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珠玑巷」与珠江三角洲的宋元开拓

gwongdungdaaigo

　一、珠玑巷的繁荣

　　自唐末藩镇之乱，五代十国烽烟四起，宋代辽金侵扰频仍，中原每有战乱，必有北人南迁。由于靖康之后的历史背景，北宋250年间，虽有和平间歇，但中原总是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战乱频仍。女真、蒙古二下江南，逐宋室于东南滨海；红巾起义群雄逐鹿，混战于河汉江淮。战乱震荡着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安定的珠江流域成了避乱者的桃花源，形成第三次客家移民高潮。

　　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后期在今广东境内户口数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略高于唐代广东境内总户数，而北宋初广东客户仅占总户数13％。元代广东主客户虽无具体数字，人户絶对数较宋代增加无几。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客户比重也应是较高的。这些客民分布于珠江三角洲、东江和韩江谷地、雷州半岛等处，其中以珠江三角洲最为集中。

　　宋元移民多来自江南，较容易适应岭南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且是有意识，集体迁移，聚集而居，形成一股股强大地方势力。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之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近南雄，众避兵祸，仓惶登程」。这次以罗贵为首的大移民潮，至冈州良溪，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聚居于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形成相对独立的广府民系。在宋元时期，广府、福建和客家三大民系已经定型，成为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大主要人群。

　　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然升起，曾有「岭南第一州」之称。原因正是中原及江南大批仕贾氏族为避战乱，在南雄择地卜居驻足，得中原风气之先。宋代政治中心的南移，直接促进了南雄经济文化的发展。大批仕贾氏族携家挟资，带来了中原文化，带来了劳力、技术和资金，开拓南雄繁荣经济。南迁氏族中，在南雄最有影响的是大塘平林孔族、乌径山下叶族和珠玑巷罗族。他们迁来较早，氏族素质较高，对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兴起了重要作用。

　　大塘平林孔族为山东曲阜孔子后裔。宋建隆三年（962年），孔闰秉承老祖宗孔夫子的儒家传统，办学兴教，在平林村创办孔林书院。雄州负笈求学者众，耕读之风兴起。《直隶南雄州志》载，元符元年（1098年）南雄应乡试者有2000人。两宋举进士39人，另特科64人。人文蔚起，为南雄历代之最，粤北之冠（见《南雄文史》第11辑载罗美萍《宋代南雄经济文化勃兴初探》一文）。

　　南雄州创办州学是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在此之前，只有一所孔林书院。那时，南雄教育文化中心在大塘平林，邻近之上朔、古城、孔村、延村等地，莘莘学子，人才辈出，为县城之所不及。孔氏门人陈淑秀，南宋绍兴乙卯特科进士，曾为孔林书院作记，其后裔陈进之，元至正甲辰进士，累官岭南学校提举；陈履道、陈谦甫都是至元举人，履道曾出任惠州路教授，谦甫任梅州学正。他们对岭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当说，迁雄孔族是南雄教育事业的创始者，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者。

　　 乌径叶族之祖为唐末崖州都督叶浚，任满北归，至南雄，闻黄巢乱起，遂率家避居乌径七星树下。叶浚本浙江处州人，他带来了江浙文化，在乌径开基创业。他有3个儿子，长子雨物务农，在山下垌垦荒造田，勤耕苦作。次子雨济经商，利用乌径邻近赣南、闽南的地理优势，贩运营销，生意兴隆。三子雨时出仕南汉，为千夫长，保境安民。于是，叶氏一族，农兴商旺，世代相传，子孙蕃衍，富甲一方。

　　建隆二年（公元96年）七月，宋太祖赵匡胤宴请禁军宿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椅、张令锋、赵彦徽等请入宫中，以「杯酒释兵权」解除众将领武装，巩固自己皇位。此时，有开国功臣、节度使罗彦瓌为避猜忌之祸，即徙居南雄珠玑巷。历七代。其第七代裔孙罗贵，字以达，别字天爵，号琴轩。生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南雄州学廪贡，赠吏部尚书。

　　宋代南雄已有两处大面积连片农业区，一为凌陂、连陂等水利灌溉之凌江下游两岸，即今之五岭垌、花岗垌。一为南迁珠玑巷人开发的沙水河两岸。这两片农业区，农田水利条件较好，收成也较为稳定，是南雄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珠玑巷罗族，因功世袭锦衣卫之职，以耕读传家，尤重农业开发。他们沿沙水河兴建陂头，大兴灌溉之利。在沙水河中游兴建的罗陂，灌溉洋坋、拱桥、哈乐等地农田2000余亩。 

　　二、罗贵带领的大迁徙

　　 南雄珠玑巷是唐宋时期中原及江南人民南迁聚居发祥之地，几百年间，先民们一批批度岭而来，又一批批南迁而去。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4）广州（含珠江三角洲全境）有143261户，占同期广东全境21州军总户数575937户的25%弱。自北宋至元初这200多年间，由于天灾兵燹等原因，南雄珠玑巷人陆续南迁到广州、南海、中山、顺德、番禺、东莞、新会等地，先后达130余次，其中宋绍兴元年（1131）以罗贵为首的98家37姓大规模南迁为最着。（1998年出版《罗氏源流》序）而《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钞本）载这是一次集体南迁：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33姓97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

　　此次迁徙是大规模举家迁徙。罗贵一家男女共19口。共迁徙1000余人。各家都带有一定的劳力和资金，实为一次生产力的大转移。这次迁徙是经官府批准的大迁徙。虽属逃难性质，但非难民，是官府支持下有组织的生产力大转移。诸姓族谱均载有《赴始兴（保昌）县告案迁徒词》、《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知府钟文达批词》、《本府文引》以及到冈州后《赴冈州告案立籍引词》，《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等，从迁出到落籍都经官府批准，手续完备，文书具全。

　　千里跋涉，时经两月，备受艰险。走水路者斩竹结筏，从正月十六日沙水解缆，出浈水，下北江，漂流二个月，三月十六日到达冈州。何大佐《榄屑》引《南雄水木记》记述其先祖此次迁徙历险情形云：「……十年甲戌正月，人民畏惧，举族南逃，时无舟楫，我祖兄弟砍竹为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连州江口，潦水冲散，时偕伯祖九郎公及男仲远、仲达、侄七三、七四，奔南海县西林都华桂坊住歇，既而之小榄凤山下，卜室三角社居焉。」又《南海鹤园陈氏族谱》记述：「……民虑及难，各挈家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遂结竹为排，顺水漂流，及狂风大作，排散，溺水死者甚多。旋至一处，见岸上童子，问之，得悉里中有忠勇将军，甚显灵，从即赴祠祈祷，后扺连州水口，始各奠居。」 南迁氏族咸颂罗贵功德，如戴天日。罗贵率众迁新会蓢底，辟土以种食，辟草以结庐，艰苦创业，播迁南海、顺德、番禺等地及海外诸国。人文蔚起，富甲一方。

　　罗贵是这次大迁徙中的领导者，组织者。他在事关珠玑巷先民生命财产和家族前途命运的危难关头，表现了倡义扶危、中流砥柱的大无畏精神和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高尚风格，因而得到了先民们的真诚拥戴。南迁诸姓族谱都有有关当时商议如何南迁的记述：「……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九十七人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借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相报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土地，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富贫不一，富者建祠拳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罗贵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富商豪绅，但他仁义为怀，心胸坦坦，在珠玑巷人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仗义而起，率众南迁，使人民得以安居，重创家业。故珠玑巷南迁氏族无不感罗贵之恩德。

　　两宋时期，有两次由南雄南下迁入珠江流域的移民大迁徙，一次为北宋末，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另一次为南宋末元初，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末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分布广。在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阳江流域成为广府族群的主体。

　　广府兼有河谷平原。三角洲平原、山地、丘陵、台地。广府系移民是在一个自然条件丰富，但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广府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珠玑巷是北方汉族人到广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广东不少人，只要谈起祖先，就说从南雄珠玑巷来的。

　　三、珠玑巷迁民开拓珠江三角洲

　　罗贵率众南迁的原珠玑巷居民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南迁先民聚居了160多年，在动荡的年代，同甘苦，共患难，形成了「异姓一家无贫富，同舟共济皆弟兄」的风尚。罗贵率众移入珠江三角洲之前，首先瞭解当地是否有「势恶把持」，作好如何与土人处置的思想准备。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入住权的确立，标志着珠玑巷迁民对珠江三角洲开发权合法化。

　　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农业开发关键在于筑堤护田。珠玑巷迁民到了珠江三角洲安居之后，即发扬他们团结互助精神，组织起来，筑堤护田，成效显着。公元996－1279年间，珠玑巷迁民14姓联合兴建小榄围。其中咸淳二年（1266年）倡建罗岸围3100丈，捍田250顷。宋真宗年间，珠玑巷迁民冼氏倡建罗格围6050多丈，捍田400顷。由于开发农业的发展，南迁后裔生活比较稳定，子孙瓜瓞绵绵。

　　珠玑巷迁民本来已有丰富的水田种植经验，他们南迁珠江三角洲广阔地域后，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改革农业耕作技术。除重视选种，浸种、培育良种；注重合理施用以家栏肥为主体的基肥外，还因土壤的不同，就地取材，适量施用河泥、塘泥、蚬灰、牛骨灰等各类肥料；重视中耕和及时合理灌溉；推行犂冬晒白，以加速土壤里有机物的分解和增加田土的肥力；重视不违农时，按季节的冷暖安排农事的进行。由于重视了农业技术的改革，亩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断提高。据宋代人郑熊《番禺杂记》载：「春插夏熟者，早稻也；夏种秋熟者，晚稻也。」由之可知在宋代时，珠江三角洲区已较多地种上双季稻，但水源不足的「山田」与大排大灌的堤外「潮田」，则仍是单造制。

　　经过宋代历朝奬励开垦荒田的措施，耕地不断扩大，由北宋初开宝九年（976）的295万多顷，发展到元丰六年（1083）的461万多顷，最高的是天禧五年（1021）524万多顷，最低的则是皇佑三年（1051）的228万余顷。由于「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田赋约之」，而且实际上全国顷亩数也多非实际统计数，如「叙《治平（会计）録》者谓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所以前列诸朝垦田数字并不确切，但这仍能大体反映出北宋垦田数在不断增加的总趋势。耕地面积的扩大，为北宋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面积最大的平原，位于广东中部沿岸地区，濒临南海，地处南亚热带，气候温和潮湿，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流带来的泥沙淤积成河口冲积平原，可以开垦的沙田、滩地很多，有利于南迁汉人的生存和发展。北方汉人来到珠江三角洲，以珠江三角洲为聚居中心，与这里的百越族等民族融合。两宋时期，大量的汉族人南迁对于广府地区的影响，这里的越族人基本被汉族同化。元明时期，越来越多的汉人口迁入，使零散的瑶人和越人等同化于汉族。主要力量集中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粤中一带，视为广府民系。广府民系分布的地区包括广州、珠江三角洲以及整个粤西、湛江地区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面积明显扩大，为移民提供了大量的良田。

　　由于珠江三角洲的低洼沼泽地，极易被洪水淹没，故堤围的兴筑实为当务之急。开发、利用自然条件与资源乃为文明及文化之基础。到了宋元时代，迁民们对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有了更多认识，掌握了沿海低地和冲积与三角洲平原的特点与规律，围垦利用土地。南迁移民联合原当地居民，共同努力，建成围堤二十八条，共长66024丈，护田2432200亩。主要集中在西北江下游和东莞石龙以上。其中南海县有罗格围（南庄）、西樵山桑园围、东西基、桂华（佛山）存院围，东莞有东江围、咸潮围（莞城南）。

　　珠江三角洲平原区低洼地面积很广，人们因势利导，挖塘养鱼，将泥填高为基，基种桑、果、蔗等作物，按不同的作物可分为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杂基鱼塘等。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随其「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的盛况。主要经济作物产品有甘蔗、水果、花卉、香料、蒲葵、席草、桑蚕、塘鱼、蔬菜、茶叶、苎麻、棉。以进步的农业技术明显地改变了农业土地利用面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使珠江三角洲迅速摆脱蛮荒、落后，走向文明与进步。

　　广泛而大规模地发展包括修筑堤围、破塘、沟渠，以及排灌、防洪、去卤等水利工程，保障了农业生产。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胜利的标志。有了堤围，土地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于是出现围田、沙田、基塘等土地利用类型，分别种植水稻、桑、蕉等水果以及养鱼，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供应市场。广东稻作文化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北人南迁，保持面食习惯，加上政府推广和气候等原因，北方旱作文化在岭南扎根开花，宋代广东小麦种植很普遍，在广东农业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此外，经济作物生产也崭露头角，广东出产的甘蔗、摈榔、水果、棉花及其制品不仅闻名遐迩，而且给土地利用指明瞭方向。这些作物的驯化、栽培、推广，产品加工、销售等所需要的许多技术手段和流通渠道，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它们的成功，正是文化进步和传播的结果。

　　从北宋开始，珠江水利事业有了迅速发展。据近人统计，在珠江三角洲，宋代已有堤围28处，总计堤长六万六千余丈，围内农田面积二万四千余顷，主要分布于三角洲西北边缘。著名的有桑园围、长利围、赤顶围、香鹅围、金西围等。其中位于今佛山市的桑园围有农田一万八千余顷。大型防洪堤这时也开始修建。宋代在广东一带普遍使用灌溉提水机械，较多的是用流水转动的筒车、水准、水碾等水力机械。

　　宋代还多次修建广州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广州知府邵径修建广州城内场作避风港。庆历三年（l043）魏在广州通海水道上修建船闸两座。绍定三年（1230）又将这两座船闸改建为各宽一丈多的双门复闸。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广府民系的经济生活的另一大特点是商业发达。广府地区地处南海之滨，古代越族很早就向海洋发展。广府人藉助珠江三角洲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多元经济。这与中国传统的自然农业社会的一元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不同，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赋予广府人的重商的传统。

　　广府文化以重商、开放、务实、兼容等商业文化和保留较多古越族文化为主要特质，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民系文化。据《汉书·地理志》载，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在徐闻、合浦，这是由当时湘桂走廊交通地位和航海技术所限形成的，广州仍是南北货物集散中心地之一。

　　宋代珠江三角洲开始大规模围垦，大片荒原成为沃土，荆榛化为稻粱，广府地区商品经济初露头角。广州成为著名米市，大量「广米」贩运到闽浙等地。广州作为我国外贸最主要港口，北宋熙宁十年（1077）由广州进口的乳香约占全国进口乳香的98％。广州城市「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为广大腹地支持下广州商业兴盛一道风景线。


　　（作者：戴胜德，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嶺南散人

原帖由 gwongdungdaaigo 於 2008-5-22 21:53 發表 　这次以罗贵为首的大移民潮，至冈州良溪，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聚居于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形成相对独立的广府民系。在宋元时期，广府、福建和客家三大民系已经定型，成为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大主要人群。

粵民系（即廣府民系）開始形成于秦漢時期，宋元時期是其進一步發展。

yzcaztz

哈哈，我祖宗就系宋朝时从河北南经珠玑巷落岭南嘅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