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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兵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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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B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 建T治D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Z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D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 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D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D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 这与《停滞的D国》描写的满清D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现在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 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来是欢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况可以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F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华D国最后的辉煌。
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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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8-10-4 16:3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