋屋的陈姓客家人是十八世纪迁入荃湾。其外墙仍然保存客家民居常用的白色，但是在山墙已经使用了广府建筑的尖型山墙。在布局上，三栋屋保存了客家「围垄屋」的形态。三栋屋的布局外层是由屋子组成一个长方型的平面，在这个长方型的内层有一组房屋是由「堂屋」和「横屋」组成的，屋与屋之间有天井。但三栋屋四角没有客家土楼常见角楼（更楼/炮楼）。

　　曾大屋是广东五华借的香港石行商人曾贯万建成的。1841年2月英国占据香港岛之后，广东五华客家人来港从事打石和开采花岗石。其中的曾贯万发迹之后，在新界沙田买地建筑客家围屋。曾大屋的布局也是内外两层的，外层是一个长方型，由前后左右四面屋子组成的，四角有角楼的围墙。内层屋子是一组由堂屋和横屋构成的；横屋和堂屋之间有天井。整个曾大屋高两层，其平面有局有着与广东东北，江西南部和福建西南部客家土楼类似的布局，但是在物料上却大量选用广府建筑常用青砖、花岗石，在装饰上更袭用广府建筑的镬耳墙，镬耳墙上更有风水挡煞用的三义。

　　及至清末民初，至于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客家村，其建筑布局、建筑物料和装饰与广府村子没有太大的分别了。例如上水松柏朗的客家围，建于1904至1905年，村子整体和个别房屋的布局，已经和广府村没有分别，只不过多了一座单独更楼，单独的更楼在广府村也是常见的。在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村子里也有很多。四邑地区例如开平、台山、新会等地的独立更楼演变为一家一户的民居。从上述三组客家村子的布局、建筑物料和装饰来看，愈是后期，客家建筑成分愈少；广府成分愈多。这个同化现象也见于其它方面。例如，从1960年代开始，由于香港都市化进程加快，而且港英政府大力推行广州话教学，迫使客家人放弃客家话，于是香港新界的客家人日渐被广府人同化，而客家话和客家风俗也开始在香港乡村消失。

　　根据从上述三个客家村子，香港客家建筑的广府元素有以下四种：

　　1. 建筑物料：外墙使用青砖，墙脚使用花岗石。

　　2. 山墙：尖型山墙和镬耳墙。

　　3. 屋脊：镬耳屋脊。

　　4. 房屋布局：客家的堂屋和横屋的布局被广府的排屋（二进一天井）取代。

　　 关于广府围村究竟有没有受客家土楼建筑的影响？比较二者的布局、用料、造工和装饰来看，广府围村是没有受客家土楼影响的。这一方面与客家在香港新界处于劣势有关；也和二者的历史渊源有关。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格式，是以街巷分隔出一块块的长居住区（称为「坊」，「街坊」一词是目前广州话常用词之一），长安城的棋盘式布局亦见于广府村子和广府围村，但不见于客家土楼；可见二者的历史渊源有别。加上其它因素，广府村依旧使用棋盘式有局，客家依旧使用其横堂屋布局（即围垄屋），只不过在横屋和堂屋的外面，加上由屋子组成的围墙；和更多使用广府屋的用料、造工和装饰。

　　

　　参考文献:

　　（1）香港大学建筑系：《测绘图集，上，香港历史中式建筑》，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

　　（2）深圳市博物馆：《南粤客家围》，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年。

　　（3）汤国华编：  《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

　　（4）刘义章编： 《香港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濑川昌久 着 钱杭 译：《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教、风水、移居》，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年。

　　（6）Lung， David and Ann Friedman 1995  Hong Kong’s Wai: Deference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Territories， in P.H. Hase and E. Sin ed. 1995 Beyond the Metropolises: Villa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Joint Publication Ltd. 

馬萬千

原帖由 leon-jeng 於 2009-4-23 10:32 發表 　吴伟鸿（吴伟鸿，香港考古学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文摘要】本文以香港新界三个分别建于清干隆、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客家村为例，说明香港广府建筑元素对客家建筑的影响。 　　Abstract:This article applies ...

 

 

我估「干隆」皇帝見到篇野都要吐血數升而死。

jacky123

啲簡體字,真係咕死人,睇到眼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