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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中国》式批判
陈占彪
■蓦然回首
35年前，中国报刊突然大张旗鼓批判一部意大利纪录影片《中国》，说该片导演安东尼奥尼利用影片攻击中国，这次批判运动充满文革的「造反气派」。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去年已逝世。今天看来，这次「批判」是一次极好的反面教材，同时也可以意识到，这「批判」方式，今天还多多少少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编者
□陈占彪
1973年1月，长达3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反响甚大，与此同时，安东尼奥尼「破坏与我方的协议」，以25万美元的高价将该片在美国的公映权售予美国广播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安东尼奥尼才于同年9月交给我方电影拷贝。该片在西方世界大红大紫之时，我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
不拍或少拍我们要他拍的
究竟《中国》怎样激起我们的义愤呢？在发难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中这样说道：「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3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
愤慨之由呢？据说是在他的影片里，「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像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天安门前警卫连全体指战员在批判文章中说：「明明是阳光灿烂的5月的一天，而影片中广场的画面，却被拍得暗淡无光；明明是庄严的广场，在影片中却被描画得杂乱无章，简直成了一个乱哄哄的集市。」
一位建筑工人在《首都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抹煞》中说：「几乎看不到一幢高大的新建筑，没有一所新建的学校，新建的医院，新建的体育场，新建的职工宿舍。偶然出现一幢像样的楼房，也被拍得模模糊糊，一掠而过。」
苏州市城市建设局顾小狗说：「明明多次看到好多处新建的大桥，他不拍，却偏要去拍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河边小屋；明明看到运河里穿梭航行的客轮和船队，他不拍，却偏要偷拍装运肥料的几条小船。」
几乎影片涉及的每一处所写的批判文章，都是同样的句式：「×××他不拍，却偏要去拍×××。」
木偶戏、布娃娃、
球网、佛像、黑猫
有什么样的「恶毒用心」，就有什么样的「卑劣手法」，安东尼奥尼不光在内容上不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玩弄一些「新现实主义」、「雕虫小技」。比如，「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
再看一个被指责的「卑劣的电影手法」。「党的一大会址门口，门前空无一人；镜头从会址门外的街上，摇至会址边门的胡同，门无人自开，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镜头再摇摇晃晃地推至阴暗的天井和走廊，里面的门又无人自开，出现一个阴森、暗黑色的楼梯；镜头从黑漆漆的门缝里推进门去，只能看见会议桌和桌上的茶杯茶壶，室内十分冷清。这一组镜头，光线暗淡，色调灰冷，气氛阴森，节奏缓慢，给人一种阴沉、恐怖、凄凉的感觉」。
阅读这本批判集，过度诠释在30年前的大批判中运用的已然非常纯熟，其原因正在于我们在一直高度警惕着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解说词，看他是否有攻击，是否有影射，是否有隐喻。比如，木偶的出现成为中国孩子和中国人的象征。在安氏的影片中，「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场面，接上木偶泥娃娃的特写镜头」，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红小兵」黄帅、冯培在代表中国少年儿童写的批判文章中说：「他在影片中拍照南京幼儿园的时候，用布娃娃来讽刺我们的儿童任人摆布；拍照学生体育锻炼的时候，用球网来影射我们的少年没有自由。真是坏透了。」
（是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12岁的黄帅批判「师道尊严」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2月28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里称黄帅是「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从此黄帅便「飞黄腾达」了，四处报告，参加国宴，好不风光，此系后话。）
有洪毅达者则说：「摄制者给影片安排了一个木偶戏演出的结尾，用来作全片「点题」的一笔，以此影射所谓『影片主角』的『中国人』是被人牵线而动的木偶。」在安氏影片中，类似的「影射」还有：「当影片响起《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入威虎厅的音乐时，镜头画面出现的竟然是古庙里丑怪的佛像，还配上了『咚咚咚』的佛鼓声响；同时解说词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代表幻想和象征的化身』。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我们的英雄人物不过是偶像，革命样板戏像念经。」「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场景中，无端地插入了被欧洲人视为不祥之物的黑猫的镜头」。
刚过世不久的作家浩然在观后感中这样说：「我一边看着安东尼奥尼的题为《中国》的影片，一边惊疑：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吗？这是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吗？然而，影片摄制者正在那儿明明白白地喊叫：『我们带着摄影机，开始了在今日中国的短暂之行』，『正是他们这些中国人，是这部影片的主角。』随着那些离奇古怪的画面的晃动，我的心胸燃烧起无法抑制的怒火。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华影片，是对我们中国人民英雄形象最卑鄙的污蔑和歪曲！」（浩然：《蚊蝇翅膀遮不住灿烂的阳光》，第69页）
我是反映真实的……
批判文章并不是不讲真实，因为「真实」永远只是唯一，真实是辩驳的利器，我们要占领这真实的「山头」，以此来取得批驳安氏的胜利，再看看人民所揭发的安氏在拍电影时的「造假」底细。
安东尼奥尼在上海炼油厂曾「做贼心虚」地说：「我们是反映真实的……」好，安东尼奥尼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呢？「工人评论组」这样揭露道，「他还要工人脱下新的黄色手套，换上破的旧的手套操作，否则就是不真实的。」可见，「他拍『真实』是假，编造谎言是真。」在南京五老村拍摄的先一天，安东尼奥尼「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先行「侦察」一番，「然而第二天，他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径直闯进卫生站，妄想猎取他所用的镜头。当安东尼奥尼在那里呆了三个多小时，没能捞到他所需要的镜头时，他那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立即暴露出来，恶狠狠地说：『你们是假的，事先准备好的，难道你们只有两个病人吗？』」
从「突然袭击」这一「卑鄙手段」可以看出安氏时刻都在警惕我们的造假和「事先准备」，虽然不能判断我们是否真的造了假。在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时，他「竟要我们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给他拍摄」。
从安东尼奥尼的「卑鄙手段」来看，他所追求的正是他所认为并力图捕捉的「真实」。有一例可为证，他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时，特地跑到一家银行储蓄所二楼的办公室，撕破窗帘藏起摄影机，偷拍行人瞬息表情。我们不解地问，「这是什么『真实』？」
答案正如桑塔格所说的，「在中国，一个影像只要对看它的人民有益就是真实的。」
难怪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安东尼奥尼在离开中国之前说，「意大利反映现实的方式与中国不同，如果按着中国方式反映现实，我拍的电影就成了中国的宣传品了。」
来源：金羊网 -- 羊城晚报 | 
發表於 2008-9-10 02:1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