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专家质疑普通话政策——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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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言的多樣性和“規範化” 錢乃榮 提要 保護和發展方言和方言文化,可以豐富發展普通話和中華民族語言文化。文字可以規範化,開放性的語言不可能實現規範化。堅持語言的平等性和使用自由的原則,在寬鬆的語言環境下,使普通話和方言、主體性和多樣性的語言文化共同發展,互補雙贏。 關鍵字 普通話；方言；方言文化；規範化 一 方言和普通話 我國漢語的方言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古代,某地有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就造成了人口的遷徙和聚居,時間長了,這個地區就可能產生方言。顏之推在1500年前的《顏氏家訓•音辭》中就說過：“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從現時漢語方言的分佈情況來看,無論是北方方言區還是我國東南地區各大方言區的方言,都是古代漢語至少是中古漢語的地方分支。因此說漢語的方言都是普通話的變體或分支,是不符合漢語歷史的實際情形的。只有那種具有地方特點的普通話,如所謂的“廣東普通話”、“上海普通話”、“武漢普通話”,才是普通話的變體。 語言學家趙元任(1980)說過：“在學術上講,標準語也是方言,普通所謂的方言也是方言,標準語也是方言的一種。”標準語和各種方言,都是平等的語言。現今的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或稱標準語,又是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它原來是北方方言的分支,因為在全國通用範圍比較普遍,逐漸發展豐富起來,在20世紀初被確定為民族共同語稱國語,解放後定名為普通話。 “普通話”有三條標準,“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是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確定的,後來又加了一條語法方面的定義,即“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這三條標準都是模糊語言。北京音的“國語”正統地位是1913年起經過了用“國音”還是“京音”的激烈辯論後在1925年才最終確定的。①原來確定的“國音”是夾雜南方官話因素的,有入聲韻母,5個聲調,分尖團。我國明代的“官話”,使用的是南京官話,2直到清代前期一直沿用南音的官話作為官方標準。③到了清代中期以後,滿清旗人在幽燕遼寧地帶學得並帶進北京城中心的語音取代了保留入聲、5個聲調、分尖團的南音,獲得了清代官話實際的正音地位。④現代普通話的語音便是這種“北京官話”的繼承,雖然它與北京民間說的“北京方言”在聲韻調的音位上都是相同的,但實際口語中發音的總體特徵是有差異的,普通話更接近于幽燕地區語音,而不是北京方音。普通話的後兩條標準帶有更多的模糊性。五四時代將文言改成白話,當魯迅等新文化人和鴛鴦蝴蝶派文人寫的白話不是憑空產生的,也不是直接寫的北京話,而是沿用了自宋元話本以來直到明清小說上的白話書面語。所以,當時“國語”的大部分詞語並不是直接從“北方方言”的口語中來,別說“北方方言”從哈爾濱到昆明那麼廣有多少口語進入了普通話,就連北京方言中的一些好詞語也沒進入普通話。明清小說的絕大部分是在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先由江淮地區後由江南地區的文人創作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語初創時期的主要作家大多是集中在上海的江浙和皖南籍人,因此作品中的語詞和風格便受明清以來南方白話的影響頗重。普通話的語法標準更是難以捉摸,“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是帶有紹興話味的魯迅作品,還是帶有蘇州話味的葉聖陶作品或帶有北京話味的老舍作品呢?其實,問一句話用得對不對,合不合語法,國際語言學家檢測語法的常識標準是看在說這種語言的人口中用不用怎樣用,而不是看過去寫不寫怎樣寫。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認為,寫語法文章,應到北京人說的北京話中去鑒別正誤。 普通話的標準本身,並未做到“規範化”。事實上,由於漢語歷史的複雜性,普通話是在一定方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其構成一開始就並不單純。 由於普通話被命名為“標準語”、“共同語”,似乎高出方言一頭,甚至被有些人認為將取代方言,它與方言的關係漸漸變得隔膜起來。尤其是提出“現代漢語規範化”以後,方言的詞語要用進普通話比以前大為減少,變得難上難,因為有些人沒有聽到看到過,就被視作不合普通話的規範不予承認,方言進入共同語的管道受阻。現今我們說的普通話,其辭彙、語法並不是基於完整的北京方言,而大致上是白話文書面語的口語化。 但是,在語言中,活在人們口中的口語是第一性的,是緊跟著社會發展不斷變化的,而大部分群眾的口語卻又是方言。方言因為歷史悠久又活在人們的生活中,所以除了許多文化詞從普通話來之外,它積聚了異常豐富生動的土層民間用語,在生活用語和反映民間情感等方面的語詞自然要比只主要來自白話文的普通話豐富。我們曾經把兩個大方言的動詞(老上海話、蘇州話)與普通話動詞作過對照,結果是方言的動詞比普通話的動詞要多得多,對動作細分的程度也高。 到目前為止,說現代漢語的絕大部分人(包括北京人)的母語,即最初學會的語言(又曰不需經學習會說的語言)都是方言,也就是說他們最自如地表達思想感情的語言都是方言。中國人的母語現狀至今大致還是如此,這是我們觀察中國語言的出發點。當今還遠沒到普通話已經十分深入成為大多數人的第一語言,各方言中的優秀元素都已融入普通話的時候。誰都知道,在人們的口中,即日常生活用語中,用第一語言說話比起用第二語言說話,其隨心所欲的自然程度要大得多。因此,雖然普通話現在已經發展得相當豐富,尤其有大量的社會、文化、科技等詞語方言都須從它引入,普通話的使用領域也在逐漸擴大,但是,日常生活中語言有不同的變體,在各地,普通話和方言還承擔著不同的社會交際功用。普通話更多地使用於正式場合,比較嚴肅、正統,主要通用於新聞廣播、電視節目、會議報告、課堂教學、學術演講、書面語、持不同方言的人之間的一般交際等場合,說起來比較正規,還帶有一定的人工規定性。普通話對多數人來說,還未深入使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普通話真正在實際使用中的生活用語、反映民間情感的用語,在動作的細微區分、事物的性狀描繪以及表現地方事物生活方面的詞語,包括那些語氣詞、感歎詞、擬聲詞、熟語、流行語等,要比使用中的方言少,難免缺乏方言特有的語言魅力。而方言卻多用於民間生活活動的各個層面,普通話與方言使用應該在人們生活各種不同的應用場合互補,因此,溝通普通話和方言的聯繫顯得十分重要,使它們之間順其自然地互動,可以在普通話不斷擴大其便用範圍的同時,讓萬言中的豐富詞語自然進入晉通話,從而夫大豐富普通話;不至於在普通話還未深入各方面之前,因淡化了方言而使大量有特色的方言詞放棄流失,而這種流失現象現今正在不斷發生。 胡適曾在《〈海上花列傳〉序》(1930)中說:"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於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裏..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裏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裏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他把語言分為三等,認為要讓人物"自然流露氣就要使用方言。自然流露的語言,代表著語言..的最高水準,能夠傳神。除了積累豐富、表達傳神外,地方性與民俗性也是方言的優勢。劉半..農在《讀〈海上花列傳〉》(1934)中說:"假如我們做一篇小說,把中間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話寫,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滿意。"這是因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昧"的緣故。許多學者..都看出了我們通行的白話,其實並不完全是大眾所說的活語。夏丐尊(1935)在20世紀30年代提倡"大眾語"時說:"放棄現成的大眾使用著的活語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語言來翻譯一次,再寫入文中去,這就是從來文言文的毛病。白話文對於這點雖經痛改,可惜還沒有改革得徹底,結果所表達的情意還不十分親切有味。"所以,李大釗說:"我們如果要真正做到大眾化和中國化,我們必須更多的應用地方土語。"⑤ 文學藝術中的語言是語言的最佳境界,文學語言應該多從方言中吸取營養。胡適(1925)在為顧頓剛《吳歌甲集))作的序中曾有這樣一段精闢的論述:"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h•h•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裏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裏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作為"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宣導者,胡適先生的這番話可謂充分地概括了文學作品創作中方言的重要作用,以及共同語與方言之間的共生關係。在如今方言詞語用進共同語比20世紀三四十年代大為減少的情況下,重讀此番話,尤其發人深思。 5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和語言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普通話的辭彙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這種共生關係依然不會改變,這是個長期需要協調的關係,不斷變化中的語言總是需要從人民群眾生動活潑的口語中及時吸收新詞新語。上引的這些專家在如何看待語言問題上高瞻遠矚的至理名言,依然十分具有指導意義。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間,本無優劣之別,任何方言,在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只要適遇條件獲得開發,都會產生驚人的文化力量;而且,方言與語言之間,也本無界限。趙元任(1980)曾說:"平常說方言,是同一族的語言,在地理上漸變出來的分支;分到什麼程度算是不同的語言,這個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來分,與語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兒。比方從前羅馬用的拉丁語,到後來漸漸變,變到現在,有許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們覺得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這幾個都是不同語言了……可是要把這些語言,......比較看起來麼,有些地方也類似中國的幾種方言,有如北京話跟廣東話、跟福建話差別這麼多,......,在中國,全國方言都是同源的語言的分支,雖然有時候分歧很利害,我們認為是一個語言的不同的方言。"所以說,從語言學出發來看世界上的語言,語言和方言的界線是不清楚的,劃分的界線是人為的,劃分的時候往往摻雜著民族和政治的因素。 二 主體性與多樣性 社會的人都聚合在某個社會中工作、生活,這個社會總是有大家認同共同需要和遵循的東西,同時社會中的個人和小集體也必然會有自己特有的東西。"主體性"和"多樣性"本是人類社會裏人類行為及其成果的基本特徵。 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裏,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普通話作為我們國家的通用語言,推廣是十分必要的,普通話的推廣和使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代化的商業、交通、媒體、中小學教學和五方雜處,正在實際上加速普通話的普及。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也要求共同語用字的標準化,反映現代社會的文明。舉例說,上海人民使用普通話情況,在90年代前後就有顯著的變化。在這之前,由於中小學的教育和強大的傳媒的作用,從60歲的老年人到小孩子,都已大致會說普通話,但是平時一般不,如果面對採訪的話筒,大家都會自然地用普通話去回答問題,這比北京市民及其孩子常常北京話回答要好。而在家庭親屬交際中,在街頭對話、車上或在商店購物時,通常都用上海交際。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上海社會又經歷新一輪的五方雜處,上海人主動使用普通話時間和場合迅速擴展,交際語言、工作語言在許多地方都改成了以普通話為主。這是國際大市的開放性和經濟文化發展所決定的必然趨勢。 儘管我國推廣普通話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由於漢語方言的複雜性,全國各地的具體況是很不一樣的。在有些偏僻的山村和比較閉塞的地方,普通話的推廣還相當落後。筆者為,現在的情況應從實際出發,區分不同的情形,在那些推廣普通話較落後較薄弱的地方,可加強力度推廣普通話。當然也不能用強行的措施,也不壓制方言,因為普通話的真正得以流還在於該地區的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五方雜處和教育發達,使普通話成為一種交際的實際要。但是在另一些大城市等地區,普通話推廣得卓有成效反過來又使方言受到了一些衝擊地方,則應適當採取一些措施保護方言和方言文化。這兩者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民族共同語的高度普及,是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的標誌。然而不必否認,在我們這樣一個言複雜的國家,方言仍然在相當多的場合使用。在某一場合使用普通話,在另一場合使用方,這種"雙言現象"在我國還會長期存在。在許多國家都存在"雙言現象氣社會運轉反而輕。事實上在我國,掌握雙語的人越來越多,推廣普通話和學習方言完全可以並行不悖。 一種歷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語詞,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種種方言可以反出各個地域各有差異的文化的事物行為和人情風貌,和各地少數民族語言及其方言一起,構了中華民族多樣化的燦爛的民俗文化。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多彩,是中華文明的本質特。試想如果消滅了各種方言,實現了語言文化的"大一統氣我們的語言文化就不可能會像曆上和現在那樣五彩斑斕。因此,只強調主體性而忽視社會語言文化的多樣化及其互相爭榮雜交優勢是十分有害的。 在這裏有個前提,就是堅持各種語言文化的平等、多樣性與和諧統一。我們十分贊同最近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楊光先生在2004年國際世界語大會上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各個民族、地域的語言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獨自的創造,都是對人類多元文化的一己貢獻。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個性特徵乃至一種精神,從人類文化整體上,也就失去了其中一個獨特的文化個性。""主張語言文化的單一化,追求語言文化的片面強是不切實際和有害的。語言的平等、多樣化與和諧共處應當成為基於人類良知的文化理念和價值目標。多語言才能多視角,多文化才能多色彩,多包容才能多理解。"楊先生在談到漢語方言時這樣說:"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礎,比如中國數百種地方戲曲和說唱藝術形式都是以當地方言為依託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甚至是一種情結,具有相當的使用價值和文化價值。因此,普及普通話,不是要消滅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說方言的同時,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從而在語言的社會應用中實現語言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和諧統一。" 語言是最主要的人類行為,方言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是最自然本質地表達各地多元文化的根基。語言和文化的表現形態是多層次多方位的。比如文學文藝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習慣,尤其要使用本土有別於它地的、描寫該習俗的獨特辭彙;文學文藝作品對生活的理解和反映要求深入、細緻和傳神,應該使用富有個性特色的語言。胡適在《〈吳歌甲集〉序》(1925)中說過:"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用紹興土話做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詩集裏有一篇《一條金色的光痕》,是用挾石的土話,在今日的活文學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嘗試。……凡懂得吳語的,都可以領略這詩裏的神氣。這是真正的白話,這是真正活的語言。" 為什麼提倡國語的旗手如此讚揚方言文學和方言文化呢?因為方言首先是母語,即最容易說的話,是活語,不必經腦中翻譯的話,是人的語言行為的最自由狀態。方言中又積累了人們在具體生活中最豐富細緻的語詞,而那些不從生活中來的、不思進取的大路貨語言、癱瘓的語言、無根的語言、沒有故鄉的語言,卻是沒有生命的質感和自然氣息的非生活語言。接觸多了，時間長了,就會侵蝕、敗壞通用語普通話。劉半農(1934)曾經說過北京人會對北京人的口白一旦改用普通白話寫感到很不滿意,但是南方人寫白話文卻習以為常了,"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記述南方人的聲口,可就連南方人也不見得說什麼。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被習慣迷混了。我們以為習慣上可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後,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犧牲了,自己還並不覺得。"這種在腦子中已經過翻譯一遍的白話文章不由自主地寫出來,失卻了“地域的神味”，進而還會造成"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的文章氾濫。 就明清留下來的不少吳語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吳語的神韻。阿英(錢杏鬱)在他的《晚清文學史(1937)》中引用了李伯元長篇吳語小說《海天鴻雪記》一段文字後寫道:"方言的應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動性,而性格,由於語言的關係也更突出,幾個人的性格,雖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有極清晰的印象。這是方言的力量。"後面又寫到李伯元描寫女性在書中"好幾個女性，在他筆下,都是極生動、最成功的。……更是在行動之中,表現出極強的性格來。輕描淡寫，神韻極佳。" 有的人欠缺動態的語言觀。他們總認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已經積累了那麼豐富的辭彙,《漢語大詞典》有那麼厚,難道還不夠你用嗎?為什麼還要去民間方言和國外語言中去吸收那些不見經傳的詞語呢?如果他們去認真翻一翻這些詞典的話,就會知道,《漢語大詞典》中的詞語一半以上都已死去,並不活在我們當代人的言語中。即使是《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詞語,看看也確實豐富,然而其中不少詞語都是書面語詞匯,或者是出現頻率很低的詞語,並不在人們口中使用著,不是普通話口語中的常用詞語。而方言中有大量生動詞語包括熟語流行語,都是流通在人們的口中的活語,應該不斷補充到普通話中去,使普通話的詞語更為豐富,適應時代的發展。 人們常常看不到方言的豐富內涵,但是如果有一部普通話的電視劇或電影,一改為方言劇,即使是改配用方言表達,往往會生動入情、有趣傳神得多,這就是方言的魅力。如20世紀90年代上海話電視劇葉辛編劇的《孽債》,曾創造了當年上海電視劇收視率之最,十分轟動;2002年底央視播出趙本山編劇的《劉老根》,這部東北口音的電視連續劇也創下了當時的一個收視高峰。反之,張愛玲（1995）在把《海上花列傳》改寫成國語後說:"把書中吳語翻譯出來,像譯成外文一樣,難免有些失去語氣的神韻。"為此,有多少名人強調,要到人民群眾中去學習生動活潑的語言,就是因為人民的方言口語中,有在生活中不斷創造的新鮮的活語。 發展是硬道理,我們應該讓方言文化自由發展,以繁榮多元的中華文化。語言也好,文化也好,做到了主體性和多樣性的和諧,才能更好發展。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如此。胡適（1921）曾說：“我在七年前,曾說:並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盡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中有幾種重要的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並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新材料、新血脈。” 在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人博伽丘用方言寫了《十日談》。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文學必須是拉丁文的文學。所以事後博伽丘受不了世俗的壓力,幾次想焚稿。所幸彼德拉克慧眼識寶幾番搶救,才留下了這部傳世之作。而正是這本從民間來的所謂"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開風氣之先,打破了文學禁錮,使歐洲文學得以復興。 "沒有一種的宏大文明是懸在半空的。聽一聽大不列顛的蘇格蘭的風笛,俄羅斯的哥薩克軍刀舞,美利堅合眾國的鄉村音樂......這些氣勢恢宏的帝國文化,都是構築在扎扎實實的民間習俗的‘基石'上。方言,不僅是語言,它是中國地域文化的載體,是總體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激勵和競爭,就是我們文明長盛不衰的內在機制。方言背後,蘊含著這種文化多樣性的精髓,所以,保護方言,是保護文化,也就是捍衛文明"(于長江2004)。21世紀是一個經濟全球化而文化多元並存發展的世紀,尊重和保護而不是統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母語、風俗、習慣、文化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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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規範化”問題 "規範化"的英文寫法是"standardization"或"normalization",就是"標準化"的意思。"語言文字規範化",這句話也許可以讓它像普通話三個標準的定義那樣,當作一句模糊語言來看；但是如果要對它認真起來作一點科學分析,那麼,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語言和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原來是兩回事。語言是一個開放性的集合;而文字(這裏指現代漢字)大致是封閉性的系統。兩者不能在一個層面上統說。 什麼是"化"?毛澤東(1942)曾說:"但是‘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的解釋是"表示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02),即向"化"前的那個詞不斷推進靠近到完成,如:"現代化"、"機械化"。 "語言規範化"的提法,與語言的本質不相符合,與語言學的理論的abc也相違背。《語言學概論》開章明義說,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隨社會發展而發展。人的語言系統是開放性的集合,不是動物的叫聲。世界上凡是開放性的東西都不可能規範化或標準化。語言的每一發展和變化就是突破舊的"規範",創新總是在不規範中產生。如果守住"規範",詞義就不要引申變化了,語言也就不要創新了,現在我們大家只好在網上打甲骨文。語言"化"的方向不是"規範",恰恰相反,而是"變化",變化是絕對的。 如果說,"語言規範化"中的"語言",指的是一個國家的語言的話,那麼,像瑞士這個國家,通行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語(拉丁語)四種語言,彼此是平等的,不可以"規範化"。又比如中國,各民族有幾十種語言,也不可以由一種語言去取代它們。 如果說,"語言規範化"中的"語言",指的是漢語中的方言都要"規範"到普通話中來,比如吳語中"腳"可指從髖關節到腳趾頭的肢體,要規範到普通話的"腳"的意義上來,指的是從踝關節到腳趾頭部位;吳語中表示選擇的"揀",一定要說成"挑","立"、"曉得"一定要改說"站"、"知道",那麼,這就是取消方言,取消語言文化的多樣性。 如果說,"語言規範化"中的"語言",指的是人們的說話,那麼,馬克思、恩格斯(1960)說過:"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既然思想是自由的,語言怎麼是規範的呢?而且,人們要選擇使用哪種語言或方言來說話,也是自由的。 如果說,"語言規範化"中的"語言",指的是"普通話",那麼,普通話是一個開放性的語言系統,它的語音、辭彙、語法都是會發展變化的,不可能實現"規範化"。 如果說,"語言規範化",指的是"語詞規範化",那麼,對詞語進行"規範"是很難進行的,使語詞"規範化"更是做不到的。語言的新陳代謝不可抗拒。語言也有自然性,世界上大概也只有語言最像生物體,不能起死回生,比如說北京話"七"和"八"現在讀陰平聲了,不管你過去的《現代漢語》教材中說讀陽平聲,你再也拉不回到陽平去。尤其是近年來新詞新語以每年四五百個的速度產生,舊詞語也會產生新義項,大量的舊詞語又像生物體那樣死去,這個過程是不斷連續的,因此,普通話語詞不可能實現"規範化"。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陸儉明先生說:"一部詞典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收詞、字形和詞形的確定、字詞的注音、字詞的義項、字詞的具體釋義詞性標注等等。目前能做到規範的,至多是字形、詞形和注音這3項,其他各項都沒有辦法做到規範。而詞典的靈魂是字詞的釋義,字詞的釋義是很難加以規範的。"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江藍生先生說:"國家對於文字的使用要求嚴格,推行規範漢字,而對辭彙特別是口頭語言中辭彙的使用是比較寬鬆的。在我國業已頒佈的語言文字各種規範標準中,沒有規定哪些是規範詞,哪些不是規範詞,......歇後語、諺語的形式不固定,因方言、時代的不同而有多種變體,它反映了民間口語的豐富多彩。形式的多樣性是歇後語、諺語的特點,毫無必要人為地給它規定一個所謂的‘正體'。那些自作主張為歇後語、諺語強加‘規範'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沈家煊先生說：“事實證明規範性是相對的,而語言的變化和發展是絕對的,規範的制定總是落後於語言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而且要強制性地讓語言使用者這麼說而不那麼說,這麼寫而不那麼寫,事實上做不到。你想要整齊劃一,語言的實際不會整齊劃一。”“從國際辭書界來看,20世紀以來詞典編篡者在編篡觀念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用‘實用性’取代了‘純正性’。《牛津英語大詞典》就是一部描寫性詞典,當今絕大多數詞典都聲稱自己是描寫性的而不是規定性的。"⑧ 那麼,什麼可以"規範化"呢?"漢字規範化"是可以並且應該做到的。漢語的音位、音節、表示語素的漢字,是大致封閉性的,可以做到規範化,或曰標準化。 《中文拼音方案》確定了普通話的聲母、韻母、聲調,普通話的音節數基本上是確定的。 漢字在"形、音、義"三個方面上,"字形"可以"規範化",每個漢字的"讀音"和"字義"大致上也能確定。 所以,在限定數量的漢字範圍內,"審音"工作是應該做的。但是因為語音是會隨著社會前進而變化的,"定音"以後,雖然使普通話的語音帶有一定的人為規定性,比方言更為穩定,但是變化是語言的本性。1913年以來重大的審音已有過4次。(1)審定國音;(2)審定京音;(3)1963年3次異讀詞審音總表;(4)1985年又出審音表。可見普通話的語音也是要變化的,比如說現今普通話和北京話都有前後鼻音合併的趨勢(北京話向後鼻音並,普通話向前鼻音並)。以後還會有第五次、第六次審音,適應語音的變化。 審定字義(語素義),也是可以做的。漢字是語素文字,語素義也會變,尤其是那些成詞的語素更易變化一點,比如現在"酷"字增加了"cool"的新義,"秀"字增加了"show"的新義,因此字義也是需要經常審定的。現代漢語的語素近7000個,這近7000個語素用的漢字或更多些漢字(6763字以上再出現的漢字其出現率就很低了)都可以做到"字形字音標準化","字義基本標準化"。 我們說漢字是大致封閉性的,因此可以標準化。為什麼說"大致"不是"絕對",那是因為漢字共有幾萬個,我們只能從中劃出一定數量的字,對劃出的字進行標準化。正因為漢字不那麼封閉,所以怎麼劃,哪些字劃進,哪些字劃出,是個很傷腦筋的事情。 死字即使給它穿上標準化服裝,也是不會啟動的,可進可出的字太多了放在"通用漢字表"裏反而會被大家都取起名字來,是挺麻煩的事(不過取名用字權是不能限制的,只能引導)。但為了體現語言平等,一些方言用字應放入表內並標準化(當然也可另立一方言字表),要廣泛徵集和審定方言常用字。繁體字可以作副體成立,不宜宣佈它為"不規範字",我們不能割斷中華歷史文化傳承,印古書還要用,還涉及一國兩制的問題。 一到詞和詞義的層面上,就沒"規範詞"戲好唱了。詞有增減,詞義會變化,事後承認,便是最好的辦法。收詞和釋義,是"詞典"對民間約定俗成的語言實際進行忠實記錄。語言中可以自由使用的最小單位是詞,所以,語言歸根到底不能"規範化"。 什麼叫"約定俗成"?"約定俗成"是民間使用語言中的集體行為,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它與人為規範是兩回事。某個詞語,你不准用,民間照樣用。語言是在使用的流動中變化的,不是靠行政規定的。人為的規定性可以對共同語的基礎部分產生一定的作用,如審定了字音字形,可以使普通話的口語發音和書面語用字有一個一致的標準,但因此共同語也就會不如方言自然,容易產生脫離口語的滯後現象。我們應該促使共同語不斷補充新詞活語,跟上民間的實際口語。 我們還是通用"規定性"一詞吧。共同語有一定的規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應該是最低限度的。共同語既要有穩定性,又要與時俱進,敏於修改,使語言貼近變化的實際。從語言學角度來看,人為的規定會使語言失去自然性,在語言研究上減低其意義。不久前《方言》刊載《類型學與方言學》一文,論文作者bernd kortmann(2004)說:"標準形式常常會誤導我們,而方言比標準語呈現出更為一致的語言類型。"可見,方言常常比受"規範化"人為影響的標準語更加符合人類語言的共性。規定性使學習共同語和語言的電算處理具有相對方便的意義。語言的資訊化技術處理確實要求規範一點的語言材料,語言的自由發展卻又與之相悖,因此電腦永遠不能完全處理好語言的問題。初級的對外漢語教學也要求相對標準的漢語教材、詞典和考試標準。筆者80年代一次在通行粵語的三藩市時,有些華裔對筆者說:你們為什麼不出一本上海話詞典,現在我們一起說上海話時已經搞不清哪些其實是混進上海話去的廣東話詞語了。 如何處理好語言的規範與發展之間的關係,楊光(2004)提出:"還要注意把握好語言規範與語言發展的關係,樹立並落實正確的規範觀和科學的發展觀,促進語言文字的規範、豐富和發展。" 四 語言環境宜寬鬆 為了使現代漢語以嶄新的面貌,適應和促進21世紀我國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應該創造一個更有利於語言豐富發展的良好環境。 哪些是對語言文化發展不利的因素呢? 在推廣普通話中,有些地方口號和措施存在一些片面性,把普通話和方言對立起來,如提倡公共場合用語使用普通話,變成在小學裏學生課間休息也不准說方言。又如用獎懲措施要求商店營業員不能用方言接待顧客。這類把"提倡"理解成"禁止"其反面,把方言看成是普通話對立面實行你死我活的做法,造成了群眾對推普的反感。 從幼稚園、小學開始不給孩子學講母語的機會,而且要求家長也配合,用蹩腳普通話與孩子說話,這樣使孩子從小不會說母語方言,切斷小孩習得母語的途徑,於是表達生活中複雜事情時語言發生了困難,導致孩子沒及時學好語言,妨礙孩子智力培養。其實孩子學方言和學普通話對於促進詞語豐富和更自然表達是相輔相成的。方言與孩子絕緣的結果,許多群眾反映孩子不會講方言了,這樣做對方言的延續來說等於釜底抽薪。 有的人以"規範化"作為抵制新詞語的盾牌,堅持守舊的立場,抱殘守缺,阻撓新詞新語新用法的引進和推廣。他們對於語言中種種新發展,一上來總是抵制,十分反感,認為漢語已經夠豐富了,引進新詞語,接受外來語和民間流行詞語是破壞了規範造成了語言混亂。這種思維模式影響很大,妨礙了新思想新風尚新科技新文化的引進,妨礙對世界新鮮事物的認識,對經濟、文化的現代化十分有害。 有些思維老化的人甚至上綱上線,把語言問題政治化。看到群眾中新的流行語,包括網路詞語,大聲疾呼"語言混亂了",要"警惕方言回潮","清除語言污染",看到字母詞,驚呼"破壞民族文化"等等,危言聳聽。以"維護語言純潔"作幌子行阻撓群眾自由使用語言之實。而且這些大帽子還曾堂而皇之出現在一些報紙上,編者把它編在正面的醒目位置上。 在語言使用中不尊重人的自由權利。對群眾中自由、靈活的個性化語言,不同的文體表現出的修辭特色,使用的新詞語新用法,橫加干涉;或者站在與語言使用者不平等的地位上,以抓別人說話文章的枝節為榮,咬文嚼字,寫批判文章。 採取運動式、競賽式的方法對待語言文字問題。如像"破四舊"一樣上街掃除"不規範字",使群眾十分反感;如組織各班學生評分比賽,說了方言即扣分,伴隨著的是打小報告和扣獎金,或者弄虛作假,造成教師和學生的壓力,以致發生因無意間說了方言而受懲罰的事件。這些後果可能是原先的組織者所未料到的。 過分限制方言和方言文化的發展空間,如不准設方言廣播,不准拍方言電視劇等,會使方言萎縮。 太強調規範,語言便僵死,水清則無魚;語言環境寬鬆,語言易得鮮活發展。這裏還有個對語言文化的審美心理問題,官喜規範,民喜自如;年長者喜干涉,年輕人愛趨新。普及普通話, 不應是消滅方言,也不可能消滅方言,應該是使公民在說方言的同時,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不要形成"提倡普通話就是反對、貶低地方話"的錯誤思路。兩種話都是漢語,實在本沒有什麼矛盾,都可以創造條件提倡學好,互相吸收長處,順其自然發展,這樣就會出現互動雙贏的局面,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會多元豐富多彩。 當前確實存在方言流失和語言單調的問題,存在需要改善方言使用環境的問題。提出保護少數,發展母語,提倡方言、普通話互動雙贏,推廣普通話與保護方言同時並舉,是適時的。 漢語方言的自然生存環境,在民間總的來說是可以的,多數的漢語方言不存在瀕危的情況。從大方言來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環境最好,如現今在娛樂領域出現了北京話、東北話、四川話三分天下的局面,這主要是由於對北方話文藝節目比較寬鬆容許在電視節目中播出的緣故。一種方言文藝有了傳播的途徑,它的生命力是很大的,最近,越劇《紅樓夢》在天津演出,雖它是以吳語為基礎的方言劇,仍出現在北方話地區許多人跟著唱等很熱烈的演出場面。其次是粵語的生存環境也較穩定,粵語是其他方言區的人最難聽懂的方言,但是藝術水準很高的粵語流行歌曲照樣流傳全國為青年傳唱。粵語的保護應該說是一個榜樣,它有粵語的廣播、廣告、電視節目、電影電視片,報上有粵語的文章,粵語中的方言字和粵語的拼音方案也經過審定整理,有粵語的詞典,因此不必擔心其萎縮或瀕危。粵語因為在民間和傳媒中不斷使用,又有書面語的傳播,所以是比較穩定的。深圳機場用普通話、英語和粵語三種話廣播機場通知,體現了人性化的服務。吳語過去也有大量的文學文藝作品,三四十年代報紙上也有不少吳語文章、散文和小說,也有過吳語拼音方案。但是在大力推廣普通話後,沒有注意很好保護方言。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許滬劇越劇滑稽劇等戲曲存在外,報刊不可登上海方言文章,一個時期還停止上海話的廣播,不能發行上海話歌曲磁帶,不准上海話的電影電視片播出和方言話劇的演出,也不組織專家審定方言用字,上海方言還停留在不見書面語的狀態。加上推廣普通話時採取了一些強制的措施,如許多幼稚園小學生在課間休息時也不能說上海話(這在吳語區不只是上海如此)。這樣孩子從小就失去學講母語的環境,這對孩子的及早豐富生活用語適應本土文化十分不利。因此社會上反映上海的小學生不會說上海話(英語倒會說)的議論頗多。這是上海人民熱愛家鄉對本地語言和文化的關心愛護。錢乃榮(2003)作過統計,上海話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話中沒有的單音動詞等吳語特徵詞,其中有"瀊"(水洄溢,如‘陰溝裏的水~出來了')、"槧(輕輕地旋轉地削,如‘~蘋果皮’)"、"抮(用力將軟狀物或液體從小孔中擠出,如‘~牙膏')"、"紿(原來繃平之物中間凹下,如‘沙發~了')"等74個詞在現今大學生一代中己消失不再用了,有許多生動的上海話慣用語、成語、諺語都因普通話中沒有而丟失。而這些詞語的大部分在宋代編的《集韻》都有本字,在筆者一代和上海郊區還在使用。這樣,我們就要提出"保護上海方言"這個話題了。語言是一個城市的靈魂,地方語言的存在是地方歷史的沉澱。上海方言的這種境遇在國內還有許多地方同樣存在。上海話原來是一個十分豐富的方言,特別在開埠160年中,中外文化和各地方言的五方雜處使它既穩定又取得雜交優勢長足發展,積累了農業、手工業、現代商業社會的多層次的異常活躍豐富多彩的詞語,尤其是近代社會中,從自來水、電燈泡、馬路、洋房、鉛筆、報館、計程車到沙發、麥克風、圖書館、文化、經濟等等大量詞語創造出來,後來都進入了普通話成為常用詞語。現在卻到了需要保護的時候了!可見不讓一種方言順其自然而受到壓抑,地方特色就會消失,地方文化也會萎縮,最近報上又報導說滬劇滑稽劇要選擇青年演員也發生危機。所以現在蘇州市已經在著手保護蘇州話了。 保護方言的關鍵是一個堅持讓語言順其自然發展的問題,真正做到平等對待一切語言,讓方言文化自由開展起來,充分發揮語言的多種語體和功用,形成自然的雙語環境,普通話與方言雙軌同行。尊重方言,在傳媒和文娛演出、電視節目上適當開放方言的空間,真正做到主體性與多樣性和諧發展。堅持語言平等和使用語言自由的大原則,同時必然宣導寬鬆和諧的語言環境。說到底,語言無非是為了人類溝通,不是製造高精尖產品,怎樣方便輕鬆就怎樣說,不要加以限制。語言使用應聽其自然,處理語言變化發展事實時,也應儘量順其自然選擇。不要干涉說話自由,不要在人家說話的時候,老是對人家說:你可以用這個詞,不能說那個詞,只可用"規範詞"說話。因此,大小官員應該永遠記住:我是為人民服務的;而無權對人民說:我要你說標準話!因為老百姓說方言說自己喜歡用的詞,並不犯法。 楊光先生的講話著眼於世界範圍內的語言文化的平等、獨立和多樣性,他說:"我們應當致力於建立民主、平等、共存、共贏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推動語言文化的平等和多樣化。"我們認為,民主、平等、共存、共贏這些普遍性的原則同樣適合於國內各民族的語言、方言,及其文化。 楊光(2004)的講話還重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明確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又強調了"特別是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從發展民主憲政、建設政治文明、尊重保障人權、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高度,更加重視維護語言的多樣性與和諧統一,繼續堅持各民族語言一律平等的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語言歧視,提倡各民族相互學習語言,共同努力克服語言隔閡。" 世界上任何語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使用語言的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捍衛文化的多樣性與尊重人的尊嚴是密切不可分的。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選擇的語言,特別是用自己的母語表達思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 語言的發展和社會、自然一樣有個優勝劣汰的問題。但是方言和普通話都是有自己的完整的語音、辭彙、語法的獨立的語言,原來用得都很自在,如果沒有壓制方言發展的情況,在當代社會裏,方言必定會自由發展。標準英語是權威性很高的語言,但倫敦郊區方言依然存在依然具有魅力。所以,只要堅持"在說方言的同時,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從而在語言的社會應用中實現語言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和諧統一""語言的多樣性將會受到保護,多語言的和諧統一、規範發展將會得到持續的政策支持"(楊光2004),使方言和普通話同步發展互相影響,就不會出現方言萎縮淘汰的現象。 目前,方言的幽默小品,影視搞笑作品,包括網路中流行的方言,又活躍起來,我覺得是方言的復興的好兆頭,如果還有很正規的方言電視劇播出,並不只是搞笑的一類東西,方言文學文藝的產生,那一定會使我國的文化出現新的熱烈活潑新局面,會湧現出許多真正扎實土生的天才來。 衡量方言繁榮與否,可以舉20世紀初至50年代上海話繁榮的例子。有沒有像當時的上海話那樣,有大量生動活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新詞新語湧現出來,並流傳開去迅速進入共同語,另有大量高品質的方言文藝作品誕生。上海開埠後100年的方言發展是方言發展史上具有標誌性的事件,它不但產生了胡適認為藝術成就第一的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等大量方言小說曲藝作品,而且在上海集中傳入、誕生和迅速成熟了諸如滬劇、上海說唱、滑稽劇、越劇、錫劇、甬劇、淮劇、揚劇、蘇州評彈、評書、浦東說書等10種萬紫千紅爭豔的方言戲曲。 語言的特點就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方言也是不斷變化的,尤其是發達地區和大城市的方言,除了地域方言,還有年齡、性別、階層等不同的社會方言。不要以為老的總是好的,因為老的之前還有老的,應該是向前看,那些占比率最高的語音、詞語、語法形式才是該方言相對標準的形式。由於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聯繫的變化,方言中新出現的聚合為主的變化也是自然現象。相信語言只要聽其自然少加人為干涉,是會越發展越豐富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1989年就通過了《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規定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語言是重要的遺產形式。中國是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締約國,又是具有五千年輝煌文明和燦爛文化的古老國度,在人類文化和語言多樣性保護方面,負有重要責任"(楊光2004)。其實,只要放寬政策,漢語大方言的民間社會自動保護的潛力是相當大的,因為這些地方地域文化的底子強大,發揚多樣性的潛力也是很大的(如方言文學、方言戲曲影視,我們也希望再會有像解放初期那樣的民間地方文藝的繁榮生態)。他們並不需要政府像投入少數民族語言瀕危地區那樣大的保護性投入,而產出更大,文化價值也更大。 有人擔心開放點方言的空間,發展了方言文化就會影響推廣普通話。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以為一講方言就不能推廣普通話,是一種簡單機械的思維模式。當今實際上在用許多硬性措施在年輕人中大力推廣英語,但這也沒有影響人們掌握漢語。方言和方言文化畢竟是地方話和地方文化,它們主要是為方言地區群眾欣賞的,是各地人民豐富多元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21世紀,現代化的推進,社會聯繫、市場經濟的加強,普通話和普通話的文藝必然是全社會的主體,不可能削弱。方言文藝的繁榮,多樣化的文化生態,加上少數民族的語言方言及其文化的繁榮,只會加強中華民族主體文化。 21世紀世界進入了網路時代,世界變得更小了,一些生動方便的語言形式可以在世界範圍內通行起來,同時一些方言中的好的流行語也會很快進入共同語,為更大範圍更多的人通用起來,由於不受"過濾",網路使語言的約定俗成變得更徹底更直率了,民間生動活潑的語詞更容易傳播開來。讓我們放眼看世界,迎來一個語言文化更融合又更獨立多樣的世界! 附注 ①在"讀書統一會"進行"國語"審音時,對原來"國音"延承"官話"的濁音聲母、尖團音、人聲韻母、聲調、ng、v聲母等的存廢都經過辯論,最後在1925年12月20日召開的會議上,完全確定了以北京音為標準編寫的《增訂國音字典》稿本。有關過程可參見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第66-80頁。 ②楊福綿在研究了現存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中的《賓主問答辭義》(又名《葡漢詞典》)後,將該手稿的羅馬字記音譯成國際音標,寫成《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詞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一文,發表於1995年《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認為明代官話是南京官話。筆者將譯成的音系與1902年k. hemeling的《南京官話》音系比較,基本上相同,加上"如今你曉得我們這邊官話不曉得?"等語法特點和大量詞語特點,可確認為南京官話。 ③雍正四年(1724年)官修的《音韻闡微》、咸豐三年(1853年)的《正音咀華》、1888年倫敦大英聖書會的《官話新約全書》音系都是有入聲韻母、5個聲調和分尖團的南音系統。1913年"讀書統一會"審定6500多字的"國音"時也是依據《音韻闡微》開始正音的。 ④平田昌司在《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一文中寫道:"明清時期的南人一直保持文化上的優越意識"認為"‘南音’才是標準官話","‘北音’失去了傳統音類的區別","滿人社會通行的漢語以關外的官話為基礎","應是遼東、幽燕一帶的官話","清代北京官話的強勢語言化趨勢,僅限定在口語的範圍",但是,發展至"乾隆十七年",發生重大變更,百官朝會唱讚語音明確規範為"直隸"音,旗人的"官話""在宮延裏享有權威性語音的地位"。 ⑤李大釗的文字轉引自黃藥眠文《中國化和大眾化》,刊香港《大公報》1939年12月10日。 ⑥陸儉明的發言,摘自《專家質疑"規範"詞典》一文,上海《新民晚報》2004年4月15日。 ⑦江藍生《辭書應慎用"規範"冠名》,刊於上海《社會科學報》2004年4月22日。沈家煊的發言,見於石典《"語言文字規範與辭書編纂"學術座談會簡記》,《中國語文》2004年第3期,第276頁。 參考文獻 阿英1937《晚清小說史》,商務印書館。 胡適1921答黃覺僧君折中的文學革新論,《胡適文存》卷一,亞東圖書館。 胡適1925《吳歌甲集》序一,顧頡剛編《吳歌甲集》,北京大學歌謠學會。 胡適1930《海上花列傳》序,《胡適文存》卷六,亞東圖書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宣言》,第31屆大會,11月2日通過。 劉半農1934讀《海上花列傳》,《半農雜文》第1冊,北平星雲堂書店。 馬克思、恩格斯1960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1942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合訂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 倪海曙1950《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出版社。 平田昌司2000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中國語文》第6期。 錢乃榮2003《上海語言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夏丏尊1935先使白話成話,載宣浩平編《大眾語文論戰》,上海啟明書局。 楊福綿1995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詞典》所記錄的明代官話,《中國語言學報》第5期,商務印書館。 楊光2004人類文明的目標與狀態:語言文化的平等與多樣化,在2004年國際世界語大會上的發言,7月29日。 于長江2004方言的興替,北京《新聞週刊》2004年30期,8月16日。 張愛玲1983《國語海上花列傳•譯者記》,臺北《聯合報•聯合副刊》,10月1-2日。 趙元任1980《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02《現代漢語詞典》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bernd kortmam2004類型學與方言學,劉海燕譯,《方言》第2期。

Kathy

2???呢篇咁學術既應該去交庫喎??? 廣府仔好犀利, 搵到咁多文章... 不過太長啦...遲d 得閒我先睇.. em3:

廣府仔

湿湿碎喇~~~ 我只不过系多关心啲学术动态再用百度搜啫~~~~ 大家一齐努力将呢度搞旺~~~~ 回贴嘅注意： 将re：后面嘅字删除先至可以回帖~~~~~

阿松

確係好長, 收錄入電腦再慢慢睇啦. 多謝樓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