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李銳祖細說從頭

南汉

"聽李銳祖細說從頭" (by 沈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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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祖先生，知名古腔粵曲唱家。得梁少華師傅之介，我在本月兩次訪問了他。 他，鼻尖且高，眼靈，閃爍射人。聲音細但清晰。拄一枴杖，去年僕倒傷及腰骨所致。記性好，人名、時間滴水不漏。「我唱歌從不看曲，曲都在我腦裡」。忽憶唐太宗讚魏徵的話：此老眞嫵媚也！ 我向他出示日前拙文談南音《男燒衣》引述他意見的地方，他補充說，「芽蘭帶」那個「蘭」字讀如「冷衫」的「冷」；「芽蘭」，如「高麗」巾的「高麗」一樣，是產地名。 話盒子打開，談到老，他笑說不主張搞大壽，「許多老人勞師動衆，一搞完大壽就拉柴。」他說。 他的兩個兒子都不唱粵曲。「兒孫自有兒孫福，自食其力，孝順，我就滿意。」 下邊是李銳祖的談話：

我今年八十七歲了，一九一九年生於佛山。我只讀過兩年小學，原因是「冇書緣」。當時佛山有個慈善家叫傅翼鵬，幼年失學，日後在香港發達，於是在佛山建了八個義塾，一間中學(含小學)，名為節芳學校。 我是半晝念義塾，半日到節芳。我貪玩，到十二歲才讀完二年級。我家祖業賣魚、瓜菜，舖在赤下舖細橋頭，名「李振記」，由太公一代做落。父親在我年幼時即赴上海做生意。 我讀書不成，家裡擔憂。繼母因在鄕下集散蚊帳布交廣州上下九布欄銷售而認識了西關西榮巷參茸藥舖復裕堂老闆的妾侍。憑其介紹，我得以棄學在復裕堂做「後生」，由十四歲一直做到十七歲，故我有西關口音。復裕堂專營「幼藥」，即珍珠琥珀參茸熊膽等；我揀西歸頭最熟練。 抗戰開始後，我到了上海，在涼果店冠生園做售貨員。冠生園老闆是廣東人冼冠生。在那裡我從十八歲起又幹了四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每月工資幾塊大洋。二十二歲那年，我和原籍西樵、但長在上海的「杏花樓」太子女結婚，她長我三歲，結婚至今已六十五年。 (沈按：和李銳祖兩次做訪問，他都偕同夫人。兩人年紀雖大，但還時有笑謔語。例如吃麵，夫人問：「畀啲你，要唔要？」李笑說：「你（！）我就要，要一世！」) 我雖然窮，但有志節。當時在上海，因我長得可以，很多「鹹水妹」(沈按：指專招待外國兵輪水手的粵籍交際花，或稱「鹽水妹」。)做埋長衫送給我也不要。「着咗你件衫畀人手指指咪衰一世」！ 當時不少廣東人在上海創業謀生，「銀行買辦是做不上的」，集中在食肆、食品、百貨行業。百貨的有先施、大新、永安、新新四大公司（沈按：如先施公司，由澳洲華僑、中山人馬應彪於一九一七年開設），食肆如四馬路的杏花樓、南京路的大三元、浙江路的利南居等。食品則有涼果的冠生園，總店在南京路，以及各種專做粵式中秋月餠的餠家。 上海人的口味偏濃，不同粵人之清淡，故粵式酒家必置五味架於食桌以備其加味。當然亦有例外的廣東人，如薛覺先，上菜例必要先來醬油。滬人吃菜要全熟，不同於粵人要「脆口」的七成熟。 李對三十年代的上海人觀感不佳。他說，當時在滬的廣東人有這幾句口訣：「奸蘇浙詐刁無錫」；「八百里平洋，水無情，人無義」。他說，上海人那時已很開放，廣東女人「無貞節者」才會嫁上海人，他們亦不計較。上海女人，交際很隨便，「交際花住的地方例有前後門」。 李說，滬上廣東會館不少，如「華聯音樂會」、「三餘樂社」、「精武體育會」等。會館都有音樂局，一般每周一、二次，唱、彈者皆業餘自娛，會址、水電費則屬樂社提供，散局後宵夜自費攤分，稱為「搭棚」。 我原不會唱粵曲，但我聲靚，隨收音機學唱上手。冠生園有個廚房佬係從美國回來的，他在美時得過伶人金山炳指點學唱過古腔《泣荆花》、《寳玉參禪》等，唱得雖不很好，但我最早是跟他學唱。後來音樂師傅吳少庭亦敎過我《月下追賢》。 當時胡章釗的「新興廣播社」在上海電臺租一個約一小時的廣東人時段(其他地方人亦有租播紹興戲、江北戲的)，平日都約名伶唱曲，後來他們想換口味，找新人播音，找上了我，唱了一段時間。 在上海我還大膽上過舞臺，演白駒榮、千里駒的名劇《拉車被辱》。我租了一輛人力車上舞臺，做車夫，花旦是廣東人馬文屛，她現在似還健在香港。在上海我也認識了常來往港滬的薛腔名家羅唐生。羅原是飛機師，退役後做生意，喜歡唱薛腔，我跟他學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