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十三行之一：梁經國天寶行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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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廣東十三行之一的天寶行行商梁經國，是現在廣州市海珠區琶洲街黃埔村人。其曾祖父永成于明洪武初年由番禺北亭鄉遷來風浦鄉(今黃埔村)南約榮西裏居住。梁經國的父親昭緒(1727～1767)，原名顯挺，號雲逵，字行，從事鄉村私塾教職，但僅“授徒童蒙數十人，日不暇給”〔1〕，生活較貧苦。經國7歲時，父親英年早逝，生活更加艱苦。他無法入學讀書，白天到距家30多裏外的廣州做小販生意，夜則回家幫助母親織布，母子相依爲命。經國18歲(1778年)時，入馮氏洋行做夥計，學習洋行商務。〔2〕23歲，娶妻淩氏，此時生活比較富裕了。從此，夫人淩氏在家織布，經國則在廣州爲馮氏洋行經營生意，稍有積蓄。再過24年(1808年)，創立天寶行，成爲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本文擬就天寶行的創立、興盛及家族演變作一闡述。

　　二、在困境中創立天寶行

　　梁經國是在19世紀初葉中英關係惡化和其他廣東十三行行商紛紛破産的困境中創立天寶行的，極富挑戰性。

　　大家知道，19世紀初葉，英國經過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等國家一番劇烈競爭較量之後，終于奪得了海上霸權，成爲對華貿易的主要夥伴。據統計，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國輸入廣州的商品貨值達到438?3603萬銀兩，占輸入廣州的各國商品總貨值的86％；從廣州輸往英國的商品貨值爲553?4931萬銀兩，占廣州輸出各國商品總貨值的74％〔3〕。

　　但是，英國殖民者不滿足于對華貿易的既得優勢利益，總是覬覦占領中國一個地方作爲其貿易基地。于是，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農曆七月二十一日，以幫助葡萄牙抗擊法軍、保衛澳門和幫助清政府剿滅海盜爲名，由英國印度總督閔多(Lorel minto)派遣海軍少將度路利(Williarn Obrien Drurg)率領海軍300人和軍艦9艘，從印度的馬達拉斯(Madras)出發，抵達澳門氹仔海面。英國軍艦管貨主任魯巴斯(Roberls)以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爲名，于八月初二日，强行在澳門登陸，以200名士兵入三巴寺，100人入龍嵩廟，200踞東望洋，100人踞西望洋，最後占領了東望洋、媽閣廟和嘉思欄炮臺〔4〕。

　　兩廣總督吳熊光、廣東巡撫孫玉庭飭令英軍退出澳門。但英軍反而從印度調來援兵，企圖侵占澳門。在這種情况下，吳熊光下令行商將英國商船全部封倉，停止貿易，斷其買辦。在此中英關係激化之際，度路利于九月初一日，率領戰艦3艘、士兵數百人闖人虎門，進泊黃埔港。幷帶領10多個頭目和40多個士兵由黃埔港駛入十三行駐蹕，又要求會見吳熊光總督。吳拒絕接見，經請旨清廷後，檄調督、撫、提、鎮各標官兵2600多人，開往北山、前山、關閘、沙梨頭布防待命，隨時準備出擊驅逐澳門英軍。又令參將張紹緒、寶興，游擊初世和，都司老格，守備李福泰等到黃埔和澳門駐扎防守；幷令碣石總兵黃飛鵬率領軍艦碇泊省河一帶，嚴陣以待。中英武裝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頓時，廣州和澳門貿易中斷，人心惶惶。英軍因缺糧食和副食品而嗷嗷喊叫。在這種情况下，洋行乃請大班刺佛(J·W·Roberts)出面調停。刺佛兩面討好，既提議由廣州各國商人和澳門葡萄牙捐款60萬銀元“犒賞”英軍，又建議英軍撤出澳門。度路利眼見侵占澳門的目的難以實現，同意將英軍撤出澳門；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退出虎門；十八日、十九日返航印度〔5〕。此事致使中英關係日趨惡化。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年)，新任兩廣總督百齡、廣東巡撫韓崶頒發《民夷交易章程》6款，對中英在廣州的貿易實行嚴格管理，使十三行商人同英國等外國商人的貿易受到更多的限制，而引起英國不滿。從而使十三行商人在兩者夾縫中難以發展而處于困境，紛紛破産倒閉。

　　據有關資料記載，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發生泰和行顔時瑛和裕源行張天球商欠案之後，十三行商日益貧困以至破産的情况時有發生。如萬和行商蔡世文因賠累過多走投無路而自殺；麗泉行商潘長耀因走私羽紗加罰稅餉100倍而陷于困境〔6〕。嘉慶六年(1801年)，粵海關複勒令加征294種貨物稅餉，同年行商的備貢銀由5?5萬兩增至9?5萬兩，負荷頓時加重〔7〕。致使此時更多行商走上破産的道路。據統計，嘉慶五年至六年(1800～1801年)，十三行商僅存8家。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梁經國却于嘉慶十三年(1808年)創立天寶行。

　　梁經國之所以能在行商紛紛倒閉的形勢下創立天寶行，是與他的誠實能于、忠誠老實和馮氏行商的幫助扶持有密切關係的。據梁慶桂《先曾祖左垣光祿公家傳》記載，經國約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入十三行馮氏洋行做夥計，誠實能幹，毫無私心。特別是在馮氏赴外洋的10多年期問，由其一人執掌行商業務，生意仍然蒸蒸日上，頗有贏餘。待馮氏回廣州，經國如數向馮氏交代，使行主十分感激。于是馮氏給予幫助，在之得以請旨創立天寶行，讓其獨立經營。史稱：“嘉慶十三年(1808年)，受行主助，請旨自設天寶行(Tienpow Hong)，獲准，遂得列十三洋行之一。”〔8〕

　　二、在逆境中興盛

　　天寶行創立之後，行商仍然沒有擺脫破産的困境，甚至是每况愈下。此時，行商均處于欠官餉和欠夷款的夾縫中，繼續倒閉破産。例如嘉慶十四年至十五年（1809-1810年）萬成行商人沐士方、會隆行商鄭崇謙、達成行商人倪秉發皆倒閉，被革職和查抄家産，幷從重發放到新疆伊犁充當苦差。而剛剛創建的天寶行，梁經國却以其“實在誠信”的經營方法獨樹一幟，生意興隆。至嘉慶末年，達到鼎盛。具體表現在：

　　第一，取得東印度公司貿易份額幷不斷上升。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十三行商的毛織品貿易，歷來是“派分股數，報行交易，有一行承攬數股者，亦有一行承攬一股半股者，胥視該行是否可信，以定撥貨之多寡”〔9〕。一般來說，只有總商才可取得2份或3份的貿易份額。其他行商多取得1份或半份。作爲剛創立的天寶行，一開始就取得1份額，以後上升到兩份。而且在歷年的茶葉出口貿易中，占有相當的比例。我們將天寶行歷年與東印度公司貿易的毛織品份額及茶葉貿易數量列表，可見一斑。

　　1810~1832年天寶行貿易份額列表

　　*是指各種茶。

　　資料來源：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5、189、205、242、331、351、370、371頁；第4~5卷，第11、75、157、238、273、36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從上表可知，天寶行在與東印度公司貿易的毛織品配額中，多數是在1~2份。這在當時的小行商是少有的。至于工夫茶的貿易額均占各行商貿易總額的8%~10%。〔10〕由于行貿易蒸蒸日上，所以其行商中的地位也不斷上升。從其剛創立後的第三年(1811年)排位倒數第一位，以後逐年上升至1813年的倒數第二位，至1816～1819年的倒數第三位，1821年的倒數第四位，升至1830年、1831年的順數第五位，居10個行商中的中間。說明天寶行旗開得勝，不斷上進，確實是“營業日起，聲譽興隆，天寶行信用日固”〔11〕。

　　第二，承保東印度公司商船數日益增多。

　　按照清政府管理對外貿易的規定，英國等外國商人來廣州對華貿易，必須在廣州十三行商中選擇保商才能進行，所以“他們一到廣州，第一件事就是選擇和安排(或重新安排)他們的保商，保商必是十三行中的一家”〔12〕。天寶行創立不久，于1811年開始，即承充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而且承保的商船不斷增多。據統計，自1811～1833年，天寶行承保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商船，從2艘逐年升至3艘，最後達到5艘。

　　作爲清朝後期創立的行商天寶行後來居上，在短短的20多年光景發展至鼎盛，原因何在?我們認爲有下列三個原因：

　　首先，清政府實行“保商制度”，有利于天寶行的興盛。

　　乾隆元年(1736年)，清政府爲了保證粵海關征得關稅，實行了保商制度。所謂保商制度，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嘉慶十八年(1813年)决定：

　　于行商中擇身家殷實，居心誠篤者，選派一二人，令其總辦洋行事務，率領衆商公平整頓。其所選總商報部存案，遇有選充新商時，即責令通關總散各商公司聯名保結，專案咨部。〔13〕

　　另一內容，是由一二名行商和總散各商擔保“試辦商”入行制，即凡“呈請充商者，該監督察訪得實，准其試辦一二年。果能貿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納稅項不致虧短，即照舊例，一二商取保著充”〔14〕。這種保商和總商制度，既保持了原來行商經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權，又保證了清政府的關稅徵收。但却給新行商一個競爭辦行的良機。天寶行就是利用這個政策，與同泰行聯名保結，發展行務，保障其經營對外貿易的順利開展。

　　其次，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扶持。

　　嘉慶十六年(1811年)，東印度公司給予“六位小行商全部需要幫助，幷用預付款和債款給予支持。委員會爲了支應這預付款，曾經計算上季售出羽紗所收的現款，……總額約??500000元，月息爲1％。小行商在這種情况下過了這個季度……”〔15〕。後來，當小行商不堪賠累和清政府諸多苛索時，印度公司也不斷給小行商以幫助。如嘉慶十八年(1813年)，支付給天寶行2萬兩，以繳納關稅之用；“1814年8月初，一天之內即以總額22?6萬兩供應他們，而在1815年1月，一天之內又以總額23?148萬兩，由他們七人均分，以應支捐稅”〔16〕。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又通過伍浩官給天寶行預借5?8375萬兩和支付欠稅款5?0378萬兩；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又以10萬元支付給天寶行等六個小行商，其中天寶行獲得3?2264萬元〔17〕。道光七年(1827年)，又獲得東印度公司代爲墊支的欠餉款3萬元〔18〕。天寶行就是在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渡過難關，使其商務日益發展，處于繁盛階段。

　　再次，得到清政府的眷顧。

　　清廷官吏視粵海關爲肥缺，又特許行商壟斷對外貿易，自然要行商捐輸，或充盈財政，或中飽私囊。這一點，梁經國是有非常清醒認識的。爲了得到清政府官吏的眷顧，他“寧負餉欠，咎在一身”，踴躍捐輸。例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以武陟興辦大工(河工)，踴躍輸捐，奉旨給帑建坊旌表。同年祝嘉慶六旬萬壽，貢二萬餘兩，爲各行之冠”〔19〕。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獎，幷晋加官銜，“由州同議叙鹽課提舉，加同知銜，再加運司銜，晋加知府銜，叠加道銜，由道銜加1級，請封誥授通奉大夫(文職從二品封階)”〔20〕。這就大大有利于天寶行的發展。

　　同時，梁經國亦十分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的捐輸，從《廣州西關下九甫文瀾書院碑記》可知，天寶行于嘉慶十六年(1811年)7月19日，與其他兩個行商捐款建築公産房屋一所，下九甫南向住屋一所，平排九間各深六進，價值銀8000兩；花園書廳1所，平排4間，各深4進，價值銀3820兩以創建文?書院。又爲澳門重修媽祖閣捐銀105元〔21〕。因此，甚得社會人士的稱道，“由是經國德孚遐邇”〔22〕。這對于天寶的興盛自然是一個有利的因素。

　　三、天寶行的衰落及其家族演變

　　天寶行的創立及興盛好景不常，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年)，就逐步走向衰落了。這同當時廣東十三行的衰落是一致的。

　　嘉慶末年，由于外商鋌而走險，避免納稅而走私鴉片貿易，使報關的正常貿易銳减，加上英國在印度阿薩姆(Assaam)及錫蘭(Ceylon)大量種植茶葉，使廣州茶葉出口貿易日益减少，以至十三行商的貿易大受打擊。天寶行也窘累多年。道光二年(1822年)，天寶行向債權人償還30％～50％的債務，負擔很重；道光四年至道光五年(1824～1825年)，計天寶行欠納進口貨稅款達到9?7262萬兩，道光四年(1824年)，同泰行、達成行相繼破産，因爲天寶行與他們有具結聯保關係而幾乎被拖垮。當年天寶行欠債款達到9?7216萬兩〔23〕。

　　在行務日落西山的情况下，66歲的梁經國于1827年(道光七年)10月，“以年老多病、貿易折閱爲名，禀呈粵海關核准，諉其第三子(應是次子)綸樞換名承禧接辦行務”〔24〕。但當時行商要退出行務，也不是易事。幸好梁經國向粵海關納款3萬元，遂以順利退出行務，交由其次子梁綸樞(又名梁承禧，1789～1877年)接辦行務，支持10多年。梁綸樞接管行務後，爲了取得清政府的支持，于道光八年(1828年)“捐輸河南工費銀九萬五千兩，繇訓導議叙道員職銜”〔25〕。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月，天寶行欠清政府餉銀已達到20?8661862萬兩，占行商欠餉的50％。結果被清政府革去“訓導議叙道員”職銜，幷限一年內繳完欠款。但一年之後，天寶行仍欠餉銀7?3447568萬兩。于是，清政府發出警告：

　　屢催罔應，實屬任意延玩，未便再俟姑容，相應請旨將已革訓導銜天寶行商人梁承禧發交南海縣監追，予限一年，勒令掃數清款，如届期不完，即行奏以定地發遣，未完銀兩，著落各商攤繳。〔26〕

　　由此可見，天寶行已面臨破産的危險。幸好梁綸樞又以調停英法聯軍收回廣州有功，加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本省捐輸海疆經費二萬兩，奉旨議叙道員由海運使銜賞加二品銜，再賞戴花翎(清制：商人獲取官銜以二品爲極限)。從而使天寶行化險爲夷，繼續經營行務，幷在省中建立相當威信，“每有大事，大府造廬諮詢，綸樞于時局利弊，民生病苦，知無不言，言無不中，故爲大府倚畀”〔27〕。

　　鴉片戰爭，中國失敗。英國政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强迫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十三款，其中第五款規定：

　　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清皇帝准以嗣後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28〕

　　這麽一來，行商壟斷經營對外貿易事務的特權被弃除了。直至1856年(清咸豐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同年12月14日夜11時，廣州人民痛恨英國人的侵略行爲，放火焚燒十三夷館，火蔓延至十三行商館。至15日下午5時許，具有170多年歷史的廣東十三行除剩下一棟房子外，全部化爲灰燼。從此，十三行在歷史舞臺中消失了。行商各奔前程，有的變成買辦商人，有的充當外商的雇員，有的轉業他途。而天寶行的後人則弃商從政爲官和弃商從學爲士。

　　梁經國之第四子梁同新(原名梁綸機)，生于嘉慶五年(1800年)，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中戊寅恩科舉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考取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散官授編修，曆充任內閣侍讀、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殿試彌封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提督湖南學政；道光三十年(1850年)，補山東道監察禦史，充會試外簾監試官；咸豐七年(1857年)擢升通政司副使；同年十一月，晋升順天府尹［順天府轄19縣5州，治所在大興縣、宛平縣(今北京市)］，卒于咸豐十年(1860年)。


　　梁肇煌(1827～1887年)，梁同新之次子，字振侯，少年聰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縣試第一名，補縣學生。咸豐元年(1851年)中恩科舉人，咸豐三年(1853年)考取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豐六年(1856年)散官授編修。咸豐九年(1859年)充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大考翰詹欽取二等第六名，授侍講。同治二年(1863年)，補侍讀充講起居注，三年(1864年)，充湖北正考官，同治六年(1867年)，補翰林院侍講侍讀，同治七年(1868年)，補詹事府詹事；同治九年(1870年)，調補順天府尹。光緒五年(1879年)十一月，補福建布政使，因兒女姻親何璨是閩浙總督，而須回避，轉調補江寧布政使，光緒六年(1880年)抵任履新。光緒七年(1881年)，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命梁肇煌總其成治理江南朱家山河工，自浦口至張家堡，接通滁河，共長120多裏，凡二年竣工。使沿河圩田均受其利，而糧艘倉船，亦可由河內通行，農工商賈同享其利。深得左宗棠贊揚，幷向清廷奏知：

　　金陵建設以來，前後水利凡十四宗，??皆乏成績，今睹明效，實貽皖吳百數十年之樂利，厥功以梁藩司爲最，應請從優奬叙。〔29〕

　　梁肇晋(1843～1882年)，字振廉，號少亭，梁同新第三子，同治九年(1870年)鄉試中舉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考取進士，授禮部主事。光緒八年(1882年)病卒。

　　梁慶桂(1856～1931年)，梁肇煌之次子，號小山。光緒二年(1876年)舉于鄉。歷任內閣中書、侍讀。光緒二十年(1894年)參與梁啓超的各省公車上書之事。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參與京師保國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慶桂奉學部命赴美洲籌辦僑民教育。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取道香港經檀香山，三月二日抵達美國三藩市，又到沙加免度(Saermento)、洛杉磯(Los Angeles)、華盛頓(Washington)、紐約(New York)、芝加哥(Chicago)和加拿大的域多利亞(Victoria)、溫哥華(Cancouver)等城市籌辦僑民教育，歷時約一年，至清宣統元年(1909)。宣統二年(1910年)回國。計共辦起僑民學校12所。其後，海外僑校紛紛效法建立，蔚然成風。他對海外華僑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功不可沒。所以，劉伯驥在《美國華僑史》一書給予梁慶桂高度評價，稱梁氏爲華僑教育的開山祖：

　　梁慶桂來美推動僑學，任務非常艱巨，但美洲的僑教，梁氏實爲開山祖。經其一番苦心提倡和鼓勵，造成一種風氣，各埠熱心興學的華僑，遂先後設校。〔30〕

　　與此同時，梁慶桂于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6年)，曾參與向美國收回粵漢鐵路修築權，建樹功勛，被公衆推選爲粵漢鐵路副總辦(其族人梁誠爲總辦)。

　　梁廣照(1877—1951年)，號長明，梁慶桂之長子。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進庠，次年仲冬奉派充肇慶端溪書院監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報捐主事，簽發刑部，旋東渡日本東京法政速成科留學。回國後仍任刑部主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刑部改爲法部，廣照充任法部典獄司主事，宥恤司司副，升授舉叙司員外郎，以主事員外郎總督提牢，總辦??秋審。光緒三十年(1904年)，因美國合興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不遵守與中國原訂承築粵漢鐵路合同，私自以鐵路股份的三分之二賣給比利時公司。廣照得知此事後，奮起具奏，力爭廢約，收回路權。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月，以法部主事身份上諭軍機大臣，條陳粵漢鐵路一事，主張收回粵漢鐵路權自修鐵路。引起全國廢約保路運動。此舉首功實爲梁廣照發端〔31〕。民國改元以後，廣照弃官去東北，後到唐山鐵路學堂任監學及國文教員。之後又南到香港自辦灌根、長明兩所中學，凡15年之久。抗戰勝利後，回廣州任教于廣州私立知用中學及國民大學，1951年卒于廣州。

　　梁方仲(1908～1970年)，原名梁嘉官，是廣照之第三子。193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經濟系，獲學士學位。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後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組從事研究工作。1936年5月，晋升爲副研究員。1937年6月，被派遣赴日本進行學術考察，後因盧溝橋事發，提前于8月回國，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39年9月，曾進入陝甘寧邊區調查解放區的土地情况。1942年晋升爲研究員。1943年，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于1944年10月赴美國哈佛大學做研究工作，被聘爲該校經濟系研究員。1946年，離美赴英國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期間，曾被聘爲中國文化代表團的專員前往法國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第一次大會。1947年離英回國，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8年，因陶孟和所長患病，梁方仲被任命爲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1949年3月，南返應聘爲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被聘爲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幷出任中山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和廣州市政協委員。

　　梁嘉彬(1910～1995年)，梁廣照之第四子。193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回廣州被聘爲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編輯員，專心研究廣東十三行的歷史。1934年寫成《廣東十三行考》一書，于1937年2月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發行。1934年，梁嘉彬赴日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讀書，獲文學博士學位。1945年赴臺灣，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梁嘉彬先生曾賦詩來比喻和紀念天寶行于梁經國之後人爲官爲士的歷程，雲：

　　高祖京兆尹，未餘一粒粟；

　　曾祖布政使，護理兩江督；

　　身後亦蕭條，只剩兩破屋；

　　四世三卿位，粵中一名族；

　　水清濯我纓，水濁不濯足；

　　家貧莫須憂，境苦莫需哭。??〔32〕

　　這是非常確切的。

　　

　　(作者爲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注　釋：

　　〔1〕梁慶桂：《式洪室詩文遺稿》，第34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4年版。?

　　??〔2〕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2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據筆者查閱梁氏族譜，未發現梁經國爲姓馮氏洋行做夥計的記載。故馮氏是何人，待考。

　　〔3〕黃啓臣、陳柏堅：??《廣州外貿史》??(上)，第174頁，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

　　〔4〕《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第11頁。

　　〔5〕肖令裕：??《英吉利記》，轉引《鴉片戰爭》卷1，第23～28頁。

　　〔6〕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147～148頁，國立編譯館1937年版。

　　〔7〕《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一)，第8頁。

　　〔8〕梁嘉彬：??《粱經國傳》，載《史學集刊》第7期。

　　〔9〕《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第17～19頁。

　　〔10〕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第27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1〕梁嘉彬：《梁經國傳》，載《史學棠刊》第7期。

　　〔12〕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84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

　　〔13〕《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9。

　　〔14〕梁廷楠：《粵海關志》，卷25，《行商》。

　　〔15〕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155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6〕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3卷，第220、305、370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7〕同上。

　　〔18〕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第58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9〕梁嘉彬：??《梁經國傳》，載《史學案刊》第7期。

　　〔20〕同上。

　　〔21〕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392、39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梁嘉彬：??《梁經國傳》，載《史學集刊》第7期。

　　〔23〕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第59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4〕梁嘉彬：《梁經國傳》，載《史學集刊》第7期。

　　〔25〕丁仁長、吳道熔：??《宣統番禺縣志》，卷19。

　　〔26〕《清代外交史科》(道光朝三)，第28頁。

　　〔27〕丁仁長、吳道熔：??《宣統番禺縣志》，卷19。

　　〔28〕《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八)，第44頁。

　　〔29〕丁仁長、吳道熔：《宣統番禺縣志》，卷20。

　　〔30〕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9章，《華僑文教傳布》，臺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出版1976年版。

　　〔31〕《德宗景皇帝實錄》，第8册，卷538、574。

　　〔32〕梁慶桂：《式洪室詩文遺稿》，第14頁，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