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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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

http://gzzxws.gov.cn/gzws/gzws/ml/49/200809/t20080910_7178_1.htm

四、拉丁化新文字组的活动

　  拉丁化新文字原是瞿秋白、吴玉章在苏联创立的。1933年传入中国，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进步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陶行知等688人签名推动，发表宣言支持新文字运动。这样，很快就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宣传活动。1935年8月著名世界语学者陈原用叶山的笔名，在广州《读书周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论中国语拉丁化的文章。以后得到进步人士厉厂樵先生的支持，在广州《民国日报》「黄花」副刊上，每周出版一个新文字专刊，杜埃、黄焕秋等经常为该刊写文章，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和重视，推动了新文字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为了加强对拉丁化新文字工作的领导，于1935年4月间成立「广州新文字协会」，会员50多 人，公推黄焕秋为常务理事，陈原、杜襟南、梅日新、姚熔炉、黄修一、谢加因等为理事，（他们同时又是世界语学者）并作了具体分工。协会成立后，会址设在市 立师范学校旧址内（即现北京路与西湖路交界处，广州百货大厦附近），并讨论决定了几项工作：制定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编写教 材，出版新文字刊物，举办师资训练班，派员到街道、工厂、学校办学习班。

　  他们首先办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师资训练班，由陈原写了一本《广州语新文字》方案，经过集体讨论后作为施行方案，并作为师资训练班的试验教材。新文字刊物，由容斯（陈原的弟弟）负责编辑，刊名为《打日本》（8页32开）。陈原、余获作该刊指导，发行工作得到王弦（新知书店老板）的大力支持，把刊物送到新知、生活书店代售，使发行工作得到解决。

　  1936年8月，新文字协会的会员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艺协」。从此，得各方面的支持，使新文字的工作开展得更顺利，并向一切艺术工作者（包括一切新旧文章作者）呼吁从传统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创造方言文学，为实施广州话新文字而努力。当时，要求各组的同志、各校进步学生、社会上进步青年，大家都来学习新文字，因此，不少人开始能用「广拉」写日记、文章、通讯联络，作为进行革命工作的工具。

　  一批热心新文字的同志先后到街道、农村、学校、工厂办学习班，传授新文字，如余萍到龙眼洞农村，梅日 新、徐明到海幢寺夜校，渥丹、雷英到南堤琼崖会馆，冼玮炎到兴华中学夜校，杜襟南到永汉路市立师范夜校等地方教工人、农民、学生、店员等学习拉丁化新文 字。经过试验，一般的在三四个月内基本可以用拉丁化拼音，阅读新文字的作品和写普通信件。这是过去对文字改革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今天在中、小学普遍用的汉 语拼音，就是从拉丁化拼音经过改革而演变过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为中国文字改革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

　　　　　　　　　　　　　　　　　　五、形象艺术组的活动

　  该组是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师生李桦、赖少其、唐英伟、刘仑等为主体，以现代版画为活动中心，工作多 而活跃，宣传面广而效果大。他们除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外，并出版了《广州漫画》。他们先后在永汉路（现北京路）大众摄影店二楼的画廊，展出了以抗日救 亡为题材的配诗画、漫画作品，在惠爱路的禺山中学（即现中山四路文化局）举办了大规模的抗战漫画展等，给人民大众很大启发和教育。漫画、版画，成为抗日救 亡工作的有力战斗工具。

　  其他，理论组和翻译组也做过了不少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不大了解，故从略。

　  「艺协」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呢？在1986年「艺协」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前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说：「‘艺协’的成立，是有划时期的意义的。‘一二·九’运动开拓的青年运动及文化 运动是继续前进的。1936年‘艺协’成立，它运用文化艺术手段，团结青年学生，文化艺术界青年工作者，公开活动取得很大胜利。它与青运有密切关系，‘艺协’成立后，反过来也促进了青年运动。」前CCP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崧华说：「‘艺协’是广州市文艺界的进步团体，对于推动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建立具有广州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起了积极作用。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同志在各条战线上担负着重要的工作。‘艺协’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这都是对「艺协」的正确评价。最后，引用前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同志的贺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诗曰：

 秋风春雨五十年，

碧空晴澈艳阳天。

 沙场百战催人老，

再为斯民猛着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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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58/2007_6_14/1_58_222_0_1181799110191.html
A.方言教会罗马字。
    最早到中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 1807年到广州传教。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对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设计的官话拼音方案拼写汉语。他在字典中还附录一种广州方言的 拉丁字母音节表。这是方言教会罗马字的萌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以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为传教中心。这些通商口岸（上海、宁波、福州、 厦门、广州等）都是东南各方言地区的代表城市，这样就促使了各种方言罗马字的产生。传播得较早较广的是厦门的「话音字」，大约开始于1850年，据说仅仅 在1921年就印售读物五万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估计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还有十万人左右应用这种方言罗马字。
    教会罗马字对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起到了宣传汉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B.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威 妥玛（又译伟德，Thomas F.Wade）是英国驻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 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 它。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西 洋人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被称为邮政式的方案。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实权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他们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邮政和 电报的书写标准。这些邮电地名，除个别方言拼音（如「厦门」写成Amoy）和习惯写法(如「广州」写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话拼音。邮政式跟威 妥玛式相近。
    C.方言际辣体汉字。
　　1931至1932年，法国和加拿大的两位天主教传教士合作制定了「辣体汉字」方案。这是 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 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 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3）劳乃宣和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1843―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自号矩斋，晚年又号韧叟，浙江省桐乡县人， 生于河北广平县外祖家。他中过举人、进士，当过五任县知事。1900年，他南归浙江，弃官从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他赞成王照的官话字母，在 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补充《官话合声字母》，增加南京、苏州、福州、广州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订合声简字谱》。同 年，他呈文请「设简字学堂于江宁省城，以方音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奏明立案」。得到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简字半日学堂 」。
    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他认为：「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 其难，望而却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率而导之于国语之前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他的 这一主张，引起一场争论。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劳乃宣把官话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拼音，「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 远同文之治也」。认为「唯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变更为也」。劳乃宣写信给《中外日报》，他说「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要分阶段进行，先学方言拼音字，再 学官话拼音字，会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学会方言拼音，就很容易学会官话拼音了。因此，「则不必强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归北矣」。
    劳乃宣推行「简字」，成绩也很显著，与王照南北呼应，形成了「南劳北王」的局面，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高潮。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 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 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拉丁化 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政员联 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 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根据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国CCP的领导下，新文字得到了 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 亲自编写新文字课本，亲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 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1月15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 命》。接着又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论述了文字产生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指出，研究汉字改 革、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还指出文字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实现，而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1940 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年间中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 很落后的原因，认为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 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 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 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
    在「缘起」上署名 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罗迈（李维汉）、艾思奇、茅盾、周扬、肖三、丁玲、田军、吴亮平、杨松、张仲实、胡乔木、默涵…… 等99人。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高岗、肖劲光、王震、陈伯达、张鼎丞、范文澜、何思敬、张 庚、肖向荣、傅连璋、董纯才……等52人。
    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40 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 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 字并用。
    1941年5月1日，中国CCP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1941年12月7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推行新文字。
    4.解放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1945年9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先后发表了周建人、吕叔湘、郭绍虞、倪海曙等人宣传拼音文字优越性和必要性的文章。
    1946年7月，《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
    1947年3月2日，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60多万字，16开本，582页）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随后不久，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华北大学重印出版。
    1949年7月，周建人、陈望道、倪海曙等68人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和新中国即将诞生，人们预见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大普及。怎样使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迅速掌握文化，汉字改革问题——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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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 《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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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 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 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政府用 拉丁化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 政员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 字，新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根据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国******的领导下， 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 负责人徐特立亲自编写新文字课本，亲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 论》，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1月15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 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接着又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论述了文字产生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指 出，研究汉字改革、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还指出文字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实现，而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 逐步实现。
    1940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 20年间中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很落后的原因，认为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无 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 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 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 」
    在「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罗迈（李维汉）、艾思奇、茅盾、周扬、肖三、丁玲、田军、吴亮 平、杨松、张仲实、胡乔木、默涵……等99人。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高岗、肖劲光、王震、陈 伯达、张鼎丞、范文澜、何思敬、张庚、肖向荣、傅连璋、董纯才……等52人。
    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40 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 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 字并用。
    1941年5月1日，中国******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1941年12月7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推行新文字。
    4.解放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1945年9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先后发表了周建人、吕叔湘、郭绍虞、倪海曙等人宣传拼音文字优越性和必要性的文章。
    1946年7月，《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
    1947年3月2日，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60多万字，16开本，582页）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随后不久，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华北大学重印出版。
    1949年7月，周建人、陈望道、倪海曙等68人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和新中国即将诞生，人们预见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大普及。怎样使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迅速掌握文化，汉字改革问题——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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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散人

以國際音標一之

JungEdward

其实从推广角度来说，刘式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