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本质还是中国文人

使君子

陶杰前几年虽然以极端反华文章来迎合香港低俗小市民恶趣味，但近两年可以看见他在回归中国文人本质

四川乸型文人「阿姨」刘仲敬，对陶杰评价精辟，他指出，香港，不过是陶杰的暂时廉价寄居壳、随时可弃，而北边的长江黄河草原戈壁，才是陶杰心神所依


举例一：

https://hk.mobi.yahoo.com/news/% ... 7%A3-042003060.html



《親子專訪：  陶傑與兒子的半生緣》


父親的責任，包括給孩子適當的管與教；包括當孩子做錯事時，毫不猶疑的送他兩巴掌。『中國倫理教育，永遠都是棒下出孝子，慈母多敗兒。當然，你又不能推得太過，將子女當作奴才。』


孩子有錯一定要罰

現代有部分人不主張體罰，但陶傑說他會打孩子。陶傑強調，孩子有錯一定要打。『我是受教育的人，打得有道理、有智慧。小朋友是應該打的，要看視乎情況、處境去打。我錢包有400元，回來發現不見了100元，還講甚麼道理？一定是打。打過後學乖了，下次就不會犯。你還好言勸說甚麼的，根本沒有阻嚇力，下次豈不去偷金？道理就這麼簡單。』


感激媽媽的教導

『小時候我也偷錢，我偷了媽媽的十塊錢去買兩套《西遊記》連環圖，是商務印書館出的，每套五元，有個小盒子盛載著。媽媽知道後回來就是打，還要被罰跪至深宵。但I feel graceful，我十分感激媽媽。若不如此，長大後我的軌跡也許跟現在很不相同。』 陶傑坦言，打得重手事後也一定會不開心。『每個父母都一樣，打仔後一定不開心。我人格分裂，我後悔但又覺得打得對。為人父母要適當及視乎孩子的性格去施行體罰。』

父親扛起管教責打的重任，但甜蜜溫馨的親子時光，並不是母親的專利，陶傑同樣擁有，並且珍而重之。過程中，也不忘教育。 『我會帶他們去上海、北京，這些旅途是有引導性的。就像今年的年初二，我帶孩子去城隍廟、豫園，體驗一下人多擠迫的情況。現場的布置紅紅綠綠、張燈結綵的。我問孩子是否喜歡，他說不喜歡，因為太過擠迫。


80分爸爸的家庭教育

這時，陶傑的家庭教育也在此開始。 『這就是我們中國過年的節日氣氛，這就是熱鬧。在這節日環境是不厭惡的，因為中國幾千年也如此。這就是農曆新年中國人的廟會，是中國傳統小說中熱鬧的場面。置身其中，你也會感受到那種熱鬧喧嘩的氣氛。我就要教他，不要對事物帶有盲目偏見。』

使君子

举例二，〈瑯琊榜〉粤语配音拙劣生硬、在香港收视遭冷遇，陶杰甚至批评香港的新生代废青不学普通话，指出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高雅文艺演出都用普通话或吴语或江淮话或川鄂话（京剧）：


五六十年代，大陸封閉，關山阻隔，但大陸的電影作品。如越劇《紅樓夢》、黃梅戲《天仙配》、紹興劇《三打白骨精》，香港公映，不論左中右俱捧場，許多戲都場場客滿。因為那時的香港，北角是『』小上海『』，鑽石山則是南來電影工作者的片場和生活圈。南腔北調，不同省份的人，一支隨蔣介石去了台灣，另一系留在香港。那時的香港才真正文化多元。一九五六年，大陸京剧名角馬連良，隨『』中國民間藝術團『』來香港訪問，杜月笙的愛妾孟小冬專程從台灣飛來，在普慶戲院，戴一對黑眼鏡，遙遙捧場，算是一慰思鄉之情。

五六十年代，雖然冷戰，國語片和戲曲也左右分派，但沒有今日的隔閡。大陸《紅樓夢》電影剛上，邵逸夫即刻叫旗下的導演去看，命有所參考，照拍這類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就是吸收了五十年代大陸戲曲片的靈感，加上片場佈景，胡金銓的美工，李翰祥的導技，在台灣賣個滿堂紅。 林黛《江山美人》也是黃梅戲。在這方面，大陸、台灣、香港，無分彼此，同一個市場。時至六十年代文革前夕，大陸有幾齣歷史宮闈片如《甲午風雲》，講述清末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海戰，在香港左派戲院公映也場場滿座。對於許多非左派的觀眾，當時的甲午海戰，不過七十年前的事。八十多歲的山東威海小腳老太太，看銀幕上的鄧世昌，還依稀自己小時候在威海家鄉聽過上輩人講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事。香港那時真正百花齊放，只要不涉政治，無論港台大陸，作品都可以會師。

今日的《瑯琊榜》，背景也是山東，講的也是華人血脈相連的文化歷史，但來到香港，已經沒有像《天仙配》、《甲午風雲》那樣的盛放。台灣年輕一代對民國傳統麻木冷漠，講「本土」。香港新一代，更以不識講普通話，不知中國文化傳統為榮。 小時候我去普慶國泰戲院看大陸的戲曲片，長大一點又偷偷看邵氏的武俠電影，雙方都講國語，同屬上一代口音：鮑方、王萊、嚴俊、石磊、以至傅奇和陳厚，說的國語，氣韻和腔調都是一樣。今日年輕人卻覺得普通話反感。

五十年過去，香港和大陸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果是問題，必然是人和制度的問題。 冷戰時代，大陸有周恩來掌控文藝政策，直到江青奪權。廖承志調控香港的左派文人，時時提醒他們要統戰，不要極左。 於是那時不必在香港強推甚麼「國民教育」，殖民地的香港人對於中國文化身份完全沒有排斥的問題，台灣也沒有。

今日《瑯琊榜》講的也是山東故事，與甲午戰爭的威海相同。山東是人文薈萃之地，六十年代左派的文華電影公司有一齣紀錄片《齊魯英豪》，記錄了那時山東的山村風物，還有山東人的武術雜技。當年左右派虽勢同水火，但哪有今日不可調和的衝突？ 那時，羅湖橋有一道鐵幕，今日，陸港台自由往來，加上網絡資訊，按道理應該更融合，而不是各走各路，更為疏離。其中的原因，不必明說，在大陸掌控權力的江胡當局，自己心裏明白。但是他們除了一味責罵港台年輕人，從不認自己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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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三，陶杰近日的文章，甚至开始表达不满他以前盲目舔跪过的英国政法文明，如这篇〈鸡毛蒜皮〉：



英國一名二十歲出頭的女子，因撿到一張20鎊的鈔票，被告上法庭，判處偷竊，罰款175英鎊，還留下案底。

這種小事也稱得上『』案情『』？ 無非被告在便利店地上發現一張20鎊鈔票，據為己有，不料失主隨後返回，經閉路電視追查，捕獲『』案犯『』，交由警方檢控。

此事再度顯示當今英國常識極度稀缺。假設這個女人拾金不昧，交給便利店，誰能保證店主、店員會交還失主？假設她拿着20英鎊問另一個顧客，被對方領取，這又算不算偷竊？如此雞毛蒜皮，只要懂一點人情世故，就能迎刃而解，竟也訴諸公堂，定為『』罪行『』。

政府軟弱無能，只能對亂過馬路、亂丟垃圾、違例泊車，各種小偷小摸，輕罪重罰，因為剝削普通納稅人，不必承擔任何風險；反而叛國、恐襲、少數族裔幫派，集體強姦等重罪，出於各種政治理由，警察甚至不敢拘捕。如果恐怖份子、變態殺手的人權和私隱值得尊重，為甚麼這個年輕人要留案底，被公開點名羞辱？ 撿到20鎊到底造成多大損害，影響有多惡劣？英國警察和法庭耗費時間和公帑，到底伸張了甚麼正義？金融海嘯時期，銀行家損公肥私，數額以百億計；窮奢極侈的貴族和政客；爭搶福利的移民和難民，世上各種巧取豪奪，都沒有遭到法律制裁。對這個撿到20英鎊的『』小偷『』，倒是眼睛雪亮，絕不手軟——這竟然不是百年前「霧都孤兒」的情節，值得稱奇。

使君子

陶杰，父 曹骥云 桂林人、母 常婷婷 杭州人，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读书氛围，至少宋元明清四朝，均好过广州珠三角这边。

尤其在明朝，桂林升格为 靖江王府，有朱姓王爷入住，行政等级高过广州； 桂林市区的官话，即粤港众多不学无术市井网民盲目起哄的「胡普」，正是形成于明朝。 珠三角兴起于清中叶的「粤剧」，唱白念打样式，最初是照搬桂林的地方戏，连唱词都用桂林官话。清朝的广东读书人，上京赴考前，大多在桂林学讲官话。

陶杰身高一米八，骨架阔大，单眼皮，鼻梁挺拔、窄削，脸部轮廓舒展平坦，是古代华北汉人的基因，跟古画的人物肖像差不多，没看出多少岭南热带土著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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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桂林，地位类似唐朝的韶州南雄，是北人移民的中转站。

古代岭南水土湿毒(疟疾/霍乱)，但位于北界岭麓的桂林同韶关气候相对凉爽舒适、病原体不易滋生，所以聚集较多有文化的北人精英。

银杏树 仅生长在温带。 广东最大的银杏林，就在南雄。每到秋冬，南雄银杏洒下遍地黄叶，颇有北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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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机器技术落後，远航船舶仅能借助风力和洋流。 岭南沿海处于季风洋流密集区域，便于远航太平/印度两大洋通商，所以秦始皇不惜代价耗尽全国兵力也要打下岭南

但到近代，工业革命，钢铁船体装上燃煤/燃油活塞推动机，又有卫星导航，船舶能逆洋流风向行驶万里。 则港口选址，必定更多考虑 陆路交通便捷、矿产资源密集、气候温和舒适、人口数量及教育智力素质。 于是岭南港口，肯定非最优选项，被取代超越是必然

连商业海运优势这最大硬实力都丧失，粤文化就更无话语权。 近年我越趋认同这点：北上夺权，才是粤人精英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