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在广东高校中，取名于《尚书》的暨南大学无疑是最具特色的高校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的「文革」时期，这所创办于1906年的华侨学府，却惨遭「五马分尸」，三日内全校师生被迫搬迁，从东北迁来的军医学院进驻长达8年之久。
撤销之令缘何而起？一直成谜。30年前暨大复办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广东副省长、原暨大校长杨康华等人曾追查此事，但历史却一直扑朔迷离。
今年11月16日是暨南大学复办30周年纪念日，学校一批档案解密，记者探访昔日调查组成员、老暨南师生，还原「一个电话停了一所高校」的荒唐历史，更见证一段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侨务政策的变迁史。
撤销令下
没有正式中央文件，仅凭一名值班员电话，一所重点高校开始了8年的流离之路
华侨最高学府三天内消失
今年快80岁的暨大原党委书记张德昌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回忆起30多年前的往事，却几度难以启言，「我平生爱写诗，可是搬家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不是不敢，是敢怒不敢言呀。」
时光倒流到1970年2月。刚在三水南边「五七」干校调回广州绢麻厂劳动，接受工人再教育的张德昌与暨南大学一批老教师被匆匆通知回学校。在下放劳动之前，张是暨大中文系党支部书记，「文革」袭来，从校长到教师「靠边站」，三水南边干校是暨大老师思想改造的场所。
原以为中央利好政策回来了，但令老教师瞠目结舌的是，回校后首先看到的是一纸学校被撤销的通知。
学校革委会宣布，按照上级文件的布置，暨南大学从即日起即被撤销，原有9个系被并入到四所高校，中文、历史、数学、物理4个系合并到华南师范学院（现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生物2系合并到中山大学，外语、外贸2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化学系、学校机关和直属单位合并到广东化工学院（该院后来合并到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
当时暨大除了2000多人的教职工及家属外，尚有1969、1970两届毕业生1000余人。学生们怎么办？校革委会通知，学生统统要被遣送到湖南西洞庭湖军垦农场劳动，等候毕业分配。
有人提出要看文件，但上头给出的仅是省革委会教育办的通知。师生们所能得知的更「内幕」的信息是，东北的军医学院要来，暨南大学要为他们腾地方，全部营房营具移交新学校。
三天期限已容不得教师们细想。头两日，各系忙于打包家当，经济系、中文系的书最多，张德昌记得当时他领着五六个老师捆了两天的书。第三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军委会的车来了，在军队官兵的监管下，他们系的行李直接被送到一条马路之隔的广东师院。因部队规定的「营房营具留下」，学校总价值达1100多万元的资产不能动，老师们的一块床板都不能带走，大家自嘲是「净身出户」。
老教师陈光耀曾回忆到，当时还有不少教师在干校，搬家时不少教工家里还在煮饭，火炉都还没熄灭就被抬上车，心里非常不情愿。
学校老师们默默地收起包袱，「每个人都很迷茫，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但经过1966年以来的运动风潮历练，教师们却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抗议。校产瓜分，师生拆分，从1958年辛苦重建的一所重点高校几天内从地球上消失了。
搬迁，谁的指示？
暨南大学自1906年创办起即被赋予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远播于五湖四海的使命。在新中国成立前，这所高校在南京、上海、福建等多处办学，曾因时局动荡而多次搬迁、停办，但却依然保留侨教文脉。
1958年，应海外华侨的强烈要求，暨南大学在羊城重建，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自挂帅担任校长，学校以聚集海外学子而在国内小有名气。即使在1970年，学生中仍有八成以上的学生为侨生。对于在校老师来说，暨南园的一草一木皆是情，明湖、蒙古包、南洋馆、教学大楼……都是他们挥之不去的记忆。
重建不到12年，即遭「分尸」。学校北门「暨南大学」四个大字，当年挂着的是陶铸手笔，此时已被石灰涂抹去，师生见之无不痛心疾首。
军医学院南迁，可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暨大？多数教师在私下里流传，暨南大学的学生不少是华侨海外企业家的子女，这就被认为是培养红色资本家的摇篮，当年还提出一个口号，「砸烂臭鸡蛋」，这使得暨大在「文革」期间受冲击是最大的。时值中苏边境紧张，一些军队包括军校以「备战」的名义，纷纷南迁，地方要给军队腾出空间，暨南大学地理位置佳，公路、铁路就在校舍附近，东边还有黄埔港，由华侨捐资的校舍齐全，自然被觊觎。但这些说法，只是坊间传说，未得到证实。
在近日暨南大学公布的档案资料中，记者得以了解到其中细节。
据当时军医学院院长赵云宏在1974年留下的回忆，暨南大学搬迁是在2月份的事，但在1月底，他们已来暨大「踩点」过。1969年12月底至1970年1月初，按照军委部署，原在齐齐哈尔办学的军医学院搬迁至湖南长沙，1970年初在北京开院校工作会议时，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提出要求军医学院在4月1日开学。
当时军医学院刚迁入湖南长沙工程兵学校，宿舍、教学用房均不够用，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任务。邱会作提出，广东的暨南大学不办了，你们搬到那里去吧。会议结束后，邱会作派总后勤部卫生部的一名领导与其一同去广州看校舍。
在赵云宏回忆中，他到广东踩点时，省革委会高教办并不情愿把暨大给军方，他们首先提出了带军校去看华南农学院的校舍，并说「农学院这个地方好，适合战备，又好生产」。军方坚持去看暨大。广东高教办的同志便回应道，「暨大是华侨大学，又是中央管的学校，要中央才能决定。」
据当时一同去看房子的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如贵回忆，「我们看了华工、华农、中南林、暨大等几所高等院校，并将各校校舍面积和数字等记下来。暨大、华农、中南林等几所看得详细些，华工，汪厉锋说要办，没详细看，中大是名牌学校，我们没敢去看，看后觉得华农太分散，中南林太小又偏僻，华工不能给，还是暨大好些。」
这次踩点，几人在记录中提到，均感觉到「暨大校舍空荡，似乎没有什么人，校舍适合军医学院办学。」回去向上级汇报，一个星期后，即接到了上级电话：暨大的房子决定给军医学院了，国务院余秋里已打过电话给广东。
军医学院随后接到两个相同的指示，一个是总后勤部在1970年2月4日发出的，奉总理指示，军医学院南迁广州，占用暨大校舍。到1970年3月10日，广州军区政治部又发给军院一个内容相同的指示。
一个电话停办一所高校
探营在悄悄进行，但作为被搬迁方却一直蒙在鼓里。军医学院急盼的上级指示终于发到了暨南大学，但却不是领导人的亲自指示，更不是教育部的红头文件，而是一个电话。不可思议的是，打电话的还是国务院值班室的一个值班员。
据广东省教育局后来出具给暨南大学的这份电话记录显示：1970年1月25日9时50分，国务院值班室值班员王文镜给广东省革委会来电称：总后勤部向国务院提出，广州市暨南大学的房子已经空起来，军队需要占用，经与广州军区、广东省、广州市革委会商量，他们同意交给军队。他们双方已经商量好，国务院同意将暨南大学的校舍和营具都交给广州军区和总后勤部。
广东省革委会高教办先是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随后这纸撤销令传到了校方。
「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暨南大学的房子并未空出。学生还未分配，正在广州、佛山两地工厂接受再教育，机关、外语系、专案连等几百人还在学校，教工家属还在校，根本不存在房子已经空的问题！」时任暨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的金烈后来在记录中愤慨地写道。
据负责去通知移交事宜的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李金元回忆，「1970年初，我们坐车到暨大，找到赵鸣（暨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他们问我们有没有国务院的文件，我说没有，暨大的同志说，没有正式文件，光口头上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成啊？没有文件叫我们怎么向群众说呢？我也觉得没有文件底下不好办，学生造起反来，我们也不好交待」。
李金元回去后向上头反映了此事，并打了电话给总后勤部的领导。
「我要他快点把文件发下来，他问最快要多少天，我说最好三天内，因为要做学生的处理工作，时间紧迫。」李金元在记录中写道，这位领导告诉他，当天下午总理有个办公会议，到时向总理提出请示。
第二天，广州接到了电报。军区把电报转给了暨南大学。电报内容是：暨大移交军医学院，校舍、营具都移交军医学院，学生到农场劳动。
这份电报是否出自总理之手，如今已经成谜。1970年2月12日，广州革委会与军区确定了搬迁计划。在没有任何正式中央文件，仅凭一名值班员电话通知的情况下，一所全国重点高校却开始了8年的流离之路。
据暨南大学档案室记载，1970年2月17日，广州军区起草了一份《关于撤销暨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次日，广州军区以广东省革委会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转教育部。3月5日，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事实上，这时暨南大学的搬迁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天。
离奇复活
校园变身军营两年后，「暨南大学」牌匾突然挂上学校大门
军医学院挂上暨大牌匾
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1970年4月以后的暨南园变身为军营却成了事实，普通人不能随便进入，即使是那些搬到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广东师院的老师们，也只能远眺被铁丝网围圈的昔日校园，敢怒而不敢言。
而在1972年，在老教师间却流传出一个神奇的故事———暨南大学「离奇复活」了！在暨南大学新披露的档案资料中，记者看到数学系教师杨恩浩（当时任职广东师院）的一份记录。
杨恩浩称，1972年一天，他从被军医学院大占用的校园路过，好奇张望时发现，大门上方赫然放着暨南大学的招牌。
「一幅从来没有想到的奇景，暨南大学居然『借尸还魂』了，大门的正中上方是水泥横条，横条外侧是红底白字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字是毛主席体，横标上方是一长形水泥平台，台中央立着升国旗的小旗竿，而在旗竿的两侧各安放着两个斗方大的红色大字———『暨南大学』四个仿主席体的立体字。」
杨恩浩又气又好笑，他把自己的见闻告诉了另外几个老师，又约人再去看了一遍，不久，这个故事在学院传开。为何军医大搬来两年后，突然出现了「暨南大学」的牌匾？
老教师们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当时中美公报发布不久，美国记者来广州访问，为了掩人耳目，有关方面又把「暨南大学」的牌匾挂出来，但这个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据杨恩浩记录中说，上头后来马上追查「政治谣言」，并在学院内辟谣，但让他觉得奇怪的是，没有人来向他求证过所见，也未有人来向他「追谣」，但当时这个「谣言」却被断定是「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
撤销关乎「一号令」？
百年侨校，一夜停办。八年离散，回家之路漫漫。暨南大学的撤销是否与林彪「一号令」有关？
70年代中期，暨南人曾为此事而做调查，但并没有得出结论。30年前暨大复办之际，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广东副省长、原暨大校长杨康华等人曾追查此事，直至今日重访旧事，历史迷雾依然重重。
「现在来看，当年流传林彪集团要另设『战略指挥部』的说法未免太武断，文革劫难，罄竹难书，只是在千百万的学校当中，暨南作为一所侨校，苦难更为深重，」80岁老人张德昌回忆，实际上撤销之前，造反派当权，学校老校长、老教师「靠边站」，暨大这所「华侨最高学府」的运作已经「名存实亡」，而这与暨大的「侨校」身份又是有联系的。
「暨大从一开始就是广东侨务政策的一个窗口缩影。」广东省党史研究室的原副巡视员刘子健介绍，建国后中国的侨务政策曾经摇摆不定，解放初期，毛主席曾指示，『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对「华侨要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不使华侨学生失学，对华侨学生回国升学，一直实行适当照顾」，这些政策1949年-1957年回国求学的华侨青年数量激增，达到43000余人。但此景不长，土改时期，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华侨与地主、恶霸并列属于被「抄家」之列，一度引起了海外侨胞的不满。
刘子健介绍，1957-1958年后广东的对侨政策有了缓和，暨大正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很多人曾经疑惑，1958年，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为何会出任一所侨校的校长？「那时他也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建校不仅仅是为海外学子提供就学场所，也是团结海外侨胞的重要政策。」
一所华侨最高学府，几天之内被撤销，70年代时期海外侨胞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学校被撤销，海外侨胞的愤懑之情是必然的，因为当初暨大的兴建侨胞就出了不少力，学校那栋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教学楼就是侨胞香港同胞王宽诚实出资100万兴建的，但学校撤销消息当时没有多少渠道可以了解到，国内现存的海外华文报纸在这段时期也基本上是个空白。」研究校史的马兴中告诉记者，有一个数字可以证明当时侨胞对「文革」的现状不满，复办消息传来，半年内，暨大接到海内外发来的函电达2000多封。
1969、1970届的学生在这8年中又都去了哪里？马兴中说，这批在他之后毕业的是师弟师妹们先在农场劳动之后，陆续被分配到祖国各地，后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去了香港。
收复失地
为给暨大复办铺平道路，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邀请叶帅题字
叶帅题字一锤定音
1976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年，海外华侨要求军医大归还校舍，复办暨南大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曾是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对暨大的复办极为重视，并多次召开了会议。
为给暨大复办铺平道路，廖承志邀请叶剑英元帅为暨大复办题写校名。1978年3月30日，这位82岁的老人欣然提笔，为暨大题写校名。
「叶帅题字十分认真，一连题七次才定稿。现在大门上那幅当年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张德昌说。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帅为何会为一所高校亲自题字？暨南大学的老人们多认为，这是叶帅为暨大复办铺路的良苦用心。复办第一步，即是收回校舍。但第一军医大已经在校园里8年，如何肯马上让出来？题字此时发挥了作用。
老校长王越回忆，1978年2、3月间，廖承志找到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商议，分三年逐步把校舍归还给暨南大学。罗瑞卿对此事亦非常重视，但军医大表示有困难，当时他们在暨南大学建了一栋教学大楼，花了不少银子。罗瑞卿当即反驳，你们占了人家8年，一分房租没交，怎么还好意思跟人家要钱？对方哑口无言。当时有人则曾提出折中措施，新建个围墙两校隔一半，「这是留尾巴」，罗瑞卿否决了，并拍板「钱的问题由中央解决，不要谈钱的事」。
选调300骨干支援暨大
由于中央、和叶帅和廖承志的重视，第一军医大腾出教工宿舍、教学楼、学生宿舍等，使在当年秋季顺利招生开学，被迫流离失所的师生们终于回家。当时人才奇缺，中央组织部专门发文件，从全国各省市选调300名骨干教师支援暨大，多位著名专家在复办初期调入。
在复办之初，百年侨校实至名归，海外侨生就占了一半比例。1978年10月16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了开学典礼。张德昌还记得，典礼是在礼堂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巨幅画像，场面隆重热烈。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百年侨校终于迎来春天。
而因为军医大的搬迁分三年进行，暨南园内也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两个学校共用一个校园———一边是穿着洋气的侨生，一边是穿着绿军装的操练兵。直到1984年左右，军医大全部搬出了暨南园，两所学校均步入正轨。
今日暨南大学的正门，是一个巨大白色拱形标志性建筑，题写于上的校名「暨南大学」四个金色大字，字体端庄秀气，透露儒雅和英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军医学院在广州异地重建更名为「第一军医大学」（现为南方医科大学）后，1980年，叶剑英也为第一军医大学题写了校名。叶帅是否是有意为平衡两校关系而为之？众说纷纭，真相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想了，两所院校在特殊年代的纠葛也终随时间流逝而淡去。
■暨大「文革」遭遇
1970年1月军医学院奉邱会作之命到广东高校踩点
1月25日国务院值班室王文镜给省革委会打来电话
2月初省教育厅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
2月4日总后勤部发指示，要军医学院搬迁到暨大
2月12日广东省革委会与广州军区确定搬迁移交计划
2月17日广州军区起草了《关于撤销暨南大学革委会的请示报告》
2月18日省革委会用电报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2月21日军医学院从长沙搬到了广州，动用了100多车皮
2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省革委会复电，同意撤销暨大
3月5日搬迁移交工作进行20多天后，省革委会发了文件，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月20日前必须全部搬出
3月10日广州军区政治部再次发搬迁指示给军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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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报记者 冯宙锋
采写：本报记者 刘黎霞 见习记者 郭启明 通讯员 卢健民
图片由校方提供（除署名外）
特别鸣谢：暨南大学综合档案室
特约审稿：刘子健（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黄穗生（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夏泉（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發表於 2008-10-17 01:26:35
發表於 2008-11-3 18: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