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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把东山称为广州政治权力的后院，可谓至当不移。那时陈济棠住在梅花村，独揽党政军大权，他经常在家里开会，听取大小官员们的汇报，因此大家便走马灯似地往梅花村跑。许多关于广州建设的方针大计，最后都是在梅花村一锤定音的。
有一段时间，我为了写书，到处收集旧书报刊，结识了一些卖旧书的小贩。有一次，有个小贩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些「陈济棠时代」的旧书，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挑挑。我上到他家，在一堆尘封的旧书中，竟翻出一本《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封面已经焦黄，纸质也变脆了，揭开扉页，有一行潦草的钢笔字：「此书随吾北撤韶关，于马坝失而复得，亦奇缘也」，内心不禁大为震动。抗战期间，兵荒马乱，日本飞机日夜轰炸，许多人为了逃难，把全部家当都丢了，这本小册子的主人，却舍不得丢它，带着它一路辗转，逃到韶关，还发生了一段「失而复得」的故事，此书于他一定有特殊的意义。书贩开价20元，也不算贵，不过我犹豫了半天，终究没有买，原因是我在图书馆早已把它抄下来了，如果现在再买，似乎太对不起我花去的时间和精力。
《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是陈济棠的得意之作，洋洋大观，由「整理」和「建设」两大部分组成，描绘了一幅美妙动人的蓝图，当年曾令无数工商业者激动得夜不能寐。
陈济棠决心大干一场。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顺德、南海几个县的蚕丝，在国际上一蹶不振，三年内倒闭了63家丝厂。顺德一个县，就荒废了三四十万亩桑基，农民走投无路。陈济棠计划把桑基都改种甘蔗，既解决了糖厂原料，也给农民开了条活路，皆大欢喜。
由政府自筹资金兴建的六大糖厂，相继动工，随着施工队伍的进场，平整土地的爆破声，日夜不断；从海外进口的蔗刀机、压榨机、压滤机、真空煮糖罐、发电机等设备，陆续运来；政府人员开始下乡和农民谈判收购甘蔗办法，批出种蔗贷款。一切都在热火朝天地开展，表面看来，确实风发潮涌。
每个时期的经济，都会有一个龙头产业，表现强劲，马力十足，带动百业的蓬勃发展。鸦片、粮食、铁路，这些都扮演过龙头角色，而30年代的龙头是白糖。
制糖业成了政府的摇钱树，糖厂的基建才刚刚破土，市面已经有这些工厂的产品出售了。军队用缉私船把洋糖从香港运进来，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新包装，冒充「国货」推出市场。大量走私糖像潮水一样涌入，东西两路海面上，渔民们每天可以看见，运载私糖的桅船，由海军舰只和缉私船护航，风樯连云，破浪而来。后来军队嫌换包装太过麻烦了，干脆在原装麻袋刷上「五羊牌」几个字就算了事。广州人把这些走私糖谑称为「无烟糖」——工厂的烟囱还没盖起来呢。
有人说，陈济棠的军队是吃糖长大的。无法准确统计在这三年内，糖业为广东财政带来多少收益，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在三年计划中兴建的24家工厂，除了几家糖厂赚了大钱以外，其他工厂的经营，一直都艰难竭蹶。从1934年底开始，广州各大行商、进出口行庄的丝、糖、米、花纱、麦粉、匹头、海味、当押及银业，纷纷扰扰，一片倒闭之声。一年之内，广州中等资本的商铺，就倒闭了3000多家。市内各商办银行、各大银号，也因金融困绌，停止贷放，以致挤兑现象，此起彼伏，市面谣诼纷纭，人心动摇。林寒涧肃，繁荣时代的春意，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那个书贩的旧书中，我还发现了几本刻印的《孝经》和《大学》，我刚拿起来翻翻，书贩就拼命胡扯瞎吹，说这是珍贵的善本，他大概以为我连什么叫善本都不知道。我说这些都是30年代出版的，他就瞪着眼睛说：「是啊，这是30年代的善本。」
据我所知，这一类的书，30年代非常风行，甚至泛滥成灾。原因是陈济棠主张尊孔读经，他在政务委员会上提出遵孔案，恢复祀孔，提倡读经，并计划聘请国内知名的国学大家，重新整理国学，编订典籍，考据六经，刊定传记。省教育厅先意承旨，雷厉风行，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
坊刻书棚的儒家典籍，顿时身价百倍，乾嘉年间的《孝经》拓本，竟卖至3000港元一本。经史子集以单行本、选本、评注、白话注解等不同形式，争相出笼；历朝文选、历代杂记，乃至名家医案、本草、星相、尺牍、楹联等线装旧籍，也一窝蜂改头换面，以平装「新式标点书」包装，大量面市。
陈济棠从军队政治部中，抽调部分政工人员，组织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出版杂志，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明德社的老夫子们意犹未尽，又办起了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为课程。
国民党所致力于道德重建的工作，在理论层面上，无视历史上独尊儒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时代精神严重脱节；在操作层面上，也不具备令人信服而可行的纲领。
在日益猖獗的贪污现象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广州公安局区区一个侦缉科，每个月包烟、包赌、包娼、庇匪、保护走私漏税，向扒手、小贩、野鸡车（未领牌的出租车）、找钱台（买卖和兑换外币的找换摊）收取的保护费，就达五六万元。而这是「世风日下」的典型标志，没有廉洁奉公的政府，解决社会弊病，如娼妓、赌博、大烟、行贿、诈骗等等，都只不过是空谈快意。
陈济棠的道德重建，只囿于广州教育界，雷声大，雨点小，推广到社会上，唯一可见的成果，就只有禁止粤剧演员男女同台演出之类的措施。粤剧过去没有男女班之分，只有全男班，民国以后，风气渐开，才有了第一个男女同台的男女班，不过只演了几个月，就被政府禁了，直到30年代，禁令仍未解除。令人费解的是，港澳、上海、金山、南洋等地，男女同台演出，都已经司空见惯，但广州这个号称得风气之先的城市，却依然照禁不误。甚至连歌舞团，亦不准男女同台献艺。这道禁令，一直维持到1936年陈济棠下台以后，才得以解除。
广东省政治研究会也不甘寂寞，别出心裁提出「限制男女同场游泳」的建议，仿佛男女同场游泳也成了政治问题之一。从1935年春天开始，省城的游泳场都用木板分隔开来了。
复旧风刮了好几年，终于没能复旧。随着陈济棠的下台，一切都成为历史陈迹。
作者：叶曙明 | 
發表於 2008-5-12 20: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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