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代的天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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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的天空下 在70年代的天空下 　　龙章辉 　　 　　 　　岩鹰的眼神 　　 　　 一只岩鹰出现在沙田村，不亚于一只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出现在沙田村。整个村庄如临大敌，人们纷纷丢下手里的活计，赶紧采取不同的方式去保卫家里那一窝鸡崽崽。路近的，拔脚就往家里赶；路远的，急得脚儿打颤，孰料越急竟越跑不动，只得扯开嗓子朝家门口大喊：「三伢子哎——四妹子哎——快将鸡崽崽捉进圈里去——岩鹰来了——」。那正在屋檐下埋头堆泥巴过家家的三伢子四妹子们却镇定自若，抬头看看天，在哪儿呢？东边，南边，西边，北边……几颗小脑袋晃来晃去。还是四妹子眼尖，小手一翘；「在那呐——」。果然，东南面有团黑影越来越近。妈也——真的来了！孩子们终于急了，颠着小小的屁股赶紧去捉鸡，谁知鸡崽崽们更不急，只顾吔吔地叫唤，目光定定地瞅着石缝缝里难舍难分。 　　 天空是70年代初的天空，大团大团的阳光和激情似乎并不能阻挡一只岩鹰的到来。一只岩鹰从东南面的山口闯进沙田村。起初只是一个小点点，慢慢地近了、大了，两扇灰黑的翅膀坚挺着，鼓凸的眼睛有如电光火石，炯炯地俯视大地上的山峦、田野、房屋、河流、草坪、鸡崽崽和小老鼠们。它那幽亮的眼神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能洞察一切渺小与细微。一旦猎物锁定，就会挟惊雷闪电骤然俯冲，猝不及防地叼起猎物，在人们的顿足声里盈盈上升。反之，则贴着耸立四周的山峰悠然盘旋，尔后振动双翅，朝南面的岩鹰界傲然飞去。天空的无垠造就了岩鹰的骄傲自负。一只岩鹰在盘旋着上升，像一块小小的黑夜，在阳光大捆大捆地抛撒而来的光线里自由地上升，群山绵延的峰峦也攀不到它的羽翼。面对汹涌而来的白天，这块小小的黑夜好像并不存在突围的激烈与战斗，只是悠闲地、蔑视一切地盘旋、上升。 　　 与岩鹰一样对沙田村构成威胁的还有老鸹，即乌鸦。老鸹比岩鹰小，却比岩鹰黑。浓黑的墨点出现在空中，就知道是老鸹来了。「呱——呱——」的叫声一掠而来，又仓皇而去。老鸹不吃鸡，只叼鸭。与勇武的岩鹰相比，老鸹毫无震慑力，只令人讨厌。听见老鸹叫了，三岁小儿都能拿起扫帚守护在小鸭子身边，一旦老鸹来临就奋力扑打。一群老鸹就像是一堆黑夜的碎片，在光明的天地间被驱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在木叶村，老鸹还被视为不祥的象征。出门若听到老鸹叫，定有不顺，便不能走了，只好窝在家里抽闷烟。 　　 很小的时候，岩鹰骄傲的眼神就仿佛给予我一种启示：只有高度，才能脱离卑贱；只有飞翔，才能翻越忧愁！于是，从小就身陷尘世之苦的我对岩鹰欣然神往。在木叶村，我是卑贱的，我们全家都是卑贱的！如同一棵草、一粒尘埃……背负着尘世的重轭苟延残喘。70年代初的天空隆隆地碾过一轮又一轮强大而高压的气流，使我弱小生命里的自由天性支离破碎。我的严重营养不良的脸庞像一片小小的菜叶，枯黄地反映出程度不轻的病虫害。因此，我渴望高度，渴望飞翔，渴望接近光荣与梦想。就像一只岩鹰一样，超越卑贱与忧愁。 　　 岩鹰的狂傲与屡屡进犯激起了沙田村广大贫下中农的愤慨！他们把岩鹰比作美帝国主义，你不打，它就不倒！就像地上的灰尘，扫帚不扫，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阶级仇、民族恨在每个人的胸膛里燃烧！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 　　 最先出动的是民兵。民兵埋伏在田坎脚，子弹带斜披在背上，半自动步枪一动不动地瞄着悠远的蓝天。呯——呯——呯——。枪声响过，岩鹰却不见了踪影，蓝天惊恐地似乎又后退了一丈。而比民兵更早埋伏下来的孩子们此刻却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扑向那些散落在草丛里的发烫的子弹壳。人们不禁埋怨起民兵来，生产劳动不积极，卵枪法也冇有。民兵却不高兴了，步枪往肩上一挎：飞那么高，子弹够得着吗？再说又不是真的美帝国主义来了！说完就径直去了。 　　 沉默里，有人说：放棕套吧。好办法！大家为之一振。 　　 放棕套是捕捉岩鹰的一种方法。即用棕丝编成一只框，放进池塘里，框中再绑上一只死老鼠，盘旋的岩鹰发现后定会不顾一切地俯冲下来啄食；由于岩鹰的嘴巴、脚爪都长有弯勾，触进框里就会被棕丝缠绕住，再也无法飞起，只好乖乖就擒。这个办法果然灵验，没过几天就捕到了两只岩鹰。人们美美地品食着香甜如鸡肉的岩鹰肉，脸上洋溢着过年般的喜色。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只岩鹰，脱离了天空的广袤，庞大的翅膀软软地耷拉在地上，惟有那双巡视千里的眼睛依然那么幽亮，不沾一丝云翳，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神色，仿佛它根本就没有离开蓝天，它呆在这里不过是漫长旅途上的一次小憩，养足精神后又会振翅而起，在广袤的天空里自由自在地盘旋翱翔。我抬起头，蓝天辽阔而深远，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束了，它仿佛不甚了然，轻易地便放下了许多。比如这只身陷绝境的岩鹰。 　　 目睹自己寄托了万千情思的岩鹰惨遭蚕食，我的心有如刀割般难受。那天，昏头昏脑的我忘记了自己的卑贱，决意要为岩鹰去做点什么。 　　 当晚，披着斑斓的星空，我偷偷来到放有棕套的那眼池塘，搬出白天就准备好的石头，朝着棕套的位置一块一块狠命地扔下去。估摸着棕套应该被砸烂、砸沉了，才得意洋洋地离去，回家便蒙头睡着了。 　　 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第二天一早，几个民兵冲进我家，不容分说地将我的满头白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缚上麻绳，推推搡搡地押往仓库那边去了。很快，仓库那边就传来了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醒了正在酣睡的我，才知晓自己已闯下大祸。我为自己幼稚无知的行为给父辈带来了厄运而难过到了极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茫然地站在露水微凉的田埂上，望着仓库的方向潸然泪下。 　　 　　 　　 　　温 暖 　　 　　 近日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一本旧书里蓦地掉下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是黑白底，一个瘦小男孩倚着半开半闭的门框，目光迷离地眺望着莫名的远方。木门斑驳，掩映岁月的幽深。凭感觉就知道，照片上的小男孩是我。照片的地点是沙田村的老屋，时间是70年代中期的样子。至于摄影师是谁，就无从知晓了。也许是那个戴着礼帽、挎着相机走村串户的郭师傅；也许是我的某位亲戚。老屋前方是一片翻卷着稻浪的田野，铺陈着那个年代的特征：单纯、高滔、抒情。田野边缘，耸立的群山阻隔了视线，偶尔一只岩鹰贴着山腰盘旋几圈后，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消失在山尖。从老屋出门左走100米，双江河清澈迤逦，款款而行。从照片上看，我的眺望的目光是忧郁的，与明亮的田野、山峦、河流构成一个不和谐的存在。这个存在宿命而绵长，就像一个隐喻，暗藏在我不断抒写的生命章节里。 　　 父亲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我相信照片上忧郁的目光一直触痛着他，至死，他都不能放下对我的关爱与呵护，以至于厄运有机可乘，用车祸的方式从背后袭击了他，兀地将他从大地上扳倒，并且像拆卸机器零件一样，拆下他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腿。在县医院抢救室里，当他从内脏大出血的巨痛中终于听到我的哭喊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这声叹息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饱含着对死神的无奈和无力再呵护我的痛惜。 　　 于是，这个辗转的秋夜，我开始了对父亲和老屋绵绵的怀念。 　　 　　 在我年幼时，老屋就已显出老境。斑驳的木板壁，朽腐的楼板，稍不留神就会踩掉下来。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地换掉其中的某一块，使老屋变得新旧杂陈，滑稽而可笑。但老屋雕琢、讲究的痕迹，又依稀透出它逝去的光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屋解放前是本村一个地主的家园。民国三十年，我的爷爷龙怀海为了躲避抓兵，拖着一窝崽女从巫水流域一个名叫游家湾的缱绻之地逆流而上，辗转来到这里，租住在地主家，靠给地主种田、种畲养家糊口。其后的年月，又流徙过好几地。同样为了躲避抓兵，迫于无奈爷爷曾当过保长，参加过九路军。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在沙田村安家落户。无独有偶的是，老屋也在贫下中农愤怒的声讨声中，丧魂落魄地归宿了被划为四类分子的爷爷。沧桑、幽深的老屋仿佛一介落难的书生，与我那饱读诗书的爷爷找到了某种灵魂上的暗合。每日清晨，沐毕的爷爷准会在他书香四溢的卧室里声若洪钟地诵读《诗经》里的句子，那些散发着草木清香的诗句在晨风里悠然撒落，奶奶遂披衣起床，生火做饭…… 　　 爷爷清晨读书的习惯伴随他度过了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直到有一天，我那扎着羊角辫、佩着红像章、满脸涨红着革命激情的堂姐带着一班与她同样满脸涨红的男女闯进了爷爷的书房，将爷爷那些视为珍宝的藏书付之一炬，爷爷的读书声才戛然而止。我现在已无从揣摩爷爷当时的心境，想来他心里必有某种难言的纠葛，以至于他倒背着双手眺望远处苍茫的群山时，目光里常常透出少有的迷惘。我不知道爷爷的这种神态是否感染了我，年幼的我也常常像他一样倒背着双手，目光迷惘地眺望远山。 　　 动荡岁月结束后，爷爷却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将早已裹入腹中的诗书一本一本地抄写出来示于后人。我曾读过其中几卷，毛边纸上的蝇头小楷遒劲有力，显露出爷爷极其坚定的生活信念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一点，是我与爷爷无法相比的。印象很深的是，每逢雨季，老屋的某个地方总要漏雨。这时，爷爷就会端出一只木盆，接住那扯不断的点点滴滴。一盆盆地接了，又一盆盆地倒了。爷爷的嘴里好像嘟哝过什么，我依稀记得，又恍惚记不得了。 　　 　　 老屋座南朝北，遥对一面逶迤的山峦。这种与生俱来的阻挡繁殖着我旺盛的想象力。父亲告诉我，山那边是北方。北方，就是北京的方向。说这话时，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庄重。我问父亲，北京有多远呢？父亲说要翻过很多座山，涉过很多条河。我那时已知道北京是祖国的心脏，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住在北京。当然，北京不会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会知道，在湘西南崇山峻岭间一个叫沙田的小村子里，有一位少年曾无数次地爬上老屋对面的山梁，眺望北方。一道道锯齿状的山梁将他的双眼锯得泪流满面——他仿佛看见了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城楼就耸立在前方。请原谅，我之所以用了「金光灿灿」这个俗不可耐的词，是缘于父亲卧室里贴着的一张天安门城楼画像，城楼的前景是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工农兵学商，背景则衬托出万道金光。多么幸福的氛围啊！我小小的心房里日夜酿着一个大大的梦想——有朝一日，也要带上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们一起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让同样的幸福也喷涌到我们的脸上。 　　 梦想是不需要理由和基础的。当年我的现在看来有点幼稚可笑的梦想已然不可能实现，因为父亲已经作古，妹妹们已经嫁人，柴米油盐正日夜煎熬着她们脆薄的红颜，我在经历了婚变之后，守着风烛残年的母亲淡然度日，日日祈求健康、平安。唯一可以为这个梦想做一点注脚的是，2001年9月，我出差到北京，华灯初上之时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想起了儿时的梦，便摸出手机给父亲挂了个电话，父亲在那头嘿嘿地笑了，电波贯通了丘壑和江流，儿子成了父亲眼里的风景，幸福在父亲的心中荡漾。 　　 　　 忧郁、羞涩、自卑，组装成我灰色的少年生活。这种灰色直接决定了我此生难以成为生活的强者。事实上，在许多次面对艰难的现实和事件时，出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几乎都是逃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弱者。我的这种处事的懦弱曾引起过父亲的不安。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为什么对我放心不下的原因了。虽然我一直认为，弱者自有弱者的福分，强者也有强者的孤独。但这种非我所愿的生活姿态缠绕着我，使我异常苦闷。一度，我曾将这种因果关系归咎于家庭出身。由于有了四类分子的家庭出身，使得我儿时的自由天性严重受限，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就像一股奔腾的山泉迫于山势而逼仄成一汪沉闷的深潭一样，时间长了，人的性格就被外部环境逼仄定型。 　　 限制来自于父亲。他几乎不允许我随便去别人家玩，即便去，也得在他的带领下，选择他认为可以去的人家，且不许我随便与人说话。稍稍有违，便会十分严厉地训斥。父亲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那个年月，像我这样的家庭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横祸。后来我把父亲的做法理解成他对现实的一种妥协和畏缩。阶级斗争的如火如荼使我的父辈深陷在老屋的幽深里，感喟岁月的漫长。这种限制对一个少年的心理成长无疑是极为有害的，以至于我从小就缺乏抗争现实的勇气，变得孤独而内向。更多的时候，我孑然一人，伤感地倚着篱笆，手托下巴想象着山外世界的美好。 　　 当然，父亲也有抗争的时候。那是当我多次被生产队长茄子皮的儿子、大我四岁的友友摁翻在地，左右开弓扇得哇哇大哭；或是被其无端推入水沟，浑身泥水淋淋、眼泪汪汪之时，一向懦弱、屈服的父亲顿时血往上冲，他从远处的田垄里一跃而起，挥舞着锄头一路咆哮而来，吓得队长的儿子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虽然事后挨了批斗，但父亲却显得很坦然。夜半醒来，还能听见他在跟母亲兴奋地嘀咕。父亲的兴奋感染了我，使我在妹妹们香甜、匀称的鼾息里开始失眠，一直到鸡啼的黎明，才又盈漾着满腔的温暖沉沉睡去。 　　 　　 1975年初秋，为了使我幼小的心灵不致蒙受过多的屈辱，父亲领着我走出深山，循巫水而下，将我送往他的出生地——游家湾上小学。父亲这样做的理由有二：一是游家湾系龙姓氏族盘踞地，阶级斗争很少深入到氏族内部去，加之我的伯父已举家迁回，可以寄居在他家；二是我的豆蔻年华的堂姐就在游家小学做民办教师，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父亲谦卑地将我交给伯父，放心地离去了。我追到巫水河边的渡船码头，恋恋不舍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群山的褶皱里。 　　 父亲的良苦用心看似妥贴，却忽略了我从此将遭受的寄人篱下之苦。于年幼的我而言，这种苦比蒙受屈辱将更为深重。在接下来的文字里，我不得不写到我的伯母——一个势利而小气的女人。虽然在我成年后，她已摈弃前嫌，视我为己出；虽然我如今已十分尊敬她。 　　 伯母是继母，从她续入龙门的那天起，就对伯父那一大群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弟妹心存芥蒂。她生怕身为长兄、又是家族里唯一吃「国家粮」的伯父过多地照顾弟妹，便极尽其离间之能。然而，素具长兄风范的伯父对伯母的这一套置若罔闻，使她妒恨交加。因而，当我幼小的脚步一踏进伯父家，就被视为眼中钉。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终于使我成为伯父和伯母之间战争的导火线。 　　 一次是在伯父的邻居家玩，我发现壁上悬挂的一面蓑衣棕黄灿灿，顿生好奇，遂跑回家找来火柴——幼稚无知的我想试一下棕丝能否燃烧。嗤——一朵小小的火苗凑上去，却呼地变成了一团大火！我顿时吓呆了！懵懂中有人将我一把扯开。接着就听到邻居的责骂声一路响到伯父家。伯母暴跳如雷，声色俱厉地将我骂得狗血淋头。由于我有过错，伯父也不好说什么，只一个劲地给人赔不是，但对伯母的借题发挥却颇为不满。一次是放学回家，铅笔用完了，我就去伯父房里拿了一支钢笔写作业。没想到伯母竟借此闩了房门又哭又闹，大骂伯父引贼入室。伯父一听，火冒三丈，一脚踹开房门——战火于是越燃越旺—— 　　 堂姐悄悄走到我身边，拉着呆若木鸡的我，背上书包去了学校。 　　 由于不是亲生，与我同病相怜的堂姐除了周末回家外，其余的时间吃住都在学校。经过伯父同意，我也在学校住下来，与堂姐同吃同睡，相依为命。但周末还得回家，不然伯父会不高兴。因此，每个周末都成了我恐惧的日子。常常，我独自来到巫水河边，眺望迷蒙的远山，盼望山褶里能闪出父亲的身影；或是躺在一块平坦的沙基上，想念父母和妹妹们，想念我的沙田村和双江河。有时想到小妹那两个盈满了稚气的小酒窝，就忍不住嗤嗤地笑了，有时又莫名地黯然神伤。头顶的白云一页一页翻过去，身边的巫水一波一波流走了，世界那么大，人们那么忙，谁会在意一个少年离家的忧伤呢？ 　　 一年后的一天清晨，被一个念头弄得彻夜未眠的我见天发亮，就一骨碌翻下床，背起早已整理好的衣物，趁人不备一溜烟跑了。 　　从游家湾到沙田村，好几十里山路，我记得那天我是一口气跑回家的。母亲看到我脚板上磨起的几个大水泡便心疼得止不住流泪。我泪汪汪地恳求父亲，我再也不去了，就在家里，不上学也行，好吗？父亲一把抱住我，轻轻摩挲着我的头，我感到父亲的身体在轻轻颤动。他虽然不出声，但我感到他已默许了我的请求。我久久地依偎在父亲怀里，忽然觉得父亲的怀抱是那么温暖，足以让我长久地依恋。以至于我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仍然被当年的温暖激动得泪流满面。 　　 　　 　　 　　斗 争 会 　　 　　 背景——父亲的光荣性 　　 断黑时分,父亲又揿亮手电筒,走向门前那片刚笼上夜色的田野。 　　 父亲是集中大队(后来改名为沙田村)第四生产队的植保员。眼下正是春夏之交，大地回暖，虫蛾开始肆虐。父亲的任务就是要和广大的禾苗一起，与螟蛉虫、卷叶虫、稻飞虱等庄稼地里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掉。这是父亲写在植保手册扉页上的一句话。父亲是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父亲的斗争方式很简单——在田埂边插一根大木竿，木竿顶部悬一盏白炽灯，灯泡下面，用一只四角形的木架撑起一只盛了水和柴油的大木盆。夜幕降临时拉亮电灯，生性趋光的虫蛾就会从四面八方飞来。有的猛扑在灯泡上，很快就被炽热的灯泡烫死；有的绕着灯光不停地飞，直到精疲力竭，一头栽进木盆里，再也没能飞起来。对于虫蛾来说，这盆滴了柴油的水简直就是一汪死海，里面蛾尸累累、千翅竞折。这只是父亲与虫蛾斗争的方式之一。由于这种方式并不能将虫蛾全部消灭掉，尚有许多虫蛾躲在远离光源的地方，趁着夜色趴在禾叶上密密麻麻地产卵。几天后，一批批蛾蛹便破壳而出，在暖风里蠕动，大口大口地吞噬着肥嫩的禾叶，直到剩下光光的稻叉。再过几天，那些蛾蛹又相继长出翅膀，变成了新的虫蛾，嗡嗡嗡嗡地在田野的上空飞翔。所以，除了夜间的灯光战术外，父亲在白天还得摇着背式喷雾器，一丘田一丘田地开展大规模的农药歼灭战。一遍遍下来，虫蛾尸横遍野，父亲的手、脚也烂了一层。禾苗们又迎讶着阳光茁壮成长了。 　　 本来，这份光荣的植保工作是轮不到具有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父亲来干的，但整个第四生产队只有父亲在县一中念过一年半书，植保工作又是个知识活，生产队在几经讨论后，最后还是确定了父亲。父亲早起晚归，也就格外卖力。 　　 　　 现场——斗争会 　　 平日里，我也喜欢跟随父亲，兴奋而满足地看着那些虫蛾慨然赴死；或是借着灯光，从已经发卷的禾叶里剥出几条青嫩的卷叶虫，丢在地上，狠狠地踩，踩得它肉汁迸溅。我们每剥出一条害虫，心里就要痛快一阵，因为又消灭了一个阶级敌人，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别提有多高兴啦！那段时光，我觉得父亲和我就是这片田畦里最伟大最光荣的人。阳光普照，南风和煦，我们走在翠绿的田埂上，不禁有些飘飘然。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目睹了生产队的一场斗争会，才彻底粉碎了内心里构筑的自豪感。 　　 那天吃过早饭，父亲却意外地让我陪茂喜大爷去喇叭冲看牛。半路上想起弹弓拉在家里，便折转身往回跑。路上听到仓库那边传来口号声，顿生好奇，就一溜烟跑过去。快到仓库时，在一块居高临下的红薯地里，欢快的脚步兀地滞住了—— 　　 越过一排排激情澎湃的脊背和一大片举起又放下的手臂，我看见我的头发花白的爷爷像河边的垂柳一样弯着腰，头快要勾到自己的膝盖了，身体亦仿佛狂风疾雨中的小舢船，不停地颠簸颤抖。 　　 一个声音高叫着：勾着点！再勾着点！四类分子，呸！想跟贫下中农作对，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一大片声音狂叫着：打倒四类分子龙怀海！打倒四类分子…… 　　我仔细辩认了一下，那领头振臂高喊的，竟然是我的二姑爷！！！ 　　好像是，生活突然间就凸现出它的另一面。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不能自抑，掉转身就往回跑—— 　　 那天的口号声在身后不绝于耳，如同一块块横空飞来的石头，将我内心砸成一片废墟；又如一只只有力的大手，无情地将我的家庭出身从虚幻的光荣里揪出来，使我的四类分子子孙的原形暴露无遗。那天我落荒而逃，一路狂奔，一整座天空在头顶穷追不舍。 　　 　　 历史问题——爷爷与飞蛾的辩证关系 　　 夜里，蛙鸣开始在田野上起伏。 　　 一盏盏扑蛾灯亮起来。肯定，就有一群群飞蛾抖着粉儿，从黑暗中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明摆是死路，却不知道，真的是自取灭亡。我的耳边又响起白天的口号声，心里竟悲悯起来。 　　 关于爷爷的历史问题，我曾在另一篇文字里这样描述：「……民国三十年，我的爷爷龙怀海为了躲避抓兵，拖着一窝崽女从巫水流域一个名叫游家湾的缱绻之地逆流而上，辗转来到这里，租住在地主家，靠给地主种田、种畲养家糊口。其后的年月，又流徙过好几地。同样为了躲避抓兵，迫于无奈爷爷曾当过保长，参加过九路军。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在沙田村安家落户。无独有偶的是，老屋也在贫下中农愤怒的声讨声中，丧魂落魄地归宿了被划为四类分子的爷爷。沧桑、幽深的老屋仿佛一介落难的书生，与我那饱读诗书的爷爷找到了某种灵魂上的暗合。……」，这里已交待得清楚，如果爷爷不当保长或不参加九路军，就要被抓兵，如此，奶奶只好能拖着一窝崽女讨米要饭去了。 　　 我以为爷爷的问题是可以原谅的。一个慈祥、和蔼、饱读诗书的小老头，由于长期低头弯腰，有明显的驼背，我无意在此过多地描述他的可敬可亲之处，只是怎么也无法将爷爷与飞蛾这样的害虫划上等号！可悲的现实是： 　　 1、当生产队长的二姑爷从来不尊爷爷为父亲，且经常神气地叉着腰站在门口喊：海老老，开会去！开会就是开斗争会。只要爷爷或家里其他人与贫下中农因为什么事稍稍论上半句，就会被开斗争会。 　　 2、我上学填报家庭出身时，老师和同学总会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目光里掺含鄙视。 　　 3、一天课间休息，我的同桌三伢子打了女同学梅梅一耳光，梅梅不但不恼，反而笑了。我觉得好玩，也上去打了梅梅一耳光，孰料梅梅竟哇地一声哭了。大家于是齐声轰：打人犯法！四类分子打人犯法！直到老师出面制止才平息。那晚，爷爷好像被民兵营长叫到大队部去了。 　　 …… 　　 然而，如果爷爷是害虫，那父亲又是什么？事实上，父亲正在跟害虫作斗争呢！父亲的斗争范围是不是也要包括爷爷？就像二姑爷一样！我知道二姑爷每次斗完了爷爷后总是心满意足地得胜回家（他的胜利在于战胜了自己，提高了阶级觉悟，是家族里唯一与四类分子划清了界线，且立场坚定者）。我不知道爷爷是否懂得精神胜利法，否则每次挨完批斗后只要这样想：「我总算被女婿斗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会心满意足地得胜回家了。诚如斯，则乃爷爷之幸事也！ 　　 　　 结论——以及它的佐证 　　 在经历了几个昼夜的苦思冥想后，我终于妥协了：如果爷爷一定要算坏人，父亲却总该算是好人的！我的父亲正在没日没夜地跟庄稼地里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那么，作为父亲的儿子，我也该算好人了！我肯定也要算是好人了！好人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 　　 这个结论到今天我都没有变。特别是近日重读《阿Q正传》后，更加为当年这个结论的合理性找到了有力的佐证。 　　 转自： http://www.ic37.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